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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吗？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在上海小住数日后，即飞返北京。 我出差回京后，补了几天假，在家休息。每天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发现重要版面上不断刊登以黑体字作标题，关于“海瑞”的大块文章，用的都是些刺人的大字眼，我只看标题未在意内容。我不搞历史，缺乏历史知识，对历史也无多大兴趣。我想一定是文人们在打笔墨官司，故未经意。可我的同事中有一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老保健”（老资格的保健医生），他见着我便说了话：“张大夫，你注意到最近报纸上的文章了吗？” “什么文章？”我不解其意，反问道。 “哎，不就是‘海瑞罢官’嘛。”他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 “‘海瑞罢官’？‘海瑞’是什么人？文章里讲些什么东西？” “你不是刚从上海回来吗？难道什么都没有听说？” “……” 他见我木然不知，便转身走开了。 我在好心的“老保健”启发提醒之下，才回家去仔细地翻阅报纸上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 史学界的文章大手笔多，文章长、专业名词多，既难懂也不容易记住，对我这个可称之为“历史盲”的人来说，读来感到枯燥乏味，实在读不下去。 我看报纸的习惯是偏爱国际新闻，什么美国啦，苏联呀，因为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嘛，当然要注意。这也可能同那时报纸上的文章可读性已经开始大为减少有关。所以，类似于我这样的人不大会去注意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其人，更不晓得他写的什么文章，这并不奇怪。 后来才知道，姚文元于1965年11月，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首都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大报都迟至12月中旬方才转载姚的文章。 说实在的，当时按本人的工薪尚舍不得订阅这类大报，我家只有一份《北京晚报》。我手头看的那份《北京日报》也是借邻居家的，在同事指点迷津之下，我去图书馆翻阅大报纸。 那时的大众传播媒体尚不发达，电视机不普及，故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好长时间并未引起公众注意。像我这样也算是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仍旧政治意识淡薄，显得比较迟钝。 我在“老保健”提示下，用心去翻看大报纸上刊登的姚文元文章。但横看竖看，就是看不出姚文元的文章有何深刻意义，更看不出这篇文章有何重要背景。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人能从姚的文章中能看出点“苗头”来？ 此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一炮打响，名声大噪，引起轰动！使本来是史学界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争论问题慢慢演变为针对某些人的尖锐批判了，不是我辈所理解的那种文人间的笔墨官司。自然，姚文元亦随之大红大紫起来，爬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央新闻部门的高位、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再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别以为在红墙里工作的人什么都会知道。 回顾自己，个人经历极为简单与普通，不过年幼时丧失父母，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15岁参加新四军，历经五年硝烟弥漫的战争生活；全国解放后便转业到地方补习文化，后来上大学，再去中医学院进修，一共读了九年书；完成学业后，我一心只想当一名称职的内科医生。 在大学念书期间，一心崇拜的是那些专业理论水平高、临床经验丰富、学问博大精深的著名教授，而且更敬重书卷气重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指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受人敬重、名望较高的医生。 我在政治上一直比较幼稚，上级命我去西花厅工作时虽然已是三十三岁的人了，依旧同“三门”干部差不了多少，属于阅历浅、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人。无论对人或对事还是那么幼稚可笑！ 让我去周总理身边工作，心中实在没有底。我禁不往常自问：我能行吗？但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有组织观念，领导上的信任不能辜负。 是年12月，我去西花厅正式报到工作时，已经朦朦胧胧的意识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决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在这样高层政治圈内工作与生活可能会遇上一些重要的事情，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牢记“三不”，即除了本职工作外，对其他事情尽可能不看、不听与不问。保健工作要绝对仔细谨慎，按我们老部长说的“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的精神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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