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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笋向沙洛特绍建议：成立一个联合总司令部。 武元甲向未派了军事顾问团 亲越南的2000名高棉印支共产党人返回柬埔寨 英萨利前往北京 不驯服的柬共 柬共把自己排在共产党国家的第三位，仅次于中国、 阿尔巴尼亚，而越南是第七位。 柬埔寨人解放金边比越南人解放西贡，早了13天。 三国四方会议之后，柬、越、老三国人民的救国斗争进入了团结抗战的新阶段。但是由于柬越两国之间的历史隔阂，特别是两党之间长期存在政治分歧和不信任心理，并没有使这种团结抗战发挥出更大的威力，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又合作又摩擦的状态。 早在1969年，柬共中央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有可能支持朗诺政变。一旦政变发生，将对革命有利。于是党开始制定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准备把革命的主要对象转向美国及其走狗朗诺集团。 这年底，柬共领导人沙洛特绍率代表团再次访问河内，就未来的革命战略问题交换意见。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黎笋、黎德寿、武元甲和阮维桢等。他们仍坚持把柬埔寨革命纳人以越南南方斗争为中心的印支三国斗争的全局之中，这遭到柬共方面的拒绝。会谈未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沙洛特绍离开河内前往北京访问，这时，恰逢朗诺政变。当西哈努克到达北京后，双方握手言和，表示要共同对付美帝及其傀儡政权。紧接着，三国四方举行了最高级会议。在制定了柬埔寨统一战线政治纲领和建立了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以后，沙洛特绍途经河内返回柬埔寨。 到了河内，越南领导人向沙洛特绍提了一个建议：成立一个越柬军队总司令部。武元甲对他格外热情，对他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越柬老三个兄弟团结在一起了。黎笋也对他说，他们将向柬武装部队提供5000支枪，同时，也建议成立总司令部，让沙洛特绍担任总司令。他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无权决定，因为我出来的时候，执行的并不是这个任务，途中正好碰上政变。等我先向中央汇报后再说吧。” 沙洛特绍经胡志明小道回国途中，发现越南军队在柬境内招募柬埔寨青年，并编人他们的部队。这使沙洛特绍心中产生不少疑惑。 据柬共后来公开发表的有关柬共历史的《黑皮书》称，在沙洛特绍访问中国期间，越南人曾试图就建立联合指挥部问题同宋成、英萨利进行磋商，同时也许诺对柬共提供援助。 沙洛特绍回到柬共根据地总部后，于1970年9月在磅湛省的斯栋特朗县召开了柬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同西哈努克联合建立民放团结阵线、反对朗诺政权的方针，决定组建自己的正规军，对同越南合作问题也进行了讨论。结果，基本统一了认识：决定不成立联合总司令部。越南在柬埔寨需要打就打，柬埔寨自己打自己的，柬埔寨的军队是属于柬埔寨的，柬埔寨的政权是属于柬埔寨的，越南无权染指。关于越南在柬境内组织起来的部队要归还柬埔寨的问题，后来对此进行了两年谈判，才最终达成协议。 成立联合指挥部的建议被拒绝，确实是对越南方面的一个打击。这大概是后来两党分歧愈来愈大以致最后决裂的起点。不过，在军事合作方面，确有进展。在三国四方会议以后，武元甲应西哈努克的要求，派去了大约一两千军事干部，称作军事顾问团，从事柬共游击队的训练工作。据西哈努克说，这些人的质量的确是超等的。他们不但有军事技术，而且人品也不错。他们完成任务后就口去了。从后来一些参加过训练班的人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受训练的人不仅学军事，也学越南话，而且用越语进行思想讨论。 联合的军事行动也有，主要是在柬越边境地区。在其他地区，柬越军队也并肩作战。在金边西南的第25号地区，柬共军队在越南人的指挥下进行战斗，直到1972年。 但是，这种军事合作总是小心谨慎的，始终严格遵循三国四方会议决议的精神，即每个国家的解放是该国人民自己的事，必须根据有关国家的愿望，并在互相尊重的原则基础上彼此相互支援。在部分边界沿线，越南占据了一块无人居住区，以便保护他们的南北交通。越南人可以在这里进行军事行动。 这种谨慎态度还反映在各自的内部宣传文件中。这里，可以看出双方的不同政策。柬共在发给其成员的一个学习文件中强调，他们的革命对象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权”，而不是越南所强调的帝国主义。在谈到同越南的合作时，则强调了他们的独立性。该文件说：“我们必须与越南合作协调，以对付美帝国主义者，然而，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独立性，我们的特色，为我们的人民造福，团结一致反帝，同时反对干涉内部事务。” 越南党则把合作看作两党两国长远的义务。它的一个文件强调了越南对柬埔寨的作用。该文件说：“我们应该使（柬埔寨革命者）认识到，他们的生存要依赖于我们。我们帮助他们是我们的一项国际义务。另一方面，柬埔寨是我们军队活动的基地。柬埔寨的革命弱小，其组织也松散。” 这两种不同的合作政策，注定了这种合作的有限性和摩擦将不断发生。 这期间，最大的摩擦之一，是1954年撤往越南的柬埔寨老印支共产党人返回柬埔寨问题。这些人共有2000人左右。他们在越南住了16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河内的越高（棉）友谊学校接受训练，所修的课程有越语、政治和军事训练。他们有强烈的亲越倾向，有些人完全越南化了。1968年越南人曾建议将这批人送回，并给予重用。但柬共未予同意。1970年政变以后，他们起程回国，参加抵抗运动。他们每100人组成一个支队，徒步沿胡志明小道向南跋涉。走完这段艰难的里程，共花了三个多月，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在途中死于飞机轰炸、疾病和意外事故。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训练有素的军政干部，有的人职位很高。但是回来以后，他们并不被信任和重用。一位少校级的军官说，他必须“声明已经脱离越共，而忠实于红色高棉和柬埔寨人民”。有的人还必须宣布断绝与“高棉人民革命党”和“人民派”的任何联系。他们还必须放弃他们原来的军衔，而服从柬共的安排。 1971年7月，柬共在普农山图克的总部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有60多名代表出席，包括来自各战区和河内的代表。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柬共中央决定派英萨利前往北京，作为国内派出的代表。他就是西哈努克说的那个不离他左右的人。在国内，对西哈努克的地位也在宣传上作了限制。一个党的文件称，革命的成就不应归功于西哈努克，而应归功于人民武装部队，归功于党。同时，中央还讨论了对越南的关系、对从河内归来者的态度，以及近期和长远的政治目标。关于那些河内回归者，采取了排斥、撤职和清除的政策。从1971年底起，那些归来者开始被清洗。1972年，在西南地区，这些人已被清除出去了。 关于革命的近期目标，柬共中央倾向于尽快解放金边，尽可能在越南解放西贡之前就解放金边。后来这个问题使越柬两党矛盾进一步加深。1972年越美在巴黎的停火谈判已进行了4年。为了协调越柬的立场，两党代表定期进行会晤。越党希望柬党响应美国的要求签署停火协议。代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加巴黎和谈的范雄到柬解放区，“强行要求”柬同美和谈。但柬党认为，柬的革命形势很好，不准备停火。柬埔寨对越南说：“你们想进行谈判，我们不阻止，只有预祝成功。”“越南人民为了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有行动的自由，我们也一样，也有自由。我们的事情要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柬对越的动机深感怀疑。后来的事实证明，柬党的决定是正确的。越南之所以强行要求柬接受和谈，是因为美国向河内代表黎德寿许了愿：如果越南人能说服柬停火，作为战后重建基金，美国将向越提供3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当1973年1月27日美越签订巴黎协定后，柬共公开声明继续战斗。 河内对柬共这种步调不协调的行动深感恼火，因而就在提供武器方面进行拖延。据后来波尔布特说，黎笋许诺的5000支枪一支也没给。连中国提供的武器大部分也没收到，都被越南人扣下了。 随着分歧和矛盾的加深，柬共的反越情绪愈来愈强烈。胡荣在谈到柬越关系时说：“1970～1971年，越共和北越人抢掠农村百姓的财产，剥削和掠夺红色高棉。在红色高棉弱小，缺少武器，没有正规军时，他们压制真正的红色高棉干部。”红色高棉称越南为共产党国家中排行第七位的朋友。至于他们自己，则排在第三位，仅次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 后来到了1973年，在越军几乎全部撤走以后，来共的干部开始称越南人为他们的头号敌人。有的地区的领导人还公开号召：“只要有可能，就秘密地消灭第七号朋友。” 1975年，当柬埔寨的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越南人特别紧张，十分担心柬埔寨会先于越南取得全国胜利。这年初，柬共军队准备发动解放金边的攻势。这时特别需要武器，但越南有意拖延把外援的武器运交柬共。越南人对柬共说：“没有越南的帮助，柬党不可能取得胜利。”他们宣称，等越南军队解放了西贡，再把坦克调过头来，24小时内就可以解放金边。越南人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那样，河内就有资格在未来的柬埔寨指手画脚了。 柬共似乎早就看穿了这一点，他们决不能让越南“帮助”他们解放金边。因此，柬共不顾一切，一定要在越南解放西贡之前拿下金边。结果如愿以偿。柬共在4月17日占领了金边，”比越南解放西贡早了13天。 随着两国革命的胜利，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也给两国人民，特别是柬埔寨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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