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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一生中，如果不提曾在干校中的一年半时光，那不但在生命过程中失去了一段记忆，留下了一段空白，而且会使干校以后的许多经历和人生的思考都失去一步重要的阶梯。在我1988年撰写《昨夜星辰昨夜风》时，本想在这篇回忆录式的文字中。写上一笔干校的生活经历。可是，总觉得不好提笔，当时，也有一个顾虑，就是对这段大家都经过的历史怎么认识，在那以前，我记得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作家，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有他回忆于校时的收获，这篇文章我好你看过，又好像没有看过，但清楚地记得一篇评议的文字，指责这位老人，昧着良心去歌颂一种苦难。也许我仅看过这篇文字连带引文吧。我是一个怕事的人，唯恐也会招来非议，于是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就少说为佳，一笔带过。 谈笑之中说干校 在随摄制组外出的路上，尤其在长途乘汽车途中，书不能读，文不能写，只有说说笑笑，度过一段旅程。 “秀才谈书，屠户谈猪”，我既读过书，也喂过猪，和我的同伴们有着差不多的人生经历，于是有几次，在途中谈起了干校生活。 在干校时，主要是干农活，凡是去过干校的人没有不干点农田活儿的。这次话题是看到窗外田野间劳作的农民引发的，因为我们都曾这样劳作过，所以能体味此刻在赤日炎炎下农田里做活是多么的辛苦。当年，我们在干校时，若都只是体力上的辛苦，那还罢了，还有的一层是心中时常涌动的委屈，而那时又偏偏有那么多知识分子特有的灵感，简直无从想象，这灵感出于何种心态。 当车窗外掠过田野中的一孔废弃的砖窑时，我忽然记起刚去干校的一句口号。我说，当时我们干校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跟这砖窑有关，“高温高速炼红心”。怎么讲？是这样的，刚到干校首先搞基建，盖宿舍、盖厂房，自己烧砖，自己施工。谁说知识分子不行，盖的房子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当时施工任务紧，很多人都拼着命干，当一窑砖刚刚烧好，还没凉透，就钻进窑洞往外掏那还烫手的砖，接着又冒着窑内高温往里码坯子，于是有人把这种干法总结成“高温高速炼红心”’。人可以练，心怎么炼法，就不得而知了。大家笑了，在笑声中有人说，知识分子的点子就是多，发明点口号，自己整自己。是的，当时并没有谁逼你这么干，自己乐意，还逼得别人也这么做，那年月人的思想有点失常，我想，这不过是为了表现能吃苦，自觉锻炼争取脱离苦海，早回城里，但也不应排除，有的人是真心的拚命干，拿今天的话说则体现价值。但这也正如鲁迅所说的“连吃西瓜都不主张平平常常吃下去”，一定要别出心裁，有点花样。人家农民几辈子下田，汗珠掉下去摔八瓣，但从来没听过这么多漂亮的口号。 那会儿口号多了，“50米不抬头，10O米不直腰”，这是割豆子时的口号。一长垄豆子，凭镰刀割，低着头，猫着腰，50米不能抬头，100米不直腰歇口气儿，这简直不是干活，是玩命。同样，这并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做法，这就是这些并不情愿到这儿干农活的人，提出的自己整自己的口号。提这口号的人，没见有一个人真的留在农村，他们最后一个个比谁都先回了城，但留下的人却被这不成文的条条框框所累，都非得那么干。 什么事只要提个头，总会有人不甘寂寞，争先恐后地提出一些更可爱的口号跟上。比如：“架于车精神，啃干馍精神，一盏灯精神”。当时，干校有汽车，有拖拉机，提出这些口号的人，他要叫劲，要自己拉着架于车，当运输主力，几十里的路程，连男带女，都要这么拉着满满一车东西，吃力地走着，这叫“架子车精神”；如果外出，那就带着干粮水壶咸菜，有饭馆也不能进，这叫“啃干馍精神”；到了晚上，熄灯号响了，宿舍一片漆黑，这时，每个人床头都点上一盏小煤油灯，用空墨水瓶，拈个棉花捻儿，灌上煤油，亮起一点光，大家就着这点亮，读毛著，这就叫“一盏灯精神”。那阵，谁提出一个离奇的口号，都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一哄而上，奇怪的是这种口号的发明者，却不见经传，好像空穴来风找不到出处，现如今这位老兄自己在灯光通明的夜晚在干什么，不得而知了。 有一天晚上，我邻床的一位广播学院的老师，读书至深夜，我悄悄拉人一下，示意，请把他正看着的一本包着皮儿的书递给我。出于信任，他递过来，我翻开一看是《诗的合壁》我特别兴奋，当时上哪儿找这种书。于是我借来看了好多天，也想趁劳其筋骨时。增添点我喜欢的文化营养，有对侯也派得上用场，譬如出黑板报时，可以写上一首打油诗。 打油诗 在干校时，劳动之余的一项文化活动就是写些干校诗歌，干校诗歌的特点就是口号歌，只要押韵就成，越火热，越装进点大话越好。恐怕前面提及的几个口号，也属于这种文化。 知识分子也是人，是人就能干最基本的体力活儿。而体力活，看上去累，乍一干受不了，可是越干越能干，而且不离开这个环境越干就越爱干。 我那时年轻力壮，还不到30岁，小时候爱运动，这时正是能吃苦出力的岁数。 到干校一段时间，我能扛180斤麻包上跳板，一顿饭吃五六个馒头。夏天，只穿一条短裤，肩上搭一条毛巾，头戴一顶草温干什么像什么。 我觉得最舒服的时光就是当汗水一滴滴流淌，浑身发酸的时节，休息的哨子一响，我往草地上一躺，小风儿一吹，那个轻松与舒服劲儿别提了。 我有时真的想，在干校还不错，什么都不用操心了，也不用担心了，都到了这一步了，还怕什么，只要不想烦心的事儿，过得一样快活、自在。不怕连长脸色，你不服咱们练练看，土里水里跟你比比。插秧、收麦、打场、扛麻包、锄地，哪一样都行。我也不怕别人给我穿什么小鞋了，已到了最基层，难不成还往下放，挖坑埋了。于是我真的管他东西南北风，吃得饱，睡得好，不想烦心事儿。 干校周围老乡，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我至今仍怀疑这一定是干校里的人自己编的，拿老乡说事儿。其实也没什么有伤大雅的地方，顺口溜曰：“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这就是干校学员画像，这顺口溜和我们的打油诗一个样，顺口就来。 在干校第一年收麦子，夜里还到田里装麦草，我几乎都忘了有这么一段生活，幸好，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干校墙报上，当时要求每人都写，这是承载那个时代的生活与思维的打油诗。题目《收麦草》，原文照录，以示我当时的真实亦或虚假的心境： 龙口夺粮日，干校人倍忙。 宁洒千滴汗，不丢一粒粮。 夜战七百六，战士斗志昂。 铁牛奔跑急，哨子笛笛响。 桑杈举麦草，五洲凤雷装。 穿梭快如电，欢声笑语朗。 凉风拂双鬓，露浓湿衣裳。 天幕星眨眼，河汗照大荒。 清晨回营房，笑脸映朝阳。 霞染金黄浪，千里新麦香。 在浓浓夜色中，星天云滚，四野岑寂，几十个学员，散在760亩麦田中，叉草装车，挥汗如雨，此呼彼应，声震洪荒。我那时，曾想过，多少年后，绝无此良机，无此体验，无此幸会。人生就是这样，如果诉苦，那就可以说这是非人干的活和非人的待遇，如果把这事当成一件生趣盎然的事，确实是趣味无穷。我感到在田野里，人们彼此隔得那么远，而与天籁、与大地、与地里的庄稼离得那么近，感到神秘而兴奋，感到心胸开阔，感到在尘世间的你争我夺是那么的乏味。我愿贴近四野，独享那清风，那草香，那月的皎洁，星的诡谲，独自感受好只有我感应到的田野的律动与心潮的震颤。 干校安个家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氛围，一个过程有一个过程的归宿。去干校是不得已的事，可是在干校如何生活，如何使自己能适应这段异乎寻常的生活，并从中找到乐趣，是另一回事。我想大家那时都一样，都在苦干苦熬中，寻找宽慰自己的门道。我那时去干校与后期轮换制是不同的，早先去干校的很多人，似乎已注定扎根农村。 还好，我去干校时正值年富力强，因此，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很像是一座体育学校，吃饱了就练，出汗了往干校边的河里一钻，其乐自己知道。我那时年轻，我的妻子也年轻，恰好，我们先后一起到了干校。 我们刚到干校时，夫妻是分开的，不知道谁出的这个馊主意，只有星期天我们才得空相聚。 后来，终于给了我们一个家属宿舍。 一间10平方米的小土房，只有两副床板，我们把两份行李凑在一块，就在干校安了家。当时，真的没有任何抱怨，觉得这样也行，一天到晚照样眉开眼笑。人就是奇怪，到了什么境况只要还有一口气，只要身体还健康，怎么也得活着。活着就得过日子，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是一辈子，高高兴兴、乐乐呵呵也是一辈子。 我们白天上班，各归连队下大田干农活。记得那还是个春寒料峭时节，一天我们去营房的路上，我妻子说，反正他们一会儿也要到这儿来，自己就卷起裤管下了水田，上身还穿着棉衣，那时候，我们全不怵任何累活。 我们的家，除了一把暖壶别的什么都没有，白天干完活从连队回来，手拎一壶开水，我们一起走回这间土房。 夏日夜晚，屋里太热，我们就拎个小马札，坐在离住处不远的水塘旁，一人摇把芭蕉扇，不时拍打蚊子，我们的老副部长徐崇华同志，是我的邻居，晚上也往水塘边一坐。月光下大家，看着天上的云彩映在水中，看着萤火虫在野地里一明一灭，听着远处村落里偶尔传来的狗叫，乘凉闲坐，天南海北闲聊。一阵凉风过后，泡桐树的叶片摇摇晃晃，投在脸上的影子斑斑点点。夜深了，大家回去休息。后来，回到北京，每次见到徐崇华同志就感到十分的亲切，真像一场梦一样。 我和妻子从营房回来，如果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我们欣赏到了现在人很难领略的美景。在一条林荫土道两旁，一望无际，那明亮的月光，给这一方方水田，涂上晕柔的银色，美得令人惊异，稻子散出阵阵清香，那一片蛙声远近相应相叠，真觉得寂静与暄腾，天光与水光，融成一片神话般的情景。这是我以后再也没有体会到的感觉。我知道，那片片水田如今还在，月色中仍是清辉无限，树荫应是更浓，蛙声依旧，只是有谁会在深夜中天天行走呢？我们就那样走了几个月，从一方方水光粼粼可映星空的田野，到插上秧苗，到长成翠绿，到变得金黄，每天都过往于此石到生生灭灭的自然循环。 麦收之后，干校轮换学员，我的妻子先回去了，我们又把放在一起的铺盖分成两分，妻子给我留下了一些回城再也用不着的用品。两个人先回去一个，总强如两口子固守于此，因为，她先回城即是我日后回去的希望，当我们拆开两副床板，发现床下的土地上长出了几个蘑茹，这算不算好事多磨呢？没有难舍难分，一切依旧是自自然然。 她先回北京，我继续留在干校。 从家属区搬回营区，我独自一人住在了河塘边的小屋，当了饲养员。 干校喂猪 我回到连队，没几天被分配去喂猪，我已经学会了干大田的所有的话计，可是从来没喂过猪。分配我去喂猪，我在班上表个态。我们班是五连八班，这个番号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我们班有一位广东籍的女学员，她经常代表班上发言，她称呼五连八班是典型的广东味，五连八班经她之口就成了“五梁八邦”，我们就跟着这么称呼自己是五梁八邦战士。在班会上，我表了个态： “感谢连队领导把这样一项极其艰巨和极为光荣的任务交给我干。在公社里，什么样的人才能当饲养员呢？同志们，只有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仅青松岭里的万山大叔那样的老贫农。喂猪是我们连的机要工作，我再一次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同时也决心以养好猪、喂好猪的实际行动，报答领导的关怀！” 我发完言，大家都面无表情，只有两位女同志低着头偷偷笑。是的，这是讽刺，我离开播音岗位，下到干校，干完大田农活，又让我去喂猪，这本身就是讽刺。 不过，喂猪归属炊事班，我感到很亲切，因为从班长到每位成员都是老朋友，无话不谈。 我一个人喂了50头猪，从粉碎麦秸，制作发酵饲料，到给猪看病打针，我都会了，猪其实是很聪明的动物，其性贪吃。冬天，我一早就去挑水，营房黑洞洞的，我打破井水的冰壳，挑回来水，烧上柴草，煮上饲料，等我挑着热腾腾的饲料往猪圈走时，别人才刚刚起床。 我那时有使不完的劲，一根扁担挑四只稠乎乎的饲料桶，手中还提了一只桶。走到猪圈旁，把五个桶放在五栏猪圈前。一窝一窝的大猪、小猪，都紧紧挤在一堆互相取暖，睡得正甜。但只要我面着栅栏，把饲料往槽子里一倒，哗的一响，那些猪哄的一下，像是听到发令枪一样窜起身来，冲到田边，立刻呼噜呼噜大口吞着吃，真是好玩极了，我每天这个时候都会从心里笑出声来。来吧，伙计们，开饭罗。 每头猪从小到大，从瘦到肥，我一清二楚；每头猪的特点，脾气，我也掌握了。我手中有时拿一根荆条，一看到有的大猪霸槽，我就给它一鞭子，有饭大家吃，你为什么独占；有时我偏把这头不讲理的猪轰到一边，先让别的猪吃，一会儿它见我不注意，便一头扎过去腾腾地吞了起来。猪虽然食吃，却也挑食，如果槽子里放的饲料太多，吃不完，就拱来拱去，干脆不吃了。所以第一次倒半槽食，然后用大勺子再一点一点给它们添。天凉有时饲料发酵得不透，没那股浓浓的酸酶的酒香气，猪不爱吃，我就预备一点精料如麦麸等掺进去，哄它们吃完。猪吃得越多，饲养员越开心。 等猪们吃饱了第一顿，我就洗洗手，换上干净衣服，去伙房吃早点了，连队战士们早已经吃完饭下田干活儿了。饲养员这一上午就图个清静，不过拉两车粉碎的麦草，回来装上缸，放上麦子，蒙好塑料薄膜，让它发酵。抽空就看书，记点笔记。一位老同志来干校时，是全家一锅端。他带来一套《鲁迅全集》，我一本本借来看，前后读过两遍。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在他所处的时代，遇到过种种人情世故，当看到一件件不平之事，他知他无懈可击的论战方法，以老到和锋利的文字，指东向西，淋漓尽致地把阴暗的事物和一批小人嘴脸揭穿。那时，我觉得鲁迅老先生的杂文，放之任何时代都所向披靡。读这些杂文，使我内心也由软弱而坚强了一点。喂猪的几个月，我正好尽情阅读，在我的小天地里，在那间堆满饲料的土房子里，我的心充实了很多。我那间小破屋，离营房很远。冬天没法生火，屋子还四面透风，我想我之所以能很健康，很乐观的挺过来，一是我那会儿年轻力壮，另一个原因就是看了《鲁迅全集》后，我胸中似乎也在凝聚一股正气。我知道，我还要回到我的岗位去工作，今后的岁月还会遇到坎坷和不平，虽不可赤膊上阵，但绝不再忍辱求全。我决心，今后对任何事情都要敢讲道理。普天之下，任什么事儿都搬不过一个理字。这一段喂猪时光，孤独而不苦闷，寂寞却不伤感。后来，连队里看我一人实在忙不过来，又派过几个人来帮我。白天大家一块劳动，晚上他们回到热烘烘的营房，而我一个人独守孤灯。但我却出奇的胆大，小时候怕黑夜，怕孤独，拍人少，而这会儿我一个人在远离大伙的塘边，听着西北凤的呼啸，有时，看到黄鼠狼从窗外溜进我屋，用绿莹莹的小眼睛瞪着我看，我也冲它笑，我那时真的是，无所畏惧，踏踏实实进人梦乡。 我们炊事班长姓毕，是师院中文系毕业生，来到干校当了伙头军。我几乎一点也看不出他胸中有什么文才了，倒是他的一手绝活儿，我至今不忘，连队几十个人的伙食他摆弄得有滋有味，没人不夸五连伙食好，主食、副食、炒菜、烹调，好像是久经训练的大师傅，尤其杀猪，整理猪下水更是麻利。 我是喂猪的，喂肥了猪是给连队改善伙食用的，当然，杀猪时，我不忍心看。君子远高庖厨，平时我也不怎么去伙房。有一天，老毕不知为了什么跟连里的领导吵了起来，气鼓鼓的坐在那儿。我一看表快九点半了，还没动静，中午还开不开饭呀，我到老毕那儿劝他，他脾气不好，别人不敢劝，我不怕他，我说：“老毕，连里得罪了你，大伙没得罪你，大家一会儿回来。饭都吃不上，你还有什么理呀？”他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冲我说，“走！抓一头猪，今儿改善。”抓猪我不能不管，于是两位炊事员拿着一根杠子一副绳子跟我去了猪圈。几头一百多斤的猪，一见人要来抓，也不是善碴儿，它也要拚一下。所似，抓猪也得有两下子，两名炊事员不含糊，跳进猪圈，猪一下子急了，乱冲乱拉。我喊了一声，“闪开！我来也！”腾地一下跳了进去。可是，等我脚一沾地，一回头，两位小伙子已经怎么跳进来的，又怎么跳回去了，只剩我一个人面对五头愤怒的猪。我回头骂了一句，他们隔着土墙用绳子套住了一头猪，我与他们一块儿往回拉绳子把猪按住。这时他们才又跳进猪圈，一块绑，一块抬。猪圈里所有猪都大声呼喝，吵成一片。把猪抬走后，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收工号响了。连队排列成行，回到营房。一闻香气四溢，溜肉片，已经熟了。两个小时，老毕一人连宰猪、扒皮、开膛，收拾下水，分类收放。一头猪要吃三天，头天是吃肉，第二天吃排骨，第三天是猪头和下水。老华，我算服了。 夜半渔歌 我们干校在河南周口地区的淮阳，干校旁边有一条河，叫清水河。我敢担保，那时候，河南这一带绝无工业污染。到了夏天，清水河靠干校这一段，真是一个水上乐园。干了一天活儿，傍晚在清清的河水里，痛痛快快游一趟，其乐也融融，于是我们的清水河成了干校一条宝河。 清水河里，鱼儿不少，可是没几个人会捞，偶尔捕来几条鱼，不够全连吃的，有时就几个班轮流改善。 到了冬天，河水中间还没冰封，但人们已不再去岸边围逐了，河岸冷清而荒凉。 一天，吃完晚饭，老毕到我的小屋找我，让我晚上跟他一块去下河捉鱼。啊！冬天捉鱼，但我心想就算去玩一回吧，就跟他拿了ZO条粘网，划了一条小木船，行出了五六里。 这一天，寒风刺骨，月上中天，照得水面一闪一闪。夏天的水波荡漾给人一种亲切感，而此刻四野一抹黑，一滚一滚的水波令人胆寒。小船漂荡，溅上船头的水结了一层冰壳。老毕让我划桨，他上了船头。我的天，这要掉下去，黑灯瞎火，水寒刺骨，又穿着那么厚的衣服，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呀，要是夏天，别说这么一条河，就是再大的水面也难不倒我，我曾当过民兵水上训练的救护，我在水里游上几个小时玩一样。可这是冬天，这是深夜，这会儿风大浪急，老毕指挥我划的方向，船成之字形荡开。他拦河下网，ZO面网横在河心，每张网约隔ZO米。然后，他又坐回船舱里，跟我一人一桨地划，一边划一边用桨使劲拍水，又用木桨敲打船帮，好在深夜里没人看我们出洋相。这么划了几个来回，闹了半夜。老毕说：“该起网了。”我划船，他起网，找到网头浮飘，提起来，一点一点儿拉，一点一点儿收。蓦地，哗啦一响，一条大鱼缠在网上，月光下闪闪发亮，哈，真有哇！我真不相信这时候能抓到鱼，可是真抓到了，这条网上就粘着两条两斤以上的鲤鱼。我们把鱼放到船舱，划向下一张网。一起网又是一条，可热闹了。我也上了船头，蹲在冰壳水，忘了掉进水里的危险，帮助拉网。只要一拉网，从手中的分量上就觉出有鱼没鱼，鱼大鱼小。好像有人给我们轰来一群鱼似的，有的网上挂了三四条，真是越拉网精神越大。我拉起网，看看冰冷的水珠滴进河里，在月色下银光点点，水声清脆，这时河面上起了一层雾，远处河水看不到头。我只觉得网兜住了一个大家伙，拉起来一抖一抖地十分费劲，拉近一看，是一条十多斤的大草鱼，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淡水鱼，把网已弄破了几个洞。我们俩用力把这条鱼拉上船头，拚命压住，推进船舱，这鱼还用力扑腾，我简直觉得这不是抓鱼而是在做梦，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可千真万确。第二天，全干校轰动，都一跑到我们伙房看鱼。七八十斤，全连一顿吃不完。我也成了有功之臣，而且我们深夜出船带有很浓的传奇色彩。 一传十，十传百，每天都有人上猪圈这儿来问我怎么提到那么多鱼，我说这没什么窍门，胆大心细就是了。 我继续喂我的猪，老毕继续炒他的莱，春暖花开之时，老毕，还有一位天天聊天的笑呵呵的老刘，都调回城去了。想起在炊事班，我们相处了一段时光，大家算是有缘分，此刻又剩下我一个。人了。妻子回城了，朋友也回城了，一年一度的春风吹绿了淮阳大地，我的小屋里，也不再寒冷，可是我的心却逐渐冷了。“春色恼人眠不得”，大有李陵当年慨叹，“身之穷困，独坐愁苦……举目言笑，谁与为欢”之感。我成了一名老兵，又来了一批新兵，这时干校生活已比过去轻松多了，没有了“高温高速炼红心”的那份拚搏，当年能征惯战的汉子们一批批走了。 他们是打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列，含着热泪离开这里的。当年，他们在这里含辛茹苦，奋斗拼搏，他们也曾心怀不满，发过牢骚，口出怨言，一边劳动，一边盼着能重回家园，重操旧业，脱离这片苦海。可是当他们真的返回，告别这片洒下过他们汗水，告别这片由他们亲手营建的宿舍，告别这块也许暗暗滴过泪水的土地，是兴奋、是激动、是留恋、是难舍，总之，这时，他们百感交集。新来的人，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哭什么，哭给谁看，不愿意走就留下，这种感情，过去、现在、未来都很难说清，谁也说不清。 在干校有干校的苦恼，回城有回城的困惑，那时回城之后，缺少的是热烘烘、乐融融的气氛。所以至今，去过干校的人，特别是在干校多年的人，有时会这么说，当年，我们多单纯，也曾多么的充实。这不是假话，也不是随意说说，这是一种无法说清的一段情结。 毋忘我 在一个温暖的集体里经受怎样的苦辣酸甜，都是能够对付的。然而，一个个人无论有怎样的坚强内心，在孤独中往往很难适应种种冲击。 我发现我一个人在干校的一个角落里，默默干活，落落寡欢。和原来相熟的战友、朋友相处日久，乍一分手，很难适应又一个新的集体。我有点看不惯他们，看不惯他们什么农活都不会，或者说看不惯他们吃的不是我们那时的苦。这是不是有点心理变态，是不是希望人人都受累，都受罪，都跟着我们一样也受点委屈？ 干校的管理，也不像我们初来时的森严了。什么“架子车精神”，什么“啃干馍精神”，什么“一盏灯精神”，这些都没人再提了。我讨厌当年提这些折磨自己的口号的人，但也讨厌把这些口号的精神意义全都抛弃的人，是进亦忧，退亦忧，到底如何才好呢。一个人适应了一种格局，而尽管这格局不合理，可是一旦适应了，再把这个格局扬弃了，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这正像上高原的人，一开始缺氧受不了，可是一旦适应了，再下到平地，他又有点受不了。 干校纪律严，当初我也曾尝到不近情理的对待。譬如：我插秧的水田旁，有一个扬水站。在一个水泥池中，我们下去冲泥腿时，总有一大堆小泥鳅钻来钻去。一天，我们连两位同志病了，干校那时又没营养品，我从宿舍拿了个脸盆，趁夜色低垂一人走了好几里，下到池子里捞了一盆泥鳅。回来悄悄请两位女同志收拾干净，我找了一个大砂锅，可能是药锅，一人溜进锅炉房，在火上烧起了泥鳅。看锅炉的一位老同志还笑着问我，锅里是什么？我说是药，一会儿香气四溢，这中药味怎么这么好闻？老头儿还跟我开了个玩笑。 我交给一位女同志悄悄端去，给两位病号吃，我自己连锅盖都没打开，里面什么样至今也不知道。 谁知晚上全连会，连长、指导员声色俱厉，大批资产阶级享乐主义，和不遵守劳动纪律。我一听，糟了，准有人给报告了。这事儿层层有人知道，要保密其实不可能，要想知道谁告的密那也不可能，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人家。我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心想我反正没吃，能怎么样。最后人家讲完一通道理，点了我的名，我在全连几十位战友面前成了一个偷嘴吃的馋鬼。也许散会后，他们弄清了真相，既没再批评，也没向我道歉，就这么算完了。我知道，这世界上不讲理的事儿多了，我不理你就算了，就这样，我简直对那几个人失去了任何信任。 如今来了一批新学员，带各种好吃的，公开吃也没人再过问了，我想起过去，未免气难下咽。 再说，我一人在一个小屋里，几乎与世隔绝，有没有人想起我该轮换了呢？是不是把我这个人忘了？！ 干校领导不管各单位轮换事宜，我找他们说不着，说了也没用，于是我自己采取点行动。 写信叫妻子拍一份电报：母病速归。唉，拿自己母亲说这事儿，肯定是有悖孝道。可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母亲并不知道，干校以示关心，还向台里当时的领导汇报了，台里派了两个人去我们家“探望”。正好我妈出去买菜，问街坊，赵忠祥他妈病得怎么样，街坊莫明其妙，你们说什么话呀，人家好好的。得，西洋镜揭穿。不过这时已靠近“文革”后期，干校领导换了一批人，他们明知我这是借口回城，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准我一个月假。 “撞破铁笼脱虎豹，顿开金锁走蚊龙”。我默诵着《三国演义》中刘备从曹操处出走的两句评书，一路回到北京城。 回到家中，先是猛歇几天，睡几天觉，然后猛吃猛喝。在干校攒了点钱，这时物价便宜，一块钱能吃顿涮羊肉，不过那是在大家围坐的共用锅里涮肉。休整了几天，又觉得回城也无聊，爱人白天上班，我看望老母亲，陪了几天，就一人上街闲逛，心里也烦。到干校一年了，台里有什么变化没有，我根本不知道，于是我决定找领导去谈一谈。 我已没有了大楼出人证，上班时我进不去，只好趁领导们在家时去访问。我想我与他没什么个人恩怨，人家受教育多年的老同志，不会不见我。 我利用中午时分，敲响了他家大门。他一见是我，愣了一下，因为他派人去我家打探虚实，没估计是干校准我回来。我登门拜望礼数周全，也无可指责，于是他非常热情地请我落坐。我于是按照过去大家都惯于说的套话，把自己如何认真改造和认真学习马列、毛著的情况，作了个详细汇报，差不多谈了一个小时。最后，我站起身说，实在不好意思影响您午饭，今天就不多打扰了。 第二天，大约还是这个时辰，我再次敲响了领导家的门，继续汇报。第三天，他有点不悦的颜色，我一如既往毕恭毕敬地说，本不该此时造访，但上班时，我不方便进大楼，晚上就更不合适了，只好此时来访。他明确表示，你没什么大的错误，就是想多给你创造一点锻炼的机会。我说：“领导好意我感激不尽，我希望多有锻炼机会，这样吧，该轮换我了，我就回来，下一期，我现在就算在您这儿报名了。”第四天中午，我又以手指关节，轻轻地扣击他家的大门。我是拖着无奈的步子，怀着矛盾的心情，走到这里的，我的手半天才抬起来。这样的午间造访，不但令对方十分的厌烦，也实在有伤我的自尊心。还是得来，我一生很少为自己的事去麻烦别人，很少开口求人。“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有时，还没开口心已怯了，人家能答应吗？所以我极端佩服基辛格的外交谈判技巧，想还到既定目标，提出一个天文数字，这差不多就是市场上的“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实在缺乏这样一种勇气，也没多少机会尝试。那种“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厚颜无耻之举，我见过多了，可是该向人家稍微借鉴一点的时候，却怎么也做不来。这次，我觉得我并非专为自己轮换回城而来造访，我认为自己是在讨回一个公道。人善遭人欺，这次我有点豁出去了。 一进他家大门，已看出他的满脸的不高兴。说老实话吧，谁看谁都不顺眼。我只是要一句话，“该不该叫我回来”。你说不该回来，那就给句干脆话，我也好问一个为什么，你说该回来，那我就要一个承诺，什么时候回来。 这次，好像有点成效，他给了个活口儿，你的问题，我们研究一下，这样吧，有什么事，你可以去找xxx。”XXX是台里什么领导我已不清楚了，因为我喂了一年猪，熟悉我那几头猪，对别的事就不太清楚了。“也好”，我表示，这几天承蒙领导对我汇报的听取，也表示，既然你们还要商量，那我就等等。他说好，有了决定会告诉你的。我心想，这叫得令而回，反正我在北京，在家里等了，我也不再找什么人了，是你叫我等的。我给干校发了信，说是领导让我等信儿，因此，我不可能近期返校。于是，我就该怎么过日子，就怎么过吧，你们最好就此把我遗忘。不过，人家可以忘了你，你自己可绝对不能忘了自己，尤其不能迷失自己的本性。知识分子怕别人忘了自己，大抵上是恐无用文之地。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人觉得给你分配点工作或让你能发挥一技之长，是让你占了大便宜。那个年月，似乎就是这样。那是一个不给你解释，不和你讲道理的年月，诚所谓“礼不下庶人”也。 我很年轻，我很开朗，我有那么多的书可读，我有那么多的空闲可以让我悠闲散淡。我可能又被人忘记了，但我不抱怨、因为这是我被遗忘在自己家中，已不是猪圈旁。 看书是我这个时候的重要日程，幸喜手头有不少藏书，同时，干校的战友们很多是广院老师，我可以向他们借一点书，有了点阅历，读一些过去看过的书，那就与学生时代读书大不一样了，看待周围的事物也就大不一样了。 “白鹤向天舞，心事已消溶。”这是我已忘却了的自己写的一首诗中的最后两句，那是去动物园中的触景生情之作。 那时，我还没对“动物世界”有任何研究。动物园，好像是专为家长带小朋友游玩而设立的项目，我去动物园看看，也只是怀着“将谓偷闲学少年”的一种解脱心境。不过，我那天去动物园却真的有点感触，我转来转去，转到了水禽湖畔，一群绿头鸭，与一对对的鸳鸯，在小小的湖面上浮游。蓦地，一声宏亮的鸣叫，声震九霄，那是一对丹顶鹤，张翅奔走，继而在奔走中翩翩起舞，神情极度的潇洒，伸颈展翼，跳动旋转，双颈缠接，婀娜而不失刚健，舒展而造型优雅，那般的超凡脱俗，我心中忽有所悟。这对鹤被关闭在这湖水之畔，是一对半失自由的生灵，然而它们直视一切，旁若无人，该怎么起舞就尽情跳，该怎么高兴就大声地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我忽然觉得自己既已成为读书人，就一定自奉以读书为乐事的习惯，我要努力去完整地保持我的尊严与我的习惯。我似乎觉得应该保持鹤的高雅、脱俗，不为世态潮流所左右，我并非呼唤别人毋忘我，而是又找回了自己做一个老老实实知识分子的心态，自己不要忘自己。 这段回城时间，是我多年来最闲散、几乎无所事事的日子，很轻松，也很无聊。由于一年来，由脑力劳动转为体力劳动，从不适应到基本习惯，所以，当四肢与肌肉甚至神经系统都仰仗劳作而得到调整，连胃口都因极度的劳累消耗而需要大量碳水化合物的填充，一旦又中断了这新的节奏，反而浑身不自在，慵倦、乏力。在田头的喘息休息时，我曾希望今后如果回城，老这么休息该多美妙。其实不然，那短暂的间歇产生的飘然之感，没有在闲散中扩大，在家中也找不到那凉风一吹全身通泰之感。 记得有一篇国外体育医学的报道，某位科学家经研究发现，肌肉在持续的运动中会分泌出一种酸性物质，这种物质本身就有上瘾的效应。所以，运动员终止了大运动量的训练，会很不舒服，我中学时曾在业余体校训练过，后来因学业紧张退出，一个时间身体很糟糕，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连心脏部有压迫感，可又查不出任何毛病。 这回的突然从大田劳动中解脱出来，却又感到吃不香、睡不甜，难以振作精神，何况这次心中觉得憋闷，还有精神方面的因素。我已深深爱上了自己从事的播音工作，可是怎么才能再次投身这项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体力节奏的突变加之心情的不畅，使我时时闷闷不乐。 我何尝不懂得要学会放宽心，要达观地面对种种不公正的对待。可我做不到，即使我个人能做到，我又将如何向自己的母亲、妻子、亲朋好友解释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呢？今天，已是事后了，回想过去，那真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别说把我下放干校变相的惩罚是错误地对待了无辜，即使我有错误或缺点，难道就应该这样捉弄人吗？历史已还回了公正。可是还不回我当时受到摧残的心情，那为什么要那样傻地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何必不豁达大度，轻松地等到云开雾散呢？这其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自己也没必要责备自己。 不过，我那时的唯一能解脱自己的办法就是看书或闲逛。为了使自己多少有一点解脱，我就托人借到《李太白集》和苏轼的一些文集。我对苏轼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不仅是因他能诗能文能书能画，才高八斗，更因他的豁达，他可以说生就一副不会生气的心肠。无论遭遇何等出人意料的对待，反正不生气。不是装成不生气，而是真的不生气。而李白虽说在自己的诗文中，一再强调自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是，由于他人世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在心灵上豁达超脱。他所采取的人生态度，未免带有强烈愤世嫉俗的色彩，因此，外界对他造成的伤害，他是很敏感而且很不容易承受的。只有苏轼，大概中国也就这么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有这么一种伟大的气概。苏轼几乎从不在诗文中流露出一丝的怨愤，从来不诉苦，这是千古无匹的大丈夫气概。 谁都愿向他学，可是谁都学不来，学不像。他性格中的乐观源自他的基因，就像有人没有痛感一样，他对外界的打击，就像没有痛感的罕见现象。 当然，我虽不可及苏学士之万一，但能在消沉与无奈之中略得苏轼文中气韵的感应，也聊解一二苦恼。 一天，台里来人通知我，干校叫我回去。并说，经研究，你的意见得到重视，这期轮换回台，可是你应该去干校做完鉴定，有个善始善终。 我其实没指望他们会对我的意见有所触动，但我明白，这个世上，总还应当有申明理由的机会。自己不去申明观点，基本上不会有人吃饱了没事，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去做于己并无好处的事。 又一个麦收时节，我独自乘火车返回了中原大地。听到河南的乡音，看到那一片片扬花吐穗的麦田，我孤独的内心，掀起了一阵波澜，毕竟这是我生活过的地方。 插队张庄 当年，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知青上山下乡，那是一个无人能抗拒的潮流。下放干校，尽管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基本上还生活在机关集体生活的圈子里。而知青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仅离开了自小生长的城市，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也离开了他们一向生存的群体，突然来到一个不仅环境泅异之地，人际关系也大不一样的农村。 他们的精神所面临的巨变，要比干校生活的群体所面临的变化大得多。故此，直到今天，知青题材的小说、戏剧可谓层出不穷。谁见过有过影响大的干校题材作品呢？不过，我所在的干校早已有了到附近村里插队体验生活的规定，只是我过去从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这不是调侃，真的只有被认为是毫无问题的学员才会被派去插队。 我还是过去的我，过去为什么没这个机遇，怎么今天就有了这个机会。是优是喜，是福是祸，是委屈还是获得公正的对待，鬼才说得清。 我几乎以为自己上了当，因为说好了回干校马上做鉴定，卷铺盖，回城。可是传来消息，这一批轮换延迟，要再过几个月才能回城。 这就叫命中注定，很多事都由于解释不清，我们只能含糊其辞地认为这就是命。我高高兴兴去插队了，我很想学苏轼的性格。愁眉苦脸一辈子，不如嘻嘻哈哈一辈子，做人要做快乐人，做鬼也不做倒媚鬼。我还记得京剧大师张君秋先生对我说过，“宁生个穷命，别生个苦相。” 我到了距离干校十里之遥的张庄，这个庄的建制是个生产队，在左近很有点名气，粮食年年丰收，社员生活较这一带的邻乡邻村强了许多。我住在一间空屋子里，除了我的行李，只有一条木凳。河南农村尤其是黄泛区，历史上就是个穷地方，我到过许多乡亲家，两间土屋，除了土炕就是土锅台，门外堆几捆柴草就算不错了。家里砌个土台子就算是桌子，有的人家两根木杠子中间编几道稀疏的麻绳就算是床了。先前如何划的成份，我无从知晓，但依我看他们都是贫农，贫困的农民，可那时候贫农是一个无上光荣的称呼。 我在村里插队近一个月，白天和社员一块劳动，实行的是过去“四清”时叫做“三同”的办法，是与当地乡亲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发现村里人的干活强度，远没干校里那么重。快麦收了也正是插秧时节，一早水冰凉。我脱了鞋子，拘起裤管，第一个跳进水田。队长叫孙长夫，是个领头干活的好人，他竟然当着大伙表扬我说：“你们看人家赵同志，人家是生活在城里大楼里的人，人家这么干为什么，地里打的粮食没他一份，咱们应该学学他。”弄得我实在不好意思，其实在干校成天泡在冷水里，蚂蝗一叮就是几条，一边拍打一边插秧，谁不是这么干呀。 我最佩服的要算河南农村的妇女们，她们一早起来先做饭，然后跟男人一块下大田于活；中午回来还得做饭，喂猪，然后再下田；晚饭后，还要在灯下缝缝补补，纳鞋底，做衣裳，直到深夜。而那些男人是一点都不帮做家务的，晚上聚几个人往门口一蹲就聊天，抽烟。我不是女权主义，但我真的觉得这样太不公平，可是人家几百年就这么心安理得过下来，人家认为这很正常，外人怎么多管闲事，再说管了又有什么用呢？ 张庄有个退伍军人，我经常跟他一块干活，我喜欢他爱说笑的天性。可是我发现村里人都不太搭理他，莫非他有什么过错？我又不好当面问他。后来，听村里人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有一回他收工后帮媳妇做点活儿，也就是蹲在地上，往灶里添几把柴草。这一下，全村人都看不起他了，连那些任劳任怨的妇女也认为他不是男子汉，这千百年的习惯势力真是可怕，也确实可笑。我只能同情他。我当然也很尊重他，一边干活儿一边和他有说有笑，反正我不是这个村的人。 其实，村里的女人们，尤其年轻的姑娘们尽管劳累辛苦，而天性却是乐观的。张庄生活好一些，表现在姑娘们的穿着上，那就是她们特别爱美，也有爱美的条件。许多女孩子出工时，也穿得很整齐。她们在天凉时，穿几件上衣，里三层、外三层一定要一件比一件短，这样里面有几件新衣服，都在上衣下摆处显示出来，红的、绿的、花的，让你觉得她过得很富裕，家里有钱给她买新衣。 离开张庄算起来有二十多年了，想必如今日子更好了，不知张庄的姑娘如今怎样穿戴，也不知那位帮媳妇烧柴的汉子，如今是否有了好的境遇。 当年，张庄人吃得好，这方圆数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插队时，一天三顿饭都在不同的老乡家里吃。差不多吃了近30农的派饭。我们给人家粮票和钱。河南人，尤其农民，爱吃馒头，当地人叫馍，只有张庄的人，才能天天吃上馍。别的村儿我没去过，但“四清”时，我们台里一批同事去了河南，回来都说生活特别苦，连粗粮都不能保证，半年吃红薯和红薯蔓儿。中国农村，生活得好不好，全看能不能吃饱。张庄人那时候就不但能吃饱，而且细粮很多。我在农民家吃饭，基本上是中午吃馍，能有一个炒青莱；晚上也有的时候吃馍就咸菜。老乡把豆子压成饼，发了酵，黑乎乎的，然后切成细条，当莱。我至今都没问明白这叫什么菜，但很好吃。不记得吃过肉，也许有过，也许从没有。由于我在这之前参加过“四清”，比起那时吃派饭的情况来看，张庄的饭食已是好得不得了。 张庄虽说种稻子，我还插过秧，可村里人不习惯吃米饭。一天，我在一位社员家吃中饭，主人蒸了一锅大米饭，每人一碗，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正吃着，桌上有一位四十左右的汉子，提出意见，他端着饭碗说，“以后我再来，别给我米饭吃，米粒在嘴里到处跑，我咬不着。”原来，他是这家人家的亲戚。 在社员家吃饭，有时候主人家谁是谁的什么人我也没弄清楚。不过养成了一张厚脸皮，到了一户陌生人家，一屁股坐下，端起碗就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唉，我们的老乡太善良了，不信，这时候，有谁上我们家，推门就上饭桌抄起筷子，我可受不了，不知读者诸君，谁受得了。而我们的老乡过去就是这么样亲如家人的接待上边儿来的“同志”。 河南黄泛区这一带的人，不仅对我们交了粮票、钱票的吃派饭的人热情，就是对待讨饭的，也是十分慷慨大方。有次，在一个社员家正吃着饭，门口来了一位“要饭”的，这家人立刻给了他好几个馍，而且满脸热诚。后来我了解到，这一带历史上就灾害频繁，几乎村村、户户都有过背井离乡、沿路乞讨的生活。他们有过痛苦的过去，有着深刻的同情心。因此，这一带的人并不歧视讨饭人，他们知道，今天你帮了他，也说不定哪天人家就兴许帮助你。 在村里插队的干校学员，插完队总还能买点土特产，一是河南小磨香油，一是老乡家织机上织的白土布。买来先存放在干校，回城时再带回家，那时，城里某油也是凭票供应的，香油就更稀罕了。 离开张庄二十余年，我不知如今张庆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仍记得那片水田，记得那片麦浪；记得深夜归宿，引起此伏彼起的犬吠；记得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淡生活；记得那飘荡在原野里姑娘们的笑声；记得我回到干校在板报上又登了一首打油诗。 在干校期间，能公之于众的诗歌，注定充满了一种热情。那是“文革”时期的一种时代印记，因此那热情不仅是外部的氛围，也有本身的感受。我是喜爱唐人诗意的，然而古代文人大多数表述的感时伤怀的情绪，不但被时代，也被我个人所认定为禁区。结果就只能以口号似的语言，形成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顺口溜的文字。 记插队 风绿中原，插队四十天。 干校重要课，人生添新篇。 张庄待我亲，情谊暖胸间。 想起六五年，“四清”昌平县。 流村搞社教，工作无经验。 生活在山野，身心受磨练。 别来八年整，至今梦紫牵。 昔出流村麦正黄，今到张庄禾苗鲜。 同吃同住同劳动，犹如久别回故园。 耳闻目睹身边事，家家经历不一般。 田头歇息树荫下，乡亲对我说从前。 一九三八年间事，日寇打到黄河边。 蒋军炸开花园口，想借洪水阻敌顽。 此计无成害百姓，黄水咆哮冲良田。 啼寒号机逃荒路，饿殍遍野倍凄惨。 大水退后回家转，全村人亡十之三。 政治队长孙长夫，当年全家去逃难。 走时共八口，归来家已散。 祖父祖母亲生娘，至今尸骨抛异乡。 黄河滔滔向东流，泪流何日方始休。 风雷激荡拨乌云，中州大地得安生。 受苦受难庄稼汉，如今吃上安稳饭 过去黄水泛滥区，今朝千里稻麦香。 丰衣足食盖新房，牛羊成群柳成行。 晴日暖风话家常，心潮翻滚似海洋。 不知过去苦年月，怎晓今朝艳阳天。 幸福年月夺高产，期盼永久幸福年。 必有我师 在干校最大的收获，是我恰好与北京广播学院的许多教师编在一个连队，我从他们身上获益匪浅。 俗话说：“秀才谈书，屠户谈猪”。我在当年喂了十个月猪，我懂了许多关于猪的知识。我学会了给猪做发酵饲料，学会了简单地为猪治病，学会了给猪打钉；知道如果给猪治疗肺炎等感染性疾病，一次青霉素的剂量，大约是成人用药量的五至十倍；知道长嘴白猪是从丹麦引进的兰德累斯种，短而翘嘴的黑花猪，则是澳大利亚的约克夏；我还知道如何喂小猪仔，如何喂架子猪，如何为猪育肥，这些是过去从未接触的知识。 但是我在下田干活和喂期间，牢记自己原来是播音员，今后，我还会回到我原来的岗位上去。对这点，我几乎坚信不疑，我从没有半点看不起农民，但我相信，党培养我多年，并不是要我只做一个喂猪的专业户。 于是，我从未忘记看书、学习，并且默默地习练我的业务技能。难能可贵的是，我周围是一个掌握了各种门类高深学识的群体，广院的许多老师和我同连同班，朝夕相处。尽管在干校的风吹日晒中，他们的外貌已然和一位真正的农民相差无几，尽管我们会对农田的活儿或喂猪、捞鱼交换点心得，但毕竟他们的学识决不会因为在农村劳动而消失殆尽。我很容易地可以向古汉语老师请教我还不十分熟悉的语法修辞；向教戏剧理论的老师讨教斯氏体系、伯莱希特体系或梅氏体系；和专修现代文字的老师探讨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老舍、曹禺；如果有古文或古典诗词我只记得片言只语，那么我会请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甚深的老师，帮我凑齐我忘掉的句子；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编年，对西方文学的我尚缺门的领域，我在这一年多的干校生活中，能问的问、能记的记、能背的背诵。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七年书”，我是有了深切体会。不过，许多位老师不太愿意谈这些领域的学识，并非不愿帮我，而是他们怀着深深的惶恐心理，“却道天凉好个秋”。因此，我那时的讨教，大多在闲聊中，偶发的请教，绝对不敢，也不可能摆出一副上课的架势。 我是十分的后梅，没有更好地利用我这段宝贵光阴，多积攒对我终生受益无穷的学识。至今我后悔的不是在干校的劳动收获不够，而是在干校让那么好的学习文化的机会大量流失。 学习知识是一个人活到老学到老的过程，知识的积累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获得，这就如种庄稼上底肥，如果少时基础欠缺，以后追肥再多，总缺乏一种深厚的力度。我见过许多位以写作为主业的人，他能写成许多长篇作品，但一读就知道他缺乏青少年时期的功底；甚至由于错过类似描红临帖的阶段，总有大厦虽高、基础不牢之感；甚至我觉得他们基本写作行文的主、谓、宾，定、补、状的文法都不扎实。 除了广泛涉猎与不耻下问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如何读书，如何整理归纳自己已经学得的点滴学问，如何吸收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自己机体的一部分的法门。这就有一个治学的方式方法问题。而在干校期间我最大的收获，莫过于看到、悟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治学精神。 收工以后，我们电视台的一些战友，长于侃山（那时还没出现这个词汇），擅于说笑；而我常常会发现广院的几位老师，坐在自己床前，在记点文字，或专心地读那时不违禁的文化读物。他们即使在写一般的发言稿，也会沉思默想，极其认真。这使我感悟到，做学问的人毕竟是做学问的人，他们有自己早已习惯的治学态度与看不明白的治学方法。我不吹牛，我敢说，我起码不会比教现代文学的老师看中、外现代文学作品少，但是我和他们接触之后才发现，比起获得的真正的学识，我却差得太多。 读书也像吃饭一样，你肠胃不好，不懂得细嚼慢咽，结果你不吸收，可是人家吸收了。不吸收，则如酒肉穿肠过；吸收，就会使营养变成机体的一部分。我过去读书，有时是出于天生爱好和兴趣，有时是赶潮流，听人家议论某篇作品好，于是自己也翻阅一遍，以免在大庭广众交谈起来一问三不知。但我甚至在去干校之前还不明白，即使是看闲书，有人能看出门道，有的人白耽误功夫，聊胜不看而已。在干校这段时间，我积累或恢复的学识并不算多，可是终于懂得，今后读书要注意方法。有了规矩方圆，有的自己的办法，再读书，就会看得更深，记得更牢，而且能用在自己的实践中，或指导人生，或融人自己从事的专业中。 从干校回来以后，我深深感到我该回回炉了，一来，补上我没有上过大学的遗憾，二来，我对学生时代在课堂上那种感觉，总也忘不了，我没有享受够学生时代的刻苦与浪漫情怀。 于是，我在有了机会后，决不放弃学习机会。后来，我在紧张的播音工作中，重新拾起高中数理化，硬是在40岁之后，冒着被人取笑的尴尬，和一些比我年轻10岁、20岁的年轻人坐在中学教室，接受成人高考。也居然以不低的学分，先进师院中文函授，后转人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一期。在工作日益加重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三年，风雨无阻的定时听课，按期考试。教我课的老师，许多是我干校说说笑笑的战友，有些老师比我年轻得多。我这回上学时，已不是18岁的高中生，是已享有一定声望的播音员，而且也已评为次高级职称。在广播学院出出进进，有点难堪，也有点伤感，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就应该有的举措，可是过去哪有机会，这种读书的决心，源自于干校的生活，我会永远感谢在干校的这一收获。 我去干校实在是不情愿的，可是在不情愿中，有了我求之不得的机遇。命运对我是薄是厚，我对已往是怨恨还是欣慰，岂能一言以蔽之。 我可能天生不适于学习理科，也不能说我是文科的料，只能说我的接受能力早年是倾斜的。恩格斯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他对数学所爱极深，他曾以解数学题作为休息的方式。人家是文理双修，我缺少理科的缜密的逻辑思维修养，特别是数理思维，我欠缺得太多。 在干校期间，有那么多位理工科及无线电专业的老师，我很少向他们请教，好像我和他们在学识上完全没有办法沟通。不过，有意或无意，听他们讲一些基本理论，或脱口而出的生活用语，也不能说没有收益。比如：一位工程师对我讲，“你知不知道，‘磁动生电，电动生碰’这个道理”。我上高中时学过物理，我怎会连这个基本道理还要他提醒呢？我至今不明白，我在高中费过多少脑筋、占用过多少时间学的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现在都在哪里。怪不得我准备成人高考时，借了一套高中理科的课本，打开一看就傻了，几乎是必须从新学起。我那时总在梦中梦见我还有那么多难题根本无从解起，所幸，找回了一点儿，但今天又忘到九霄云外。 我与一位技术员出身的战友蹲在井台洗衣服时，他忽然说：“你用肥皂也好，用洗衣粉也罢，搓过之后，过多少遍清水都不可能绝对干净，因为这不是化学反应，说通俗点吧，这叫做稀释法，这是对脏东西的稀释。”咦，我忽然觉得，这简直是文学的形容。但学文的人还很少有人对生活中的常识这么表述。后来我听到过这样的见解：一位在英国考出教育的人说，理科教师，总是以最通俗的表述方法，把深奥的科学概念简明地传授给学生；而文科教师正相反，总会把一个简单的概念描绘得复杂而离奇。 在我喂猪时，由于一个人忙不过来，连里派了一位老同志帮我，他把铺盖也搬到我那小破屋。这使我有了个伴儿，我管他叫罗工。罗工天生一副好脾气，总是笑容可掬，自从他与我“联袂”喂猪之后，就一天一个新花样，差不多天天都对那几缸发酵饲料进行研究，一会儿用温度计插进缸去测量一下，一会儿和我商量，换个用料的配比。我简直觉得好笑，这又是一位“连西瓜也不主张平平常常吃不去”的人。于是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冷嘲几句，不过那方式是温和的，我一味地鼓励他好好试验，表示要向他学习。他却真的很高兴。于是我又开始惭愧了，昧着良心，不该这么戏弄人。有一天，我对他说：“您多休息会儿吧，咱们又不一辈子养猪，您难道还想来个世界性的创造发明吗？这小破屋四面漏风，您有再高的招儿，架不住咱这寒窑太冷，能这么对付别把猪饿死就成了。”罗工一如既往地鼓捣那几缸饲料，直到他先我回城为止。临分手时，他还传授我一本记录与心得，他绝对是大大的好人，从不计较我说过什么话，对我一向客客气气，我才体会到在干校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个不改文雅的文明环境，尽管在猪圈旁。 想当年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忍辱，卧薪尝胆之时，曾有人目睹他的小环境，叹道；“他日必成”。因为在那样一个破茅庐中，君臣之礼未尝有半点偏废，仍然依法度礼仪，仿佛在料理朝政与治理国家。 我们这间小破土棚子似的房子，如果也叫房子的话，伊然如一间高级办公楼的办公室，我们也以礼相待，平时我粗口吆喝猪们，但在罗工那样一位老工程技术人员面前，我怎敢有半句粗话。 别人问我，罗工和你相处如何，我说：“我们很合得来，不过没有共同语言。”一位原来和罗工一起的战友，给我讲了一个有关他的故事。他说，罗工这个人做起学问，几乎家门都忘了，他住在三楼，一天下班，他想着设计方案，到了二层掏钥匙开门，锁怎么也捅不开，罗工正在奇怪，门开了，原来人家听见外面有人撬锁出来查看，一看笑了，原来是三楼住的罗工，就说，老罗，您开错门了。罗工也笑了，说：“噢，您原来是住在我楼下，对不起。” 第二天，罗工又走错了门，又去开那家的门，那位老兄又出来了。没料想罗工先说了话：“噢，您还住这儿呀，对不起。”我听了笑得肚子发酸。 有一天晚上，罗工忽然打破沉默说：“你能不能设想一下，将来电视会发展到什么样？”我说：“罗工，您还提什么电视呀，我快忘了电视什么样啦？”罗工说：“你想想，有什么关系，越大胆越好。”我说，“我可不是儒勒·凡尔纳，不过，我说了，你别不高兴。”“没关系，你大胆说。”我说：“以后还要什么电视机，你想看什么、吃什么、干什么，一按电钮，都出现在你面前。” 罗工不但没怪我嘲弄他，反而笑眯眯地点头说：“想得好，这个我却没想到。” 罗工和我一块儿喂猪，住同一个土房子，可是我竟然从没向他请教过任何技术方面的知识。 如今，罗工已退休了，电视日新月异，但离我在干校猪圈旁说出来的设想，还差十万八千里，我期待着有朝一日，梦想成真。不知罗工是否还记得那一年那个冬天的寒冷的夜晚，我在猪圈旁说的那个设想。 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回味这段岁月，无怨无悔，心平气和，因为那是已经过去的日子。无论是对或错，那并不干我的事，因为我在那个时代只能那么过，过得还有滋有味，大部分时光是十分快乐的。尤其当年留在我心中的诉说不清的感受，很多用来指导了我后来的生活与工作，有些回忆也已化成了我在电视节目中的串连用语。 我至今也不把干校的生活当成苦难。尽管那时，当月上中天，独步田野、河边、场院，曾感到心际的阵阵苍凉。但那是大自然给我的震撼，以及对人世无常的感叹。 今天想来，我真的很感谢让我去干校的人员，包括那些希望我永远在那儿的人。劳动并没构成对我的惩罚，而是给我身心一次锻炼，使我体味到生命中难得的情调。 在干校期间是我一生中很愉快的时光，随着岁月的消逝，曾有过的消极或埋怨心理，已烟消云散，剩下的竟是越来越多的美好回忆。 我有幸结识了那么多的战友、老师，从他们身上得到的教诲，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 在干校，通过繁重的劳动，使我身体适时得到调整。那是我记事以来最健康的时候，并使自己奠定了经得住摔打和吃苦耐劳的基础。在以后的加班加点、走南闯北中，高山大川，饥渴劳碌，和连续工作我都能轻而易举地对付。至于那些奇怪的口号“高温高速炼红心”、“架子车精神”、“啃干馍精神”、“一盏灯精神”，已被我扬弃了带有自嘲、虚夸的倾向，而指导我在人生中做好一切吃苦的准备，并真的能吃得了苦。享福不用学，吃苦却必须要有前事之师。“曾经沧海难为水。”有什么工作，会比那时候还累呢？ 人没有一辈子顺利的，也没有一辈子倒霉的。然而你不可以不去为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坎坷、甚至无妄之灾作好应变的心理准备，使之猝然来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任何一种生活经历，包括不情愿的，觉得苦与累的经历，都是一个人的宝贵财富。生活方式的剧变，会使心灵脆弱的人惊慌失措，而心理坚定的人，却处乱不惊。心理素质是必须训练与锻炼的人生课程。有时我却真的在想“假如”二字，假如我从那时起至今仍在种地，仍在喂猪，又会怎样？我不知道，可是必须知道，在中国的大地上，几辈子种地，几辈子喂猪的是大多数。他们比起我，更能吃苦耐劳，更能心安理得，更能适应生活，更有顽强的生存能力。然而，他们大多数人并不比我智商低，并不比我接受能力差，并不比我缺少追求幸福的向往，只是他们与我生活在不同的环境里。 我只要想到这些，就会时时使勃勃的野心得到抑制，使我更现实，更踏实，更能心平气和。后来，我虽然回到原先的工作岗位，又遇到很长时间的失意或不公正，但这一切，已不足对我构成伤害，反而更使我愤发要强。“文章憎命达。”做人、做文、主持、播音，都会从郁结之中得到一种力量。所以，我不管别人如何看待过去的顺境与边境，我只觉得我自己没有荒废那一段时光。没有那一段时光，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干校生活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时光。 写于1995年7月华沙改于1995年9月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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