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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得太突然的“独立” 用“即位赠款”修了一所中学，命名为“西哈努克中学”。 “在法国和日本之间，我一定选择法国。” 国王答应法师他会来寺庙做和尚 西哈努克发现，日本给予的独立是一棵“空心大白菜”。 山玉成其人 西哈努克说，法国“龙潭”比日本“虎穴”好得多。 山玉成导演“逼宫戏” 1939年，侵华日军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最南端的广东、广西和海南岛。此时，日军正等待时机，推行其南下战略。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印度支那。 第二年6月，法国的陷落使印度支那成了“无主土地”，这为日本的南下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就在同一个月，日本同泰国政府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允许日本利用泰国领土和设施，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入侵。作为交换，日本支持泰国夺回在1893年割让给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柬埔寨马德望和暹粒两省以及考挝在湄公河两岸的土地。 被德军占领以后的法国，维希傀儡政府不可能对抗作为轴心国的日本。因此，在德国的压力下，维希政府给予日本在印度支那的某些特权，日军有权使用印度支那的港口与机场。之后，又允许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这样，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日军就进入了印度支那。 日军进入印度支那以后，允许法国殖民统治机构继续存在，并迫使其为日本的战略目标服务。这样，在印度支那就形成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军事当局双重统治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维持了4年半，直到1945年3月，日本认为法国殖民机构已毫无价值，才把它一脚踢开。 即使在同法国殖民当局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之后，日军仍未大举进占印度支那，因为它仍顾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直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空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以后，日军才放心大胆地推行其南下战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东南亚。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同一天，日军从暹罗湾登陆，其中一支部队长驱直入柬埔寨。法军抵抗不住，便全军覆没。 当日军到来的时候，西哈努克国王刚刚在王位上坐了不到一年。日本的占领成为这位国王一生中一系列不幸事件的开端。 自日本势力渗入印度支那以后，柬埔寨遭受的第一个损失和打击就是丢失了最富庶的地区马德望和暹粒省。这是一个阴谋丑剧的结果，而导演这一丑剧的是日本人。在日本人的应许下，泰国的技汉政府军佯装进攻柬埔寨，于是日本人师出有名地插手“调停”。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的维希政府屈服了，被迫将马德望和暹粒以及老挝在湄公河西岸的领土割让给泰国。 日军进驻之后，柬埔寨成了日本的战争基地。为了防备泰国为英法联军提供通道，柬埔寨成了日本屯集援军的防御基地。大批军人的耗费给柬埔寨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学校成了军营，农田成了飞机跑道。到处布满了军事工事。 在日本的占领下，西哈努克成了傀儡的傀儡。本来，在法国殖民主义者这个主人面前，他已经无所作为了。现在又有了更大的主人，他不仅要服从二主人，更要服从大主人。 但是，西哈努克在双重压迫下，仍为他的臣民，特别是为年轻人做了些好事。由于日军的占领，许多学校被占用了，学生被赶了出去，唯一的一所初中也丢掉了，只剩下金边的一所高级中学。这时，法国的保护者交给了西哈努克一笔“即位赠款”，相当于5万法郎。有人建议他修建游泳池或在乡间修一座别墅。但他未为所动，而是在第二大省磅湛修建了一所初级中学，这博得了人民的好评。人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将这所学校命名为“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中学”。 尽管如此，这位国王仍消除不了人民对他的怨气。他的人民深感遗憾的是，作为一国之君，对于法、日的横征暴敛未做丝毫的反对。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法国人和日本人面前的无能为力，并没引起我国那些好心人的同情。”对于百姓的怨气，“我不能生气，但又让我怎么作回答呢？我答应向菩萨祈祷，请菩萨和神灵加速这些战争的结束。” 太平洋战争到了1942年6月，战局发生了转变。中途岛一战，美国舰队击沉了装备精良的日本舰队中的四艘航空母舰，使日本海军损失惨重，这成了整个战争的转折点。1943年，盟军开始筹划一次以日本本土为最后目标的大规模进攻，与此同时，对收复东南亚也做了周密的计划。 盟军的反攻势在必行，日军感到自己颓势的来临。为了挽回败局，作垂死挣扎，日本驻东南亚各国的军事当局，采取各种手段准备最后的拼死顽抗。这些手段除了扶植代理人，组织当地雇佣军以外，最重要的是消灭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统治残余势力，废除双重统治，建立日本军事当局的一统天下。 这一决定性行动发生在1945年3月，日本投降的前夕。这时在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戴高乐的临时政府早已成立，因此，在柬埔寨的法国人也开始活跃起来。他们暗地积极准备配合盟军的反攻。这期间，他们探听到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可能要结束法国在柬埔寨的保护制度和法国在整个印度支那的统治。3月初，法国驻金边的代理高级专员贝尔朱安告诉西哈努克这个消息，并向他表示，法国一定要武装抵抗到底，要他一听到金边市的警报，就把全家搬到其位于洞里萨河畔，塔仔山脚下，离王宫只有两公里的官邸。这似乎意味着，法国要同国王共存亡。西哈努克接受了代理高级专员的建议。他说，“在法国和日本之间，我一定选择法国。” 1945年3月9日傍晚，刺耳的警报声响彻金边上空。西哈努克立即找到他的司机，乘上一辆普通的公务汽车急速驶向高级专员的官邸。他们到了官邸之后，一片寂静，罕无人迹。突然，在不远处传来一阵自动步枪声。西哈努克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又叫司机开车返回王宫。在路上他们看见了法国人横尸街头。国王一路上不断祈求佛陀保佑，不要被日军发现，但结果还是被发现了。但这些日本兵见这辆汽车是普通高棉人乘坐的破旧不堪的车子，漫不经心的扫了一眼，便把他放了过去。 当他的汽车接近王宫的围墙时，突然发现一群日本军官正在审问皇家卫队。于是国王叫司机迅速将车子拐向附近的一座寺庙。这就是巴东·瓦岱寺，国王认识该寺的高乌法师。自西哈努克登基以来，他们俩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汽车开进了寺庙的后院，国王机警地跳下车，见院内空无一人，便径直向高乌法师的卧室走去。这位法师接待了国王，并让他在卧室藏了一夜。他们不停地在一起背诵佛经，乞求佛陀保佑。法师对国王说，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保护他的安全。最后，他还向国王建议，如果能躲过这场不幸，要求西哈努克日后到寺庙来做一段和尚，以报答佛祖的恩德。国王答应了这一建议，并于1947年真的还了愿。后来，为了对这位见义勇为的高僧表示谢意，他给这位高僧封了一个“桑岱”（王爷）的爵位。这是一种最高的荣誉称号。 其实，日本并不打算废黜国王，所以在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军事当局就设法找到国王。不同的是，他们要变原来的一仆二主为一仆一主。为了找到国王，日本人调动了他们在柬埔寨的情报网。长期潜伏在金边的一个日本店铺老板是他们的情报官，西哈努克在小学读书时，他们就成了朋友。他常到店里买饼干，并得到老板的照顾。西哈努克的一个名叫布洪的舅父由于参加了地下反法集团，同日本的情报机构建立了联系。于是这位日本店老板同布洪也成了朋友。日本军事当局委托他们两个寻找国王。 西哈努克在寺庙里熬过了心惊肉跳的一夜。第二天，进来两个人，一个是布洪，另一个就是那位满脸堆笑的店铺老板。他们向国王转达了日本当局的意图。 在他们俩的陪同下，国王回到王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欢迎。在东门口，一个连的日本士兵向西哈努克致敬。在王宫，他见到了自己的父母，他们安全无恙，而那些法国人，包括贝尔朱安代理高级专员，都被关进了一座日本监狱。 的确，诺罗敦·西哈努克仍是国王，一个仍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国王。代替法国高级专员的是日本的“高级顾问”久保田，他是一个能讲一口流利法语的职业外交官。 久保田同驻柬的日军司令官真本将军觐见国王。他们宣称，柬埔寨从今以后就从法国殖民主义那里解放出来了。日本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为了阻止西方人把亚洲变成他们的殖民地。他们请求国王宣布王国独立。 对此，西哈努克将信将疑，他没有想到独立竟来得如此突然。难道柬埔寨几十年的殖民地历史转眼就能结束。为了掩盖自己疑惑的心情，他回答道，按照柬埔寨的传统，要请一个占星术家，选择一个良辰吉日来宣布国家的独立。这一天确定了。1945年3月13日，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宣布柬埔寨独立，同时颁布法令，废除1863年法国强加的保护条约和1884年的协议。 当一群亲日的民族主义者游行庆祝国家独立的时候，西哈努克已经看清了这一独立的真实程度。他把这种独立看作是一棵“空心大白菜”，仅仅是宣布而已，一切依然照旧。国王向日本政府写了一封正式公函，要求它从法律上正式承认柬埔寨王国政府并互派大使。然而直到最后投降，日本对此从未作答。日本的“高级顾问”一直履行着前法国高级专员的职责，直到最后一刻。 的确，日本许诺的独立是徒有虚名，就像它在缅甸对昂山，在印尼对苏加诺许下的诺言一样，从未兑现。 正像西哈努克对日本人的不信任一样，日本人也从未真正依赖和信任西哈努克。就在这种独立宣布不久，日本的图谋就显露出来了。它要在西哈努克这个享有威望的保护伞底下安插它自己的真正代理人。在这方面，日本早有准备。时机已经成熟，该是代理人出场的时候了。此人就是柬埔寨著名的民族主义者之一山玉成。 山玉成是柬埔寨最早受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出生在交趾支那的地主家庭。他父亲是高棉人，而母亲是华越混血人。 18世纪以前，交趾支那一直属于高棉王国。19世纪初，安南人以武力占据了大约一半的交趾支那。法国人来了之后，把这里变成了法国的一个海外省。此后，尽管柬埔寨提出了对该地的主权要求，但法国为了粉碎胡志明的抗法斗争，还是把它划归了越南。这使包括西哈努克、山玉成在内的民族主义者始终耿耿于怀。 山玉成早年留学法国，在那里完成了他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但在获得法律学位之前，他便于1933年返回印度支那。很快，他参加了法国的殖民机构。他的表现不久便引起了一个法国女士的注意。这位女士领导了一个位于金边的“佛教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建于1930年，其目的是减少泰国佛教对柬埔寨僧枷的影响，同时也为了培养柬埔寨僧伽对法国的忠诚。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这个研究所成了作家、知识分子云集和活动的中心。这些知识分子多数是佛教僧侣，他们一直很少受到法国人的尊重。这位法国女士把山玉成带到了该研究所，并任命他为该研究所的秘书。 这期间，山玉成接触了许多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和尚和有影响的僧侣，巴春和沈法是其中的两个。在这两人的协助下，山玉成创办了第一份柬埔寨语的报纸《安哥瓦》（《吴哥窟》）。该报最初观点并不鲜明，谈不上什么战斗性，只是号召高棉人觉醒，要向中国人和越南人那样在商界进行竞争。该报也报道知识界头面人物的活动，对知识分子有一定影响。最初这个报纸并不公开反法，只是到了1941年5月底，日本的势力渗透到柬埔寨以后，山玉成和他的报纸才壮起胆来，因为日本支持山玉成和他的报纸。不过，它对法国的攻击仍然是不经常的和小心谨慎的。 1942年7月，一个著名的高僧阿渣鸠和《安哥瓦》主要编辑之一巴春发动了一次反法的抗议示威。金边有2000多名和尚、大学生、教师和数万名群众参加了示威活动。示威者举着标语牌，高呼口号，要求柬埔寨独立。结果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边，示威群众和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警察镇压了这次示威之后，进行了大逮捕，阿渣鸠和巴春被捕入狱。而山玉成则在日本军事当局的保护下逃到了曼谷。在这里他向日本使馆申请前往日本，寻求日本对柬埔寨独立的支持。他在申请中称自己是高棉民族主义党的代表，声称这个党的成员包括全体柬埔寨农民和百姓。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因为日本正在物色未来的日本政治代理人。山玉成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 在日本，他寄宿在一个日本商人的家里，他以缅甸人的身份领取每月100日元的薪水。在“大东亚学校”学习了两年，最后他获得了日本陆军上尉的军衔。在日本期间，他表现了强烈的反法情绪，而对日本却大加赞赏。他幻想着日本能帮助他推翻法国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 当他还在日本的时候，在国内已名声大噪。这主要是僧你们的宣传，僧伽的领袖们多是他多年的朋友。和尚们也被1942年的暴力镇压和一个和尚被迫害致死之事激怒了，正酝酿着反法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正需要一个民族主义的领袖。另外，西哈努克的父亲是山玉成的老朋友，他看到了和尚们需要山玉成的迫切愿望。在父亲的劝说下，西哈努克同意山玉成返回国内。 西哈努克在日本的保护下宣布独立才一个星期，山玉成按照日本人的旨意乘一架日本的轰炸机从东京回到柬埔寨，显然日本当局对他寄予厚望。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西哈努克任命山玉成为柬埔寨王国政府外交部长。但是山玉成的支持者并不满足。他们写匿名信，要求国王把这位“具有大无畏精神的民族英雄”任命为仅次于首相黄意的副首相。在山玉成主管外交部期间，他将具有反法倾向的僧侣一一安插进来。 尽管山玉成同西哈努克父母的关系很好，但同西哈努克本人的关系却有一定距离，原因是他们在对法国的态度上存在重要的分歧。西哈努克希望柬埔寨独立，但无论如何，他不愿意利用日本人来反对法国。他主张以温和的手段从法国那里获得独立，同时仍和法国保持着某种关系。而山玉成则相反，为了反对法国人，实现民族独立，他宁可支持日本人，不惜自己的国家遭到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恶果。这一分歧导致了二人后来在柬埔寨政坛上的长期对立。 山玉成尽管在政府内阁成员中年龄最小，但由于有日本人撑腰，他逐步控制了政府内阁。政府的奏章、文件都要由他上呈国王。而西哈努克有怨而不能发，只得一一御准照批。日本在政府中有这样一个代理人，着实从中得到了不少实惠。如日本征调劳工、车辆、牲口和其他各种机械，政府都一一协助。 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柬埔寨这一新的不幸：“很显然，我国和我自己才脱龙潭又入虎穴”，但是“法国‘龙潭’比日本‘虎穴’要好得多。” 到了1945年7月底，太平洋战争的形势对日本来说更加严峻了。盟军正整装待发，发动总反攻。驻东南亚各国的日本军事当局已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预感到了末日的来临。为了最后挣扎和拼死抵抗，日本驻柬的军事当局立即进行动员，建立一个准军事组织，准备用于配合日军进行抵抗。这个准军事组织大约有7万高棉人。其中有500名志愿者组成的精锐团，领导人是30多岁的剃欧孟（他在1942年同山玉成一起逃往泰国）。这个精锐团主要是来自柬埔寨的中学生。独立以后，这些人都成了柬埔寨武装部队的军人。 这个准军事组织，是准备抗击盟军的，但他们还未来得及参加战斗，战争就结束了。不过它还是发挥了一点政治作用，然而不是对盟军，而是对西哈努克。 面临盟军的反攻，日本军事当局迫不及待耍把王国政府变成赤裸裸的亲日政权。于是在它宣布投降的前一周，即8月9日，发动了一场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山玉成在整个政变行动中没有露面，但西哈努克认为，这完全是日本支持下的山玉成政变。他认为政变的目的有三：“一、把我从内阁会议主席的位子上排挤下去，因为他们认为我在内阁会议上起着阻碍他们的事情顺利进展的作用；二、彻底改组王国政府，用以山玉成为首的忠实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代替那些怀念保护制度的大臣；三、把柬埔寨投入为反对同盟国而战的最后阶段。” 8月9日午夜，由那个精锐团成员组成的一个小组首先闯入黄意首相的家，然后又闯入各大臣们的家，并把他们扣留起来。与此同时，一辆挂着白旗的老式汽车驶人王宫大院，从车上跳下几名凶相毕露的人，每人手持日本产的大口径手枪。国王和他父母被从卧室叫醒，并被召到了接待厅。其中一个傲慢的武装人员走近西哈努克，问道：“陛下，您还认识我吗？”国王端详片刻，认出了这人是他在佛朗索瓦——博比安学校的同窗。西哈努克的母亲有点耐不住了，她有点气愤地问道：“各位先生，半夜三更来到我家并把我们唤醒，你们想干什么？”这位国王的同窗向太后展示了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国王诏书，要求国王在上面签字。 西哈努克仔细读完了诏书，上边写道：一、解散8月9日以前的内阁；二、国王放弃主持内阁会议，请首相代为主持；三、任命山玉成为首相，并允许他自由挑选内阁各位大臣和副大臣，组成新的王国政府。 太后面对这个最后通牒，厉声质问这些政变分子，为什么要强迫国王解散内阁。他们说这些大臣都是把国家出卖给了外国人的叛徒。她又反问道：“他们把柬埔寨出卖给那个外国了？3月9日，法国的保护制度已经铲除了，那些没有被杀掉的法国人都被关进了监狱，在柬埔寨的唯一大国就是你们的伟大朋友——日本。除了日本人，在柬埔寨的外国人只剩下中国和越南的商人，难道王国政府想把国家出卖给他们吗？” 政变分子不愿争论下去，他们的一个头目对太后说：“不要再提什么问题？高棉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各位大臣的背叛行为由来已久。国王应在朝臣和子民之间作出选择，人民是信任我们的民族英雄和解放者——山玉成阁下的。如果国王还忠实于他的子民的话，他就应该立即签署这个诏书，并让山玉成阁下把国家从无边的灾难中拯救出来。” 在这些武装青年面前，国王别无选择。他作好准备，甘心情愿地接受对他施加的压力。但国王辩解道：“各位先生们，对我来说，政府的权力并非独揽不可。自从1945年3月10日以来，我在行使这一权力的过程中是问心无愧的。但由于你们认为山玉成阁下可以比我更好地把柬埔寨引向光明的前途，我当然很乐意请他出来组织新的王国政府，并取代我来领导这个政府。”之后，他接过他的那位老同学递过来的钢笔，在诏书上签了字。 签完字以后，国王同这伙人一起走到了克马林宫的庭院。在那里碰到了西哈努克的日本“侍卫官”多田熊中尉，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时包围王宫的装甲车开始启动了，然后听到轰轰声响，渐渐远去。显然，这是那位“侍卫官”布置好的，由于顺利达到了目的，那些装甲车没有派上用场。 8月19日早上，山玉成容光焕发地来参见西哈努克的父母，向他们保证说，他将“忠于国王”。他们似乎没有理睬的他的忠诚。 山玉成走马上任了，他任命了他的一批亲信，其中有从昆仑岛感化院释放出来的巴春。西哈努克的舅父布洪尽管与山玉成关系甚密，但拒绝参加新政府。他宁愿充当国王和山玉成之间的联络人。他后来被西哈努克任命为宫廷总监，接替已经退休的黄意。 就在山玉成正式宣布就任首相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投降了。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金边。这对山玉成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但他仍强作镇定，并庄严表示要抵抗法军的入侵。 然而，山玉成对法国人寄于了一线希望，指望法国能承认他的政府，并继而争取柬埔寨的彻底独立。为了加强他的政权的合法性，他决定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但实际上公民投票并未真正举行，只是由各省长代行其事，草草批准了山玉成政府。 为了抵抗法国，山玉成准备向中国、胡志明的越南独立同盟和泰国寻求援助。9月初，他承认了共产党领导的越盟。这更促使法国决心要把他搞掉。 山玉成派出寻求帮助的三位代表先到了河内，然后前往中国。但到达中国边界时，就听说山玉成政府已经垮了，山玉成也被抓了起来。这三个代表返回了金边，准备按照越盟的建议开展武装斗争。 当那三位代表前往中国的时候，山玉成来到了越南他的出生地。在这里，他见到了越盟的领导人。他要求越盟给予合作。这次访问后不久，在金边建立了一个越盟顾问办公室。但是同越盟建立联盟的尝试失败了，因为山玉成坚持要越南承认归还过去越南占去的一大片交趾支那的领土。 在进行上述努力的同时，山玉成还派出了一个代表前往泰国，寻求比里政府的支持，至少他要求在泰国控制的马德望和暹粒省进行反法宣传。 关于向泰求援之事，山玉成觐见了国王，告诉西哈努克，他已派老政治家班英前往曼谷。国王一听，惊呆了，问山玉成，为什么这么做。山玉成回答说：“根据我掌握的情报，法国部队想借不久将来他们的英国盟军来柬埔寨的机会，重新征服柬埔寨。3月获得的独立，绝不能丧失。泰国王家部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而且在日本战败以后，他们正在设法阻止美、英占领他们的国土。泰国愿意帮助兄弟的柬埔寨王国，共同战胜法国军队。然而，唯一使泰国感兴趣的就是我们今后放弃收回马德望省和法国转让给暹罗的柬埔寨其他地区的要求。” 西哈努克被山玉成的叛卖行为惊呆了。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对山玉成说：“阁下，我请你立即把班英召回金边，绝对不能让他完成你给他的使命。柬埔寨不能放弃收回我们的领土，假兄弟于1941年非法夺走的我国领土。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见，因为国家独立要服从于领土完整。领土完整是我们这个小国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我们国家的领土早已被压缩到最小的范围。如果每一位国王、每一位首相为了保持他们的权力，都牺牲我们的一块国土给贪婪的暹罗人或安南人，那么不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的柬埔寨就会只剩下一座城市——金边了。”国王接着提醒山玉成：“请阁下注意，日本的失败和泰国人向日本人的妥协，为我们高棉人收复被窃走的领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现在属于战胜国阵营的法国，也一定会要求收回马德望省和其他从法国人手里丢失的地区。请你们不要存在任何幻想了。……在法国的要求面前，泰国是顶不住的。我同你讲这话的用意是要向你指出，我决不希望一再回到法国保护的怀抱之中，但我坚信法国最终会明白这是时代“的错误，并将放弃保护国的政策。阁下，如果你允许，我可以就维护我们的民族独立去同法国人进行谈判。我请你把班英召回金边来，阻止他把我们被肢解的省份奉献给曼谷贪婪的人”。山玉成无言以对，但他仍然拒绝召回他派往泰国的使者。 正在山玉成四处寻求援助的时候，盟军开始在越南登陆了。根据波茨坦协议，英印军队在道格拉斯·格雷西将军的率领下前来印度支那，解除日军的武装和履行受降工作。但在西贡遭到了越盟军队的抵抗，进行了巷战。这时盟军感到，立即占领柬埔寨尤为重要，因为柬埔寨对盟军的给养供应能提供保证。 最初，格雷西将军打算同山玉成合作，就像在缅甸同昂山合作那样。但他得知山玉成准备抵抗以后，就改变了主意。 山玉成虽然想武装抵抗，但在最后时刻他又犹豫了，于是赶紧派国防大臣钦迪飞往西贡。据说，盟军中的法国远东军总司令勒克莱尔将军还热情接待了他。 就在钦迪去西贡几个小时以后，法军的特遣队到达了金边波成东机场，并乘英国吉普车向金边进发。 勒克莱尔将军一到金边，便把山玉成召到他的办公室。山玉成以为勒克莱尔将会伸出双臂对他说：“你好啊！”但他刚一踏入门槛就被勒克莱尔的贴身保镖抓住了脖颈，捆了起来，扔进了汽车。接着他被押往西贡。1947年初，经过长时间审问之后，他被判20年监禁，后因西哈努克的说情，改为在法国政治监督。这期间，山玉成在法国继续了他没有修完的大学学业，获得了法律学士学位。 当法军到达金边和捕捉山玉成的时候，西哈努克不在首都，他在一个佛教寺庙朝觐。逮捕山玉成的消息没有立即宣布，直到法国军队把国王接回金边、1945年10月7日，正式宣布了逮捕山玉成的消息，罪名是一从事了有害于盟军安全和柬埔寨利益的阴谋活动”。同一天，西哈努克的舅父莫尼勒亲王成了首相。 莫尼勒意识到不可能用武力争取独立，于是他试图争取比保护国更好一点的地位。在秘密内阁会议上，他主张把内阁变成一个部长会议，以便同法国谈判独立问题。这时西哈努克国王也正式欢迎法国专员的到来。 新任驻柬埔寨的法国专员是阿莱桑德里少将。尽管西哈努克要求法国不要再使用已经不存在的“保护国”的称谓，但阿莱桑德里仍享有相当于日本“高级顾问”的地位。 法国人回到柬埔寨以后并未理睬王国政府有关独立的要求，而是抓紧恢复他们在柬埔寨的殖民统治机构和商业机构。由于西哈努克已经于1945年3月宣布废除1863年保护条约和1884年协议，显然要原封不动地恢复旧殖民制度已无章可循。然而法国又不打算让柬埔寨独立，因此，如何确立法柬关系就需签定一个新的条约。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又迫使柬埔寨于1946年初签订了法柬临时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国承认国王在行政过渡时期享有自治权，但同时规定，法国的高级专员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法国顾问享有较大权力；协定许诺柬埔寨制定一部宪法，有权成立政党。但是，法国继续控制少数民族、财政、国防，外交等权力。柬埔寨的自治权只限于新成立的法兰西联邦内的行政事务。这样，法国重新确立了对柬埔寨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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