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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中旬，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开始了。 我们再次带上一个星期的干粮和轻武器，又一次涉过北汉江，沿着铁路向南穿插。正面的敌人竟不战而撤，然而从两侧升起的探照灯光柱却像尖房顶棚的支柱般交叉排列在我们头顶上空，指示着它的炮群向我军射击。 三天后我们已靠近春川，前方传来友邻部队围住了南朝鲜军队一个团正在围歼的好消息。我们停下来担任掩护，美军却并未前来解围，我们和敌人只有一些零星战斗。 到了第六天，我们忽然奉命迅速后撤，但在到达北汉江畔的芝岩里时，又停下来去抢占鸡冠山等山头，掩护友邻部队撤过江去。原来我们军承担了掩护全线大踏步后撤的任务，我们师则为全军断后。 翌日，四周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北面尤甚。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已被敌人包围了，但这时内心并无丝毫惊慌。我深信我军是战无不胜的，一定能突围出去。 敌人开始紧缩包围圈，密集的排炮把我军占据的山头上的树木几乎全部炸光，战壕已无法修复。眼看美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爬上来了，战士们忍着伤痛、饥饿、疲劳从岩石后面用冲锋枪、步枪、手榴弹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奉命将所有能收集到的弹药送上去阻击敌人。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敌人不再硬攻而采用飞机、大炮向我军据守的高地倾泻钢铁和凝固汽油。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盼望的援军并未到达。我军伤亡很大，弹药所剩无几，而粮食三天前就已吃光！我们终于丢失了周围的制高点，被敌人的炮火压缩在芝岩里南面的几条山沟里。天下起了大雨，部队在山林中躲避炮击已陷入混乱。我找不到自己的上级，身边只剩下从四川带出来的十来个宣传队员。我们躲避在一座山岩下面，大家都已全身湿透，周身泥浆，在冻饿之中瑟瑟发抖。这时我才真正感到了形势的严重：既无援兵，又无粮革，找不着组织，甚至辨不清突围方向！ 头顶上又亮起了照明弹的惨白的镁光，接着响起了敌机的嗡嗡声。透过雨幕，我看见了在我们这条山沟里还有数不清的战士正低着头，沉默地互相挤在一起坐在泥水里。 炮轰停止了，整个战场沉寂下来。忽然，空中响起了惊人的广播声： “中共XXX师的士兵们，你们已经被重重包围了，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投降吧，联合国军优待俘虏。” 这是敌人在飞机上对我们喊话啦，我们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从来都是我们向敌人喊话要敌人投降，今天是怎么搞的啊！但这也提醒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要力争在天亮之前突围出去，否则真的来不及了。 就在这时，前面沟口上传来一片喊叫声，我听清楚了有人在动员：“要突围的跟我走，冲出沟口越过马路就是汉江，生死在此一举。冲啊！” 随即在沟口爆发了激烈的枪声。 “好，咱们就跟着他们往外冲！”我边对身边的小鬼们说，一边解开干粮袋，把珍存的最后一小碗炒面全部抖落出来分给了大家。水壶早已空了，我们只好舔着树叶上的雨水把炒面咽了下去。一个小鬼提出：“咱们什么武器都没有了，怎么杀出去呀！” 我正为难，旁边一位腿上缠满绷带的伤员支起身来说：“我这里还有个手榴弹，拿去吧！我反正不行了，你们还走得动就快往外冲吧！” 我接过手榴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只感到喉头发紧，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转过脸去，用手指了指沟口示意我们快走。 我领着同伴们迅速插到沟口边上，只见前面是约有50米宽、100多米长的开阔地，在照明弹的光照下，遍地是突围中倒下的烈士和伤员。敌人的曳光弹从两侧山头上交叉着倾泻下来。 我观察了一下地形，便攥紧手榴弹领着同伴们沿着山脚下树丛的阴影弯腰向前猛跑。但还没跑出50米远，就被敌人发现，子弹在我四周溅起泥水，只听见后面“啊”地喊了一声，我回头看，一个伙伴已经倒在地上。 我大喊一声：“卧倒！”就顺势滚进了旁边的水沟。沟里水深及膝，我们只得泡在水中隐蔽起来等待时机。 后面又有不少战友往外冲，大都倒在了半道上，不少人也滚到水沟里。 看来只有等到照明弹熄灭才好再突围。但挂着降落伞的照明弹却一颗接一颗地射向空中，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 雨停了，东方出现了朦胧的曙光。不久，沟外公路上响起了坦克的轰鸣声。紧接着，在滚动着浓雾的沟口出现了黑色的坦克炮筒。坏了，坦克进沟了！ “跑，分散往后山跑，趁雾大躲起来再说！”我把唯一想到的主意告诉了伙伴们，便跳出水沟往山上猛爬。 山势很陡，我爬了约两丈高就被一块光滑的巨石挡住了路。我把手榴弹别在腰带上，双手抓住石缝中一棵小刺棵子用力往上攀，脚下太滑，子弹在我头边溅起的石渣擦破了我的额头。我猛一使劲，小树被我连根拔起，便头朝下摔了下去，只觉一阵剧痛就昏了过去…… 我在痛楚中醒过来时，第一眼看见的是一只带铁钉的大皮靴，第一声听到的是：“OK！THISFELLOWISALIVE！”（好，这个家伙还活着！）那只皮靴又踢了一下我的脸：“GETUP！”（起来！） 我完全清醒过来，看清是几个鬼子持枪围着我，便一下惊坐起来。眼前冒出一片金星，我低头喘息着，下意识地向腰里摸去，发现手榴弹也丢失了。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完了，一切全完了，我怎么没有摔死！” 随着一声更粗暴的“GETUP！”一只冰冷的刺刀挑起了我的下巴，我摇晃着站起来。 不远处，随我一起突围的几个伙伴正低着头，双手放在脑后一跛一拐地被押过来。我身边的美军将我交给押送他们下来的美军士兵后继续往山上搜索。 难友们抬头看见我，眼圈立即红了。我痛苦地点点头，进入他们的行列，互相搀扶着走出沟口。 一转出沟口，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公路上我军被俘人员的长长行列，衣衫褴褛，步履维艰，缠着绷带的，拄着树枝的，令人目不忍睹。而两旁押送的美军却耀武扬威地大声喝着：“HURRYUP！”（快走！） 我的心像是被刀扎一样疼痛起来：“我们被打败了？打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麻木地移动着脚步，思想上的极度痛苦压倒了肉体上的伤痛：“我怎么成了俘虏了呢？我怎么向组织上交待啊？！”我想起“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古训，想起狼牙山五壮士，羞耻的泪水涌流出来。 “拼了吧！现在还来得及。”我向身边的大个子美军斜了一眼，盘算着如果我突然扑上去能否将他手中的枪夺过来。正想着，一块石头绊得我猛一趔趄，好久没缓过气来，我明白凭我现在的体力，单独行动只是白白送死。 “那么，等恢复些体力，再串联些难友，一起行动。即使跑不脱，拼死几个鬼子也够本了。”我这样拿定了主意。 突然，前面一个美军叫喊起来：“STOP！ORYOUWILLBEKILLED！”（站住，你要找死啦！）紧接着响了枪声。 原来是一位难友捂着肚子正向山脚跑去，美军朝天开枪了。我急得用英语大喊：“别开枪，他是拉肚子要去解手！” 我身旁的那个美军惊奇地瞪着我，立即把我押往后面押队的吉普车旁，向坐在上面的军官报告说：“这个战俘会讲英语！”那位美军少尉好奇地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便叫我上车。他一面开车一面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学的英语？怎么跑到朝鲜打仗来了？” 我心一横：“既然已经发现我会英语了，就实话告诉你，看你们怎么处置找吧！”我告诉他：我姓张，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到朝鲜来打仗是为了保家卫国。 少尉却嚷了起来：“啊！清华大学，我知道它，那是一所著名的学校。可惜你上了共产党的当，落得现在这样的下场！”他见我把脸扭向一边不说话，便又温和地说：“张，你不用害怕。就我所知和谈就要开始了。战争结束后，双方将交换战俘，你还可以回去继续上学呢！” 他并未注意到这个信息多么震撼了我：“和谈！交换战俘！重返祖国！再见亲人！”这是多么可贵的希望之火，尽管还极其渺茫，却开始使我振作起来。 但当我从车上下来走回队伍，刺刀紧跟在我后面，又使我回到严酷的现实之中：“敌人难道真会放过我们？不把我们送到台湾当炮灰或送往日本做苦力？对敌人还是别抱太多的幻想吧！” 我一路上歪歪倒倒地走着，严重的饥饿、疲劳使我全身发软、头发晕，但脑子却在紧张地活动着：“敌人如果真要把我们弄走怎么办？总不能束手待毙！只能跟敌人拼到底，还要团结难友们一起干！” “对，这又是一场反美抗暴斗争。我不是在沈崇事件后参加反美抗暴学生运动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么？现在继续这场斗争吧！只不过现在是在敌后，条件更艰苦些罢了，但只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没什么了不起！”我那惊恐、迷惘的心情开始逐渐安定下来。 在路过一条水沟时，我用溪水洗净了多少天没洗过的脸，把又脏又湿的棉军衣脱掉，只穿我里面套着的一套崭新的单军装，自己也觉得精神多了。 蒙蒙的细雨又下起来，乌黑的云层把两边山头全罩住了。前面，在一个荒凉的河滩上出现了一些军用帐篷和用铁丝网围着的营地，看来这就是战俘收容场所了。我们被陆续押进了铁丝网。 这天是1951年5月27日，从此开始了我漫长的战俘生活。 我终生都将牢记这个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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