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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7月初，金边军事法庭开始对西哈努克进 行缺席审判。 哥沙曼王后被软禁 纳拉迪波被判刑 证人在法庭上突然反悔 1960年6月修改后的柬埔寨宪法第53条规定：“最高国家元首的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意味着，国民议会是不能把国家元首废黜掉的。同一条款规定，所有议员应在每次立法会议开始时向国家元首宣誓效忠。宪法第95条规定，遇有重大宪法危机时，应举行公民投票。宪法第115条还规定，在提出任何宪法修正案时，不得涉及君主制的内容。 3月18日，朗诺利用国民议会投票的方式废黜西哈努克的行动，违反了宪法的所有这些规定。显然，朗诺的新政权缺乏合法性。在人民心目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仍然是合法的国家元首的法律观念，时时威胁着朗诺政权的稳固性。因而，它必须从法律程序上彻底摧毁西哈努克的神圣地位。为此，它在金边上演了一幕对西哈努克缺席审判的闹剧。 1970年7月初，金边的军事法庭开庭审理西哈努克的“叛国罪行”。对于审判过程，法国《世界报》作了报道： “对西哈努克的起诉进行了三天，其结果成了通常预先写好台词式的审判；整场闹剧的必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当局指定的律师拿被告寻开心，引得法庭哄堂大笑。政府召集不到多少群众来为这次审判增添一些真正的分量。顺便说一句，自从3月28日政变以来，还没有过任何自发地支持朗诺的群众示威游行。 “如果那些罪名还有点实际意义的话，那末事实上就等于是给现政权——前政权的直接继承者——定了罪……他们指控西哈努克‘未能使柬埔寨保持和平’，可就是闭口不提1953年至1970年这段期间里，西哈努克在使柬埔寨不卷入印度支那冲突方面比谁都付出了更大的努力。被B－52轰炸机、毒气、美国与南越……军队的军事行动所蹂躏的农村居民，在法庭上没有发言权。他们都知道，随着西哈努克的被解职，和平在3月18日就宣告结束了。” 指控西哈努克的罪名包括独裁、破坏国民经济、帮助越南共产党人占领柬埔寨领土、煽动柬埔寨士兵投敌等。所有这些罪名都是在美国后台老板的策划下罗织出来的。法庭在对西哈努克进行了三天丑态百出、滑稽可笑的审判之后，便不得不草草收场。法庭最后宣判，剥夺西哈努克柬埔寨公民权，并判处死刑。 政变之后，朗诺集团还未打算立即废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国。只是想让西哈努克成为他们的傀儡。当他们的要求遭到王后的厉声拒绝之后，才打出了“共和国”的招牌。他们怂恿一批右翼青年和军官“代表人民采取行动”，递交要废除君主制的请愿书。西哈努克和王后画像从所有的建筑物上取了下来，挂上了诸如“君主往往都是卖国贼”等标语牌。 由于西哈努克没有落入政变集团的手中，他的母亲哥沙曼王后便成了他们出气解恨的对象。但王后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始终没有被征服。 西哈努克对他母亲的坚韧性格和可贵的爱国精神，有许多记忆犹新的回忆。他这样形容他的母亲：“她是个独断专行、别具一格的可怕女人，但由于她的智慧、尊严、自豪感和爱国主义，他又是非凡的女人。她教我懂得了热爱独立，憎恨殖民主义。”哥沙曼王后不断地提醒西哈努克：“在法国或其他列强的胯下当国王是一种耻辱。”同时，哥沙曼王后又是一位宽厚、仁慈、与人为善的国母。她不想参政，但她常常能以她母性的爱和善意去弥合高层的政治裂痕，去化解党派间的不和与摩擦。对反叛的山玉成，她劝儿子对他宽恕；对与西哈努克有歧见的沈法，她劝儿子对他宽容。 哥沙曼没有政治野心。她是一位艺术家。她成为王后之后，多半精力都放在发展柬埔寨的古典芭蕾舞艺术方面。她要亲自挑选演员，并亲自训练。王后年轻时也曾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她擅长用高棉笛子演奏乐曲，有时也演奏手风琴。她的芭蕾舞团曾享誉国内外，曾为许多国家元首表演过。 这位外柔内刚、宽厚善良、多才多艺的高贵女性在柬埔寨受到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但是政变后，朗诺集团开始对这位国母百般侮辱。首先是强迫她离开王宫，但她拒绝搬出。后来，他们又派人去威胁王后，说：“如果你不离开王宫，我们就把人民处死的越南人的尸体堆在你的房子外面……你把国家出卖给越南人，所以我们就把越南人的尸体拖来，堆放在你的窗下。让这些尸体腐烂发臭，把你熏出来。” “用不着把那些尸首——那是你们犯罪的证据——拖来，”王后厉声道，“我会离开王宫。把我儿子诞生的那所房子还给我，让我搬到那里住。” 那座房子早已交给了国家，做了国家博物馆。最后，他们不得不让她搬进了那所房子。但是，对王后的新居严加看守，周围布满了宪兵岗哨，对于一切来客都要严加搜查，同时尽量减少她同外界的接触。这种严密的软禁，封锁了王后的一切消息。在政变后的几个月里，亲王在国外听不到任何关于王后的消息。只是到了后来，有位见过王后的人到了法国，才捎给亲王第一个口信。王后告诉亲王：“孩子，你尽管放心，别为我过度悲伤。我知道怎么做。我进行了回击，而且我一定战斗到底。孩子，你要战斗下去！我为你感到骄傲。我恐怕不能再见你一面了。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 正是这个口信儿和后来不断从各种渠道听到王后鼓励西哈努克战斗的豪言壮语，才更坚定了亲王斗争的决心。 王后的确是位勇敢而坚强的女性。在被软禁日子里，她饱经了侮辱和折磨。对她精神打击最大的是1970年10月9日朗诺宣布成立“共和国”那天。一伙朗诺的突击队员抬着西哈努克的模拟像到塔仔山去焚烧。在焚烧之前，他们抬着模拟像故意从王后窗下走过，用最粗鲁、最令人恶心的污言秽语侮辱亲王和他的母亲。那些人好像在相互比赛，看谁能骂出最粗俗、最无礼的脏话。 那些人为什么要那么无耻地去侮辱他们曾经崇敬过的王后呢？后来，西哈努克才了解到，在当时朗诺高压政策的统治下，许多青年都想离开柬埔寨，但只有得到政府批准，才能离开。而最有可能获得这种机会的，只能是装得对政变当局最亲、对西哈努克骂得最厉害的人。这些得到出国机会的年轻人，往往一踏上法国的土地，便高呼“打倒朗诺和施里玛达！”“亲王万岁！”通过这种办法来到法国的留学生，70％的人一到巴黎机场，就宣布效忠民族统一战线。 政变集团软禁和折磨王后实际上另有所谋。他们深知，西哈努克深深爱他的母亲，为了他的母亲，他可以放弃一切。于是，他们打算扣押王后做人质，迫使亲王放弃斗争，回国归顺政变集团。当王后要求准她流亡国外时，朗诺则提出了条件，即西哈努克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并辞去一切职务。 当西哈努克听到这一消息，愤恨交加，但也左右为难。作为儿子，他爱自己的母亲。他知道，她处境恶劣，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不幸，他有责任解救她。但他再一想，只有他是国家的合法代表，只有他是民族重获新生的希望，他只能战斗，别无选择。忠孝不能两全，他终于痛下决心，以民族大业为重。使他快慰的是，他的母亲也大义凛然，鼓励他的战斗选择。她捎信给亲王说：“你一定要战斗，否则，我会永远责备你。” 正如他的母亲为她的儿子骄傲一样，西哈努克也为自己的母亲而自豪。 为了制服亲王而监禁王后的卑鄙行为引起了世界的公愤。一些美国人写信给国务院，一些澳大利亚人和其他国家的人纷纷写信给美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要求美国政府向朗诺集团施压，释放哥沙曼王后。尼克松政府则冠冕堂皇地声称：“朗诺政府是一个主权政府。柬埔寨是个独立国家。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要是我们过问了，那就会被认为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的不可容忍的干涉。”这令西哈努克义愤填膺，他反问道：“难道还有比这更虚伪无耻的吗？在美国支持朗诺推翻一个合法政府的时候，柬埔寨的主权哪里去了？” 后来，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由于西哈努克的强烈要求，华盛顿不得不悄悄地指示朗诺释放王后，允许她流亡国外。直到1975年4月末，哥沙曼王后在北京逝世，她都同西哈努克亲王生活在一起。 这位不屈的老人，终于心满意足地合上了双眼，不无欣慰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就在她去世的几天前，红色高棉解放金边的消息传到了北京。她终于看到了柬埔寨的曙光。 西哈努克的被废黜也株连到他的所有留在柬埔寨的孩子们。最初，朗诺政权只把他的两个儿子（纳拉迪波和拉那烈）软禁起来；后来，他的女儿波东帕花也被以“叛国罪”逮捕。朗诺政权威胁要把西哈努克的两个儿子处以死刑，来为他们的父亲抵罪。 波东帕花的所谓罪过是辱骂了“共和国”。波东帕花是西哈努克同蓬姗莫尼所生的幼女。亲王的这个女儿被捕时19岁，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这位弱女子从未参与过政治，只是咒骂了那些残无人道的杀人强盗才被扣上这一罪名的。 朗诺集团对王族成员大开杀戒。一天，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波东帕花最尊敬的一个叔叔被朗诺的一个军官枪杀了。这个军官还扬言：“要以共和国的名义把所有吸血的亲王们从地球上消灭掉！” 波东帕花对此忍无可忍，她在她叔叔的葬礼上大哭大骂：“这是什么共和国？这是匪徒的共和国！法律何在？在这个共和国还有一点正义吗？” 被杀害的波东帕花叔叔是一名少校军官，也是施里玛达的堂兄弟。然而，施里玛达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还以叔侄的关系，强迫波东帕花收回自己的话：“你侮辱了我们的共和国。你必须赔礼道歉，收回你的讲话。”这位弱女子这时无所畏惧，厉声道：“我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能收回！”于是，她的这个叔叔就把她送上了军事法庭。 在法庭上，当局事先安排好的一个证人出庭。此人是波东帕花从前的女仆。警察要求她出庭陈述波东帕花的“罪行”。不料这个证人却在法庭上控诉了警察如何折磨她，强迫她做伪证。这位可怜的女仆因此而被判处10年苦役。 据说，美国担心对这位弱女子的继续审判会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在美国在干预下，当局释放了她。 波东帕花的丈夫是西索瓦·杜萨迪亲王。政变发生时，他在金边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部任职。由于与西哈努克的亲缘关系，他被革职了。后来，在妻子的鼓励下，他逃到了解放区。 后来，波东帕花同杜萨迪离了婚。她又嫁给了空军军官索波塔。不久，他也成了一位反朗诺的不屈战士。1973年，他驾驶着美制飞机轰炸了朗诺的总统府。之后，他又驾着同一架飞机带着妻子、孩子飞往中国，投奔了西哈努克。他们在北京一直住到1975年朗诺政权垮台。最后，他们又随西哈努克一同返回柬埔寨。 亲王的两个儿子纳拉迪波和拉那烈被指控为“雇佣土匪”散发宣传品和投掷手榴弹。结果，两人都被软禁起来。在审判时，纳拉迪波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是“把情报提供给敌人”。 据西哈努克分析，对纳拉迪波的逮捕和审判是出于政治目的。 诺罗敦·纳拉迪波是西哈努克同西索瓦·莫尼盖姗所生。也是他们俩的独生子。这个孩子很不幸，他出生后几个小时，他的母亲便与世长辞了。他是西哈努克所有孩子中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为了把他培养成一个政治家，亲王把他送到北京学习。他先在北京芳草地小学学习。那里是外国驻京外交官子女云集的地方。小纳拉迪波活泼可爱，同中国孩子以及各种不同肤色的孩子友好相处。他聪明伶俐，很快他的汉语说得相当流利。 后来，他考入北京灯市口中学，即现在的25中。中学给年轻的纳拉迪波展现了一个充满知识的世界。他开始了一个更加成熟的人生里程。 纳拉迪波酷爱中国的语言、文学。他阅读了许多中国著名文学作品。他欣赏《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深入虎穴的智勇双全，他为《红岩》中江姐的坚强意志所感动。 他对农学也颇感兴趣。他知道他的祖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这方面的知识肯定对柬埔寨有用。为了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业，他居然同中国同学一样到郊区农村参加劳动。 周恩来对纳拉迪波关怀备至，有时还把他请到家里来做客。每逢这时，邓颖超就把中国风味的饭菜端上来让他品尝。周恩来则像一位慈父款待久别后的儿子，不停地给他夹菜。周恩来不时向这个年轻人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北京干燥的天气，你适应吗？”“中国同学对你热情吗？”“爬过香山的‘鬼见愁’吗？”“将来回柬埔寨做什么？” 在周恩来身边，纳拉迪波不仅感受到父爱，而且聆听到了人生教诲。周恩来告诉他：“世界上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好人，一类是坏人；好人中还分两种，一种是对社会贡献大的人，一种是贡献小的人。你应该是前一种。柬埔寨很需要这种人。” 西哈努克决心让纳拉迪波在北京上大学，但这一计划落空了。中国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被迫中断了学业，回到了他的祖国。后来，他成了他父亲的秘书处一名称职的译员和一家国营中文报纸的编辑。 西哈努克对纳拉迪波格外欣赏，并寄于无限限希望。他曾多次公开表示，万一他自己有什么不幸，纳拉迪波就作为他的“政治接班人”。 很显然，纳拉迪波的存在是朗诺政权的潜在威胁。 拉那烈是甘霍为西哈努克生的一个儿子。甘霍和西哈努克共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儿，叫帕花·黛维。她后来成为高棉古典芭蕾第一号女演员。第二个孩子拉那烈后来成为法学博士，曾在法国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任教。 拉那烈被捕后，给他定的罪名是私藏颠覆性材料。其实，那些材料只不过是法国《世界报》的一些剪报。后来，他被释放了，是王后花了一大笔钱把他赎回来的。他是王后最喜欢的一个孙子。 在审判西哈努克的两个儿子时，当局事先安排了两名“证人”。他们用拷打迫使这两个证人做伪证。当开庭作证时，这两个证人居然当众揭露了真相，说出了他们被迫做伪证的经过，其中一个还脱下了衣服让人看他受电刑落下的伤疤。他推倒了他先前的所有证词，并声称，所谓散发传单的事由他一人负责。结果，他被判了无期徒刑。 西哈努克另外两个儿子拉威旺和克马努拉逃离了金边，没有落入朗诺的魔掌。拉威旺是蓬姗莫尼为西哈努克生的次子。他逃离金边后，钻入丛林，投奔了红色高棉。但是很不幸，就在解放金边的前两年，他病逝在抵抗营地了。 克马努拉也是蓬姗莫尼所生，是西哈努克的幼子。1970年3月朗诺发动政变后，他也投奔了红色高棉，在红色高棉新闻部长符宁的手下工作。1975年9月，西哈努克从北京回到金边后，克马努拉回到他父亲的身边。 对西哈努克缺席审判的同时，还对他的一些支持者进行了缺席判决，其中17人被处死刑，11人被判20年监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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