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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中国任武官，卢沟桥畔起狼烟； 兵民血肉筑长城，沃伦万里闯险关。 1935年7月7日，史迪威上校到达北平。不管中国局势如何，他一到这里就感到安稳、幽静，似乎身处世界上最优美、大度的地方。15年前他到这里的第一印象立刻又浮现在脑海里。 现在，他是武官，美国驻华使馆的重要成员，身份和15年前大不一样了。他的住所是一座有百年历史的宅院，里边有许多小套院和红漆柱子，原来是为广州总督建造的。里边客厅宽敞，史迪威请人画了一幅中国山水画，挂在客厅的墙上，还购买了一些蒙古鞍毯、慈禧太后穿过的一件华丽的罩袍，以及一些珍宝、古董，陈设在客厅里。他喜欢收藏象牙扇柄的扇子，威妮也喜欢。 在社交方面，史迪威不以身份的升高而有变化。他避而不去北京俱乐部，那里的常客也不认为他是“自己人”。可是，他与作过慈禧太后宫女的一位满族皇亲——一位杰出的、有教养的女人相处融洽。史迪威的家人也常招待她。还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经营玉器的商人“翡翠乔”等各色人物，是他家的常客。 7月6日，史迪威到达北平的前一天，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全部承诺日方的无理要求：撤消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东北军第51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3团，撤免抗日的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禁止一切反日团体活动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它使中国丧失了河北省的大部分主权，日军在华北的势力更加扩大，活动更加肆无忌惮。 日本军人在大街上横行霸道，用枪托子驱赶路边的中国人，向其傀儡行政长官发号施令，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气势汹汹的声明，大吹大擂其领导亚洲各国的“神圣使命”。显然，中国被日本征服的情况比史迫感所估量的要严重得多。与此同时，中国平民乃至官员的反蒋情绪也在增长。对日本和蒋介石同样反感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就公开拒绝奉者蒋命令撤离河北省的中央军通过山东地界。爱国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被留在平津维持有名无实的中国主权，每天遭到日本人的侮辱，愤懑不已。甚至胡适教授也对美国人说，国民党“已经死了，但是尚未埋葬，而一切没有埋葬的东西，都会给活着的人们制造麻烦”。 史迪威在使馆的顶头上司，是纳尔逊·T·詹森大使，一位48岁的、健壮的中产阶级人士。他1907年到中国学习语言，开始外交生涯，在汉口、重庆等城市出任过领事，1925年晋升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1927年曾拒绝驻华公使敦促美国插手反对国民党人的要求，1929年再次到中国出任公使。他是第一位会讲汉语的驻华大使，对中国有广博的了解。他的座右铭是道教的一句格言“无为而无不为”，无论走到哪里，他总是自己书写好这几个字，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也许由于都是务实的人，史迪威和他有一见如故之感。美国军界颇有造诣的语言学家戴维·包瑞德上尉，是史迪威的助理武官。他们三位对中国文化、中国人都有独到的见解。每每在一起谈论起来都很愉快。 南京国民党政府极力想使各国公使馆迁人南京，以显示外国承认这个政权是稳定的。但北平的外国公使大多不想去那座泥泞的城市。政府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仍是可疑的。但各国都在南京设立了由领事或代办主持的办事处进行工作。史迪威到北平时，英美两国为了不让日本在南京的外交级别高出一头，也都把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9月，詹森率全体馆员到了南京，止或以大便身份举行了递交国书仪式。史迪威身着白色军服，佩戴着各种奖章，看上去文质彬彬，是个极其英俊的武官。第二年北平使馆所在地成了美国总领事馆，但史迪威被留了下来。因为美国认为，从军事角度考虑，继续注视华北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 1935年10月，美国大西洋舰队旗舰“奥古斯塔号”到泰国进行正式访问。史迪威的职务包括兼驻泰国武官，于是搭乘旗舰入曼谷湾登陆，到了这个东南亚唯一的独立国家。泰国原名暹罗，从16世纪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到19世纪末，由于成了英、法殖民地之间的“缓冲国”而保持了独立地位。1939年5月改国名为泰国。它的西邻是缅甸，1858年被英国侵占，被划成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它的东邻是柬埔寨，也是亚洲的一个古老国家，1363年被法国侵占。所以泰国的战略地位很重要，但此前的几位武官都不曾来过这里。这次泰国王室隆重接待了“奥古斯塔号”旗舰上下来的一行人，并第一次见到了美国武官。史迪威除参加宴会、社交聚会和王室人物会见外，还参观了步兵、骑兵和防空部队，编写了一份关于泰国陆军训练、编制和防御能力的详细报告。这是他作为武官要观察、研究驻在国的军事能力和意图的必尽职责。 史迪威自泰国返回北平时，已进入初冬的11月。日本在平津非军事区以北集结了重兵，对宋哲元将军施加压力，要他宣布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和山东等5省脱离南京政府，以完成日军割取华北之计划。宋哲元这次奉南京政府旨意，在日本压力下依从了。但是，他并没有屈服，他指望南京能作出抵抗的决定，但蒋介石却按兵不动。 此时，美国使馆看到，蒋介石不敢冒险同日本对抗，而宋子文却对报界说：“是抗战的时候了，即使战败，也胜过不战而放弃一切。”史迪威问詹森大使怎么看？得到的答复是：蒋宋二人意见相左，美国的政策要看哪一种意见取胜而定。 日军肆无忌惮，在平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进行恫吓。11月25日，国民党专员、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日本要宋哲元12月10日前宣布“华北自治”。中国人的怒火骤然爆发出来了！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抗日游行。史迪威观察到了这个如“五四运动”一般的“一二九运动”。当时路旁的行人，都为游行的学生们鼓掌，一同高呼抗日口号，好多人不顾军警的阻拦加入了游行的队伍，甚至连黄包车夫也振臂高呼起被禁止的抗日救国口号。这次游行立即扩大到全国各大城市，势不可当。向南京政府请愿的学生们，乘上京沪线火车，沿途劝说人们迫使政府立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几个月里，北方民众中出现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救亡联盟”等抗日救国团体。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在各阶层民众中广为传播，并受到热烈拥护。 史迪威在这期间，不断看到《大公报》等中、英文报纸上有关红军长征的报道。1935年底，他着手整理了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小册子，也给别的武官看过。1936年2月，英国大使馆在一项照会中，还专就史迪威提供的小册子“很有意思”，表示感谢。史迪威当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但他熟悉并同情中国农民的苦难，所以他把共产党的出现，看作是农民遭受压迫的结果。小册子中有这样的话： 由于受饥荒、旱灾和沉重的租税、利息的压力，中间人 和地主的压榨，他们自然要奋起改变所有制，这就使他们成 了共产党人——至少这是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的领袖采纳了 共产党的方法和口号，但是，真正追求的，是在合理的条件 下拥有土地。 史迪威的资料，大部分来自报纸，也有他的朋友提供的。当时他在西点军校的校友、驻天津第15步兵团团长林奇上校曾对他说，1932年他从菲律宾来中国休假，在江西看到了共产党军队，他们不抓壮了，却给士兵发饷，而且不允许他们欺压老百姓，这种做法与南京政府控制下的地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还有一位副领事，说他在云南看到长征的共产党军队士气高昂，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目标一致。虽然他们装备简陋，吃不饱饭，疲惫不堪，但他们是由经历过艰难困苦磨练过的人领导的，他们作为一个组织，表现出了自太平军以来不曾有过的献身精神和无私品德。 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红军长征到陕北，和陕北红军会师的13000人，以“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东渡黄河，在山西汾离公路南侧的石楼、隰县城郊和中阳县关上村的战斗中，歼灭阎锡山的两个团又两个营，并在孝义县兑九峪地区打退阎锡山的反击。随后红军在晋西北、晋南、晋东南的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历时两个多月，歼敌约7个团，扩大红军8000人，胜利回师陕北。 3月末，史迪威到太原和汾阳调查了这次军事行动。他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说，红军是在“寻找维持生存的新地盘”。他还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搞得很好。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大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然而却把政府军吓得要死。” 史迪威还发现了共产党丢下的传单、布告、宣言，强调他们代表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了“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政策方面有了“不废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欢迎华侨资本家到根据地去发展工业”，“成立国防政府”等条文。史迪威认为，他们知道民族战争比阶级战争的号召力大，而且能使他们和北方人接近。 詹森大使预料，中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发展，“将是迫使日本使用武力的因素，这也就会使世界各国再次陷入尴尬境地”。但是，蒋介石知道，同日本人促和必将危及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授人以柄，使共产党人和他的其他许多对手能鼓动国人反对他。南方的李宗仁、白崇禧集团已经在利用采取抗日行动的要求作为借口，再次企图赶他下台。所以，蒋介石在私下里也谈论武装抵抗日本，用意是指望美国提早而不是过晚地给他援助。这时，詹森听到了蒋介石给他捎的口信，说他的政策是继续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詹森说，必须马上查实这种意图的虚实、真伪，免得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怎么查实呢？史迪威认为，看看他们是否在进行对日作战准备就会清楚。这差事自然又落到史迪威身上了。 史迪威的第一站，是到广西会见李宗仁。他先到了广州，视察了军官学校，发觉毫无抗日准备的迹象。后乘江轮到梧州，再乘坐长途汽车前往南宁会晤了李宗仁。了解到确有蔡廷锴、程潜等一批将领要求蒋介石武装抵抗日本的进攻。 第二次出差，是了解扬子江北军队的部署情况，由此可以估计出中国政府是否在准备进行认真的军事抵抗。史迪威到了徐州、开封和洛阳，又返回徐州，乘大运河的货船北上。在观察了部队位置，辨明部队番号以后，他在报告中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计划地作抗击日军进一步蚕食的防御部署。没有增加兵力，没有训练和调动。”他断定：中国政府“根本没有作任何准备”。这份报告正本发给了军事情报部，詹森大使把抄件送给了国务卿。然而，史迪威由此对蒋介石的所谓军事才干更加藐视。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蒋介石，可能就没打算采取什么行动，若不然就 是他对准备用第一流的部队打仗的含义全然不知……如果他 真的打算沿着陇海路作战，那他要么是个大笨蛋，因为到现 在尚未做好准备；要么是个傻瓜，因为他自以为打响以后可 以立即投入战斗并能阻止住敌军。若蒋真想坚守陇海线，应 加国铁路，在南边铺设支线。在铁路以南地区修建公路网。但 是现在未采取任何行动。 为了对中国军事力量作出估计，史迪威还在7月、9月两次去南京调查研究。他视察了步校和炮校，结识了后来成为他的祸根的何应钦。他估计中央政府的军队（不含非正规军）总共130万人，地方军队36万人。现有36名德国教官在黄埔军校任教，并通过他们的关系办妥了购买德国武器的交易。然而，史迪威认为，由于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仍然无法把中国军队统一整编为国民军。蒋介石不是摧毁旧事物的活动家，他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只是保持一切的保守者。 史迪威在南方，在中原，在南京都找不出蒋介石要对日本进行武装抵抗的迹象，最后又到了长春，见了“满洲国”的外交部长，日本人大桥先生。大桥对史迪威说，他们在阻止俄国实现把亚洲赤化的目标，这是日本面临的一场“极大的危机”，必须在今后三五年作出决断。这时是1936年9月。 由以上各方面看来，蒋介石给詹森的口信，证明完全是谎话。10月，蒋介石调兵遣将，准备对共产党人发动第六次围剿时，要求美国劝说日本对他不要采取什么行动。同时，一个中国上校带着上司的建议找到史迪威，说“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是能够制止日本的”，否则，日本终将控制中国的资源，这将有损于美国。对此史迪威在报告中说，“看来这再次表明，中国总想让别人来干他们不敢干的事”，或者说“他们不打算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抵抗日本”。史迪威再次断定，“无为”代表了一些中国人的特性，他们天生讨厌影响正常生活的事件。这话听来尖酸刻薄，但确实道出了当时蒋介石及其政府的真相。 1936年12月蒋介石到西安去发动第六次“围剿”，指挥这次M围剿的总司令张学良和东北军不想打共产党。因为他们是被日本人强占了家乡的流浪者，他们要夺回自己的家乡，蒋介石却逼迫他们去打共产党。于是，12月12日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果断扣押了蒋介石的“西安事变”。 在蒋介石命运未卜时，外国武官们奉命赶到洛阳。史迪威是在圣诞节那天到洛阳的，正好蒋介石乘飞机也到了洛阳。使全世界都大吃一惊的是，扣押他的张学良将军也一起到了洛阳。蒋介石的声望提高了，而张学良却被软禁起来。 西安事变后出现的民族团结与合作的迹象，使西方人印象良好。共产党的部队编成了隶属南京中央政府的第八路军，并在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延安的报刊也可以在各地发行了。 詹森大使的报告，使华盛顿认为，中国“为实现政权民主化的真正努力终于开始”。但是，史迪威对“西安事变”后出现和解的表面现象没有这样乐观。1937年初，他对中国形势的估量是：“目前中国关于民主的议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南京政府）将推行拖延政策，硬说正在准备战斗，其实并不想打……”史迪威又写道：“中国十分软弱无力，对付日本的本钱，仅有地广人多和仇视。中国既没有领袖、士气、团结、弹药，又没有统一筹划的军训。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可以封锁中国的港口。” 史迪威在此期间，对中国军事，包括红军的作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使他看到了中国人的天资和潜力，加强了对中国改变现状的信心。1937年6月，他和法国武官上校动身去绥远、内蒙古等地考察，然后步行到平汉线上返回北京。 1937年7月7日，史迪威的武官处得到一个通知：日军今晚在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第二天清早，武官处获悉，中日军队开枪打炮，发生了冲突。武官助理包瑞德少校和戈特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他们看到一排日军守着一具日军尸体。中国守军说日军开炮轰击了宛平城，要中国守军交出枪杀日军的中国军官。宛平守军指挥官拒绝日军提出的条件。双方正举行谈判。史迪威已获悉，大批关东军正穿过长城。他和包瑞德一致认为，日军要采取行动强占华北了。后来事实证明，这就是中日战争的开端。 第三天，史迪威乘车去宛平，突然遇到中日双方的猛烈交火，转头回到了北平。他立即组织了情报小组，密切注意战局变化和日军动向（他的儿子小乔也是情报员之一）。他为了便于让全世界及时了解日军侵略关内的真相，把武官处发往美国军事情报部的报告，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供记者翻阅。 南京的沉默使史迪威感到没有指望。但蒋介石的庐山讲话，宣布在华北不能再放弃阵地，并说同日方达成任何解决协议，都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已忍无可忍，必须进行武装抵抗了。北平人听过广播后激动不已，敲锣打鼓上大街游行，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不幸的是，这股热情随后又平静下来。史迪威感到愤怒的是，日军已犯下种种罪行，美国政府却迟迟不表态。日军已控制了北平，只在城外还有宋哲元的部队进行英勇抵抗。威妮到秦皇岛去送大女儿、二女儿回美国，要到8月才回来。史迪威孤独一人，情绪抑郁，认为华北算是完了！ 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天津，重点却是南开大学。这和日军过去打朝鲜时一样，始终是有计划地破坏民族觉悟的源泉——学校。日军还在通往天坛的路上伏击了一支中国部队，史迪威和包瑞德一起到现场观察，看到30卡车的中国士兵全被打死，无一人幸免。与此同时，驻通县的伪保安队听说中国军队打了胜仗，信以为真，于是杀了大批日本官员和傀儡官员，但是随后便被日军的增援部队消灭了。整个通县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全撤走了，日军成了这里的“主人”。史迪威对中国政府缺乏统、的防御政策和计划感到失望。中央政府、蒋委员长这时方调集兵力进行作战了。两广部队愿效力中央，白崇禧到南京担任了参谋总部次长，大批川军正开往前线，共产党的部队编为第八路军，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已在陕西誓师，正向华北敌后挺进。 9月24日，日军占领保定。3万日军兽性大发，在保定恣意烧杀奸淫抢掠长达一周之久。日本兵像鬣狗般的凶残，越是得手越发贪婪嗜血。9月25日，八路军的第115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1000多人、打了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一个胜仗，人民受到振奋，蒋委员长也给予褒奖。这也引起了史迪威的注意，认为共产党掌握了确实值得研究的战术。几个月后，史迪威同到过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并随军转战几个月的史沫特莱，花了整整半天时间，探讨、分析平型关战役和八路军的高超战术。 8月中旬开始的上海保卫战，整整打了3个月，打破了日军要3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使全世界关注中国。中国被看成是在为民主国家而战，大批记者拥到中国来采访这场战争。蒋介石的目的本来就是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他调重兵保卫南京，设想南京有外国使馆，会把外国牵扯到战争中来。然而，在中国实际出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大撤退。 在北平，史迪威不得不同日本占领军打交道。为此，他从东京借调了一名语言教官——马克斯韦尔·泰勒上尉（后来曾任美军参谋长）。在日军占领张家口后，他们两个人在日军大佐陪同下前往张家口参观。史迪威提出了一些令对方难堪的问题，被铃木将军轰出了办公室。他怒不可遏！后来，日军飞机在美国使馆上空150英尺的低空盘旋，进行恫吓，他被气得暴跳如雷。只是出于职责需要，在泰勒劝说下，他才违心地面带笑容同对方交往。史迪威难以忍受这种屈辱，一再要求华盛顿对日施加压力。然而这不但毫无结果，还接到了陆军部转来的指示：“切勿采取任何会使我们卷入战争的行动。”并按这个指示精神，撤销监视日军调动情况的观察站。不久，日军又安排美方人员到城外参观，日方特意通知史迪威说，邀请的人员名单中没有他。史迪威在给美国的大女儿、二女儿的信中说：“我自7月8日以来发泄的怨恨，加在一起，足以浮起一艘战列舰。” 进入9月前后，每天都有成批的外国人员家属离开中国回国。美国国务院唯恐美国侨民发生意外，鼓励侨民回国。9月7日，总统颁布命令，要全体美国侨民离开中国。同时，国务院和海军部也命令所属人员的家属全部回国。但是，陆军部却没有给史迪威下达任何这类指示，他的家属—一他的两个女儿后来又从美国来到中国同他们在一起——一直呆在中国，直到他1939年离任回国。 1937年12月，史迪威离开北平，乘船从海上绕过山东半岛，然后由陇海线到郑州，再向南到达汉口。从南京迁来的国民党政府和各外交使团都在这里。在此后的8个月当中，这里是中国的首都。蒋介石把他的总部设在武昌，外交使团挤在汉口江畔租界区的几幢洋楼里。美国海军长江巡逻队的旗舰“吕宋号”停泊在江边。市区一片混乱。 史迪威到达汉口一周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人想就此胁迫中国结束战争。他们实行的残酷杀戮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中国，认为与其毁灭不如同日本言和的人大有人在，其中有的是政府官员，后来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就是他们的代表。但不容许投降，反对与日本达成和解的占大多数。史迪威写道：“蒋介石无法罢手。他向全国发出过号召，全国人民作出了响应，现在不得不继续打下去。”17日，蒋委员长公开重申全力以赴继续抗战。他说：“日本的军事力量终有枯竭之日，到那时，中国就能取得胜利。”这时，日本在大陆上的兵力已超过100万人。詹森大使说：“中国现政府既不能同日本媾和，也不能同日本决战。” 12日，发生了日本飞机袭击美国停在长江的“帕奈号”炮舰事件。舰长等48人负伤，2人死亡。史迪威坐立不安，焦急万分。因为他的助理武官罗伯茨上尉正在舰上。但直到下午他才得知罗伯茨平安无恙，而且当舰队长负伤后，他代理指挥，领着水兵们上岸，表现不错。日本随后就“帕奈号”事件表示了歉意。史迪威见政府不再追究日本人，怨恨、抑郁的心情更加重了。 由于中国军政部不准史迪威到前线去，只准他在汉口，他得不到关于战局的任何可靠的情报，派到战场上去的助手也搞不到任何东西，他的“醋性子”发作得特别厉害。他正式请求外交部允许他到前线去看看，仍未获准，只有怒气冲冲地呆在汉口。他有个黑封皮的小本子叫“伤感簿”，专门记载令他不快之事。而这一段的不快一个连一个，“伤感簿”差不多要记满了。 令史迪威开心的是，他竟和15年前的老相识冯玉祥将军在武汉重逢了！冯是来找他的“把兄弟”老蒋，要求改组政府，让共产党人入阁。他们谈得很痛快，史迪威写道：“这个老家伙看上去身体挺好，满怀希望，说他还能继续打半年仗。”当时，史沫特莱在援华委员会工作，到了武汉。史迪威常去找她谈论共产党人的情况。有一天，她正往一辆卡车上装东西，史迪威问她装的是什么？她说：“药品。”史迪威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国际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堆满了新运来的药品，其中还有新的黄胺药品。”他让史沫特莱到仓库里去要一些来，给她喜欢的军队去用。 史迪威就在这时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在汉口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周恩来向他讲了共产党、毛泽东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的方针，八路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与意义，这些对史迪威是完全生疏的。叶剑英知道他是自北平来的，告诉他八路军的贺龙将军在晋西北，刘伯承将军在晋东南，还有聂荣臻部、肖克部、吕正操部，在晋察冀三省广大地区、平津保城市周围收复了国民党军队丢掉的国土，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北平西山门头沟一带都在八路军手里。听到这些，史迪威感到亲切、振奋。他曾听说，叶剑英年轻时曾是孙中山的警卫上校，是东洋式“刺杀”冠军。作为军人，史迪威对周、叶都怀有敬意。他们一道进餐后，史迪威深感共产党领导人“谈吐坦率，举止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同国民党身着毛领大衣、脚穿踢马刺靴的新式拿破仑们形成鲜明对照……那帮家伙一个个装腔作势，盛气凌人”。他后来总是说，周恩来仪表英俊，很有涵养，文质彬彬，深得外国人喜爱。提到叶剑英，他总是说，同大多数红军战士一样是好样的，稳重，才干超群。同这些为中国革命的理想奋斗而没有被权力腐蚀的热诚而精力充沛的人交谈后，史迪威感到他们同国民党将军那类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 当史迪威获准可以到外地去时，他先到了江西和湖南，发现前线已经沉寂下来，但没有一处在进行和谈。后来，他又到了河南的第32军军长商震那里，并随他到了徐州，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前线部队，但他马上又产生了悲观情绪，因为他们毫无进攻的打算。他抱怨“蒋介石根本不是个军人”。后来在汉口他第一次见到了从华北八路军中归来的卡尔逊。卡尔逊撰写的关于八路军的报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逊十分钦佩朱德总司令和八路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史迪威一样，厌恶国民党官员的萎靡不振。两个人都认为，南京的失陷，中国的惨败，“主要原因是国民党行政腐败”，“他们对祖国的前途毫无责任感”。 1938年开春，史迪威听了周恩来赞扬第13军在南口的战绩后，要去安徽前线参观汤恩伯将军指挥的这个军。但是陆军部电令他立即到兰州去了解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情况并写出报告。这要取消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争得的去安徽前线的机会，他发怒了，他提出种种借口直到几乎违抗命令的地步。陆军部电告他，这是总统要求做的。总统要知道从各种渠道，包括从香港、印度支那、缅甸以及从俄国经由陆路运往中国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史迪威知道这个背景后才不再争辩，只得在去往兰州的途中度过他的55岁生日。 他先乘火车到西安，前往七贤庄拜访了八路军办事处，找了西安城里的传教士，查清八路军从未得到过俄国的一枪一弹，对于俄国援助蒋介石军火也一无所知。然后他乘长途汽车经过四五天的颠簸赶到兰州。这里有很多白俄，他搜寻各种线索，买通俄国宾馆的雇员以获悉俄军到达的人数。他询问哨兵、警察、公共汽车司机、旅馆老板、侍者、甘肃省政府主席及其秘书以及藏族翻译、汽车销售商、中国军官、飞行学员、蒙古族人。虽然史迪威的活动受到限制，谈话被人偷听，但他还是观察了飞机场，弄清了俄军提供的飞机有300架，其中30架停在基地里供训练飞行员使用。他还搜集了运送弹药和燃料的车辆的数目，然后根据行车距离和往返时间估计出一个月的运输量。总的说，运输量同经海路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史迪威断定，这条线路主要是防备广州陷落后作为一条应急补给线的。 4月15日，史迪威回到汉口。由于中国军队在台儿庄第一次打了大胜仗，全国人民高兴得发狂，把过去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台儿庄是日军向徐州推进必经的一个小镇。在桂系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这场战斗共打了17天，日军伤亡16000人，损失40辆坦克、70辆装甲车、100辆汽车和许多大炮。这是日军现代化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大惨败。在大战中汤恩伯那个军是增援部队，打得很好，史迪威如果不去兰州，正好同他们在一起。但他和一些支持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认为中国没有乘胜追击，已经丧失了良好战机。他对参谋次长白崇禧说：“中国人永远听不进发动进攻的主张！” 史迪威到台儿庄现场参观时，同李宗仁谈了话。坦率地抨击了不乘胜追击，向日军发动进攻，就想以拖垮日军而取胜的想法，认为中国抗战的前途令人悲观。李宗仁对这位美军上校的看法印象很深，他要史迪威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笔贷款，以使中国购买作战物资。李宗仁恳切地说，帮助中国可使美国自身取得可靠的保障。到8月30日，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洛辛·巴克拜访史迪威，了解中国的军事形势，史迪威陈述了李宗仁将军的观点，巴克随后在给财政部长摩根索的报告中写道： ……史迪威上校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政府应奉行 更加积极的政策。我国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帮助中 国，对我们本国也是一种很好的防御措施，这比我们仅仅生 产本国需要的国防设备要好得多。即使把生产本国防务装备 费用中极小的一部分提供给中国，起的作用也会大得多。 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史迪威的观点，认为“我们太平洋地区保住民主政府的可能性只有一点点了”。他力促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供贷款。1938年12月，美国政府通过进出口银行安排了2500万美元贷款。所以，就在这个月的最后几天，蒋介石夫妇接见了史迪威，赞许他办了一件大事！ 台儿庄大战胜利后，中国的对日作战使美国产生了深刻印象。记者、传教士和其他观察家，都集中宣传中国值得赞扬的方面，只字不提中国的缺点和弊病。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成了被理想化的形象。《时代》杂志把“蒋委员长夫妇”的照片刊登在一期封面上，称为被选就的“1937年夫妇”。该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生于中国，父母都是传教士，他崇拜蒋介石夫妇不是偶然的。而封面上这对夫妇清高地凝视着前方，表情严肃而从容，博得了读者的赞扬。 台儿庄大战后，日军重新发起进攻，5月底，徐州失守。同时日军另一路部队从华北南下，企图在开封以北强渡黄河。整个中原地区，包括武汉本身面临危险。蒋介石这时不是组织军队进行抵抗，而是孤注一掷，不计后果地求助于黄河。他命令商震将军在日军先头部队过河后，立即炸毁郑州大堤。后来商震对史迪威说，蒋三番五次打电话催问，督令执行。商震一直拖到他的部队撤到安全地带后才炸堤。炸药爆炸了！目击者都惊骇万分。当时在场的杰克·贝尔登报道说：“混浊的河水涌过黄河故道，卷起巨大的旋涡，翻腾着冲击堤坝上炸开的缺口。突然，随着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河水冲开缺口，汹涌地冲向地势低洼的地区，咆哮着向东奔人大海。11座城镇、4000座村庄被淹没，3个省的庄稼和农田被毁坏，200万人流离失所，四散逃荒。日军暂时被挡住了，而在这片幅员辽阔的灾区里，又积起干百万平民百姓对蒋氏政府新的仇恨！” 1938年8月，日军决定向汉口推进。史迪威是从北平回到汉口的。共产党人要求政府动员15万工人、学生和市民青年组成一支部队，由一批“革命觉悟最高的青年担任先锋”。但蒋介石根本不相信在日军进攻下能守住武汉三镇，更不希望看到一支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人骨干队伍，此事只好作罢。史迪威悟出了蒋介石的战略：宁愿拖垮敌人，不同日军交锋。中国的防御战节节失利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史迪威同英、法武官，还有位曾在西班牙采访过一年的摄影记者卡帕一道前往前线。但英国武官中途告辞了，法国武官染上了痢疾，返回汉口不久就死了。史迪威和卡帕连夜朝前走，离前线越近，受到的欢迎越热烈。他们爬上一座高山，沿长江朝德安方向眺望，发现士兵从湖的后边拖出各种各样的大炮，说是拖到可以使用的地方去。史迪威后来到了那支炮兵部队，参观了一个75毫米口径的火炮群，官兵们告诉他，不敢拿出来用，因为拿出来就可能失掉它们。史迪威感叹道：“要等到战争结束后，就什么用也没有了！”他们参加过上海战役、徐州战役，但没开过一炮。 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空军身上，但空军一直不中用。驾驶员和领航员，是从知识层挑选来的，他们缺乏尚武精神，伯在同日军作战中牺牲。1937年，蒋介石聘请美国著名战斗机驾驶员陈纳德上尉来为他筹建空军。陈纳德因耳聋和有意见分歧而从美国空军退役。陈纳德很得蒋介石的赏识，1938年晋升为中国空军上校，开始实施一项建设机场的庞大计划。但他培训驾驶员的工作不怎么成功，于是回美国招募雇佣兵，组织一支志愿军，以保卫中国领空。 蒋夫人宋美龄是在汉口坚持到“最后一刻”的人之一。9月间史迪威拜访过她，发现她“非常有魅力，聪明，待人诚挚”。虽然她承认自己说了许多宣传性的话，但是，她工作干得很出色。那次会见后，史迪威给她送去了一束鲜花。 10月，史迪威又前往华南前线。步行15里，到王亮峙上校的指挥所里，观看了德安争夺战。那场战斗打了5天。起初王上校控制着一个高地，后来被迫撤进城里，战斗继续逐屋进行。王上校到夜间带领一批人，穿过狭窄的街道，袭击日军。战斗一直打到后半夜和第二天。他的部队原来1500人，但撤离战场时，只剩下不到400人了。史迪威通过观察这一类战斗，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说，中国的防御战术，肯定会造成不必要的失败。中国军队缺少飞机、坦克和大炮，遇到日军的这些武器时，只敷衍了事地抵抗一下，就轻易放弃了阵地。中国最大的失策是没有利用自己最大的财富——人力。中国士兵的素质极好，但他们遭到愚蠢的领导人的贻误和背弃。史迪威推论说：“假如让中国士兵吃饱，供给他们精良的武器和装备，好好关心他们……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在10月21日至25日这5天时间里，日军不仅占了汉口，而且占领了中国最后一个出海口广州。史迪威不在汉口，没有目睹日军入城。他离开汉口到了长沙商震的司令部里。长沙是新防线的中枢。但战局变化不定，他和前线部队、外国同僚、记者和大溃败中流离失所的人一道转移。 来自广州、南京、徐州等城市的人群、货物和各种设备，天天往大后方转移。人们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长途跋涉。纤夫们弓着腰，背着沉重的纤绳，顶着湍急的江水，拖着船穿过一座又一座峡谷。大学的教职员工、学生，兵工厂的工人，农村的苦力，形成长长短短、各有重负的大迁徙的队伍。中国劳工、普通民众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使史迪威惊叹不已。 史迪威和中国部队的几个师保持着联系，和指挥官们研究战局发展，在混乱中弄清真实情况。他们一起向南走，经过衡阳到了广西的桂林。他发现这样走要等到1939年2月才能到重庆，这是不行的。于是，设法在一辆小汽车上弄了个座位，沿着唯一的一条汽车公路，经过贵州，抵达重庆。因为他将在1939年5月结束任期，在重庆停留的时间不过十来天。 重庆是座有500年历史的名城，如今是中国的首都。应史迪威的要求，蒋介石定于12月28日会见他。这次会见仅有15分钟，但蒋氏夫妇是愉快的。史迪威也说：“非常融洽，两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史迪威回到北平以后，把照片挂在了卧室的显眼处。 1938年的最后一天，史迪威乘飞机离开重庆到达昆明。昆明已是中国的空军基地，是滇缅公路的起点。他下榻于湖宾饭店，晚上同陈纳德共进晚餐，彻夜长谈。 1939年1月，史迪威心绪安定之后，在给陆军情报部的报告中认为，美日之间爆发战争势不可免，在这个前提下，中美是盟友的关系。他概述了对中国领导人蒋介石的看法。他写道：“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本人直接造成的。”其原因，史迪威认为，在于蒋介石总是怀疑有人反对他，不信赖自己的部下，不想让部下掌握应有的权力，而总是把尽可能多的指挥权握在自己手里。他“首先考虑的是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资，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从来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给各师使用，因为他不希望自己手里的任何东西被别人拿走，他只让各个师有机枪和迫击炮……他总是盘算着如何把军备省下来，留待将来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胁时使用”。当然，这些情况主要是史迪威观察和体验到的，有的则是蒋的部下的抱怨。他所以坦率直言给陆军部，是他的职责使然。他对中国军队的评价是肯定的，他认为，中国军队如果能得到美国的充分帮助，是能够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的。 史迪威在日本占领的北平生活，十分烦恼，他很少离开自己的宅院。但是，他的懂日语的助手，坚持要他拜会一次日本的同村将军，认为这是不可少的外交礼节。他勉强去了，回来便列了一张日军素质优劣对照表，长处列了6点，列出的缺点却有26条，其中不少条是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会有同感的。然而，使史迪威精神上真正受折磨的是美国政府在日本侵略面前的消极被动态度。例如，美国仍在向日本出售废铁，他所希望的那种行动协调一致的军事抵抗始终没有出现。 1939年5月，又一个美好的春天，史迪威离开他最钟爱的中国古都北平。依依惜别之情，在他心底深处掀起层层涟漪。他们一家人从天津乘船前往塘沽，同行的还有使馆馆员的妻子埃德蒙·克拉布夫人。当他们要在甲板上打开午餐篮子准备聚餐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具溺死的男尸从船旁漂过，那具男尸的双手还紧紧地抱着一个淹死的孩子，孩子身上系着一块船民用作救生工具的木板……。大家默然无语，收拾起午餐食品，回船舱里去了。正是：渤海湾里远航船，血雨腥风不扬帆；京华四年转眼过，再见京华难上难。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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