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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着牛虻蚯性格的人物，出现在中国武侠小说中，会是一种怎样的情状？ 记忆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 爱情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误会可以令人啼笑皆非； 悬念一般会有结果； 心灵总有不能承受之轻； 这些要素都糅合到一块，不知能不能写出一段传奇故事，刻画一个出色的人物？ 答案是肯定的。 梁羽生曾夫子自道，说：“文学作品能够感动读者，主要的因素是人物性格塑造的生动和内心情感刻画的深人，我个人写小说并不很注重故事的情节，但有时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也不得不兼重情节的发展，唯在叙述时尽可能避免情理不通之处。使故事合理化而不流于神怪奇诡。” 但很奇怪，梁羽生自己最喜欢的三部作品：《萍踪侠影录》、《女帝奇英传》、《云海玉弓缘》，却并不是他著作里销路最好的。尤其是《云海云弓缘》，是他运用近代心理学的新式手法写成的，更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来刻画男主角金世遗的特殊的心理状态，本应是一个新的尝试，但搬上银幕之后，反应平平。 倒是《白发魔女传》和《七剑下天山》销量最高。 这倒有趣，《白发魔女传》还好理解。已故词人刘伯端在七十高龄读完这部小说后写的一首词，很能说明这部作品为什么受欢迎，词中这样写道： 家国飘零，江山轻别，英雄儿女真双绝。玉 萧吹到断肠时，眼中有泪都成血。 郎意难坚，侬情自热，红颜未老头先雪。想 君亦是过来人，笔端如灿莲花舌。 野史、奇案、武侠、权力、美女、爱情……这样的小说能不吸引人？ 《七剑下天山》有什么呢？ 当然，武侠小说基本的要素它都具备，但论奇诡，它不如《白发魔女传》；论曲折，它不如《云海玉弓缘》；论典型，它不如《萍踪侠影录》；论传奇，它不如《女帝奇英传》。不过，它塑造了几个很有说头的人物，如凌未风，如纳兰容若，如冒浣莲等等，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情怀，串起了这部作品——一部连梁羽生自己也想不到会这样大受欢迎的作品。 一般来说，中国古典文艺，不只诗词歌赋，就是戏曲小说，现实性都不是很强的。甚至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直接描写社会矛盾、阶级斗争的作品，最终也主要归结为人生无常感，在历代兴亡之中获得某种人生彻悟，一切真切实在的现实冲突都被纳入一个神话般的框架内，包裹在巨大的人生感叹之中：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武侠小说更是另外创设了别一个世界。作家们往往把自己的忧时愤世隐藏于打打斗斗的近乎神秘的艺术形式中，不干涉时世，有意淡化作品的现实感和真切感。但却常常事与愿违。 武林世界其实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面的血腥气，权力欲，非常态，一点都不比现实世界逊色，甚至比现实社会还有过之。 梁羽生谙熟古典文艺，对鲁迅所深刻揭发的中国人缺少正视现实的勇气不会没有所闻。他的写作路线一直走的就不是轻飘飘的风花雪月。 《七剑下天山》也不例外，历史人物就写到了康熙、顺治、冒辟疆，董小宛、傅青主、纳兰容若（性德）等。这些都是实有其人，且都是声名赫赫的，非君主则名士，不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只是康熙在五台山清凉寺杀死了顺治老儿。 但写江山写多了，梁羽生也觉出了不妙。虽然历史充满偶然，却又具有惊人的相似，但他毕竟是现代人，不是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少有的“乾嘉盛世”，武侠小说也不是历史小说。由写江山转到写江湖也好，由写咄咄逼人的君王转到写武林人物也好，他总要找到一条出路。 《七剑下天山》进行了尝试。 凌未风是中国的牛虻。 当代年轻的读者可能不知道牛虻是谁。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偶像。 如同我们这一代人，谁不曾为勃朗宁夫人的爱情故事和她的《十四行诗集》神魂颠倒一样；我们的哥哥姐姐甚至是上一辈人，谁不知道牛虻呢？ 那时候，牛虻和保尔·柯察金一样，是所有中国青年的学习榜样。 那时还不兴叫偶像，但他们比今天的偶像更让人崇拜。 他们是一股动力，是一份激情，是朝圣者的灵魂。 据说，在北大荒的干打垒里，一群垦荒者围坐在油灯旁，在聚精会神地听他们其中的一位同伴朗读《牛虻》，浑然不觉屋外北风呼啸。 据说，在一个知青部落里，一群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轮流着再看他们带到乡村去的惟一一部《牛虻》。他们重温着，感念着，憧憬着。 因为牛虻说过：“爆发的时机一到，我们就会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可是我们必须忍耐，这些巨大的变革不是一天就能成功的。” 这种信念成了那一代人阴影中的阳光，荒漠中的清泉。 我们想不到的是，梁羽生竟然也如此的迷牛虻，以至创造了一个中国式的牛虻。 说起来，《牛虻》是英国女作家艾·丽·伏尼契在1897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到今天，几乎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 《牛虻》所反映的时代，是上一个世纪意大利人民处于苦难深重的时期。在奥地利侵略者的奴役之下，意大利被分割成七零八碎的许多小国。意大利的爱国志士，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民族的独立，风起云涌地起来斗争，革命风暴席卷亚得里亚海上的半岛之国。 牛虻就是这场斗争中涌现的一个英雄人物。 作品通过牛虻一生的身世和遭遇，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在黑暗、污浊、欺骗、虚伪的现实教训下，背叛了他所笃信的上帝和阶级，投向了革命，卷入了火热的斗争，锤炼成一个为统一和独立的意大利而战斗的革命者。 也许是牛虻的刚强和无畏，他那钢铁般的坚忍力量，他对敌人的憎恨和轻蔑，他那不为任何拷打凌虐所屈的坚贞品质，尤其是他的爱国精神和为祖国的统一甘愿牺牲的赤子之心深深感动了梁羽生，以至他连《牛虻》中的基本情节都拿来套到了《七剑下天山》里面。 凡是读过《牛虻》的人，一拿起《七剑下天山》，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 比较是有益的。 在充分注意到两部小说由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而必然产生的巨大差异的前提下，以对一部作品的理解来深化对另一部作品的理解，以期在另一部作品的参照下，使作品的某些潜在方面得到呈现。 牛虻刚刚革命的时候，是幼稚的，天真的。他对意大利的教会组织认识不清，甚至盼望他的神父会起来率领革命党人，为统一意大利而战。但他的神父却是一个间谍。 有一天，他又去向神父忏悔，把他的苦恼——他的妒忌，他的爱情，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 然后，他被出卖，连同其他同志，一起被投进了监狱。 临出狱前，他知道了真相。步出了狱门，他向女朋友琼玛承认了是他的错。 琼玛觉得不可置信。等她明白过来时，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 这一个耳光，把他从亚瑟打成了牛虻。 十三年之后，他再度出现在她面前，带着脸上弯曲可怕的刀疤，一条瘸了的腿，口吃的习惯以及一脸刚毅倔强的神气。 他没有当面宽恕琼玛的那记耳光，让痛苦始终煎熬着琼玛，使她不能摆脱一生的不幸和心灵的创伤。 他不愿让他心爱的人受到他的牵连，从而置身于险境。这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家。 他再次被捕，并被处于极刑。一个礼拜后，琼玛收到他的绝笔。 他在信中剖白了一切，包括对她的爱和对革命的信心。 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着他们小时候坐在一起念过的一首小诗： 不论我活着， 或是我死掉， 我都是一只， 快乐的牛虻！ 牛虻和琼玛的故事完了，凌未风和刘郁芳的故事还在继续着。 从情节的架构上说，梁羽生的凌未风简直就有“抄袭”牛虻之嫌。 也是被青梅竹马的刘郁芳打了一个耳光，因为他轻信了狱中的一个奸细，误以为他也是抗清义士，将自己人的地址透露给他，以致差点被清兵一网打尽。 也是十年后他们才再度相见，那时，凌未风也是脸上有疤，身上有伤，神情异常。 也是一直不肯坦诚相见，让悔恨、思念之情一直折磨着刘郁芳。 也是凌未风再次被抓，营救不成功，估计没什么希望了，他才也给刘郁芳写了一封信。 更明显的是，刘郁芳的小名也叫“琼”。 正如常言道的，第一个以花形容女人的人，是聪慧的人，第二个以花形容女人的人，就是一个愚蠢的人。 以如此相近的方式去写凌未风，不乏说头，却没有什么意思了。 好像一个将军如果预先知道可以绝对获胜，连双方死伤的精确数字也能预料得到，他对战事肯定感到索然无味。 又好像一个下棋的人，如果已知道他会稳赢或稳输，他立即会推抨而起，放弃这一局了事。 看小说同样是这么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在阅读时，觉得书中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似曾相识，这部书的味道也会大打折扣。 阅读小说，读者兴趣最大的，便是在追求一些多变的甚至不可测度的心灵，它们会由一条以许多连续发生的情势而造成的迷路，指引着你步步探险，直到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然后才乐而忘返，意犹未尽。 显然，凌未风的性格与行事却难以满足我们这种愿望。 他跟牛虻一样，在对待他们所献身的事业上，是那样的舍身取义，那样的刚强无畏，那样的令人钦佩；但他们对待爱情，在道义上在处理方法上都是有所欠缺的。 爱与善并非双胞兄弟、连体姐妹。 牛虻和凌未风对待爱人的所作所为，使我们在儿时就树立起来的爱情信念几乎崩溃。 即使是英雄人物，一样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们的襟怀，在某种时刻，也会变得针尖那么细。 仅仅是因为一个耳光，他们便影响甚至改变了他们所爱也爱他们的女人的一生。 牛虻对待琼玛的态度，我们已很不以为然，但这还算是隐蔽的折磨，对待吉普赛女郎绮达·莱尼，则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玩弄和虐待了。莱尼真心的爱着他，他却把她作为满足一时情欲的玩物，还制造出一套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是某类人性人格方面有缺陷，甚或是有些变态的人才有的行为。 即使成了革命者，牛虻身上也还带着某些常人所具有的缺陷，如对待感情问题的偏执，而并非十全十美的完人。也许是作者有意识地展示人性的不同侧面吧，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身的阴影的。这种“人味”令伏尼契笔下的牛虻更为真实而可信。 凌未风毕竞是中国的侠士。中国的传统意识向来是由天及人，从“道”的层面把人规定为社会性、道德性的存在，要求人与大地参，致力于完成一种理想人格。但梁羽生完全有可能受到另外一种从自然的角度，用“气”解释人生的思想的影响，诸如“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等等，以此来区别是否仁人君子或者是大凶大恶之徒。 凌未风被塑造成这个样子，依然会以大侠的形象取胜。 但是，刘郁芳的痛苦如何去计算，韩志邦的牺牲是否值得？以我们日益增长的理性知识和不断积累的生活经验来看，凌未风是付不出这么高昂的“利息”的，就仅仅是为了一口气，他可以说是让两颗心灵受尽煎熬，生不如死。 所以，韩志邦宁愿舍生取义，一方面是因为他是侠道中人，抗击强权是份内之事；另一方面，我们岂能排除他不想继续“玩”这个三角恋爱游戏的决断？ 看到这里，我们都提着一颗心，牛虻毕竟死去了，但凌未风却有韩志邦代死；要是凌未风和刘郁芳真能复合，那情何以堪？ 好在——上帝保佑，梁羽生没有跟着伏尼契一条道上走到黑。他用“道是无情却有情”，“情到浓时情转薄”去分离凌未风和刘郁芳，让凌未风的道德缺口没有扩张得更大。 这让我们还有一点回味。 不过，梁羽生最终是为了美化他的“侠道人物”——凌未风一定而且必须是他这部作品中的大侠。 所以，刘郁芳还会在钱塘江边，听着那拍岸的涛声在想：“我是愿似潮而有信，只可惜钱塘潮水，也冲不淡韩大哥所流的鲜血。” 凌未风就只会像前辈教导后辈那样对易兰珠解释：“涸辙之鲋，相儒以沫，相煦以湿，曷若相忘于江湖。”这是说我们要看到更广阔的天地，不要像困在干塘中的两条泥鳅一样，只能靠着彼此所吐的口沫去互相滋润。 今天，年轻人最喜欢的流行歌曲中，就有一首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说明时代真是不断往前走了。他们对凌未风、刘郁芳、韩志邦之间的爱情纠葛，也许会感到很不以为然。 他们的遭遇兆示了爱情的一个方面：只有当爱情更深入地摒弃了诸如善良正义之类的正面素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情感关系时，爱情本身的独特和巨大力度才充分显示出来，爱就是爱，而非其他。 杨云骢、纳兰明慧、多铎之间的爱情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爱情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表现，即使是“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也仅是另一种表现方式罢了。 安娜·卡列尼娜就说过：“世上如果有一千个人，我想，就会有一千种爱情。” 梁羽生那么强化中国的牛虻的爱情方式，不免有点过份。幸好，他同时也作了补救，虽然还远远不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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