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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建国后部分总要提及“高饶事件”。然而，“高饶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关于事件的背景、起因、过程、处理、结局究竟如何，却总是语焉不详，而对于事件的历史评价和经验教训，又总显得直白而粗略。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所谓“十次路线”斗争中与彭德怀和刘少奇的两次“斗争”都推翻了，高饶事件却维持历史的原判。这就不能不引起我对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事件产生浓厚兴趣，并促使我下决心拿出精力来考察探究这一“尖端”课题。 在完成这一课题的过程中，我切实感到，任何科学的探究总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粗到细，由浅入深的。有些问题，要吃透确实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些表面上看来不好理解甚至互相抵触、互相矛盾的问题，其实都有充足的理由和切实的根据，都是事物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只不过我们的认识或囿于常规，不敢有所突破；或占有材料不足，难以充分推理；或思想方法简单片面，不善于辩证地思索和深入地剖析罢了。 高岗、饶漱石两人，思想作风、个人品质都是很恶劣的，高岗私生活的腐化，更是令人不齿。高饶问题的要害，是有严重的个人野心，私欲恶性膨胀，妄图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他们搞阴谋、搞地下活动的严重后果，是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过去有过“高饶反党集团”的提法，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却不采用此说。《决议》是这么表述的：“1955年3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个表述是很严谨，很讲究，政策性很强的。此前，为了起草好这个决议，邓小平同志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307～308页）这说明，“文革”后党对历史上党内斗争的认识，是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自觉，也越来越实事求是了。高饶的矛头，是对着刘少奇、周恩来的，他们没有也不敢反对毛泽东。但他们的活动会造成中央的分裂，会严重危害党的团结，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一旦他们的野心得逞，会不会再斗胆“越”“雷池”一步，接着反毛泽东，那就很难说了。须知如同胃口是吊起来的一样，人的野心也总是慢慢滋长起来的。对于高饶在党内搞派别斗争，搞地下活动，阴谋拱倒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取而代之的分裂活动，不制止，不揭露，不处理是根本不行的。 现在看来，高岗、饶漱石的一些活动，赤裸裸地不加掩饰，似乎是很荒唐可笑的。对此该怎么解释呢？难道他们真的就是这么幼稚，这么弱智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用得着一句老话：“利令智昏”。他们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高饶如何错误估计形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点：第一，认清高饶这类人物所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铲除这邪恶的土壤和条件。第二，认真汲取“高饶事件”以及处理“高饶事件”的经验教训，时时刻刻注意维护和增强党的团结。 这正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也正是我探究“高饶事件”所得出的一点粗浅认识。 本书的问世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高级研究员庞松同志的大力支持。他认真负责地审阅了书稿，提出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宝贵的修改意见。庞松同志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和对问题的深刻见解，令我受益良多。对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聿温 1999.10.20于北京什仿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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