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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重组远征军，誓将顽石点成金； 卡城会议定大计，再遇苛责备含辛。 由于“黑色星期五”使反攻缅甸的计划搁浅，史迪威对蒋介石更为不满。但是，他接受了马歇尔要他“忍耐和宽容”的劝告，强压住心头的愤怒，继续全身心地投入了整编、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的工作。 他向宋子文递交了一份计划，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继续加强兰姆加尔的训练工作，包括再向中国驻印军增派1个师，组建装甲兵和无线电通讯学校等；第二，建立利多基地，以作为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出发地和后勤供应站，并为修筑中印公路做好准备；第三，向云南集结30个师的中国军队，并进行整编、训练和换装，以建立另一支重要的突击力量；第四，整编中国空军，并准备在桂林地区再装备第一批30个陆军师。史迪威关注的重点是云南部队的整训工作。 在部署原定的反攻战役过程中，中国方面已向滇西地区调集了部分部队，并已原则同意整训30个师的计划。这支部队的主力仍被定名为中国远征军。但是，这30个师究竟包括哪些部队，何时集结完毕，何时开训和具体的训练计划，都还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答复。 接受30个师的美械装备，对蒋介石无疑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但其中也确有不少棘手问题。首先，从蒋介石内心来说，这30个师的美械装备最好是全部都交给他的嫡系中央军，但这必然会招致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因此，他必须既掌握住多数装备，同时又要摆平各方面的关系。其次，云南是地方实力派龙云的地盘，他历来对中央军入滇抱有戒心。这回，如此大批的部队集结于云南，龙云也不是很容易对付的。同时，远征军最高指挥官的人选也是个极为关键的问题。30个美械装备师对中国未来的军事和政治都会发生重要影响，大权旁落是不行的，即使嫡系之中也有亲疏远近之别。蒋介石最初仍想让杜聿明或罗卓英掌握远征军，被史迪威坚决拒绝。最后，他伺意了史迪威建议的人选，调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 陈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高级将领之一，他和何应钦可以说是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左右手，但两个人之间又存有很深的介蒂。何应钦在地位上和资历上都略高于陈诚，但陈诚却雄心勃勃，不断扩充实力，大有压过何应钦的势头。许多人只把参谋总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看成是当家理事的“何婆婆”，而把第6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当作军事上的“第二号人物”。陈诚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又不像有些人那样唯唯诺诺，而是颇有心计和才干的一个人物。 史迪威和陈诚并无深交，只是1938年在武汉时看到了他指挥的武汉保卫战。当时史迪威即认为，陈诚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强有力和最令人感兴趣”的将军。史迪威了解到，何应钦对军队的整编十分消极，他曾在日记里把何应钦比喻为橄榄球赛中的“阻挡后卫”，似乎他的任务就是抱人、拉人、拖住人的后腿；而陈诚却是比较赞成实行军事改革的。因此，史迪威很希望由陈诚来执掌远征军，这一方面可以使整训较为顺利；另一方面又可以与何应钦相抗衡。 何应钦听到这一消息后如芒刺在背，若是陈诚掌握了这30个师，无疑将对他构成巨大威胁。他找到蒋介石，推荐由他的亲信刘峙取代陈诚。刘峙在抗战初期是著名的“长腿将军”，遭到全国舆论的唾骂，从那以后一直未受重用，此时正担任重庆卫戍司令。蒋介石并非不信任刘峙，而是深知此人的无能，他对何应钦的推荐十分恼火，斥责说：“怎么能拿如此严重的形势开玩笑？在这样的危机里你怎么还要玩弄手腕？”为了打消各种势力对远征军指挥权的觊觎，蒋介石还是决定选择陈诚。 由于这些复杂的背景和过程，史迪威对陈诚的任命感到非常高兴，把这当成了抑制何应钦的重大胜利。 1943年1月17日，陈诚从湖北前线回到重庆。第二天，史迪威便和宋子文一起，同陈诚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远征军的整编和训练计划。会议延续了4天，三人就一些主要问题达成共识。经过4天的会议，史迪威对陈诚有了初步了解，他认为：“这个人看起来是通情达理的，肯定将掌握指挥权。他对美国的援助表示称赞，同意采取行动，而且不做官样文章。如果陈诚确实接受我的观点，如果那些坐办公室的讨厌家伙只管他们自己的事而别来插手的话，我们就能干成一些事情。” 根据会议纪要，史迪威与宋子文、陈诚“在所有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完全一致的看法”。远征军将由中国将领指挥，美国人负责训练和装备。训练中心设在昆明，拟开办步兵、炮兵和通讯3个班次，每期训练时间定为6周，步兵班每班次450人，炮兵班300人，通讯班150人。他们还提出了4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准备交蒋介石尽早定夺：第一，陈诚对远征军是否有绝对指挥权？第二，蒋介石能否立即下达部队集结和开训的命令？第三，部队何时能够完成集结？第四，远征军的后勤补给问题如何解决？ 1月28日，史迪威将会议纪要和训练计划送交蒋介石，并附上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这是我们装备和训练一支军队的好机会，还将使中国更加强大和稳定。武器就会运来，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如果第一批30个师的训练计划能够完成，并将这支部队用于进攻，我就有充足的理由为第二批30个师请求装备。……我认为，这件事情对中国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蒋介石很快就大致同意了史迪威、宋子文和陈诚三人商定的计划。 史迪威对事情的进展比较满意，他也很乐意为中国战区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1月31日，他致电盟国军火分配部，提出了1943年中国战区所需物资的清单，包括2万挺轻机枪，1．35万挺重机枪，3650门追击炮，360门75毫米榴弹炮，360门105毫米榴弹炮，96门150毫米榴弹炮，300门40毫米高炮，120门90毫米高炮，2万辆卡车和每月3500万发弹药等等。 为了做好训练准备，史迪威将美军教官立即派往云南，并在昆明建立了驻华美军司令部的分支机构。跟随史迪威多年的多恩上校担任代理参谋长，主持那里的工作，阿姆斯上校负责训练计划，包瑞德上校负责美军人员的行政事务。 2月17日，蒋介石正式任命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3月12日，史迪威和陈诚一同赶到昆明，按照他们商定的计划开始具体的准备工作。23日，中国方面确定了参加整训的部队番号，计有第2军、第5军、第6军、第8军、第52军、第53军、第54军、第60军、第71军、第74军、第93军，共11个军五个师。史迪威对此感到十分欣慰，他认为：“自从到中国以来，我第一次觉得我们正在进行真正的合作。” 但是，情况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确定参加整训的31个师，共有22.7万多人，按照每师1.3万人的编制，尚缺额18.5万多人。中国方面答应从4月份开始征募新兵，到5月底补充完毕，可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4月1日，昆明训练中心正式开训。同时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也在楚雄成立。中国方面把昆明训练中心称为：军事委员会驻滇干部训练团”，蒋介石亲自兼任团长，龙云和陈诚兼任副团长，教育长和各训练班主任也都由中国军官担任。55名美军教官分别担任各门课程的教学。训练方法和兰姆加尔大体相同。 除最初拟议的步兵、炮兵、通讯班外，训练中心还开办了工兵、后勤、军医、参谋、情报等训练班。步兵和参谋训练班设在昆明近郊的里林铺，炮兵训练班设在干海子，其他训练班都设在北校场营房，训练的主要对象是团以下的营、连、排军官，他们毕业以后再去训练各个部队。团以上的军官要空运到兰姆加尔的战术学校进行训练。 在史迪威加紧对中国军队进行整训的同时，同盟国关于反攻缅甸问题的磋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摩洛哥的港口城市卡萨布兰卡举行首脑会议，两国的军事领导人也随同出席。会议期间美国方面提出了代号为“安纳吉姆”的反攻缅甸计划，这一计划是根据史迪威拟定的方案起草的。 当时北非战场的形势已大为改观。1942年11月4日，英军统帅蒙哥马利率第8集团军取得了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一举歼灭德意联军5万余人。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北非远征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开始执行“火炬”计划，并迅速攻入突尼斯境内。美英两国军队已对北非的德意联军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 然而，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却不容乐观。美国虽然已在珊瑚海、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群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损失十分惨重。因此，美国积极主张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起反攻缅甸战役，以打通与中国的地面交通线，加强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力量，并把中国大陆作为对日反攻的主要基地。 英国人从其自身利益考虑，深恐美国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亚洲，因此对反攻缅甸采取了消极抵制。他们提出，如果抽调登陆舰艇去攻占仰光，必然会削弱英国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的作战力量。马歇尔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对英国人施加了压力，同时也作出一些许诺。马歇尔表示，如果不能进行“安纳吉姆”战役，太平洋地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重的不利形势。这将会迫使美国不得不撤销在欧洲战场承担的责任。金上将提出，进攻仰光和安达曼群岛的登陆舰艇可以从南太平洋的美国海军中抽调。 由于美国人的坚持和努力，卡萨布兰卡会议就“安纳吉姆”战役达成了初步协议，并得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批准。按照协议，反攻缅甸的计划和准备工作将以1943年11月15日为目标时限；反攻的最后决定，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7月以前作出。为了使中国军队参加这一战役，会议还决定派美国空军司令阿诺德上将、后勤补给司令索默维尔中将和英国元帅约翰·迪尔勋爵来华，向蒋介石通报卡萨布兰卡会议的内容，并进行具体磋商。 2月4日，阿诺德和迪尔等人来到重庆，在史迪威的陪同下，前往黄山别墅与蒋介石举行会谈。阿诺德带来了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美国将在4月1日以前向中国战区提供137架运输机，用以增加驼峰空运；同时向中国派遣一支B－24型轰炸机大队。蒋介石并没对此感到满足，他向阿诺德抱怨说：“我曾经要过许多东西，但得到的却只是无法提供更多援助的‘解释’和‘借口’。”“经过反复交涉”，蒋介石终于在2月6日同意派中国军队参加“安纳吉姆”战役。但是，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三项要求”：第一，让陈纳德脱离第10航空队，成为中国战区一支独立的空军部队；第二，每月经驼峰空运的物资要达到1万吨；第三，在1943年11月以前，向中国提供500架作战飞机。他说，如果不能提供这些条件，就无法保证反攻战役的成功，并对阿诺德说：“告诉你们的总统，除非我的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否则我不能打这个仗，他也别指望我派中国部队参加这次战役。”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态度十分不满，他针锋相对地反问道；“如果美国方面只能提供有限的援助，那么中国军队是否还愿意参加秋季的反攻？”蒋介石顿时拉长了脸，他气急败坏地说：“我难道没说过愿意参加吗？”事后，他又让宋子文传话，指责史迪威当众让他难堪。史迪威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见他的鬼去吧！”阿诺德和史迪威有同样的感觉，他私下对史迪威说：“这些要求听起来有敲诈勒索的味道，我决不会把蒋介石的话转告给总统的。” 在得到蒋介石有条件的首肯之后，史迪威和阿诺德、迪尔等人一同飞往印度。2月9日，中美英三方代表在加尔各答召开军事会议，以落实卡萨布兰卡会议关宁“安纳吉姆”战役的决定，中方代表是何应钦和宋子文，英方代表是迪尔和韦威尔，史迪威和阿诺德、索默维尔、比斯尔作为美方代表出席会议。 三方代表一致同意于1943年11月发起“安纳吉姆”战役。 中国驻印军将出动2个师，从印度利多穿过胡康河谷，向密支那。八莫方向进攻；中国远征军出动11个师，从云南向景栋、腊戍、八莫方向进攻；两军会合之后，向曼德勒发动攻击。英印军出动9个师，以3个师从印度英帕尔攻占加里瓦，渡过亲敦江后与中国军队会攻曼德勒，并挥师南下；以1个师从缅甸酉海岸登陆，进攻阿拉干地区；以5个师在缅甸南部登陆，向仰光发动进攻。 会议预定盟军将在1944年1月攻占仰光，5月占领整个缅甸。 三方代表还共同研究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把对华空运物资提高到每月1万吨的要求，因为这不仅涉及到驼峰航线，而且涉及到印度阿萨姆邦的空运基地和从卡拉奇到阿萨姆的漫长铁路线。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中国战场得到的美国租借物资，同英国和苏联相比确实少得可怜。到1942年12月，英国得到的租借物资达34.5亿美元，占美国租借物资总额的76％；苏联得到9亿美元，占20％；中国只得到1.2亿美元，占2.6％。这一方面是由于英美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运输的困难。 要使每月的空运量达到1万吨，必须要有600架运输机，空运线两端必须各有12座机场，每个机场要容纳50架飞机，还要有必要的仓储设施和公路、铁路，同时每向中国空运1吨物资，就要消耗同样数量的燃料。史迪威和阿诺德都曾向蒋介石解释这方面的困难，但蒋介石总是不屑一顾。他对阿诺德说：“事情是必须做的，办法总会有的。” 中国代表在会上表示，云南方面的机场和其它设施可以保证予以解决。韦威尔也表示，尽管英国军队要用同一条运输线来保障前方部队的作战准备和后勤供应，但只要美国空运司令部能运送多少物资，他就保证把物资运到阿萨姆。 阿诺德等人的重庆之行和加尔各答会议的结果，使史迪威感到非常高兴。他觉得能说服中英两国接受“安纳吉姆”计划，就“如同翻越了驼峰”；同时，“阿诺德和迪尔开了眼”，他们见识了一下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蒋介石和何应铁之流，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物。阿诺德很理解史迪威的艰难使命，他对史迪威说：“亲爱的乔，你那份工作真不是人干的。……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请尽管吩咐。” 但是，史迪威也并不感到轻松，蒋介石实际上是用新的“三项要求”投出了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他随时可能以此为借口收回自己的承诺。因此，要迫使蒋介石履行自己的承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答复蒋介石的各种要求时，必须以强硬的态度提出美国的附加条件。尽管罗斯福拒绝采取这种办法，但史迪威仍想让华盛顿认清国民党政权的现实，不能让蒋介石牵着美国的鼻子走。他给马歇尔发去了一封电报，再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变化无常，很难对付，无论我们给他什么，他总会不断地提高要价。除非我们用更加严厉的口气对他讲话，否则，他的这种态度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为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应当从他那儿讨回一个保证。” 马歇尔希望总统能再次考虑史迪威的建议，他把这封信附在自己的报告里转给了罗斯福。但是，马歇尔的努力没有奏效，相反却招致了罗斯福总统一次严厉的斥责。 罗斯福虽然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批准了“安纳吉姆”战役，但他对陈纳德空中作战计划的兴趣，显然大大超过了反攻缅甸。会议期间，他曾对英美的参谋长们说，反攻缅甸固然重要，但这不会对中国人产生直接影响，而对日军的空中打击则可以提高他们的抗战信心。同时，美军在太平洋上的逐岛作战，花费的时间太长，付出的代价太大，必须寻求其他攻击日本的方法。他认为，增强陈纳德的空军力量，可以从中国起飞攻击日本的海上运输线，而且还能攻击日本本土，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会后，空军司令阿诺德将军赴华，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考察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并设法支援陈纳德。 阿诺德并不喜欢陈纳德，他非常了解这个前美国空军上尉的人品。还在中国战区刚刚成立的时候，陈纳德就通过蒋介石夫妇向美国方面游说，要求由他来担任中国战区空军的指挥官。阿诺德对此勃然大怒，坚持让比斯尔担任了第10航空队司令。因此，当蒋介石提出要让陈纳德独立组成一支空军部队时，阿诺德明确地表示反对。他在写给马歇尔的报告中认为，尽管陈纳德作为一个战斗指挥官还不错，但在行政管理方面很差，因此他的部队不应脱离第10航空队的管辖而独立。陈纳德的空军部队确实取得了一些战果，但这支部队疏于管理，纪律松懈，作风放荡，为所欲为，也是出了名的。1942年，陈纳德手下的人，动用飞机从桂林和印度向昆明偷运少女充当军妓。当事情败露后，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曾就此事采访陈纳德，他竟堂而皇之地说：“我那个妓院太让我操心，大兵们总得要有女人，我得给他们弄一些干净的。”最后是在史迪威的严厉干预下，陈纳德才关闭了那所妓院。1943年又发生了从印度偷运和走私黄金的事件。事后查明，该案件与陈纳德有直接关系。这两件事都曾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罗斯福对这些“军纪”方面的问题不感兴趣，他的耳朵里塞满了从其他渠道听来的一些情况。 1942年11月，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并治疗她顽固的皮肤病。翌年初，罗斯福夫人邀请她住进了白宫。宋美龄利用这一机会，不遗余力地向罗斯福及其身边的要员们散布“对史迪威的厌恶和对陈纳德的敬佩”。 1943年2月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直接向他提出了让陈纳德独立组织一支空军部队等“三项要求”，并称赞陈纳德是一位优秀的战斗指挥官，是他可以放心地与之合作的人。 3月，罗斯福的一个远房侄子艾尔索普通过霍普金斯一连给”他写了4封信。艾尔索普曾在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担任新闻发布官，不久前他通过霍普金斯的关系当上了美国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驻重庆的代表。他在给罗斯福的一连串信件中，猛烈地抨击史迪威，说他轻视蒋介石和坚持军事改革的做法，只会招来中国人的敌意。他认为，国民党面临着国内共产党人的“颠覆”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华盛顿应当允许蒋介石保存自己的实力，并帮助他们设法“解散中国共产党”。他提出：美国应当给陈纳德以全力支持，并召回史迪威。 罗斯福虽然重视中国战场在战时的作用，但更为重视在战后的中美关系，他要把中国作为战后美国对亚洲政策的重要支柱。为了这样的目的，他必须紧紧地拉住中国，拉住蒋介石。史迪威的一套办法，虽能推动中国在对日作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确有触怒蒋介石、损害中美合作的危险；而陈纳德的空战计划，既能打击日本，又能满足蒋介石的需要，似乎成了最轻松的“两全之策”。 3月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让陈纳德的驻华空军脱离第10航空队，组成独立的第14航空队，并保证尽快向陈纳德提供500架作战飞机，至于空运物资也答应提高到每月1万吨。 同一天，罗斯福还写信给马歇尔，对他转交的史迪威的来信提出了严厉指责，并阐述了对中国的一系列政策。他在信中说道：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史迪威在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时采取 了完全错误的方式。 委员长认为，必须保持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既是行 政首脑，又是最高统帅，我们不能用严厉的口气同这样的人 说话，或是像对待摩洛哥苏丹那样去逼迫他作出许诺。 在对缅甸战役寄予希望的同时，我仍然相信，我们在 1943年的重点应当放在陈纳德的空中作战上，发挥他的战略 作用。我希望看到这个问题得以加强。 更重要的是，必须在中国确立一项空中政策、保证陈纳 德在经过史迪威批准的情况下，对空军作战和战术有绝对的 自主权。 我们相信史迪威和委员长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同时我 希望不要妨碍陈纳德以适当的方式与中国人讨论空中作 战问题。 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希望你告诉史迪威和陈 纳德，他们作为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应当更清楚地意识到这 一点。他们应当成为我们在中国的最好的外交使节，这与他 们承担的军事任务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我希望通过你让陈纳德有机会去做他认为能做到 的事情。 罗斯福的信表现了他对国民党政权的错误分析和对陈纳德空战计划的过高估价，这与史迪威通过实际观察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罗斯福的这些观点，给史迪威造成了巨大压力。不过，马歇尔没有改变支持史迪威的立场，他一方面不得不执行总统的某些具体指示，把信中的部分内容转告了史迪威；随即又马上复信罗斯福，再次阐述了他对中国问题的不同看法，并为史迪威作了积极的辩解。 关于对中国领导人的看法，马歇尔避开了罗斯福大加赞赏的蒋介石，他把抨击的矛头指向了何应钦等人。他认为，何应钦之流采取的政策是“等待和观望”，其目的是要让同盟国去作战，自己坐收渔利。如果不进行军事改革，就无法改变中国的这种状况。 马歇尔明确指出了陈纳德空战计划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是供应问题，单靠驼峰空运无法满足实行大规模空战的需要，只有收复缅甸、打通地面交通线，才能使这个问题得以根本解决。第二是如何保护空军的地面机场。如果不提高中国地面部队的战斗力，日军就可以轻松地摧毁这些机场。他举出了浙江的例子，那些准备用来停放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的机场，已经被日军摧毁，至今尚未收复。 在对史迪威的评价问题上，马歇尔指出：“毫无疑问，史迪威将军在许多问题上同委员长进行了非常直率的交谈，这是为了取得他的支持，以创造条件使我们的援助在对日作战中发挥效用。为此，有时会引起委员长的不快，这是令人遗憾的。尽管如此，我认为没有一个美国军官能像史迪威那样，既了解中国人和他们的语言，又具有一个军人和指挥官的能力。他是强硬了些，但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缅甸战役取得成功，克服英国人对我们所有计划的消极抵制，并为整编中国军队取得一些进展。” 在给罗斯福的复信中，马歇尔又转去了史迪威的另一封来信。他丝毫没有向总统的压力屈服，继续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写道：“重庆在美国进行的持续不断的宣传，给我的工作造成了日益增多的困难。在美国的舆论中，已经形成了完全虚假的印象。……一再的让步已经使得委员长确信，只要他坚持，我们又会妥协。”“如果我们能够训练和装备云南的部队，我们还能挽救形势，但是，我还要呼吁给我以支持，做好在必要时摊牌的准备。” 马歇尔和史迪威的信言之凿凿，但这都无法改变罗斯福的态度。他已经陷入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虚假表象的蒙蔽之中，沉醉于对战后中美合作的美妙幻想。 3月10日，第14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根据罗斯福的命令被提升为少将，并出任该航空队司令。尽管史迪威把每月空运到中国的4000吨物资，拨出1500吨归第14航空队使用，但陈纳德仍不以此为满足，频频制造麻烦。史迪威无法再作出让步，租借物资的绝大部分必须用于装备云南的远征军部队，他不能用剜肉补疮的办法，为了支援陈纳德而妨碍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蒋介石从罗斯福的允诺中看到了陈纳德的分量，他希望能利用美国总统对陈纳德的器重和对空战的偏爱，来为他争取更多的利益。4月10日，第14航空队成立一个月后，蒋介石又一次致电罗斯福，要求派陈纳德去华盛顿，越过史迪威直接向总统汇报他的空战计划。 罗斯福对这个要求很感兴趣。上一年12月，他的远房侄子艾尔索普离开华盛顿去重庆时，他就表示了想见见陈纳德的愿望。但是，马歇尔警告说，让一个盟国插手美国的指挥体系，将会造成一个危险的先例。他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写道：“召回陈纳德，而把史迪威甩在一边，将会导致中国战区指挥权的明显分裂，甚至会造成史迪威将被解职，陈纳德将掌握地面和空中指挥权的不良影响。这可能正是委员长建议的目的，而我始终认为这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建议，应当让史迪威、陈纳德和第10航空队司令比斯尔一同回国，参加拟于5月举行的联合军事会议。 罗斯福勉强地同意了马歇尔的建议，但从名单上划去了比斯尔。4月23日，史迪威和陈纳德一同离开重庆，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出使中国一年多之后第一次回国的旅程。这正是：滇西整训初建功，加尔各答结新盟；总统偏爱空战计，幸赖马帅苦支撑。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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