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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转轨 《昨夜星辰昨夜风》写成于1988年，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出的个人的感受，许多朋友问我，有些情节没读明白，如1985年工作的转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有杂志约我再把1985年以后的经历写出来发表。 我其实并没有为自己写传的打算，那篇文章间加顾了一段岁月，但只是个人的一些感怀，并不是自传片段。 邓肯曾表述过这样的意思，任何一个人，只要肯把内心的隐秘完全写出来，就会成为一部动人的自传。这位舞蹈家有所不知，有一些事，是不应该都写在纸上的。再者，有些事情当事者迷，即使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一些事情，自己有时反而弄不清爽，甚至二代人也很可能对发生于当代的事情搞不清楚，大到王朝的更迭，国运的兴衰，战场形势的逆转，人事变动，当然不包括我这般小人物的变动，弄不清的事例并不算少。于是才出现了许多历史学家不断地考证与诠释一个个的于古之谜。 至于1985在调动我工作这件事，事过境迁，我基本上不再想细说什么。事实上，我当时很清楚，人事的纠葛往往在一个小单位没有对与错、是与非可言。我知道，在我的观众喜爱我的大氛围中，也不排斥有不少人不喜欢我，谁都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欢一个人。我当时的挫折感，那主要原因，可能就是风头太劲才形成的。不过，我当时就瞧不起那些颐指气使，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左右其他同志命运的人，所以我不屑于与他们理论，我有点理解亚可卡被福特炒了鱿鱼的命运。但那事件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家的面孔从来是见利忘义、冷酷无情。我难过的是，我们的个别同志沾染了资本家的作风，根本不考虑工作的大局和同志间的亲情。幸好，我没在挫折中消沉，我把这外界的压力转化成动力，作为一种鞭策，奋蹄向前。因而，我今天反而感谢这个决定与作出这个决定的人。 1985年，这是我事业上的转折点，当然也几乎成了我在屏幕上的消失点。 正是这次调离使我当上了专职主持人，要是有人觉得我日后当主持人会成功，会远远超出我过去25年的影响，一定罚我去干别的。不过，我认为工作无大小轻重之分，只要你肯干，任何节目都能使你成功，我就是在播画外音过程中创出了受观众喜爱的《动物世界》的播音风格。专心致志成全了我，毛主席曾在七千人大会上引过司马迁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我有所郁结于心，只能寄情于《动物世界》之中，所以，无论谁模仿我，都不可能有我那时的沧桑感。 我在茫然的情况下，摸索着一条适合我走的路。 我的第一条体会是，播音员有人给你现成的稿件，你只要念好了就成了，可是主持人，没人会那么周到地对待你，一切都要靠自己与别人主动合作，合作得越默契工作就越顺利。七分做人三分演戏。 当时的境遇与艰难，现在回想起来，就像我中学时和一位同学划船一样，那是昆明湖泛舟，天太热，我想下水，可是当时我游得并不好，当我跳人水中抬起头来时，那位同学正游目四望，独自操桨，把我抛下一大段，我急得差点喊救命，他终于停下来等我上船。这次离开播送新闻岗位时，就像又一次下水，而且没有船来接我，我真的没有时间去考虑和追究为什么落水，只好先向岸边游，上岸再说。傻子才会回了船失大骂为什么翻船，不弄清原因不上岸，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几位同志无私的真诚的援助，尽管我没有向他们诉过苦，但他们对我的帮助我无以为报。 这其中有孙素平、童国平、曹兴成、丁友友、冯际庆（此君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这几位同志，当时和现在他们都是中央电视台出色的编辑，我一无栏目时间，二无机器设备，三无节目资金，但是在他们帮助下，我在1985年到1986年做了《看北京）、《谈宝钢》、《逛灯会》、《十二小时即时采访》、《撞击与反射》等一系列节目，有的还获得过一等奖，他们跟我走南闯北没有二话，我一不会摄制，二不会编辑，全凭他们拉我一把，大部分节目都通过当时的副台长杨伟光审查，并安排播出。当时的一些合作者有灯光、司机、台内台外之人，别说付劳务费，就是领补助我都没有立下项目，至今我都觉得我欠他们的情岂能用金钱衡量。 我只要能继续为党工作，干什么都一样，坦率说，我那时并非没有牢骚，但我从不动摇对党的忠诚。我们那时做的节目，都是正面歌颂大好形势，歌颂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新事物，歌颂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奉献的普通人。 我当时从没有在任何时间地点流露过对任何人的不满，我真的这样认识。我从一个涉世未深的18岁的孩子走到这一步，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是电视台使我拥有了一批观众，同时也在那一段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我所采访之处，人们热情地接待我，帮助我，冲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中央电视台。 我是中央电视台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我为这个机体输送过经光合作用而形成的养分，也受这棵大树的支撑能在阳光下闪烁，尽管任何一片叶子都迟早会脱落，但是，这棵大树注定根深叶茂，日益繁盛，没有中央电视台就没有我。 树可以离开任何一张叶片，而任何叶片离开这棵树，都会“零落成泥碾作尘”。 当然，没有国家的富强和发展，中央电视台又怎么会有灿烂的今天。我1960年来台，全国才有几台黑白电视机呀，如今我们拥有8亿观众，我到世界各地，凡有华人之处就有我的亲切的观众朋友。 我庆幸我没有因埋怨停步，走到了今天，我没有理由不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 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这是古人教给我们作人的规矩，如果我在文中有悻古训，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是历史，历史是不可以信笔扭曲的。 在1985年以前，我的主体工作是新闻播音。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在屏幕上发布的重大新闻不计其数，这期间的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议的会议情况与会议公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务活动的报道，多次国庆盛典的实况转播，采访多位国内外政要，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文革”中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周总理答外国记者问，直到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元勋逝世的悼念活动的报道，我都参与播发。这使我内心总有一种生活在时代的洲涡中心的感觉。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使我养成了对各类事件发生的密切关注与报道分寸的把握。对于播音员来讲，报道分寸是播报的态度与力度。生活在新闻报道的氛围中，自然对于所发生的事情与可能发生的事件有一种敏感与刺激。新闻工作者最“不能适应的是，长期以来没有新闻事件和重大变故的发生或平平淡淡无话可谈。幸专这个世界这么大，总会有许多事情需要及时报道 在新闻播报过程中，遇有重大事件与突发事件，编辑、记者、播音员都会处于一种紧张、神圣、庄严的亢奋之中。一旦离开了这个岗位，一旦失去了仿佛在事件中心的感觉，就会觉得六神无主。 我从新闻岗位退下来之后，一段时间很难适应那没有紧张刺激的清闲。人干久了一种工作，一旦离开，会无所适从。许多老同志，劳累一生，一旦到了退休年龄，或已办了离退休手续，都会出现一种由失落感引发的心理失调，甚至有的人会一下子老了许多，我从新闻岗位退下，刚好42岁，一个人在这个年龄告别熟悉的工作，会更难于适应。我可以闲适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又不甘心，而干其他什么工作，又心中无底。 于是，我很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在空中飘摇，不知会落在哪一块地上。 我当时严格地说，并非没有工作，有《动物世界》与许多专题片的解说工作，有一些专题与文艺晚会的主持工作。那个时候，正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萌生或说是初创阶段，播音员才十来个人，可是反而比现在还闲适。那时专栏主持人节目，只有一个《为您服务》是由沈力主持的。我曾想开辟一个新的栏目，题目定为《大家谈》至今文件犹在，许多有关负责人都签了字，但我那时根本还弄不清楚开辟一个新的主持人栏目，需要多少经费，多少人手，以及要耗费多么大的精力。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份报告在内容与一些负责人的签字，未兔有点可笑。因为，只签一个同意，实际上等于不同意，一无机器设备，二无播出时间，三无固定人员，四无经费开支，只有我才是外行到了极点的傻瓜。 但是傻瓜有拼劲，我偏要在不可能做成节月的条件下，做出节目来。这就是王铁人说过的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对于这句话后来有许多非议，认为是极“左”、盲目的口号。其实这个口号有它的盲目性的一面，但其主体是对消极的、悲观的、无所作为的情绪的一种扫荡与振奋。 创造条件的前提是看你还缺少什么？我孤军一人，但我有一批好同事、好朋友，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都肯帮助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经费开支虽有困难，1985年前后，还不兴拉赞助，几乎没听说过做有偿报道的事情。但幸亏帮我工作的同事，没有一位开口要过劳务费，我那时月工资七八十元，还要养活孩子，拿什么钱贴给别人。那时社会上刚有走穴这一说，钱也很少，我要是走穴挣钱，就根本甭搞节目了。至于播出时间，那时候栏目很少，节目源更比不了现在，只要能搞出像样的节目，有的节目组就表示欢迎。还有，当时的副台长杨伟光也多次对我讲，你们去做节目，回来，我看过，好的就可以播。这些条件似乎都难不住我。在北京地区拍摄，我还可以请摄影制组到我朋友开的饭店吃上一餐饭。那时候，条件就这么创造，就看肯不肯干。 至于干哪一方面的选题，由于我是新闻播音出身，所以采访、拍摄与组织这个领域的节月更有把握。正像一位商人所说的，做生意要做你自己熟悉的生意，要用自己筹来的资金，自己去做，搞节目不是做生意，可道理一样，除了钱我没有以外，其他两点我都具备。 这一切的动力，来自我不甘心就此偃旗息鼓，我倒要看看，我自己能干出点什么名堂，体现一下自己的价值，免得人家说，你除了念念稿子，还会什么？但年龄也确实是决定因素，我如果已经52岁，而不是42岁，那就不会再拼一下了。我真不明白，当时哪儿来的那么一股劲儿，在我这样单枪匹马驰骋了一年左右。我居然在大家帮助下，完成了11个选题，并且有几个选题获得了较高奖项。 我在全身心的投人自找的份外工作时，在紧张的节奏中，忘记了一切的不愉快，任何事情的发生，原因总是来自多方面的。一件事情，譬如我离开我所熟悉的岗位，我想事情已发生了，就没有必要再去烦恼，也没有时间烦恼，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做。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形势日新月异地发展，出现了许多有价值、值得报道的事情，越深人到社会生活本身当中，就越会被许多振奋人心的事情所鼓舞。 我的确是怀着一种新闻工作者长期形成的朴素的热情与敏感嗅觉来讴歌大好形势的。说得狭窄一点，做新闻专题节目，没有这样讴歌新生事物，没有对本民族和自己祖国所发生的新的变化有一种积极投人与报道的愿望，是不可能搞好的。 我与对外部的曹兴成、韩青兰同志一起策划，利用他们的机器，先从近处做起，做一个节目叫《看北京》我没钱出差跑远地方，北京近在身边，北京的变化，也是很大的。于是我下农村，去农田，进牛棚，这可是真正的牛棚，进鸡场，到养鱼池旁，到工人、农民身边，请他们用具体的事例说明近年来政策的变化，使他们深深受益，北京郊区我是熟悉的。1965年我在昌平县流村公社黑寨大队第四生产队当工作组长，我知道那时社员真是干了一年还欠队里的钱，青黄不接时，有的社员蹲在我办公室地上哇哇哭。我那时，也与他们同甘共苦，吃过糠和榆树叶，共度春荒，时隔多年，北京农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除偏远山区，农民们不但衣食不愁，而且副业与乡镇企业的收人使很多乡村已解决温饱，奔向小康。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我感到自己对直接宣传大好形势作了一番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 于是，我投入了第二节目《看宝钢》，我在上班时，经常串门，去编辑部门坐坐，聊聊，为的是能够汲取一些我所缺乏的采访编辑的知识，也希望能联络感情，多几位同事帮帮我。一天，我在经济部办公室，听他们聊天，说宝钢一位工程师回西安休假。正赶上学生们由于对宝钢产生误解而要上街游行，学生们一听说有一位宝钢技术人员在这里，就召开一个质询会，目的是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请他解答。气氛一开始是紧张的，这位工程师并没有思想准备，于是人家问一个他回答一个，最后问题少了，他成了做报告，而且博得了全场热烈掌声。会后，学生宣布不上街了，我是一个爱冲动的人，这就是新闻工作多年养成的习惯。我立刻请教这位工程师是谁，家住哪里，能否找到，并问在座的几位可不可以帮个忙，去一趟宝钢搞一个节目。当时，有几位同事热情很高，表示愿意一块儿搞这个节目，用了半个小时，我们就商定了拍摄内容与播出形式，一、先到北京几所高校采访，收集对宝钢的疑问与他们的看法；二、带着这些问题前去宝钢，召开各种形式座谈会，基本上是请各有关部门，在他们工作场所边办公、边生产、边回答问题。我们又给宝钢打电话联系工作；他们听说中央电视台赵忠祥要前去采访，非常支持，表示欢迎，并且包吃包往。 这样，我和三位同志带着一台机器，飞到上海，乘汽车到了宝钢。我是第一次到这么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的钢铁基地采访，那壮观的厂景使我耳目一新，工人们在高炉前用现代化的仪表操作，出钢时，那耀眼迷目的钢花使我激动异常。 对于宝钢的建设投产，社会上曾流传过各种各样的说法，众说纷纭，其中有不少怀疑的论调。我们搜集了比较典型的十余个问题，有些问题我一听也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我就把这些问题，一条条的提出来，请他们有关人员回答。回答问题的有党委书记，有工程技术人员，也有工人。首先是选点问题，选来选去选在沿海地方，选在一个烂泥地，要是一旦打起仗来怎么办？要是地基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个提问似乎有理，宝钢人回答：“地基决无问题，有科学数据为证”，并解释选在上海这个大工业城市附近建厂，生产出钢材可以就近由消耗钢材最大的市场直接使用，省了将来的运费，要出口，这里有优越的上海港码头，可直接装船运往海外。至于打仗，现代化战争一旦爆发，没有内地与沿海之分，持这种疑问的人几乎忘了时代的发展，还持有所谓到“三线”深山沟去生产的观点，再说中东海湾战火不断，但石油买卖照做，这个回答起码令我心服口眼。 第二个问题，宝钢的原料，铁矿砂来自澳大利亚，中国这么多铁矿为什么不用，要依靠别人。宝钢人回答：“澳大利亚矿砂含铁量60％以上，而我国的铁矿大都是贫矿，矿石含铁量很少超过37％，这个百分比的矿石在澳大利亚没有开采价值。再说我们国家多年来一直出口原材料，现在原材料进口，经过加工出口，难道不是先进的做法吗？” 第三，花哪么多钱，值得吗？宝钢人说：“大家很快就可以看到宝钢投产后有很高的利润，同时用这些钱买的不仅是国际80年代钢铁技术，而且是买时间，宝钢一上马就标志着我国与国际水平一下子贴近了。 第四，过去日本人欺侮我们，如今你们又依靠他们搞技术，这是否属于好了疮疤忘了疼。其实这个问题，不需要宝钢人回答，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日本资本主义与它的先进技术不是同时进口的，宝钢不少老干部、老工人过去直接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欺侮，他们说，今天我们花钱雇日本技术人员于活儿，这说明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今非昔比了。 问题大体上是这么四个方面，提得尖锐，回答得心平气和，有理有力。我自己也受到一次教育。因为在宝钢边采访，边用当地设备编辑，拿回来已是成品。回到北京就请有关部门领导审看，大家一致说。节目播出之后，还接到不少来信，观众们也感到受益不小。不是自诩如何，事情就是如此。自从这个节目在中央台屏幕上向全国播出之后，再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对宝钢质询的疑问。 当我站在时代的发展前沿，满怀热情地工作时，我早已忘了年初发生在我身上的不愉快的事情，工作累但心情挺不错。 转眼到了年底，我又一次来到经济部的一个组里。那天是1985年12月31日上午，元旦就要到了，尽管元旦比不上春节那喜庆的节日气氛，但毕竟是个节日，大家也都有说有笑。我到了之后，向几位同事建议，年根儿了，咱们组织一拨人，带着机器，开着车，到处走走看看，看看在最基层的岗位中，一些不能离开岗位的人是如何过新年的，编一个节目怎么样，立刻有人赞成，愿意一块儿干。好，志同道合，人马凑齐，我们拟定了大致的采访思路，于下午5点车轮滚动开出了电视台。这时，除了值班人员，电视台工作人员都已回家过年。 第一站驶向西单菜市场，在副食品部，拍摄采购节日食品的人流，并请售货员现场讲讲近几年来人们采购熟肉制品的情况，用销售量的对比，来说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两位同志讲完情况，我们只说了几声“谢谢”匆匆离去，下一站奔清洁工人驻地，但人家工作尚未开始，打一声招呼，一会儿见，就上街拍交通警察值勤，约摸9点多又返回清洁工人驻地。天已黑了，灯光下，垃圾车正一辆接一辆启动出门，一位老清洁工人拉住我们的手哭了，说：“我以为人们把我们忘了，近几年很少有人来看我们，采访我们，想不到今儿过新年，中央电视台来看望我们。”我几乎无言以对，想想这些常年干这种脏活累的人们，在勤勤恳恳地工作，我个人还有什么委屈不能承受。马达轰鸣，车灯划破夜空，照着扬着灰土的前方，我走向驾驶室。一位司机顶着噪音大声说：“我们的活儿又累又脏，收人也不高，可是总得有人干。我们愿以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我们需要大家的理解。夏天我们装车工人站在没膝的污水中清理，那臭气熏得有人晕倒。但社会上确实存在偏见，有时车抛了锚，我们进人家打个电话，人家不愿借；渴了要碗水，人家不愿给。……”我心中确实不是滋味，这种采访，对我的心灵是个撞击。 下一站，我们向西行驶，开进石景山发电厂。我这张脸就是进门条儿，领导们欢迎摄制组进值班室拍摄。在现场，宁静的值班室里，发电厂同志讲述，为了保证首都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用电，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当然电力仍然紧张，希望一要节约二要理解。他们说，今天是除夕，大家正在过年，我们坚守岗位，就是为了带给大家一片光明＿ 一片光明，一片钢花飞溅。新年钟声刚敲过，首钢第一炉钢水出炉。我们在发电厂的近邻首钢炼钢炉前拍摄了钢铁工人挥钎的英姿。在噪声轰鸣的钢炉前，我戴了一顶安全帽，大声对着话筒讲话，工人们也提高了嗓门大声回答。钢花、铁水映红了我们的脸，汗水在这隆冬季节依然流淌…… 出了钢厂又向城里冲去，直奔妇产医院。元旦午夜。一个新生儿诞生了。这是1986年元旦，算来这小孩今年已9岁，该上三年级了，我记得他妈妈幸福的笑容，记得白衣天使手捧婴儿的快慰神情。我们没有问护士的姓名，整个节目出现的普通人都不必问他们姓名，他们的姓名即使打出在字幕上，至今也不可能有人还会记住。但他们每个人代表的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支撑着我们国家的一节脊梁骨。 出了妇产医院，我们灵机一动，去公共汽车站。那一年，刘心武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共汽车咏叹调》，反映了公交工人的辛勤与烦恼。我们在节日的凌晨一定要拍摄到他们，向他们问好。 那一次的新年之夜很冷，我们驱车东奔西走却找不到一家汽车总站，于是在故宫后门广场，我们原地兜圈，因为车一停热风就停，我们都穿得不厚，怕冻僵了，转呀转呀，忽然一道刺眼灯光射来，一辆吉普车已开到眼前，跳下几名武警走到我们车前。这是一辆巡逻车，他们在值勤时看到我们这辆车行迹“可疑”，就过来查问。来得太巧了，正缺少这样一个拍摄细节，我下了车和战土们打招呼，他们认出我，也很高兴，大家彼此介绍。摄像机已对准他们、我就呵着手，大声说：“感谢你们，你们太辛苦了。”一位小战士激动地说：“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我愿以我的生命和热血保卫首都的安全。”我们激动地挥手告别，并在他们指点下，向前门方向开去。 “停车！”我高喊了一声，大家隔着挂满水汽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两位清洁工人在凌晨3点多的凛冽寒风中扫马路。我们跳下车去，走向他们，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工人，一位是ZO出头的少女，相距五十来米，各自默默地扫着自己脚下的路面。风很大，马路其实被风刮得很干净，可他们还在认真地一下一下地清扫，戴着口罩，猫着腰。四下静悄悄，没有路人，没有车辆，在天安门广场南侧，他们做着几乎没人知道的工作。那位少女在寒风中冻红了双颊，每说一句话就喷出一股白气儿，“这是首都的标志，我们要以清洁的面貌迎接来自五洲四海的客人。”怎么我们遇到的每一位普通工人，都用简洁的语言说着口号似的话。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心中的最简洁的语言，然而他们是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这口号似的语言，他们说到做到，因而显得异常的伟大。 我问自己，假如要是换了我去做这个工作，我会做吗？不会，我不会，人要凭良心说话，我的思想境界比不上他们。可是人家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人家也可以不干，但总要有人干。我不知道，我至今也不能回答，我至今却仍被他们感动。 最后一站到了，公共汽车总站，这是1986年元旦的凌晨4点。眼前，灯光、雾气、人影、人声，在四周静溢的黑暗中犹如一个神奇世界。但仔细看来，他（她）们都是极普通的年轻人。5点出车，司机与售票员都在准备，提着热水桶化开一夜冰冻的机箱。人来人往，年复一年，元旦将有更多的乘客，将有更多的穿着漂亮衣服的乘客，要搭乖他们的车。他们以这样的起早摸黑来迎接新的一年，迎接以后的每一天…… 我们摄制组乘上一路公共汽车向西沿着长安街，向原坐落在复外大街礼士路的中央电视台开去。新来的售票员、一位笑容甜甜的女孩慢慢地说着：“我每天3点就出家门，坐班车上总站，大家都这样，5点出车一直到下班。有时看到乘客多，心里也烦，不过，我特想让乘客理解我们，我愿好好为大伙服务，大家都不容易……”她在甜甜地笑。 我们一位女同志哭了，她叫孙素平，现在是妇女栏目《半边天》的负责人，她看完了这个节目流下了泪水。“太棒了”，她擦着眼泪说，我们那个节目叫《十二小时即时采访》打破常规当天安排播出，并获当年专题新闻节目一等奖。 那已是１０年前的旧事了，如果要我回答，1985年我工作中的曲折是如何度过来的，我想您会明白，这是与这些善良的朋友们的帮助，与这些在基层普通岗位上工作的人们的挚诚之心分不开的。从他们身上，我汲取了力量，增强了信心，获得了最伟大也是最简单最普通的这一信念。 那一年，我马不停蹄东奔西走，因为我不甘心消沉，也不甘心销声匿迹。我像一条游在海中的鲨鱼，我不伤人，只是由于没有膘就必须一个劲儿不停地游不停地动，否则因没有浮力而会下沉。 在游动中，我去了那么多我过去不可能去的地方，即使过去有可能去，担子不一样，早年随摄制组奔波，我只管出镜，只管领略，只管体味与遐想。而这一段不同了，我要管的就不是我自己了，我要管联系吃、住、行，我要联系机器，联系机房，联系被采访单位，还要送节目给领导，听取意见修改，再操心播出。 那一年，我还参与了童国平拍摄的《撞击与反射》三集电视片，报道石家庄的改革思路。 拍摄了《逛灯会》我有幸在自贡看到了“银河落九天”的迷人仙境。人们说“看景不如听景”，如果您到过自贡赶上灯会，您一定会说，百闻不如一见。《逛灯会》是在童国平、孙素平鼎力支持下完成的。我们一路风尘来去五天拍完，然后编成播出。我受到的热情接待，我得到的巨大帮助，我体验到的人间美景，留待日后再细说端详吧。 1993年袁德旺导演的大型文艺晚会《太平盛世闹元宵》，这个名字是我建议使用的。那是源自1986年我去自贡拍摄灯会的启迪。只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才能办灯会、闹元宵。办灯会体现着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谁不期盼天下太平，幸福安宁呢？ 这一段的工作，结束后我调到国际部。其实，再那么跑，我也受不了。 我在1985至1986年这一年多时间，干了许多，想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 一个人成与败、得与失，在一生中在所难免，不可能一生顺遂，也不可能一生倒楣。成败得失，形势固然关键，而人的内心所能承受的喜怒哀乐也至关重要。成功了理所当然要感谢大伙帮忙，如果一时失败，那完全需要你自己去找原因。原因就在你自己身上，四处申冤诉苦，四处埋怨愤然，只能说明你是懦夫，而懦夫注定一事无成。 这一年的实践为我逐渐向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过渡奠定了基础。 故事说完了，也该再理个头绪，说说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路——我的心得。这个问题，请读者诸君看看本书的第三部分——“谈艺录”吧！ 写于1995年9月深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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