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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到周恩来身边时，年近古稀的周恩来仍然是人们印象中的潇洒、精力过人的东方式政治家风范。 然而，在那疯狂的十年中，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扮演了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全国几亿人被无端地卷进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大革命”之中，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火药桶、大战场，经历着大灾难，几乎没有一个家庭能够幸免。 “十万火急”的电报每天像雪片似地飞进总理值班室：请求总理制止武斗、恢复交通、释放被抓走的人，还有抗灾救灾…… 周恩来原先的那些副手们，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或徒有其位并无其权。于是，周恩来什么事情都得管，事必躬亲。 后人评说“文革”中的周恩来是苦撑危局，终于累垮、病倒、直至心脏停止了跳动。事实确是如此。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要提防和抵挡那些超级“左派”们的明枪暗箭。 “文革”动乱初期，周恩来也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样属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左”派们想方设法要整垮他，一时整不倒他，便鼓动那些不是有野心便是无知的造反派同周恩来日夜纠缠，以至周恩来首次发作心脏病。“左”派们又提出所谓“新文革”与“旧政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ｘｘ派的黑后台”等等，继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解放干部，恢复生产，力图使满目疮痍的国家稍稍得以喘息。可紧接着进行的“批林”加上“批孔批周公”、“评法反儒”，并暗示中国有“最大的儒”和“投降派”，而此时操劳过度的周恩来已身染重疴。 可以说，周恩来同“文革”这一场全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悲剧苦苦鏖战了十年。他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并非钢筋铁骨。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终于卧病不起。他在癌症的折磨中，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告别了人间。 １９９６年1月，为纪念周恩来逝世２０周年，北京电视台播放了１６集历史纪实片《伟人周恩来》。３月，有线台又播出了《周恩来与文艺》。这两部片子，全部采用实地拍摄，不用正式演员。那些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警卫、医护人员，那些亲切关怀中国文学艺术的扛鼎人物，提及周恩来的关怀，无不一个个声泪俱下。 毫不夸张他说，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对周恩来的那份感情仍像昨天一样。同样可以说，不管你在那个年代初期曾否参加过这派那派，持有过什么观点，后来在周恩来这个庄严与亲切的名字面前，大家都有了共同的语言。这也是“四人帮”为什么成为全民公敌的重要原因。 在那十年中，我没有发现周恩来的头脑里有什么节假、休息，或是外出度假这类概念。我所见到的他，只知道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最后…… 每年除了像春节那样重要的节日与少数“照顾”休息日，或是我病倒之外，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我可说是陪同他度过了那漫长难熬的岁月。 周恩来的许多活动场合，我是不能在场的，也是纪律所不允许的。我们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有这种自觉性：不该去的不去、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过，有时我会中间进去给周恩来送药，那也只是半分钟、一两分钟，只见到一些迹象，只听到片言只语而已。 因此，我不可能写出一个政治家的周恩来、外交家的周恩来与军事家的周恩来。我只能从周恩来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健康状况，以及我所见到的他的喜怒哀乐，试图写出一个普通公仆的周恩来。如果涉及到了他的重大活动，那也只是我的匆匆一瞥。而且说实话，我在十年中见到的周恩来，主要是沉重、痛苦和忧愤的一面，很少见到他轻松愉快的时候。那是国家动荡、混乱、灾难深重的十年，充满苦涩的十年；因而，我的笔下写不出多少阳光灿烂、欢声笑语及美丽如画的景象。 我想，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当年他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开幕式，向世人宣布中国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如今这一目标已像群山之巅喷薄欲出的太阳，大海之上清晰可见的桅杆，已实实在在地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招手了。 还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正是他认为“你比我强得多”的邓小平担当起了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的重任，提出了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使全国人民团结在以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将一个举世公认的稳定、繁荣、迅速发展的伟大祖国骄傲地带进２１世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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