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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一间会议室里，政治局正在召开会议。 由于这是一次汇报会，座位的排列与往常有所不同。 会议桌主要的一侧，中间端坐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林伯渠等分列两边。毛泽东的对面，坐着薄一波和财政部、商业部的领导人。 政治局平时开会之前，气氛是很活跃的。由于政治局委员们平时不在一起办公，只有开会才能互相凑在一起，因而见了面总是显得很亲切。往往有的谈笑风生，有的在小声商量事情，还有的在近处走来走去，利用会前有限的时间活动活动筋骨，因为会议一旦开起来，差不多一坐就是半天。 可是今天，会议室里却十分沉静。大家都默不作声，忙着翻阅桌上的文件、材料。就连平时会前习惯于在周围走动的高岗，此时也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用心思考着什么。 毛泽东没有翻阅眼前的文件。他目光炯炯，神色严峻，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会场的气氛，显得有点异样。 周恩来的表情也不轻松。他时而翻阅手头的文件，时而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时而看看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手中的香烟只剩下烟蒂了，便对毛泽东说：“主席，开始吧。” 毛泽东点点头，然后将烟头按在烟灰缸里，很利索地轻轻一旋，烟头就掐灭了。 周恩来主持会议，他环顾四周，说：“现在开会。今天，由财政部把新税制的问题，向政治局作一个较为详细的汇报。主要汇报这么几个问题：修正税制的目的，新老税制有什么不同，新税制贯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批评后采取的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主席，你看呢？” 毛泽东点点头。 周恩来又转向薄一波说：“一波，这样行不行？” 薄一波连连点头说：“好，好。先请吴波同志汇报，我最后再作点补充。” 吴波是财政部副部长。他戴上眼镜，先掏出手绢，轻轻擦了擦额头沁出的汗珠，然后从公文包里拿出好几份材料，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汇报起来。看得出，他有些紧张。他真怕汇报不好，过不了毛泽东、政治局这一关，招致更为严厉的批评。 在这之前不久，毛泽东已经严厉地批评过财政部了。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5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上赫然登出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这是一条特大新闻。 修正了的税制公布后，谁也没有想到，竟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轩然大波。 1月9日，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三人联名给中央写信，说他们不懂，为什么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 1月11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中央，反映北京的商店里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持续上涨，街上群众议论纷纷，政府门口上访人员大量聚集。 随后，各大区、各省市财政委员会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政委员会；反映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麻烦。 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过问了。 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这样一封信：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 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 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 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 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反复看了数遍，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处理办法。勤勉谨慎的周恩来，写完信后没有马上送走，而是把薄一波找了来。 “一波，你看，新税制主席批评了。”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薄一波看。 薄一波接信看罢，脸色骤然变了。他看到信中毛泽东词锋甚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沉默了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看来，问题严重了。” “这事主要怨我，事先考虑不周。”周恩来接过信，诚恳地说。 周恩来作自我批评，也是有原因的。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后，向他作了汇报，他在1952年12月26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他还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 薄一波见周恩来表情很难过，就说：“不，总理。这事是财政部办的，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摆摆手说：“先不谈责任了。还是把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议一议吧。你看我给主席的信中谈得行不行，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解决的办法得力不得力。” 随后，两人在一起字斟句酌地研究起来。他们商讨的结果，决定马上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先在现有基础上做做工作看，若问题还不能解决，就果断地停止执行新税制。财政部注意整理个材料，待适当的时候，向毛泽东、政治局全面汇报一次。 这样，就有了这次汇报会。 吴波在汇报中，主要讲了下面一些内容： 建国后，我们按照“暂时沿用旧税法”，部分废除，逐步整理的方针， 建立起了自己的税制，这就是1950年初，政务院通过并颁布的《全国税收 实施要则》。税法从当时国营和合作社经济还很薄弱的实际出发，作了一 些特殊规定，比如：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委托私 营企业加工只就工缴收益按工业税率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产品， 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征税； 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纳1年所得税，营业税 按2％的税率征收，并打8折优待；新成立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免纳营业税 和所得税3年，等等。 可是，进入1952年下半年，税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由于经营方式、 流通环节的变化，商品中间流转环节减少，使得营业税中的批发营业税减 少或很难收上来，国家税收有下降趋势。一方面原定的税收难以收上来， 另一方面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税收还要不断增加，再加上“三 反”、“五反”刚刚结束，资本家叫苦，种种原因，决定了税制必须修正。 税制修正的原则是两条，一是保税，二是简化税制。 从保税而不是增税出发，进行了三点修正：第一，工业总分支机构从 生产、批发到零售，要交纳三道营业税；商业总分支机构从批发到零售， 要交两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货”“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营业 税”的做法；第二，为了堵塞漏洞，规定工厂直接卖货给零售商时，须将 工商两道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直接缴纳；第三，取消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 打8折的优待，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 从简化税制，变“多种税，多次征”为“多种税，一次征”出发，主 要作了两点修正：第一，试行商品流通税。将卷烟、烟叶、酒等国营工业 能够大量生产，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环节上能够控制的22种商品的货 物税、批发营业税、零售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等，合并为单一的商品流 通税，在批发和收购环节一次征收。一种商品只要缴纳了商品流通税，就 可行销全国，不再缴纳其他税和附加，大大简化了纳税手续。第二，货物 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也将一些项目合并简化。对批发环节征税问题，原 来设想过公私区别对待，即国营不征，私商照征。可是，在征求意见时， 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不同意，因为“三反”“五反”后，私营企业 在生产经营上有困难，应适当扶持一下，如果在税收上区别对待，势必挤 了他们。资本家躺倒了，对发展经济不利。我们考虑这个意见有道理，就 采纳了。 新税制公布后，引起了波动。现在看，新税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缺 点。比如，操之过急，工作不细，宣传不够，听取各方面意见不够。有些 具体条文修改得不适当。有些提法，像“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也不妥当。 加重了国营企业的税收负担，个别商品确实因为实行新税制而提了价。某 些私商和资本家占了些便宜。对人民群众思想上、心理上也有一定不良影 响。 新税制的教训，主要有两条：第一，急于出台，太过于匆忙，使许多 工作没有跟上，结果陷于被动。第二，一些同志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从 日本投降到解放战争胜利，胜利来得很快，因此不顾经济工作的复杂情况， 单凭热情办事，从主观出发，不懂得一个环节变了其他的环节也要变，违 反了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这就要受到惩罚。 吴波汇报完后，薄一波发言作了自我批评，非常爽快地承担了责任。 随后，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讲话了。毛泽东一改平时政治局开会时讲话谈笑风生的风格，神色冷峻，口气十分严厉。他说： “财政部的汇报，问题讲清了没有？实质抓到了没有？不知在座的同志怎么看，反正我看没有。新税制，新不新啊？新嘛。过去没有的提法，现在有了，还不新吗？新税制，新在哪里啊？新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共产党历来是提倡社会主义之公，反对资本主义之私的。这下倒好，公私一律平等了，这还不新鲜吗？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个创造，是个新鲜的提法。可是，很遗憾，这个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声音因激动而提高了。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放低了声音，接下去说： “税务，事关国家的财政来源，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岂可等闲视之。修正税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么大的事，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找中央商量。可是报告了资本家，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 说着说着，毛泽东激动起来，“叭叭”地用手指敲起了桌子。他用他那炯炯的目光环顾四周，这是他听取大家反应的特殊形式。他发现，大家都在凝神静听。他特别注意到，周恩来和薄一波在埋头作记录。 毛泽东放开声音讲下去： “新税制我们说不好，人民群众说不好，国营企业说不好，有没有说好的呢？有啊。谁呀？资本家。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实行新税制不是什么具体工作方法问题，也不是什么考虑不周的问题，而是个原则问题，政治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新税制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个错误的背后，有个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在作怪。事先不请示，不报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这不是分散主义是什么，不是自由主义是什么，不是组织纪律观念薄弱是什么？” 高岗一直在注意倾听，并偶尔拿起笔来在本子上记下什么。他还不时地悄悄观察周恩来的表情。他心里琢磨开来，毛泽东如此严厉批评周恩来，这意味着什么呢…… 毛泽东的批评震动了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他们都听出了，毛泽东批评的重点，还不在新税制本身，而在于事先没有报告中央。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台如此大的政策，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实行新税制，全国上下议论纷纷，而他作为党和政府的主席却蒙在鼓里，这不能不使他格外恼火。 毛泽东讲到最后，提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分散主义。他面冲着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政治局和政务院的工作分工要重新调整。 高岗听了，心头猛地一动。 晚上，高岗又是在家中宴客，宴会后照例安排有舞会。 满面春风的高岗，陪同客人刚要步入舞厅，秘书前来报告说，接到中南海电话，毛泽东主席要同高岗随便聊聊，问高岗有没有时间。 高岗一听，毫不犹豫地说：“主席找我，没有时间也得有时间。赶紧回话，就说我马上就到。” 高岗礼貌地向客人表示歉意，并交代左右安排好客人的活动，不要因他的失陪而坏了客人的兴致。以好客闻名的高岗，其实是把请客作为一种联络感情、广交朋友、传播新闻、交换情况的手段。他的家门口，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有时甚至天天请客。他十分注意把家中的宴请活动安排得周到、热闹，既随意，又丰富多彩，以便增强吸引力，让人们乐于前来。因为凡他请来的客人，在他看来都是用得着的。 一辆崭新的苏联产的黑色吉姆轿车，早已等候在大门口。高岗一头钻进轿车，从东交民巷8号的住处快速向中南海驶去。 高岗对毛泽东，充满了敬畏之情。 算起来，在中央领导层的主要领导人中，高岗和毛泽东相识得最晚。然而，他们两人的关系却一直相处得不错。 谢子长、刘志丹领导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高岗是最早的一批参加者之一。1934年秋，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加上有病，于次年2月去世。刘志丹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残酷打击，一度被投入监狱。高岗也被殃及，同刘志丹一起被关进了牢中。及至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亲自平反了刘志丹的冤案，才把刘志丹、高岗等人放了出来。可惜的是，第二年4月，刘志丹率部参加东征，在晋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高岗打内心里感激毛泽东。因为他知道，要不是毛泽东的解救，他将一直背着“错误路线”的枷锁，政治上就被判了死刑。甚至很有可能，他早就被真正的错误路线杀掉了。他心里清清楚楚，王明路线错杀的高级干部，实在是太多了。 1936年，高岗被派往内蒙古地区担任党的主要领导；内蒙古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靠背，党中央到陕北后，是始终重视内蒙工作的。考虑到高岗对陕北、内蒙古一带情况熟悉，工作有一定基础，党中央多次专门讨论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帮助建立了以高岗为首的内蒙古工作委员会。 1937年上半年，以高岗为首的内蒙古工作委员会撤消，成立了中央少数民族委员会，其中包括做回族的工作。高岗又开始了与三教九流打交道。他凭借自己剽悍的体魄、豪爽的性格、流利的口才和高深莫测的城府，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就连反复无常、难以驾驭的“哥老会”，也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1937年11月，毛泽东和张闻天、肖劲光联合致电高岗，任命他为八路军骑兵司令，任务是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向内蒙古出动，活动于陕北的靖边、定边、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地区，联合内蒙古边境各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高岗的骑术甚精，他的坐骑是一匹纯种蒙古马，通体雪白，高大勇猛。他骑在马上一身戎装，腰插双枪，往来驰骋，威风凛凛。 在干部问题上，毛泽东是主张搞“五湖四海”的。他对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评价甚高，曾多次说过，如果没有陕北根据地，红军长征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看到中国党内和红军内，客观上存在着“山头”，而所谓“山头”，其实就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于是，他把陕北根据地同瑞金、鄂豫皖、湘鄂西等一样，也看做一个重要的方面，一个突出的代表。有一次，他召开陕北老干部座谈会，会上有些人反映说，谢子长、刘志丹牺牲了，论资历，就数高岗了。当时，毛泽东对高岗并不熟悉，当然也谈不上更多的了解，但既然大家这么反映，陕北也应当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于是就把高岗从内蒙古调回了陕甘宁边区。 高岗的工作能力是很强的，加上在中央眼皮子底下工作，有成绩容易被看到，和中央领导接触又多，很快他就成了一颗上升的明星，以让人吃惊的速度发展了起来。 毛泽东对高岗也是很器重的。战争年代不说，就是在建国后的不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对高岗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所表露的观点，像对待山西合作社的态度、工会工作的方针、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等等，都十分赞赏。对高岗所主持的工作也十分满意。抗美援朝，毛泽东倚重彭德怀和高岗。毛泽东有许多电报，是发给彭、高两个人的。高岗在东北主政，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有的被中央转发，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像著名的“三反”运动，就起源于高岗。1951年11月！日，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反映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首次提出了“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出犯下了贪污罪，从而被毛泽东亲自批示处决的。 高岗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善于总结经验，勤于向上汇报情况。他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将国家计委1952年12月的工作情况和1953年第一季度的初步工作要点给毛泽东写出报告，毛泽东收到后的第二天就批示说：“报告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照此进行工作。此件并已送各政治局同志阅看。” 这次毛泽东召见高岗，并不是开会，而是私下两个人带有聊天性质的个别交谈。这对高岗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事。 当高岗来到中南海菊香书屋的时候，毛泽东已经等候在外面的会客室里了。 高岗一开始有点受宠若惊，但很快，他这种感觉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他想，自己是堂堂的东北最高首脑，又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毛主席就是再伟大，平等地坐在一起谈个话、聊个天算什么！毛主席高看我高岗一眼，给我高岗以礼遇，也是应该的嘛。旧时的帝王都能做到礼贤下士，何况共产党的领袖，何况我高岗也不是什么“士”！ 这次谈话，毛泽东自始至终兴致勃勃。谈话的时间之长，范围之宽，内容之重要，气氛之亲切自然，这一切都出乎高岗的意料，令高岗兴奋不已。 他认为摸到了毛泽东的底。这个底既包括毛泽东对他高岗本人的看法，也包括毛泽东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刘少奇、周恩来的看法，还包括毛泽东本人对一些重大问题，像国家的领导体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央领导层的分工和调整、和苏联的关系等问题的意见和思考。 步出菊香书屋，高岗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脚步轻盈得如同搂着年轻姑娘跳舞。坐在回家的车上，他向后座上一仰，翘起了二郎腿，竟然情不自禁地哼起小调来。 司机听出他哼的是东北《二人转》，感到很新鲜，回头瞧了他一眼，说：“高主席喜欢《二人转》？” 高岗微微一笑，说：“凑合吧。吃了几年东北的高粱米，对它有了点兴趣。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秦腔。另外，咱陕北民歌也不赖哟。” 司机不再说话，专心开他的车去了。不一会儿，他听到后座上的高岗又低声哼了起来。不过，这回他却再也判断不出，高岗唱的究竟是秦腔，还是陕北民歌。也许是他根本就分不清，也许是高岗唱跑了调。 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和煦的阳光，轻拂的春风，清新的空气，加上盛开的海棠花，这一切把中南海西北角的这个四合院装点得充满了生机。 邓颖超在院子里散步，她显然为眼前的春色迷住了。她知道周恩来最喜欢海棠花，便冲着里面大声叫道：“恩来，恩来！”她想让周恩来出来活动活动，赏赏花，也换换脑筋。他已经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了。 可是，周恩来没有回声。 邓颖超返身进屋，发现周恩来已伏在案头，睡着了。 “唉，他总是这样，没白没黑地工作，从来不知道爱惜自己。”邓颖超顿时心生怜意。她放轻了脚步，转身去卧室取来一件衣服，想过去为他披上，防止他着凉。谁知周恩来睡觉一向很警觉，这时一下子醒了。 “你看，瞌睡虫来了。”周恩来不好意思地笑笑说。 “你呀，就是不注意休息。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你还记得这是谁说的吗？”邓颖超疼爱地批评说。 “列宁说的嘛。”周恩来指指案头堆积的文件，说：“有什么法子呢？都是急件，压不得的。” 周恩来说着，伸了个懒腰，忽然警觉地问：“暖，你没有得到允许，怎么到我办公室来了？” 周恩来的保密观念和党性观念很强，他和邓颖超曾经有过约定，虽然他们两个生活上是夫妻，但平时不能随便谈论党内的事。周恩来的文件，不能随便看。周恩来的办公室，不经允许也不能随便出入。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是在认真地提这个问题，也半认真半玩笑地反问一句：“谁允许你在办公室里睡觉了？” 周恩来一怔。邓颖超见状，随即笑着说：“走吧，我邀请你出去赏花。你看外面海棠花开得多好啊！” 她上去硬拉着周恩来，来到了院子里。 周恩来走到外面，这才注意到，庭中的海棠花果然开得十分漂亮。他是很喜欢海棠花的，但由于平时工作紧张，虽然天天出入院子，却没有注意到海棠花已经盛开了。他被邓颖超挽着手臂，兴致勃勃地观赏了一会儿，然后又扩了扩胸，弯了弯腰，作了几口深呼吸，就要进屋去。 邓颖超意犹未尽，说：“才走了这么几步，就不耐烦了？这么好的景，照张相吧。” 周恩来边向里面走，边说：“我还有事。明天，明天再照吧。” 邓颖超知道他放不下工作，也不再强求。只是喃喃地说：“明天，明天是什么时候啊……” 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又拿起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是《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待他签署后，将以政务院的名义发出。盯着这份文件，周恩来的两道浓眉凝到了一起。他反复审看了几遍，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前不久毛泽东批评新税制，批评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直接对着周恩来的第一次严厉批评。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评看得很重。他本来就谨慎戒惧，惟恐工作中有所不周，这下就更加细致，更加小心翼翼了。 为了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周恩来主持会议反复研究了政府领导人分工和工作制度的改进问题。政务院研究后的决定报毛泽东和中央后，毛泽东不完全满意，又指示作了几次调整。 一开始，周恩来主持召开关于加强政府各部门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和作好分工的座谈会。与会的有邓小平、李维汉、董必武、彭真、刘景范、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安子文、习仲勋等人。随后，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他主持起草并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一开头就规定：“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为了更好地使政府各主要领导人“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具体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这个《决定（草案）》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后，毛泽东指示，分工还要作调整。于是，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政府领导人的分工又调整如下： 国家计划、工业工作，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 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由陈云、薄一波、曾山、叶季壮负责。 铁路、交通、邮电工作，由邓小平负责。 农业、林业、水利、供销合作工作，由邓子恢负责。 劳动工作和工资问题，由饶漱石负责。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关于中央目前工作方式的决定》，确定今后每星期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两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务院院务会议，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然后即将以政务院的名义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 重新分工后的领导格局，是耐人寻味的。 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所属的铁道、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 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归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五口通商”。 中央作出的上述决定和分工，无疑是对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严重批评。根据这个决定和分工，周恩来对政务院的工作除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外，实际上他所直接领导的只剩下一个外事口了。外事口理所当然地应当由他负责，因为他是兼任外交部长的。先前他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但这个职务中央明令取消了。周恩来的权力，明显地受到削弱。 与周恩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岗的地位一下子突出了。中央决定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实际与政务院平行的国家计委领导。而高岗是国家计委主席，这不能不看做是对高岗的信任和重用。 饶漱石也显露头角。在此之前，他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主要管党务的。这下，中央决定他分管重要的劳动部，表明他今后也要参与政府事务的领导了。 周恩来反复审看这份《通知》，心情是复杂的。作为总理，他一方面感到担子很重，另一方面对国家计委和政务院的这种平行的关系，感到不是很顺畅。至于对高岗这个人，他总感到有点异样。和高岗打交道，既不像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打交道那样坦诚、平和、沉稳，又不像和彭德怀、陈毅、贺龙等打交道那样豪放、爽快、耿直。高岗是似乎两者都有，又两者都没有。当然，对周恩来来说，这种异样也只是一种感觉，缺乏真凭实据，因而既不好对其他领导谈，也不好和高岗本人交换意见，只好先装在自己的心里。 一想到国家领导体制问题，周恩来就觉得要想理顺关系，任务是很重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他想起了毛泽东访苏时的情景。 建国后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第一次访苏，在莫斯科一度受到冷遇。本来，毛泽东已与斯大林约好23日或24日谈一次，谁知恰好24日这天，陪同毛泽东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在中共党内，在中央委员中，有些人过去是亲美的、反苏的，中央的领导现在支持他们；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高岗的无根据的批评，高岗现在在中央很孤立；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大，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等等。据说，这个报告是根据高岗提供的材料在东北起草的。斯大林看了后当然不快，就没有积极主动地安排和毛泽东的会谈。一段时间，毛泽东在莫斯科闭门不出，心情郁闷。后来，他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他说：我来苏联并非专来为斯大林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讨。如果斯大林同志很忙，无暇商谈中苏关系问题，那我可以回国！斯大林得知后，感到这样下去不妥，很快就安排了和毛泽东的会谈。有意思的是，斯大林还把科瓦廖夫的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以示信任、理解和友好。 毛泽东和斯大林谈得很好。为了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电召周恩来赴莫斯科，加入谈判。 周恩来清楚地记得，他在陪同毛泽东同斯大林会谈中，当向斯大林汇报了中国国内工作的情况后，斯大林谈了三点意见：一是强调在土改中，不能侵犯富农的利益，否则是很危险的。二是建议中共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宪法。三是建议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编成集子，以便党内学习，也便于国际上了解。 由于忙于抗美援朗战争和国内的土改、剿匪、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斯大林的关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制定宪法的建议，一时没有来得及采纳；斯大林关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和制定宪法的建议，早在毛泽东访苏之前，即刘少奇1949年建国前夕率领高岗、王稼祥秘密访苏时就提出过来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会谈时斯大林向刘少奇建议说：“现在你们可以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刘少奇问：“这是否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 斯大林轻轻摇了摇头，说：“不是，我说的是现阶段的宪法。” 斯大林沉稳地端起茶杯，呷了口茶，然后作了详尽的阐述， “敌人是很狡猾，很阴险的，他们可以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是你们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内容应是：第一，全民普选；第二，承认企业主、富农的私有财产；第三，承认外国在中国企业的租让权。我想，你们1954年可以进行选举并通过宪法。” 刘少奇点点头说：“有道理。” 斯大林继续说：“对中国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是联合政府，那就不能向一党负责，应向各党负责，这样国家的机密就很难保证。你们的计划被敌人知道，对你们是很不利的。如果人民普选的结果，共产党占了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 1952年10月，苏共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刘少奇率饶漱石、陈毅、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前往莫斯科祝贺。在会后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中，又一次建议中国1954年制定宪法，并进行选举。斯大林说的理由和三年前同刘少奇、毛泽东说的理由基本一致，并进一步说明即使各党派在选举中落选了，你们也不应当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继续在经济上同他们合作。 斯大林的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是极为重要的。刘少奇在同斯大林两次会谈后，立即将这一情况用电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于是，进入1953年，毛泽东就把召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53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结束时作了结论。他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 这次会议决定，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 会议还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的阵容十分强大。 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委员有32人：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何香凝、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林枫、胡乔木、高岗、乌兰夫、马寅初、马叙伦、陈云、陈叔通、陈嘉庚、陈伯达、张澜、郭沫若、习仲勋、黄炎培、彭德怀、程潜、董必武、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赛福鼎、薄一波、饶漱石。 选举法委员会主席为周恩来，委员有23人：安子文、李维汉、李烛尘、李章达、吴玉章、高崇民、陈毅、张治中、张箕若、章伯钧、章乃器、许德珩、彭真、彭泽民、廖承志、刘格平、刘澜涛、刘宁一、邓小平、蔡廷锴、蔡畅、谢觉哉、罗瑞卿。 周恩来之所以觉得担子很重，是他看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时期不同于战争年代，面临掌权，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战争年代大敌当前，没有说的，只有一致对敌，思想好统一。革命胜利了，公开的强大的敌人没有了，倒容易发生其他问题。比如，就怕有人把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视为权力再分配，向党伸手，甚至出现权力之争。另一个是，要处理好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弄得不好，会危及党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如果像党内比如高岗所说，建国所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各党派的联合会，带着这种情绪和认识组织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情况就会弄得很复杂。而高岗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而且高岗的影响也很大。 眼下，他看到给高岗这么大的权力，总有点不大放心。可是，他转念一想，中央已经定了，毛泽东对高岗一再表扬，高岗在东北也搞得不错，自己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他伸手从笔筒里取出一支毛笔，在这份《通知》上签下了“周恩来”三个字。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 “总理吗，我是高岗。”话筒里传来洪亮而浓厚的陕北口音。 “哦，高岗同志，我正要找你。” “总理，您有话请讲。” “是这样，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我已经签发。今后就‘五口通商’了。你，小平，子恢，漱石，陈云；你们五个，分兵把口，各司其职。在你们五人之下分设五个办公机构，我看就分别称为财委第一工字，财委第二财字，财委第三交字，财委第四农字，财委第五劳字办公室。工、财、交、农、劳，真正的‘五口通商’。五个方面的联系事项，由我的办公室负责，也就是总牵头吧。高岗同志，你看怎么样，有什么意见没有？” “我同意。”高岗爽快地答应，随即又谦逊地表示说，“只是我感到，自己能力有限，给我这么重的担子，怕挑不起来，有点赶鸭子上架呢。” 高岗说完，电话里笑了一声。 周恩来也笑了一声，说：“不要这么说嘛。中央相信你，主席相信你，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地干吧！出了问题，由我来负责嘛。” “那好，我听总理的。” “高岗同志，你来电话，有什么事吗？”周恩来随即问道。 “啊……没有。”高岗赶紧说明，“我只是想说，中央对我过于信任了，我怕自己不能胜任……另外，让饶漱石同志分管劳动很合适，他工作能力强，思想敏锐，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我认为早就应该让他参与政府的领导事务了。” 周恩来“啊，啊”地应着，心想，高岗怎么说起饶漱石的好话来了，他们两个并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彼此谈不上多么了解呀。周恩来哪里知道，高岗打这个电话的时候，饶漱石就坐在他的客厅里。高岗是故意讲给饶漱石听的。 放下高岗的电话，周恩来打铃唤来秘书，嘱咐马上把《通知》发出去。 秘书转身出门，周恩来又补充说： “通知薄一波同志，请他明天来我这里研究一下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问题。要他考虑细一点，先拿个方案出来。” 秘书应声出去了。这时，周恩来感到发困。他拿起桌上的一盒清凉油，打开盖，用食指轻轻抹了一下，然后在自己的太阳穴和额头的宇眉间使劲按了按，顿时感到清醒了许多。他伸开双臂，打了个哈欠。然后打开财政部呈报的一份文件，又聚精会神地批阅起来。 最近一段时间，高岗忙得脚打后脑勺，真正是不可开交。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分管8个主要工业部，担子重，本身会议、文电就多得够呛。另一方面，他白天黑夜频繁地请客、接见来访者、找人谈话，用他的话说是“吹风”、“下毛毛雨”。 吹什么风，下什么毛毛雨呢？这就与他对政治形势的分析有关了。 中央决定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摆着是把重新组织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务提了出来。在他看来，这是一次权力的再分配。 他对建国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员组成很有看法，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中央人民政府其实是各党派的联合会，民主党派占的比例太大，共产党吃了亏。在东北时，他向苏联总顾问科瓦廖夫发泄过他的不满情绪。 他拿着一份文件，扬了扬，对科瓦廖夫说：“你看看，我们这个联合会多么有意思！” 科瓦廖夫接过文件一看，原来是一份中央政府的组成名单。上面写着：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陈毅、贺龙、李立三…… 科瓦廖夫尽管也算个“中国通”，但仍看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便用疑问的眼神望着高岗。高岗凑上去点着名单解释说： “我们这个中央政府的组成，说好听一点是个联合会，说难听一点呢，就是个大杂烩！你看，6名副主席，党外人士就占了一半，宋庆龄、李济深、张澜。56名委员，党外人士27人，差不多也占了一半！” “有这么多？”科瓦廖夫吃惊地问。 “怎么没有！我数给你看。”说着，高岗用手指点着名字，一个个念出来，“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莫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啊，果然不少。”科瓦廖夫点着头说。 “还有呢，你再看政务院的安排。”高岗点着名单滔滔不绝地说起来，“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党外人士9人，占了一大半，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这是实权部门，竟然有14名党外人士担任正职：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科瓦廖夫同志，您说，这哪里像共产党政权？联合会嘛，大杂烩嘛！请您向斯大林同志汇报，目前中国党的政权成分严重不纯。” 科瓦廖夫望着激动的高岗，严肃地点了点头。 高岗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的组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带有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是科学而民主的。但高岗出于偏狭的心理和短浅的目光，加上头脑中有一套“左”的东西，就越看越感到不顺眼了。 他把这个状况归咎于周恩来。他认为周恩来长期在白区活动，长期搞统战工作，政治上右倾妥协，政府的组成为了讨好民主党派，结果弄成了这个样子。 他希望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改变这个状况。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毛泽东从内心里也不想继续当国家主席了。 毛泽东不想当国家主席了，虽然是小道消息，却是真实的。 那是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到苏联驻华使馆吊唁，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到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 高岗听到这个消息兀自一惊，他最初的反应是：毛泽东不当，那谁来当呢？ 他暗暗把党中央的负责人排了排队，他分析，若按党内职务来看，最有可能的是刘少奇和周恩来。 但是，他又认为，刘少奇和周恩来都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他俩正在“过关”。他把毛泽东对新税制的批评，对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的批评，看做对周恩来的不信任。他尤其看重毛泽东、党中央对政府主要领导人工作分工的调整，他认为这无疑是对周恩来权力的削弱。“周恩来遇到了政治危机，信任危机。他要走下坡路了。”他想。 与周恩来相比，他认为刘少奇的处境甚至还要糟糕。 他清楚地知道，在诸如对待农业合作社、富农党员、民族资本家以及工会工作的指导方针等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观点并不一致。尤其是最近毛泽东对刘少奇有两次批评，一次是私下的，一次是公开的，使他更加认定了：刘少奇失宠了。 毛泽东私下对刘少奇的批评，针对的是刘少奇用中央名义发文件、电报违反纪律的问题。毛泽东的批评体现在这样一封信上： 少奇同志及尚昆同志： （一）华南分局报告及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 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作者注）的检讨，应加印分发彭真、习仲勋、高 岗、薄一波、陈伯达、罗瑞卿、洛甫、贺龙及其他参加中央会议的同志， 准备讨论。嗣后，有关较重大的问题的文电，都应如此办。（二）贺龙同 志未离京前，应邀他参加中央的各次会议。（三）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 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同一天，毛泽东在杨尚昆关于处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等文件的情况和意见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还写下了一大段批语，对刘少奇提出了批评。杨尚昆在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都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两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现将五月十四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的通知送上，请即审阅，以便发出。”毛泽东的批语如下： 少奇、恩来、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 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 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 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三） 十四号通知照发。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公开对刘少奇的批评，针对的是刘少奇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观点。 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一个讲话，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谁都知道批评的是刘少奇。 毛泽东的讲话，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一部分：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 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 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 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 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惟一的道路。 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 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 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 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 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 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 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 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 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 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 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 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 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 高岗听毛泽东这番讲话，感到很过瘾。这一方面正是他的观点，他在实际工作中就是这么做的。另一方面，他对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感到解气。他幸灾乐祸。 他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两次批评分量很重。毛泽东在信中对刘少奇的批评，是从组织纪律上着眼的。而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刘少奇的批评，则是从政治上、路线上着眼的。他认为刘少奇犯了大忌：在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上不尊重毛泽东，有越权之嫌，这就得罪了毛泽东。在处理一系列政治问题上同毛泽东意见不合，思想右倾，犯了路线错误，这就容易在政治上跌跟头。 与此同时，高岗把毛泽东对他的多次表扬，把毛泽东同他的私下谈话，把中央交给他分管8个重要的部，都看做是对他的器重和信任。由于他所领导的国家计委和政务院平行，权力很大，名声显赫，他自认为已经组织了“经济内阁”，下一步，就该跃登龙门了。 他一直对刘少奇心怀不满。以前刘少奇对他在东北局的工作有过批评，他一直记着，但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服气过。他认为自己能力比刘少奇强，贡献比刘少奇大，资历也并不比刘少奇浅多少，对自己位居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自己应当再进一步，成为党内的二号人物。于是，他确立了这样一个策略：先拱倒刘少奇，再拱倒周恩来，由他来做毛泽东惟一的助手，最终由他来接毛泽东的班。 他比毛泽东小12岁，比刘少奇、周恩来小7岁，他是名副其实的少壮派。无论从资历上、职务上，还是从年龄上、身体上，尤其是从能力上，他都认为自己完全应该接班。 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目的，他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他向苏联共产党散布刘少奇是“亲美派”的舆论，想借助苏联共产党的权威向中国共产党施压，向刘少奇施压。 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北京，和他谈判有关鞍钢工程的建设。在一次交谈时，他小声问道：“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 捷沃西安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要消灭！” 他点点头：“我就是这个意见。” 捷沃西安说：“你很对嘛。” 他随即抱怨说：“但是，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 捷沃西安警惕地问：“是吗？是怎么一回事儿？” 他直截了当地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捷沃西安生气地问：“是谁呀？” 他附在捷沃西安的耳朵边，小声说：“刘少奇。他是‘亲美派’！” 高岗更多的，还是采取在党内活动的方式反对刘少奇。他懂得必须充分依靠毛泽东，首先取得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和支持，并充分利用毛泽东同刘少奇的分歧和矛盾。他认定了刘少奇必然倒台，他决心多处下手，积极活动，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被请进了高岗家的会客室。 高岗没有马上进来。他历来如此。有客人来访，他总要让客人在会客室里等一会儿，他才慢吞吞地踱着步子出来，以示自己身分的高贵。 但这次是安子文来访，中组部管干部，是核心部门，非同寻常，因此，高岗没有让安子文久等，很快就出来会客了。 “子文同志，对不起呀，有个电话，让你久等了。”高岗一边伸出手来同安子文握手，一边表示歉意地说。 “哪里，哪里。高岗同志工作忙。”安子文谦逊而又热情地说。 “怎么样，最近还好吗？都忙些啥呀？”高岗满脸堆笑，一边递过一支香烟，一边说。 “上次您向我转达了毛主席的意图，我作了些考虑，想向您汇报一下。” 安子文指的是前不久，高岗找他谈过一次话。高岗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同他高岗的谈话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 高岗听安子文这么一说，就很关切地问：“你是怎么考虑的？” 安子文打开皮包，从里面拿出几张纸，说：“我拟了个名单。” 高岗把纸接过去，用手推了推眼镜，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他看到，安子文拟的是两份名单，一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一份是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 政治局委员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 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人名单和中央正副秘书长名单。 高岗盯着名单反复看了好几遍，心想：“你安子文好大胆，竟敢拟定政治局成员名单！这个名单，准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来向我进行试探的。” 安子文见高岗半天不说话，就问：“您看如何，是否体现了毛主席的意图？” 高岗没有正面回答，却问安子文：“这个名单给谁看过？” 安子文说：“刚刚拟出，不见得合适，因此就谁也没有给看。不过，我向饶部长谈过。” 高岗“哦”了一声。本来他还想再问一句“少奇同志也没有看吗？”但话到嘴边，他止住了。 安子文又问：“您看这个名单合适吗？” 高岗沉思了一下，慎重地说：“名单先留下，我再考虑考虑，研究研究。” 说着，高岗就很麻利地把名单收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公文包里。 此时高岗一阵高兴。他从安子文同刘少奇关系密切这一点，断定名单刘少奇看过，至少刘少奇知道内情。他认为背着毛泽东和党中央拟定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无与伦比。他认为抓到了刘少奇的一个大把柄，不，岂止是把柄，简直是破坏刘少奇威信，动摇刘少奇地位的重磅炸弹。 安子文本来不想把名单留下，但已经来不及了。 安子文想了想，有点不大放心地说：“高主席，这是件大事，名单不见得合适，恐怕还得注意内部掌握。千万不能随便传出去，否则，怕要出问题。” 高岗宽慰他说：“你放心，我会慎重对待的。名单放到我这里，不会给第二个人看到的。” 安子文点点头说：“这我相信。” 高岗故意问：“子文同志，你拟的名单，我成了第一读者，怎么这么信任我呀？” 安子文笑着说：“毛主席都信任你嘛。” 高岗一听哈哈大笑，说： “你算说对了。不是吹牛，毛主席对我高岗还是信任、器重的。想起来我就感动得很。主席现在是猛给我压担子，依靠我做经济工作。我真有小驴拉大磨之感，快吃不消了。你知道，东北我还有一摊子，全国其他地方我也应该去跑一跑，熟悉熟悉情况。可是，不行呀，一步也走不开。我不能离开北京。如果我离开北京，毛主席休假就不放心了。” 安子文说：“今后就好了。中央各部机构加强了，领导层再作些调整，您大概就会解脱一点了。” 高岗叹口气说：“但愿如此。不过，我有思想准备，继续忙下去，累下去，掉它几斤肉。国家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需要我们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 安子文表示赞同地说：“是啊。” 这时，秘书进来报告，说东北局有电话来。 安子文看看表，时间已经不早了，就提出告辞。高岗也不挽留，只是提出请安子文有空常来坐坐。安子文答应了。 东北局来的电话，是向高岗报告两件事。一件是，已经按照高岗的要求，着手搜集、整理新税制在东北造成的恶劣影响和各级领导、群众对新税制的意见的材料，估计半个月左右材料就可以送到高岗手上。另一件是，高岗要调东北局宣传部的两位“笔杆子”来京写东西，这两人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天上火车，第二天就可以到京向高岗报到。 高岗接完电话，在沙发上慢悠悠地点燃一支香烟，思考起问题来。毛主席同他的谈话内容，安子文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刘少奇的威信和领导地位，周恩来的受批评等问题，一一在他脑海里出现。想着想着，他兴奋起来。他认为自己正处于最有利的时机，他应该主动出击了。 他打铃唤秘书进来，吩咐立即给中组部饶漱石部长打电话，要他马上过来一下，有要事相商。 很快，饶漱石就来了。 高岗微笑着对饶漱石说：“饶部长，请你来，是有些问题我拿不准，要向你请教。” 饶漱石摸不着头脑，连忙说：“岂敢，岂敢。高主席有话请讲，有事请交代。” 高岗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说：“毛主席最近同我谈过两次话，他提出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体领导，并要我在抓好经济的同时，多考虑考虑政治问题，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中央领导层的合理分工问题。” 饶漱石羡慕地说：“这是毛主席对你的信任啊。” 高岗皱皱眉头，说：“信任是信任，但问题复杂啊。就拿中央书记处下属的办公机构的调整来说，少奇同志提出，可以试行中央各部部长集体办公的制度，他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同意。那样，还不是仍旧没有加强集体领导？你说是不是？” 高岗说完，盯着饶漱石，听他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饶漱石揣摩，高岗的意思，怕还不是从加强集体领导来考虑的，而是怕丢了手中的权力。因为中央书记处如果采用部长集体办公制，毫无疑问每次会议都是由刘少奇来主持，这就等于把其他人分工的权力，都收上来了。高岗自己所分管的部，就难以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了。想到这里，饶漱石就说：“各部部长集体办公制度，不见得是个高明的办法。” 高岗点点头，接着说：“是嘛。你知道，最近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不太满意，有过两次比较严厉的批评。主席对我又这样信任，要我多管点事。可是你知道，书记处是少奇负责的，我如果管多了，少奇会怎么想，别的同志会怎么看，我真怕造成误会啊。” 饶漱石附和着说：“是啊，你有你的难处。” 高岗知道饶漱石和刘少奇关系密切，就试探着说：“和少奇共事，我感到一时还不太适应。他的一些思想观点，我总感到有点右。他的一些工作方法，我也总感到太粘糊，不那么干脆果断。你和他共事时间长，你又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请你介绍一下他的一些特点，我好努力适应他，和他搞好配合。” 饶漱石已经听出高岗的意思是在摸他的底。他已经看出高岗的权力在扩大，地位在上升，而刘少奇政治上又的确遇到了麻烦，其地位能不能保得住，会不会被高岗所代替，看来还很难说。他决心向高岗靠拢。 高岗紧盯着饶漱石的脸，静静地在等待回答。 饶漱石端起茶杯，刚凑到嘴边，还没等喝，又放到了茶几上，然后深沉地说： “我和你有同感。少奇同志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的确表现得有些右倾。像对过渡时期的指导思想问题，毛主席是主张不失时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嘛。可少奇却主张巩固和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像少奇跑到天津那一番讲话，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得越多越好，这就说过头，太离谱，太右倾了嘛。另外，少奇的工作作风，也表现得有些独断专行。批评山西省委不向毛主席报告，不经毛主席审阅就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件，这都是很严重的错误嘛！” 饶漱石终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继续说： “外界都认为我是少奇培养起来的，这不符合实际嘛。培养是党培养嘛，怎么成了个人行为？退一步讲，即使是某个领导培养的，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要讲私恩，谢私恩吗？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培养了那么多干部，像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不是也没有妨碍他们同张国焘作斗争嘛，何况我饶漱石呢！” 饶漱石讲着讲着，有些激动起来。 高岗听着听着，心里一阵高兴。他看出来了，饶漱石对刘少奇意见较大，已经在表示和刘少奇保持一定距离了。 高岗听饶漱石说完，赞同地说：“饶部长，你说得很对。我们两个完全一致。” 饶漱石笑笑：“本来嘛。一笔写不出两个‘东’字，你占东北，我占华东嘛。” 高岗意味深长地说：“那好，今后我们两家就搞战略协作，联合行动吧。” 饶漱石点头赞同：“心有灵犀一点通嘛。今后还得靠高主席多点拨呐！” 高岗笑笑：“既然你这么说，那我可就班门弄斧，点拨你一下喽。” 饶漱石也笑笑：“在下谨受教，洗耳恭听。” 高岗从公文包里取出饶漱石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递给饶漱石：“请你看看这个。” 饶漱石接过来看罢，脸上顿时失了颜色。 高岗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他声音低沉地问：“你以前看到过吗？” 饶漱石连连摇头：“没有。我这是第一次见识这个神秘的宝贝名单。” 高岗“噢”了一声，不再吭气了。他等待饶漱石讲话。他断定饶漱石对此无比恼火，是会发泄一通的。 没有想到，饶漱石却表现得异常平静。他端起茶杯，细细地品起茶来。但是由于激动，他端茶杯的手却有点微微发抖。这一切都没有瞒过高岗的眼睛。 高岗心中一乐，想道：“我看你能故作镇静到哪里去。”也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支香烟，慢悠悠地吸起来。 他们两个都深知这个名单的分量，也都想先知道对方的态度，因而不敢贸然表态。 客厅里出现了一阵短暂的沉默。 最后还是高岗性子急，首先打破了沉默：“漱石同志，你觉得这个名单正常吗？” “正常个屁！”饶漱石恼怒的引信终于被高岗点着了，他的火气一下子爆发了出来，“他安子文是个副部长，怎么能瞒着我这个部长，私自拟定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呢！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毛主席知道吗？中央知道吗？他想干什么？简直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 “按说，安子文从七大后就担任中组部副部长，时间也不短了，基本的规矩，他应该懂嘛。”高岗不紧不慢地说。 “我看他是利令智昏。” “这个名单，不光从组织纪律上看有问题，从政治原则方面看也有问题。”高岗说，“华北的同志不适当地多了些，同某位领导熟悉的人也不适当地多了些，不那么公道。” “由他安子文来拟定政治局委员名单，怎么公道得了！” “不光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央几个主要部门的负责人。”高岗提醒说。 “真让人震惊。我看他安子文是不想要党籍了。” “不过，这话你可不能说早了。我看安子文背后，怕有人给他撑腰。”高岗深不可测地说。 “你是说……”饶漱石刚想说出刘少奇的名字，但话到嘴边，他止住了。 高岗也不便说出刘少奇的名字，只是虚与委蛇地说：“要不，他哪来那么大的胆子。” 饶漱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看来对安子文这种错误的东西，得针锋相对地斗。不抵制，不斗争，会助长他的错误。” 高岗一拍茶几：“对！毛主席早就说了，凡是错误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是，斗，要讲究策略。不斗则已，斗就要斗出影响来，斗出真理来，斗出胜利来！” 饶漱石咬牙切齿：“是该有这么个决心。” 高岗沉思片刻，阴沉沉地说：“很快就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了，这是个机会。” 饶漱石点着头补充说：“财经工作会议之后，还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又是一个机会。” 两人的目光一碰，立即闪现出了会意的光芒。 饶漱石掏出笔记本，把安子文拟定的名单抄了下来。 高岗指着名单点拨一句：“名单的炮制者最害怕人们知道内幕。” 饶漱石狡黠地回应道：“他们不是自认为掌握真理吗，我们不妨做他那个真理的传播者。义务传播！” 说罢，饶漱石先哈哈地笑了。 高岗也哈哈地笑了。 两人的笑声，透着一股诡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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