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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世上甚至没有十全十美的钻石，放大数千倍之后，都不过是一堆化学分子。 亦舒《曾经深爱过》 大众阅读对亦舒小说的热衷显然与那座闻名于世的都市有关。 香港，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带有寓言性质的象征，它勾起开始处在转型的人们强烈的窥视欲，它的崛起已成为一个传奇。 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亦舒的作品：“活生生，真实，没有梦，但是有眼泪；没有幻想，但是仍有浪漫。”“有着极都市、极香港的味道”。 这是亦舒作品最好的写照。 其中的虚与实耐人寻味。 一般的言情小说，以梦幻的气息为主体，在对两性恋情的描写上，也注重其情感的一面，更多的是一种细腻的感触和温情。甚至带有几份做作的潇洒。 琼瑶、严泌、岑海伦的作品都有着梦幻、纯情的典型风格。 这样的言情小说，作者容易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卷进去，一不小心就犯了滥情的毛病。 流行于港台的言情小说，真正做到又美丽又写实的并不多。 亦舒则力求真实，绝不乱抛浪漫。她写得郑重，对待作品中人物一视同仁，众生平等，透过爱情故事反映社会、透析人生、诱发思考。 在《我的前半生》中，史涓生有外遇，谁都知道了，连他的女儿，才十二岁的安儿也明白其中的情势，偏偏只有子君还蒙在鼓里。 安儿多恨母亲的麻木与“托大”。当母亲跟她说，别老以为女人坐办公室便是丰功伟绩，其实做主妇何尝不辛苦时，十二岁的小女孩马上伶牙俐齿地反驳： “你辛苦吗？我不觉得，我觉得你除了喝茶逛街之外，什么也没做过。家里的功夫是萍姐和美姬做的，钱是爸爸赚的，过年过节祖母与外婆都来帮忙，我们的功课有补习老师，爸爸自己照顾自己，妈妈，你做过什么？” 这些话自然不是安儿的心里话，左右不过是周围的奶奶姥姥、三姑六婆的挑唆。 婚变之后，擦干了眼泪的子君才明白，这个世界有多么势利，自己的妹妹、母亲、嫂子，全都在幸灾乐祸或怨天尤人，无非是因为子君这些年来过得太顺了。大学刚毕业便出嫁，夫婿是人息很不错的西医，住有大屋，出人有车，家有佣人，不用在外头雨淋日晒，奔波劳碌。身边的一干人便用她的，花她的，却又万分的嫉妒她。 一旦她的婚姻出了问题，避之则吉就是很自然的选择了。 朋友倒是关心她，如挚友唐晶，一直在她身边鼓励她，支持她，可是有一天，她却把唐晶骂出了门： “你一向以为自己比我能干、博学，对我，你爱骂爱讽刺我绝对没话讲，给点小恩惠，你就以为提携我，你对我，恩重如山，情同再造，你伊然做着小型皇帝，你太满足了。谢谢这一年来的施舍，我不要这种朋友，你高高在上的找别人衬托你吧，我不是百搭。” 亦舒促狭式的写实风格可见一斑。 她像个看戏的人。 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笠翁早就说过：人生就是戏台，历史也不过是戏台，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而人是最拿不准的，人与人的难以沟通，不全因为外在力量对人的捆绑，而是由于人性自身情与理、爱与欲的搏斗与厮杀，甚至自己都很难清醒地意识。无意的流露，有心的隐藏相缠绕，行动与结果的背道而驰……组成了复杂的人生。 因此亦舒不会写现代神话，更不会沿袭“灰姑娘”的模式。 在她生活的环境中，历史的机遇加个人的聪明才智，会造就强者与成功者，同时也就有了弱者与受挫者。而没有谁不想生活得更好，这便有了各种各样的活法。 《喜宝》中姜喜宝的活法，无疑是卑鄙的。而令我们目瞪口呆的，是亦舒那种对“卑鄙”的干脆刮落，却又不动声色的写法。 她写喜宝不断地在出卖自己，第一次出卖给韩国泰，是在追忆中完成的，算是虚写；而第二次出卖给勖存姿，就是实写了。 姜喜宝在飞机上认识了勖聪慧，应邀到她的家里作客——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忽然进入了豪富之家。开初她并不当一回事，因为没有怀着什么目的。 是勖聪慧的父亲勖存姿一见她之下，为她的青春和聪明所吸引，一面之交，便用极其直接的方法，提出要买她。 勖存姿开门见山是这样说的： “我已是一个老人，我很坦白，毫不讳言地说一句，原谅我，我非常喜欢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作一项交易如何？” 喜宝的反应是： “牵牵嘴角，拉开门……‘我替自己悲哀我看上去像妓女……最后我或许会把自己卖出来，但不是这么快’转头出门。 喜宝拒绝了勖存姿。可是，“转头出门”不到十分钟之内，她想到了现实。 她要读书，她要生活。当然，她不用怎样奢华，但至少要照自己最起码的意愿活下去。 所以，她又回到了勖存姿“狡兔三窟”中的“一窟”。 见到勖存姿，张口就说： “我回来了，我适才不高兴是因为那戒指上的石头太小。 语气很平静。 这项交易便算成功了。 “从此之后，我是他的喜宝。”“我到此刻才发觉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多么恰当，仿佛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做这种女人。” 在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大都会里，到底会发生多少桩这样的交易呢？亦舒耳闻目睹，想来也很难激动得起来了。她的一派现实，原来是有客观的生存现状作垫子，是由社会所造就的人事沧桑所激活的。 因此她在结尾中依然余音袅袅： “勖存姿的故事是完了，但姜喜宝的故事可长着呢。” 就因为喜宝说过：“爱情是另外一回事”，“我的钱足够购买任何东西，包括爱人与丈夫在内。” 喜宝的直率与坦白固然令人齿冷，亦舒的平静更值得人深思。这里似乎很有点张爱玲的味道。 言情小说中缺乏社会现实意义的说法，是一种偏颇之言，亦舒的作品，为打破这种闷局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亦舒的小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写作。 请听她的自白：“我的小说主要是表现布尔乔亚和知识分子的。” 在大众阅读的识认层次上，它有特别的可信赖性。 这不仅是因为她自己就是那个圈子的人，熟悉那个阶层的生活，她写起她们来，很是得心应手。 她写这些人的生活、爱情，塑造这些人种种不同的形象，写他们的快乐，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成功，写他们的挫折，写他们的挣扎，写他们的苦闷，写他们的种种心态，现实生活显然有大批这样的人在…” 倪匡《我看亦舒小说》 更因为亦舒在写这一阶层的人时，有一种中产阶级的合理性：不乖张、不恶俗，不提供煽动性的言辞，不对这里的一切恶意诽谤和血淋淋的夸张。当然也不是百依百顺，她有很好的保留，决不自降身份。 《银女》是她作品中的一个异数。这部作品极深刻地接触到了社会下层人物的生活，但一样维持着她一贯的写作风格，不把大量的廉价同情洒向小人物的身上，也不把一切人类的美德都加在小人物的身上。 说到底，题目虽然取自于底层女子，颂扬的对象仍然是身居港府医生高位的林无迈，亦舒其实也没有跨出她所熟悉的生活圈子。 《银女》开篇也是一个婚恋的故事，林无迈与丈夫陈小山婚变后，陈小山再婚，他的情人之一崔露露蓄意制造车祸以殉情。陈小山死后，他的另一个情人银女找上门来借钱，林无迈见她怀了孕，处境艰难，便收留了她，谁知道却惹来了无尽的麻烦。 曾有评论家如此评论这部作品： 出身舞女之家，从小沦落风尘的银女经过无边诱导、感动，终于挣扎出泥潭，踏上自新之路。小说以动人的艺术形象说明了人之优劣，取决于社会环境，而非遗传因子。银女的堕落是社会的错。作品中的林无迈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学者，而她崇高的情操与宽宏的气质，又分明是受了民族传统美德的熏陶。 如此微言大义，似乎是拔高了林无迈。 林无迈的感情是很复杂的，绝不仅仅是同情与宽容那么简单。对待银女，她一样有着强者对弱者的怜悯，有着高高在上者对低下者的施舍。她和银女，从来就没有平等地在一起并列过。 因为客观，亦舒一派地维持冷静，不肯自己卷进作品发议论当裁判。但是这并不是说她就没有价值判断，只是她很会造成轻微讽刺的喜剧性场面，让人物自己露出真面目，让读者自己领会那弦外之音。 她的叙述语调中的优裕，似乎有很好的教养在里面，似乎有不薄不厚的物质基础在为它的言辞的信誉作担保：“你可以信任这一切，我不想失掉什么，我过得很好。”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曾经深爱过》中，看到了周至美的悲剧。 利璧迦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女性。一船而言，他们那一阶层的人，像他们正在上升的地位一样，有一种趋前性。 他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譬如灵魂、肉体、生存、职业等等，他们是有技能、有机会的一群。他们可能会出的一些麻烦是与老板的关系，生活环境的变化，家庭的危机，情感的纠缠等等。 因此，利璧迦在丈夫周至美的眼里，是一个很幸福的妻子，她对目前的一切基本上是满意的，所烦恼，所讲求的仅仅是一种“舒适度”——心灵的、感觉的和精神上的，是大局已定后的小调整。 况且她已经把自己照顾得那么好： 利璧迦不怕放假，每一个月她总会选一天留在家中收拾这个那个，非常享受的样子，有时候蹲在露台剪理盆栽，便可度过一个下午，阳光照在她纤弱的背部，她开着一部小小无线电，边听音乐边劳动，真懂得放松。 谁知道她最钟爱的音乐名叫“爱情是极之奢华的一件事”。 她还爱收藏各式各样的香水。 然而，利璧迦最终还是出走了。她够勇气，她不想和周至美过那种表面高贵宁静，内里却毫无沟通的夫妻生活。 但她最终还是摘不下中产阶级特有的伪善，她根本没有和丈夫说个明白，而是悄然出走的。 事到临头，周至美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弄得要请私家侦探去找她的行踪，并对外谎称她旅行去了。 谁也撕不开伪装。 彬彬有礼，知书达礼的幌子下，往往是自私自利的心灵，这是中产阶级的特征。 他们不是社会底层为五斗米折腰的打工仔，也不是明火执仗穷途末路的黑道人物，但他们也不见得快乐。 《两个女人》之中的施扬名的所作所为更是暧昧不清。 他有如花美眷，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觉得：“时间与我开了一个大玩笑，结婚十年之后才找到一个真正喜欢的女人，相处十年的女人只是代替品。” 他这一下子放弃伪装，还我真我不要紧，差点把一个原来好好的家庭拆散了。 他说从来没有爱过妻子，那么，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爱情又如何？ 住在一起，他才发现，任思龙并不像一般的女性，如果说，他的妻子美眷是一株柔弱藤萝，任思龙则是一棵独立得已扭曲了的树。 她说：“我不是那种割破手指也得等你回去哭诉的女人。正如你说，已经太迟了，多年来我只有我自己，我没有倚靠别人的习惯，我不能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信托于你。” 这是对施扬名自尊心的很大打击，他发觉他驾御不了任思龙。他对日常生活的重复产生厌倦而短暂的逃离，到此也就宣告结束，他又回到了妻子孩子身边。 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妻子、孩子、亲戚、朋友，他只看到一个个宽慰的笑容。显然大家都庆幸施扬名终于灵魂苏醒，从狐狸魔掌死里逃生。 他们不但没认为他可耻，说不定还佩服他的勇气，毕竟一个男人，稍微行差踏错，算是什么？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这就是中产阶级里的人，在他们眼里，下层的人，都是疲倦的，苍白的，闷厌的。一个个脸上无光，靠着铁栏杆，没精打采，上了一回班，衣服的皱折与脸上的皱折都写着疲倦，男男女女，都没有一点光彩。生活到底是为什么，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像利璧迦和施扬名等人，他们辛苦了十来年，总算已经脱离了挤公车的劳苦大众阶层，但是他们的前程又在什么地方，他们也是不知道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仍然也是他们的苦恼。 亦舒的行文之中，不是不讽刺的，并时时有着善解人意的批判。 她这样看婚姻： 人们到底为什么结婚呢？怕年老无依，故此找个伴，但这个伴必须要在年轻的时候预先订下，故此在有可能性的几年中挑了又挑，直到肯定不会有比这位更好了，立刻抓住…非常难玩的游戏。 《香雪海》 她这样写大男人心态，最喜欢的是拥红簇绿： 宁馨儿穿件黑色的丝旗袍，一副独粒头钻石耳环，淡妆，配一黑琼皮半高跟鞋。衣服穿在她身上不知多舒服熨帖，更衬得她脸若芙蓉，色如春晓。 一边阿琅顶着头卷发，圆眼睛国嘴唇圆鼻头，可爱得像只洋娃娃，更引得外国人啧啧称奇。就算是我的敌人娜娜，她也刻意打扮过了，直发如瀑布般撒在肩上。 我忽然飘飘然起来，此刻除了韦小宝，谁还像我似威风，男人有这一刹那，虽死无憾。 《曼陀罗》 书中人物的性格，甚至是某一个阶层人物的性格，廖廖几笔，便尽显出来，活灵活现了。 这里面也有着虚与实之对称。 亦舒的小说主角多为女性。 都市，都市女性，都市女性中产阶级的的生活方式、梦境和适度的社会化写作原则，构成了亦舒小说基本的要素。 都市，欲望的沼泽地，人类沉沦其中而难以自拔，亦舒作品以女性为落脚点。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下都市的存在状态，同时以都市当背景又浮雕般地凸现出形色纷坛、姿彩各异的女性生存形态。 她对笔下的男性角色没有像对女性角色那样去用心修饰，甚至经常把他们描写得非常不堪，如《喜宝》中的勖存姿、勖聪慧，《玫瑰的故事》中的方国栋、方协文，《没有月亮的晚上》的陈国维，《我的前半生》中的史涓生等等。 她可以说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如果说她的“性别歧视”可以为男性读者所容忍，是因为作品中引人注目的文字操作技巧，诸如曲折的故事，传奇的色彩，独特的氛围，文采夫成的语言，巧妙的反讽特色等等，让人们很容易专注于此，沉醉其中而忘了别的。 文学史上诸多作品作为男权话语的载体，经常出现圣母和夏娃两种极端形象，以代表女性的神圣性和邪恶性。 美国女性主义学者卡莫迪一针见血地指出： 关于妇女从属地位的最意味深长的证据之一，是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好，要么认为她们比男人更坏这样一种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暗示着：只有男人才是正常的，才有适度的人性。结果，女人或者被拔高为女神、贞女，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爱的象征，或者被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从历史上看，她们一直未能平等地分有同样的人性。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亦舒在自己的作品中描述了独到的、真实的女性经验，以一种细致入微的写实技巧将女性的命运，她们心理的和生理的，以及其他种种有关的欲望追求和经历遭遇，用一种较为真实自然的形式反映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解构和颠覆了男性文学中圣洁／邪恶的女性神话模式。 而另一方面，亦舒又运用女性观点对男性世界作了一番扫描，坚决批判男性霸权主义，蔑视和排斥男性中的懦夫，同时对乐于与女性“合作”，与之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男性予以赞扬和接纳。 不过这样的个案很少，因为亦舒心目中完美的男性形象条件非常高。《我的前半生》中的翟有道算是一个，但作品没有展开去写他，只是说他气质很好。 《绮惑》中的林振川也算一个，因为他见义勇为，处事冷静，乐于助人，并晓得：“男女双方分手，男方切忌提及女方不是。”“这是做男人最起码条件，人格要紧。” 还有《寂寞鸽子》中的许开明，也真算得上是个“开明”的男人。能够放弃俗世的生活，现成的家庭和公认的理想爱情，听从心灵的呼唤去追求尘世以外的感情。 但这些人物总不如她笔下的女主角写得精彩。男主角往往是虚写，女主角才是实写。 一个黄玫瑰，一个子君，一个香雪海，一个宋榭珊，一个姜喜宝……已经给人很多话题。 但这远远还不能概括亦舒笔下的女性类型呢，还有许多许多。 她们有些是红尘中人，有些则是不染俗务的；有些是同香港一道成长起来的，有些却是移民潮中的一员，但亦舒就有本事把她们一个个写活。 这些俏丽绝伦、聪明机敏、追求真情的女主角们，给小说蒙上一层神秘感和传奇色彩。 有时候，亦舒会很有分寸地保持着一种矜持与克制的态度，写得很理性，合情合理，但有时候，她索性任性而为，放开来挥洒。这截然不同的两极，反倒可以作为她写作个性的一部分被激赏，构成有魅力的一面。 在她的小说中可以看到既有对高度的物质文明的追求，又有对腐朽的铜臭味的厌恶和对纯粹、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憧憬。这是与她一方面受教于传统文化，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向往追求新潮，又未能彻底摆脱传统道德、伦理观念，是以形成错综复杂的矛盾性格有关。 她的女主人公便因此而各适其样。 于君是独立的，喜宝是寄生的；玫瑰是浪漫的，宁馨儿是神秘的，宋榭珊是外冷内热的，花解语是善解人意的；慕蓉琅是少不更事的，贝秀月是漠视一切的；姚晶是寂寞的，杨之俊是矛盾的；邵子贵是明朗的，海媚是带点邪气的；邓永超是沉静的，香雪海是佻达的…… 这些人物，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会觉得她们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 由她们支撑起来的爱情故事，便再不是如田园风光船恰人，如青草地，小黄花般醉人了。那种多血质的，耽于幻想和情感漫游的梦境色彩也不易保留下来。 这也是亦舒和琼瑶最不相同的地方。 琼瑶作品中的情意缠绵，白头到老，相敬如宾，琴瑟相和的爱情童话，到了亦舒这里，好像比“白头宫女在，闲坐说天宝”的情景还要遥远了，而家庭破碎，劳燕分飞的情形却比比皆是。 所以，不仅亦舒，近年的港台言情小说，多是一些都市人无爱的故事。这些都市新人类，自然而然地商业化，着重物质，表面上熙熙攘攘，骨子里则是孤寂冷漠的。 言情小说家无非也是红尘中人，他们生存成长于斯的旧的传统道德摧毁了，新的价值体系又未建立，经济发展骤变下形成的一切以金钱为第一衡量标准，他们也自然而然地顺着社会潮流走。 也许，这正是亦舒的言情小说越写越冷峻的因由，再也不相信爱情的天长地久了，在宣布“爱情女神死了”之后，记录的往往是露水姻缘或奇情畸恋。 呜呼，正应了《牡丹亭》的那句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农业文明阶段或是刚刚跨入工业时期，琼瑶的作品应该抢尽风头，天性纯洁的少男少女毕竟还比较多，躲在象牙塔里幻想“佳期如梦”“柔情似水”不失为一种善良的选择。 在弱肉强食的现代世界，也许可从亦舒的都市传奇中寻找生活的路向——她的言情系列中的强者，开始的时候，也都是生活与爱情中的弱者。因此，在台湾，琼瑶已经不怎么热了，而在香港，亦舒却似乎还是其热未减，还能继续流行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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