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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愿意做东道主 西哈努克重掌舵轮 会场上立场分明的两大阵营· 这次会议并没有成为第二个雅加达会议 新加坡外长把“灭绝种族”的帽子戴到了越南头上 五常任理事国达成最后框架文件 难产的“柬全国最高委员会” 反复无常——一种战术，变换不定——一种技巧。 西哈努克终于坐到了柬埔寨问题和平进程巨轮的 舵位上 茂物毫无结果的会谈使西哈努克很失望，这更促使他把希望寄托在由联大召集的国际会议上。1988年8月，他首先访问日本，要求日本、美国、欧洲一起向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做工作，敦促秘书长召集国际会议。同时，他还希望日本参加国际监督委员会。 10月，西哈努克又在华盛顿同里根总统会晤，要求美国支持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实现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美国对他的要求表示支持。 11月，西哈努克、宋双、洪森三方在巴黎会晤，并达成协议，准备举行一次国际会议。 1989年4月，法国同意主办一次巴黎国际会议。 在这近一年时间里，西哈努克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一是他促成了于1988年11月举行的柬三方参加的巴黎会晤。但由于红色高棉方面是一位大使而不是乔森潘本人，洪森拒绝这位大使参加会晤，会晤变成了柬三方的会晤。会议同意成立一个有三方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研究政治解决的办法。 1989年2月，西哈努克宣布他重新担任于1988年7月辞去的民柬联合政府主席的职务。他在解释这一行动的原因时说；自他辞职以后，民柬联合政府的信用和地位不断下降。他要遏制这种下降趋势。但是据分析家认为，他看到了近几个月来，洪森和越南方面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活动，逐步夺取了一些主动权。例如，洪森1月份对泰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访问，提高了金边政权的信誉。这有可能使西哈努克失去其为恢复柬埔寨和平而力图扮演的中心角色。几乎与此同时，由越南第一副外长了儒廉对北京的访问而开始的中越关系的正常化，也使西哈努克有被撤在一边的感觉。上述新的外交动向使他感到，如果要在未来政治解决过程中扮演主角，非有强大的后盾和实力基础不可。正如他自己所说，“面对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遇险，我作为爱国者，有责任重新掌握‘舵轮’” 1989年2月，在雅加达举行了第二次由柬四方和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非正式会议，但仍未取得任何成果。 3月，在西哈努克的主持下，在北京举行了由宋双、乔森潘参加的民柬首脑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三位领导人“保证继续加强他们之间的神圣的联盟，在政治方面和外交方面，……以同一个声音说话”。三方决定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最高国防委员会，以确保民主柬埔寨三支军队之间切实团结、合作 相互尊重和相互帮助，本着维持共同斗争的最高利益原则，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难题。 北京的这次首脑工作会议加强了西哈努克的地位。这为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作了准备。 4月5日，越南单方面宣布，将于9月30日以前无条件地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军队。这为召开国际会议政治解决柬问题又增添了新的推动力。 两天以后，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愿意主办一次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在巴黎国际会议的前几天，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柬四方圆桌会议，但和以往的一切会谈一样，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不过各方都认为，这不妨碍即将举行的巴黎国际会议。 7月30日，这次国际会议在巴黎克莱贝尔会议中心拉开序幕 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柬埔寨四方、越南以外，还有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东盟6国等共19国23方的外长或领导人，其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和不结盟运动的代表。法国和印尼外长为此次会议的两主席。 会议的开始阶段是部长级会议。作为主席之一的法国外长迪马首先发言。他要求国际社会终止“当代历史上杀人最多的、最不正义的冲突之一”。他说，会议的一项关键任务将是建立一个监督撤军机构，来检查越南撤军和“保证停止外来的军事援助，尊重停火和正常举行选举”。 西哈努克在会议上的发言，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柬埔寨问题的实质：柬埔寨问题实质上就是越南对“柬埔寨进行侵略、占领、使之殖民化和越南化的问题”。接着，西哈努克指出，越南盲布9月26日以前全部撤军的说法不可信，因为在那以后，还会有大批越南军官和士兵伪装成柬埔寨军人留在柬埔寨，而且还有100万越南移民。然后，他又谈到红色高棉问题。他针对越南所谓的防止红色高棉重新掌权问题是柬埔寨的“根本问题”的说法指出，他并不想成为红色高棉的维护者，但他坚持说，如果要在这次会上讨论红色高棉违反人权问题的话，那么也应该“研究驻柬埔寨的越南军队和洪森政权侵犯人权的问题，这样做是完全公平的”。他提请各与会的代表注意，这次会议的基本目标是“从柬埔寨消除一切形式的越南殖民主义”。 至于红色高棉重新掌权的问题，西哈努克说，红色高棉本身已作出了保证，决不再单独掌权。为此，他们还同意采取防止单独掌权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实现柬埔寨四方武装力量的彻底裁军，拆除红色高棉和柬其他各派的庇护所和武器贮藏所；国际监督机构和国际维和部队驻守柬埔寨，对红色高棉进行监督；在未来的新柬埔寨政府中完全把波尔布特、农谢、达莫等人排除在外。西哈努克说，“红色高棉在全世界面前正式保证，完全和始终如一地尊重即将在国际监督下自由举行大选的结果”。 最后西哈努克申明他的立场：第一，韩桑林——洪森不代表柬埔寨，它是越南强加给柬埔寨的。解散“民主柬埔寨”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由有平等权力的四方组成一个联合合法政府，在国际监督机构的监督下，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建立合法的新政府。第二，不能接受任何“部分”解决的方案，以使越南逃脱对柬埔寨冲突的责任。越南殖民主义必须完全彻底地从柬埔寨撤离。第三，必须把国际维护和平力量和国际监督机构派驻柬埔寨。第四，反对将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空缺的任何企图。四方民族团结政府一成立，柬在联合国的席位就应该移交给联合政府。第五，恢复柬埔寨在1970年3月18日之前的民族独立地位。 洪森在讲话中，极力想扭转会议的方向。他认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部分似乎已基本解决了，因为越南已宣布9月底撤出全部军队，剩下的问题是，防止红色高棉的上台和停止外来援助，主张在普选前维持现状，从而维持金边政权对局势的控制。 阮基石在发言中，强调要彻底排除红色高棉重新掌权的可能性，不让其参加未来的政府。他反对组成四方政府的方案。他说，柬埔寨只有敌对的两方，即金边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和“滑稽的民主柬埔寨”。他认为坚持四方的说法就是要使得波尔布特集团合法化，同时使一民柬”一方获得3／4的权力。他主张其他各国必须严格遵守不干涉柬内政的原则，必须停止对柬的外部援助，必须强烈谴责和避免红色高棉卷土重来。 乔森潘在会上的发言中，着重强调越南必须全面彻底地撤军，而且必须对其撤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同时他也强调结束由越南扶持下的金边政权。 宋双在发言中说，只有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政府才能保证柬埔寨公平地过渡，直到在联合国机构的监督下，由这个政府组织的自由普选给柬埔寨人民选出一个真正的合法政府。他同意阮基石关于停止外部援助的主张，但他坚持说，只有“等到联合国国际监督机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和柬四方临时政府确认越南全部撤出之日”，这种援助“才能结束”。 整个部长级会议阶段斗争相当激烈。会场上出现了立场分明的两大阵营：一边是越南、金边政权、苏联、老挝、印度等；另一边是民柬联合政府三方、东盟各国、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 总的来说，部长级会议气氛良好，没有出现雅加达会议那种越南处于主导地位的局面。相反，越南方面在几个问题上受到了挫折。 第一，越南及金边政府原打算这次国际会议只谈柬问题的国际方面，不谈国内方面。在国际方面，由于越南单方面宣布9月底撤军，这样，一方面造成对它撤军的“国际承认”，使自己摆脱“入侵”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使金边对柬实行控制的局面得以维持，然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红色高棉和中国。但是，它的部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打算落空了，与会者以压倒优势形成“必须全面解决”的基调。民柬联合政府及东盟等坚持认为，如果柬政府问题不解决，片面解决“国际部分”将是有害的。美国也坚持必须全面而非部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 第二，越南及金边政权极力想摆脱和避免联合国参与这次国际会议，可是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端坐在主席台上，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在会上也有特殊的权利。大会委派的赴柬调查组就是由联合国主办的。所有这些以联合国名义出现的活动，都是越南所不愿看到的。 第三，越南想把此次国际会议也变成像两次雅加达会议那样：垄断会议的主导权，形成对红色高棉的围攻。但他们失败了。大会发言中，只有1／3的代表谴责红色高棉过去的暴行和反对其重新掌权。更多的代表却把主攻方向对准了越南。其中新加坡外长的发言最为尖锐。针对越南关于红色高棉“灭绝种族”的指责，新加坡外长从法律含义人手，说明国际法上的“灭绝种族”系指外国侵略者以各种手段去消灭一个被压迫民族而言。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属此类性质。按国际法，应审判“灭绝种族”的首恶。波尔布特并不是外国侵略者，“灭绝种族”的帽子戴不到红色高棉的头上。从事灭绝种族行为的应该是越南，因为它作为异国侵略者造成大规模的柬埔寨难民潮，随即又大规模向柬埔寨进行移民。这样，由于把难民、移民问题同越南入侵联系起来，所有的代表提议，将来的大会决议如果谴责“灭绝种族”，应该包括红色高棉和越南。1970—1989年的“灭绝种族”政策都应受到严厉谴责。 部长级会议达成了一些协议，但主要局限在程序性和机构性上。例如，决定成立关于国际监督、国际保证、难民和柬埔寨重建三个委员会，分别讨论并达成有关全面公正解决柬问题的具体办法的协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和实施柬埔寨民族和解及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问题；会议还接受德奎利亚尔秘书长的建议，决定尽快派遣调查团赴柬各地考察。 尽管这次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这毕竟是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正式开端。这不仅因为联合国直接参与其中，而且还因为有了专门研究讨论政治解决的机构。更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国际会议并未就此结束，部长级会议将根据各专门委员会的准备工作情况举行第二阶段会议。8月30日，会议宣布休会以后，由各委员会进行工作，待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和时机成熟时，再举行第二阶段巴黎国际会议。 总之，巴黎国际会议的召开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 由于洪森拒绝接受在举行自由选举之前解散金边政府和成立一个由柬埔寨四方代表组成的联合临时政府的条件，巴黎国际和平会议于1989年8月30日宣布休会。 正当巴黎国际会议处于最后阶段时，西哈努克突然宣布了他的惊人之举：辞去争取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的柬埔寨民族团结阵线主席的职务。这是他第一次辞去该阵线的领导职务。据西哈努克解释，这主要是因为在巴黎会议期间，他领导的阵线内发生了分裂：温和派主张同金边政权谈判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主战派主张同红色高棉武装结成联盟，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夺取军事上的胜利。这种分裂使西哈努克感到“灰心丧气”，于是，他一气之下，辞去了该阵线主席职务。实际上，这一举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因为取代西哈努克主席地位的是他的夫人莫尼克和该阵线的原副主席涅·刁龙，他们成为该阵线的两主席；他的儿子拉那烈则取代莫尼克担任该阵线总书记的职务；更何况，他仍是该组织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由此看来，这一举动对柬埔寨的和平进程不会产生多大政治影响，只不过是西哈努克的一种情绪发泄，仅此而已。 第一阶段的巴黎会议休会以后，各方又为打破僵局而寻求良方。这期间，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于1989年11月提出了一个和平建议：在有国际监督下的自由选举以前，由联合国出面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处理柬埔寨的事务。这似乎启发了西哈努克的灵感，既然洪森不同意组成一个四方联合政府，那就暂时不成立这样的政府，柬埔寨交由联合国托管。因此，他表示赞成这一方案。埃文斯的建议具体包括：联合国派遣大约200名官员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再派5～7千人的联合国部队监督执行停火协议。西哈努克根据这一建议，提出联合国在柬埔寨设立一个国际监督机构和派遣一支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监督柬各方全面解除武装，或裁军至1万人，同时解散民柬联合政府和金边政权，在联合国监督下组织自由、公正的大选。 对埃文斯的建议，金边未作出直接反应。但洪森表示同意加强联合国在解决柬埔寨问题过程中的作用。 根据埃文斯建议中关于联合国应发挥更大作用的精神，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于1990年1月在巴黎就柬埔寨问题进行磋商。五大国共同确定了解决柬问题的一系列原则，其中最主要的有：联合国对外国撤军实行核查；由联合国代表机构对过渡阶段实行监督，在联合国的直接管理下组织自由公正的选举；成立一个全国最高委员会在过渡过期行使柬埔寨主权。 对于上述原则，西哈努克立即表示赞成。他积极支持联合国在柬和平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还要求联合国对柬埔寨实行托管。但是，他特别强调，在实行托管的同时，必须解散金边的各级政府。这一点在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原则协议中并不突出。 正当联合国参与和平进程出现高涨势头的时候，西哈努克突然又采取了一项“戏剧性的行动”：再次宣布辞去民柬联合政府主席的职务，而且表示不再参加任何柬国际会议。这是他第五次辞职了。对于他的辞职，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了，因而不感到任何震惊。这肯定又是一次情绪的发泄。 果然不错，西哈努克此举是为了表示对某些西方国家的不满，他说：“自由世界的某些政府，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报纸，很多知识分子和记者……以及不少西方议员都攻击我，指责我是红色高棉的同谋，指责我的军队在战场上同红色高棉的部队密切合作。”因此，“我现在正在度过一个可怕的消沉时期，这种消沉迫使我作出了政治上和外交上隐退的决定，以等待我精神状况的康复。目前，我的精神健康已处于最低水平……”西哈努克的举动也可能是为了逃避外界的批评攻击，也可能是一种以退为攻的精神战法，以表示对西方某些舆论的抗议。但无论如何，人们不能把他的这类举动过于当真。 果然，不出三周，他又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重新担任联合政府主席一职。不过这个联合政府的名字改变了。这之前，他向乔森潘、宋双、拉那烈写信要求更改国名、国歌、国旗。考虑到原政府形象的“不断恶化”，他们同意了他的要求。结果，国旗恢复了传统的带有吴哥塔的红蓝两色旗，国歌也被传统的国歌所取代。原“民柬联合政府”则改为“柬埔寨民族政府”。至于所担任的职务，西哈努克宣布，他的正式头衔是“柬埔寨主席”。他始终认为他是柬埔寨合法的国家元首。 似乎没用多久，亲王就从精神状况不佳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他宣布成为柬埔寨主席以后便又积极投身到外交活动中。他邀请洪森到曼谷和他会晤。这一次，他们二人最后发表了一份共同签署的公报。在公报中，洪森终于同意让联合国在柬埔寨发挥作用，并承认成立一个最高的全国性机构作为国家主权和民族团结的象征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二人的协议为第三次雅加达会议作了准备。人们预料，在即将召开的雅加达非正式会谈中会有新的突破，从而为第二阶段的巴黎和平会议铺平道路。 然而，人们的希望落空了，因为在雅加达会谈后草拟最后文件时发生了严重分歧。洪森反对在最后文件中提及越南人在柬定居、拟议中的最高委员会以及联合国在组织选举中的作用等。而红色高棉则反对在最后文件中使用“灭绝种族”一词。雅加达会谈破裂后，上述双方都谴责对方为和平进程设置了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再次在巴黎进行磋商。这次磋商在全国最高委员会问题和联合国临时权力机构问题上达成了进一步的共识。全国最高委员会应该是过渡时期国家主权的代表，由各派代表组成，享有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席位。但该委员会一成立，就将授予联合国驻柬临时权力机构以各种必要的权力，包括组织自由选举的权力。关于联合国临时权力机构，五大国认为，它应享有必要的权力，确实保护柬人民不受任何恐吓，不受任何武力威胁，保障人人享有人权和公民权。 鉴于雅加达会谈的失败，西哈努克作出了新让步。他放弃了原先四派平分权力和彻底解散金边政权的主张，同意洪森关于抵抗力量三方同金边政权对半分权的建议，而且还同意在联合国权力机构接管权力后，允许金边保留卫生、教育等非政治性的公共服务部门的领导权力。 洪森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同意联合国权力机构发挥作用，但不同意把金边现有的权力交出去。 当西哈努克的努力和让步连连受挫之后，他又宣布辞去柬埔寨民族政府主席的职务，并放弃同洪森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说，他要为“恢复我的人民的地位”发动一场个人圣战。他要求各方同意他带领联合国人员进入柬埔寨，以便给深受战争蹂躏的柬埔寨人民带去国际援助。他说，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抓紧一切机会，致力于国家的重建工作，即使是在战争时期。为此，他取消了去东京同洪森会谈的计划。 亲王这次辞职，大概又是重复他经常使用的超脱战术。他说：“为了充当联系柬埔寨各方的桥梁，我将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抵抗力量一边的，我还要走到另一边去。”于是，他很快忘记了他刚刚说过的取消和洪森的任何会谈的话，准备在日本东京同洪森就停火问题进行谈判。在东京会议上，西哈努克还代表柬埔寨民族政府和金边政权签署了停火协议。宋双作为民族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这次会谈，而乔森潘因参加会晤的地位不对等（原来计划四方代表签署文件后改为敌对两方签署文件）而拒绝参加这次会议。这一停火协议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到了1990年8月，在联合国方面，关于柬埔寨政治解决的方案讨论进入了成熟阶段。27日，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达成了最后框架协议。这一协议的核心部分是成立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规定该委员会在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到大选产生新政府的整个过渡时期内，是柬埔寨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将在全面解决方案签署时，委托联合国权力机构在柬过渡时期内行使必要的权力，其中包括行政管理权；如有必要，联合国权力机构将接管国防、外交、财政、通讯、新闻五大部门，从而确保全面执行有关协议，以及组织自由、公正的大选。 在军事安排方面，框架协议规定实现停火之后，各派军队都应在规定的地点集结，武器另行存放，同时五大国欢迎西哈努克出任最高委员会的主席。 在巴黎国际会议两主席法国和印尼的斡旋下，柬埔寨四方于9月10日在雅加达进行磋商。经过几天激烈的争论之后，整个和平进程有了重大突破。四方表示接受五大常任理事国通过的框架协议，并同意把该方案作为解决柬冲突的基础，制定全面政治解决的方案。在这次会谈中，通过讨价还价，最后产生了由12名成员组成的全国最高委员会。金边和抵抗力量双方各6人，其中抵抗力量三派每派各2人。西哈努克不属于任何一派，所以他未被列入最高委员会。但是各方同意西哈努克先前的一个建议：如果该委员会同意，他们可以选一名主席作为该委员会的主席，成为该委员会的第13名成员，西哈努克表示，他愿意出任主席一职。 在不久以后举行的最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曼谷召开）上，关于西哈努克的地位问题又发生了争执。抵抗力量方面主张西哈努克作为主席应占据第13个席位；而金边方面则强调，他不是委员会成员，因而他不应成为主席。由于主席职位的争执，致使第一次最高委员会会议不欢而散。 围绕主席一职问题，双方继续讨价还价。西哈努克又提出了新建议：如果洪森同意他出任该委员会主席职务，那么，他就赞成让金边再增加一个额外的席位。这样，最高委员会就由14人组成。柬四方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不久，洪森又提出，如果西哈努克当主席的话，必须由洪森来担任副主席。这又引起了宋、乔两派的反对。不久，西哈努克又提出新建议：由他任主席，由洪森。宋双、乔森潘分别任第一、二、三副主席。这又遭到红色高棉的反对，它主张设四个副主席，每方各一个。这又引起金边方面的反对。 为了结束这种无休止的位置游戏，不妨碍和平进程，西哈努克发表了一个声明，建议搁置最高委员会的正副主席人选问题的争论。但声明仍表示相信，全国最高委员会“迟早将有一位发挥作用的主席，而主席的人选非西哈努克亲王莫属”。 当最高委员会为主席职位进行争执的时候，在联合国方面，为巴黎和平会议复会的准备工作却进展得十分顺利。11月下旬，两主席和五大国为巴黎会议的复会准备好了协议草案，而且还准备在巴黎安排一次同柬最高委员会成员的磋商，就各项协议草案让各方讨论和表态。但是，金边方面对五大国提交的协议草案迟迟不予表态。洪森虽未公开拒绝草案，但却对协议草案中有关联合国；临时行政机构同柬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关系、军队处置、组织大选等方面的条款提出质疑，并要求加以澄清。这实际是上以间接方式抵制协议。第二天，两主席用了整整10个小时来说服金边方面接受协议草案。而洪森强调对协议草案中的某些内容必须继续深入讨论。结果，会议各方对他作了让步，即同意将各方武装力量的遣散和裁减问题以及是否提及“种族灭绝”问题，留待巴黎国际会议和最高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而对协议草案的大部分内容达成了一致。 在柬埔寨方面，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职务仍是一个焦点问题，因为没有主席，很难组织会议。但是，对立双方仍在对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职位争论不休。6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最高委员会会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仍未取得任何进展。 后来，为了打破僵局，西哈努克又提出一个新建议。他主张把最高委员会看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统一的“联合主席”，并指定一名秘书长，由他本人担当这一职务。秘书长不是该委员会的“主宰”，而是一个协调人，是各派间的一座“桥梁”。秘书长是委员会的报告起草人、对外代表委员会，担任发言人和首席代表。 不久，最高委员会在泰国帕塔亚举行第三次会议。在开会之前，西哈努克在这里代表四方宣布柬内战于6月24日停火。这一消息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欢迎。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关于监督停火等问题又出现了重重障碍。抵抗力量各方要求联合国尽快派军事人员监督停火，而洪森则反对。他强调柬是一个主权国家，让联合国或其他国家人员进入柬境内要慎重考虑。他主张由柬埔寨人自己解决。 关于最高委员会的总部所在地，洪森坚持唯一的选择是金边，而乔森潘则主张，除了金边之外，还应选择红色高棉的总部所在地拜林。 关于解散军队问题，金边方面也持反对意见。 关于主席职位问题，此次会议仍未解决。但最高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西哈努克亲王主持该委员会的一切会议。这大概算是此次会议的一大成果。 如果说帕塔亚会议没有多大进展的话，那么不久以后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最高委员会会议则取得了新的成果。这主要集中在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职位问题上。各方同意西哈努克为该委员会主席，不设副主席，而且仍保持12个成员的建制。与此同时，西哈努克宣布辞去柬埔寨民族政府主席等职务，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作为一个调解人，不隶属任何派别和政党。会议取得的其他成果还有，决定1991年11月在金边建立全国最高委员会总部；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起草一部宪法和选举法；要求联合国向柬埔寨派遣一个代表团监督停火；同意在同年9月派遣一个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大会议。 在这一重大进展的鼓舞下，西哈努克及其最高委员会决定乘胜前进，在帕塔亚举行新一轮的会议，深入讨论执行五大国框架文件，即如何监督停火、军事安排和联合国的作用等问题。在这次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取得的最大进展，是就军事安排达成协议。根据协议，四派各裁减70％的军队，同时，各派裁减军火、武器装备70％。四派所剩余的30％的军队，将被集中到指定军营，其武器装备也将集中储存在指定的军营，由联合国驻柬临时机构控制。 但是，在处置警察问题和大选方式上，还存在着分歧。关于警察部队，乔森潘主张同时裁减70％，如全体成员不赞成，他还建议在柬组成一支由最高委员会领导的全国警察部队。但洪森反对，他说，军事安排不能包括警察。柬境内还有大量匪徒，需要警察来维持国家的安全。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洪森同意不再坚持把“种族灭绝”一词写进和平方案，从而使会谈有了新的突破。在此情况下，乔森潘也放弃了裁减警察的主张，从而最后达成了裁军协议。西哈努克称这次会议“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柬各方仍存在着分歧。这主要表现在选举方式和选区划分问题上。乔森潘主张按人口比例分配候选人名额的制度，而洪森则坚持单一选区制。 不过，关于五大国提出的框架协议的一些主要内容，最高委员会基本上都达成了一致。这样，西哈努克便可以满怀信心地、20年来第一次以全体柬埔寨人民的代表的身份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了。而对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会议大厅里，西哈努克胸有成竹地宣布，20年的破坏即将结束，一项全面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协议将于下个月在巴黎签署。他说，柬埔寨人“终于看到了希望”，“一个和平的新时代已展现在我们面前”。 饱经战火的柬埔寨人正在翘首以待巴黎的那个历史性会议，以及签署和平协议的那一伟大历史时刻。 自1989年8月30日巴黎国际会议第一阶段会议休会以来，柬埔寨的和平进程缓慢地持续了两年多，其中充满了艰难和曲折。这期间，国际社会对柬问题的政治解决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巴黎、纽约连续举行了六轮磋商，达成了全面政治解决柬问题的框架文件，从而为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柬四方在通过多次会晤和磋商后逐步取得了共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柬埔寨四方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面向未来，使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得以成立并正常运转。这其中，西哈努克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不辞辛劳，不畏艰难地斡旋和协调于各派之间。他以其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主持了全国最高委员会的工作。他凭其崇高威望和中立态度，将各派聚集起来。在他的推动和协调下，全国最高委员会相继在雅加达、帕塔亚、北京和纽约举行了多次卓有成效的会议，就和平协议中的几个分歧最大的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从而为巴黎会议复会，签署全面政治解决协定铺平了道路。 第二阶段的巴黎国际会议预定在1991年10月23日正式复会，准备签署有关结束柬埔寨冲突的一系列有关协议。 在复会的前两天，巴黎会议的协调委员会为会议的最后文件的准备举行了工作会议。该协调委员会在巴黎会议两主席的主持下，气氛良好，进展顺利。与会20国代表本着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对《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的协定》、《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等3个文件和5个附件进行了最后的审议，并通过了新起草的《巴黎会议最后文件》。所有这一切，为最后阶段巴黎会议圆满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10月23日，举世瞩目的柬埔寨巴黎国际会议在中断了26个月之后，在巴黎克莱贝尔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复会。会议中心前面的广场上像往常一样庄严而恬静，各国的旗帜在微风中悠然飘扬。 下午3点，与会的各国代表先后步入会场。场内，巨型的长方形会议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桌子的中央摆满了鲜花，以此象征柬埔寨的和平。会场周围悬挂着与会国和联合国的旗帜。整个会场显得庄严肃穆。 会议由法国外长迪马和印度尼西亚外长阿拉塔斯两主席主持。会议开始后，首先由法国总统密特朗致开幕词。他说，今天，我们聚集一堂，是为了签署柬埔寨和平协定。联合国在这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柬埔寨四方的和解也是必不可少的。 接着，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发言，他感谢国际社会为解决柬埔寨问题作出的巨大努力。他说，经过多年的战乱，我们终于得到了和平。尽管协议姗姗来迟，但“迟到总比没有好”。今天，这个仪式将结束柬埔寨人民的苦难，柬埔寨将重新得到尊严、主权和友谊。他感情激动地说：“对于我们柬埔寨人来说，它们（协议）是一部宪章，将指导我们从一个牢固的基础出发走向和平、公正和真正民主的未来。”亲王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他在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的4年里作出了“巨大的、有胆量的和令人难以忘怀的努力”。亲王还赞扬了其他抵抗运动领导人和金边政权的领导人的“爱国主义、智慧、克制态度和妥协精神”。 之后，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发表了讲话。他感谢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东盟各国、柬埔寨四方以及与会国在和平解决柬埔寨冲突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把联合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努力说成是“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冲突的一个范例”。 接着，与会的各代表团团长都先后发表了讲话，对柬埔寨即将恢复和平表示祝贺。 这天晚上7点20分，巴黎克莱贝尔国际会议中心大厅里灯火辉煌，参加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的18国外长，代表各自的政府在柬埔寨和平协议上签字。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这标志着延续了13年之久的柬埔寨战乱正式宣告结束，和平的曙光将出现在柬埔寨这片饱经战火创伤的土地上。 与会国外长及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12名成员，分别在《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中立和国家统一的协定》、《柬埔寨恢复与重建宣言》及《最后文件》上签了字。上述四个文件以中、英、法、俄和柬埔寨文写成，正本一式两份留存在法国和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的和平因此得到了国际保证。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达到了预定目标，圆满结束。 此次会议签署的中心文件《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议》共9章32条，对柬埔寨在整个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及其运作、有关军事方面的安排、大选以及大选后的一切善后工作，都作了详尽的规定。 协议规定，在协议生效到成立新政府为止的整个过渡时期，联合国安理会在柬埔寨成立一个权力机构，由文职和军事两部分组成，直接对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它享有最高委员会授予它的所有“必要权力”。 协议规定，柬全国最高委员会是该国唯一合法的机构和权力来源，在整个过渡时期，它体现柬埔寨的国家主权、独立和统一。对外，它代表柬埔寨享有联合国和一切国际组织和会议的席位。但是，为了协议的贯彻执行，最高委员会把必要的行政管理权、监督权授予联合国权力机构，将行政机构、组织和机关置于联合国的直接监督或控制之下。在这方面，应特别注意将外交、国防、财政、公安和宣传部门交由联合国权力机构控制。 关于军事方面的规定，协议要求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任何外国武装力量、顾问、军事人员及武器、弹药和装备应立即撤出柬埔寨，并不得重返，联合国权力机构将对其核查。与此同时，一切武装力量都应立即脱离接触。联合国权力机构对停火实施监督、监察和核查。大选前，柬各方均裁减武装力量70％，剩余部分在大选后不久全部复员。一切军事外援也随协议生效而停止。 关于未来的选举，协议规定柬埔寨人民有权通过自由、公正的大选产生的制宪会议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起草并通过一部柬埔寨新宪法，并由此而建立柬埔寨新政府。大选将由联合国在中立的政治环境中和尊重柬主权的情况下主持进行。 此外，协议还对人权、国际保证、遣返难民、释放战俘、恢复与重建等事项作了规定。 巴黎会议签署的另一个重要协定《关于柬埔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中立和国家统一协定》规定，自由、公正的大选后通过的柬埔寨宪法，应宣布并载明柬埔寨永久中立。柬埔寨不采取任何可能危害其他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其不可侵犯的行动；不与其他国家缔结任何军事联盟或签订军事条约；不允许以任何方式在柬埔寨国土上驻扎外国武装力量；防止在柬埔寨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与此同时，本协定的签字国也对柬埔寨作出上述保证。 巴黎和平协议的签署是联合国、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东盟国家以及柬内部四派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也与国际大环境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中苏越三国关系的正常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和苏联、越南在柬埔寨各支持一方：前者是抵抗力量的支持者，后者是金边政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后盾。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缓和趋势。中国把停止支持越南侵柬作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这迫使苏联减少对越的支持和援助。到了8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东欧发生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急剧变化。紧接着苏联国内政治出现动荡，不久，作为庞大的超级大国的苏联顷刻分崩离析，这一切使越南失去了强大的政治经济靠山。越南需尽快摆脱柬埔寨的战争包袱，跳出战争泥潭；同时也急需同中国在经济上加强合作。而中国把越南从柬撤军、促进柬问题解决作为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促使越南把金边政权推向了妥协的道路。 协议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的解决。协议毕竟还是书面上的东西，要把书面的东西变成现实，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恐怕要比达成协议的过程更棘手、更曲折、更艰难。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西哈努克在所有会谈和磋商以及达成协议的全过程中，发挥了相对独特的作用。可以想象，假如没有西哈努克这样一个处于特殊位置、享有独特身份的人以及他的灵活多变的斡旋能力的话，各派之间的接近与妥协可能要走更加远得多的路程。 西哈努克的反复无常和冲动性的多变，往往使人们难以捉摸。但孰不知，这作为一种战术，一种技巧，一种外交艺术，为他赢得了多少分数。这里不排除他的易于冲动的情绪上的发泄。但更多的是他要通过这种变换手段去寻找、捕捉或创造各种有利的机遇，使他变被动为主动，从而把握形势和事态发展的方向和势头。回顾一下他13年来为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奋斗过程，其活动轨迹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他从对抗的一方营垒走到了两个对抗营垒之间，最后又走到了所有各方营垒之上，成了各方不可缺少的、乃至最后成为争相靠拢的政治中心。 西哈努克就是这样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人。无论是君主、元首、首相或流亡者，他始终是一个爱国者、民族主义者。无论他在柬埔寨和平进程中如何变来变去，出人意料，但他寻求的目标始终是一个，那就是把柬埔寨变成柬埔寨人自己的和平、自由、民主、中立的不结盟国家。为了这个目标，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他丝毫没有在乎外界对他政治风格的各种褒贬。这里又印证了他的一句话：“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 君权主义意识在柬埔寨国民中根深蒂固，再加上西哈努克个人的品德，使他在柬埔寨人民中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具有很大的凝聚力。这是他在几十年政治漩涡中浮而不沉的主要政治资本。柬埔寨任何派别、任何政治家都无法与他争雄。正由于这一点，使他对柬埔寨的未来始终充满信心，尽管有时也出现过短暂的情绪低沉和垂头丧气。也正由于这一点，使他有把握地说，柬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职位迟早“非我莫属”，尽管他最初根本不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西哈努克终于坐到了柬问题和平进程巨轮的舵位上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是无可争辩的，更是当之无愧的。柬埔寨几百万人民将和平最终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年近7旬的西哈努克亲王将竭尽余生为之不懈奋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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