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周恩来办公室门锁有三把钥匙，邓颖超却没有一把；邓颖超也有抱怨，但夫妻俩终身相濡以沫绝非偶然；周恩 来急促地呼喊着：“小超啊！小超……” 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是我在西花厅工作最重要的时期，直至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故世。 我亲眼目睹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浊浪滔天期间政治生涯的一些侧面。我，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只能按职责做好自己份内之事。遵照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茬又一茬传下来的未成文规矩：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当然不该问的就更不能问了。因此，我虽然贴近周恩来的日常生活，但对他的高层政治生活几乎是全然无知。这连他的亲密战友、终身伴侣、与之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邓颖超大姐亦很少晓得中央发生的许多事情。 但是，即便如此，因为你毕竟生活在这样的高层政治环境之中，偶尔也会有一些事情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突然向你迎面而来，真是连躲也躲不掉。 周恩来的一生，他的方方面面无疑都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他可能是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养成非常严格的保密观念。就拿他办公室门锁的钥匙这么一件事来说，他规定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 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周恩来办公室的房间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立刻有一种房间狭小拥挤的感觉，因为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空间太小了。 办公室地上铺设绿呢地毯，沉重的玻璃书柜摆在东西北三面墙前。室内有两张铺有绿呢台布的办公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朝南临窗摆放，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文具等办公用品，有一个老式铜座绿色灯罩的台灯。这张办公桌的右侧几案上摆了三部电话机。 另一张办公桌，是一张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条形会议桌，沿房间东西向横放着。它几乎占居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任何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张醒目的、堆满文件的长条形会议桌。桌上的台灯是自制的，有两个20瓦日光灯管。早先因为办公室里秘书多、分工细，故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方安装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总理呼叫各位秘书，“文革”开始后，秘书逐渐减少，最后只有两个人，这排电铃装置也失去了作用。 长条形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会议桌的东头留了一点空间，周恩来常在此进餐或接待个别来访客人在这儿谈话，放置茶杯等物品。时下人们常说“文山会海”，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来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外事活动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着他亲自来批阅。他能不忙不累吗？！ 那张临窗办公桌的左手侧放着一个扶手小沙发，那只是一种摆设而已，很少见他坐在这张沙发上休息过。 “文革”初期，因为周恩来多次发作冠心病心绞痛，后来在办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张木板单人床，供他躺在那里小憩，充充电、养养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脏病发作时卧床休息、服药、作心电图和吸氧气时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单人床的功能慢慢地发生了演变，床上没有了被褥枕头等卧具，而是堆满了文件。原因很简单，就是周恩来没有时间躺到单人床上去“充电”！ 周恩来工作常常因过度劳累而使他感到胸部憋闷不适。他常感到房间里空气不够用。其实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的表现，这是经心电图检查一再证实了的，但他不肯，确实也没有时间专门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气。在专家指导下，我们自行设计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装置，通过曲折的管道系统将氧气直接输送到他的办公桌旁。周恩来在办公室里不知不觉地边办公边吸氧，这样，保证了定时定量供给氧气，亦减少与减轻了冠心病的发作。 我在周恩来身边十年，他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真是白天晚上一个接一个的会。参加会议的人员、陪同周恩来出席会议或接见外宾的领导人都来自不同的单位及部门。他们一批又一批的轮着来，唯有周恩来是一个人坚持着！ 周恩来一回到西花厅，那张长条型会议桌上的“海拔”永远不会降低的“小山包”，总是等着他去批阅处理。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仅我所见周恩来批阅有关卫生工作的一些文件、领导人的病情报告等，文件上满纸都有他红蓝铅笔的划杠、圈点与批注，更不要说其他重要文件了。周恩来就是这样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秘书们说，凡是机要部门送到周恩来办公室（“文革”期间改称“总理值班室”）来的文件，只要封面上写有“周总理亲启”字样的文件，秘书一律不得拆封，必须交周恩来亲自启封处理。他阅读与处理完那些“亲启件”后，亲笔在信封上写“退XX同志”，并亲自将文件封好。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领导人则授权给秘书，他们可以打开并阅读这类“亲启件”，起码能帮助首长“过滤”一下这类“亲启件”，看看是否一定要首长亲自处理，那样起码可以节约时间，亦少消耗一些精力。但周恩来不许这样做，谅必有他的道理，决非我辈能理解得了，亦非他不信任身边工作人员。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期间，我明白自己只是个保健医生，不是机要工作人员，职责明确、绝不含糊，对上级领导有关“三不”的纪律教导时刻铭记心头。 但是，有时也会遇到这样一些尴尬的情景：比如当周恩来在办公室按电铃招呼人时，恰好身边其他人员临时忙别的事情去了，我在值班室听到铃声不得不权充“替补队员”立刻进办公室应召。 进房间后，我有意站在同办公桌稍稍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避免能看清桌上那些标有“机密”、“保密”、“绝密”和“亲启”字样的信封与其他已经启封的“红头文件”。这里毕竟是机要重地，所有文件我都不该知道。我为的是“火烛小心”，怕的是万一丢失了文件、暂时找不到某一个文件，或者是“泄了密”，我很可能首先成为“嫌疑分子”。 “你站这么远干什么，想避嫌啊？你在我这里工作，我是信任你的嘛！”周恩来一见我这副“模样”早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用和缓而略带批评的语气说。 有时，周恩来在办公室里向我交办工作，此时恰好电话铃声响了，或者是总理临时叫秘书进来交代工作，每遇这种情形，我赶紧离开办公室。 “哎，你的事情还没有完嘛，不要忙着走开，我有不能让你知道的事情，会叫你离开的。”总理表示理解地说。我只好站在原地待命，你不想听也得听。 是啊，周恩来一看就透，说话一针见血。周总理和邓大姐确是信任我，否则也不会同意我到西花厅来工作。可是，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自己的职责始终只是保健医生而不是别的，切不能因总理对自己的信任，我就在办公室里随便起来，松懈了“保密纪律”。周恩来的办公室无疑是机要重地，连邓颖超都没有一把办公室门锁的钥匙嘛：我怎么能随便靠近办公桌，任意扫描堆放在桌上的那些标题醒目的“红头文件”呢？ 同样，我认为能够将电话直接打给周总理的，肯定不是小人物，也不是小事情，决不是一般家庭电话，老朋友间“道安”或闲聊家常。所以，尽管总理有过多次交代，但我决不会忘乎所以，以后再遇到同样的情形，我宁愿挨他的“训斥”，也不敢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呆在那儿听他跟人通电话。 我依旧每每遇到类似情形，照旧马上离开办公室。周恩来的工作那么忙，事情千头万绪，万一他一忙乎却忘了这档子事儿——他身边还有我这么个人“戳”在那儿，他同别人通电话的机密内容，一不留神就让我听见了。他可以对此并不介意，可我就不该这样做了。自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都要靠自己动脑筋，灵活处理现场情况。周恩来在办公室里通电话，我任何时候都应当回避，除非总理吩咐要我呆在那儿。 我不能为这些小事情每次都要等总理发了话，我才走开啊。我是组织上委派来照顾周恩来的，不是来给他添麻烦的。我应该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顶多挨他几句“训”就是了。何况，邓大姐在我初来西花厅时就交代明白：“恩来的工作太忙，他的脾气急，有时他说你几句，你也别往心里去……”我的言行应当符合她的要求。 不过，请大家千万不要对此产生丝毫误解，以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成天战战兢兢的样子，那岂不成了人们常说的“伴君如伴虎”了吗？其实，我这儿仅仅是说自己在初到西花厅工作时遇到的那种“特别情况”之下的心理状态及处事方式而已。 一个初来乍到，不了解党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生活，不太熟悉西花厅情况和处事“规矩”的我，会遇事紧张，小心谨慎也是很自然的心态。这或许是自己神经过敏吧？那些在西花厅工作有了年头的“老资格”们决不会像我那个样子。不然，天天事事处处大家都那样紧张、疑神疑鬼，还叫人怎么活啊？！ “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把我也搞得紧张了。”对此，周恩来曾这样说过我。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为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我渐渐改进工作方法，再有老大姐和周总理值班室老同志的帮助，处事“稳重”了一些，不再那样自己紧张、让周恩来看着也紧张，工作亦比较顺利一些。不然，你能在西花厅呆十年吗？ “文革”初期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同平常一样，起床后到卫生间洗漱，警卫人员去忙于准备早点等事，我随侍在侧。 “昨儿夜里睡好了吗？中午不出去了吧？”邓颖超关切地问周恩来。 “……”周恩来没有吭声。 其实，邓颖超由值班人员工作记录本上早已了解这些生活情形，她也从秘书那里知道当天的工作安排。 “我已让老桂（厨师）给你准备了虫草炖鸭子，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一顿饭了，今天一起吃顿午饭吧。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跟你呀，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没等邓大姐往下说完，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 “哎呀，你在说些什么啊？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就是了。”话音刚落，恰好秘书敲门进来向周总理报告工作，我随邓大姐离开卫生间。这时，邓颖超在刚进卫生间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不高兴地回自己房间去了。 当时，我在一旁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同情邓大姐，有点埋怨周总理，邓大姐诚心诚意一大早到卫生间来向他“问早安”。她希望老俩口见了面能在一起好好呆一会儿，说说话，一起吃顿午饭。她想营造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才没话找话的说了这么几句极平常的玩笑话。 周恩来成天忙于工作，白天常去国务院、大会堂、京西宾馆或钓鱼台等处开会，参加外事活动或是找人谈话，很少在家里办公。他起床后只要一离开西花厅，大多在后半夜，甚至第二天天亮才回家。大多数情况是，周息来忙碌了一天从外面回到西花厅已是深更半夜，邓颖超已经睡觉了。 周恩来“早晨”起床的时候，刚好在邓颖超吃午饭或是睡午觉时间，待至邓大姐午睡后起来，周恩来已经又离开西花厅去了大会堂、钓鱼台等处，……进入第二个24小时“循环”。老夫妻俩的作息时间常常不同步，因而见不上面、说不上话。这一对革命伴侣缺少普通百姓那种温馨的家庭生活。 在“文革”动乱开始不久，特别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形势迅速恶化，一场全国性的夺权运动弥漫开来，全国的工、青、妇机构自上而下地纷纷垮台，邓颖超和蔡畅等几位全国妇联机构负责人被夺了权、靠边站了。 那时，邓大姐正疾病缠身，长期居家休养，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她作为老一代革命家为党、为国家忧虑，为周恩来担心乃是常理。这时候周恩来的工作压力比之邓颖超当然要大得多。他心里装的是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其他一切事情都抛在了一边。不过，夫妻终归是夫妻，更何况是患难与共几十载的革命夫妻。邓颖超肯定比我们更理解自己丈夫当时的心境。 到了中午，我们在值班室的同志听到老俩口在客厅里有说有笑的一起吃午饭，“早晨”在卫生间闹那么点小小的不愉快，早已冰释了。 周恩来办事认真细致，有条不紊，组织观念强，保密纪律严格，所以他对自己的办公室也立下了严格的规矩，对自己的亲属也绝不例外。 还是在1964年初秋时节，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厅主持召集“专委会”（中央核试验专门委员会）成员贺龙、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等一起开会。总理在提到严格保密纪律的时候说：“保密问题非同小可……希望你们回家后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就是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 60年代末夏季的一个上午，大约九点多钟，周恩来腋下夹着文件，刚离开办公室准备到卧室去休息。他知道邓大姐已经醒来正要起床，习惯地穿过她的房间去卫生间更衣。这时，他发现邓颖超正躺在沙发里，服务员使劲呼唤着“大姐，大姐啊，你醒醒……”一时唤不醒，邓颖超没有任何反应。 “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周恩来见状急得俯下身去大声地用昵称呼唤邓颖超。他的嗓音嘶哑了，夹在腋下的文件掉落在地上都不知道。 “你们愣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叫大夫来！”看样子、周恩来真的急了。 这时，我已听到总理的喊声，急忙赶到大姐卧室。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瞳孔，对光反应很好；测血压、呼吸及脉搏都正常；再用手指掐“人中”与眼眉均无异常情况发现。我向总理郑重地报告：“总理，请您放心。大姐没有特殊情况，这是安眠药作用还没有过去，以前也发生过，等一会儿就会醒过来的。”总理似乎在用疑惑的眼光盯着我——意思是你这样说，有把握吗？ “总理，您放心的睡觉去吧。再过十多分钟大姐就会醒来了。”我再一次自信地向他重复了一遍。 就在我再一次向周恩来报告时，只听得邓大姐喉咙里“呜，呜”的发出了响声，她还皱了一下眉头，在场的人都看到了。总理见状也就放心地离开了。 我在西花厅岁月漫漫十年间，遇到的这一幕，使我确信周恩来邓颖超夫妻恩爱，终身相濡以沫，绝非偶然。 我见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家里有了第三代，三世同堂，革命老人也有一种含饴弄孙，暖融融、乐呵呵、浓浓的家庭气氛。他们也需要有温馨自在、和和美美的家庭生活。因此，他们再忙、在外边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或者是一些压力，一旦回到家里把小孙孙叫来拉到怀里一逗，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都会忘掉了，起码是暂时地忘记了。这也好啊，至少有利于调节精神，稳定情绪。 邓小平喜欢孩子是人所共知的。60年代中，我上他家去时，常见他抱着小外孙在院子里散步，嘴里还哼着什么曲调似的。 在改革开放年代，广大电视观众都曾在电视荧屏上见到他老人家带着小孙孙到机场迎接贵宾，或参加植树节活动等。这位老人家的襟怀真是海阔天空！ 我还记得威镇四海、战功赫赫，但身患糖尿病的刘伯承元帅住在北京医院，医生对他的饮食严格限制。他是四川人爱吃腊肉，他让警卫员从家里带来腊肉，乘医护人员不在意，“偷偷”吃了起来。对于他，不论是医护人员、专家主任、医院院长还是他的夫人都拿他没有办法。尤其是老夫人要是在一旁帮着医生说话，他的脾气会更大，冲着老伴儿发火。唯一的“法宝”就是叫他不满十岁的小孙子来，准能把老爷子“管”得服服帖帖。 哎，这也可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儿子管老子不敢管，管不住；孙子管爷爷常常就很灵光。你说，这老爷子就是听孙子的，你有啥法子呢。甭管刘元帅曾经驰骋疆场，指挥千军万马，而今却被自己的孙子这么个小不点儿“管制”住了。这或许是人们常说的“老小孩儿”，是天性吧！ 如今年过花甲的我，也有了小孙女，这样的体会正在慢慢地加深。我是周恩来身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自然是以常人的眼光来观察与思考问题，我想周恩来是伟人，但他也是普通人。 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写道：“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尔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邓颖超于1992年7月11日病故，终年88岁）了。” “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在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12年以前……”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 1970年，邓颖超赠送给她的挚友、已故著名口腔科专家韩文信的儿子、也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牙科保健医师、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的一张照片，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老俩口在西花厅院子里海棠花开时节的合影。邓大姐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上了三个鲜为人知的年份：1919年、1925年与1970年。这三个年份的含意是： 191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在天津； 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结婚； 1970年5月，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西花厅海棠花盛开季节。 从以上的引文和邓颖超在那张珍贵照片背面书写的三个重要年份，足可以看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党内外堪称革命终身的模范夫妻，恩爱情深、忠贞不渝，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