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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第一位保健对象董必武视察湖北， 轮船航行在长江三峡，半夜三更董老 关心世界乒乓球比赛；陪同胡志明上 黄山，发现山脚下躺着一只豹 我进中南海服务的第一个保健对象是共产党的元老董必武。实在是太幸运了，尽管在董老身边的时间不长，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至今仍十分清晰。 这位老人家才高八斗，是属于学者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品德高尚，性情温和，脾气极好。而且他的夫人及子女等亲属都能平等待人，使我在他家愉快和顺利地工作了一年，让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老革命家。 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和南京等地同周恩来长期合作共事。 1949年，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后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俩有着极其深厚的革命情谊。董老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董老家的一年，对我后来在保健工作岗位上没有出什么大错，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这几十年，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 董必武居住在怀仁堂东侧的一所四合院里。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自南往北一顺儿共有四个建筑格局相仿的院子。一号院住的是李富春与蔡畅家，二号院为谭震林家；三号院是邓小平家；陈毅一家居住在最后的四号院。周恩来与邓颖超居住在那长夜灯火不灭的西花厅，因而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地方。 随董必武视察湖北，使我第一次开了眼界。看到中央领导人是如何接触群众、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作出结论，以及如何指导当地干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时，使自己养成长期随首长出差在外地生活，既做好本职工作，又要抓紧点滴时间学习。以至到了80年代末，我仍是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随首长生活在外地，直到离休为止。 1965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里。 “咚、咚、咚！”忽然，有人急促地敲我家房门（当时住东交民巷北京医院宿舍）。 “张大夫在家吗？快起床，到办公室去，叫你出差去。”来人低声说道。 “知道了，你先走，我马上就去。”我听到是医院总值班室一个护士的声音，我答道。 我急忙穿衣起床，洗漱后赶到了总值班室。 “你赶快准备一下衣服和生活用品，带上出诊包，去南方出一趟差，中南海警卫局的老滕会与你联系，他与你一起走。”值班同事这样说。大概出于保密原因，传达任务的人只是说“去南方”，没有讲具体到什么地方。我不便多问，立刻回家准备东西。我刚走到宿舍门口，走廊里的公用电话铃声响了。 “你是张佐良大夫吗？”我拿起电话机，听到一个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人在问。 “我是。” “我姓滕，是警卫局的。我们一起出差去。我正在联系飞机票。看来，这深更半夜的飞机票不好买，要是买不到机票，我们只好坐火车走了。你就在家等消息吧。”他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这位姓滕的山东人在电话里仍未说要去的具体地方。我想不管他去东南还是西南，终归是南方。 时值严冬季节，除了两广和福建之外，都不会暖和，只有多带一些衣服保险。妻子起床帮我找出一只旅行袋，那时的行李简单，除了带几件换洗衣服、肥皂毛巾、牙刷牙膏和几本书之外，连袖珍收音机都没有。岳母也忙着起床煮了水扑鸡蛋给我吃。四岁的儿子睡得正酣。家里人懂得保密规矩，没有人问我去哪里，去多久和干什么事情之类问题。我收拾好行李，吃完东西，在房间里坐等消息。不一会儿，走廊上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张大夫吗？” “我是张佐良。” “今晚搞不到飞机票，明天也没有把握，上面要求我们尽快赶去，我怕误了事，只好买了两张火车票，我现在就来接你。十分钟后，你到东交民巷派出所门口等我。你要多带几件衣服，听说那边也不暖和。”从这个山东人说话的情形可知他对北京医院这一带地方非常熟悉。估计他经常出差，知道各地季节气候和衣服穿戴情况。不过，他在电话里仍说的是“那边”两个字。如此看来，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安全的警卫局，也就是公安部九局工作人员的警惕性之高，保密纪律之严，我甚是佩服。我辞别家人，拎起行李下楼朝胡同口走去。来到东交民巷派出所门口、夜深人静，路上车辆稀少，从中南海到北京医院宿舍只需几分钟汽车路程。只片刻工夫，我看到由西往东疾驶而来一辆小轿车，车到跟前，见是一辆苏制伏尔加，前面挂着白色牌照。汽车停住后，走下来一个瘦高个儿。 “你是张大夫吧？咱们快上车走吧。”来人说话口音及语气同电话里听到的一模一样，没有错，是警卫局的老滕。我们上车后，汽车向北京车站急驶而去。汽车将我们直接送到车站站台，只见列车员站在车厢旁，旅客都已上了车。我跟在老滕身后赶紧上了那节硬席车厢，车厢里已挤满了人。列车员帮忙引我们找到了座位，三个人的座位坐了四五个人，旁边还站着人，脚跟前还堆放着行李，待我们坐下后，连腿都伸不直。 “今天买不到飞机票，这是去成都最早最快的一次列车，费了不少劲才买到两张票。领导上要求咱们尽快赶到董老那边去，详细的情况到那边就清楚了。”他轻轻地跟我既介绍情况又解释着。 从老滕口中得知，我们要到董老那儿去。“董必武”这个名字令我肃然起敬。董老在我心目中早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我同老滕初次相识，不便从他那里打听太多事情，再说，在火车上说话也不方便。所以，只好他说什么，我听就是了。 我们从北京经郑州，沿陇海路往西经宝成铁路蒙头转向地坐了几天几夜硬席车厢。这是我大学毕业从上海到北京乘火车长途旅行以来，平生第一次乘这么长距离的火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宝成铁路沿线通过无数的隧道，且每一个隧道都比较长，火车在洞里发出轰轰隆隆巨大的声响，真有震耳欲聋的感觉。由此想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要修筑一条长距离的铁路，特别是在地形条件复杂的地区施工，使交通发达，物流其畅，不仅投资可观，而且人力、物力与财力消耗巨大，是何等的不容易。 车厢里人多，拥挤得好比香炉里插满了香，烧到最后剩下的香头东倒西歪，加之列车行进中的颠簸，人们随惯性摇晃前进，但没有一个人因站不稳而跌倒。车厢内十分拥挤，活动很不方便，我除了吃饭，不敢多喝水，以此减少去洗手间的次数。有时即使憋得难受，也只好硬坐着不愿动窝。车厢里人多，行李多，空气太糟糕，什么味儿都有，令人难闻憋闷。由于久坐不动、下肢血液回流不好，使两条腿肿得厉害，由脚脖子肿到近膝关节处；双腿发麻、发木，犹如失去知觉一般。 我们就这样晕晕乎乎，摇摇晃晃，好不容易熬到了成都车站下了车。 “首长他们已经到重庆去了，你们赶快乘火车去重庆。我们己同那里联系好，他们有人到车站接你们。”四川省交际处派来车站接我们的人这样说。 于是，我们又乘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火车开动时已近傍晚时刻，虽说仍是硬座，身体已十分疲劳困乏，但这次列车车厢里旅客少，乘客都有座位，感到轻松了许多。 我因旅途劳顿，睡眠不足，吃饭没有胃口。我们去餐车上胡乱地吃了点东西，记不清吃了些什么，但有一点令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四川菜不仅辣还有麻。我素有结肠过敏，这一顿饭，食后“两头”不好受，令我以后不敢“恭维”。餐后回到座位休息，可以伸直腿，闭目养神，如四川人常说的“安逸”了。 第二天上午列车到达重庆车站，市委接待处来人将我们接到潘家坪招待所住下。3月份，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重庆的春意亦不浓。人说“雾重庆”倒不假，刚到重庆见不到太阳，老天不开眼，阴沉着脸，不时地飘着靠靠细雨。汽车进入潘家坪招待所，只见一栋栋青砖灰瓦、朴素大方、小巧玲珑的别墅式小楼分布得错落有致，别具一格。院子里树木花草郁郁葱葱，散发出芬芳，沁人心脾，比满天风沙的北京要好得多了，令人感到快意。 “接待人员安排我们紧挨董必武居住的那栋别墅旁住下；为安全起见，他们已将两栋房子间的走廊门锁上，有便衣巡逻哨。楼宇间以花坛、曲径和低矮的栅栏相隔。我和老滕住在同一间带卫生设备的宽敞房间里。 南方气候潮湿，客房内墙壁和地板都用木质材料装饰。室内陈设简单实用，两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子、两只小沙发与一只茶几。房间里有一股木质家具或油漆挥发产生的特别气味，但不算难闻。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房间里连收音机都没有，但那个时候，恐怕也算是“三星级”宾馆了。 我将自己的吃饭家伙，旅途中一直不离身的出诊包与旅行袋里的衣服及生活用品等取出安放好之后，坐到沙发里小憩。茶几上有服务员特为我们泡好的清香绿茶，我边吸烟。边品茗，边思忖着午饭后去看我的老同事、朱德委员长的保健医生顾英奇（后任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我听说，是他向领导出主意要我来重庆到董老身边工作的。 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到外地，到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我还不了解情况，不懂得规矩，我的同屋老滕虽是一起来的，他未必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我没有，也不便向他询问朱德委员长住在哪一栋楼？也不敢到院子里四处乱跑和瞎打听。 “嘭、嘭、嘭，”随着一阵敲门声，我听见有人在叫我，“张大夫在吗？”我听出那人的声音正是顾英奇。 “请进。”我说着，走到房门口去迎他，我们一起坐到沙发上。 他向我简要介绍了一点情况：朱德、陈毅、贺龙与聂荣臻等几位老帅还有柯庆施等领导同志在成都相聚，柯庆施在成都骤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经大力抢救无效而死亡。柯庆施死后不久，朱老总与几位老帅便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在成都和来这里，他兼顾着董老的保健工作。过几天后，老帅们都要离开重庆，老顾要跟朱老总走。按照国家卫生部规定，董老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他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或休养都应带保健医生与护士。此次外出，他没有带保健人员随行，董老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患有痛风和三叉神经痛等疾病，发作时很厉害，需要有人在他身边照顾，所以让我来董老身边工作。老顾约我下午一起去见董老，他将董老的病历资料交给我后，即告辞了。 中午，我与老滕跟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午饭。董老外出轻装简从，除他的夫人、老红军何莲芝以外，有一个警卫科长老丁、小曹和小梁两名公务员，这时又增加了我和老滕。 从前，听到过不少有关董必武的传奇与美谈。人说董老是前清时期最后的一个乡秀才，辛亥革命老人，早年参加同盟会，留学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来参加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党的一大代表。董老曾赴苏联学习并参加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他从苏联回国后到江西苏区工作，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董必武曾长期同周恩来等人一起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重庆、南京等地领导党的公开及秘密工作。他曾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 总之，有关董老的革命生涯、传奇、美谈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实在是大多了。早在40年代，周恩来曾代表中央亲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董老六十大寿电中写道：“董必武同志：庆贺您的六十大寿！您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 这一天老天爷算是给了脸。据说重庆已接连几天绵绵阴雨，这天下午太阳总算从云隙间露了出来，带来暖暖春意。我在顾英奇陪同下，心中怀着十二分的敬意去见董老。到达董老住地，夫人何莲芝大姐已等候在门口。一眼看去便知她是出身劳动人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她已值花甲之年，几丝银发修剪得与普通女兵那样短而整齐，步履矫健，衣着朴素，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迎来。 “你是张大夫吧？我听顾大夫说了。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了。”她握着我的手，操一口浓重的四川乡音亲切地说。 我在董老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听何莲芝大姐谈起她与朱德夫人康克清大姐的数十年友谊：长征途中经常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战斗，缺少粮草，人困马乏，历经艰险到达陕北延安。董老夫人与总司令夫人康克清都参加种粮种菜及养猪养鸡等延安大生产运动，她们同延安军民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进城不久，她们都住在中南海，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她们过从甚密，保持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何莲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和善亲切，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朴实热情，令我对她深怀敬意，也消除了我日后在他们身边工作的顾虑。我急忙自报家门，她将我们引进客厅落座，服务员端来茶水。何大姐走到我跟前，亲手将中华牌香烟及火柴递给我，询问我家庭、爱人工作单位及孩子等情况。片刻后，董老从办公室，不，应该说是从书房向客厅健步走来。 八十高龄的董必武鹤发童颜，他那堪称美髯公的胡须令人乍一看，真有“仙风道骨”之感，确切他说是学者风范。事实也如此，董老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能阅读英、俄两种文本马列著作原版书。他不仅诗词著名，他的书法亦堪称一大家。 大家见董老走来，立刻站起身来向他迎上去。我是新来的，自然主动抢走几步过去同老人家握手，顺便作了自我介绍。 “天气不错，到外面去走走。”他没有客套，随便地同大家打招呼，说罢即转身向门外走去。 大家跟在董老身后漫步。老人家说话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底气很足。他为了革命，青年时期即走南闯北，东渡日本，到过苏联和美国，但依旧是一口浓浓的湖北黄安（今红安）乡音。那时期，我接触过的首长大多是四川、湖南、湖北人，我在上海读书时曾有幸听过陈毅市长作报告；在北京医院多次听过陈毅和粟裕的形势报告。但那时候，我仍分辨不出四川同两湖地区人的口音有何差别。我常以为“大人物”都出身在这几个地方。我跟董老初次见面留下的印象是：德高望重，再加上慈祥可亲。 日后几天晴朗的日子里，陪董老在院子里散步，我有幸多次在近距离内见到在中国革命史上驰骋疆场数十载、立下赫赫战功、威震四海的朱德、贺龙与聂荣臻元帅。那时候，这几位共和国功臣虽已进入老年，但看上去一个个身板骨硬朗，仍是威武英姿，一派将帅风度。 我见到朱老总和聂帅手拄拐杖，不过，拐杖并非他们年迈力衰的需要，只不过是一种风度。贺老总的烟斗不离手，但只是偶尔吸两口。首长们聚在一起谈笑，随员们则退向一旁闲聊。我认识的医护人员只有老顾。 若干天后，听说老帅们都已陆续离开重庆，只留下董老一家仍住原地。老人家每天读书、看报纸、文件和写毛笔字。不记得他有过外出活动，顶多在院子里散步。尽管重庆常常烟雨蒙蒙，但毕竟进入春夏之交，气候渐渐转暖，院子里花草更加繁茂，蜜蜂嗡嗡、彩蝶纷飞。我们都脱去冬衣改穿春夏季服装。董老仍穿着薄丝绵袄与厚袜子，还是岁月不饶人啊！这期间，董老和夫人觉得身边人员不多，总共八个人正好开一桌饭。她常邀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这样可以节约，还可热热闹闹增加气氛。何大姐告诉我，在一起吃饭不要客气。你吃得多，把盘子吃它个光光的底朝天，董老才高兴，他就怕浪费粮食。何大姐这样说后，开始时我仍感到拘束，放不开，但很快也就狼吞虎咽了。 董老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女儿因体检发现转氨酶稍为高了点，怀疑她得了肝炎，学校让她回家休养，她便来重庆看望年迈的父母亲。她看上去就是五六十年代见到的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模样、中等个头，身材匀称，皮肤白皙，衣着朴素，一双黑布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味道，跟大家很随和，没有几天我们便很熟悉了。 在重庆期间，当地派人组织大家去参观红岩村、曾家岩50号、白公馆、渣滓洞等地，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去琵琶山、大会堂和北碚等地观光游览。 4月下旬，董老考虑要去湖北视察工作，准备乘轮船经长江三峡到武汉。据警卫部门介绍，途中除到万县稍事停留，但不靠岸外，其他地方都不停留。 我考虑到二十多小时路程，走的是水路，前不靠村后不着店，不能随处靠码头上岸。老人家毕竟八十高龄，体弱多病，万一途中发生健康问题，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故出发前，我请重庆市委派一位心脏内科专家与一名护士随我们同行到武汉。 在一个天空晴朗的上午，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一艘高级游轮，顺水而下。这是我第一次游三峡，一路上三峡的风光真迷人。只见两岸山峰秀拔，林木苍翠，船上负责导游的人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峰那个景，朝我耳朵里灌进一大堆，可我没记住几个。那时大家都还穷，没有人自己带照相机将这些美丽的风景照下来。二十多年后，我又多次去过三峡，补上了这一缺憾。 在游轮上，白天，董老坐在视野开阔的客厅里观赏两岸景色。随员们轮流爬到船顶上去赏景过瘾。夜间，岸上一片漆黑，山岚瘴气弥漫、或细雨蒙蒙，既看不清挺拔的山峰，亦见不到洞穴。大家聚在客厅里，工作人员同何莲芝打扑克牌，董老坐在何大姐身后观战，偶尔他也出些点子。 大约到了深夜11点钟，董必武忽然站起身来说，今天是乒乓球决赛，你们打开收音机听一下结果。原来，我国运动员正在南斯拉夫罗布尔雅那参加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天夜里，大约在我国午夜11点多钟将决出冠亚军。由于轮船铁甲对无线电的屏蔽作用，船舱里无线电信号太弱听不清楚，于是我和公务员小曹拿着董老的袖珍型半导体短波收音机到游轮甲板上去听。 游轮正向东开，由于船头风声和涛声等噪声干扰听不清广播声，我们只得跑到船尾去。尽管是初夏季节，船在顺风顺水而下，但午夜里船舱外还是相当冷的。我们都裹着棉大衣蹲下身子躲避冷风，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处细听。我们听到我国乒乓健儿获得团体冠军，同时庄则栋获男子单打冠军，林慧卿获女子单打冠军，加上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及混合双打，我国共获五项冠军。我们一听完广播结果，立刻奔跑到客厅将这个喜讯向董老作了“详细”报告。老人家听后高兴得用手捋着胡须连连他说：“好，好啊，我们最后胜利了。”他说罢便去睡觉了。 游轮乘风破浪不停地往东开。第二天中午到达武汉，登岸前，董老向船上工作人员及重庆派来的内科主任与护士表示了感谢。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到，码头来迎接。我们驱车到武昌，住进了东湖招待所（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 董必武外出视察工作，他不愿让地方上领导人迎来送往、兴师动众的给他们添麻烦；他更不许搞接风宴请招待等铺张浪费的事情。到住地稍事歇息后，便自己一家人吃饭后休息。 自重庆至武汉期间，董老吃饭香，睡眠好，没有任何失健征象。不过，我不敢马虎，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事，为他测量血压和做心电图等检查，并请了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著名心脏内科专家赵华月教授到东湖宾馆来会诊。另外，我想借此机会让专家与董老见见面，相互认识一下。让她熟悉董老的健康状况，以便日后董老到湖北农村去视察工作时请她同行，以保障老人家的健康。 董老到达武汉后，每天的“功课”依旧是读书、看报、批阅文件和写毛笔字——这也可算是董老的一种“养生之道”吧。我见过几次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到东湖百花一号楼来看望董老，未见其他省委领导同志到住地来过。董老感到自己年龄大了，所做工作有限，省委领导同志都很忙，自己在此休息，尽量不要麻烦他们，张体学大概算是省委的代表，也许是董老特许的吧。张体学省长一点没有官架子，他穿一身中山装、不讲究修饰，就像一个乡村干部，说话大嗓门，办起事来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叫你觉得他完全是一派军人作风。 我随董老住东湖招待所期间，老人家时常问我：“你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在做什么事情啊？” “读书。” “读什么好书？”慈祥的老人关心地问。 “我看英文心脏病学杂志，医学发展很快，若是不看新的医学进展，不了解世界上医学的发展，会掉队的。” “好，年轻人能抓紧时间学习，这很好。我的身体还可以，平时没有多少事，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学习，只有学习能使人进步；我也在学习呢。” “我见您在看马列主义英文原版书，但字太小，能看清楚吗？”我见到他的案头放着这类书，才这样说。 “反正慢慢地看，有时用一下放大镜。你的英文不错嘛，能看懂原版书？”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俄文，毕业工作后俄语已不太实用了，俄文书籍又少。英文是后来自学的，现在还是要查辞典。” “抓紧时间学习好，但要注意身体，年轻人也要到外面走走看看活动活动，你到武汉来过吗？” “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 “我很想到外面去看看，现在年纪大了，很不方便，去不了。我一动，就要出动汽车，一大帮人跟着我。我到哪里去也不自由，给人家添麻烦，有时被一大群人围着看，走都走不了。我们在沙市的情形，你不是也看到了嘛。”老人家不无感叹地说。 “其实，你可以坐汽车到外面转转，车速慢一些，浏览一下武汉的街景和发展。” “算了，我不想坐汽车到街上去兜风。你可以骑自行车过长江大桥到汉阳去看看，那里过去也很繁华热闹。叫他们（工作人员）给你带路，你看完了回来跟我说说见闻。” “我今天下午就骑车去。”其实，我也想到外面去看看，只因首长不外出，我独自一人到外面去瞎逛，怕人非议、影响不好，现在老人家发了话，我还能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吗？ 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宏伟壮观的长江大桥，我当然很愿意去观赏一下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长江大桥。此后，只要董老健康状况良好，风和日丽，我连续好几天，吃完午饭出发，请董老的公务员或宾馆服务人员领路，一同骑自行车观光游览，偶尔，何莲芝同志外出访客，我就搭乘她的汽车逛大街，逛了回来，就找时间向董老汇报见闻忌是啊，当大人物也不容易，行动不自由，你想外出逛逛，散散心。可是，保卫部门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否则，要是真的出了事，他们岂非吃不了兜着走。 董必武在湖北农村呆了一周多时间，可说是晓行夜宿到各地视察工作。有时为了赶路连中午也不休息，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公路状况大多不佳，颠簸劳顿可想而知，耄耋老人精神感人。他主要关心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和农业中学教育三件造福子孙万代的大事。他看了渣河水库、四湖排灌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他找地方干部谈话或是开会讲话，都反复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他还特别提倡江河堤岸、水渠、公路铁路两旁、房前宅后等处空地都要种上树。在讲到推广群众植树时，他指出必须解决林权问题和育苗问题，调动起广大群众对植树的积极性。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既防治了洪涝旱等灾害，又可保障农业丰收，绿化和美化自然环境。他认为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些工作的意义及重要性，群众才会自觉地去做。董老说的这三件事，仍是我们现代农业的根本所在，如今看来老一代革命家的目光是多么的远大。 1965年5月中旬，董老自湖北视察工作返回北京后没有几天时间，中央请他老人家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我国各地参观访问。 1965年5月19日是胡志明七十五岁寿辰。胡伯伯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和老朋友。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及董必武等我国领导人十分熟悉，亲密无间。他到中国来就像走亲戚一样，所以他选择到中国来“避寿”。胡志明身边只有他的贴身警卫，服务人员是广东派的，北京医院选派一位高年资医生跟随，照料他的健康。 董必武陪同胡志明游览了济南名胜古迹，去了孔子的家乡曲阜，又到安徽芜湖，后到黄山住了二十来天。 庞大的车队开往黄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趣事。那天，我们在芜湖铁山宾馆吃完午饭后，稍事休息便乘车赶路去黄山。将近掌灯时分，车队进入黄山境界。浩浩荡荡的汽车长龙一路上轰轰隆隆的马达声响，使临近黄昏时下山来觅食的虎豹等猛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领导人的小轿车在先导车引导下顺利通过。我与当地的警卫人员同乘一辆车“断后”。在离住地约莫还有二十分钟路程处，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省公安厅警卫处的一个同志发现了“情况”。 “前面有老虎！”那人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司机反应极快，随着喊声，他立刻紧急煞车，关紧车门、摇上车窗玻璃。汽车在山脚下很窄的公路上停住了。大伙儿直起身子，屏息静气，探头朝前看。只见二十来米处的地上躺着一只“大虫”！是老虎？狮子？豹？看不清楚。没有人敢于下车去“探险”。 “不管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先打它两枪再说。”这时有人提议，前排座位上有一人附议。他马上摇下车窗玻璃，掏出手枪朝那家伙“砰、砰”地开了两枪。枪响后，既不见那“大虫”抽动，也未见它跳起身来逃跑，不知何故，它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离它较远，天色已黑，看不清楚地上是否有血。它死了吗？不知道。 我们急于赶路，不能在那儿耽搁过久，必须跟上前面的车队。又稍等了一会儿，有人建议汽车再往前开，离它近一点，司机按了几下汽车喇叭，它还是不动。此时，有人握着手枪，子弹顶上了膛，走下汽车，就近捡起石头朝它身上砸了几下，像是死家伙。他从后备箱里取出汽车摇把，走过去捅了它两下，证实确是死的。大家都下车去看，见是一只死豹子，地上流着一摊血。有人分析：这是一只过路的豹，此处是陡坡，公路下边是悬崖；它受了车队的惊吓往陡坡上跳，结果摔了下来晕了过去，这时恰好遇上我们，便挨了枪子儿，被打死了。大伙儿同意讲话人的见解，然后，几个人七手八脚将它抬着放进了汽车后备箱里继续赶路。 汽车到达黄山，我方得知董老住在观瀑楼，胡志明住在桥下面山麓，溪水边的温泉宾馆。我们将那只死豹子送进了厨房。 我疾步走向观瀑楼，进门便到董老房间去，在两位老人跟前将我在路途中“遇险”经过，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番。他们听得蛮入神，感到有趣。 第二天中午，董老嘱咐我到厨房去看看厨师处理豹子的情形。我到厨房一打听，才知道昨天拉回来的是一只正怀孕的母豹，厨师剥掉豹皮后即开膛破肚，剖开母豹子宫，看见那只已死的小豹浑身具有花纹。 我回去向老人家复命，告诉他所见到的情形。他听后感到有趣地说：“从前以为豹纹是在出生后，生长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今天才知道是先天就有的。” 这天中午，我们工作人员餐桌上多了一道菜——红烧豹子肉！大家品尝了这一特殊的野味，但觉得一点也不好吃。 当年，八十高龄的董必武依旧童心未泯，喜爱体育运动。他常常观看运动会的重大比赛项目。他还是个“乒乓球迷”。如前面提到，他由重庆去武汉，在游轮上，深更半夜的叫随员收听“世乒赛”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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