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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洛川会议。走上抗日前线，头三脚踢得好 1937年7月7日，是中国近代史中极不平凡的日子，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西南郊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借口在所谓的演习中听到一声枪响，并发现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县城搜索，野蛮无理地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卢沟桥事件像一声炸雷，震动了全中国，震动了革命根据地延安。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在延安联名给蒋介石通电，请缨杀敌，为国效命。同时致电第二十九军将领，愿为其后盾，与日寇决一死战，支持他们抵抗日军的侵略。为了动员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发出了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民族危亡，国难当头，徐向前正以满腔热忱、满腔仇恨，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去。在延安窖洞里，他几乎天天都把目光盯在全中国地图上，将日军侵略的势态用蓝笔标志在地图上：北平、天津先后陷落，蓝色的箭头又指向了南口，居庸关和华东的淞沪地区。徐向前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无比愤慨地自语： “企图速战速决，五个月内灭我中华，白日作梦！” 在极其严峻的情势下，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陕西省的洛川，石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徐向前从西路军归来，第一次参加这样高级别的会议。他8月13日从延安出发，沿洛河南下，两天走了90公里，于14日傍晚抵达洛河的中游重镇洛川，住在城关的一所教堂里。因会期和会场都还没有定下来，他和一些领导同志在城里住了8天。洛川的城池虽然不大，可历史比较悠久，早在北魏时就开始设县。抗日战争前，是陕甘宁边区和国民党管辖区的交界地。会址选在洛川东北10多公里的冯家村，此处是延安与西安的中间部位，便于红军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徐向前到了冯家村，住在一户不算富裕也不算穷的农民家里，独门独院，整齐干净。毛泽东住在村西南的村塾学堂，是两孔窑洞，靠路边，一间是卧室，另一间就是会场。 8月22日“洛川会议”正式开会，25日圆满结束，为时4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张国焘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瑞卿、张文彬、肖劲光、林伯渠、徐向前、周建屏、俦钟、周昆等23人。会场挤得满满的，室内只有六七张饭桌、条桌、八仙桌，凳子则有长有方、有高有低，好在大家都苦惯了，比起爬雪山过草地要强多了。 徐向前坐在会场偏后的一条长凳子上，前面是张条桌。他细心地听着张闻天主持会议的讲话，津津有味地聆听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同国民党关系问题、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任务等问题的报告。会议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秦邦宪、彭德怀、朱德、林伯渠、张浩、林彪、凯丰、聂荣臻、张国焘等发了言。大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报告，也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问题，对选择时机分批出兵和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备陕甘宁边区问题等谈了一些不同意见。毛泽东在总结发言时进一步强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作战方针的表述作了一些变更，明确指出：基本的是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他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就是要插杨柳，让老母鸡下蛋。立足自给，吃饱了饭再说。徐向前打心眼里敬重毛泽东，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大会上虽然没有发言，但在别人发言时，他插了一些话。后来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干。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徐向前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徐向前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副书记）。会议的成功，给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生和胜利的希望。 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共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代表叶剑英曾发来电报，经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代表反复努力，终于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是中共中央酝酿很久的一次重大举措。蒋介石此时已为陆海空军大元帅，继颁布《战争指导方案》之后，又于7月22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只允许编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毛泽东主席决定，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在洛川会议结束的当天，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被任命为副师长，在当时曾有一些猜测和传说。有人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始是4个师，徐向前是4位师长之一，谈判时蒋介石只给三个师的编制，编号又都有不很好的背景，才让徐向前当了副师长；还有的说，一二九师的部队有徐向前指挥多年的红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一军，开始就是让他当师长，是他主动提出当副师长的。对于这些议论，徐向前曾实事求是地向部属作过解释，他曾表示，和伯承同志在长征期间相处，相互了解更深了，伯承为人处事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熟思断行，军事理论和指挥能力都相当强。再次与他共事，是很高兴的。他还说：“革命就是为党工作，叫做什么就做什么。党中央叫做的就坚决去做，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为当官的呀。” 根据洛川会议确定的出师三分之二的原则，党中央令八路军总指挥部率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先赴山西抗战；一二九师、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后改为留守兵团）暂不出动，保卫陕甘宁边区。八路军主力部队向山西挺进，需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具体谈判，协商解决行进路线、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一系列棘手问题。8月29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住处找徐向前谈话，说：“你是山西人，同阎锡山是同乡，下一步，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 徐向前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的使命。 洛川会议胜利结束后，参加会议的中共领导和高级将领兵分两路离开冯家村。骑马的骑马，坐车的坐车，一路向北回延安，一路向南去西安和太原。徐向前同朱德乘坐美式捷姆西卡车冒雨赶路。由于连下几天中雨，多旱的黄土地喝足了雨水，往日黄土飞扬的公路也泥泞起来，汽车被陷入泥水中。徐向前、朱德等都下了车，拼命推拉这个庞然大物、只是后轮空转，卷起的泥水向推车人的脸上，身上射过去，个个成了泥人，只好弃车步行。第三天赶到耀县庄里镇的一二○师贺龙、肖克的指挥部，遇到林彪、聂荣臻，次日同行，过渭河，乘火车赴西安。周恩来此时已先到西安。这时，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已为八路军将领安排了去山西的专列。9月5日子夜，徐向前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肖克、程子华及国民党军将领张治中同车去山西。列车在风雨中缓慢地行驶在陇海线上，79公里的路程竟用了几个小时，天亮才赶到潼关。大家下车后，乘船渡过浊浪翻滚的黄河，到达山西境内的风陵渡。 此时徐向前的心境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不同，他默默无语地走着，心潮起伏，无比激动。13年前，他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大业，离开了山西考入广州的黄埔军校，开始了戎马生涯，这十多年来，他征战了大半个中国，如今为了抗日，他又回到了故乡的土地，是命运的安排？是革命的需要？他心里当然明明白白。 徐向前和同志们来到风陵渡车站，阎锡山已派他的上校秘书梁化之站在专列的站台上恭候。这个专列比起陕西安排的专列，显得十分小气，小车头、小车厢、小铁路，简直就是由骑马变成了骑毛驴。心直口快的彭德怀一上车就操着湖南腔数落了一句：“这个老西儿，真会算计！”朱德看了看徐向前，风趣地说；“当心咧，我们这里也有老西儿哩！”小小的车厢里，已不显得局促了，回荡着欢快的笑声。 小火车在南同蒲路上向北行驶。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将，个个显得沉着、干练、没有一点紧张的神态，他们时而谈笑，时而向窗外眺望，从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对未来充满胜利的信心。这同他们在风陵渡看到的兵荒马乱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梁化之仿佛也忘掉了日军已攻陷了张家口，正兵分两路直攻山西大同和太原的险恶形势，被八路军将领所感染，介绍起山西的风俗人情来。6日下午，专列驶进太原车站。 阎锡山没有到车站或宾馆迎接共产党八路军将领的到来，此时他的心境充满矛盾。日军已经打到他的家门口了，一向标榜是山西父母官的他，不抵抗吧，面子上过不去，难向国人交待； 打一家伙吧，又生怕引火烧身，让日本人端了老窝。对八路军在此关键时刻的出现，既欢迎又防备，还要摆出山西“土皇帝”的派头。 9月7日，徐向前跟随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乘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小汽车，在梁化之先导车的引导下一路风驰电掣，来到雁门关以西的阎锡山的岭口行营。阎锡山早已脱去便装，换上军装，大概是由于年轻时就读于日本振武学堂的缘故吧，风纪整洁，坐立笔挺，有股子“武士道”精神。他站在客厅正中，满脸堆笑地握着徐向前的手，一本正经地说：“同乡同乡、欢迎欢迎！”阎锡山之所以能够在山西统治了26年，由清末的八十六标教练官爬上山西都督的宝座，除此人善于政治投机外，利用同乡发展个人势力也是一条重要原因。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挎。”在晋军中，阎锡山以五台为中心向外辐射崞县、定襄、忻州等籍贯的军官为亲信，杨爱源、赵承爱、王靖国、李服膺等将领均属此辈。徐向前和阎锡山同是五台人。徐在东冶镇的永安村，阎在河边村，滹沱河从中流过，两个村庄隔河相望。他未尝不想借国共合作之机，把徐向前拉过去？这个一向耍手腕的两面派，当众曾说，“政治上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而暗地里对部下说：“徐向前缺粮少弹，蒋介石剿了他几年，硬是没有剿垮，你们要多加留意！” 徐向前参加几次周恩来同阎锡山的谈判。每次谈判，周恩来都很重视徐向前的意见，徐向前又都注意准确地把握周恩来的意图。两个人密切配合，使谈判取得了成功。阎锡山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些正当建议和要求。徐向前还参与了帮助阎锡山拟制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疏通阎与第七集团军司令傅作义的关系；到阎锡山的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表抗日演讲，这使阎锡山感到吃惊，他感叹道：“徐向前这样的人才，怎么走到共产党一边去了，不是楚才晋用，而是倒过来啦！” 1937年11月至1938年3月，徐向前率领第一二九师官兵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激战，反“六路围攻”取胜，“反九路围攻”告捷，他亲自指挥的“响堂铺伏击战”震动华北大地，刘伯承师长称赞说：“向前还是当年！” 晚秋的晋北高原，凉风习习，落叶飘飞。日军向晋东的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败退，使这里显得既混乱又阴冷。徐向前在友军活动半个月后，回到八路军总部南茹村。10月26日下午，接到朱德、彭德怀从寿阳景尚村发来的电报，要他率七六九团南下昔阳归建，打击向晋东来犯之敌。这个团是徐向前从鄂豫皖带出的一支老部队。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都是徐向前的部下。鄂豫皖肃反时，陈锡联和另几个人曾因一起买过油饼吃，被人诬为“吃喝委员会”，这在当时是要掉脑袋的。 徐向前对张国焘说：“小鬼们嘴馋，懂得什么‘委员会’”。张国焘听了，警惕地瞪了徐向前一眼，想了片刻，挥挥手说：“那就放了吧！”笔者在为徐向前编写传记的过程中，几次见到老将军陈锡联，每谈到往事时，他总是说“是总指挥救了我”。汪乃贵没文化，说他是个粗人又粗中有细。1988年笔者到武汉征求老将军们对《徐向前传》的意见，年逾八旬的汪乃贵和老伴准备一晚上的发言稿，还像当年接受作战任务那么认真。陈、汪在抗战之初，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徐向前率领他们一路南下。他们在徐向前面前，什么心里话都敢说。陈锡联、汪乃贵告诉徐向前，红军改为八路军，戴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帽徽思想转不过弯来，只给编三个师，红军干部层层下放，师长当了团长，思想上也转不过弯来，上级做了不少工作，情绪才安定下来。徐向前对他俩说：“蒋介石就是那么个人，八路军越多他越害怕，阎锡山也一样。到了山区，你们放开手脚干，独立自主嘛！这是毛主席的主意，对付蒋介石、阎锡山的好办法。” 到五台县永安村附近时，大家都想到徐向前家看看。于是，徐向前就把陈锡联、汪乃贵、范朝利、丁先国几个团干部请到家中吃午饭。这是他入晋后第二次回故乡。一个多月前，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彭雪枫就让他回去看看，彭德怀还送给他六十块钱。阎锡山看在同乡份上，就是在国民党反共剿共最凶的时候，也没到家里找麻烦，这次徐向前回晋是以抗日将领身份出现的，就更不好怠慢，于是，阎锡山派出了他的小汽车送徐向前回五台故乡。两次与家人团聚，都是来去匆匆。这次军情紧急，吃过饭就上路了，投入到晋中地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抗日斗争中去。他把部队分散开来，一营一连，甚至只有几个干部带几个兵，到群众中去宣传抗日，组织武装，几天时间，以石拐镇为中心，辽县、和顺、昔阳以西，平定、寿阳、榆次以南，太谷、祁县、平遥以东，榆社以北，都有徐向前派出的小分队在活动。夜深了，他坐在指挥所的一张条桌前，用铅笔尖拨去油灯上的灯花，火光显得明亮了。他翻开日记本写道：“在游击战争中，应特别着重政治问题……取得群众的拥护与团结群众，游击才能巩固，不然，是无法站住脚的。”是啊！抗日战争就是全民族、全民众的战争，徐向前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之举，给这一地区抗日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于1937年9月，第一一五师挺进晋东北，第一二○师转赴晋西北，第一二九师开赴晋东南。按照毛泽东的战略布置，完成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在平型关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共歼灭日军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支、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10月中旬，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为保卫太原，组织忻口防御作战，从5个军中抽调13个步兵师、5个步兵旅，约13万人担任战役正面，八路军于两翼侧击。日军投入兵力5万余人，在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指挥下，激战20天，中国军队不顾重大伤亡，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使日军伤亡2万余人。此间，一一五师一部向繁峙至平型关一线发起攻击，克复平型关和灵丘，围困代县城，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的日军供应线；一一五师另一部进至广灵、灵丘之间伏击日军运输队，歼敌百余人，缴获大车百余辆和大量弹药给养；一二○师在雁门关黑石头沟地区设伏，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敌汽车数十辆，切断了日军由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一二九师夜袭阳明堡日军前进机场，歼敌百余人，毁伤飞机24架。两次设伏七亘村，共歼日军4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量作战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忻口国民党军的防御作战。 11月至12月中旬，八路军先后在黄崖底、广阳、东封户等地与日军作战，在晋察冀粉碎了日军的“八路围攻”，大量杀伤了敌人。 八路军在山西战略支点的形成和游击战争的顺利展开，对日军的威胁越来越大。因此，日军占领太原之后，便实施战略方向上的转变，把矛头指向八路军的区域。1937年12月22日，日军第二十师团出动步骑兵5000余人，兵分六路，气势汹汹地围攻一二九师。从寿阳县城出动日军2500余人，并配有飞机3架、平射炮、曲射炮10门，向驻松塔的第七七二团发起围攻，另五路分别由平定向西寨；阳家经龙泉、广阳向马坊；榆次、长凝经阔郊向马坊；大谷经范村折向水晶坡；昔阳经关帝庙出击和顺。这五路投入兵力共2500多人，每个方向200—700人不等。妄图实施“围点打援”，一口将七七二团吃掉。 军情十万火急。徐向前将晋冀豫军政学校的教学领导工作交付他人，集中全力和刘伯承一起投入了指挥反六路围攻的战斗。 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的掩护下，敌人轮番向松塔方向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七七二团在团长王近山指挥下，激战两天两夜，毙敌百余人，王近山和部分营连干部负伤，战斗减员60多人，被迫撤到南军城。日军自以为初战得手，攻击越来越猛，采取粘网式战术，故意暴露侧翼，引诱对方出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在危急时刻，徐向前于24日出现在第一线，亲自指挥作战。他识破了敌人的战术，采取了反粘网战术，以正规军和游击队相配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配合，避敌强点，打击弱点，避敌正面，击敌一翼，偷袭疲惫之敌，伏击运动之敌，求得局部歼敌，积小胜为大胜。在他的指挥下，七七二团和平定游击队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虚张声势，诱敌主力，将敌人“粘”住，然后将主力快速、隐蔽地绕到敌人屁股后头，猛攻其背。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日军的飞机大炮失去了用武之地，打得日军既要“抱头”，又要“护尾”，一下子歼敌400多人。在另五个方向上作战的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积极配合、外线出击，毙敌200多人。日军原想在1938年元旦以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围攻，速战速决，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的有生力量，动摇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敌人打错了算盘。他们非但不能速战速决，反倒被八路军、游击队给“粘”住了。时值隆冬，寒气逼人，离开据点的日军夜宿无屋，日食缺粮，地形不熟，士气低落，战至第五天就无法继续打下去了，放火烧了一些村庄，各自向原出击方向败去。 这次胜利，对部队，对群众是个极大的鼓舞，他们以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来了1938年元旦。徐向前应邀出席了辽县各界人士举行的新年宴会。徐向前在宴会上向大家祝酒，阐明共产党的抗日根本战略，介绍人民抗日武装的建设，并用反六路围攻和各次战斗的胜利，说明抗日战争是民众的战争，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军队和民众结合起来，抗战就一定能够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他再一次举起酒杯，坚强有力地说：“希望各界人士支持抗战，同舟共济，渡过难关，保卫华北，保卫山西！” 1938年3月下旬，春风伴着硝烟血雨，吹拂着山西大地。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入晋虽只有半年多，却连续打了几个胜仗。 眼下，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又在研究新的作战方案。他们首先分析了敌情，徐向前指着地图说：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其目的是由晋南渡过黄河，实现战略突破，将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驱逐出晋西、晋东南，以求巩固晋南占领区，稳定后方，使被卷曲的“蛇身”伸展开来，伺机突破黄河天险，实现其与津浦路日军会合陇海路，南取武汉，西夺西安之预定企图。当达此目的，日军继续向黄河各渡口猛犯。邯（郸）长（治）大道和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军大大小小车队，在全副武装的警戒下，日夜运送伤兵和作战物资。刘伯承说：“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我们要再给敌人一次更严厉的打击。”徐向前赞成师长意见，补充说：“选好地点，对敌人的运输队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伏击，包个大馅饺子！”邓小平是前不久石拐镇会议时由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下到师里当政委的，他对此表示赞同。这时，刘伯承接到了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将领会议的通知，他提议：“这一仗由徐向前指挥。” 徐向前住处，便衣侦察组十几个人有农民打扮的，有小贩打扮的，也有的化装成教书先生，很随便地围在徐副师长身边，徐向前说：“还是老话，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现在派你们出去，详细收集日军在黎城至涉县的兵力部署情况，活动规律，为再打一次伏击仗提出详实的报告。”这些侦察员大部分都是红军战士，有的是排干部，有的是连干部。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向徐副师长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两天后，侦察组送来了附有文字说明的报告要图：日军本月上旬在神头岭遭我伏击后，惊魂未定。邯长大道沿线戒备森严。黎城到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头据点，驻兵150多人，涉县守城军增至400多人，黎城千人有余。公路上昼夜有武装军车巡逻，一有风吹草动，就盲目射击，为往返车队壮胆助威。从黎城至涉县的公路约50公里，经东阳关、王后岭、上下弯、响堂铺、河头村、椿树岭、河南店等诸点。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坡度较小，路北下坡到河床。徐向前同旅团指挥员陈赓、陈锡联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为在响堂铺伏击敌人是着好棋。 徐向前说：“这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便于隐蔽，又便于出击，而敌人退无通路，守无凭借，且此地居中，是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人据点增援最远距离，不等敌人增援赶到，我们已打扫完战场了！”他看看邓小平，问：“邓政委，你看如何？” 小平信心百倍地说：“好棋、好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于是，定下了战斗决心：定于3月31日，在响堂铺伏击日军运输队。 3月上旬，一二九师曾决定在神头岭伏击日军，战斗部署下达后，徐向前和邓小平去总部汇报工作，刘伯承留下来指挥作战，在神头岭伏击成功，共歼灭日军步骑兵1500余人，骡马600多匹，轻重武器一批。战斗结束后，部队转移到下良以南地区休整，总结作战经验，表彰作战有功人员。刚刚打了个大胜仗的干部战士，听说又要伏击敌人，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徐向前和邓小平决心完成刘伯承临行前交待的作战任务。 26日，徐向前和邓小平率部队从下良出发东移。几天来，春雨夹着清雪下个不停，道路泥泞，寒气逼人，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在风雨中前进。30日晚饭后，部队带着一日干粮，从秋树垣、马家峪、庙上村三个集结地域开始向响堂铺进发。徐向前命令各团：（1）31日拂晓前进入阵地；（2）严密封锁消息，做好隐蔽、伪装和防空；（3）由干部组织良好的观察，对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出准确判断；（4）以电话和确实的徒步通信保证联络畅通；（5）机关有关部门准备好打扫战场，收集战利品和收容救治伤员。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命令，把伏击部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必胜的整体。 午夜后至黎明前，部队在黑暗中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伏击地域。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的杨家山、江家庄一线展开；七七一团在正面的宽漳、后宽漳一线展开，陈赓的旅指挥所在该团阵地后侧开设；七七二团在马家拐展开，徐向前的师指挥所就设在该团左前方。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徐向前守着电话机，和战士们一道忍受着寒冷和潮湿，等待着一场战斗的到来。 天亮了，但仍见不到太阳，设伏地域静得出奇。突然电话铃响了，徐向前一把抓起听筒，传来了陈赓的声音：“七七二团报告，东阳关之敌200余人进入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陈赓指挥作战一向是比较沉着老练的，但像今天这样大的伏击战对他来说并不多见。他判断，可能敌人在某一点上发现了我设伏企图，欲从右翼侧击，迂回包抄，断我后路。他请示徐向前：“是不是把主力撤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徐向前一面要他通知部队继续观察，绝对隐蔽，一面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是敌人发现了设伏企图而将计就计，包抄后路，那是很危险的，这就应该撤出阵地，放弃这次战斗或别作他图；如果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失掉胜利的机会，那等于不战而败。 电话铃又响了，“撤不撤？”陈赓的声音很急。徐向前还是以稳对急，要他“冷静一点”。此时，陈赓已把埋伏在路南的两个连悄悄地撤到了路北，以防不测。 指挥所里，大家都紧张地注视着徐向前。徐向前则注视着地图自语道：“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造也。”他断定：情报不可靠。如果敌人发现设伏企图，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来“打草惊蛇”。他拿起电话对陈赓说：“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得变更。部队不能动，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先不要向下传。” 徐向前放下电话，对参谋说：“你们注意，敌情没搞清之前，不要向邓政委报告。我们在前面，不能报告不明不白的情况，给他出难题。”接着，他派身边两名最得力的参谋前出东阳关和苏家蛟方向探听虚实，他叮嘱道：“一定要把情况搞确实，快去快回！” 参谋出发了，指挥所又恢复了平静，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徐向前拿出大烟斗，装满一锅烟丝，用手压了压，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叭哒叭哒地抽起来，红红的烟火，随着吱吱的响声闪耀着。他看看表，时针已指向6时30分。 上午8时刚过，参谋回来了，笑呵呵地向徐向前报告：东阳关方向之敌无异常动静，前沿警戒分队观察到的“敌骑兵”，只不过是老百姓赶的几头毛驴。徐向前听了汇报，也不由自主地笑了，笑得那么开心，那么自信：“好！太好了！”他一把抓起电话，将所发生的情况向邓小平政委作了报告，并告诉他：“仗是可以打的！” 钓鱼的人，最兴奋的时刻是鱼儿咬钩；捕鸟的人，最兴奋的时刻是鸟儿贴网；打猎的人，最兴奋的时刻是野兽入围。打伏击战的人，最兴奋的时刻当然是敌人钻进口袋。 8时30分，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队两个汽车中队的180多辆汽车摆成2公里的长蛇阵，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路段开来。敌人仗着车多人多火力强，一路威风，一路尘扬，9时左右，完全进入伏击的口袋。徐向前一声令下：“打！狠狠地打！”顷刻间，轻重火器一齐开火，爆炸声震得地动山摇，车队的头尾已燃起熊熊大火，整个车队前逃受阻，后退无路，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晕头转向。战士们一个个从冰冷的掩体冲杀出来，与顽敌展开肉搏战，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逞凶一时的侵略者一个个倒在血泊中。驻在东阳关和涉县的鬼子兵急忙出援，遭到打援部队的迎头痛击，又慌慌张张地龟缩回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毙伤敌400多人，击毁汽车180多辆，八路军战士和民兵将缴获的大量作战物资用车拉、马驮、手提、肩扛，迅速退出伏击战场。这时，日军10多架战斗轰炸机出现在响堂铺上空，对爬卧在公路上的一辆辆残破的汽车狂轰滥炸，徐向前带着部队已全部转移到秋树垣等安全地带，干部战士像看大戏一样观赏日军飞机炸日军汽车，爱开玩笑的陈赓风趣地说：“好！炸得好！这不是打我们的，是给死鬼子吊丧的。”山谷里回荡着徐向前从心窝里迸发出的胜利喜悦： 巍巍太行起狼烟，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旋。 …… 胜利的消息闪电般地传到第二战区东路军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正在沁县城东南的小东岭村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一一五师、一二九师的负责干部，山西第三行政公署专员兼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薄一波，以及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曾万钟、第九十四师师长朱怀冰等三十多人。朱德当即决定邀请与会的国民党将领到响堂铺参观。十几天前，徐向前到总部开会时，曾受朱德之意，去拜访了曾万钟军长，徐向前针对曾军长不敢把部队分散去打游击，怕把老本丢了的思想顾虑，向他介绍了一二九师入晋以来打游击的经验。 徐向前说：“在日寇长驱直入，深入内地的形势下，游击战是甚为有效的形式。反六路围攻如果不是游击战争，没有游击队的配合和群众的支持，是难以取胜的。把正规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不仅不会削弱，相反，还会不断发展壮大。” 曾万钟军长细心地听着，徐向前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他，向他建议：“曾将军不妨一试。” 百闻不如一见。曾将军站在一处高地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浓烟滚滚的响堂铺战场，紧紧握着徐向前的手说：“贵军如此善战，令人钦佩，可敬可贺！” 老战友刘伯承向他道贺说：“向前还是当年之勇，沉着果断！” 山谷中传出伟人们的胜利笑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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