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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延安。毛泽东派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新校长办校有方 沂蒙山区的初夏，缺水的大地降了几场中雨，田野里麦浪滚滚，一座又一座的山峰丘岭披上了绿装。战火夺去了无数战士和老百姓的生命，夺取了无数绿色的生命，但坚强的中国人民，辽阔的中国大地，并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征服，仍在顽强地战斗着。 徐向前在临沂至孟良崮之间的青驼寺指挥所，接到中央的电报通知，要他回延安准备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在齐鲁大地战斗了一年多，这里的战友，这里的百姓，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同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向朱瑞和黎玉同志交待完工作，于1940年6月7日带着一个警卫连、一名医生，走出青驼寺，踏上了重返延安的战斗旅程。 何以称之为“战斗旅程”？从山东沂蒙山区到延安，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坐上汽车、火车，不过三五天的事，要是坐飞机，就更快了。可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中，这一段路程可不容易。 徐向前和他带领的50多人，经过200多天的艰难跋涉，于1941年元旦前夕才到达延安。为了参加党的七大，来自几个抗日根据地的代表中，竟有几十人没有到达延安就在同日伪的遭遇战中，长眠在漫漫旅途中了。徐向前一行一路走下去，经常与敌人遭遇，在枪林弹雨中冲过一道道封锁线，用老帅自己的话说：“走得并不顺当！” 经过几天的行军，徐向前和护送他的警卫连进入了新泰地区，津浦铁路从这里穿过，铁路两侧明碉暗堡林立，鬼子的巡逻队严密监视这条大动脉，过铁路就是过封锁线。夜深了，徐向前一行在老交通的引导下，选择敌人的薄弱处开始通过封锁线。警卫连按前三角战术展开，将徐向前置于绝对安全的“空心”部位。尽管特别小心、快捷，还是被伪军发现了。敌人的探照灯光柱扫过大地，接着就是一排排子弹射过来，一部分战士在连长的指挥下护送徐向前飞速跃过铁路，指导员指挥战斗分队向敌人猛烈还击，把敌火力全部吸引过来，边打边交替向前跃进，尾随前头分队迅速向山区转移。惊恐万状的伪军并不知虚实，追了一段后才发现离开铁路和根据地仅几百米了，便慌忙后撤，生怕被八路军吃掉。 徐向前到达泰安县境时，将护送他的连队干部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沂蒙山区的抗日斗争需要你们，我身边留一个警卫班就够了。连长、指导员不肯回去，坚持要送徐向前到延安，直到徐向前下了命令，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返回。 继续向西行进，在肥城地区，碰上敌人“扫荡”，前进受阻。 徐向前决定同鲁西部队一起投入反“扫荡”斗争。他们时而甩掉敌人，时而又突然向鬼子的薄弱部位狠狠地打一家伙，打打转转，转转打打，一打一转就是二十多天。当时正是雨季，敌人在泥水中拖得精疲力竭，只好退回据点。徐向前开始向梁山地区进发。 几场大雨，使东平湖水暴涨，水面宽达10多公里。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梁山好汉们的天下，如今成了八路军一展雄风之地，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徐向前一行乘上一条小木船渡过东平湖，穿过梁山地区，到达郓城、鄄城一带鲁西军区司令部，在这里见到了军区政委肖华和宋任穷。徐向前和宋任穷在南宫一别已经一年多，如果是在今天，一定要好好聚一聚、谈一谈，可在那时不允许，国民党顽军石友三部一次又一次地袭击八路军。朱德、彭德怀虽然致电蒋介石，要求将石部调至洛阳整训，但蒋迟迟不批。徐向前和肖华、宋任穷一见面就得跟部队东奔西跑，转了好一阵子。在冀鲁边见到了军分区司令员孟庆山。这里稍平静一些，孟庆山请求徐向前给干部讲讲抗战形势，多住几天养养身子。一天，徐向前刚端起饭碗，只听外面说说笑笑来了不少人，原来是韩先楚、古大存等新四军和华南地区的七大代表路过这里，男男女女40多人，好不热闹。第二天，中央来电，要徐向前负责带队，将这些代表带到延安。 徐向前的队伍由10多人猛增到50多人，从冀鲁豫边向延安出发，要两渡黄河，还有大大小小的河流川溪，要躲开敌人的据点，避免与敌遭遇，保证七大代表的安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在鲁西，由孟庆山派部队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形成一条安全走廊，使徐向前一行顺利渡过黄河。进入冀东南边界后，当地交通选择了大名和金滩镇之间的卫河拐弯处准备过河。这里离敌人据点比较远，避开了轻重机枪的射程，但由于人员较多，分几批渡河，被一个据点的敌人发现了。他们用迫击炮向渡河点射击，炮弹一发接一发地落在渡船附近，巨大的水柱溅起一丈多高。有几位同志被弹片擦伤，大家一边互相包扎伤口，一边拼命向北岸划水。突然一发炮弹呼啸着落在小船右舷不远处的水中，炮弹爆炸时掀起的波浪差点把小船打翻，就在这一瞬间，坐在左舷的华南代表，一位大学教授不幸落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全体人员渡过卫河之后，敌人停止了炮击。徐向前选择了一片芦苇荡，让大家稳定一下情绪，清点人数，组织护理伤员，继续前进。他对那位不幸牺牲的教授，表示惋惜！ 雨季提前到来，太行山的山洪像脱缰的野马，奔腾着、咆哮着注入漳河，使原先并不宽的河面，成了一片汪洋。没有桥梁，没有渡船，好在河水不深，徐向前只好让护送的连队找了一些绳子，再将这些绳子三股合为一股，横跨漳河两岸。每隔几米就站立一名健壮的战士，将缆绳拖起，形成一道水上长廊、人们涉入齐腰深的河水中，双手抓紧绳子，从激流中拼搏过去。这时在冀南的高厚良按徐向前的安排，亲自带上警卫分队迎接并安排代表们到威县以南的一个比较安全的村庄里休息。一年前，徐向前曾在这一地区战斗过，如今路过此地，看到的是队伍更壮大了，平原游击战越打越顺手了，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在这里停留一个多星期，受伤的同志基本痊愈了，便告别高厚良和他的部队，从邢台、邯郸间的永年地段穿过京广线，连夜通过敌封锁沟，向巍巍太行山前进。 金秋，是收获的季节，农民在春天播下的种子，到这个时候，已是果实累累了。英雄的八路军将士们，也迎来了自己的收获。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自8月20日开始，到9月10日结束，已胜利完成交通破击战，摧毁正太铁路的任务，使日伪的交通命脉受到无情的分割，第二阶段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各兵团正扩大战果，连续破击交通线、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敌人据点。徐向前一行抵达辽县八路军总部后，见到了正在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彭总向徐向前介绍战役进展的情况后说：“徐总，你离开一二九师一年多了，我也要去那里研究一下作战，我们一块去看看。”这也正是徐向前想说又不便说的事。他怕影响彭总指挥，怕给师里的同志增添负担。听彭德怀说要去“研究作战”，就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在一二九师部，徐向前见到了刘伯承、邓小平和陈赓，他们对副师长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虽然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帅，可此时此地，互相握手、拍打、谈笑，简直就成了一群天真无邪的少年。徐向前提出要到前沿去看看离别一年多的一二九师官兵，彭、刘、邓满口答应，都说一路去。陈赓的部队正在攻打一个山头，日军死守这个高地，双方打得很激烈。日军火力甚强，居高临下，凭险扼守。八路军英勇顽强，轮番冲锋，久攻不克。彭德怀火了，骂道“这群小鬼子，都是他妈婊子养的，我让你好好尝尝八路的厉害！”于是，给陈赓所部下了死命令：“用牙啃也要把这个山头啃下来，非攻下不可！”最后小鬼子实在坚持不住了，部队终于将鲜艳的军旗插上山头。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到12月5日基本结束，八路军参战的号称一百个团，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人，缴各种炮53门，长短枪5800支（挺），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八路军自身伤亡1．7万余人。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 徐向前重返延安的后三个月旅程，都是在百团大战期间走过来的。走走停停，敲敲打打。徐向前同彭德怀在一起，一转就是一个月。当战斗紧张气氛稍一缓解，他便告别彭总，继续西行，由祁县、崞县之间渡过汾河，经交城地区沿吕梁山脉行进，至军渡坐船过黄河。此时的黄土高原已入冬季，纷纷扬扬的雪花，把大地染成一片银白。 风雨冰雪，枪林弹雨，艰难行程数千公里，历时200天，徐向前回到了延安，回到了党中央的所在地。开始，他被安排在小砭沟北面的一座窑洞里，左邻右舍住着傅钟、黄克诚和张经武等。毛泽东听说徐向前已顺利回到延安，便告诉秘书：要尽快安排向前同志来我这里，谈谈山东的情况。徐向前也很想早点见到毛泽东。一天下午，在杨家岭窖洞里，毛泽东接见了徐向前。毛泽东紧紧握着徐向前的手说：“向前同志，一路辛苦了。”他从徐向前的头一直看到脚，再从脚下看到头，似乎又记起徐向前从西路军回来时，他对徐向前说过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那句话。转眼三年过去了，徐向前真像一只大母鸡呢！他从冀南到山东，又参加造就了近10万大军。谈话中，徐向前向毛泽东面交了朱瑞给党中央的关于山东一年情况的一封长信。毛泽东没有马上看信，还是认真地倾听徐向前谈山东的情况。两个人谈得十分高兴。毛泽东对山东的局势是比较了解的，听了徐向前的汇报，掰着手指说：山东是我们重要战略支点之一，不论现阶段还是将来的战略反攻阶段，对整个战局都有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它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枢纽；将来，它是我军反攻东北的战略基地。徐向前认为毛泽东高屋见瓴的分析十分正确。他一边点头，一边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着。毛泽东特别强调说：山东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日作战，反顽斗争，巩固政权，贯彻了中央的方针。问题是不能右倾，不能顾虑重重，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说到这，毛泽东做了一个自捆手脚的动作，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接着说：群众的发动要大大深入，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的关系应更好地协调，反顽斗争要坚持两面政策，既要有打，也要有拉。一打一拉本是蒋介石对付我们共产党的手段，我们现在拿过来对付沈鸿烈、秦启荣这些摩擦反共专家，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接着，毛泽东告诉徐向前：七大哪一天召开还没确定，要他先休息，看看文件，抽时间给大家介绍介绍敌后的情况。在徐向前告辞时，毛泽东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现在住小砭沟是吗？”徐向前答：“是”。毛泽东“噢”了一声。 几天后，中央机关将徐向前接到了王家坪大院。朱德、叶剑英等都住在这里。王家坪环境幽静，树木多些，虽然都已落叶，但株株挺拔，充满生机。 光阴似箭，一转眼徐向前在延安住了两年多。其间，有一次他去给派往山东的干部介绍情况，他骑的马在途中受惊，嘶叫狂跳，徐向前摔断了左腿胫骨，治疗半年才痊愈。这时七大尚未召开，代表们仍在分批向延安集中。为了做好迎接党的七大的思想准备，中央决定先组织高级干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徐向前同叶剑英、李涛、边章等编在高级研究组。1942年5月，党中央决定统一晋西北和陕甘宁两地区的军事指挥，在延安设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任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样，原先还准备返回山东的徐向前，就留在了延安。 贺龙和徐向前，原先一个是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一个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现在成了正副职。两个人都把精力放在部队建设上，一面参加整风学习，一面组织大生产；一面抓部队训练，一面指挥边区部队同国民党军的摩擦进行斗争。有时两个人抽出空闲也聊聊天，关系融洽，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1943年初春的一天，徐向前正在王震指挥的三五九旅审查生产规划，检查春耕准备情况，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找他谈话。徐向前告别王震，快马加鞭回延安，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见徐向前风尘仆仆地赶来。赶忙递给他一支香烟，开门见山地说：“向前同志，今天请你来，是交给你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徐向前眼睛一亮，脱口问了一句：“是让我上前线啦！太好了。”毛泽东夹着香烟的大手在空中一摆，一缕淡蓝的烟在空中留下一条斜杠，这条用烟划出的杠杠，已否定了徐向前的猜测。 毛泽东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治军先治校，要办好军校，第一重要的是选好校长。他对徐向前说：抗大总校要从邢台搬回来，同第三分校合并到一块，规模办大些，校址在绥德口，目的是大量培训干部，为抗日战争战略反攻作准备。抗大缺个校长，林彪从红大就是校长，名义上没变，可是他去一一五师快6年了。党中央决定，要你代理抗大校长。对此，徐向前感到很突然。他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忙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 毛泽东的目光落在徐向前身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十分信任地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当过先生，又是黄埔生，指挥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有作战经验，办学校还会有什么困难吗？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嘛”。 徐向前不由自主地点点头。毛泽东笑着继续说：“你去了先抓组织，搞个核心领导小组，具体工作叫何长工他们管。” 徐向前表示：“既然组织定了，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适人选，再接换我。” 毛泽东接着又强调了办学的任务和要求：抗大现在的任务是，培养干部，准备反攻。第一，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组织党员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倾向，同党一条心，而不是半条心。第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教职员工有好几千人，要吃要穿要住，怎么办？应像边区部队一样，自己挖窑洞，种粮、种菜、纺线、织布，边学习，边生产。自力更生，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们。第三，审查干部巩固内部。主要是清查内奸，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毛泽东最后说：“教学要采取启发式，反对注入式；要讨论式，不要搞‘先生’一言堂。向前同志，这些你是知道的，就算‘老生常谈’喽！” 抗大，全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开始创办时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林彪，政治委员由毛泽东兼任，教育长罗瑞卿，党总支部书记莫文骅。这所学校于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旧庙前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并讲了话。1937年春，中央军委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将抗日红军大学正式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部也由瓦窖堡迁到延安。校长仍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后副主任莫文骅接任），训练部长刘亚楼，校务部长杨立三，以后相继在抗大任过领导职务的还有张际春、胡耀邦、许光达、陈伯钧、滕代远、何长工等。抗大从成立到1943年已培训了八期学员，其中毕业学员已达1万多人。先后成立的12所分校，分布在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培养了7万多学员，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战争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指挥员。 1943年3月中旬，徐向前离开延安，到绥德走马上任。走了4天的山路后，绥德出现在眼前。何长工派人将徐向前接到西山寺抗大校部。徐向前握着何长工的手说：“长工同志，你是办校专家呀！从井冈山的教导队到今天的抗大，可谓‘桃李满天下’了。”何长工笑着说：“说不上桃李满天下，毛主席让我办教导队，我就去办教导队。毛主席让我办抗大，我就来办抗大了。毛主席派你来主管抗大工作，我一定尽心尽力，共同把学校办好。” 过了些时候，李井泉也到任了。中央任命徐向前为校长，李井泉为政治委员，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陈奇涵为教育长，徐文烈为政治部主任。抗大的领导班子正式组成了。 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对抗大进行整编，端正思想，建家立业。“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党中央和毛泽东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付诸实施。徐向前本着“精兵简政”的原则和教学需求，对抗大进行了整编机构、统一编制、调配干部、充实教学第一线的工作。校部机关力求短小、精干，除政治工作专设政治部外，教学工作只设军事教育科、政治教育科，后勤工作只设供给处、卫生处，科、处均直属校首长领导。学员编5个大队，46个队。大队设大队长、政治委员、政治处。队设队长、指导员。不论大队或队的领导干部，都一身二职，既是领导，又是教员。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学校干部和教员仍缺额很多，不得不从学员中调任一些，从延安编余干部中又补充一部分适合做院校工作的干部。 端正学员的思想，培养抗大校风，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环节。徐向前上任后，一面建校一面招生，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从前线来的，有从后方来的；有从敌占区来的青年学生，有从各根据地，来的青年学生；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军队干部也有地方干部；有男学员、也有女学员。一批批涌入抗大，多达6000余人。人多，各种想法也多。有的对办院校，培养储备干部，准备反攻的战略思想不理解，片面认为前方打仗光彩照人，入校学习脸上无光；有的看到学校白手起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毕业期限，心里凉了半截。针对这些思想，徐向前和抗大校领导人决定，要在全校首先开展端正入学态度的专题教育，要求学员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思想沟通，互相学习，相互尊重，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徐向前一有空就到学员队，与学员们谈心。一些来自敌占区的学员说：到抗大的第一课是端正了我们的思想，时间不长，胜读十年书啊！ 抗大，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训练器材，都是十分困难的。 全校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边学习，一边建立革命家业。学员大队分驻在绥德、清涧、瓦窑堡、子洲等地区。窑洞自己挖，课堂自己盖，粮食蔬菜自己生产。徐向前身体弱，腿脚行动不便，仍跟学员一道劳动。经过半年多的辛勤努力，全校共挖窖洞200多眼，大大小小的课堂遍布七沟八岭；新开荒的土地上长出了玉米和谷子。学校还开办了合作社、油坊、豆腐坊和磨坊，养了成群的猪和羊，全年收入近300万元，改善了办学条件。 整编机构、端正思想、建家立业，既保证了办学，改善了学员生活，又提高了抗大的战斗力。这时，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令胡宗南集中重兵压向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号召军民齐动员，加强自卫备战，随时准备粉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徐向前组织抗大教职员工，边教学边投入到紧张的自卫备战中。学员都发了枪，按一线、二线的防御作战梯次配备。 米脂为一线，绥德为二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由于边区军民准备充分，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终被击退。 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的第二件大事，是进行整风审干、开展大生产运动。全党整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延安整风，是从1942年初开始的，取得了不少经验，是全党的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抗大的整风审干怎么搞？徐向前和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徐文烈等正开会进行研究。徐向前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抗大的整风，要稳不要急。 其目的是通过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学员的马列主义水平，使我们的思想方法和世界观来一个彻底的转变。结合整风学习，对干部进行必要的审查，弄清一些人的问题，该使用的大胆使用，该处理的就处理，这对保证党和军队的纯洁性是完全必要的。会议还对学校加强整风学习的领导，设立抗大总学习委员会给中央写了报告。经中央批准，校领导及各大队政委参加抗大总学习委员会，徐向前任书记。日常的学习领导工作由李井泉和徐文烈负责。总学委于1943年8月14日发出了《关于学校整风学习的决定》，要求把“清算思想，清算历史，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四种工作有机地密切地配合进行”。抗大的整风审干运动在全校各大队、各学员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抗大的整风审干是在前几个月的整编和整顿的基础上展开的。校的各级领导对学员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认为绝大多数学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有问题的只是极少数。因此，学校在运动之初强调把文件学好，从上到下普遍学习《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文件和文章，提高思想认识，消除顾虑观望，提高对运动重要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在学习领会文件的基础上，运动比较健康地转入对照检查阶段。有的学员们自觉地清算自己的错误思想，有的学员主动交待历史问题，每个人都开始写自传，向组织亮底交心。在这段时间里，用徐向前的话说：“领导思想比较清醒，方针和方法比较对头，因而没有出现原则性的偏差。” 然而，由于我们党内始终存在着“左”与右的两种倾向，经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影响党的工作。从1943年10月中旬开始，抗大的整风审干滑向了“左”的一边。党内的“运动专家”康生派整风审干工作组进驻抗大，搞“逼、供、信”，独断专行，指导运动，根本不把抗大学委会放在眼里，大抓什么“红旗党”，搞“抢救失足者”运动。偏偏在这时徐向前被召到延安，同林彪、张宗逊一道主持练兵，毛泽东还亲自到练兵现场看望过徐向前等同志。徐向前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兵上，而抗大整风则偏离了正确方向。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此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抗大整风被弄得一塌糊涂。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602人，占本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57．2％。干部队共有496人，特务和特嫌分子竟有372人，占57％以上，真是骇人听闻！ 12月间，毛泽东发现了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倾向，及时作了纠偏的指示。抗大的“审干”运动才急忙刹车，开始转入纠偏、甄别阶段。那时我在延安按照中央的指示，准备七大的材料，无法抽身回绥德去。抗大的甄别平反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主持，他们经常派人来向我汇报。1944年7月，我写信给李、何二同志，向他们通报了延安甄别平反的进展情况，对抗大甄别平反，提出了我的看法。基本意思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错的要大胆纠正，不要有顾虑，同时要耐心做好善后工作。这项工作，细致而复杂，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才算完成。 民以食为天。抗大学员当然也不可抗拒这规律。他们一边开展整风运动，一边掀起大生产运动。半天整风，半天生产，有不少人则是一边写检查、一边搞生产。1944年金秋时节，抗大农田丰收，蔬菜肉食自给自足，创收4．76亿元，比1943年增长160倍。当学校整风审干得到纠正后，学校立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 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的第三件大事，是组织学员转入正课学习。抗大第八期教育计划，是在徐向前到绥德不久就着手制定了，但因校领导对计划几经讨论研究，反复修改多次，再加上整风审干等诸多因素，到1944年6月才正式颁发。徐向前在颁发教学计划的大会上向教职员工讲了这个计划的总方针和教学原则，他说：“第八期教育计划的总方针仍是毛主席的三句话，这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里面，政治、军事、作风都有了，是一个完整的教育方针，完全符合抗大培养干部的目的和要求。”徐向前讲话，作报告总是不急不慢，一句接一句，让人听起来很有节奏，记录也不难。他接着说：“关于教学原则，我们从实际出发，参照抗大建校以来前七期的教学经验，提出七条原则，第一，根据敌后作战的需要决定教学内容；第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照顾对象的特点，要因人施教；第三，军事、政治、文化教学既要按比例，又要相互结合；第四，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第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第六，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第七，坚持教学上的群众路线。”徐向前讲得口干舌燥，一阵干咳，头上渗出了豆粒大的汗珠，他喝口水，静一静，继续往下讲。他不喜欢长篇大论说空话，却爱把问题说透，说得条理。 在徐向前领导制定抗大教育计划时，同志们最关心的，谈论最多的是抗日战争何时转入总反攻阶段。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徐向前预感到两三年内必有大变化。因此，他们把抗大第八期的学制暂定为两年。预科一年，主要学习政治文化，占全年教学日的70％；军事占30％，主要是掌握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本科一年，转入以学军事为主，根据各大队学员的不同基础，设置不同的军事课程，军事占70％，政治和文化则降为30％。两年学制，军事、政治、文化课程的比例是符合抗大学员的实际和对日作战的需要的。 拼命工作，勤于思考，是徐向前的作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终究又把自己累倒了。1944年7月，他突然患肋膜炎，整天发高烧，在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两个多月才退烧。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没能出席党的七大，抗大后期的工作由李井泉、何长工、彭绍辉等负责，徐向前自己说：“我只是挂名的校长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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