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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翻翻杂志，偶然发现一个小故事，过去看过，但仍然挺新鲜的。说是有个老外，一生已经挨了一百多刀。哦，不是遇刺，是他老兄怀疑自己有什么肿瘤之类的毛病，不断去去医院求治，还真的动那么多回手术。看后一想，有可能，也不太可能，的确是有一种疑心病，——人总琢磨自己身体这儿不舒服，那儿有麻烦，久而久之心想事成。本来没病，自己找了一身病，可是医生为什么陪着他玩真的，动真家伙呢？反正是登在杂志上的传闻，权当消闲解闷认不得真。 倒是我候到了自己的一段往事，说来话长，那是1965年末的事啦！我们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分几拔，轮流参加农村社教运动，去“四清”。我是1965年夏末随“四清”工作队进的北京郊区昌平县流村公社黑寨大队。我那年已满23岁，空一身军便衣。背个军挎（军用背包），当上了第四生产队工作组成。只有一位组员，是位比我年长的大姐。我们上人，领导一个村200多口人。“四清”的事儿就不在这儿说了。说的是有一天大约已到岁末，山区寒风四起，我一个人从村东到村西忙着发动群众，迈着快步甩着胳膊，居然走出一身汗，摘了帽子拿在手里过过风，就觉得右手食指有点胀，其实走道儿甩手，两只手都会胀鼓鼓的，不过这次有点异样，用右手大拇指抠抠右手食指关节，咦，不好，有个小小的疙瘩，外表看不出来，不用手使劲找，若有若无还真发现不了。当时没在间，坐在老乡家炕头上聊天，坐在队部开会，手不再甩，也就不再胀，也就觉不出有什么异常感觉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受大队指派，在一位老分农陪同下，穿过燕山山脉的老峪沟，搞外调。一天走了8o里山路，查批本村一漏划地主。早八百年的事啦，1948年都没给他划成地主，1965年想起来他可能是漏划地主，就会离我驻地近百里的山里，找一位尚在人世的老贫农来回忆证明，这个漏划地主当年是如何雇工剥削，不劳而获得的。 地冻天寒，80里山路人烟稀少。据说荒草漫坡的深山中有豹子出没，然而我真的没当回事。重任在身，向导在旁，什么豺狼豹子顾不上啦！于是在大山中，窜高爬低，甩手前进，行及一程，山风猎猎，严寒刺骨，荒草凄迷，沓无人迹。进行曲曲弯弯的峡谷，只在耳畔听得风声呼啸，身上反而扑不着寒气。峡谷曲折，溪流冻结，上面结层水晶般的冰壳，冰下溪水仍淙淙流淌，尘不起，灰不扬，一股股冲下流水，恰似年轻人周身流动的血脉，散发着生命勃勃的气息，并发出竖琴般的音响，在幽谷中回荡着轻柔的琶音。一路上边看这变幻有致的野景，边和老贫农聊天。不知不觉从东方放白，走到西方日落，走出了荒山野岭，走完8O里山路，走到了目的地。迎接我的是本台同事，多日未见，亲热劲没法说，我这才觉得又累又饿又渴。天已经黑下了，他们忙安排我们住下，又从伙房找了10个冷馒头，我狼吞虎咽却只吃了两个就打住了，这位老贫农吃了8个，我知道他根本没饱，不好意思，只有十个馒头。 甩了甩手，这时候忽然发现，前些日子，那个忽隐忽现的小疙瘩，经这一整天甩手，大了起来。唉呀，不好，别是长了什么东酉，心里挺别扭。忙完了工作，再开动双腿，又翻山越岭回到我住的村里，交待完工作，到得房中，仔细给自己诊断。这是一个小瘤子，已有半粒黄豆大小。急也没用，观察观察吧，医学知识我还有一点，不像是恶性的。 不久，北京青年足球队的一帮小伙子来体验“四清”，加入了我的工作组。他们身强力壮，生龙活虎。既带来了一股朝气，又带来了一包包的牛肉干和巧克力，这大约是领导上特别允许带的，不能让专业运动员跟着我们天天吃派饭。他们热情地往我手里，塞营养品。正巧他们的一位队医也安排在我的组里，我就请他看看我食指上的肿物。他用手摸了摸说：“没事儿，我没带麻药，等过几天我回城取来麻药，用个剃须刀片，就可以把这小瘤子摘下来，连血都出不了。”我于是放了心。却谁知，他们不出一星期，就全部撤出村，回城训练，那位队医也黄鹤一去不复返。我这小手术一时是做不成了。这小疙瘩正巧长在右手食指中间关节的外侧。我们“四清”工作队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握起铁锹和锄把正好夹着它，越磨越大。于是，从半粒黄豆大小，长到一粒黄豆大小，没多久就又长到两粒黄豆那么大了；而且用大拇指推它，已经没有波动感。坏了，要往恶性发展了。我那会儿工作正忙，离城又远，驻地缺医少药，连个卫生员都没有，唯一的盼头，就是希望它不再发展，甚或有一天自行消失，可是越盯着它看，越心烦，它仍蓬勃发展，而且肿起的部位开始疼了，在阳光下，我一看它红紫紫的已变了颜色。 白天工作一忙倒没觉什么，晚上自己回屋，灯下仔细观察，越看越怕。唉，想不到年轻轻的还没满24岁，怪病缠身，要是……吓出一身冷汗，不敢往下想了。转年春暖花开，田野返青，喜鹊喳喳，我的驻地正好是一个山环口，谷口朝向东方，每天朝阳升起，霞光万道，照着房前屋后，漫山桃花红艳艳，梨花白灿灿，景色绝美。不过，我没心思欣赏这景致，我的村子当时太穷了，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反而欠队里粮食钱。就在这阳春美景的衬托下，很多人家却青黄不接，断了粮。我急着为大伙到外乡借口粮，心情不好，加上手又时时作痛，于没辙，愁眉紧锁。有时独自一人钻进果园，桃李无言，四下静静，远处社员吆喝牲口的声音时断时续飘到耳边，我忽然感到一阵凄凉，想到了死，同时我觉得在这清香扑鼻的环境中葬身，这里有果木环伺，有鸟声阵阵，有霞光拂照，倒也一了百了，是个宁馨归宿。想到这儿，真恨不能伏在大地母亲的怀里，得到安慰。 可是那正是农忙季节，我身挑重担，死了算，可活着还得干。从春到夏，正当绿荫满目的时节，一声令下，工作队撤回了城。 “文革”开始了。那是1966年，在撤离村子的路上，我从广播喇叭中，听到了夏青那洪亮的声音播送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当时还写了首词叫《小镇闻广播》回到广播大楼，已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接着就雨骤风狂，动乱不已。我也身不由己卷将进去，食指的肿块倒淡漠了，一拖再拖。其实我是讳疾忌医，不敢去医院，周围都天翻地覆了，管他什么肿块呢。就这样一拖就是三年，也没见全身恶化，是癌症也不可能是恶的一种。 到了1969年，下达了战备今，我觉得要打仗了，苏修重兵一到，各自为战，兵荒马乱，谁还顾得了谁。趁打仗之前，上一趟医院吧，能治就治，不能治，国家都面临然机了，我手指头算个什么呢？ 一天我鼓起勇气去了合同医院，挂了号，一位老医生叫我进屋。这位大夫颇有儒雅的学者风范，只是一脸的愁云，双目无神，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估计是曾被批判，现在戴罪立功吧。他愁眉苦脸地拿起我的手一看，立刻做出判断：“血管瘤。”就不再说话了，我头一次听到这个名称，顾不得体面，急着问，是什么性质？一听问什么性质，老医生流露出一股难以名状的惨相，半天没说话，在这空气仿佛凝结的时刻，我的心怦怦地跳：“您说吧！”他似乎醒了过来，“哦，良性的。”我放下了心，但还不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问能不能请他做手术。他拿起我的手，在我手指上比划了一下，说要做一个90度的节口，也就是一横一竖交汇点不出头儿。但是，他抬头望了望我说：“现在医院要战备，也可能转移，没法手术，你自己留意不要让它破了！”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好吧！我只好走了。 仗没打起来，日子还那么过，虽然业务上基本没任何进展，倒是这血管瘤，还那么令我难堪地长在手上与日俱增。于是，我又去了上次那家医院，找那位大夫，但他已经不在了，可能出了什么问题，也说不定关进“牛棚”，从那副苦相上我就知道他准有事儿。我知道当时他未尝不同情我，我又何尝不同情他呢，但是谁也帮不了谁的忙。这回是一位女大夫给我看的，这位大姐粗声大气地一看就说：“这是血管瘤呀！”我早知道，自从上回那位老医生说过之后，我回去翻过书，那时有一本书叫《农村医生手册》算得上诊病的百科全书，通谷易懂，第382面上注明：“血管瘤是由血管形成的良性瘤，主要分为毛细血管瘤和海绵状血管瘤两种。”毛细血管瘤一般长在脸上或身体表皮，形成红记，我手上的海绵状血管瘤。 这位大姐转身出屋进了对过一间诊室说：“大夫，……”只听一个粗声恶语的人大声训斥她：“你知道什么呀，那里面大着哪！”真是神医，连面都没看见就告诉我，他们治不了，要治得住院，住院就得等着，只不定等到哪一天。我一气之下，大不了不就是死吗？你见死不救，我犯不上求你，难不成给你跪下，我就留着它玩。 于是我又带着它去了干校，也没耽误我喂猪，也没耽误我挑秧，只是插秧时，我的秧子总爱往水上浮，原因当然是我食指肿大，那种穴一大就拿不住秧苗了。 从干校回来，我又去了那间医院，这次老大夫、女大夫通通没见着，倒是一位戴眼镜、东北口音的小伙子，草草给我一看就说：“我给填个手术单，后天下午来手术。”我看他比我还年轻也就二十多岁，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心想你看好了吗？但嘴上只说了一声：“不住院吗？”他头都没回：“门诊！”意思是让我快离开。 隔天下午，我拿着单子找到他。还真行，敢做敢当，他很麻利很热情地把我领进一间手术室，让我躺下，用皮筋把手指箍住止血，他又去消毒，然后让我把手伸出，问要不要盖住脸。我说：“大风大浪见多了，这小手术，盖什么脸，招呼吧兄弟！”他笑了，不过他拿起刀子比划来比划去，不知怎么下手。我记起了老医生说开个90度日子的话，就用左手悬空在右手指上比划一下。他笑了，对，就拉个弧型口，还有创造。干净利落，10分钟连开带拉带缝，我们边聊天边干活。那时谁家都没电视，他不认识我，倒成全了我和他无拘无束地聊，聊完了天，手术也完了。他送我出门儿，又招呼下一位，我感慨万千地走出了医院。 常言说，姜是老的辣，可是别忘了还有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么一说呢。过了几天，一拆线齐活儿，至今不在阳光下仔细看，几乎看不出刀痕，右食指经多年磨难差不多又完好如初。 要不是这次看杂志，看到那个傻老外天天往医院跑去挨刀，我也就几乎忘了这段往事，我和这个老外不是正相反吗？不过，有病自然快去治，没病千万别找病。 写于1995年7月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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