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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春天来到了巨济岛，从南边海上吹来了暖风。三月初，草就被吹绿了，它们在铁丝网边上的乱石缝里倔强地向上伸出头来，贪婪地吸收着阳光，甚至开出小花来。我的那些年轻战友常低头徘徊在它们身旁，有感于它们那顽强的生命力。然而，春天并未给战俘集中营带来希望。原86联队部翻译安宝元同志通过住院坚持要求来“71”被允许了，他汇报了在“86”敌人的恐怖统治日益加剧的情况，大家听了更加不安。他还说高化龙翻译已经去了医院，不打算回“86”了，联队部只有书记长郭乃坚仍在坚持。看来，形势更加严峻了，由于板门店的和谈僵持着，美方更加紧在战俘营内推行它的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政策。 叛徒们根据其主子的指示加强了战俘营内的法西斯恐怖统治和对战俘的政治陷害、人身折磨。我们通过医院不断听到在“72”、“86”集中营内难友们奋起反抗和狗腿子们残酷镇压的消息。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身上刺上了反动标语，从在手臂上刺上“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直到在前胸后背上刺上“青天白日”。愈来愈多的人被强迫在“要求去台湾的血书”上签名盖手印，甚至被强迫写“绝命书”：“再不送我去台湾，我宁愿自尽……” 3月初的一天上午，“C．I．D．”的布莱克中尉忽然坐吉普车来到“71”，他要我为他担任翻译，一起去审查一件在中国战俘中发生的“自杀案”。 我被他带到他的办公室，要我先译出一封“绝命书”。 那是写在两张被揉皱了的烟盒上的一封“给蒋总统的信”，大意如下： “我是一个受共匪奴役、为共匪卖命的受苦人，是联合国军救我出了苦海。我日夜盼望着蒋总统派人来接我去台湾，等到现在不来接我，共匪的板门店代表还要强迫我回大陆，我只有一死报效党国！蒋总统万岁！” 铅笔字迹很潦草，我坐在中尉的办公桌前辨认了半天，正要拿起笔来翻译，布莱克问我想喝红茶还是喝咖啡？我说：“谢谢，我不渴。” 他说：“给你冲杯咖啡吧！”便走出办公室去冲咖啡。 我低头偶然看见在中尉未关严的抽屉里有一张写着英文的白纸，我悄悄将抽屉开大点一看，正是这封信的译文。最后那个“蒋总统万岁！”的译文后面还打了个大叹号。 我赶快把抽屉还原，立即想到布莱克已经找人翻译过此信。让我再译的原因或者是不相信那人的水平，或者想考验我是否可以信赖。 我迅速作了决断：不管怎样，我必须按原文译出来。尽管我十分厌恶这封信，特别是对蒋介石的称呼和喊万岁更为反感。 布莱克送来咖啡后便坐在一旁喝着咖啡，一面看一张《星条报》（美国军报），一面对我说：“你不必着忙，上午能译完就可以了。” 当我咬着铅笔杆，抬起头来思考一个确切的英语单词时，忽然看见那张《星条报》上的一行标题中有“板门店”几个黑体字，我意识到那是一则关于和谈的通讯，我多么想要过来读一读。但我又怕碰钉子下不来台，便先集中精力把那封信译出来，誊清之后交给了布莱克。 布莱克把报纸放在桌上拿过译文仔细读起来，那张报就离我不远，可惜那项关于和谈的报道却压在了反面。我喝着早已凉了的咖啡，反复想着用什么办法去了解那个报道内容，我们太需要知道和谈的情况了。 布莱克看完了我的译文，满意地说：“看来还是你的英语更好，这下我弄清了这份‘绝命书’确切的内容了。” 我问：“我可以问这位死者的情况么？” “当然可以。我今天早上得到报告和这件从死者身上搜出来的物证。死者是第86战俘营的一个中国战俘，今天清早被人发现他吊死在厕所里。我负责审讯这个案子，你将尽力协助找，是么？张！” “我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我回答。 他看了看手表说：“啊！已经吃午饭的时间了，为了你的良好工作，我请你在这里用餐。”说完，他从柜里取出一个美军军用扁平型铝饭盒，又说：“你就坐在这里等我，不会让你久等的！”便走了出去。 一阵强烈的喜悦冲上心头，他一出去，我便拿起报来，心里咚咚地跳着，迅速翻到那则消息：“板门店和谈僵局可望打破，朝中方面可能在战俘志愿遣返问题上做出让步。” “我的天，让步？！”我急速地看报道内容： “我方出于早日结束战争的愿望和对战俘的人道主义考虑，在此次会谈中，找方首席代表呼吁朝中方面同意我们提出的在中立国监督下对战俘的去向志愿进行甄别。朝中方面未予反驳……” “啊！‘未予反驳’！我们的代表是否清楚在巨济岛上发生的令人发指的暴行呢？”我再看下去。 “……朝中方面代表只是再次提出无根据的指责，重复所谓‘美方对战俘实行变本加厉的血腥镇压，企图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老调。” “啊，原来祖国了解这里发生的的一切。祖国是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女的！”这时门外响起脚步声，我立即放下报纸。 布莱克端着饭盒开门进来了。我站起来要迎上去，他示意我坐下，把饭盒放在我面前。我打开饭盒，里面放有蕃茄牛肉汤、夹着黄油的面包和几块肉。 他指着那几块肉说：“这是从美国空运来的新鲜鹅肉，只有我们军官食堂才供给。” 我吃着这丰盛的午餐，想着难友们这时正在急切地咽吞那飘着烂萝卜叶的酱油汤和半碗大麦米饭，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完饭，布莱克用车送我回“71”。在路上，他告诉我，明天他来接我一起去“86”作现场调查。 公路上只有我们这辆车行驶着，我看着他的手枪想，要是在前方，要是我会开吉普车，这真是个逃走的好机会！我不禁脱口问他：“开吉普车很难学会吧？” 他说：“并不比学走路更难！”很快，我们就到了“71”。 我一回去立即把在《星条报》上看到的消息向赵政委、老孙他们做了汇报。他们嘱咐我找机会继续了解有关报道。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布莱克驾车来了，我们一起往“86”驶去。 一路上我很激动：“‘86’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我能否见到自己的知心战友？见到了又是否有机会说上几句话？” 车子从关押着人民军战友的第76、77集中营铁丝网外驶过，我看见里面广场上有一队队的朝鲜战友戴着自制的人民军军帽雄赳赳地在练习队列行进，有的甚至在拿着帐篷杆子练刺杀动作。我禁不住轻轻地“嘿”了一声。 布莱克显然听见了，他握着方向盘正视着前面的弯道说：“这是一些疯子！”说完看我一眼。 我笑着说：“您还不太了解朝鲜民族，他们历史上多次受到异族的入侵和统治，其中包括我们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太珍视自己的民族独立了！” 布莱克说：“那么，现在你们中共军队占领着北朝鲜算不算异族人侵呢？” 我反问道：“难道历史上有过这种侵略吗？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并肩作战去驱赶另一个强大的入侵者！” 布莱克笑了：“这真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我们美军不是也和南朝鲜军队并肩作战去驱赶另一个强大的入侵者吗？你怎么回答我呢？” 不等我回答，他又收起笑容说：“算了，我们争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的。这完全是一场混乱的、莫名其妙的战争！我不值得为它离开妻儿不远万里跑到这个倒霉的岛子上来，而你这个大学生更不值得为它抛弃学业到这里来受罪！” 我对他的坦率和他对这场战争的观点感到惊讶。我不愿多讨论这个问题。心想：“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我并不后悔自己参与了这场战争！”但我知道了为什么他虽然很清楚我的政治立场，却仍然抱有同情甚至信任感。 “86”到了，在联队部，史密斯上尉见到我笑着问：“张，这一向你过得如何？” “实在说，我过得比在这里时要轻松些！” “我知道，我理解！” 这时我见到郭乃坚正用眼睛向我表示问候，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布莱克中尉请史密斯领我们去看看事故现场。我们来到三大队旁边的那座用石头砌成的简易厕所。 史密斯用手绢捂着鼻子指着那根当作檩条的铁管说：“喏，死者被发现吊在它下面。” 布莱克去站在下面自己试了试，看来以他的中等偏高的个头如果用绳子上吊，脚还能踩在地上。 他问：“您认为死者的身材比我矮得多么？”史密斯摊开双手表示他不清楚。 布莱克说：“让我们再去看看尸体吧！” 我们钻进坐落在铁丝网边上的一个空帐篷里。在暗淡的灯光下，躺着一具用草帘子盖着的死尸。布莱克戴上手套去揭开草帘，一张双眼暴突、舌头外伸、嘴角沾满乌黑色血迹的可怕面孔显露出来。 尽管我在朝鲜战场上已经见过不少尸体，被炸死的，被烧死的，被射杀的，形状各异肤色不同的尸体，但见到这个形象仍然禁不住惊呼了一声，立即转开了视线。 我听到布莱克怀疑地“嗯”了一声。我转过头来，见到他弯下身子正拨着死者的头，观察颈下的印痕，又拿出卷尺量了量死者的身长。 然后他盖上草帘，直起身来，扔掉手套说：“这是他杀，不是自杀！” 史密斯上尉又摊开双手，耸了耸肩。 我们回到联队部看见联队副王福田，团警备队长周演达，三大队长和三大队警备队长等“证人”都已被召来坐在那里等着。 见我们进来，他们全都露出谦卑的笑容弯腰站了起来。 我怒视了周演达一眼，他赶忙低下头去。史密斯挥手让他们坐下：“布莱克中尉将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应如实回答。”然后向我点点头。 我以很严肃的口吻翻译道：“布莱克中尉现在开始审讯你们，你们必须老实交待各自的罪行。”几个坏蛋惶恐地抬起头来，周演达站起来试图辩解什么。布莱克看出来了，摆手制止道：“我只需要对我提出的问题的回答！” 我说：“让你们老实回答问题，不许狡辩！”他只得又坐了下去。我看见他嚼着牙根，心想今天你小子得听我的摆布。 布莱克先提问了死者的姓名、在部队的职务、籍贯、年龄、文化程度。 三大队长说只知道死者姓名。史密斯请郭乃坚递过来死者的战俘卡片。我看见卡片上用英文写着的姓名是张什么，河北什么县什么村的人，67军的一个班长，24岁，没上过学。 我便对布莱克说：死者的家乡是个很偏远的老解放区，死者显然是贫苦农民参军的，不会有什么文化。 布莱克点点头，然后问了问是谁在什么时候怎样发现的尸体？又怎么找到了那封绝命书？ 那个三大队的警备队长回答说是他在昨天清晨去解手时发现的，当时吓了他一大跳，跑去找了大队长来卸下尸体，从上衣口袋里找到那封给蒋总统的信。 布莱克勃然作色道：“你们没想过那根铁管的高度不足以吊死一个1．74米高的人吗？没想到他是一个文盲不会写信吗？没想过你们在死者颈上留下那么深的指甲印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吗？” 当我也连珠炮似的把这几个反问扔向几个坏蛋时，他们面面相觑，脸色都变了。 布莱克说：“我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谎言！” 我译道：“布茉克中尉要你们从实招来，否则将罪上加罪。” 见这几个家伙顽固地缄口不语，中尉摇了摇头说：“张，请把他们的供词用中英文记录下来，让他们签字。” 我立即向郭乃坚要纸笔，他在给我纸笔时趁机紧握了一下我的手指，我见他泪光闪闪，我的眼圈也一下就红了。我低着头记录完供词，又将中英文各念了一遍。 中尉说：“告诉他们，现在改供词还来得及。” 我便翻译道：“你们听着，中尉说了，现在如实招供还来得及，否则等着你们的将是判死刑！”那几个走狗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互相看了一眼后又沉默地低下头。 中尉见状摆了摆手，我将供词拍了一下说：“那就签字吧！”那个三大队警备队长歪歪扭扭地签了名。 在把我送回“71”的路上，布莱克一直沉默着。我说：“中尉先生，我没想到您的侦破技巧这么高明！” 他说：“不，应该说杀人犯太愚蠢！” “那么，这个案子将怎么处理？杀人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处？” 他摇了摇头说：“我的职权限于侦破、审讯、上报！” 临下车，他取出两个罐头、一条香烟说：“按道理，我们应该按工时付给你美金，但拿它你无法使用，我替你买了这点东西。” 我望着他那双漂亮的蓝眼睛里的诚挚神色，收下了这份“工资”。 回到“家”里，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了老孙。领导上决定除了留下两盒香烟给我们开夜车作奖励之用外，罐头分给病号，烟分给大家。 于是，过着烟瘾、吐着烟圈的难友们说：“就盼着咱们的张翻译给多挣点‘工资’回来！” 我详细地向领导同志们汇报了在“86”见到的惨况和侦破审讯的经过。领导同志们当时就一起交换了看法，大家认为根据《星条报》刊登的和谈消息和我汇报的这个血案，敌人正在大做战俘的文章，我们要提高警惕，做好应变的准备；同时要就这个惨案向美管理当局提出严重警告和抗议。 当天晚上我们心情沉重地连夜赶写出了一份《向美军战俘管理当局的严重抗议与严正要求》，揭发控诉了叛徒们在美方指使纵容下屠杀爱国战俘的极其卑鄙、残忍的暴行。坚决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保证不再发生类似惨案，否则美方必将受到全世界支持正义的人民的同声谴责…… 夜很深了，一直陪着我们的顾则圣和李喜尔从伙房端来热气腾腾的肉粥。老顾告诉我们：粥里那点肉是病号同志们硬要把我带回来的罐头打开放进去的。 3月底，在70联队（从“72”调往海边去做苦役的近千名“不稳分子”所组成），我们的同志计划组织一次夺权斗争，以打破叛徒的残酷统治，粉碎敌人愈演愈烈的强迫往难友身上刻字、强迫写血书等政治陷害阴谋。 不幸，他们的计划被叛徒告密，金甫、韩子建、姜瑞溥、续公度、阳文华等七人被美军押回“72”军官队，日夜加以残酷折磨。 “72”军官大队的帐篷正对着“71”，当他们被押到铁丝网边的厕所解手时，被“71”的同志认出。我们当即向新上任总管杜德将军写了抗议信，要求立即将他们送来“71”。同时我们每天早午晚三次集中在操场上唱歌，以鼓舞他们坚持下去。 有一次，我一眼认出了被两个狗腿子押着上厕所的姜瑞溥。他的脑袋肿得很大，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心痛极了，高声地喊：“瑞溥，坚持下去，我们已向美军指名要你们过来！” 瑞溥听了一下子向铁丝网边冲过来，狗腿子们追上去，只两脚就踹得他在地上打滚。我们大家一起猛喊：“不许打人！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你们这些疯狗，你们不得好死！” 一些狗腿子围上来用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和我们对骂；另一些继续踢打姜瑞溥。我的心被撕裂了，气得我跑回屋里蹲在地上抱着头痛哭了一场。 1981年4月27日，在北京，我和瑞溥在他那只有十平米的家里聚会，纪念我们“蒙难三十周年”。我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双手扶着头说：“你知道那时候我想什么吗？你越是喊我，我越难受。我真希望那铁丝网上通得有电流，我好撞上去杀身成仁！”我们好久都说不出话来，后来我拿起杯子和他碰了杯，把杯中的苦酒一饮而尽…… 4月6日下午，格林中尉忽然亲自来找孙振冠。我问他有什么急事？他说：“快叫你们孙少校到‘72’去见联军司令部派来的贝尔上校，他将在那里召集你们各中国战俘营的代表，宣布有关你们遣返的重要公告。我负责保证孙少校安全返回‘71’。” 我立即到军官大队向赵政委他们汇报。赵政委马上召集了党委紧急会议，研究这是真有其事，还是敌人玩弄阴谋。不少领导担心老孙的安全。 老孙说：“敌人要扣留我用不着搞这个鬼，而且扣我还不如扣赵政委有用。估计是确有其事，大家不用担心我，我去了会见机行事！” 我随他到了联队部，我要求格林允许我和老孙一起去。他摇头说根据命令各战俘营只去一个代表。老孙劝我放心留下，便随同格林沉着地往“72”走去。 我见大门外果然排满了吉普车，还有一个排的卫兵，一个顶上装有喇叭的广播车。看来确实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难道和谈真成功了？要宣布战俘遣返了？我们能回国了？”想到这里我的心狂跳起来，“老孙你快开完会回来吧！”我返过身来，看见我们所有的战友都拥挤在小铁丝网里面，眼巴巴地踮起脚向“72”大门望着。 时间随着心跳一秒一秒地过去，终于（其实只有约半小时），“72”的大门开了，几个狗腿子把老孙从“72”大门里推出来。老孙涨红着脸回到“71”，我没敢问究竟，陪他急忙往回走。突然空中响起了高音喇叭的汉语广播声音：“战俘们，中国战俘们！”我们惊得停住脚步，全世界似乎都停止了呼吸而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接着喇叭又响了起来：“现在广播联合国军的重要公告。联合国将在两三天内对你们全体进行志愿甄别，愿意回大陆的将予以遣返；不愿回大陆的将送去台湾。这关系到你们终生前途，你们要认真考虑，在甄别前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讲。对不接受甄别的少数中共战俘，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听完广播大家都懵了，想等着再听一次。 广播又再次重复，忽然对面“72”喊声大作，我看见许多提着棍子的败类，正疯狂地吆喝着：“回去！都给我滚回去！”挥棒驱赶着已经拥出帐篷来听广播的无数难友。接着在他们的帐篷里、广场上到处响起敲打碗盆的噪声，广播声被淹没了。但在我们这边还能继续听出大意来。 我们都回到房子里，军官队也都过来了。老孙站着眼大家讲了贝尔上校召集开会的情况： “72”、“86”、“70”的代表都在场，贝尔故意说：“板门店中共代表态度非常强硬，一定要求无条件交换全体战俘。联合国军为了和平，正考虑是否答应中共要求！”这引起了叛徒们好一阵叫嚣，喊口号誓死不回大陆！然后贝尔才说：“不要吵了，联合国军正是考虑到战俘的志愿，决定在二三天内进行一次审查甄别，以保证按照大家的个人志愿，自由遣返。”尽管我立即站起来严正声明：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应全部交换回国。美国作为签字国应当严格遵守日内瓦公约，应无条件遣返所有朝中战俘！我们坚决反对搞什么审查甄别。但贝尔根本不认真听完我的发言就宣布散会。刚才的广播大家都听到了。下一步怎么办，请大家等我们研究个初步方案再征求意见！ 接着，党委委员们退出去召开紧急会议。大家都不愿离开，静静地挤在一起等候党委做出决定。 半个小时后，老孙回来传达党委的三项决定： 一、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准备好在开始甄别时升起来，号召“72”的难友们在甄别时敢于表达回国志愿。 二、立即联名向杜德送去紧急声明，提出我们的具体要求。 三、我们将拒绝接受“审查甄别”，同时，到时候将声明我们全体一致要求回归祖国。 老孙讲完之后，问大家有无补充修正意见，会场先是沉静了几秒种，然后爆发了十分热烈的掌声！ 我们紧急行动起来：我和黎子颖、何平谷、吴孝忠、张济良一起起草和翻译出给杜德的紧急声明，曹明、南阳珍则带几个战士队的同志负责赶制国旗。 黎子颖先根据党委指示，用中文起草了信件，提出了下列具体要求： （1）在各集中营重新向全体战俘宣读公告内容。 （2）立即将“72”、“86”、“70”各集中营的俘虏官加以隔离审查；由我方最高军官王芳上校前往各战俘营在无干扰情况下向战俘们进行解释说明。 （3）从现在起美军应在集中营内外日夜巡查警戒，防止流血事件。 （4）立即将下列有生命危险的四百八十人（名单附后）送来“71”，以保证其安全。 草稿经党委审定后，立即由书法工整的何平谷、吴孝忠加以誊清。我和张济良同时动手翻译。当天晚上八点钟，我们将给杜德的紧急信件，中英文各一份送给格林中尉，请他尽快转送杜德将军。我对他说：“在此关键时刻，为了减少中国战俘的死亡，务请您立即送去。” 格林接过信，用手掂了掂，便去打电话给司令部，请杜德的副官来“71”取信。 我们回来时，吴孝忠已向值勤的伪军交涉好，用几条军毯换几大瓶红药水和奎宁丸来“治病”，伪军答应于明天凌晨送来。曹明也已经和钟俊华等几位难友，把军用防雨布变成了一幅白绸子。他们先把雨布放在炉子上烤热，再用帆布使劲一点点擦去橡胶，变戏法似的将雨布变成了白色的尼龙绸。 4月7日，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浓雾从海上爬出来笼罩着巨济岛。“71”和“72”表面上都极为安静，上午10点钟美军的广播车又开来广播了公告，“72”又是一片喊叫声和敲打饭盆的嘈杂声，接着广播车又开走了。 我们估计当天下午可能开始甄别审查，便加紧制作国旗。雨开始下起来，公路上出现了装甲车的隆隆声。为了防止美军闯进来，我们增派了室外监视哨。在屋里，白绸子被曹明用红药水染红，还有一块则用奎宁水溶液染成鲜黄色。几位难友趴在地上根据回忆画着五个星星的大小与位置，然后用小锯片磨成的小刀裁剪出五个五角星来，又用浆糊粘在了红旗上。 有人说：“应该用针缝上才不怕风吹掉呢！”于是，曹明又拿出他自制的针线。这时，军官队的战友们几乎都过来了，都想看看这面亲爱的五星红旗，都想去缝上一针。 赵政委建议大家排好队轮流上去缝一针。旗子被摆在房子中间，大家肃静地等着开始。凄风苦雨在室外呼啸着，仅有的一盏灯摇曳着，照着这群面容憔悴苍白但意志弥坚的中华儿女。 赵政委第一个走上去，跪在国旗旁为五角星缝边，有人带头唱起了国歌。政委艰难地站起来又跪下去，捧起一只旗角亲吻起来。在低低的国歌声中我听见了哽咽声，我自己忍不住流出了热泪。 难友们一个个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敬仰，对祖国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前去跪着缝旗、吻旗，呜咽声更大了，歌声、哭声和着风雨一起飘向远方。 啊，祖国，你听得见我们在地狱里的呼唤吗…… 那天下午没有美军来巡查，我们松了一口气。当天夜里，曾德全等几位比较有力气的战友在风雨掩盖下悄悄地在操场上挖着埋旗杆用的深坑。地面极硬，又无工具，实在难挖，随即改成将三个空汽油桶紧靠一起，在桶里装进石块、土块，三个桶的空隙中将立起旗杆。岗楼上的探照灯几次穿过雨帘照过来，他们急速趴在泥水里不动，回屋时已成了泥人，大家赶忙为他们擦身换衣。军官队的战友则将卸下的帐篷支柱用铁丝绑成一根长达十余米的旗杆，这一夜大家几乎没有合眼。 从对面“72”集中营传来的一阵阵狗腿子们的狂喊，难友们的惨叫彻夜不停。我们“71”的战友们愤怒之极，轮流冒着雨到外面对“72”高唱革命歌曲、喊口号，激励难友们坚持住。 1942年4月8日凌晨，雨逐渐停了，“71”地下党委决定，天一亮就升起巨济岛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钟俊华、何平谷被指定去升旗。天刚亮，先是军官队10名战友抬起系好绳子的旗杆冲出去，把旗杆在三个汽油桶之间立起来又迅速填进砂石固定好。钟俊华、何平谷又冲出去站在汽油桶上把旗在绳上系好，等着升旗。 岗楼上的美军好像睡着了没有动静，值岗的南韩军人在外面还傻瞪着眼。全体战友迅速集合到旗杆下，军官队副大队长骆星一站上士坡指挥大家齐唱国歌。鲜红的旗帜在海风中，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慢慢地升上了杆顶，骄傲地飘扬起来。 这时，岗楼上的美军像是刚弄清了怎么回事，大喊起来：“降下旗子，你们这些混蛋！快降下，否则我要开枪了。” 在公路值岗的南韩军人也跟着喊叫起来，同时拉响了枪栓。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吴孝忠走上去用日语向那些南韩军说：“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自己的国旗。” 南韩军看了看岗楼上正在用机枪瞄准国旗的美军，蛮横地嚷着：“不行，你们再不降旗，我就开枪。” 吴孝忠拍着胸膛说：“你敢！你要开枪就朝这里开吧！” 岗楼上的机枪响了，南韩军人也扣动了扳机，吴孝忠同志捂着肚子倒下去！任贵全、孙长青战友也倒在了血泊中！国旗上洞穿了一串机枪眼。 难友们愤怒了，一些同志跑去护理伤员，许多人在地上寻找石头准备反击。马兴旺营长振臂高呼：“大家不要动，共产党员站到前面去掩护群众！”于是，党团员迅速出列拉起手围起一道人墙，《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更加响亮，敌人似乎被自己的枪声吓住了，暂时沉寂下来。 老孙在我旁边大声对着我耳旁喊：“泽石，你赶快去找格林要救护车！” 我转身朝“71”联队部跑去，我看对面“72”的帐篷外面站着好多好多难友在仰望着那面不屈的五星红旗，狗腿子们提着棒子不知所措。 格林正在联队部里来回转圈。见我去了，急问：“你们怎么搞的，死了人让我怎么交代！” 我也焦急地说：“请您先打电话要救护车吧！有三个人倒下了，晚了就不行了！” 他急忙拿起电话往医院里打，我又跑出联队部去看国旗。机枪又响了起来，机枪子弹将旗杆打得木屑横飞，终于系旗绳被打断，旗子慢慢地飘落在保卫它的人丛中。 三个重伤员被战友们用雨布做的临时担架抬到了联队部。我跑向吴孝忠，见他脸色煞白，就伏身问他：“孝忠，孝忠，你伤着哪里了？” 他努力笑了笑，喘着气说：“大概是肚子打穿了，不要紧。”我赶忙扭过脸去不让他看见我的眼泪。我又跑过去看了孙长青，他的左腿被打断了。这时，大门外响起了汽车声，我忙回身去和格林一起打开大门。两位美军护士给伤员做了包扎，大家七手八脚急忙把伤员抬上了救护车。鲜血一滩滩留在大门口，它那殷红的颜色多么像国旗上的红色啊！ 上午10点，几辆卡车和一队美军开进了第71集中营，带兵的上尉对我说：“奉杜德将军之命，前来审查甄别。”他指着几个穿军装的黄种人说：“他们会讲中国话，将由他们来审查，请把你们的人排成队，带到联队部跟前来。” 我立即回去报告了情况。大家紧急集合，带好简单的行李，整队前往联队部。 那个上尉又说：“你们将一个一个进入联队部，单独地、自由地表明自己的去向，愿意去台湾的立即上车送走。” 我把老孙介绍给他说：“这是我们的少校，我们的代表，请听他的回答！” 老孙严肃地对他说：“我们已经明确地向你们的杜德将军表明我们对甄别的态度，我们全体238名志愿军战俘也已全部签名向杜德表示了回国意愿，你们不用再麻烦了。” 那个上尉听了我的翻译看了看格林中尉，问：“您知道这是真的吗？”格林肯定地点了点头。 上尉回过头看看秩序井然地静坐着的战友们那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便挥手说道：“那就全部上车走吧！” 我们一面激动地想着：“可能这就要上船回国吧！”一面列队上了车。 汽车发动了，我回过头来望着71集中营，看了看我们整整半年在那里住过的铁皮房子，看了看仍然屹立在那里的旗杆。心想：“再见了，永远再见！‘71’，你这巨济岛的小延安。” 这时站在旁边的钟骏华小鬼把我的右手拉进了他的怀里，我触摸到那面五星红旗的滑润的绸面和一颗剧烈跳动着的心！ 我的左手又被攥住了，我扭过头来，看见的是曹明的满脸笑容。他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咱们胜利了！” 1987年1月的一天，一个须发皆白士里士气的老头叩开我的家门，他激动地对我说：“啊，我就是找你，泽石！”说着就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我赶紧请他进了屋。坐定后，他让我仔细端详他，要我猜一猜他是谁。我努力回忆着，过了好半天，仍然认不出来。我难为情地摇摇头。他却对我笑了笑。我一把抓住他大喊一声：“曹明！”他什么都变了，只有当年他那深深印在我心中的笑容却一点也没变！ “啊，曹明！”我声音嘶哑了。 他立刻把我抱住，哭了。他不断他说：“见了你！我就想大哭一场。”原来，他回国后一直在山西一个农村当农民，这次是到北京来上访解决他的党籍问题的。 这年2月，当年的小鬼、现已两鬓斑白的钟骏华出差来北京，也到我家来看我。他在成都当一个供销社的书记，他是我们战友中能在我们落实政策之前就入了党的少数几人之一。这些年来，每逢春节他总要托人捎给我一些充满兄弟情谊的土产品。这次是亲自带了泸州大曲和他爱人张雪明亲手做的四川腊肉来“探亲”的，喝着家乡酒我们一起回忆了那次反甄别斗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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