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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部书稿终于完成时，我并没有松一口气，因为我不知读者将会怎样评判。我急切地期待这本书的尽早问世，希望拥有众多的读者，希望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能宽厚地接受它，喜欢它。 写作的过程是艰苦的，对我来说更是如此。一是我长期勤于动口，而疏于动笔，写作不是长项；二是我不可能有一段宁静而无事的时间，一天都没有。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完成本书，多亏了几位朋友的鼓励与鞭策。 第一位当属姜丰，曾在新加坡获辩星称誉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姜丰分配到电视台工作，又与我同在一个部门，我们是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今年初，她送给我一本书《温柔尘缘》，并题字要我留念与指正。这使我受到了一次冲击与震动。像姜丰一样年轻的作者我见过，比她出书多的同龄人也见过，文采与学识超过她的同龄人也并非凤毛麒角。姜丰和我在同一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一位小姑娘天天上班而已，但她能成书并已发行，使我自愧弗如，颇感汗颜。尤其是她的一句话：“您为什么不写本书呢”，至今犹在耳旁。我读过不少书，也萌生过写作的愿望，但一直觉得那得将来的事。岁月不饶人，没有姜丰这样一位近在咫尺的榜样的提醒，我还有可能一拖再拖，也可能就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毕竟不是人人都留下一本书呵。 正当我决意动笔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陈军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一部书稿，我当时几乎不知道写25万字的一本书，要花费多少时间、精力，姑且不论水准如何，就一口答应下来。我接到他的电话是3月份，他希望我8月份交稿，我说，没问题，我认为这正是机缘凑巧。答应交稿是一句诺言，也就成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与自己内心的责任感，这对于督促自己写作是有好处的。年初，由于《人与自然》这一栏目已步人正轨，其他节目我可接可不接，预计时间会有的。却没料想非计划的工作竟接二连三地落在身上，我身为中央电视台的员工，无可推脱，节目一个接上一个，出差一次跟着一次。完成份内工作已感力不从心，这25万字的书稿怎么办，直到5月份，我才写了几万字。我不是专业作家，就算有一段写作时间也不见得能得心应手，一如所愿，何况还没有时间。这时，陈军左一个电话右一次电话，并亲自来京催我的稿件，使我不能像以往一样，答应了几家出版社试试看，最后以忙以借口，不了了之。我要感谢他，如果不是陈军以不屈不挠的态度来催促我，这本书年内可否完篇，天晓得。 第三位要感谢的是山东济宁电视台对外部主任周长行。他是《大京九》摄制组的编辑之一，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们相识并有机会接触与交往，当他听说我要出书感到困难颇多时，就主动抽出时间帮我，他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鼓励。我曾在出差途中、车上、路上、住宿地、拍摄空暇与他漫谈构想，他则用录音机录下，并请人整理。虽说那整理出来的录音记录不可能当成书稿，但这不断的谈话，谈的又是写书的内容，把我引人了一个创作的意境。他是第一位以热情和溢美之词来肯定我的读者，当一些文字我自己还并无把握拿给他看时，他已真心地喝起彩来，好，妙。没有这近在身边的鼓励，也不可能使我打起精神，增强信心。 阵军在后面推，长行在前面拽，小姜丰在一旁一路小跑，她的又一部书就要问世，我比她多吃了这么多年饭，再不努力何以心安。 我是长期以来以自己的声音和形象进行创作的人。主持人在当今也算得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工作了，我热爱我的本职工作，也已经尽力而为。但我一直认为，迄今为止在各种文化载体中，仍只有印刷文化，才是最正宗、最到位、最隽永的诸多形式中的上品。唯有读书高，当然，也唯表写作高，即使在美国新闻界，也认定写作是一名记者的最重要的基本功。然而，我长期以来，却完全忽略了对于写作的修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信不谬也。 任何专业要想做好，除了本人的全力以赴，认真投入外，都必须具备本专业的从业素质。我爱读书，也很钦佩羡慕下笔万言、文采飞扬的文人作者，也曾萌生过何妨一试的念头，但“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条古训，我未执行，竟久而久之望高山而仰止，束缚了自己的情思与手脚。自责也无济于事，还是本身缺少才力，正如人人在听了帕瓦罗蒂那充满华采、响遏行云的歌声，振奋之余，也被感染得想一展歌喉，但又怎敢走上台去出乖献丑呢？基本这一点，我倒是又宽宥了自己的以往。 不得不承认，写作对我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我不具备这方面的资质。现在能使我有信心去完成此书，除了朋友们的鼓励之外，我认为我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也是我的优势与动力。天赐良机，让我从年轻时起就从事了当代最有发展前景，伴随科技进步，日臻完美的电视事业。在这个时代的信息漩涡里，我在三十多年的时光中，接触了那么多常人所难以接触到的事，接触与认识了那么多的各行各业的人，半个多世纪为世人所熟知的人与事，我都有机会、有条件和有幸接近；再加上我本人的坎坷、感悟，因而有那么多说不尽的话题和道不完的情愫，我自己也实在觉得有责任与有义务把这一切诉诸笔端，给我的后代留下一点线索。如果他们愿意了解以往，那就从一个普通的典型人物身上发掘，这或许应了越具备典型性就越具备普遍性的道理。 因此，本书只能算做我写作的一个开端，我不想就此打住。我将继续写下去，将来也许会有更多的适于写作的时间。万事开头难，对于我来说，这次写书的最大困难还是缺少时间，这本书是我从睡眠里挤出来的时间完成的，这不仅是一种信誉的约束，也是对自己以往荒疏的惩罚。 这本书每天的写作时间是晚上10点之后至第二天凌晨2时许，因为白天几乎不可能坐下来铺纸。写作对我来说是苦差事，但我也上了瘾，恕我大言，才刚写这么几个字就说上瘾。不过，每当夜深人静，回首往事，我就进人一种无怨无悔的亲切与欣慰的心情之中，我仿佛自言自语，给自己讲故事，也像是对我的友人，对我的同龄人诉说衷肠。在人类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有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经历了那么多曾难于承受的风浪和事件，在软弱的心灵上，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震响。至今，我仍是一个弱者，看见人家吵架也会心慌无措，我正是以这种心境把发生过的事，和接触过的人以及我的感悟，诉诸笔端。在出差的路上、在飞机上、在旅店中，我愿与世无争地一个人坐在一小块地方进人自己的天地。今年8月，该是我交稿的日期，我却必须去俄罗斯与波兰采访。一天奔波，晚饭之后，我早早回到房间，伏在灯下不停地写，我足不出户，失去了与同行伙伴漫步异国街头，一睹夜幕下那神奇街景的机会，却在回味东方那生我养我的那方热士中过去所发生的事。我有时真想上街逛逛，但一诺千金，古人能做到的，我辈又怎能轻诺无信呢。于是，我在寂静的异国他乡的旅店房中，一字一字写下去。 关于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的一篇文章《正气辈歌》，计有六千多字，就开始于莫斯科，完成于华沙。《半师半友书画缘》写于空中8小时飞行中，《那也是我生命中的一段时光》写于波兰古城。我把刚写成的稿子给我的伙伴看，有时念给他们听。辛少英看着我写的干校生活的那一篇，独自咯咯笑了起来，她问我，真是那样吗？我几乎不知应该怎么回答她，往事不但对于3O岁左右的人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也恍如身在梦中，我没有“文王拘、仲尼厄、屈原放逐、在丘失明、孙子膑脚”的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我的所谓坎坷，几乎是我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写自己的感受就不可能不提及往事，没有往事，又怎会有这本书。我写东西，都是源自我的记忆，我引用的别人的话或者读过的书中的引文，也都凭记忆。于是，我尽量让它准确，把握不住的，只好割舍。即使如此，也难免会有一些事和引文失去准确，这就难为了编辑阵军。后期编辑中，他会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的故事，他无法核查了，我的引文，要劳他去翻书。如有疏漏那责任在我，在我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想引用又不准确，这就是我文章的不够严谨的缺陷。但对于往事情境的记忆疏忽，不是我个人所能避免的，尽管人的大脑应当记住与储存比现在更多的信息，可是我们每年每月、每时每刻所接触的信息，有的我们自己就把它清洗了，就像消磁一样，再回忆可就难了，不消磁也不可能都那么准确。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位美国教授在给一班学法律的学生上课时，然一个匪徒持枪冲出教室，一会儿又莫明其妙地消失了，这是教授安排的一场戏。事后，教授立刻询问目睹匪徒的学生，让他们描述出匪徒的外貌特征，穿着打扮。这些学法律的学生，尽量仔细地回忆与描述，可笑的是十个人描述成十种样子，连衣服的颜色都记得不一样。可见，人脑很难像仪器的记录那样准确，仪器也有失误和误差，何况人的记忆。好在我与的是感受与回味，事情的细节就不能拘泥了，这也是告诉读者的心里话。 我要感谢梁晓声，他十分热情答应为本书写序。从今年我打算写书开始，我就想找到他，跟他聊聊，求得他的帮助。但电话打了几十次，都没人接，我一直奇怪晓声何以深人生活或请创作假用这么长时间。当我终于找到他时，本书已经脱稿，惜未能听取或采纳他的意见，但晓声在电话中，爽快答应：“我写序。” 我和晓声相识多年，但过从不甚密切，原因是大家都忙，我和他在很多方面心意相通。这大约是因为我们都是在城市胡同里长大的缘故，我在北京，他在哈尔滨。他曾下乡去兵团，我下放去干校，大体经历相仿。因此，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晓声答应为我写序，使我很高兴。 我还约了姜丰为我写序，她也很仗义地为我写成。她说，这是非同一般的选择，按常规，写序要找长辈或成就比自己高的人。我非自傲，我只想找朋友与知音者，有感而发地为我的书写序，周长行也写了一篇。我感谢他们的盛情，我觉得这就很完美了。出版社也可能出于他们的考虑，把姜、周二位的序当成跋，但我想，无论放在开头或结束，都是序，都是对我的鼓舞，都使我感到温暖，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不敢称好汉，却希望多一些人相帮。 我在去年读一本杂志时，看到一篇非常感兴趣的文章。可惜当我想剪下来时，找不到了。那是一位外国人发表的他父亲给他的40条做人的忠告。父亲对儿子说，自己没有财产留下，只有这些做人的道理，儿子在发表父亲的遗训时，情不自禁地觉得父亲对他恩重如山。这40条遗训，我看了也颇受教益。记不得全文，只记几条；要儿子奋斗，靠自己奋斗，要儿子有成，专一的有成，要儿子有了钱做一些慈善事业，要儿子当心出卖你的人就在你身边。其中还有一条是这样的；“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会有人真诚帮你。”这句话，给我刺激很大。这话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颇费周详。我想译者可能把“以为”二字译得有点走味，如果把“以为”改为“指望”就更准确，人生在世，没有人帮是不成的。但时时事事处处都指望或依赖别人帮也是不成的，那是对自己而言。实际上，济困扶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在自己一生大部分时光中，都先后得到许多朋友帮助，这次出书，还是有这么多朋友相助，这个世界上好人、好心人、善良人是大多数。因此，我仍旧依赖与指望别人的真诚。不然，我怎么会有今天这点小小成绩。 前几年，有的人访效好莱坞的一位演员的做法。据说，这位好莱坞影星在领奥斯卡奖时，有人问其感想，这位影星说，此奖非我莫属。于是，连一些小报记者也跟着起哄：你瞧人家，咱们中国人太虚伪，假客气，自卑心理，你瞧人家……就应该那样才对。 可怜的同胞呀，你太无知、太可怜、太可气了。这样的偶然出现的表态，在美国也会被认为是精神病。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一直崇尚廉虚与谨慎。谦虚不仅属于东方，西方也是一样的。 当然，这是对大多数人而言，狂人与小人各国都有，有大志而口出大言都各国也有。韩信曾扬言领兵多多益善，并非狂言大语，而是大将风度，那是语言与内心，言语与行动相匹配的，怕的是不知天高地厚，一味自我膨胀。 前不久，我在深圳看卫星电视，正赶上一个内容是美国颁发艾美奖的节目，那场面与盛况不比奥斯卡颁奖仪式逊色。大多是喜剧片与喜剧演员获奖。令我耳目一新的是，几乎每一位获奖者走上领奖台时，都毫无例外地列举编剧、导演、摄影、音乐、服装、灯光、音响、化妆、美工的名字和功劳，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帮助，毫无例外地赞美竞争对手。获奖者几乎人人都这么发言，“这次评奖强手如林，之所以我是幸运者，实属更得观众偏爱”。其中一位获奖者，是从衣袋中拿出一份名单，逐一感谢每一位协助他工作与成功的人，生怕遗漏。 我不过写了本书，并非佳作，更未获奖。但出于我自己的重视与珍爱，仍情不自禁地感谢帮助过我的诸位，其中还包含帮我打印稿件的我还不曾认识的朋友，没有他们，我也会延误交稿日期。 书的内容大部分是自己所有过的经历，在经历之中，有许多人是作为我的描述对象，有许多经历失却了他们就失去了价值与色彩。还有一些令我过去难堪与屈辱的经历，当时，找曾有过怨恨，我对那些陷我于不幸处境的人极端反感，但随着时光推移，或者说随着我事业的稍许成功，渐渐把原来的不快冲淡了。我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我也是一个不会样样都报之以牙眼的人。对一件人为造成的不愉快的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像挨了一鞭子的马，一个劲往前跑，不要在原地打做一团。我这么多年就是把别人有意无意对我造成的伤害，化成一股哀兵心态，一个劲只管往前冲，化愤懑为动力，这也是我的人生哲学中的一个章节。 何况往事，亲切的更亲切、不愉快的既然过去也转为珍贵的回味；更何况站在多方视象，看过来想过去，很多人做很多事，哪怕是错事，也不会是一种残忍的恶人心理，那是那个时间、那个环境、那种思潮造成的，也不能单怪一个人。至于小丑一样的恶人恶事，相信他自会有报应。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几乎是一种规律。因为一个恶人绝不会单单欺侮你一个人，仅是你个人对头，否则不是恶人。要是他人人都欺侮，必然有人会越众而出，他必然会在人人喊打的过程中，惨遭覆灭。 我到此刻，真的不但原谅了造成我挫折与痛苦的人，而且还有感谢之心，没有他们，就没有那难堪的经历，没有曲折的人生，生活就过于单调，而单调的生活不可能产生震撼人心之作。幸亏我有了一点，平庸生活中的小小反差，使我的经历稍有曲折，使我的心灵曾蒙阴影，在这样的时光中，我才对人生，对自己的今后有了更多的思考。所以在此，在书的结尾处，我要向这几位我不知他们现在何方的人，表示我的感激。同样，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丰富的人生，没有值得回味的人生之路，就不会有本书。 谢谢，谢谢您的阅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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