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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济岛战犯战俘营离巨济岛最高监狱不算远，但离其他普通战俘集中营很远。我们到达之时，天色尚早，我能看清用英文写成的那块很大的营名标牌和四周密集的岗楼、岗哨。 这天，为“迎接”我们，增加了很多岗哨，还有不少手执防毒面目的卫兵。这个集中营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它建在一块荒芜的河滩地上，成正方形。从大营门进去，东西南北都有互相隔开的小铁丝网，正中是个足球场那么大的操场。每个小铁丝网都有小门可进入广场。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离大门很近，很小，里边只有一个帐篷和一个厕所，厕所旁有一个可以冲澡的小间。 在我们对面隔着大门的是管理人员的帐篷，伙房、医务室、库房、清扫队等。除了几个负责管理的美军人员外，勤务全部都由被判刑的朝鲜人民军“战犯”战俘担任。这些人民军战士都是在游行示威、绝食等斗争中与前来镇压的美军或南韩军发生流血冲突的“罪魁祸首”！ 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到来，引起了很大骚动。每个铁丝网内的老“战犯”们都排着队向我们敬礼，唱歌，喊口号，欢迎我们这些新“战犯”。敌人立即向人群扔掷毒气弹，黄绿色的浓烟在铁丝网内外升起，那些铁丝网外的毒气弹是战友们又扔回去的。这场特殊的欢迎仪式直到我们全部被押进“代表团特殊小队”的铁丝网并被轰进帐篷之后才告结束。 等押送的美军都退走之后，我们18个人互相握手拥抱。代表团团长老李又特意向我们两个中国代表介绍了其他朝鲜代表的姓名、在部队职务、所属战俘营编号等，我这才知道我们18人的组成是：除了他和老孙为正副团长之外，其余16名分别代表16个志愿回国的朝中战俘营（女战俘营除外）。 这一天大家都很兴奋，总算熬过了正式美国监狱的单独囚禁和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战友们又都聚到了一起。尽管大家都离开了自己所代表的战俘营，但这也是一个小的新的战斗集体。 又一种新的战俘营生活开始了。不管前面有多少艰难危险，总可以互相支持鼓舞了，总可以从事一些比在监狱有效的、集体的对敌斗争了！ 这天晚上我躺在老孙身旁问他今后怎么开展斗争？他想了想说：“形势很严峻，敌人已经把我们和广大战友们隔离开。我们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今后我们大概将长期被困在这里，让我们在无所事事的隔离生活中消磨掉斗志！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他们的人质，作为要挟我方和谈代表的资本。我还担心他们会继续对我们施加压力，强使我们为他们在世界舆论中消除杜德事件的影响服务！” 听了他的这番考虑深远的分析，我也感到了担子的沉重。心里想着该怎么去打破敌人的如意算盘，还没找出答案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老孙被请去和几位朝鲜师级领导人开了一个会。老孙回来传达说，大家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同意老孙昨晚对我所作的分析，决定做好与敌人进行长期的针锋相对斗争的思想准备。首先是健全内部组织，他们都是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员，成立了特别支部，吸收老孙和我参加劳动党。我与老孙和另外三位朝鲜战友分在一个党小组里。大家选举了原朝鲜平壤俄语大学校长辛泰凤同志担任特别支部书记，老孙担任副书记。全体同志接受支部统一领导。 支部做出决定，要求大家加强团结，努力学习，顽强斗争，每周一次组织生活，向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开展互助，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学习计划，并开展学习上的互助；开展有益的健康的文娱活动以增强革命乐观主义；在对敌斗争方面，决定一方面继续向敌人提出抗议，坚决要求撤销“战犯”罪名，把我们释放回各自的战俘营，一方面积极设法与“总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以取得总委会的领导，参加统一的斗争行动。 我听了很高兴，既高兴我们被朝鲜战友们接纳为劳动党员完全成了一家人，又高兴我们的支部领导坚强有力，细致全面。我心想：“别看我们老孙只是个营级干部，领导水平绝不比师级干部差。”但是我却没敢说出来给老孙听，我知道哪怕只是稍为流露出一点点这种情绪也准要挨一顿狠狠的批评！老孙一直非常真心地尊重朝鲜同志，也总是这样教育我。他的全局观念、党性远比我强。等到我和朝鲜战友们朝夕相处久了，真正了解了他们，我才为自己那种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感到害羞。 老孙要求我模范地尊重和执行支部布置的任务，搞好和朝鲜战友的团结。我决定先和我们党小组的三位朝鲜战友加强相互了解，同时制定了一个学习俄语和朝语的计划。 书记辛泰凤同志欣然答应当我的俄语老师，三位同小组的朝鲜战友答应教我朝文。当我知道代表团团长的围棋下得很好，便又请他当我的围棋老师。我在两天之内就用水泥和油漆做了一副漂亮的围棋，画了一个棋盘，材料都是我直接向美军总管托雷上尉要来的。 老孙对我制定的学习计划和实际行动很满意，开玩笑说：“看来你还想学好俄语去苏联留学呢！” 我说：“解放前我想去美国留学，没能实现，今后也不可能了，才打算回国后去当留苏学生呢！” 我至今还记得和我同一个党小组的朝鲜战友，一个姓朴的是人民军的师团政治委员，年约40岁，红扑扑的脸膛，左脚受伤有些跛，人很风趣，思想又很敏锐。难得的是他还会一些中国话，因为他是在图门江边长大的。另一位姓金的是人民军的副团长，年约25岁，身强力壮，逞强好胜，好争论问题，有时还红脸，下棋输了都不高兴，但很直爽勇敢。另一位姓李的是人民军的团后勤主任，是代表中年纪最大的，当时已50岁左右，我们叫他“阿爸爷”（即老大爷）。 阿爸爷会讲不多的几句中国话，为人和气、慈善，对我很关心，他给我讲的朝鲜民间故事最多了，我也很敬重他。 我们两个中国人和16位朝鲜战友生活在一起，语言障碍是第一需要解决的。一开始我们使用“国际语言”，朝、中、英语都用，有时还包括大量的手势。往往一句话里就使用了两三种语言词汇。这样的好处是我们较快地沟通了思想和日常交往。但这很不利于学习和掌握正规的语言，因此尽管和他们在一起整整一年，我却没把朝鲜语学好。 朝鲜的文字采用拼音字母，是把汉字拆开来使用的。如“I”和汉语拼音中的“i”相同，而“卜”和“a”同音，朝文一共24个字母，很好掌握，我只用了一个钟头就学会拼音，能拼读朝文单词和句子了。但朝文的语法和中、英文差别都很大。朝文属东方语系，和日文、蒙文类似。比如把动词（谓语）放在句子的末尾就是一个特点。我们说“中朝人民是一家”，他们说“中朝人民一家是”。 由于朝文中外来语多，包括来源于汉语的词汇相当多，语音和粤语相近，这样，朝鲜同志就常用汉语词汇和朝文语法来和我们谈话，日子长了习以为常，我们自己说汉语时也朝语化了。 就朝语来说，我学得最快最完整的是朝鲜的歌词，在那一年里，我几乎把他们会唱的歌曲包括民歌都学会了。朝鲜民歌我很喜欢，那种热情、活泼的风格和优美的旋律，很适合我的性格。还有他们的舞蹈，柔美之中含有刚健之气，我常想，朝鲜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苦难而仍然保持着乐观善良的民族性，真是难能可贵。而且在集中营生活中，我更体会到作为人类灵魂语言的音乐，在苦难生活中能起到多大的激励生活的勇气和抚慰心灵创伤的作用啊！我也正是从这方面更愿意和朝鲜战友们接近和愈来愈融洽，使我成了他们大家喜欢的小兄弟。 学习俄语也较大地充实了我的空虚难过的“战犯”生活，分散了我那对自由、对祖国思念的痛苦之情。老师对我的学习要求很严，我从字母学起，要听、说、读、写、背诵、做练习。我向托雷上尉讨来了一些纸和半支铅笔。后来他不再供应纸，我就用烟盒、水泥纸袋缝订成本子，请老师写课文，请老师改作业。 辛老师的俄语真好，后来才知道他原是苏联塔什干师范学院院长，苏籍朝鲜人，共和国成立后才回朝鲜担任俄语大学校长。感谢他的教育，使我实现了那时想多学点本领回国好参加祖国建设的愿望，回国之后我还真担任了几年中学俄语教师，我把从他那里学来的苏联歌曲教给我的学生。那些俄罗斯民歌曾以它深沉的感情使我着迷，减轻了我心灵上的痛楚，那首曾为列宁喜爱过的《光明赞》，几十年来都伴随着我度过了艰难难岁月。 兄弟们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在战犯集中营的第一个月，我们也曾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争取美军战俘管理当局将我们释放回去，写了不少抗议、要求，甚至进行过绝食斗争，但毫无结果。 不久，我们通过清洁队的战友和总指导委员会取得联系，知道总领导人老朴同志也已被单独拘押。而和谈已中断，敌人随时可以找借口强行镇压。总指导委员会建议我们暂行休整一下，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准备好迎接更加艰苦的斗争。 这些有机会外出的清洁队的战友们还带回消息说，“602”的志愿军同志已全部移往济州岛去了。说他们在被运走之前曾进行多次斗争坚决要求我们回去，否则拒绝上船，结果遭到严厉镇压，还是被强行押走了。这使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回国支队中只有老孙和我两个中国人留在巨济岛上了！ 尽管朝鲜战友们多方安慰我们，我的情绪波动仍然很大，我在那本俄语练习本背面写上了首唐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这首诗被老孙检查我的作业时看见了，他沉默良久说：“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出头的椽子先烂！但椽子总得出头才能用。我们恐怕要有思想准备作出更大的牺牲！” 我看出他已做了最坏的打算：被敌人永远拘留甚至杀害。 我望着他说：“老孙，活，我跟你活在一起；死，我与你死在一起！” 他用手紧紧地抱着我的肩，又安慰我说：“敌人也不敢轻易杀害我们，他们还有被俘人员在咱们手里呢！你那么思念你故乡的巴山夜雨，有一天会再见到的！” 10月中句，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传来了关于济州岛第八集中营中国战俘的消息：他们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升起十面国旗，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战俘的回国意志，遭到敌人的残酷镇压。护旗勇士们被杀死56人，重伤129人。这个噩耗使我们十分悲痛，也更增加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一直想象着济州岛上的战友们怎样赶制五星红旗，绑旗扦，挖旗杆坑，怎样在黎明时升起十面国旗来。战友们那雄壮的国歌声响在我耳边，敌人大屠杀的硝烟火药味进入我的嗅觉，战友们在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时的英姿，不断出现在我眼前。我的亲爱的战友们，我多么想展翅飞到你们之中去啊！第二天，我们以中国战俘代表的名义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了一份《最最强烈的抗议书》。 从那以后，我们也更加思念在济州岛艰苦斗争的战友们了！我所熟悉的那些亲密战友在这次流血斗争中是受伤了还是牺牲了呢！ 我的学习热情因不能回去跟战友们共同斗争的失望情绪而逐渐削弱了。为了打发单调的日子，我开始更多地缠着老孙和朝鲜战友们讲故事，更频繁地找代表团长老李下围棋。 老李是三段围棋手，一开始让我19个子还赢棋，后来逐渐少让我。他教我很认真，什么“金边、银角、草肚皮”，什么“挖心战”、“声东击西”等等技术、战术都耐心指点，以致我在三个月后开始敢和他不让子对弈了。 他不想下棋时我便去找“阿爸爷”或朴政委讲故事给我听。我至今记得“阿爸爷”讲的那个关于“歌包”的朝鲜民间故事，大意是：一个穷苦樵夫上山打柴很晚才下山。他在森林里迷了路，被动听的歌声吸引到一个林间草地，看见一群仙女正在月光下赛歌，他听得着迷后竟撞了进去。仙女们见他很善良便给他换了副金嗓子，还教给他唱歌，然后送他出森林。他回家后唱歌出了名，被一个恶霸地主叫去唱，并问他在哪里学的歌子，他讲了仙女们教唱歌的事。地主便自己去找到仙女们，请示学歌。仙女们见他是个恶人，便告诉他若真想学歌可以给他一个歌包放在脖子上带回去。他表示愿意，一个仙女便将自己脖子上的肉瘤给了他。这个地主回家发现“歌包”已长牢在脖子上，却半个歌也唱不出来，最后便活活气死了。 我听了后还问他：“要是我去见那些仙女，她们会给我一个金嗓子教给我好听的歌么？” “阿爸爷”说：“我原来就猜想你是去找过仙女们了，不然你怎么嗓子这么好，会唱这么多歌呢？” 朴政委不会讲民间故事，便讲他自己的身世、经历。他本是一个穷苦的铜矿工人，受不了日本鬼子压迫参加了金日成将军的游击队，直到朝鲜光复，前年才和元山一位纺织女工结了婚。他说：“我的老婆大大地爱我。这次战争爆发后，我前方打仗去，她的抱着刚生的孩子哭了，很多很多眼泪的流了。现在她在哪里我的不知道，我在哪里她知道的没有，我要是活着的回去，就到处找她！找不到她，我路的不停地走！” 我被深深地行动了，我说：“您定会找到她的。战后工厂会恢复，她会回去上班！”他带着向往的神情笑了。 他还给我讲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他的师团急速往北撤退。他们在山里艰苦行军、战斗、被围、断粮、断水及被俘的经过。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民军战友整师整团地被俘，被俘时建制都未打乱。这是他们被俘后能够较快组织起来，并控制了自己的战俘营的重要原因。 白天我找朝鲜战友下棋讲故事，晚上躺下我又转过脸去要老孙给我讲故事，我很怕眼睁睁地睡不着。老孙一开始给我讲的是陈老总的故事（他们军原是三野的部队），粟裕同志的故事。我还记得他讲了陈毅同志刚进上海就派人去保护宋庆龄的故事，还有陈老总从江南带兵打到江北建立新的苏区的故事。他讲时充满了那么深的对陈老总的敬爱之情！ 老孙还给我讲过一个关于粟裕的故事，一次行军中，已担任三野副司令员的粟裕同志在行军中遇见了他在红军中当班长时班里的一名战士，那时他仍在当饲养员。他去向那位当年的红军战士问好。那位饲养员看了他半天，认出他来便说：“粟班长，您现在骑上马了，当上营长了吧！” 我还记得老孙讲了个骡马吃大炮的故事：淮海战役开始时，他们军的重炮还不多，为了吓唬敌人，便将芭蕉树干用黑烟灰刷了架在车上让骡子拉着故意大白天在公路上大摇大摆地行军。没想到在一次休息时，一头骡子饿了，竟啃下“大炮筒子”来吃，于是全军都传开了骡马吃大炮的奇闻。 老孙的这些故事，在1952年那个凄冷的寒冬，给了我这个刚参军两年多的大学生以多少温暖和鼓舞啊！我更多地理解了人民子弟兵和老一代革命家那种英勇无畏、智慧超人和对人民的忠诚！ 关于部队的故事讲得差不多了，我还缠着老孙讲，他便说，他没有那个阿拉伯国王的妻子的本领，不能每晚一个故事地讲上一千零一夜。他建议一起来唱歌。我说：“唱什么呢？”他说：“唱《延安颂》吧！”于是我们深情地唱起了：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 夜色笼罩着河边的流萤， …… 啊延安， 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热血在你胸中奔腾…… 后来他又教我唱《新四军军歌》。他是在用我们人民军队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激励我，鼓舞我！于是，我更想知道他的身世，为什么那么早就参了军，怎么锻炼得这么老练豁达，足智多谋。可他不大愿意谈他自己。 我绕了不少圈子才从他口里了解到，1944年他16岁时，高中没毕业就从上海跑到新四军东江支队去参军抗日，成了他所在部队里的“大知识分子”。那时部队文化水平低，很重视知识分子。他较快地被培养成了一名政治工作干部，他是全军提升最快的最年轻的教导员，因而被战友们称作“小老兵”。他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是人民军队培养出来的，但他本人的品质也起了决定性作用。 非常令我痛心的是：老孙是在我军打胜仗时被俘的。当时我们几个军把美军围困在长津湖，他的营负责在袋形包围圈的南面堵口子，不让敌人突围南窜。连续几天的战斗，喝不上水，吃冰雪，饭送不上来只好啃冻士豆。他的几个脚趾头冻得坏死了。当时部队通信工具很差，战场形势变化又快，他是在跛着腿去检查一个应该由我军扼守的阵地时，进入那个已变成敌人营地的阵地时，被敌人哨兵拦腰抱住活捉了。 听完了老孙的沉重回亿，我躺在他身边更加睡不着了：“他要是不被俘，现在肯定还在意气风发地指挥着部队战斗呢！多么可惜，他为这场战争付了多么大的代价啊！” 1953的新年，是在那呼啸着从北方越过大海扑向巨济岛的凛烈寒风中来到战犯战俘营的。 这天，根据我们代表团传下去的建议，全体“战犯”举行了新年团拜以鼓舞士气。各个号内的战友都列队面向中心广场站在各自铁丝网前，在统一指挥下唱了《人民军战歌》和《金日成将军之歌》，呼喊了口号：“勇敢顽强，坚持斗争！”“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力量！”各小号内的战友们还高喊着：“向代表团的同志们致敬！”“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友致敬！”老孙和我激动地挥舞着帽子也高呼：“向人民军战友们学习！向人民军战友们致敬！” 我们两人又被代表团的朝鲜战友们抬起来，其他近千名朝鲜战友们向我们鼓掌欢呼！于是：“毛泽东方岁！”“金日成万岁！”响彻了整个战犯战俘营。 这次敌人不知为什么未动用毒气弹来镇压。下午，当我们进餐时．发现各人碗里都有份朝鲜的特产“金鸡”——用生牛肉、辣椒面和盐一层层放在生白菜中腌制而成的。这是伙房的战友们特意在一个月前就为我们代表团腌制出来的极为难得的食品。我十分佩服他们怎么摘到了这些材料，我更为他们这种盛情而感动。尽管我和老孙有点怕吃生牛肉，但细细嚼来，真是其味无穷，这又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餐！ 在“战犯”集中营里，由于我们是代表团员，又都是军官，营内其余的朝鲜战友们对我们十分照顾也非常尊敬，他们来送饭或抬垃圾都要敬礼。我们所有的劳务都由他们替做了，连往外运送粪便也没让我们动过手。（也可能是管理当局怕我们到外面被其他集中营的战俘看见后闹事）。相反，在伙食上我们这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反而供应得充足些，这些都使我们很不安。 美军管理当局对我们代表团似乎也采取了一种只要我们不领头闹事，就尽量不招惹我们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这些“战犯”在物质生活上反而比在当普通战俘时要稍好一点，连我们睡的草垫也换成了木板连铺床。但这点物质上的“改善”却远不能补偿我们精神上因被迫脱离了自己的战斗集体而受到的损失。 新年过后，从劳动党地下党带来的关于和谈的消息令人沮丧，看来美方还没有被打痛，还存在着一些幻想，还不想结束战争，我们回国还遥遥无期。 我有时无端地烦躁起来，拒绝了“再来一盘”（围棋）的邀请，一个人跑到帐篷外面，独自坐在铁丝网边上的乱石堆上，一坐就是半天。 我望着天上漫游的白云，羡慕它们的自由自在！“你们游向何方？会不会飘过朝鲜海峡飘到辽东半岛上去呢？你看见祖国那美丽的山川大地了吗？看见了那奔驰在原野上的列车、高耸入云的烟囱、喧闹的城市、寂静的乡村了吗？这一切离我多么久远了啊！” 有时，我被那钻过铁丝网跑出去的田鼠吸引住了。那小东西跑出去后竟然回过头来用那双豆粒般的小眼看看我，甚至立起后腿，用两只前脚抓抓胡须。“你这小东西也嘲笑我吗！你虽是微不足道的小动物，却比我这万物之灵要骄做得多，因为你拥有世间最宝贵的东西——自由！而我们人类为追求自由，几千年来已经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这时，在我心中又响起了《吉普赛之歌》那悲怆而充满向往的旋律！西班牙作曲家萨拉萨蒂在他写的这首著名的小提琴曲里表达了多么动人的对不幸命运的反抗，多么深厚的对没有祖国的吉普赛民族的同情！ 老孙有时也出来默默地坐在我身边，让我把头靠在他肩上，我们无声地交流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对自由对光明的憧憬…… 晚上，我更多地感受了失眠的苦恼。爸妈，兄妹，还有未婚妻M常进入我的脑中，似梦非梦，特别是每次M在梦中给我带来的温情醒来即化为更深的痛苦…… 3月6日，托雷上尉忽然来到我们住的帐篷说：“一个重大新闻，你们的斯大林去世了！” 我们全都惊呆了。“不，你骗我们！”我先嚷了起来。 “张，今天是3月6日，不是4月1日。我们只是在“愚人节”才开这类玩笑的！” 说完他把藏在背后的手举起来，我看见他手里有张《星条报》。他说：“你给大家读读今天的头号新闻吧！” 我过去取来报展开一看，果然有镶有黑框的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的头像登在报头上，下面是粗大的通栏黑体字：“斯大林去世”。我举着报纸给战友们看了，什么也不用说了！ 大家痛苦地低下头，晌起了一片啜泣声。第二天，巨济岛“战犯”集中营的全体难友举行了沉痛的追悼会。早上8点大家列队面向广场站在铁丝网后面，唱起了朝文的《斯大林大元帅》之歌：“人类的太阳，照耀千秋，斯大林大元帅……” 场外的美军、李承晚军队平静地看着这个场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叫骂，扔毒气弹，他们大概被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真挚感情所折服，被我们所表达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气势震慑住了！ 当托雷上尉吃惊地问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会对斯大林有这种感情？”我告诉他：“斯大林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象征，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他摊开手，困惑地摇摇头。 1953年4月，传来了和谈双方达成了先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的惊人消息！ 我们帐篷里沸腾起来了，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我们那些受尽折磨的伤病难友可以脱离苦海了，而我们自己也回国有望了！但这时我们也更担心我们这些“战犯”会被美方作为人质扣留下来不予交换。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给我方和谈代表的备忘录，详述了在巨济岛“战犯”集中营被关押的近千名“战犯”的人数、组成、被美方无理判为“战犯”的原因和经过。请求我方代表在和谈会上揭露美方企图长期扣押我们作为人质的阴谋；要求美方立即取消“战犯”罪名，立即释放我们回到各自的战俘营，等待交换遣返祖国。 我们代表团成员首先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按了血手印，又传到各小号内让战友们签名按血印，然后将这份长长的备忘录交由地下“联络员”送给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送往北朝鲜。 我们希望它能平安地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出现在板门店我方代表手里，我们的思想全集中在这上面了，白天黑夜大家谈论的几乎都是这个问题。我心里更加急躁起来，日子似乎过得更慢了。 6月10下午我们从托雷上尉那里知道了和谈终于在今天上午签字，战争终于从此结束的消息，我们忍不住当着他就欢呼和相互拥抱起来，眼泪在笑声中流满了各自的脸颊。我们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多大的痛苦！中朝人民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所有参战的国家为这场战争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托雷也搓着手愉快地看着我们。我忽然觉得应该感谢他及时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于是又转过身去和他握手致谢。大家也都走过去跟他握手表示感谢。 大家抢着说：“让我们共同庆祝今天这个节日吧！”“战争终于结束了！”“双方的敌对行动总算停止了！”“双方军人不再生死相拼了！”“双方的人民不再互相仇视了！” 托雷一面微笑着和我们握手，一面说：“我也和你们一样，希望早日离开这荒凉的岛子，回到我的妻子和女儿身边去呢！” 十几天之后，巨济岛上的朝鲜回国战俘集中营的战友们开始遣返了。 满载着战俘的车队开始从“战犯”集中营的大门外驶过，我们拥向朝着公路的铁丝网，激动地向那些有幸首批遣返的战友们挥手道别！车上的人民军战友有的认出了自己的代表，便发出“敬礼”的口号，大家在向我们庄重地敬礼！ 车队过完后，我们回到帐篷里，各人都躺在床上，不说话。我知道大家和我一样心里都被焦虑、渴望、等待的情绪折磨着。我们不止一次向美军管理当局去信质问为何不立即将我们遣返，一直没有回答。 从7月到8月，眼看一车车的战友们被送走，而我们自己毫无动静，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了。本来不多的饭食每餐都有剩余，来送饭的朝鲜战友忧虑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把剩饭取走了。 下围棋停止了，讲故事停止了，学外语停止了，大家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出去走一会儿又回来躺下了。 我被派去问托雷上尉我们是否将被长期扣留下去？托雷耸耸肩做出无可奉告的姿势。我问的次数多了，他就说：“张，我自己也希望你们早日回去。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成天在铁丝网里呆着，已经觉得自己也成了囚犯！请你告诉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吧！” 当天下午，托雷拿着一个足球来对我说：“张，你们到操场上去玩玩足球吧！” 我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翻译了他的话，并请大家一起到操场上去玩。但大家到操场上只玩了半个钟头就不想玩了，倒是周围各分号的战士们羡慕地拥到铁丝网前面来“观战”。于是我请托雷把球依次给其他各分号的难友们玩。他同意了。 从此，“战犯”集中营反而有了运动场上的欢笑声。只是我们这个小号内仍然气氛沉闷。我们知道，如果敌人要扣留人质，我们首先难以幸免！ 我不知道怎样来描述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难找出合适的词句能恰当地说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难熬心情，因为我们所企望的不是一般的利益，而是自由和尊严，是新的生命！ 到了8月中旬，托雷来告诉我们好消息：“和谈双方达成了交换双方‘战犯’的协议，你们可以回国了！”我们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们也更急切地盼着回国了！ 8月底的一天，托雷上尉来到我们住的帐篷对我说：“你和孙少校拿上行李出来吧，车在门外等着送你们走。”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看着他！ 他又重述了一遍。这次我明白他所说的话了，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又转身去拉老孙。 老孙显然也听懂了托雷的话，他坐起来要我问一问托雷为什么只送我们两人？朝鲜战友们何时走？ 我问了托雷，他回答说：“先送你们回到你们的同胞中去，好一起回国。他们当然也快了。” 于是，所有的朝鲜战友都过来抢着为我们收拾行李，一床军毯，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一个饭盒，一双筷子。看着他们那种难舍难分的样子，我们那种即将回国的欢乐情绪又被离愁冲淡了。 从1952年5月7日谈判代表团成立到今天，我们在一起整整度过了15个月，而这又是什么样的15个月啊！ 我们和朝鲜战友们一一拥抱告别。老阿爸爷抱着我哭出了声，说：“我等着你们将来从中国重访朝鲜时再见！但你们要早点来啊，要不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我也哭着对他说：“阿爸爷，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给我讲的故事，也永远不会忘记您！我一定要争取早一点重访朝鲜去看望您，您的家乡地址我已经牢记在心上了！” 我那时当然不会知道别后三十多年，我一直没有可能去访问他那坐落在美丽的金刚山脚下的家！如今阿爸爷还健在吗？ 当天，我和老孙被押送到一个紧靠港口的铁丝网内，这儿显然是专为这几个月来押送战俘上船回国临时修建的转达站。 到了那里，我和老孙又分别被送往战士队和军官队。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一句就被分开了。等我扭过身去看他时，只见到他向我摆了一下手就被押进另一个围着铁丝网的小营门。 我在战士队见到坐着整整一帐篷的在济州岛被判为“战犯”的战友们。他们都是在历次斗争中被敌人抓出来的“领头暴乱分子”，其中有不少原来“71”战士队的战友们。 大家一见我进来都惊异地站起来。接着是一阵欢呼：“张翻译回来了！”大家围过来和我握手，拍肩！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整整15个月的相互思念、担心，汇总在一起无法用语言表达了！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马兴旺营长，他正站在后面微笑地望着我。我挤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问：“您怎么没分在军官队？”他说：“我自一被俘就说我是炊事员，登卡片时也报的是战士，现在看来要遣返了，仍然是按战俘卡片来区分军官和战士的。” 我问：“刚才大家是在开会么？”他告诉我大家正在研究怎样向敌人提出要求，让我们去会见咱们的红十字会代表，以便有机会向祖国亲人控诉敌人的罪行。 我惊喜地问：“咱们祖国的红十字会代表真到巨济岛来了么？” “这是我们的估计。因为刚才站岗的美军扔了一包中华牌香烟进来，大家分析这包烟是我们的代表带到岛上来的！大家正议论找谁去跟美军谈判呢，你回来得正是时候！” 正说着，张达走过来把那包中华脾香烟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上面还印有天安门的华表，都舍不得打开包来抽呢！” 拿着这包来自遥远祖国、闪着红色光芒、包装非常精致的香烟，闻着它那沁人肺腑的香味，看着它上面“中华牌香烟”几个亲切的中国字和那象征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玉石华表图形，我的心和手都在发颤：“中华，中华！两年多来，我们呼唤过您多少遍哪！” 我立即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一份《致美军管理当局》的英文信，信中要求“让我们立即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否则我们将拒绝上船！” 经过交涉，看管我们战士队的美军士兵同意让我们派代表去见负责的美军少校。于是，我和马兴旺同志一起，拿着同志们赶制出来的纸花束，向美军管理人员住的帐篷走去。 中国“战犯”战士队的小铁丝网位于这个港口转运站的最里面，小营门口正对着10米宽的甬道，往前走，甬道两侧是关押朝鲜人民军“战犯”战士队的用铁丝网隔开的一块块营地。 见我们手持纸花束走过，朝鲜战友们都拥到铁丝网跟前来问我们干什么去？我便用朝文说；“去要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 但到了美军管理人员帐篷，那位美军少校却十分傲慢地说：“我不知道有什么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到岛上来，你们都立即给我回去！” 我拿出那包中华烟对他说：“我们已得到这包中国出产的香烟，这证明我们红十字会代表已经来到了岛上！” 他哈哈大笑着说：“不错，根据双方协议，国际红十字会是派了代表到双方战俘营进行考察，为此，从板门店给代表们预先运来了给养。只可惜你们中国的红十字代表并没有到岛上来，这些中华牌香烟只好由我们分享了！” 我们表示不相信他的慌言，声明不见代表决不上船！ 回到战士队营地，全体中国“战犯”举行了一次示威，唱歌，喊口号：“我们坚决要求会见中国红十字会代表！” 这天晚上睡觉时我发现大家脱下的皮鞋都是崭新的，再看大家的衣服从里到外也都是新的。一问，才知道这是前天他们到达时美军强迫他们换下的——以此在板门店证明他们优待俘虏。为此，大家进行了坚决抵制，结果吃了一顿“毒气弹”后，还是被美军强行把大家的衣服剥下来收走了。不少战友为抢夺旧衣服挨了枪托。 第二天早上一位美军中尉来通知我们准备上船。我们便全体静坐示威。 我再次对美军中尉说：“不见我们的代表不上船。”美军中尉说：“你们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只到了釜山考察，确实没有到岛上来！”我们便要求会见其他中立国的红十字会代表，美军中尉听了后转身去了。 不一会儿，头戴防毒面具全副武装的美军开来了，催泪弹扔进来了。大家立即用军毯蒙头盖上全身。 我听见美军咒骂着进到我们的铁丝网里面来了，正想掀开军毯看一下，忽见一双美军大皮靴站在我跟前，紧接着一颗嘶嘶作响的毒气弹塞进了我的“军毯防线”。一阵极难闻，极刺鼻的浓烟呛进了我的嗓子，使我剧烈地咳起来，两眼非常难受，愈流眼泪眼睛越痛。 我站起来跑进了帐篷，那个芙军追进来扭住了我的手臂，把我拖到铁丝网外面的甬道上，我睁开眼看见我们的人都被美军拖了出来。 那位美军中尉认出了我，走过来要我叫大家排好队上船去，我转身寻找马兴旺同志，看见他一面擦着被“催出”的泪水一面对我喊：“告诉他，我们要向全世界控诉他们的暴行！” 我对中尉大声译出了这句话。他说：“我不管你们向谁控诉，我的任务是要押你们上船！”说完一挥手，美军士兵们将刺刀指向了我们，逼迫着我们走出转运站。 到了港口码头，我看见一艘万吨巨轮停靠在趸船外侧。在巨大的趸船甲板上坐满了人民军战友，我们被押着走上趸船，走过他们留出的空地，走向高达十几米的巨轮舷梯。 这时我忽然听到一声“张东母”（张同志）的喊叫，我循声望去，看见了代表团的朝鲜同志们正坐那里向我挥手道别。 我兴奋地举起双手向他们示意：“永远团结在一起！”然后上了舷梯。 “再见了，我的亲爱的朝鲜战友们！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们，不会忘记我们共同度过的苦难岁月！”我一面往上爬，一面回过头去多看他们几眼，他们还在那里向我们挥手呢！ 我们被押进了一个宽大的货舱。过了一会儿，巨大的轮机轰鸣声响起来了。我感到了船身在转动，便扑向舷窗，只见巨济岛码头转动起来，然后向后退去，愈来愈远。那撞击在石砌码头上的浪花飞溅着，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一群群海鸥在浪花中嘻戏着。似乎这只是个安祥的、和平的、从未发生过人间悲剧的普通海岛！ 巨济岛退得更远了，像突出在大海中的一座黝黑色的山峰。我想起两年前被敌人用登陆舰押送巨济岛第一次见到它在大海中的可怕形象时的心情，整整两年煎熬过去了，我们在这个荒岛上度过的日日夜夜真像一场噩梦！ 啊！巨济岛，我们就这么离开了你这死亡之岛。那汹涌的海水能洗净我们流在你身上的血泪么？能冲掉我们留下的愤怒的呐喊声么？能抹去我们在烈士坟旁留下的足迹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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