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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 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 红花须要绿叶扶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金庸纵有盖世才华，要是没有得力的帮手，恐怕也难施拳脚。 有了一帮手足，就必然有人事的纠纷。“武林高手”金庸是如何发掘人才，又如何应付各种人事关系的？ 为什么那么多“好汉”先后离开《明报》，却从不说金庸一个“不”字。还有那众多商场上的对手，同行中的竞争者，当然也有性格不合，说不到一起之人，但至今未见诋毁金庸的言辞。由此也可窥见这位侠之大者的人品之一斑。 先说“胡菊人脱离明报事件”。 胡菊人的文章写得漂亮，编辑眼也独到。他从1967年起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全身心投入，将月刊办得有声有色。《明报月刊》在文化界地位崇高，《明报月刊》的总编也自非一般报刊杂志的总编可比。胡菊人自然心满意足，不曾有过什么跳槽的想法。 但是，1980年，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安心工作了十三年的胡菊人提出要离职。 事情源于一个台湾人。此人携巨款赴港，准备在香港办报，扬言要办一张像《明报》那样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他先是由古龙介绍找到倪匡，后又找到胡菊人。 胡菊人开始有点犹豫，但台湾人反复强调他要办的就是胡菊人理想中的报纸，一种充满责任感的报纸，一种能够拯救一代青年人的报纸。胡菊人不由得心动，他心想： “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 经过多次接触、磋商后，胡菊人当机立断，决定离开《明报》，自创天下。 据说，当他提出辞呈时，金庸整个人都呆住了。“不会是真的吧！”金庸第一个反应便是这句话。“是不是薪酬不满意，菊人兄，我们可以商量呀！”金庸还以为胡菊人不满意薪酬。 “不，查先生，我在《明报》服务了这么久，从来就不计较什么薪酬问题，我只是想出去闯一闯。如今，我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想放弃。”胡菊人说得诚恳：“我要出去办报。” “什么？”金庸吓一跳：“办报？”因为他知道胡菊人没有办报的经验。 胡菊人坦率地向金庸陈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金庸听得直冒冷汗，他觉得胡菊人过于轻率，办报不同于办月刊，弄不好，会身败名裂的。这时候他倒不是担心胡菊人的离去会影响《明报》，而是担忧胡菊人将来的处境问题。 “你想清楚了吗？菊人兄？”金庸沉住气：“办报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年《明报》的艰辛你是目睹的呀！” 胡菊人心意已决：“查先生，我想过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金庸只好叹道：“菊人兄，你再考虑一下吧！” 金庸想尽可能“拖”住胡菊人，立刻打电话给倪匡：“倪匡，胡菊人要走了。” “我早已知道。”倪匡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是他的私事，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倪匡理直气壮。 “那怎么办？”一向沉稳的金庸竟然有点气急败坏。 “你说怎么办？”倪匡反问。 “当然挽留他，不让他走，”金庸说：“你跟他说说吧！” “我跟他说？”倪匡一怔。 “你平日口才那么好，除了你，还有谁说得菊人听？” “还有孙大姐。” “那你们两个一齐去说。”金庸真的急了眼，他爱才如命，实在不愿看到多年的手下和朋友突然离去。 倪匡、孙大姐向胡菊人说明了利害关系，但胡菊人的决心很难动摇。 金庸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胡菊人离他而去。 为了酬谢胡菊人十三年来的服务，金庸特地在酒楼设宴欢送，并即席赠与黄金劳力士表，场面很是感人。 胡菊人离职之际，暗中招兵买马，心想《明报》的老同事如果愿意合作，那么一定能将报纸办好。没有想到金庸比他棋高一着，早就宣布所有工作人员获得加薪，还设宴慰劳。所以，尽管胡菊人分别约请喝茶，仍未见效。 看来，金庸早就料到胡菊人有此一着。胡菊人离职本来可能酿成大风暴，却被金庸化解得风平浪静。 后来，胡菊人在《中报》混得不好，金庸听说后十分难过，常向孙大姐询问胡的近况。对于胡菊人暗底拉拢《明报》人员，金庸也从无责怪之意，反而人前人后称赞胡菊人是个好编辑。 胡菊人辞去《明报月刊》总编后，金庸亲自兼任老总，觉得十分不便，四出找寻适当人选，结果找到了董桥。董桥那时在中大有教职在身，不想放弃。金庸看过董桥的翻译，评为第一流高手，因而一定要把他请到才甘心。他知道董桥是为了中大的丰厚薪资，方始犹豫，于是答应董桥给予同样的待遇，终于挖角成功。 另有一次“风暴级”事件是“林三木离职风波”。 林三木原是《明报》资料室职员，受金庸赏识而获保送英国研读经济。学成归来，出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不久即升为总编。 林三木是潮州人，有潮州人的固有狠劲，办报纸作风大胆泼辣。《明报晚报》在他的主持下，销路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它提供股市消息十分准确。 股市狂潮时，买股票等于买马票，要讲究贴士。《明报晚报》就等于马经，专向股友提供贴士，作隔天预测：汇丰好市，会升多少；和记下挫，理宜抛出；……股友就根据提示去处理明天的买卖。由于所作预测命中率很高，《明晚》就成了股友心目中的明灯，销路哪能不好。 林三木有什么法子获得那么多贴士呢？ 原来，股票市场里的许多大户，如李嘉诚、廖烈文等，都是潮州人，跟林三木有同乡之谊。加上林三木的外表长得气宇轩昂，风度翩翩，而又口齿伶俐，身份又是《明晚》老总，许多大户都愿意跟他来往，酒醉饭饱，谈起明日股市，自然会说出个人观感。 香港的股市交易，主宰权只受两种情况控制，一是国际形势，二是本港大户。国际形势并不是天天在变，所以大户的力量，反而显得突出。 林三木根据他们透露的口风，第二天一早回到报馆，便写成文章发表。《明报晚报》是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股友看到林三木的提点，仍可赶得上下午的交易，所以有段时间，全香港的股友都把《明晚》奉为奇皋。 那些大户之所以自愿向林三木提供消息，无非志在宣传。想一某只股实开，最好的方法莫如能在事前通过传媒制造消息，那么，股票就一定会升。这是先利己后利人的做法。 《明报晚报》的销路就这样越来越好，林三木借着他的关系，也在股票市场上赚了一大笔，于是便想自己也试着办一份报纸。 林三木为人沉着，同时对商场也相当了解。他暗中筹备，理想定得不太高。他只是想出一版大张的日报，内容全以经济为主，副刊只占半版。这样，他跟太太骆友梅两个人就可以负起编辑工作，最多请两个校对和一个记者，支出有限。 再加上他跟上流社会的交情，取得第一手资料自不成问题，同时也可以凭此拉一点广告。他的计划应当说没有什么破绽。一切成熟后，他便向金庸摊牌。 金庸自然再三挽留，但创业的激情使林三木决然他往。于是，《信报》创刊了。《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劲敌。 许多人认为林三木太过忘恩负义，但金庸说：“人望高处，水往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在许多社交场合，金庸都会跟林三木碰头。金庸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没有一般老板名人的习气，总是将别人当做自己的昔日“马仔”看待，称人小名。 林三木离开《明报晚报》后，财经消息便由黄扬烈负责。黄扬烈由此也认识了不少中小股票户。 这些中小股民眼看林三木办《信报》这么成功，不免见财眼开，鼓动黄扬烈与他们合股创办《财经日报》。于是《明报晚报》又少了一员干将。 《财经日报》的成绩平平，不少股东相继退股，最终实在顶不住了，黄扬烈请求金庸入股。 金庸居然答应了。他没有怪黄杨烈离开《明报》，反而百般安慰，说办报就是这样的了，不办过不知个中苦乐。 没有多久，金庸眼看《财经日报》仍然销路不佳，怕黄扬烈累坏，便把《财经日报》买了下来，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王世瑜，据说他是金庸最喜欢的人。 很多年前，王世瑜在《明报》打工，职位是信差。他办事勤快、机灵，深得金庸欢心，便升为校对，后又升为助理编辑、编辑，一直做到《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一时无二。 但由于王世瑜与查夫人在编辑风格上产生矛盾，因而离开《明报》，进入《新报》，并创立《新夜报》。 王世瑜在《新夜报》上不停地制造新闻，欲贬低金庸。当时有人劝金庸告他，金庸却没有那样做，只是笑笑说：“小孩子嘛，总是这样的。”不放在心上。 王世瑜后来自办《今夜报》，赚了钱，便把报社卖掉，全家移民加拿大。 金庸一听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主持《明报晚报》，并任《财经日报》社长。 金庸的器量之大，真是罕见，可谓侠骨柔肠，豪侠风度。宽容，一向是金庸笔下人物最大的特点之一。金庸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性中很重要的因素，也正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和处世原则。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庸是一个威严而神秘的人。 他中等个子，国字脸，不苟言笑，初认识的会以为他不太好接近。 据说，他的管理手段虚虚实实，莫测高深。 他在社长办公室办公，很少在编辑部走动和与职员交谈，日间也不常回报社。敢于与查良镛面谈的高级职员不多，大家都觉得他深不可测。 然而，金庸的属下，曾长期在《明报》服务的王世瑜说他“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辞退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内的同事对他均很尊敬。” 在报馆中，所有人都不称金庸为“查社长”，而称为查先生，连他自己打电话回报馆，也自称查先生。查先生不发脾气，但是他国字面型，在认真工作时，有不怒而威的效果。报馆同事，自然个个对他尊敬。这种尊敬，不仅是老板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对金庸这位有高超见识，有那么好的作品问世的文化人的尊敬。 金庸不擅辞令，讲话很慢，似乎每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有时，别人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 大概因为口才不太好，他喜欢以笔代口。他对于下属有什么指示或意见，经常用“写条子”的方式。以笔来管理一切，以笔来交际，这倒颇具有作家的风范。 有一次，倪匡、亦舒兄妹向金庸“抗议”，要求增加稿费。金庸总是左推右挡，以太极卸劲招术化去倪氏兄妹刚猛凌厉的攻势。 倪匡在一次宴会上，借着酒劲，大声疾呼，要求加稿费。他说：“查良镛，你赚了这么多钱，应该加稿费了吧！” 金庸笑笑说：“好好，我加！”总算摆平了倪匡。 后来，真的加了稿费，是5％。倪匡大为不满，打电话去骂，金庸讲不过他，于是便说：“好了好了，倪匡，不要吵了，给你写信。” 一听写信，倪匡几乎昏了过去，大叹：“我命休矣！” 金庸的口才敌不过倪匡，但讲到写信评理，倪匡绝不是对手。倪匡怕写信，他是一字千金，认为写信白写没钱收，只有傻瓜才做。 但金庸就是有点傻气，独独喜欢写信。倪匡说：“我从来不曾见过一个人像查良镛那么喜欢写信的。” 过了两天，查先生的信到了，拆开看，附列十几条条文，不是申诉报馆开销大，就是经济不景，唯有节约，最后例必是吾兄要加稿费，势必引起连锁反应。意即若你加，人家也要加，这笔开销不轻。直把倪匡看得心酸难熬，最后惟有弃械投降，不提加稿费了。 这只是作家沈西城笔下的趣事一桩。千万不要以为金庸是个吝啬的人。其实，金庸并不吝啬，他只是保持了文化人的习性，深谙节省之道，绝不富而后骄，乱花钱。他是应用则用，对朋友，倒是相当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亦应当最深。 倪匡有什么困难，金庸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金庸便会预支版税。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金庸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以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呀！” 在倪匡的笔下，金庸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金庸的头极大，笔者有三个大头的朋友：金庸、张彻、古龙。这三个大头的朋友，头都大得异乎常人，事业上也各有成就。和这三个大头朋友在一起，常有一种极度安全感：就是天塌下来，也有他们顶着！ 十余年前，金庸嗜玩“沙蟹”，“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比，堪称一流朋友。 金庸在年轻时曾学过芭蕾舞，对古典音乐的造诣极高，随便拣一张古典音乐唱片放出来唱上片刻，便能说出这是什么音乐。 金庸十分喜欢驾车，更喜欢驾跑车。最早，用过凯旋牌小跑车，后来，换了保时捷。保时捷跑车性能之佳，世界知名，到了金庸手中，平均驾驶时速略为提高，大约是三十里。曾有人问金庸：“你驾跑车超不超车？”金庸答：“当然超车，逢电车，必超车！”其性格中的“稳”字，由此可见。 金庸不嗜酒，号称“从未醉过”。根本喝得少，当然不会醉。他吸烟、戒烟，次数极多，如今一样大吸特吸，并且相信了中年人不能戒烟的理论。 金庸也略藏书画。如今书房中所悬的，有史可法的书法残片；曾在他处看到过不知是真是假的仇英《文姬归汉图》；也曾见过四幅极大的（超过五公尺长）齐白石精品、吴昌硕的大件等等。 金庸也集过邮，不过他集的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已。 金庸对吃并不讲究，穿亦然，衣料自然是最好的，但款式我行我素，不受潮流影响。 金庸的武侠小说，偶尔写到围棋，显示出作者十分熟悉棋艺。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金庸，也确实喜欢围棋，不过段位不高，司马长风曾戏称他为“棋坛闻人”。五十年代时，他与梁羽生同事，下班后经常在一起下棋。他还拜过一些著名的围棋手为师。1987年，陈祖德被邀请住入查府，一住就是几个月。据说他在太平山上的房子是轻易不接待客人的，可见他对围棋的喜欢。 聂卫平也作过他的老师，当然也去过太平山上的房于。1993年3月金庸赴京访问，丁关根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他，特地请了聂卫平作陪。在宴会中，丁关根问聂卫平：“你有几个围棋弟子？”聂卫平答：“最好的弟子是马晓春，但真正拜过师的只有查先生一位。”丁关根说：“你怎么叫徒弟查先生？”聂卫平回答：“我崇拜查先生的小说，他的年纪又比我大得多，我们是两头大。”丁关根又问：“查先生的围棋在香港是不是最好？”聂卫平沉吟半晌，才说：“在香港知名人士中第一。”众人大笑。 但金庸自言，即使在香港知名人士之中，他的围棋也决非第一。 金庸的文化人品性根深蒂固，对于知识，永远怀着热情与好奇。他在中年后迷恋佛学，大约是想探寻生存的究竟。他购置了大量的佛学书籍，并且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佛经，他开始学习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梵文。 他一直自认英文程度不高，拼命自习，简直到了苦读的地步。从青年时代开始，金庸每天都要挤出若干小时读书，绝不松懈。所以，“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句话，是万万不错的。金庸的成功，丝毫没有侥幸的成分。 金庸性格认真，写作也是如此，一字一句，反复推敲，速度较慢。但是，这只是相比倪匡、古龙这样的作家而言，以一般的标准说，金庸仍然算得上快手。尤其是，他的武侠小说都是在一边办《明报》，一边写社论时写出来的，若非天才，谁能做到？恐怕许多天才也只能自愧弗如。 金庸构思一部新作时，有时会请来几位朋友征求意见，让他们每人拟出一个他们自认为最佳、最完善的结局。然而，金庸并不会采纳其中的任何一个，他恰恰是要避免别人能够想到的结局，而另外独辟蹊径，与众不同。 金庸有金庸的幽默。他曾对一个女孩说，她的“美丽增长率最高”。女孩子听后大喜，但沉思良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说我小时候难看啊！” 倪匡说金庸这个人很怪，求他不行，要引他上钩。 蔡澜一直在电影界混，一日突发奇想，想到《明报》弄个专栏玩一玩，找到倪匡。 倪匡面露难色：“这个很难，你还是叫我请你吃饭，这比较容易办。” 蔡澜问为什么，倪匡解释：“查良锒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蔡诗人炎培不过是副刊校对，故此有个蔡校书之誉。你要写《明报》副刊，真是难过登天。” 蔡澜死不甘心：“倪大哥，你不帮我，普天下恐怕也没人帮得了我也！” 倪匡最怕哀求，当下便说：“让我想想办法，不过，你别太急。”犹豫了一下又说：“期诸三月，必有所成！” 接下来的几天，凡是有金庸的场合，倪匡必谈蔡澜。起初，金庸并不在意，过了一星期，终于忍不住问：“倪匡，蔡澜是谁？” 倪匡一听，心下大喜，鱼儿上钩了，嘴上连忙说：“哎哟！蔡澜你也不认得，文章写得这么好的人，你居然不认得，你怎能说是写稿佬？快点去买张《东方》看看吧！” 过了三天，倪匡又见到金庸。 金庸主动说：“你说得对，蔡澜写得不错，有多大年纪？” “四十左右吧！” “这么年轻文章就写得这么好，难得难得！” “还不止呢！”倪匡跟着就把蔡澜精于棋诗书的事，一一告诉了金庸。 “哗！真是英雄出少年，什么时候给我介绍一下！” “他很忙，我替你约约看。”倪匡吊金庸胃口。 又过了三天，倪匡对金庸说，蔡澜约好了。金庸盛装赴会，一见蔡澜，态度诚恳得出人意表，令蔡澜不知所措。 三人欣然就座，天南地北的谈，至中席，金庸推了推倪匡，轻声说：“我想请蔡先生替《明报》写点东西，不知道蔡先生有没有时间？” 倪匡一听，皱了皱眉头，结结巴巴地说：“这个……这个嘛！” 金庸又推了他一把，倪匡这才勉强说了。蔡澜一听，欣喜若狂，因为距他求倪匡向金庸说项前后仅两个星期而已！ 与金庸相熟的人，都说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对倪匡好，不用说了，就是对其他人，也非常的好。 王司马就是一个例子。金庸很欣赏王司马的漫画，自己的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时，指明要王司马为他设计封面和插画。 王司马因患病去世，金庸闻讯，不禁流下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金庸支付。出殡那天，他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 《明报周刊》总编雷坡在台湾荣民医院养病的时候，无暇再兼顾周刊的编务，但金庸照发他的工资。 后来雷坡返港，金庸恳请他再任总编，同时了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不限制他的上班时间，另外还给他大幅加薪。 对于人才，对于朋友，金庸从不吝啬。对于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事业，金庸也出手大方。有一次，他将一张一百万元的支票亲自捐赠给香港大学，港大校长过支票时，开了句玩笑，说金庸写漏个“零”字。金庸却当了真，立即又送去九百万。 多年来，金庸名下各种各样的捐赠，实在不计其数。 金庸“闯荡江湖”数十年，认识的人自不会少，而他人品高洁，才高八斗，又侠义心肠，胸怀宽厚，朋友自然也多。且看他们心目中的金庸又是何等样人。 名作家倪匡年轻时人称“小捣蛋鬼”，老了自然便成“大捣蛋鬼”。他性格直率，敢怒敢骂，有时候不免“胡作非为”，与金庸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相交相知三十多年，是一对要好的朋友。金庸称倪匡为“匡兄”，倪匡称金庸为“老查”。 倪匡佩服金庸，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金庸以前，没有这样好看的小说，金庸以后也不会有这样好看的小说。他一连写了四本《我看金庸小说》，开启了金学研究之先河。 倪匡既是名作家，又是金庸的好朋友，他笔下的金庸就多了几分生动和真实。想要了解金庸，不能不读倪匡的文章。在此特辑录几段倪匡记述他俩之间友谊的妙论，以飨读者。 坊间有流言：金庸小说，有不少是倪匡代写的。听到这种流言，倪匡乐不可支，认为真正太看得起倪匡了。他说，他若能写得出金庸小说的十分之一，已是死而无憾。 但这些说法自何而来呢？ 金庸写完《倚天屠龙记》后，《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第一天开始连载时，金庸约晤倪匡，在座的还有新加坡的一位报馆主人。 这位新加坡人是特地来香港找金庸，要求金庸别结束《倚天屠龙记》，继续写下去。而金庸已将全副心神投入创作《天龙八部》，不可能同时写两篇，所以特此约晤，要倪匡代地撰写《倚天屠龙记》的续集。 当金庸一提出这个要求时，倪匡顿觉脑中轰地一声响，几乎飘然欲仙。当时的对话，大抵如下： 金庸：新加坡方面的读者十分喜爱《倚天屠龙记》，希望有续篇。我没有时间，特地约了新加坡的报馆主人来，竭力推荐，请倪匡兄写下去，一定可胜任。 新加坡报馆主人：金庸先生的推荐，我绝对相信，要请倪匡先生帮忙。 倪匡大口喝酒，半晌不语之后，神色庄肃，开始发言。这大抵是他一生之中最正经的时刻。 倪匡：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金庸认为我可以续他的小说，真是太高兴了。其高兴的程度，大抵达到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可以大胆讲一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如果有人胆敢答应：我来续写，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睡觉太多，将头睡扁了。我当然不会续写《倚天屠龙记》，因为我虽然睡觉不少，但幸保脑袋未扁。 不过这件事，倪匡至今认为是极大荣幸，颇有逢人便谈之乐，所以久而久之，就有“倪匡代笔”之说了。 而且，真是确曾“代笔”。那是金庸在写《天龙八部》期间，忽有长期出游欧洲计划。而香港报纸的长篇连载一般来说不能断稿。于是金庸找倪匡，求他代写三四十天。当时在场的还有名作家董千里（项庄）先生。 金庸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自由发展。” （倪匡语：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个别人，或许会生气，但倪匡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 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练而有力，文字的组成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 （倪匡语：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倪匡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董千里先生文之简练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 商议定当之后，就开始撰写，倪匡自觉思想负担之重，一时无两。战战兢兢地写了大约六万字左右，到金庸欧游回来，才算松了口气。 金庸在事前的担心，倒不是白担心。因为他深知倪匡的脾气，喜欢“捣乱”，所以才事先特别叮嘱“你只管写你自己的”。然而当他回来之后，见面第一句话，倪匡就说：“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阿紫是《天龙八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倪匡说他讨厌这个人，所以令她瞎了眼。金庸一听，也唯有苦笑，是否有“所托非人”之感，不得而知。常言道“生米已成炊”，阿紫之眼，既被弄瞎了，自然也唯有认命了。 倪匡所写的那一段，在旧版书出版时，收进单行本中。金庸将全部作品修订改正之际，曾特地找倪匡来商量：“想将你写的一段删去，不知是否会见怪？” 倪匡当时的回答很妙，先大声说：“见怪，会见怪，大大见怪！” 金庸是正人君子，不像倪匡那样，荒诞不经，闻言神情踌躇，大感为难。于是倪匡哈哈大笑，道：“我见怪的是你来问我会不会见怪，枉你我交友十数载，你明知我不会见怪，不但不见怪，而且一定衷心赞成，还要来问我！” 金庸有点不好意思，说：“礼貌上总要问一声。” 倪匡说：“去他妈的礼貌！我有点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了，你怎么办？”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 金庸果然有办法，他改动了一些，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写得更加透彻。一个为了痴情相爱，宁愿将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而一个为了性格顽强，将已复明的眼睛又挖出来。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大作家的能力，确然令人折服。 经此一事之后，倪匡自然更逢人便说，而且还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 借金庸、张彻两大名人标榜自己，可谓深得自我标榜之三昧矣！所以，才有了“代写”的流言，事实上，却不过如此而已。 在《明报周刊》的雏形时期，需要一篇武侠小说，为了增加对读者的吸引力，署名是“金庸、倪匡合著”，事实上，全由倪匡个人执笔，借了金庸之名。合作写小说不是不可能，但以倪匡自认为和金庸创作能力距离之遥远，实在是没有什么可能的事。 以上，就是所谓“代写”的内情。 金庸的小说，没有人可以代写。 如果有人可以代写，写出来的作品如此之好，这个人为什么要代金庸写，自己不写？道理极简单，偏有人不肯去想一想，真怪！ 倪匡藏有金庸所书长联两幅。至今为止，可称世间孤品，因为舍此而外，金庸再无类似的书法作品。金庸倒是在他的作品集上自题书名，每一次，只怕都写了几十遍以上。因为他的书法，并不如何高超，绝不能称“家”。但这幅对联，却极之有趣。 倪匡说在联语之外，还有注解，字数虽不多，但包含哲理甚深，录下以供各位同享：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文中有武，不饥不寒，老而不死，不亦快哉； 品到无求，无迂无争，迂则必争，无灾无难，远于无常，无量寿也。 我与君俱以武侠小说为人知，文中有武，并驾当时。人之喜祷善颂者。恒以“大宝贵亦寿考”为祝。寿考诚美事，大宝贵则非大争求不可得，或求而无成，或既得而复失之，终日营营，忧心忡忡，人生百年，何愚而为此苦事。君少年时多历忧患，当深知不饥不寒之至乐。 女俏子灵斯谓好，谷重穗，不搞不震非好汉； 贝富才捷信为财，果珍李，无忧无虑作财婆。 匡兄四十初度，摆联自寿，有“年逾不惑，不文不武”暨“无欲无求”语。以“不”、“无”二字为对，惟有句洒脱，匡嫂不之喜也。谨师其意，以抽笔书二联祝无量寿。举世贝壳藏家，或雄于资，或邃于学，抑或为王公贵胄，似君以俊才鸣者，未之或闻。 匡兄华诞之喜 弟：金庸 乙卯六月 倪匡说，“这幅对联，需要解释之处甚多，不然，不容易明白，太过‘深奥’。” “首先，四十岁那年，我自撰对联一幅： 年逾不惑，不文不武，不知算什么； 时已无多，无欲无求，无非是这样。” “自觉甚是高兴，在报上发表。惹来的反应，是有人在报上破口大骂：‘自撰挽联式的对联，以老卖老。’等等，这可以不论。老妻看了，愀然不乐，是因为‘时已无多’四字。人到四十，算是活七十，已过了一大半，‘无多’是实际情况。叵奈人都不愿听真话。金庸知道‘匡嫂不乐’之后，送来这两副对联。” “第一幅的典故如此。第二副的‘典故’更多。老妻名李果珍，小女名穗，小儿名震，这是嵌名联。而“搞搞震”是粤语，意思是胡捣蛋，一联之内如此复杂，也颇不多见！” “小儿胡捣乱事迹甚多，金庸后来又在赠他的书扉页上题字，有‘不搞不震非好汉，乱震乱搞岂英雄’之句，以资勉励。有金庸亲笔题字之小说，在同学中，登成英雄人物矣！” 倪匡对金庸性情的评论，也很有意思。 金庸是属于慢性子的人，涵养极好，多少年来，只见他发过两个半次脾气。此话怎讲？因为两次都不是盛怒，只不过表示了他心中的不高兴，而且这两个半次脾气，都发得十分有理。一次，是笔者为了一己之利向他作一个要求，时在汽车之中，金庸“哼”了一声：“除非《明报》破产，不然万万不能！”吓得笔者和同车人噤若寒蝉，连大气儿都不敢透着好几分钟。另半次是对一个行为十分卑劣的小人，该小人颠倒黑白，造谣生非者再，金庸当众宣布不与这种人同席——很多人，可能只看到过查先生这半次脾气而已。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个半次生气之后不到一小时，金庸就打电话来：“如果你真觉得这样子对你有好处，就照你的意思办吧！”笔者忙曰：“不必了！不必了！”屈己从人，照顾朋友，这是金庸做人的豪侠之处。金庸事业大成，自然比一般摇笔杆子的朋友富有许多，向他有所求的朋友，很少受到拒绝。曾问过他：“你手上的钱如何处理？”他的回答是：“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 施惠毋念，金庸是做得到的。但受恩勿忘，受过金庸好处的人，若能表达一下心中的感激，金庸也总会高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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