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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哈努克其人 令西哈努克倾倒与折服的只有两个人：戴高乐和周恩来 戴高乐——他心目中的偶像。 万隆会议的夜空最亮的明星 “我痛惜柬埔寨没有我们的周恩来。” 毛泽东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给西哈努克亲王出了一道选 择题 同尼赫鲁的友谊 苏加诺“喜欢一切美的东西，尤其是美人”。 大凡当代的世界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一般是由于两种情况：或是由于他们在拯救和建设自己国家的过程中创下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伟业；或者由于他们在关系到世界人类命运的伟大斗争中立下了永垂青史的丰功伟绩。但是，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当代能称得上伟人的多出自世界大国，如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戴高乐、苏联的斯大林、‘中国的毛泽东、印度的尼赫鲁、埃及的纳塞尔、印度厄西亚的苏加诺以及南斯拉夫的铁托。只有为数极少的堪称伟大的世界风云人物来自小国，其中就包括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柬埔寨的小国之君诺罗敦·西哈努克。 西哈努克之所以成为世人皆知的时代风云人物，有多数伟人们共有的原因，也有其非常独特的因素。 首先，他的多灾多难的国家的不幸命运和他本人久经磨难的蹉跎岁月造就了他的伟人的业绩。他在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始终在为自己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奋斗不息。这期间他遭受了大多数伟人们很少经历的那种心酸、耻辱和不幸。但是他最终赢得了可以告慰自己和他的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由。这是其一。 其二，他在世界不结盟运动中的卓越贡献为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赢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出地位。他以首倡第三世界小国中立外交而闻名于世，他以不结盟运动五大创始人之一的荣誉而名垂青史。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性运动中，他是高举斗争旗帜的少数几位著名的第三世界领袖之一。特别使柬埔寨人和第三世界人民引为自豪和为之庆幸的是，他是迄今不结盟运动五大创始人中唯一健在而且仍然在位的最后一人。称他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其三，他的独特的性格和超凡的斗争意志引起了全世界对他的关注和兴趣。他以最具特色的领袖风采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总是以他那十分容易冲动的情绪、急于吐露自己心声的表达欲望以及极其善于言词的口舌，尽可能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将自己内心的每一个角落暴露无遗地展示给世界。这令全世界都时时看到他、听到他、想到他。无形之中人们给他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安排了一个比较突出的位置。 由此可见，把这位来自印支小国的小个子君主列入当代伟人之列，冠之以时代风云人物是毫不过分的。 在目前的世界上，他可以算是在位最久的国家元首了。他从1941年年仅19岁时荣登国王宝座，至今已有54年的治国从政生涯。二战后所有登上世界伟人顶峰的政治家们都一个一个地先他而逝，因此他是最有资格对我们今天的世界谈论和评价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领袖了。也正因为他是他们中最后一个还活着的人，所以难免使他时常追思和缅怀起那个时代的伟人们。为此他特意于1990年著述和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叫《我所认识的世界领袖们》。 在他叱咤风云、纵横驰骋于世界政坛的54年漫长岁月中，他几乎走遍了世界的大小国家，结识了各种领袖，其中有不少被他尊为父兄、师长和挚友。 在西哈努克看来，他一生中见到的无数领袖中，真正值得他追忆的只有10余位。而其中最值得他称颂的有7位。这就是：第一个对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成长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法国救国英雄夏尔·戴高乐；第一个理解和支持他的中立思想的印度建国之父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高举亚非团结反帝大旗、主办万隆会议的印尼国父苏加诺；把古老的埃及带进现代世界的阿拉伯领袖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钢铁般的不结盟运动的鼻祖、南斯拉夫巨人约瑟普·布鲁兹·铁托；具有能够治理世界上任何国家、并且把它治理得相当出色的能力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以及把握着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舵轮的伟人毛泽东。 在这些众多的伟人中。西哈努克坦率地承认，只有两人使他为之终生倾倒与折服，一位是戴高乐，另一位是周恩来。 夏尔·戴高乐将军是西哈努克有幸结识的第一位世界伟人。那是在他1946年刚刚下野、隐居在科隆贝的环境优美的乡间别墅的时候。而在这之前，西哈努克就为这位伟人在二战中表现出来的忠贞不贰的爱国精神、超凡的雄才大略以及扭转乾坤的伟人气度而震憾和倾倒。那时，这位国王还只是20出头、充满理想和抱负的风华青年，他需要了解人生的哲学、成长的道路以及追寻的目标与楷模。而戴高乐非常及时地充当了他心目中的神圣偶像。 在西哈努克亲自拜会戴高乐之前，令他敬慕的是这位将军在战争中的丰功伟绩。而在接触之后，使他感受至深的是这位伟人的崇高心灵和伟大品格。 西哈努克对将军的第一印象是俭朴，而且绝对讨厌奢华。一个为拯救法兰西而立下了赫赫战功的统帅，仅仅满足于一座普通的乡间住宅，过着平民般的简单生活。住宅只有不多的几间房间和小小的起居室。他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但却从不过份修饰。他总是穿着那穿了多年的笔挺的军装。这大概能时常提醒他，他的国家曾在那场不幸的战争中沦亡。军装上从没有过多的装饰，只佩戴一枚小小的法兰西自由勋章和准将的两颗星。 戴高乐表情严肃，这是军人的特质，但这绝不意味着冷酷和无情。相反，他为人谦和、重礼节，特别突出的是，他平等相待任何微不足道、然而十分正直的人。他极端鄙视那些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在西哈努克这位年轻的晚辈崇拜者面前，他只字不提自己在战争中驰骋疆场的辉煌业绩。这位高大威严的法国将军甘愿向这个矮小、稚嫩、涉世不深的小国君主平起平坐。 戴高乐的思想品格对西哈努克影响颇深。他对这位将军富有哲理的名言至今铭记在心：“权威需要威望。威望需要淡泊。”这反映了将军从不迷恋威望、更从不滥用威望的品格。西哈努克认为，戴高乐是一个极认真和敏感的人，但绝不工于心计和绝对没有野心。他的下野完全是出于国家利益的大局，他只关心一样：法国。这一点对西哈努克教育最深。在以后西哈努克沉浮不定的政治生涯中，常常闪烁出戴高乐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思想的光彩。西哈努克后来不断重复的格言“西哈努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柬埔寨”，简直同戴高乐的思想如出一辙。 令西哈努克感受至深的是戴高乐对正义、公正的不懈追求。将军在争取国际关系的公正、正义准则中的能力值得称道。他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对不可一世的美利坚说“不”！他敢于第一个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联合封锁，同中国建交；尤其使西哈努克感动的是，将军能站在法国被保护国的立场上，公正地主张它们非殖民化。西哈努克写道：“打碎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在争取独立的道路上所设置的种种障碍，几乎成了他毕生的奋斗目标。”他说，“戴高乐是少数能够理解我真诚热爱法国同我积极争取柬埔寨独立并不矛盾的法国人之一”；“戴高乐是西方领袖中唯一始终支持我的人，可能正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像我一样掌管柬埔寨，他也会这么做。他懂得我的动机是从我的国家与我的人民的更大利益出发。” 西哈努克对此深有感慨。他认为，戴高乐是公正的，但法国对将军似乎并不公正。为此他为戴高乐深感不平。他讥讽过于刻薄的法国人道：“他在世时很受人们爱戴，但同时也受到攻击和丑化。法国就是不能赞扬他们活着的政治家，而现在戴高乐死了，便成了圣人。” 西哈努克对戴高乐的崇敬，是他们之间牢固和永恒的友谊的基础。为了表达他对这位伟人的崇敬，同时也为感激戴高乐对他的尊重和厚爱，对戴高乐再次出任法国总统、于1966年对柬埔寨的正式访问，西哈努克倾其国力给以超规格的盛大欢迎和接待，所有仪式都超过了对其他任何来访的国家元首的接待。从波成东机场到王宫的12公里的道路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总统所到之处，都是鲜花、彩旗、人群和欢呼声，访问中，戴高乐享受了众多的荣誉和特殊待遇：他成了首都金边的荣誉市民，接受了该市的金钥匙，佩上镶有钻石的领章；他第一个像柬埔寨国王一样可以在王宫接见外交使团；他第一个在金边新建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对10万人演说；金边的一条主要街道和吴哥附近一个城镇的漂亮的林荫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他被邀请为桑园一个专供来访国家元首用的新宾馆的落成剪了彩。访问期间，戴高乐总统夫妇在奥林匹克体育场观看了由两万名小学生表演的大型团体操。小学生们组成他的巨幅头像、大幅法国国旗与“法兰西万岁”几个大字。然后是1000名僧侣诵颂佛经，为戴高乐祈求光荣和胜利。就是在这里，戴高乐发表了永载史册的演讲。在这个讲话中，他警告美国人，应该选择一条明智的路，把印度支那还给印支人民。他在讲话的最后说：“在破碎的印支中部的王国是统一和独立的模范，因为我们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积极友谊今日比任何时候都有生气，因为这是它的忘不掉的的证明。柬埔寨万岁！” 这一演讲完全反映了西哈努克的心声，这使他永志不忘。 西哈努克倾其全力来接待这位总统，以致于完全忽视了国内政坛上的明争暗斗，从而导致了朗诺的上台。这是他犯下的一个大错，也是他乐极生悲的结果。 西哈努克同戴高乐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后者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西哈努克的一生中，在他身居高位时，有多少外国元首、领袖人物向他信誓旦旦，宣称他们的友谊牢不可破，而一当他被废黜之后，便把西哈努克抛到脑后，争先恐后地同金边的新主人结欢去了。而戴高乐不属于这一类。当西哈努克刚刚流亡北京时，他便于1970年10月28日收到来自巴黎的由戴高乐亲手题词的新作《希望回忆录》。将军在题词中写道：“赠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以作真诚与忠贞的纪念。夏·戴高乐。1970年10月6日。” 西哈努克捧着这部巨著，端详着那刚劲的字迹，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简直受宠若惊了。很快，西哈努克写了复信。他写道：“将军，我以深厚感情在暂时退隐的北京收到您亲切希望我得到的《希望回忆录》。您在题词中表露出的好意使我深受感动。我从您的书中获得很多安慰和知识，由于它对我而言是以往事件的记录，作为对历史的沉思，它已达到您本人成就的高峰。您的著作与成就将永远为大家铭记。就我而言，怎能忘1966年您访问我国时给我的尊重。如果那个世界大国的总统能听您劝他不要去危险的印度支那冒险的的话该有多好！我今天眼看我的国家变成这样，受到极大破坏与苦难时，读到您掌握法国命运时总是竭力反对破坏我国主权的努力又是多伤心呀。请让我表示对以您和您的成就为代表的国家——我始终热爱的国家——的尊敬。” 这封信发出几天后，这位二战中的法兰西名将，前法国总统便于1970年11月9日与世长辞了。西哈努克至今不知道这位将军是否在生前读到他的复信。 西哈努克怎么也没有想到，向巴黎发出的下一封信，竟是一封沉痛的长篇唁电。 在西哈努克看来，当代世界上他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除了戴高乐，另一位则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同周恩来第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在这以前，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虽然当时西哈努克也在欧洲，但他并未直接参加会议，所以，那次相遇的机会被错过了。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对西哈努克关于奉行中立外交的演讲印象深刻。在当时冷战气氛日增，而美国又积极拉拢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入封锁中国的行列的大环境下，敢于喊出中立的口号，就是对美国的挑战，对中国的支持。因此，会议一结束，第一个到西哈努克住处去拜访他的，就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和他的助手陈毅元帅。 后来，在万隆，周恩来以中国的方式和中国宫廷的御膳款待了这位亲王。就是那一回，亲王第一次领教了中国名酒茅台的威力。也是那一次，他对周恩来不管喝多少都能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的能力感到惊讶。 周恩来的确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不论你是来自左的、中的还是右的政治对手，只要一见面，初一交谈，他便能使来者折服和倾倒。即使有人仍想保持自己不卑不亢的尊严，尽可能在表面上进行掩饰，但内心里则早已为面前这位几乎接近于完美的巨人啧啧赞叹了。 和世界上所有有关周恩来的传记和回忆录作者一样，西哈努克首先注意的是他那令人倾慕的、富有征服力的风度和魅力。西哈努克说，周年轻时就很魅洒，而老年时其魅力仍不减当年。西哈努克这样描写：他（周恩来）为人和蔼，举止风雅，很像典型的贵族。但西哈努克又不想用“贵族”、“王侯”之类的修饰辞，以免损害周恩来，于是只简单地采用了英文中的“完美的上流绅士”来形容周。周总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似乎永远在微笑，笑起来一边一个酒窝，越发让人觉得如沐春风。 西哈努克认为，周的奇特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万隆会议有四颗明星，一个是花哨的演说家苏加诺，一个是精明过人、博古通今的资深政治家尼赫鲁，一个是生气勃勃、气度不凡的非洲人纳赛尔，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 苏加诺是会议的东道主，他享有向大会致词的特殊权利，再加上他口若悬河的演说天才，给人们的印象是滔滔不绝、神采飞扬。 老练、稳健但又有点祖师爷气度的尼赫鲁，俨然以一个大国首脑派头、以会议的总导演资格，指导会议的方向。他不时地对一些不合主题的发言者加以不大客气的训斥。他在显示一种威严。而较为年轻的纳赛尔则表现得积极和活跃。 至于周恩来，其风格则完全不同。他睿智、机敏、满腹经纶，但从不招摇自负。相反，他总是那样谦虚、有礼和温和。 万隆会议初期阶段，周恩来只向大会提交了一个书面发言。虽然作为一个大国的政府首脑，完全有资格去占据他应有的突出地位，但他没有，他宁可保持低姿态，以避免他人的猜忌。所以周对上述三位领袖给以足够的尊重。这样一来，不仅没有影响周的声望，相反，使这三位领袖，尤其是尼赫鲁，由于解除了威望上的威胁，从而更加敬重这位中国总理。 会议中途，方向出了偏差。不少对新中国误解和受美国宣传影响的小国代表，对中国发起了攻击。这时，周不得不说话了。人们原以为，这回中国这头狮子要暴怒了，要厉声反击了。不料，彬彬有礼的周，不卑不亢地走上了主席台。他仍是那样慈祥、谦逊和友善。他以十分沉着、和解的语调说，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他阐述了如何求同存异、寻求共同目标的道理，最后他还邀请一切对中国抱有疑虑的人亲自到中国看一看，去真正了解它的诚意。结果，周的讲话顿时赢得了人心，博得了掌声，拨正了会议的方向。 后来，在讨论会议决议中的原则时，又发生了严重分歧。一些国家拒绝使用“和平共处”一词，认为这是中国的发明，带有共产主义色彩。这激怒了尼赫鲁，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他和周的共同创造。尼赫鲁以老资格政治家的口吻，不客气地教训了那些反对者。这又导致了僵局，又是周出面缓和了局面。他建议可以不叫“和平共处”，改为“和平相处”，也可以不必只要“五项原则”，数目完全可以增减。在他的调解下，僵局又一次被打破了，会议化险为夷。最后，会议达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而核心仍是那著名的五项原则。 当会议最后结束的时候，在万隆的夜空中，最亮的明星不是苏加诺，也不是尼赫鲁，更不是纳赛尔，而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有幸在万隆第一次领略了周恩来的足智多谋、具有回天之力的政治能量，和以守为攻、出奇制胜的外交风采。西哈努克对万隆的四颗明星做出了结论：“周恩来较这三人都更有能力以其颇具号召力与诱惑性的言辞、语调激励群众。他有一种独具一格的微妙而有征服力量的超凡魅力。” 西哈努克在这次会议上对周产生的钦佩和敬仰，使他们之间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友谊，直到周恩来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同周恩来接触的过程中，周的品格使西哈努克感触至深。他深知周才华横溢、智慧过人，“他从不自诩高明，但由于他自愿承担的完全大公无私的作用，周拯救了中国”。 周同他周围的工作人员的那种融洽、和谐的平等关系，也使西哈努克倍有感触。西哈努克说，周与他的工作人员、翻译的关系，是一种“难以置信地不拘礼节，其民主程度我是从未在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与随员的关系中见过。就像亲密的父亲同儿子的关系。我常常见他的工作人员随便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同他聊天，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关于周的品格，西哈努克惊叹道：“他是一个特殊的人，在他的品性上我挑不出一点瑕疵。” 西哈努克亲身体验和感受了中国那场大浩劫。他深知周恩来在这场灾难中的不幸和困难处境，然而周仍能以非凡的毅力、不屈的斗争精神和机智灵活的政治艺术，挽救着他的国家。西哈努克断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不是有幸出了个周恩来，则文化大革命将宣告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的地位下降。我痛惜柬埔寨没有我们的周恩来。” 周恩来始终不渝地对西哈努克的斗争给予热心的细致的支持，这使他终生难忘。这也是他们伟大友谊的根基之一。西哈努克被废黜后，在北京机场一见面，周就成了他的忠诚的支持者。当然这是整个中国政府的支持。 西哈努克不无感慨地写道：“虽然我不断遭到金边与西方的攻击、侮辱，周始终如一，表里如一地尊我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他始终到机场与车站迎送，到我住处探望，请我去他家吃饭。经他关照，中国为我的流亡政府及其办事机构提供了一整套精美的设施。我们住在离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很近的北京中心地带的宽敞、豪华的建筑里。这里战前是法国公使馆。给我配备了许多服务人员，一批高级厨师，很大的秘书班子，还有王宫的后勤服务如办公人员、花匠、车队、运动场，甚至还有小电影院。”西哈努克的一切出访和旅行，都由周安排专列、豪华总统轿车、专机，另外还有一架装载外交礼品的飞机供他使用。 周恩来为西哈努克所做的这一切太多了，以致使西哈努克有点不解，“是什么使周这样一个赤诚的共产党人这么热情对待我这个实际是很资产阶级化的亲王？”一次，他居然向周提出了这个问题。周的回答是：你确实是十足的王族，但你真诚地爱你的人民，人民也爱你。你是唯一值得爱戴、尊敬的柬埔寨领导人，“你属于人民”。 周恩来支持他，但绝不想征服他、赤化他和强加于他。周从未同西哈努克讨论过意识形态问题，相反还鼓励他当他的君主，“你们不一定要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你必须继续当君王，因为柬埔寨是柬埔寨，我知道你们人民的感情——你必须当君主”。 周恩来直到病重住院时，仍在关心柬埔寨的前途。当西哈努克1975年返回柬埔寨前，最后到医院向周告别时，周恩来讲了前面提过的那段语重心长的话。具有远见卓识的周似乎已经预见到在柬埔寨将会有一场灾难。 周恩来去世后，被软禁的西哈努克打算去北京以表达他最后的敬意的要求被拒绝了。 1979年1月，当西哈努克第二次流亡北京时，莫尼克最先操办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在她的书橱里做了一个神龛。神龛里装满了用各种文字怀念周恩来的许多书籍。莫尼克每天在周的遗像前供一束鲜花，上一炷香。周恩来是莫尼克唯一的偶像，当然也是西哈努克心中的圣人。 “他不完全像个掌握大权者，……在非正式场合，人们容易把他错当成一个热心的村长。”在毛泽东过世多少年之后，西哈努克这样形容他。 西哈努克已经记不起来他同毛会见过多少次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在1956年，即1955年西哈努克同周恩来在万隆成为朋友后的第二年。他对那次会面依然记忆犹新。周陪同他乘车来到中南海。当他们的车子开进毛泽东住的小院时，毛泽东已经站在那里等候了。毛泽东亲自走出房间上前迎接，使这位年轻的亲王非常感动。会谈结束后，毛泽东又送他到车旁，直到目送车子走远，才返回住所。此后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毛泽东都要亲自迎送。只有在1975年9月西哈努克返回解放后的柬埔寨，最后一次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没有那样做，因为他年高体弱，行动非常不便了。 在西哈努克的笔下，毛泽东身材高大魁梧，笑容不似老于世故，倒也率直开朗。“他聪明、敏锐的眼睛上面是宽阔的前额，脸部表情好像一直不停地在拉你参加无害的猫捉老鼠游戏——此时不幸的老鼠除去我就没旁人。” 有一次，毛泽东居然给西哈努克出了一道选择题，就像一个老师考察他的学生。他问西哈努克：“你，西哈努克，是700万人口小国的领袖，你也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埋怨你的强邻泰国与越南威胁你的领土完整。假如你是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与强大军队的强国领导人的话，那时你还会这么明智、这么谦逊地维护自己吗？” 这是对西哈努克机智才能和诚实态度的考验。西哈努克想在这位伟人面前表现一下自己的政治才华和战略上的独到见解。他想说，强硬不一定总是有效的，“人们有时也能通过和解获得同对抗一样多的东西”。这的确是他的真实思路。但是，他没有这样回答，因为他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想听到什么，同时，他也想到应该在这位中国领袖面前表现得应是一个诚实的人，于是他说：“不，主席先生。如果我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明知能打败他们，我不会这么谦和。我会变得强硬。软弱就不明智了，因为泰国与越南过去都抢走了我们几个省。我要打回去。” 果然，这一回答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好，”毛泽东说，“好，你很老实，我喜欢你。” 从那以后，他们也成了朋友。西哈努克说，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尽管他来自农村，我是王家培养的王子，直到最后，我们的友谊始终都由自然的相互尊重维系着”。 毛泽东善于面对强敌，因此，他对敢于斗争、敢于捍卫自己民族利益的勇士尤其抱有好感。 西哈努克从万隆会议敢于抵抗美帝国主义的拉拢利诱，喊出中立的口号起，就博得了毛泽东的赞赏。因此，当西哈努克1956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似乎是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就是一次长谈。那一次，毛泽东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其中，他特别强调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他说，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毛泽东支持柬埔寨采取中立，并说，这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一方针。自那时起，中国就一直履行它的诺言。此外，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向西哈努克指出，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独立比什么都重要。 西哈努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能如此热情平等地对待他这个小国元首。1958年8月，西哈努克再次来访毛泽东。开始，毛泽东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他。两人谈得很多。由于天热，第二天，谈话改在毛泽东的游泳池旁，在那里支起了一个凉篷继续谈。后来，又转到北戴河避暑胜地谈。毛泽东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对西哈努克说，除了赫鲁晓夫以外，他是惟一一位在一次访问过程中同毛泽东见过那么多次面的政治家。 西哈努克确实感到荣幸。他说：“我可以说，他比某些西方领导人更加平等地待我，只有戴高乐将军是个明显的例外。”在几年后发生了英国和苏联对他的两次外交轻视之后，他更加感到了毛对他的平等和尊重态度的真诚与可贵。这令他永志不忘。那是1960年，最讲礼仪的英国邀请他访问，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向西哈努克表示，女王陛下“将会很高兴地接见你”。但第二天，他收到的一封书面邀请上注明是“非正式”的，这使年轻气盛的亲王非常气愤。他心想，我不是个旅游者，把我们国家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皇家花园的宴会上。一气之下，他取消了那次访问计划，直到他被废黜时，他也未对英国进行过正式和非正式的访问。至于1965年莫斯科对他的邀请，也使他感到耻辱。当西哈努克按照原先排定的连续几个国家的出访计划，访问了中国、朝鲜，准备前往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时，苏联驻平壤大使突然粗暴地“推迟”了他的时间，理由是苏联领导人“很忙”。这使西哈努克进退不得，颇为难堪。于是他取消了其余访问，直接飞回了金边。后来，西哈努克只要把这些大国领导人对他的轻视态度同毛泽东的态度稍加对比就来气。 毛泽东对西哈努克的支持是一贯的，尤其是在1970年他流亡北京之后。这期间，毛泽东同他多次见面。1970年5月1日的一次谈话，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那天晚上，毛泽东准备邀请他上天安门共度“五一”焰火之夜。就是因为同西哈努克的谈话，天安门广场几万人的焰火晚会都推迟了。有些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甚至怀疑是毛泽东的健康所致。当时，他们俩谈了很多。当西哈努克一再感谢中国的支持和援助时，毛泽东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600，1000，2000，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后来西哈努克记忆最深的几句话就是：“向我们多要求一些”，“让我们为你多做点事”，“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从这位中国领袖身上，他看到了坦率、豪爽和真诚。 那次谈话以后不到三个星期，毛泽东发表了他著名的“5·20声明”。声明说，“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西哈努克从这里获得了力量和鼓舞。 西哈努克后来多次坦率地承认，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对他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援助，他可能早就不存在了，这就是西哈努克后来无论同中国存在或发生多大分歧，都把中国看成他最忠实的朋友的根本原因。 西哈努克同毛泽东之间不是没有分歧，在对待红色高棉上就看法不同。毛泽东极力主张他与红色高棉联合。当然，在西哈努克看来，这在战略上是没有疑义的。实际上，他也这样做了。毛泽东担心西哈努克变卦，因而再三对他劝说。直到西哈努克决定返回解放后的柬埔寨之前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还最后一次向西哈努克表示这个愿望。这时，毛泽东行动已相当困难，口齿已无法表达清楚意思，只能靠工作人员根据手势、口形和表情来辨别毛泽东要说的内容。西哈努克回忆说：“毛用双手做了一个使人感动的动作。他用右手把左手一个指头扳过来，形象地表达他想说又因口齿不便而说不清的意思：红色高棉同西哈努克只有一个理由不团结，有四个理由团结。他坚持让我不要抛弃他的红色高棉同志们，让我在高棉人民与国际社会面前支持他们的新政权。” 西哈努克没有拒绝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但他深知，这位年迈的中国领袖“不可能知道波尔布特的追随者不久会超过他妻子与‘四人帮’犯下的残酷暴行。他也想不到我一回到柬埔寨，我们全家和我就被软禁起来，同外界隔绝”。 尽管如此，西哈努克对毛泽东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怨言。他永远不会忘记是毛泽东保护了他，至少保证了他没有丢掉性命。这就是本书在前面的章节中所描述过的：在西哈努克夫妇1975年9月回国临行前，毛泽与当着亲王的面对乔森潘说，不能让亲王到农村劳动，要确保亲王的安全。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是西哈努克从他的短波收音机里听到的，但他未被允许向他的保护人发去唁电，甚至写一封私人信件也被禁止了。这使他内疚万分，感到日后无言以对中国人。当然，他当时根本已没有重返中国的奢望了。 然而历史还是成全了这位不幸的亲王。1978年12月，金边陷落之前，他被解除了软禁。来到北京之后，他真的感到羞愧之极，他无法向中国人说明他的无可奈何的“忘恩负义”给他的良心带来了多大的创伤。这种心灵上的痛苦，终于使他在长达6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放声痛哭起来。 在西哈努克看来，毛泽东在柬埔寨问题上甚至对西哈努克本人都有失当之处。但他认为毛泽东始终是诚恳的，出于好意。劝西哈努克当一个共产党人就是一例。 1970年5月间，毛泽东和西哈努克进行了一次十分认真的谈话。席间，毛泽东指着西哈努克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亲王回答。 “你很聪明，”毛泽东大笑，“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开始学习嘛！” “我懒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的著作。”亲王回答。 “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西哈努克说，“我仅仅读过你的小红宝书。我赞成你们的思想，但我不懂共产主义，我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似乎仍不死心。最后，西哈努克干脆交底：“主席先生，我肯定不行——我已经这么大，无法改变哲学了。我是个真正的佛教徒。请原谅我。” 西哈努克估计，毛泽东对他完全失望了。不过，最后毛泽东还是说：“不要紧——我还是喜欢你。” 对于毛泽东再三劝说他学习马列，西哈努克并未感到这是对他进行赤化或洗脑，更未感到有何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知道，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情不自禁地想对他所喜欢的一切人产生影响，这差不多是一种本能。当然这种影响决不带有任何压力和威胁。再者，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是把西哈努克当成了一个好学上进的学生了，满以为他会在马列主义方面有所长进。 西哈努克时常不自觉地将周思来同毛泽东相对照。无疑二者都是他最忠实的朋友。他非常崇敬周恩来。他说，“周恩来在熟练地处理中国事务时很少有政治性的失误，而毛热衷于突然冒进……”当然，这是他的看法。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西哈努克终于有幸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纠正了他的错误。关于毛泽东，西哈努克从中国的事变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想毛是不想伤害人民的，但当时可能已经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意识。群众把他当作一种共产主义的象征，一贯正确。但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没见过一个人一贯正确——或者非他不可。” 能够被西哈努克当作师长的另一位领袖，就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是印度的开国元勋。他出身政治家世家，其父是印度国大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他受过良好而正规的英国教育。 西哈努克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金边。1955年尼赫鲁带着他未来的接班人、他的爱女英迪拉·甘地对柬埔寨第一次访问。第二年他们又在万隆的亚非会议上相会。以后，直到尼赫鲁1964年去世，他们多次见面和会谈，最后成了亲密的朋友。 西哈努克这样描写这位亚洲第二大国领袖：和当代最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一样，尼赫鲁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常常穿一件白色长外套，戴一顶白色无沿帽，均为印度式样。紧身裤也是白的。上衣扣眼里一般都有一朵刚摘下的红玫瑰，他的安详、风雅多少有些得自玫瑰的魅力。西哈努克说，同他谈话通常是严肃、严谨、哲学式的。“我总觉得面前是位难得的老师，或者甚至是大哥，能学到很多东西。” 他们俩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共同倾向。他们都站在新独立国家的立场上，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保持中立，拒绝同任何一方结盟，寻求一条中间道路。 在外交政策方面，尼赫鲁不愧是西哈努克的老师。前者曾不遗余力地向这位执政不久的亲王讲解他同周恩来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这些原则已为不少国家所采用。西哈努克认为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完全适合柬埔寨。他正在寻找的也正是这些。他敢肯定，如果尼赫鲁仍活着的话，来印定会保持友好的关系。然而，很可惜，他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同苏联站在一起，支持越南对柬埔寨的政策。这使西哈努克非常伤心。 在万隆会议上，他们思想上的合拍促使了他们参与创立世界现代史上伟大的不结盟运动。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他们真正地站到了一起，开始从事他们共同的事业。在推动不结盟运动的过程中，他们携手合作，相互信赖，友谊也日渐加深。 但是，同尼赫鲁的友谊并没有使柬印的友好关系维持得更长久。西哈努克说：“我虽然仍然敬重尼赫鲁，却无法接受印度人的傲慢情绪。”西哈努克的确欣赏尼赫鲁那吸引听众的演说才能，举止的风雅，学识的浓厚造诣，十分有教养的风度，但所有这些背后总潜藏着一种大国的自豪感和对其他小国的教导态度。 在他们初次见面时，西哈努克少不了对这位博学的大国领袖表示恭维和崇敬，而尼赫鲁对此格外欣赏和得意。他以高棉文明源于印度文明而自豪。他在金边第一次访问时就对西哈努克说，“我们是堂兄弟。高棉文明是印度文明的后代，我们很以此骄傲”。其实，高棉人已改造了他们的文明，创造了自己的文明。 其他的印度人的大国意识就更加浓厚了。一次，西哈努克访问新德里，随团带去了王家芭蕾舞团。为了感谢印度人的热情款待，西哈努克让他的芭蕾舞团举行一次答谢演出。演出之后，一位印度的高级官员问西哈努克是否喜欢印度舞蹈。 亲王问：“什么印度舞蹈？” “就是你几分钟前观赏的。” 亲王表示诧异，说：“阁下，刚才是我们王家芭蕾舞团为你们表演的柬埔寨舞蹈！”后来在谈话中，还有人提问：“你们柬埔寨有机场吗？”这简直令西哈努克啼笑皆非。 尼赫鲁的继承者破坏了两位领袖间的友谊。西哈努克写道，“后来我对英迪拉或她儿子拉吉夫·甘地肆意破坏我和尼赫鲁建立的友好关系很失望。英迪拉不再理我。她支持朗诺反对我，拉吉夫后来支援越南殖民主义者与高棉共产党。伤害之上又加侮辱，1985年，拉吉夫竟说，若我去出席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会，他就不去——而我是当年发起万隆会议的淮一健在的人。”西哈努克对印度和其他国家后来抛弃了不结盟原则而感到痛心和失望。 1964年，尼赫鲁的逝世使西哈努克很悲痛，但由于收到的葬礼通知太晚，使他无法参加葬礼以告别这位亚洲伟人。但他仍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位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表示了沉痛哀悼。 就个人交情而论，西哈努克同苏加诺的友谊可能超过他同尼赫鲁、甚至毛泽东的友谊。这其中可能有许多奥妙之处，或者说他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和相通之处。 从政治出身背景来看，虽然二者有很大差异，一个出身皇族世家，权力来自于王位继承；一个是独立运动中出生人死锤炼出来的民族英雄，但他们的政治立场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民族主义、民族独立。他们都把这看得高于一切，而且为此奋斗不息。 从政治倾向看，他们都主张不结盟，走中立化道路，但又都比较偏左。他们更多的是警惕和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当然在这一点上，苏加诺要比西哈努克走得更远。 西哈努克认为，他们俩在国内面临着相同的历史命运，都要在敌对的右翼军人和左派的共产党之间保持平衡，都想让两派进入政府，以使他们学会妥协并采取融洽的中间立场来建立一个安定、宽容的社会。但是他们俩都失败了。所不同的是西哈努克最终没有象苏加诺那样凄惨。 从志趣爱好来看，他们都多才多艺，爱好广泛。西哈努克喜欢演讲，而且善于演讲，他的连续6、7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是出了名的。他通晓英语、法语、甚至拉丁语。而苏加诺则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在独立运动中长期从事民众宣传发动工作。他的滔滔不绝、妙趣横生而且具有极强鼓动性的演说，使他赢得了讲坛雄狮的美誉。他曾在殖民者的法庭上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讲完了他的自我辩护词。这篇长达几百页的文字成了痛斥殖民主义的战斗檄文。苏加诺还是一位语言学家，他通晓荷兰语、法语、英语、古印度宗教使用的巴利语。西哈努克写道：“他是个绝无仅有的天才演说家。他是用印尼语煽起群众热情的能手，也是有能力用英语折服任何听众的人。他征服听众，除了用他雄辩的言辞，还常引用著名历史人物的原文原话。我本人听他讲话是句句听得真。” 西哈努克酷爱艺术，从萨克斯管、歌曲、戏剧、电影到烹饪、马术，他样样精通。而苏加诺喜欢音乐、歌咏、舞蹈和美术。他对高棉艺术有极高的鉴赏力，酷爱高棉古典舞蹈。他还是一个油画收藏家、总之，他热爱一切美的东西，尤其是美人。苏加诺的藏画中几乎是美女大荟萃，其中不泛浪漫和优雅。西哈努克称苏加诺是一个“唯美派”。 西哈努克说，苏加诺极其注意自己的仪表美。他要使他的外表时时保特征服美女的魅力。他喜欢穿上合身的最高统帅服检阅军队，但他用一条线章代表许多勋章，巧妙地避免胸前装饰过多惹人讥笑。在公共场所他总是戴一顶穆斯林小黑帽盖住他稀疏的头发，在炎热的印尼，这一定使他很难受。 此外，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俩都算得上是“花花公子”。一个是花花亲王（这一点西哈努克并不讳言）；另一个是花花总统，这一点举世公认。但两者也有不同。西哈努克只是在青年时代有众多妻妾和寻花问柳，而在他中年以后便做到了“改邪归正”，变成了一夫一妻主义信徒。然而，苏加诺不仅有五位正式的妻子，而且还有不可尽数的情闻艳事，甚至在被苏哈托软禁之后，他仍然忠实地保持着他浪漫风流的名声。就是到了逝世前不久，他还勇敢地同一个诱人的16岁女学生结了婚。 追求和迷恋女色是苏加诺的一大专长和爱好。他不论走到哪里，即使是一些国事访问，他都离不开令他神往的异性服务。在金边访问时，他需要一大群训练有素的柬埔寨女人包围着他，让那些美貌大方的女郎按摩。……即使是到最洁身自好的胡志明统治的河内访问，他也能在那里尽情地与标致、性感的女演员玩乐。他还多次邀请越南的演员代表团访问印尼，同他们尽情地寻欢作乐。 苏加诺情欲的火焰随时都可能燃烧。当他在柬埔寨看完西哈努克的女儿帕花·黛维的柬埔寨古典舞演出后，他便一见倾心，居然托西哈努克替他求婚。西哈努克告诉他，她已经结婚了，但他又让苏加诺稍加等待，因为他这位女儿常常更换丈夫，这已经是第三个了。也许她厌倦了之后，可能会做苏加诺的第六个妻子。不过西哈努克提醒他，他的女儿帕花·黛维的专长是换丈夫，像大奖赛车手换车胎一样。苏加诺忍不住笑了。 世界上所有的美女，只要进入苏加诺的视野，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在这方面有极高的鉴赏力。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的美貌曾使他倾慕不已。只不过因为西哈努克是他的密友，使他不可能有非分之想。他称莫尼克的美貌是唯一值得他称道的。也许正是因为莫尼克，苏加诺才一趟趟地往金边跑。 西哈努克从风流的苏加诺想到了自己。后来，他坦率地承认，“虽然我已是要求自己本份，有时也羡慕我的朋友苏加诺能不断增加老婆与女友。” 他们两人有如此之多的相通之处，使他们的友谊也格外真挚和长久。就在苏加诺逝世的前两年，为了纪念他们的友谊，苏加诺给西哈努克捎去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和一柄精雕细刻的苏丹波纹刃短剑。这是用黄金和象牙制成的爪哇短剑，这成了他们永恒友谊的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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