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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廉，你在哪里？ 不管你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论你年轻还是年老，喜欢文学的人是最幸福的。 歌德说：“读书是和高尚人的谈话。”我不仅喜欢读书，还喜欢做笔记。常常是大段大段地摘录书中精采的片段或精辟、幽默的警句，然后写下自己的感想。有时触书生情，感想如泉涌，创作冲动也随之而来，就由笔记而随意写开去，不知不觉便成了一篇散文，一个短篇小说或电影中的一个片段。当我神驰在这般境界时，常常忘记了世间的一切烦恼。 转眼间在曼哈顿已经住了五年。每天夜晚，当儿子小安德鲁酣睡在育婴室、先生麦克·伏赫勒在睡房中看录像电影时，我在书房，抛开白天的喧嚣和大堆文件，又和我那些可爱的书籍——中文的和英文的书籍生活在一起了。书是我亲密的忠实伙伴，我的藏书非常之多。从上海到北大荒那年，我才１８岁，当东北老乡把别的知青的一只只箱子飞快地往小土炕上递的时候，遇到了我的箱子却愣住了，整整五大箱，沉甸甸的挪不动。“是金子啊？这么死沉沉！”老乡们指着箱子问我。“不，是书。”从此，我的炕上炕下、床脚枕边到处堆满了书籍。２０年后，在我纽约曼哈顿寓所的客厅和书房里，直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都装满了书籍。经常是这样：窗外是曼哈顿的湿雾和阴森森的刺骨寒流，而书房中却炉火正旺，奶油色的灯罩下，我捧着一本书躺在沙发上，心中充满了温馨和喜悦。 从大都会博物馆回来后，我就翻阅着几年前写的关于于廉的笔记。十年过去了，他那双明亮、聪慧、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仿佛已经离我十分遥远。他那略带苍白却充满魅力的脸庞，也渐渐地成为一幅模糊的肖像。 可是突然他又变得如此清晰起来…… 我家住在纽约中央公园西面。离我家不远的中央公园东边８２街，就是我和于廉当年在北大荒的小木屋里心驰神往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我常去那儿，而每次去那儿，我总是先去油画厅。这是一座灿烂辉煌的艺术宫殿，几十年来，大都会博物馆是靠着那些酷爱艺术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慷慨捐款、捐画来维持和扩大的。从正厅的大理石台阶直上二楼，即是气势博大的西欧油画厅，迎面而来的第一幅巨幅油画是伦勃朗的传世之作《天国》。然后，沿着一个个布置得比宫殿还要典雅的大厅，你会看到雷诺阿的《芭蕾舞会》、《琴课》，梵高的《雏菊》、《午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德巴克的《朗格多克》、《葡萄园的一角》和库尔贝、马奈、塞尚、米勒等人的作品……在１８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肖像馆里，有被断头的路易十六和他的皇后玛格丽特的肖像，有拿破仑加冕及约瑟芬与拿破仑婚礼大典的巨幅油画。我常常是一个人坐在油画前的沙发上，默默地仰面欣赏着这一幅幅人类艺术的瑰宝。细细地观赏着每一个局部、每一块颜色，每一笔都像是不经意地抹上去的线条和肌理……突然间，视线模糊了，出现了大雪覆盖的北大荒的小木屋。灯，像渔火般地漂流着…… 冬夜，一幕动人的情景。既充满了热情的激动、强烈的吸引，甚至情欲的骚扰，又保持着端庄和矜持，一动不动，像两个相对的塑像。 地上全是油画印刷品：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雷诺阿的《舞会》，更多的是俄罗斯的油画。列宾的《突然归来》，马拉的《什么是真理》、《庞培城末日》、《不相称的婚礼》、《弥撒游行的队伍》。这些油画和窗外到处可见的“批林批孔，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彻底批判右倾翻案风”的大幅标语口号如此格格不入。在这个凌乱的画室里，除了满地的油画资料——用于廉的话来说，这叫“我的大学”，便是各种各样打开的颜料、调色油、炭笔。整个屋子就像一块抹布，可以随时把弄脏的颜料往上抹，连靠屋角的一张小床上也全是斑驳陆离的颜料。 “画家都这么脏吗？”我问。 他正忙着用刮刀使劲地刮画布上的颜料，然后又持着调色板，思索着该如何添加一笔。 “嗯！”他微微一笑，“反正都一样，在你们穿白大褂的人眼里，这个世界没有干净的地方。”他说着，把一块油彩往画布上的一位女孩头发上轻轻一抹，那头发顿时便飞扬了起来。这是一幅题名为《浪遏飞舟》的油画，画面上是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海，两个女兵团战士正驾驶着康拜因割麦。夕阳下，晚风正吹着她们的脸和丰满的胸膛，显得那么英姿焕发，充满着青春气息。 “兵团都快解散了，还画这干嘛？”我怏怏地问。 “这是上级指定的题材。高副司令员说，就是因为快解散了，所以才一定要在全国美展上，把兵团的最后一个奖状抱回来。”他说着突然叹了一口气，把画笔一扔，坐在地上的画册堆里。 １９７６年冬，在大返城的狂飙中，兵团五师师部只剩下我们两个上海知青了。我是师部医院的内科医生，他是师部俱乐部的画家，我们谁也走不掉。我们走不掉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我是因为在别人眼里看来太顺利了，条件太好了。１９７２年被送到医学院上大学，回到兵团五师医院成了内科医生，国家干部编制。什么眼下时兴的办病退、困退都轮不到我了。他呢，是因为出身太差，父亲是在“文革”中自杀的资本家，美术学院几次来招生，他都是考第一名，却屡屡因出身不好被拉下。大学上不了，俱乐部又不放他走，硬把他的名字挂到了黑龙江省文艺联合会，这样他也成了编制内的干部，虽然拿着知青的３２大块（元），却没有资格享受知青的权利了。 “爆点黄豆吃吧！”于廉在画堆中站起身来，从一只脏污的旧书包中倒出一大堆豆子，放到床下的小炕洞里，火花劈劈啪啪地爆起来，映照着他那张天生优雅、漂亮、轮廓分明的面庞。他的头微垂着，那乌黑浓密的鬈发下，是如此白皙的颈项，雪白得令人炫目。“上海中学的高材生，确实气质非凡。”我心里想。他是上海中学的老高一，比我高两届。上海中学是上海最著名的重点中学之一，就像在美国，别人一听你是哈佛大学的便肃然起敬一样。在上海的中学生中，你只要佩带着“上海中学”的校徽，别人便会投来羡慕和敬仰的目光。上海中学是荣誉和智慧的象征。我小学毕业那年，班主任和校长都让我考上海中学，“我们班级希望最大的就是周励。”班主任说。校长也说：“考取‘上中’，为我们小学争光。”我满怀信心地填写了志愿：第一志愿是“上中”，第二志愿是“上中”，第三志愿还是“上中”，看来非“上中”莫属了。可是不幸却发生了。在考试时我因为太紧张，审错了一道数学应用题，我这个平常在老师同学眼里的“天之骄子”一下子名落孙山，被分到一所非市重点中学。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巨大震撼的痛苦。 爆豆子发出劈劈啪啪的声响，隆冬的小屋香味四溢。室外，黑暗笼罩着白雪皑皑的小山寨。我们的心情是压抑的，在这个零乱不堪的画室里，就这样度过了最后一个冬天中最寒冷的一个夜晚。怎么办？今后怎么办？”同样的问号萦绕在我们心头。老乡是热情的，山民是善良的，北大荒的黑土是肥沃的，但谁能回避笼罩着我们的愚昧呢？我们谈列宾、谈伦勃朗……我们劈来木柴烤豆子，交流着心底掩藏着的爱。深沉的克制力量，使我们装着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地板上铺满的世界名画，和墙上悬挂的《乌苏里船歌》、《麦收的日子》、《兵团战士之歌》交相辉映。在劈柴的咝咝燃烧中和火光映照下，我心中有一种东西，像虫子般地噬咬着，我多么想距这个矜持而又深沉的他——我在内心深处千百次地叫着的于廉——更近一些呀！我被心中涌起的一股柔情和莫名的恐惧、羞涩激动不已，我尽量想让自己自然地和他说话。 “我看了你的日记了。”我指着桌上翻开的日记本，对他说，“你在意吗？我进来的时候，它是敞开的。” 他抬眼望了望我，那像黑夜中明星般的双眸丝毫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没有关系，我的日记像一份病历，只有诊断，没有处方。” “别开玩笑了。”我说，“我在医院里是医生，离开了医院就什么也不是了。”我曾经想，如果他突然得了肝炎，住在我的病房，由我精心治疗照看，该多好啊！我确实已经想不出什么能使他和我更加接近的办法。我想起他不久前写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晓沫走了，我失去了这么多……”我问：“晓沫是谁？” 他的眼光一下子变得黯淡起来：“晓沫，她是北京青年，也是画画的，返城了。”“是你的女朋友吗？”我问。“可以算是吧。不过，现在吹了。” 我们两人又久久地不语。我拨着豆子吃到嘴里，却一口也没有咽下去。晓沫，听这名字，一定是个有才华的女孩子。她为什么要离开他，把他抛在这荒原上的小屋中？我的心燃烧了，真想马上扑到他的怀抱里。不，只要一句话，一个最微小的暗示，就会冲破我心中的自我设防。尽管他在荒山野林，孤身一人，但我认准了他是个出类拔萃的画家，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子汉。 喔，如果我们自成天地，如果我们一起拥有那片树林、田野、雾霭和云霓，拥有北大荒这优美迷人的大自然，那么我们将会同萦绕着青春的孤独与寂寞告别！“于廉！”我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他的名字，“于廉，你不孤独，我在你身边！” “听说高副师长把５５团的团政委魏旭东介绍给你了？”沉默了许久的于廉突然问我。 “是的，不过没成。”我甩了一下辫子说。 “为什么？” “高副师长、严副政委、还有高副师长的爱人轮番来做我的工作，说魏旭东是上海知青的扎根典型，就是在兵团解散通知下发那天，还坚决表示扎根边疆志不移。师里正准备提拔他当师级干部，相当于地方副局级的接班人呢！他们讲，我是师里唯一的上海女医生，和他算是很配对，还说魏旭东到师里来开会时，高副师长还专门安排他到内科病房玻璃窗外看了我……这种先入为主、隔窗相面的法子，我一听就很来气，甚至有一种被人捉弄的感觉。我干脆告诉这一大群红娘，我不准备扎根。” “你不怕得罪他们？”于廉问。那年代，决定命运的档案掌握在他们手中，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 “难道为不得罪他们就得得罪自己？我又不准备做哪个大人物的花瓶，我是我自己，我就是不准备扎根。” “那你打算到哪里去？” “回南方，上海回不了就去安徽，我姑妈在马鞍山。或者去大连，那里有我父亲的老战友。你呢？你打算怎么办？”“我只想上学读书，只要能上学，毕业后随便到哪里，哪怕回到这小屋也行。” 他的眼里充满着柔情，可是一点也不过分，使你感到他只是在友好地和你谈话。我的心中同样充满着柔情，可是又隐隐感到这是一种没有前途的爱。面对这股冲击心灵的浪潮，我死死地堵住了闸门，让它连一点儿水花都不溅出来。 我们就这样，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眼前炕洞的火苗在跳跃着，没吃完的豆子渐渐焦了，房间里洋溢着一股暖暖的焦味儿。 他站起身来：“屋里太闷了，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吗？”他拉起我的手，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 也许是突兀地讲到“我们”，也许是突然间两只异性的手活生生地接触，我们一时都被内心的情愫震撼住了。于廉惊诧地抬起头来，漆黑清澈的眸子凝视着我。 他的眼睛映着燃烧的火，流露着一股爱抚之情，径直地冲进我的心窝。 我凝视着他。他很英俊，可以说漂亮得惊人。他蒙着一层黑色，他所给予人的一切感觉，就像夜一般的静谧、深邃。他的双眼宛如两个幽深的洞穴，闪烁着模糊而令人神往的光。在这火光中，在这个温暖的画室里，我的心充满了仰慕之情。那些出神入化的油画，冬雪沉醉的夜晚，黑暗中搀扶起我的那只有力的、紧握的手，所有这一切，都在我情绪上酝酿着一种朦胧的欲望，我的心颤栗着…… 我赶紧抽出自己的手，说：“好吧，都１２点了。反正明天是我轮休。”我们俩推开俱乐部的小门，走到室外，室外好静，空气好清新！ 冬夜，在这个被寒月浸透的小木屋前，成排的钻天杨在小径上映出它们光秃的枝杈和纤弱的影子，那丛攀到木屋顶上去的枯萎的鸢尾花藤，仿佛吐出一阵阵荒原上的清气，使一种缠绵哀婉的情感在这积雪茫茫的夜色里飘浮。 雪很深，很新鲜，是那种洁白无瑕的雪。每走一步，都要花力气把靴子拔出来。我们并排走着，眼前的一切是这么静，这么美，只有靴子的沙沙的声音。不远处，是通向师部医院的小径。在这条小径上走了多少次，我已经记不清了。每当我从内科下班，脱下白大褂，踏上这条小径，向俱乐部那栋小屋的灯光走去，我心中便充满了渴望和温情的冲动，我多么希望见到他呀，哪怕是见一面也好！ 我认识他的时间不长，最多只有半年时间。这半年是兵团上下人心骚动的日子，人人都变着法儿返城。上海的，北京的，哈尔滨的、天津的……当初怎么呼啦啦地来的，现在就怎么呼啦啦地走。不同的是当年红润的面孔，如今已布满着被北大荒的风雪雕蚀的皱纹。不少缩在穿了８年的破黄棉大衣领子里的脑袋上已是白发丛生，看上去像个小老头。五师双山的火车站上天天挤满了返城的知青，大箱、小箱、麻袋包、面粉、黄豆，弥漫着知青和当地老乡喷吐出的东北旱烟的呛味儿。 ………… “给我开张化验单。”一个病人站在我面前。这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沾满尘埃的狗皮帽子下面，露出两只冻得通红的耳朵。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惶惑地直愣愣地盯着我，一看就知道是乘了一昼夜卡车，从鬼知道的什么连队到这儿来办病退的。 由于职业关系，那个春天我每天都要接待大批办病退的知青。半年前的政策还卡得很紧，犹如一股洪流通过窄小的瓶颈处，掀起漩涡激湍，被打回去的是多数。因此，每个人站在医生面前总是提心吊胆，生怕那些愚蠢的花招露了馅。 差不多所有的冒充患者，很快就学会一种本领，驾驭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们会在破旧的翻毛领上挂起一副冷漠的假面，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色；他们能抑制住嘴角纹缕，咬紧牙关压下心头的紧张慌乱，镇定自若的眼神不露痕迹地掩饰内心的焦灼与急迫。他们能把自己脸上棱棱突暴的筋肉拉平下来，扮成满不在乎的模样。然而，恰恰因为他们竭力地控制面部神经，不使暴露心意，却正好忘了两只手——在那双常常颤抖不已的手上，总是拿着伪造的化验单、假病史证明，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不是这样的，小伙子，不是我给你开化验单，是你把手上的化验单给我。” 于是他颤颤悠悠地递给我一大摞病史报告，后面一连贴着十几张化验单，全是“RBC（红细胞）满视野、全血尿”。“你一直患肾炎吗？”我问。 “我一直患肾炎。” “你想让我再给你加一张化验单，而且是关键性的一张，是吗？” “没有师部医院的证明，团里不给办病退。”他说，声音像女孩子一样轻微。 “把你的手伸出来给我看看。” 于是，凭着医生的视觉，在那只粗糙风裂的中指上，我看到几条浅划的刀痕——刮胡刀划的、清晰的刀痕。 “你有肾炎，可能还有外伤。”我说。小伙子眼盯着地面，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拉开抽屉，取出一叠化验单，填好后交给了他。 他接过化验单，转过身快步地走了。走了十几步远，当我看到他那双神经颤栗的手伸进大衣口袋时，突然大声喝住了他。 “站住！” “什么事？医生。” 我一言不发地盯住他，一步步地走向他。 在他似乎被我的静默镇慑住了的一瞬间，我迅速跨上前去，从他大衣口袋中掏出一只小瓶。 那是一只用来装青霉素粉的小瓶，内有半小瓶鲜血。我攥起他的手臂，把他那布满刮胡刀伤痕的中指举在他面前使劲地摇晃着：“听着，医生可不是供你捣鬼的！”作为一个医生的神圣的职责感引起的愤怒使我咆哮起来，“混帐！这些年，虚伪、狡诈、卑鄙，还未曾踏入医学的地盘，而你竟用这几滴血来玷污它！伪造病历！……”说罢，我举手把那只小瓶扔到走廊的窗外，把他那叠伪造的化验单和病情证明扯得粉碎。 他猝然垂首了片刻，面色苍白、脚步蹒跚地走了出去。一小时后，当我离开内科门诊部去吃饭时，发现那个大个子，依旧默默地伫立在医院的大门外，他的肩头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雪花，那背影一动不动，像座凝冻住的冰雪坟头。 我被这景象怔住了，不由得呆立在那里。 神圣！什么是神圣？纯洁！什么是纯洁？医学吗？还是别的？面前这个病人（我已经不自觉地把他当作病人），难道他不是和我一样，是从这许多年的污秽和欺骗中爬出来吗？他不是和我一样，怀着沉重的痛苦、极端的压抑或者是真诚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北大荒？难道他没有把汗水大把大把地洒在一望无际的人工堤坝的冻土上？或者是像虫子似的爬在长满杂草的垅沟里铲地？……“九·一三”林彪“副统帅”出逃后，他不也同样震惊、绝望，被无数的问号缠绕着惊不醒的噩梦？……他难道不是和我同样地意识到已经被人骗够了吗？关键是再也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了！ 多么神圣啊！神圣的医学、洁白的医院，竟不能帮助他从污浊和欺骗中爬出来！竟堵住了他想寻求的另一条生路。或许，堵住了一个羸弱的生命仅有的希望？ 我走上去，对他说：“你跟我来吧。” 我为他开了一张病退证明书。 从那以后，我开始为每一个到我这里来的知青开“通行证”，甚至主动为他们杜撰、假造病情病历。看着那些诚惶诚恐的知青们拿着轻易到手的一纸病退证明，满怀喜悦地离开师部医院，我的心中有一种向命运报复的快感。半年过去了，我的名声不知不觉地传开了。有一次，从一个连队一下子来了１２个知青，他们全部患着同样的病：“腰肌劳损”。那个连队的连长给师部医院打了电话，说土豆烂在地里没人收了。到了１９７６年，谁还有心思去管土豆呢？ 我像一个渡口艄公，把一个个人渡到了彼岸，自己却又回到了孤岛上。一点走的希望都没有，心情是压抑的，就像一头被困在空谷的狮子，真想怒吼几声来打破这可怕的寂寞。有一天傍晚，我到化验室老李家去，她下夜班时对我说有事要告诉我。老李见了我，皱着眉头说：“怎么从你这儿来的病人全是一种血型，一种血清呢？”我心中暗想，不知是哪位老兄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让难兄难弟们分享他用刀片割出来的、或是咬手指头咬出来的血，于是化验结果、病历证明也变得一模一样了。 老李是个善良的、认真的医务工作者，她拍了拍我的肩头说：“连队里的那些知青，为了返城是什么花招都想得出的，现在报上天天批判右倾翻案风，政治运动又要紧了，你还年轻，可不要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知青，白白地毁了自己的前途啊！” 从老李家回医院的路上，我就像背着十字架的耶稣，心情沉重得连脚都抬不起来。秋日的黄昏是何等沁人肺腑，一直沁入人的痛苦中。因为有些微妙的情愫，虽然恍惚迷离，却也是十分强烈……而现在，苍穹的深邃又使我惊恐不安，山峦的冷漠和这永恒不变的景色又激起我怒火满腔。 啊，难道就应该永远地痛苦下去、永远地迷失在渺茫中吗？ 于是，这间俱乐部的小屋，因年深日久的腐蚀，那桦皮树的顶棚看样子快要塌陷的小屋，就像一个梦，出现在我面前。我渴极了，离医院还有十几分钟的路，我一眼看到了俱乐部阁楼上那片炽白的刺眼的灯光。不由得想起几天前听医院的文化干事说，有一个美术小组从基层连队搬到师部来了。据说师首长讲那些画画的在基层连队呆了七八年，又为兵团在黑龙江省及全国美展中捧回了几个大奖，于是赐给他们一块宝地，把俱乐部中一间原来放道具器材的仓库腾出来，给这几个画画的当画室兼创作室用。 我从小爱画，也爱爱画画的人。小学时班里有个叫俞晓夫的男孩，整天不读书，就知道画画。老师派我这个戴中队长标志的小干部到他家去监督读书。他抱出一大堆画给我看，有他仿徐悲鸿画的《万马奔腾》图，有在课堂上画老师打喷嚏的速写。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拿起炭笔，坐在自家阳台的玻璃窗台上，画我家对面五原路口的一幢洋房、几棵梧桐，还有来回往返于小菜场买菜的市民。有一次，我心血来潮，画了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壮别图挂在墙上，幻想自己有一天能带着一支画笔，离家出走，到全世界去闯荡。稍大些，我又试着临摹贺友直的《山乡巨变》，终因画不得法，也无人指导而渐渐疏画弃笔。后来俞晓夫成了一名出色的画家。“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时，我认识了一群中央美院附中来上海串联的红卫兵，他们看见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我们手里塞一大堆油画印刷品。什么《造反有理》、《希望在你们身上》、《解放全人类》等，创作这些油画的艾轩、刘红年后来干脆在地上铺上一张大画布，说：“上海小姑娘们，你们说吧，你们要画什么，我们就画什么。”当时最自然不过的当然是要画领袖像。于是不过十几分钟，伟大领袖便出现在面前了。作为索取这些油画的回报，中央美院附中这些自称的“大哥哥”们要我们跳舞，我们这几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便跳起《红日快快照遍全越南》，一舞跳毕，我们才有了那些在我们眼中灿烂无比的油画占有权。在我印象中，画画的人总是既聪明又快乐的。 于是，我向俱乐部小屋的灯光走去，我想去看看在那里画画的人。尽管那临时搭在仓库一角的舞台照明灯亮得耀眼，屋里却空无一人，只有那窗架上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在播放着兵团禁听的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传来一遍遍重复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主旋律。“好大的胆子！”我想。我四下环视了一周，只见地上零乱不堪地铺满了油画册、油画集和散开的油画印刷品，大多是俄罗斯油画和西欧油画，墙上用一根生锈的小铁钉钉了一幅列宾的《伏尔加纤夫》，歪歪斜斜地挂在那里，几个竖着的一人多高的大画架上是未完成的油画稿。有的刚开始打底，有的已上了第二遍颜色，内容都是描写兵团生活的。不知为什么，油画上的主人公都是姑娘们——有扎着小山羊角短辫的，有梳着又黑又亮的大长辫的，有披着短发的，有戴着军帽的……一个个身材颀长匀称、鲜明夺目。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轻轻回荡在小屋内，我想找口水喝，但到处都是零乱的颜料和用来制画框的碎木料，却找不到一口水缸、一个茶杯。突然，我发现小桌上有一本摊开的日记本，这是本褐色的、看上去年代已久、厚厚的日记本，像这屋子里的一切东西一样，日记本的周围也沾上了斑驳陆离的颜料。它摊开着，就像这里摊开的每一张纸片、每一页油画一样，仿佛没有什么不能公开的秘密。在摊开的那页上，跃入我眼帘的是刚劲秀丽的钢笔字迹。“多么漂亮的字啊！画家都写得一手好字！”我不由得赞叹着，一股好奇心使我竟情不自禁地一页页地翻阅起来。 其中有一篇日记是这样的： “终于搞到了伦勃朗的宗教画集和米勒的风景画，是林斌在省文联偶然发现的。两本画册和其它东西一起塞在省文联地下室的炕洞里，幸亏那里从不生火！今天翻了一整天，伦勃朗的圣母圣子、天国人物肖像有着辉煌无比的肌理效果，在１６世纪就能把人体如摄影般精确、生动地描绘出来，真是令人惊叹。米勒的人物画大多是用精细的线条描绘的，他的《晚钟》和其他风景画中，每一片叶子仿佛都在摇动着，随时会随着秋风落地……西方绘画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１７世纪的肖像画、１９世纪的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印象派直到本世纪的现代流派，都有着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渊源，越看越感到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从上海中学画校刊墙报，到兵团整天搞命题画，是出不了什么成果的。我打算除了完成兵团宣传部的任务指标外，用大量时间练习素描。我跟林斌开玩笑，咱们两人轮流，每人一天脱光衣服当模特儿，让另一人画骨骼、肌体、线条……”这人对画画这么痴迷，我读着不禁扑哧一笑，又翻下去。 “伦勃朗笔下的基督和圣母，以及异教诸神周围丝毫没有那种冷漠的、理想化的、虚无缥缈的气氛。他们是人，他们象征着抱负、斗争、梦想、成就、希望、失望、痛苦，而尤其体现了人类永恒的信仰和勇气。在伦勃朗的绘画中，基督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人的孩子。” 又是伦勃朗！ 下一篇日记简直是诗画结合： “师里终于批准了我们的写生计划。昨天，和晓沫、沈加蔚来到大兴安岭，这里群山起伏，和我所期待的、所想象的一样，真是令人兴奋！ 画了一天的山。 山性是我性，山情是我情。流观是楚骚艺术的审美意识，屈原在《离骚》中写道：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 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瞻濡。’ 我极欣赏这里的行云大风，广漠大地。仰望大山，觉得自己是何等渺小，大山望我，又觉得人类是多么丰涵博大。寓激越的情感于淡泊平静的大山之中，这算是我画山的信念吧。” 隔了两行又有： “果然托人搞到了一本明清笔记散文的结集，内全部《陶庵梦忆》，赫然在焉！” 这个充满才气的人是谁呢？我想。 又翻到一篇《父奠》，那是在日记很前面的部分。 “昨天是父亲去世五周年，我始终不能忘记在医院里看到的父亲那张最后的苍白的脸，和脖子上勒出一道深沟的痕迹。他被里弄居民小组长发现后，送到医院已经断气了，两小时后，我才获讯从上中赶来。 父亲的眼睛是睁的，死不瞑目。可见父亲的冤屈有多么深重。 父亲曾经经营一家纺织印染厂，刚解放，就主动地交给人民政府了，连同厂里的资金；几十万元的财产和现金，全部由父亲亲自签字交政府清点接收。那时许多资本家都早已把财产移向海外，或是变卖换成金条去美国、去台湾、去香港。可父亲对母亲表示：上海是我的家园，是我白手起家的地方，我不走，我不亏待政府，相信政府也不会亏待我。父亲上交了全部财产后，被称为红色资本家，还当上了政协委员。可是到了１９５７年，他竟因为一篇劝党克服官僚主义的文章，而被打成了右派。父亲不服，为自己申诉，却又罪上加罪，成了资本家加右派的双料反革命。在‘文革’刚开始时，经不起造反派皮鞭的抽打，一个人在夜里悄悄地走进厕所关起门，含冤上吊了…… 父亲，你为什么从１９５７年以后，就变得那么不爱说话了！你是多么地爱我，可你总是呆呆地望着我，默默无语。父亲，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冤屈、你满腹的冤屈，你满腔的泪水，告诉你的爱子，向你唯一的爱子倾诉呢？ １９５７年被打下去的右派，大多是知识分子的精华，是像父亲这样刚直不阿、热爱自己国家的人。” 我读后又难过又困惑。这位老人的悲惨遭遇使我心疼唏嘘。而“文革”中，又有多少这样的冤魂啊！但对“右派”、“知识分子的精华”这些词句，我迷惑了。一个人在六岁时就开始受到这样的教育，因而也相信右派是反党，是坏人。现在，到了２５岁，却突然听说右派是好人，而且是精华，你能不困惑吗？屋里静静的，晚霞已经完全消失了。玻璃窗外是一片黛紫色的天空，小屋的主人仍没有回来。我继续看下去。有一篇日记的题目是《知人论画》，像是一些警句：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泯没天真者，不可以作画。 外慕纷华者，不可以作画。 与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画。 志气堕下者，不可以作画。 还有一句歌德的话： “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 另一篇日记很奇怪，几乎什么也没有： １９７６年２月８日 …………！ 这些省略号和惊叹号，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一幅未完成的画？还是为了一个姑娘？ 突然传来了一阵纷沓的脚步声，俱乐部仓库的小木门被推开了。三个小伙子见了我，惊诧地盯着我，我也同样惊诧地、有点不太好意思地盯着他们。毕竟是我，闯到人家这儿来了。其中一个大个儿看样子足有一米八十多，大阔脸盘上沾满了黑灰和焦炭末，一双小小的眼睛使劲瞪大着。他显然是把我当成贼，对我愣头愣脑地嚷嚷：“你是谁？怎么钻到我们这里来啦？”边上一个瘦瘦的、眼睛也是小小的带着一点浮肿状，穿着一身黄军装的小伙子（沈加蔚无论什么时候，７０年代还是８０年代，总是一概不变地穿着那套黄色军服）拉了拉大个子说：“别把人家吓坏了，说不定她是师里的大干部，来咱们画室搞视察呢！”说罢，他故意咳嗽几声，作立正状。他那黄军裤上被扯破一个大口子，球鞋上沾满了各种颜色的油墨迹。我看了看他俩，他们都属于那种看上去其貌不扬，但思想敏捷、心地善良的人。 我的目光又转向第三个人，他没在看我，正盯着我面前小桌上那本翻开的日记本。我心里很慌乱，真像做了贼一样，心也怦怦地跳了起来。“对不起，”我说，“我是来找水喝的……我是师部医院的，路过这里。”我看着那本日记本，本来想说“我翻看了这本日记”，但终又不敢说出口。正在惶惶不安之时，他抬起头来了。我遇到了他的目光，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目光。如果说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站上第一次遇到渥伦斯基并且被他的目光所震撼，在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觉也正是如此。他的眼睛深邃明亮，使整个屋子顿时更加明亮起来，而那被浓密的、长长的睫毛掩盖的眼神，更有一种对一切女孩子来说得人心魄的力量。我屏住了呼吸，凝视他，下意识地感到他也在凝视我。“一定是他的日记！那秀气的钢笔字迹，那字里行间的风格，和他是多么吻合！真是不能再吻合了！” “你在师部医院，是看病的？还是管人的？”他说话了，口吻轻松，既脆亮又浑厚，像多明哥的声音。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是内科医生，只管病人，不管正常人。”我回答。在我们医院，保卫科、宣传科、人事科、组织科都有不少知青，大多是从基层连队或团里调上来的，但上海知青当医生的，只有我一个。 “怎么，你们也去过师部医院吗？”我问。同时奇怪为什么这三个画家都满面尘埃，衣衫扯破，像刚从废墟里钻出来似的，“你们从哪里来？怎么搞成这副狼狈样？” “小挂彩。”大高个子说着，把外衣脱下往地上一扔，“下午糖厂着火了，来师部要人灭火，一时拔不到什么人，我们仨到后勤部要了辆马车赶去了。火势真凶得很，幸亏是在烧仓库里的几十吨糖，没烧着人。我们一边泼水一边从火里往外拖麻袋包，搞了半小时，师里又送来一个连队的人，不一会儿就扑灭了。瞧，虽然没烧着，但手被焦木板划破好几块皮呢！”他伸出手，我才看到十指上斑驳的血迹。 “你叫什么名字？” “林斌，北京人。”大个子带着不可掩饰的骄傲自我介绍。“林斌，你要立即包扎！立即打破伤风预防针！懂吗？”我又问边上两个，“你们有没有伤？快让我看看！火灾时的焦灰和铁锈末儿钻进创伤皮肤，是最容易引起破伤风杆菌侵入的！”果然，瘦个子和日记本的主人也是十指红肿、血迹斑斑。“你们都在这儿别动，我立即去医院取纱布和破伤风针！”我真怨自己在偷闯他人之室的慌乱心虚中，竟没有注意到站在面前的竟是三个救火归来的伤员！ 我一路小跑冲到医院，背了急救箱，又到药房取了注射针便奔回俱乐部。 在包扎、打针中，我知道了那瘦瘦的、文弱的，牙齿有点往外突出的小伙子是沈阳人，叫沈加蔚。而那个一眼望去才貌出众的，叫于廉，不用说，从日记中我就知道他是上海人，上海中学的。 “你家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我一面包扎，一面问他。“住淮海路，淮海坊。”于廉回答，“你也是上海人吧？”“我家也住在淮海路。你知道永隆食品公司和淮海大楼吗？我们就住在那后面的一幢大楼，叫瑞华公寓。” “瑞华公寓，我知道，我经常路过，看见小轿车出出进进的，不是寻常百姓人家……怎么？看来你是上海哪位大干部的千金了，马上要回城了吧？”于廉眼望着伤口，问我。 “我不是什么大干部的千金，也绝对回不了上海。”我说，“只能在这里给死神当助手。” “死神？什么死神？”林斌叫了起来，“不要开玩笑，刚才你讲的什么破伤风杆菌，还真怪吓人的。我小时候一个同学就是爬篱笆摔下，被铁丝网勾破了一个小口子，不几天就死了。死得好痛苦，抽搐了三天三夜……快告诉我们，刚才打的这一针管用吗？还来得及吗？如果破伤风杆菌已经进了血液怎么办？”看到林斌这副惊慌的样子，我暗自好笑，故意说：“如果破伤风杆菌已经进入血液的话，那就要看各位的运气了。今天晚上，如果你们身上任何一块肌肉有抽搐，请马上到内科急诊室来找我。” 将三个人包扎、注射完毕，我说：“我以破伤风杆菌的名义保证，今天这针，既拯救你们的肉体，也拯救你们的灵魂。”说罢，我抬起头，欣赏着面前这三个刚才还是陌生的、现在却是我病人的人。 突然，三个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林斌甚至跳了起来：“该死，手指头上都缠上了纱布，怎么画画？” 我说：“你们几个的伤口都不深，只要不沾水，两天之内一定恢复。” “两天不画画？” “两天不画画。” 一阵叹息。是于廉的叹息，林斌的叹息，沈加蔚的叹息。“当生命之星熄灭的时候……”于廉突然轻声地、像朗诵般地、带着沉思的语调说道，“米开朗基罗对前来帮助他忏悔的萨尔维蒂红衣主教说：‘在我刚刚对艺术有点入门时，我却要死了，我正打算创作我真正的作品……’” 沈加蔚接着说：“达·芬奇，作为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哲学家，临死前说：‘我从未完成一项工作。’”林斌讲：“雷诺阿临死前，对病榻旁边陪守他的人说：‘请拿一支笔给我。’那人走到隔壁房间去找笔，在他匆匆地拿着一支笔回到床边时，画家已经断了气。” 又轮到于廉，他说：“科罗临死前，嘱咐别人在他的墓志铭上刻上：‘希望天堂也有绘画。’” 这三个人在讨论“死”时，对画的深厚恋情，使我的心灵受到震动。这三个人——北京的、沈阳的、上海的——从那天起，成了我的朋友。他们的博学、多才多艺和想象力，像北大荒原野上的春风，给我带来了快乐，温暖着我寂寞的心。而于廉，从我见到他的第一眼起，就有了一种从内心深处滋生起来的微妙的感觉，就像磁石对铁产生的吸引力一样。我总想常见到他，而每当我往俱乐部的小屋走去时，心里总是荡漾着一种混合着紧张、羞怯、渴望和骚动不安的情愫，而在见到他时，又立即烟消云散。 到了１９７６年冬天，林斌被借调到哈尔滨，沈加蔚被沈阳军区创作室录用，小屋里只剩下于廉一人了，而兵团五师师部只剩下于廉和我两个上海人了。我到俱乐部小屋来的次数更多了，只是于廉一次也没到师部医院来找过我。 我每次来到小屋，他总是一边往画布上抹颜色，一边和我侃侃而谈。他喜欢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讲：读这本书之前，一定要熟读两晋六朝的文卷和苏词、杜诗。他说李白是天纵之才。他用苏轼的词“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来形容自己从小清高孤傲，自尊极强。他进了上海中学后，也一直是班级和年级的佼佼者。可父亲的突然自杀，使他一度对人生失去了兴趣。“是画拯救了我。”他说，“一拿起画笔，你就非得想象，于是抽象的思维和想象便掩盖了现实中的痛苦。我常常逼自己作画，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就这样，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十一二点。于廉总是在午夜前放下画笔，蹲在炕洞前爆豆子来充填我们两人的辘辘饥肠。我总是在午夜一点前离开，回到师部医院我那干净而又寂静得可怕的单身女宿舍。 雪地，沙沙沙地响。已是午夜两点，我们仍在那片一望无际的雪原上散步。师部俱乐部小屋的灯光，已经越来越远了，在光秃的白桦树枝杈中隐隐约约地闪现着。我们两个默默无语，我的心又开始颤栗起来。我多么希望他靠近我，走近我，多么希望他挽起我的手，或者，在这万籁俱寂的夜，在这柔和的月光和白雪中，给我一个深深的、甜蜜的吻……几个月来，我不是一直在被他的才气、他的面貌、他的气质所深深吸引吗？我们两个人不是一样害怕孤独、害怕寂寞？而现在，在这远离上海万里的北大荒，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交流双方心底的欢乐、希冀和创痛吗？ 我咬紧嘴唇，机械地把靴子从一个雪坑里拔出来，又踩进一个新的雪坑。他离我有一个半人的距离，也是同样机械地拔出厚重的棉胶鞋，又踩进一个个雪坑，脚后已是两条长长的平行线，看来，这两条平行线只会延续，永远不会相交叉了。沙沙沙，沙沙沙…… “你看过苏联小说《红肩章》吗？”我问他，“《红肩章》中也有在雪地散步沙沙沙的镜头。”我记得那是苏联军官学校的男生初次和女友约会的描写。 “没有。”于廉回答，“没看过《红肩章》。” 又一阵静默，只有沙沙沙的踏雪声。 “你认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书中，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保尔和冬尼娅、保尔和团委书记丽达、保尔和妻子这三部分的描述，哪一部分给你印象最深刻？”于廉突然打破沉默问我。“当然是保尔和冬尼娅那段写得最好。”我说。 “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我反问道。觉得深夜的雪，有些湿润而清新，好令人舒心！ “当一个人在纯真少年的时候，情感总是最美好的。冬尼娅是保尔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一个插曲。但那是一道美丽的闪光，是永远经久不衰的。” 于廉停下来，他凝视着我；我也停下脚步，凝视着他。在雪地和月光辉映下的于廉，美得像阿波罗塑像。他那白皙文静、轮廓分明的面庞，柔情地面对着我。他的嘴唇翕动着，仿佛有千言万语呼之欲出，却欲言又止。我心中青春的潮水在涌动，一股不可知的力量在推着我，我向他迈出了一步，我要拉起他的手！拉起他的手！ 突然，“啊”地一声，我一跤摔倒在两条平行线之间被雪掩盖着的一个坑洞中。于廉向我冲来，一把将我抱起，可没等他站稳，他也“扑通”一下跌在这个不小的坑洞里了。霎时间，我们竟挤跌在一个坑洞里！他距离我这么近，我能闻到他头发的气息、脖颈的气息、嘴唇的气息和他睫毛上凝冻着细细的冰凌的气息。这时，我做了个大胆的、近于疯狂的动作，我一把抓住他的手，盯住了他那双在雪夜中燃烧的眼睛：“于廉！……”我轻声叫道。我想说：“不走了，永远不走了！让我们一块占有这些树林、山峦、积雪和雾霭，让我们自成天地。萦绕着我们的孤独和寂寞一去不回头了！……”而且，我感觉到他那双手——那双清瘦白皙的手已紧紧地、有力地握住了我。我多么想一头扑进他的怀抱，多么想仰起头，闭上眼睛吻他，深深地吻他；也让他吻我……久久地吻我……可不知为什么，我的手松弛了。我站了起来，说：“于廉，快爬出去，不然要被活埋了！”我说着爬出雪坑，他也跟着跳出雪坑，我们扑打着满身、满头的雪沫，在雪地上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爱一个人，真难！ 回到俱乐部小屋，已是半夜两点半时分了。小屋冷得有零下十度，于廉从走廊上拖来一个大铁盆，把做画框剩下的杂木统统倒进去，点燃了火。火苗忽忽地蹿起来，小屋顿时变得又温暖又明亮。他冲了一杯上海麦乳精递给我：“喝一点，暖暖身子再回医院吧。我还要继续画画呢。” 我想起医院那同样零下十度、冰冷的女单身宿舍，真依恋这儿的火，这儿的温暖，还有他。我说：“我不走了，你画你的画，我给家里写信，很快就天亮了，我再回医院。” 他坐在画框前的木椅上，准备临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他说：“第一次遇见你，我们谈到死。对我来说，如果现在突然结束生命，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一幅绘画大师的原作。我多么想去意大利米兰佛罗伦萨，看看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和油画，多么想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去亲眼看看那里的无数收藏……这些对我来讲，可能一辈子只是梦想罢了。” 他不无感憾地叹了口气，便又沉浸在全力以赴的临摹中了。他在谈到“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梦想时，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令人神驰的光芒。 不知什么时候，我写完信，抬头一看，他已在火炉前的木椅上睡着了。天色熹微，我凝视着靠在桦木椅上那张沉睡的脸，柔和的火光洒在浓密的黑发上。我现在说不上来是否该用“温柔”，或是“生动”、“魅力”这些字眼，不过那天晚上，在燃烧着木柴劈叭声的炉火旁，我确实认为，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美丽的脸。 我那时多么狂热地依恋着他，多么甘愿随他浪迹漂流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或者就在脚下共享北大荒的山峦、流萤、春融、冬雪。我那一股久久压抑的青春激情被他的辉煌无比、天使一般的面容和高贵的气质引导着不断高涨、升腾……我站起身子，轻轻地走近他，在他的面前跪下。举手之间，我便能摘到爱情的甘果，只要我轻轻地吻一下他的前额，或者是捧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胸前，对他说“我爱你”，他就是我的了！ 像以前多次发生的那样，我的情绪突然坠跌下来。我羞愧，我害怕。当一个人仍然被痛苦和渺茫压抑着的时候，他是不能去摘取那轻易而得的幸福之果的，安多纳德是对的。“她不会依附一个没有来由和没有前途的爱。”在这黑暗的山峦，痛苦和幸福的意义，究竟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眼里涌满了泪水。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终于悄悄地站起身，捡起他滑落在地上的旧大衣，轻轻地为他盖上，然后，我小心地打开木门，离开了那个晨曦中的小屋…… 第二天，我休息。我没有去找他。 第三天，我在内科病房值白班。下午，我去X光室取一张病人的摄片单，在走廊上遇到内科徐主任，他正在同院长谈话。我向他们点头打了下招呼，便走进了X光室。 当我翻第二张X光片时，徐主任出现在我身后。 “小周，看什么片子？” “３０２病床的。二尖瓣狭窄，肺水肿加心肌炎。”“是突发性克山病的那位女病人吗？” “是的。我给她用了大量维生素C静脉注射，昨天已经神智清楚了。” “这一年来你研究克山病心肌坏死很有成效，刚才院长还专门谈到你。说你是很有前途的内科心脏病医生。内科要扩大，打算专门开设一个心脏病房。你好好干，说不定那时能当上心脏科主任呢！” “徐主任过奖了。”我一边看X光片，一边说。谁都知道我已经申请了几次请求调离回南方的报告，院长和科主任一概置之不理，当作没这回事儿。 徐主任拿过我手中的X光片，一边漫不经心地对着日光灯察看，一边对我说：“这鬼地方没假没节的，难怪人人都想往城里跑……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好吗？” 徐主任是１９６２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生，四十多岁，爱人孩子都在哈尔滨。他业务还行，很受院长推崇，只是处世圆滑，为人过于精明，还有一股滑腻腻的、令人不舒服的味儿。出于礼貌，我没有拒绝他。 这儿没有酒馆，也没有饭店。徐主任不知从哪搞来了几听罐头，两瓶酒，放在他宿舍的方桌上。同来的还有院长，他带来了一饭盒香味扑鼻的狗肉。 院长是位６０岁的老人。早年曾经留学东京医学院，后来不知怎么落魄来到了北大荒。也许是岁月的蚀融和精神创伤，他总是醉醺醺的，大家背后叫他“二锅头院长”，或者干脆叫他“二锅头”。 “小周，喝吧。”徐主任递给我一杯烫温了的酒，“你毕业以后来医院一年多了，肯钻研，肯吃苦，干得不错。来，干一杯！”我不会喝酒，只佯做样子，抿了抿酒杯边缘。 “这鬼地方，冬天全靠酒暖身、壮筋骨。小周啊，你得学会喝酒啊！”徐主任说，一边不断地给院长斟酒。院长只对我说了一句：“留下来，好好干。”不一会儿就酩酊大醉了。徐主任也满脸通红得像猪肝，薄薄的眼皮耷拉着，里面不知是泪花，还是酒熏的蒸气，湿腻腻的半睁半闭。 我站起身说：“主任，我实在不会喝酒，我想回去了。”“别走，别走。”徐主任把酒杯塞给我，说：“小周，你可能近来也听到了不少议论。首先，全师都知道你这里最容易开病退证明，有人讲你是……引渡出关……哈哈！引渡！你懂吗？只有偷渡国境的才需要引渡……小心啊！别帮了别人，却毁了自己的前途！”徐主任说着，突然凑近我，从他那两个鼻孔中冒出来的酒精味直冲我来，令人不堪忍受。 “……我说，都走得差不多了，可那个画画的，你怎么不帮他也引渡一下，开个病退证明呢？” 他用这样的语气提起他，我嗔怒地放下杯子。 “俱乐部那个画画的，才貌出众一点不假。不过，他父亲是个畏罪自杀的右派，我看他咋干也没什么奔头。听说你常常往他那儿跑……”我转身要走，徐主任一把拉住我，说：“呵，别这样，我这人见多识广，把门关上画画裸体，或者琢磨一下什么线条，这都是艺术……只是别把人从画室带到床上，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妙龄姑娘……” 一个人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有人亵渎了你心中认为神圣的东西。所以，在那瞬间，在徐主任和喝得酩酊大醉的院长面前，我觉得我所做的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从桌面上探过身子去，打了徐主任一个耳光，站起来，把台子掀翻在地，就回自己宿舍去了。 夜幕降临了，天边飘起纷纷扬扬的大雪。女宿舍里冻得要命，土暖气片早已结了冰，修理工一周前就讲要来修，却不见踪影。我双手抱着胳膊伫立在玻璃窗前，望着漫天的大雪，一种遭受侮辱的愤怒使我全身颤栗。眼泪不知不觉滴落下来。“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我对自己讲，“难道还有什么需要顾盼流连？还有什么需要犹豫的呢？你有什么理由，要和你所珍爱的东西失之交臂？……去对他说，对每一个人宣布：我爱他，是的，我是属于他的，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 两行泪水流淌在冰冷的面颊上，我向窗外望去，从医院的窗口是看不到俱乐部小屋的灯光的。这时我想，哪怕让我看到一点点小屋的灯光，即使是微弱的一闪现，也会给我受了伤的心灵带来多么大的慰藉！ 我披上大衣，沿着两天前和于廉散步的小径，冒着风雪向俱乐部小屋走去。我几乎发疯似的奔跑起来。我这才意识到，我，是我，在追求他。几个月来，我最害怕的，就是被他拒绝。今晚，我要大胆地对他说，我爱他。即使我父母亲反对，即使要在北大荒一辈子，我也要跟他在一起。这是我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不能想象，没有他，我怎么生活下去？ 我奔跑着，向着北大荒小屋的灯光——那令我魂牵梦萦的灯光奔去。灯光，还是这么炽明透亮。他一定在那里，一定在画架前画画！ 我的心剧烈地跳着，气喘吁吁地推开小屋的木门，屋里竟空无一人！大铁盆的炭火快要熄灭了，几颗已烧焦的豆子在冒烟。我大声喊着：“于廉！……于廉！你在哪里？” 没有回音。 突然，我看到画架上那幅已经临摹完的油画《蒙娜丽莎》。右下角写着： 临摹于北大荒五师俱乐部 For Memorial of Z．L Z．L是我的名字缩写！我的心怦然大动！注视着几乎逼真的《蒙娜丽莎》，她那入神的微笑和垂放着的十指，无论是艺术的完美，还是右下角题词所带来的激情，都使我激动不已。我在小桌前坐下，又遇到那本熟悉的、摊开着的日记本。我先翻了最后几天中的一篇，我想看看他是否也像我想他这么想我。有一篇全部是关于蒙娜丽莎： “尚未有情的眼光是最苛求的，如果真是爱了，那爱的顾盼有宽容、溺爱。它将容忍我们的缺陷，慰藉我们的尚未坚强，扎裹我们的创伤，而尚未有爱的顾盼则毫无纵容的余地，它瞄准我们，对我们的要求绝对严、无限大。它在无穷远的距离，向我们盯视，召唤。我们只能是一个无穷极的追求，无休止的奔驰。 达·芬奇是置身于这眼光中的第一个。 把我们有限的存在拉长，变成无穷极的恋者、追求者、奔驰者，像落在太空里的人造卫星，在星际、星云之际，永远下行，死在尚未触到她的时分、在她的裙裾之前三步的距离里。” 我立即有了一种不幸的预感。 日记的最后一页有几行字： “她是个很好、很聪明的女孩子。几个月来，从她的眼睛里，我已经明白了一切，我知道她将向我说什么…… 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 我犹如被霹雳震撼了一下，呆呆地望着那“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的”清晰的字迹。只觉得头脑昏昏沉沉，脚下的薄冰在崩裂，整个身子在下沉、下沉……没有泪，没有期望，周围的一切变成了一个大空洞，我就这样呆呆地坐了１０分钟、２０分钟、３０分钟，他一直没有回来。 我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医院。 我病倒了，诊断是大叶性肺炎，躺了两个星期。于廉什么音讯都没有。两周后我痊愈上班时，院长宣布，把我调离到离师部医院五百华里以外、一个叫建边农场的小山庄卫生院去工作。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调回南方的希望是完全破灭了，而在那个无人知晓的偏僻的小山庄，又不知道要度过多少漫长的岁月。而这一切，都是由我那一记耳光直接造成的。离开五师医院去建边农场前，我决定向于廉告别。最后一次看到俱乐部小屋的灯光，我有一种锥心刺骨的疼痛。我终于体验到了“心如刀绞”一类词汇的分量。 小屋的木门是敞开着的，他还是不在。我问一个每天为俱乐部拉水的老人，才知道，就在那个夜晚，他被在哈尔滨省美协的林斌叫去了，省里让他俩合作一幅油画去参加全国美术展览。 而他给我留下的，就是最后那一篇日记。 骄傲的自尊和被拒绝的爱，都化作一股不可名状的羞惭和悲伤。当一个女人，不能获得她所心爱的男人的爱时，那种感觉不仅令人心碎，而且是撕裂神经的。那些天，我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寒冷的日子。白天下雪，傍晚下雪，深夜也下雪，终日大雪弥漫，昏昏沉沉。我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不可自拔的无底深渊。离开师部医院那天，俱乐部的拉水老人，赶着一辆老破牛车送我上双山火车站。一路上牛车颠簸着，牛车轱辘辗轧着雪道，发出轧吱轧吱的、单调重复的声音。老人用鞭子轻轻地抽打着黑色的、瘦骨嶙峋的牛背，他叹了一口气说：“画画的那小子，也不打声招呼，就腾地一下去了哈尔滨。唉，你俩整天在一起，这么一走，能让人好受吗？”我抬眼望着老人那张布满皱纹的、善良的面庞，又低下头去，呆呆地望着牛车轧出的雪辙轨迹，那轧吱轧吱的轱辘轮仿佛慢慢地、沉重地从我的心头碾过，碾了一圈又一圈……我强忍住泪水，这时如果身边没有人，我多么想放声地在这雪地里大哭一场啊！坐在双山火车站候车室等车，处处弥漫着东北旱烟呛人的辛辣味和尿酸味、马粪牛粪味儿。眼看着其他知青（已经剩不多了）高高兴兴地登上南飞的列车，而我却孤独一人扛着行李包，去一个从未听说过的、既偏僻又遥远的建边农场。这未知的命运、渺茫的前途和绝望的爱折磨着我，我再也忍不住了，索性趴在行李包上，呜呜地痛哭起来。 于廉，为了你，我流了多少泪。而你一滴也没看见。我不会让你看见，因为这毕竟与你无关。我已经承认，是我在追求你。 等哭了一场醒来之后，不知怎么，反而感觉到轻松了不少。 到了建边农场，才知道这真的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被称为场部卫生院的土坯屋里，只有几间黑黝黝的房间，分别是门诊室、女宿舍、小药库和仓库。仓库同时也是手术室。卫生院的门框外悬挂着一条破毡毯，风卷着雪花一个劲地往里灌，地面上都是被踩得湿腻腻的雪水。走廊的水缸早已冻结上一层薄冰。这儿的设备无法和师部医院相比。也没有什么知青，病人全都是当地老乡。听人讲，有一次，一位老乡患了急性阑尾炎，当地的李大夫想发挥一下手艺，没往县医院送。卫生院的麻醉药不够用，李大夫硬是扎了几下针灸就下了刀。哪知开到一半，阑尾还没取出，病人就疼得哇哇大叫、不住地翻滚，急得李大夫一时没了主意，索性一跃身跳到手术台上，叉开双腿，骑坐在病人的上半身，紧压着病人的身子和四处乱抓的双手，令助手取出阑尾，匆匆地缝合。幸亏那个老乡命大，发了几天烧就恢复了。从那时起，李大夫的“武术”（不是手术）也出了名。 建边农场虽然荒凉，但却有一股荒凉之美，一种返璞归真的田园风光。每天傍晚，田间里响起农妇的唤鸡唤猪声，装运水的牛车的铃铛声，山间泥坯屋顶升起一缕缕白色炊烟。而这一切都笼罩在绯红的晚霞中，衬在到处是密密的白桦树、钻天杨的黛色青山下。这里没有师部医院的迂腐和沉闷气息，人们对我——一个单身的上海姑娘都充满了友好和好奇心。为了心境的安宁，也为了回避任何感情色彩的冲击，我告诉老乡我在上海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在他们的眼光中，我看到一种由衷的祝福。我常常在下班后独自漫步在森林中，回忆着童年时的幻想：森林中的小房子、小红帽。有时蹲在地上，看着两只松鼠打逗，有时步上高山，望着不远处的中苏边界。我觉得这儿——眼前的一切，就像一幅幅俄罗斯油画，像克里米亚黑海之畔的山峦，像高加索壮丽的早春……深夜，皎洁的月光照在平静的建边河面上，粼粼的水波闪耀着银光，一望便使人想起范仲淹的“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名句。大自然给我带来了无比慰藉，我也渐渐地爱上了这儿的老乡。他们常常在深夜策马来到卫生院，拼命地敲打着窗棂。我常常披衣而起，提着“李玉和”式煤油灯，跌跌撞撞地跟在老乡后面跑。这里一概不分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也不分医生护士，我什么病人都得看，也时常挽起袖子打静脉穿刺、挂吊瓶、扎小儿头皮针，给孕妇接产…… 一年不觉过去了。生活在紧张的工作中，心胸逐渐充实起来。我仍然常常想到他，想到俱乐部的小屋和那些温馨的夜晚。我常问自己：我的未来呢？能永远呆在这里吗？难道像现在这样永远孤独下去吗？ １９７７年，大学恢复了高考制度、正式招生的消息终于吹到了这个北疆的小山庄。所有适龄青年，都有资格报考。而且这对我说来无疑是另一个重要的途径：如果能考取大学，回到大城市，那么也许我还来得及抓住已经在逐渐消逝的青春。我在一连熬了几个通宵、啃读了三角几何一大堆理科书籍后，便急不可待地去场部“报名”。当我踏着厚厚的积雪，好不容易走到离卫生院十里远的场部，一位穿黑棉袄的当地干部拱着手，打着典型的东北大官腔说：“你这工能（农）兵学员，毕业后回到北大荒，就该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你懂吗？大学都上过了，还整个啥呀？”他拿起一支钢笔，以坚定不移的神情把我的名字从申请表格中划掉。天哪！我又一次尝到了那种孤独无助，一切道路都被堵塞了的滋味。当天黄昏，我就赶回到医院。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往回走。越想越委屈，眼泪不由得又夺眶而出。遇到这种事情，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除了哭，还有什么办法呢？泪一颗颗地跌落在雪地上，化着一朵朵小雪花。我突然想起龚自珍的那句诗：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既然走不了，那么就让泪水——孤独的泪、伤心的泪，全化做北大荒的春泥吧！我干脆在雪地里放声大哭，边哭边走，任飞雪落进我张开的嘴里。反正这里是荒山，方圆几里地也没有人看见。哭着哭着，漫天的大雪突然停住了，远远近近的雪山雪原，又出现了那永远令人惊叹的黄昏景色：广漠的原野，如血的夕阳，绯红色的晚霞映照着无边无际的白雪，从云层中钻出的金光把云朵镶嵌成一片片金红的鳞絮。我不由得停下脚步，呆呆地望着大自然的壮丽奇观，真想融身于天地之间，哪怕变成一片云。我想哭，也哭不出了。后来我想，干脆唱一支歌吧。于是不知怎么，我面对着美丽的黄昏景色唱起了小时候心爱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绿树红墙的北京，高楼耸立的上海，多么远呀！远得就像天边一片云，远得就像一个梦。而我身边，是实实在在的广漠原野和荒凉的山庄，是实实在在的建边老乡和病人。在病房里，还有一位心脏病患者在等我呢！ 这位心脏病妇女是一天前从屯子里被家人背来的。她丈夫讲着口音浓重的山东话，用这里的话来说，他们叫山东盲流，盲目流动到东北来谋生的。两人破衣烂衫，穷得要命。那妇女不住地吐黄水，心律紊乱，心音微弱。我一看就知道又是“克山病”。这种叫“克山病”的心肌急性损坏症，在７０年代蔓延很广，夺去了许多中年妇女的生命。我在师部医院时，通过对病情的一系列摸索，决定大胆采用维生素C静脉注射，以缓解急性心肌坏死，果然很有效。在这建边农场，没有心电图，这里离县医院有好几百里，要翻几座山脉，就是连夜赶到，病人的生命也难保住。因此，只能靠我不断地将听诊器放在病人胸前，一边观察心律波动，一边决定用药。尽管那个妇女很脏，甚至有好几只虱子在她的破旧棉袄中爬进爬出，但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抢救回她的生命。从场部大哭一场后回到医院，我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抢救，一连几夜没睡觉，守在那兼作仓库和手术室、现在又临时改为急救病房的小屋里，日日夜夜地监护着病人，间歇注射维生素C和其它抗心力衰竭的药物。经过两周的抢救，病人终于出现了正常的心律，水肿消退。当她丈夫拉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来接母亲回家时，病人流着泪，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久久地不放……望着这一家五口逐渐远去的身影，我不由得热泪盈眶…… 有一次，县放映队到山庄来放电影，放的是苏联电影故事片《山村女教师》，这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好的电影之一。影片中俄罗斯大地那和煦的风，哗啦啦的白杨树，孩子们在金色的阳光下高声背诵着普希金的诗，走向考场，那山村女教师的美丽、善良，对孩子们真挚的爱和谆谆的教导……我深深地被这部电影迷住了。没想到第二天，许多到卫生院来“串门”的老乡们说：“你就像乡村女教师呀！”有一次，我巡诊回来，一个孩子在田地里竟模仿着电影中的口气，大声叫我：“瓦里瓦拉·瓦西里耶夫娜！” 人的热力，是能够点燃世界上任何一个冰冷的角落的。冬去春来，我宿舍的窗台上常常出现一把大葱，一包新鲜猪肉，或者是一小篮鸡蛋。都不知道是谁送的。 整整两年之后，我终于收到了上海市政府发来的根据知青新政策调回上海的通知。当我临登上开往嫩江的大卡车时，一位老乡跌跌撞撞地跑到我面前，递上他家刚刚烙出的、滚烫的葱油饼……我又一次热泪盈眶了。 再见了，荒凉而美丽的建边！再见了，贫穷而淳朴的建边老乡！ 回上海路过哈尔滨，我决定去看一看于廉。在建边的许多日日夜夜，我常想起他。有时夜半梦醒，他仿佛又站在我的面前画画，他最后一页日记中所写的“那是不可能的事，绝对不可能的”这句话，曾反复多次地折磨着我。这时痛苦已经减小了——时间是能使世界上一切痛苦减轻的——剩下的只是思维中的困惑。凭良心讲，如果当时他从我眼睛中清楚地看出了那种含意，那么我从他的眼睛——那双深邃而又明亮的眼睛中——所看到的，难道不是同样的东西吗？在小屋中的炉火前，他拉起我的瞬间，还有在雪夜散步时突然陷落到大雪坑中那近得闻得到双方呼吸的时刻，他那双眼睛里，不是明显地充满着爱慕和那种荡人心魄的万种柔情吗？他究竟为什么要拒绝我呢？ 早就隐约听说于廉已从五师调到了黑龙江省美术协会，和林斌在一起。我就先写了一封信给林斌，让他转交给于廉，告诉他我回上海的途中想停留哈尔滨看看他。不久后收到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一看到那熟悉、秀气而遒劲的笔迹，我的心禁不住怦跳起来。他在信中祝贺我终于返回上海父母身边，并且告诉我他在南岗区的一个地址。说他很忙，我下了火车可以直接按这个地址找他。他说他很想见到我，好好聊聊。 到哈尔滨下了火车后，我很快地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那个地方。像哈尔滨南岗区的许多白俄时期的建筑一样，这是一所陈旧的、石灰剥落的俄罗斯式小洋房。墙上也像每条街所见到的一样，刷着许多大标语，只是那些标语已被雨水和冬日的雪水洗刷得只剩下斑斑痕迹。我按了电铃，紧张地期待着，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孩子出来开了门，她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就是周励吧？请进来吧！”我跟着女孩走进门厅，悄悄地四下环视：这里不像房外所见的那样陈旧和零乱，从走廊到内室都布置得很优雅，房间宽敞而明亮，阳光从落地玻璃窗射进，照着墙上的一幅字画：“宁静致远”。而走廊的另一头，居然有个摆着一架大三角钢琴的客厅！我去过兵团不少哈尔滨知青的家庭，都是低矮小屋一铺大炕，没想到哈尔滨还有如此儒雅相宜的所在！我又端详了一下那位老是盯住我看的、微笑的姑娘，她看上去比我要小三四岁，细细的、秀气的眼睛，剪短的头发，面色有些苍白，是那种一眼望去十分文雅的女孩。她把我引入内室，我一眼看到那里有一幅画架。她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说：“于廉上午去省美协画室了，他给你留了张条子。”我接过条子一看，上面写着“先休息一下，下午３点到湖滨２号码头找我，于廉。”“美协离湖滨很近，你知道怎么走吗？”她很热情地问我，一边取出一份哈尔滨市区地图摊在我面前。“你叫什么名字？” “邵莉，我也是从兵团返城的。” 邵莉，周励，我们的名字发音倒很相近。于是，我很快地，今后也便永久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你也画油画？” “刚刚开始学……”邵莉眼睛里突然露出一道羞涩的光芒，“于廉在教我呢！” 然后，她又马上问我：“你和于廉很熟？是不是？他常常提到你，你回上海打算干什么？还当医生吗？”没等我回答，她又是一个问题，“听说你很喜欢于廉的油画，我也很喜欢他的油画，你们上海人真聪明……你说，上海美术家协会会不会来调他回去呢？”邵莉眼里又流露出一股焦虑不安的神情。 我只好告诉她，我已经有两年没见到他了。对他的情况远不如她知道得多。我隐隐感觉到，不，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她，这个叫邵莉的女孩，在追求于廉。和我当初一样，她也深深地被他的气质和神采所迷住，那一声声“于廉”、“于廉”，都在告诉我，她已不能从青春女性的爱慕之情中自拔了。何况，她比我小。 下午３点，我在湖滨码头看到了于廉，他站在那儿等我，好像已经来了很久，当他看到我，大叫了一声“周励！”，向我快步走来。他穿着一件咖啡奶油色茄克衫，雪白的衬领翻在外面，上面仍有几片颜料的痕迹。他的头发还是那么乌黑浓密，随风扬起，面庞依然那么白皙细腻，那双被长长的睫毛掩盖着的深邃的眼睛，依然是那么明亮，显示出一种人品非凡的高贵气质。每次见到他，我都觉得任何形容词都显得软弱无力。我默默地望着他，他也默默地望着我，我们就这样呆呆地伫立相视了几分钟。然后他说：“我们到太阳岛去划船好吗？哈尔滨难得有这么好的天气！”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正像以后一首歌中唱的： “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 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 带着垂钓的鱼竿， 带着露营的篷帐。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来到美国后，我去过许多世界著名的海滩度假：长岛的约翰斯海滩，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夏威夷的瓦克柯海滩以及西欧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琉森湖畔……海滩上是豪华的白色私人游艇和五颜六色的帆船，沙滩上处处躺着抹着海滩油、把皮肤晒成橄榄色的白人大腿，几乎透明的比基尼，披散着的金长发，胸罩、大墨镜、太阳伞。天上，直升飞机隆隆地来回巡逻，地上，穿着雪白制服、托着香槟、鳕鱼、杜松子酒的侍应生匆匆地往返侍候。但是，这一切都比不上太阳岛。 我并不是指海滩的美丽而言。美国和西欧的海滩是十分美丽而又昂贵的，每小时的花费都是上百美元以上。我是指感觉上，没有什么地方，比我在太阳岛所见的更亲切、更令人舒畅的了。正如一个闯关东的山东大汉，觉得天底下没有什么比沂蒙山下清河中的水更甜，更熨帖人心的了。 那天的太阳岛上，花团锦簇，游人如织。有带着洗澡的小木盆来给孙子嬉水的老爷爷，也有背着一个个大橡皮囊，囊内盛满啤酒，一面划船，一面豪饮的小伙子，不时看到穿着红色泳衣的姑娘跃入水中的健美身影。岛上岸边，处处是笑声——那种朴实无华的、无忧无虑的、普通善良的哈尔滨人的笑声。而我和于廉，就在这周围一片欢乐的喧笑中，慢慢地划着小舟，任小船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漂移…… “在师部时听说，你在建边农场干得不错，是吗？”于廉问。“那里的老乡很好，地方也很美……比在师部医院有意思。”我说。 “我一直觉得，你会有这一天，你会回上海的。”于廉说，“祝福你。” 我沉默了许久，低着头。我突然问他： “于廉，我想问你一下，这两年来，我一直无法找到答案。”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眼睛敏感地低垂下去。 “你去哈尔滨那天夜里，放在小屋桌上的日记本，我看了，请原谅。你是翻开来让我看的，因为你知道我会随时随地冲到你面前，对你讲那句话。你说你从我眼睛里，早已明白了我要说的那句话。但，‘那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事。’为什么？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几乎低声地叫起来，锥心刺骨的剧痛又包围了我。我想起了孤零零地蜷缩在双山火车站的那一夜，想起多多少少个不眠之夜的爱的折磨，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周励！你不要哭！”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颤抖地摇着。“你会觉得我冷漠无情！你会怨我走时连告别一下都没有！可是，我也在斗争着，我也在被折磨着，你懂吗？……在火炉前，我把你拉起来的那一刻，在雪坑里，我们几乎是双双要拥抱在一起的瞬间，我看出你在犹豫！你在感情和理智之间挣扎着，你以为我就看不出来吗？有一次，你和我讨论《约翰·克利斯朵夫》，你说：‘安多纳德是对的，她不会依附一个没有来由的爱，不会接受一个没有前途的吻。’我把这句话想了上百遍！每次见到你，我都担心自己是否会把握不住，于是我拼命地画画，思维想着你，眼睛在画布上，你以为我不痛苦吗？我也是一个需要爱、渴望温柔的男人啊！……” “那你为什么？”我触着他的指头，心头引起一阵阵颤栗。他抽出自己的手，夕阳的余辉在他的眼里洒上一层肃穆和庄重的色彩，他的语气仿佛是在宣判一项不可避免的死刑：“我们出身太悬殊，而且，和一个没有着落的艺术家一起生活，是一件很苦的事。也许命运一开始就注定，我们只能做好朋友的。” 我盯着他那黯然的眼睛：“于廉，你好为别人着想！我不怕吃苦！建边农场那么苦，我不是也过来了吗？” “那是不一样的。在建边，你或许是靠着热情和幻想来过日子的。而结婚成家，则会面临实实在在的琐事。你走后，我曾经多次打听你的下落，打听关于你的消息，也有几次提起了笔，想给你写信，但我怕伤你的心。我们之间，除了出身太悬殊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可能属于那种根本不应该把一个女人的命运和自身连在一起的男人。”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看过好莱坞明星琼·考佛蒂主演的《碧海情怨》这部电影吗？女主角有一句话：‘自杀的办法有三百种，和艺术家结婚是其中一种。’不少大画家，像毕加索、梵高，像罗丹，他们的爱情或婚姻的结局都是很悲惨的。更确切地讲，是画家害了那些曾经痴迷地爱着他们的女人。” “可是，那个叫邵莉的女孩子，看起来对你很有好感，她是谁？是你的女朋友吗？” “目前只能说是朋友，”于廉将木桨划动得更快些，穿过了一座绿色雕花的木桥，一边思索着，一边说，“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有理想，喜欢幻想。和你一样，她也很真挚。不过，有一点她倒很像我，她也常常有忧郁的时候。” “为什么？”我问，“她的家庭，看上去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呢，和普通的哈尔滨市民根本不一样。” “邵莉的父亲是黑龙江省歌剧院院长，母亲是歌剧院的编剧。但在１９５７年都被打成了右派。她姐姐也在歌剧院，是唱女高音的。姐夫和我一起在美协工作，不过姐夫也是个摘帽右派。这是个右派之家，和我的背景倒相似。”于廉自嘲地说，“邵莉的舅公，是编写了《雷雨》的曹禺先生，她还有不少亲戚在香港电影界，很活跃。她姐夫把我介绍给她，让我教她画画。他们全家人对我都很好。现在，姐姐和姐夫又极力促成我和她的事。我很矛盾，很困惑。在她的家里，我是感到很温暖的。他们直言不讳地同情我父亲，他们憎恨人整人的、荒谬又残酷的政治运动。但，对邵莉这个女孩子的热情，我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对女孩子的感情，就像那时对你一样，这种沉重的责任感，使我不敢超越雷池半步。我多次问自己：我能给她带来欢乐吗？她能在我身上，得到她所期望的吗？”于廉抬起头，凝视着我说，“两年前，在北大荒那个小屋里，我也多次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可是现在，我还不能马上找到答案。” “于廉！难道你要做一个殉道者吗？你都快３０岁了！……”他那种深沉的含蓄，这时不仅没有使我叹服，反而引起我的愤慨，“你不能爱我，那么就爱她吧！不要再去碾碎另一个女孩子的心！难道为你吃苦的女孩子还不够吗？”我讲的吃苦，当然是指感情上的苦：苦思，苦等，苦恋。我是希望邵莉再也不要经历我所经历过的可怕的一切。 夕阳的余辉染红了地平线，云朵镶上金色和紫色的饰边，幕霭柔和而宁静，乡愁如水，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太阳岛的黄昏是迷人的，一切相逢的喜悦和离别的怅惘，都和着烟霞轻抹的黄昏，洒在这处处浮光耀金、烟波氤氲的太阳岛上了。小船轻轻地随风漂荡。我们并肩坐着，白鸥飞绕在头顶，远处传来在岛上露营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的歌声。我们距离得这么近，但仿佛又隔着千山万水。我知道，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我们是只能做好朋友的。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回到上海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市外贸局当医生。整天与奔忙于世界各国各地的外销员打交道，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对“对外贸易”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寄自北京的信，打开一看，竟是于廉写来的。他告诉我，他已考取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他还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他的画《枫》在全国美术展览会上，评上了一等奖！他还在信中附上了《枫》的照片。我将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紧紧地捧在胸前，我为他骄傲，我也为自己骄傲：我为之付出了青春代价的于廉，终于发出了耀眼的光芒！而这一道光芒，是我早在北大荒的小木屋，在炉火燃烧的画架前，就看到了！我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并且给他寄去了我根据北大荒兵团生活的回忆，在业余时间写的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又过了很长时间，大约有一年，他给我回了信。他讲了他仔细地阅读了我的电影文学剧本手稿，觉得像闻到了一股北大荒土地的气息。但他对我的人物塑造提出了许多看法，说我把人物写得太理想化了，“由各种不同的个性和品质糅合在一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末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他和邵莉结婚了。像上封信一样，他附来一张照片，穿着时髦新潮的邵莉在一个装饰华丽的门厅内的摄像。她还是和过去一样，只是那张原来略显苍白的脸上，抹了脂粉，使她看上去生动了一些。“邵莉去香港了，这是她在香港叔父家的留影。”他在照片背后写着。信中他告诉我，他是在度完蜜月的最后一天，送邵莉去香港的。至于他，现在还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等拿到硕士学位后，他会去香港和邵莉团聚。“但是还很难说清楚批得下来还是批不下来，政府对去香港的签证一直控制很严。况且邵莉自己又没有身份，只是短暂的探亲而已。” 这是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 １９８５年８月，我离开上海去美国。在申请念美国大学研究生时，我变换了自己的专业——我要求学习商业管理和国际贸易。 在上海淮海中路美国驻沪总领馆签证处的小窗口，那个身材高大、金黄色的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美国领事，瞪着一双疑惑的蓝眼睛问我：“你读过医学院，写过论文，你是医生，为什么要改行？”第一次我回答不出来，于是签证被拒绝了。一个月后，美国总领事馆又来信让我去面试签证。我坦然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于是签证被立即批准了。 谈到弃医改行，实际上理由很简单：就像一个人在屋里坐久了，想出门到外面去呼一下新鲜空气一样。而我在医学这个屋子里已经坐了整整十年。医学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尤其崇高和不易的是，它要求牺牲人的一切快乐。十年来，当我和我的心脏病人、癌症病人、晚期肺心病人、克山病人和一切内科疾病病人打交道时，我是绝对快乐不起来的。在我心头上压着的，是那些病人的生命，是他们一阵阵的呻吟，即使在治疗之后把他们从死神翅膀之下抢救回人间，也还担心着下一次病变，提心吊胆地害怕死神翅膀的黑影再次压来……最难以忍受的是送治疗无效的临终病人去上帝那儿的时刻，他们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我要活，我要活！去上帝那里还太早！”可我却做不到。每一个病人的死亡，都会使我几天无法进食和入眠，常常在梦中被呼天抢地的家属哭声惊醒。这时，我心中充满了内疚感、罪恶感，和对死者那种无法分割的痛惜。 我的心肠太软。 不少美国医生从病人那里赚取的是钱。我从病人那里赚取的是焦虑、内疚和罪恶感。当然，也有欣慰。 更实际地说，即使我愿意在医学领域继续深造，美国医学院惊人昂贵的学费也会让我望而却步，更何况美国医学院只收绿卡居住者和美国公民，对外国人则只收交流访问学者。我这个两手空空来美国的自费留学生，根本不可能走进医学院的大门。我开辟了一个对我来说完全新的领域：商业国际贸易。我相信，和在医学上一样，我绝对得不了诺贝尔奖，但我也不会干得差劲。 在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我一边打工一边读商业管理课程。在学校里，我认识了刚从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取得数学博士学位的麦克·伏赫勒。他是个身材高大，很有幽默感、蓝眼睛的欧洲小伙子。我是专门着眼于男子的智力和气质来爱的，当然，形象和谈吐可以让我一眼就看出他是否具备才华。我们结了婚。 现在，我已经经营着自己的JME国际贸易公司。１９８７年注册成立公司时，麦克建议以我们两人英文名字Julia Michael Eochler的字首为公司名称。于是，我们在报上登了JME公司成立的大幅广告。麦克挂着总裁的职称，实际上他完全专注于他的新领域——电脑软件设计之中。他在一个华尔街公司领导一个部门。JME公司的业务全部由我承揽。我奔走于美国各公司、各州进口商、中国广交会和欧洲各国之间。我们的JME公司在几年中已经小有名气。我也常常出入美国各种高级社交场合，周旋于社会名流、巨商富贾之中。有一次，在纽约著名的公园大道参加完一个宴会回来，我走在４６街和百老汇交口处，想叫一辆计程车。突然，有一个人从身后叫住了我，用带着北京口音的中国话说：“小姐，请停步！小姐，画一张画吧，画得不好不要钱。”我回头一看，是一个面色清瘦憔悴的青年，手中拿着一支用做写生的炭笔，带着请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再往四周一看，在他身后竟有六七个画家，带着折叠的小凳子和画架，在街头招揽行人卖画。 天气很冷，纽约的秋末，风像刀子般地刮。那个拉我画画的青年——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似，穿着一件大陆制的薄衫，头发在寒风中抖动着，内衣领上也有几道颜料蹭上的明显痕迹。我想起于廉。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我为自己的貂皮大衣和珠光宝气的宴会礼服深感不安。我立即答应说：“好吧，就在这儿画吗？” “就在这儿画！”他突然变得像孩子般的高兴，指着街头一排生锈的铁制折叠椅，叫我坐下。他又摊开自己的小折叠凳坐下，把画架往双腿上一架，叫我往右侧看，头不要动，于是便忽而看我，忽而看纸地刷刷画起来。看起来他并不愿意多说话，只是专心地画着。由于我的头必须固定在右侧，正好是那一排空铁椅的方向，在我面前展现了一幅图画：那五六个还没有拉到客人的画家们，各自夹着画夹，四处走动顾盼，只要一个人路过，就纷纷涌上去，有时是三四个围着一个人讨价还价；有时是一人跟一个。有一个穿着牛仔茄克衫的青年追着一位美国妇人出了两个街口，那位美国妇人一开始微笑着摆着手，但后来听到那个中国青年飞快地把２５美元降到２０美元，又降到１５美元。明白这似乎非拉不可时，那妇人便露出睥睨不屑的神情说了声“Sorry”（对不起），挥手叫了辆计程车钻进去逃走了。街头的风刮得很猛，好不容易又有两人拉到了客，我边上多了两个人，脸也向右看。使我刚才那种独自在街头展览的尴尬不安稍稍平定了些。我禁不住问为我画画的青年： “听你口音是北京人，你来美国几年了？” “来四年了。” 来四年了！比我来美国时间还要长！ “你天天到这儿来画画吗？” “天天来，白天读书，晚上到街上卖画。唉！四年了！不这么干拿什么交学费？喝西北风？” “那像你这样干一天，又能挣多少钱呢？”我心里充满同情，毕竟我也是靠给餐馆洗碗，给美国人带孩子过来的。“遇到天气好，行人多，特别是旅游旺季，一夜可以挣六七十元以上，但碰到今天这种倒霉的刮刀子风，三四十元也挣不到……不管怎么说，总比去餐馆洗碗好，自己的专业总是在手里……” “你在国内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问。 “中央美术学院。”他仍匆匆地画着，不经意地说。“中央美术学院？”我一听又惊又喜，顿时对他产生一片敬意，“那你认识一个叫于廉的吗？” “认识，我们是一个系的，同届毕业。” “他在哪儿？”我急促地问着。真没有想到在纽约街头会碰上于廉的同学！ “毕业之后，他又分回黑龙江了。” “黑龙江？他不是要到香港去和他太太团聚吗？” “听说他申请了几次都没被批准，后来他主动要求回哈尔滨，他太太的家在哈尔滨。” “那么他现在还在黑龙江省美协？” “不知道，都分开这么多年了，怎么？你认识他吗？你可以写信到黑龙江省去问问，他是挺有才气的，几次画展都得到奖，你不难找到他。” 说着，他把一幅人物素描从双膝的画板上抽出来，递到我面前，果然像我！还来不及听我的赞叹，他又匆匆地不带任何表情，像背书似的说：“如果要裱，加１５元；纸制画框加２０元；木制画框加３０元。”说着从小木凳下抽出三副东西，要我挑一副，我选了副白色纸制画框，刚给他付了钱，突然见他惊慌夫色，拎起画框和小木凳，叫了声：“警察来了！”便和其他几个画画的一起如惊弓之鸟四下逃散，一会儿便无影无踪了。 闪着刺眼的白红两色灯的蓝色警车在街口上停了下来，警车中跳出一个身材肥胖高大的黑人女警察。她走到我面前，斜睨了一下我手中的肖像，指着那排空铁皮椅说： “It’s illegal！”（这是不合法的！）我立即问：“Why？They are justpainter！”（为什么？他们只是画家而已！） 那女警察用恶狠狠的口气说：“No！他们是小贩！小贩！你懂吗？小贩要向政府注册，要交销售税！他们在违反美国法律！警察局已经惩罚他们好几次了，可是这些中国人，不知羞耻！”对一个黑人的谩骂——不论是警察，或不是警察——我的脸“刷”地一下子红起来，一种民族尊严的受辱使我愤慨万分，我大声地反驳：“你们那些贩毒的、抢劫的、杀人的、强暴的黑人不都犯法吗？你怎么不管他们？不惩罚他们呢？……这些画家，只是为了交学费，为了生活，他们靠手上一支笔挣钱，总没有伤害任何人吧！” “他们逃税！……逃税！”那女警察的眼睛瞪出来，粗声地吼着。 “什么逃税？”我大声叫道，“他们是签证的留学生，不是本地居民，他们连一张交税的工卡也没有，你让他们怎么注册？怎么交税！” 那个女警察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得狠狠地把那六七个铁皮折叠椅收起，扔进警车后座，然后呼拉着刺耳的鸣笛走了。那天夜里，我一夜没入眠，对美国法律专治好人不治坏人，我早有怒气，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个脸色苍白而又毫无表情的画画青年身上，我似乎隐约地看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于廉的影子。他们曾经是同窗，而今那个北京画家的命运，竟是这样。于廉呢？他在哪里？毕业这么多年，他有没有在“出国潮”中出国了？他会在美国吗？他的命运又如何呢？我决定寻找于廉。 我先给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写了封信，信不久被退回来了。邮件盖了一个图章：“查无此人。”我又给中央美术学院负责人写了一封信，打听于廉的去向，竟然三个月也没回信，是不是因为寄往美国的邮资太贵，没有必要为我这个不相干的人回信？我纳闷不解。 １９８８年，美国石油企业家海夫纳先生在纽约举办了首届《中国现代油画展》，消息发布轰动一时。在纽约的海外电视台罗总裁打电话来，让我去做开幕式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因我和罗先生曾合作过一年，罗先生也是靳羽西的导师，为人诚恳热心，我便一口答应了。那天，我放下一办公桌的商业贸易业务，去曼哈顿７２街一幢由海夫纳先生为办画展租下来的洋楼，刚进展览大厅，就碰上了二十几年前红卫兵大串联时认识的艾轩。 “艾轩！”我惊喜地叫着，二十多年，真是弹指一挥间！“哎！是你呀！周励！你怎么也在纽约？”艾轩也一眼认出了我，高兴地大叫着。那天的开幕式，美国名流都来了。电视主播芭芭拉·瓦尔特斯，还有歌星约翰·丹佛。觥筹交错，一片珠光宝气。海夫纳希望美国的名流和百万富翁，能够慷慨解囊，高价购买他从中国一手“办”来的油画，而对我来讲，在按程序主持了电视访问后，就是和艾轩大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长了！ 艾轩那幅《西藏女孩》，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以醒目位置刊登出来。我主持的“中国油画展”电视节目开幕式，也被中国中央电视台立即全部转播了。我真希望于廉——如果他还在中国的话——能看到这个长达几十分钟的节目！可他为什么没有来？陈逸飞、刘红年、王沂东、王怀庆、李丹心……他们的画都挂在大厅里，镶在名贵装潢的框架中，我一幅幅地留意着，却没有于廉的作品。 画展闭幕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去了艾轩在纽约的“家”——位于昆市的一个贫民区。这时，艾轩已不是像在展览会上那么西装革履，全身发亮了。他邋遢地披着一件沾满颜料斑迹的黑外衣，把我请到屋内。我大吃一惊，房屋又小又暗，像一个多年无人问津的小仓库，室内零乱不堪，玻璃窗破了一大半，用纸糊着不见亮光。这样的房子，不要说在美国，就是在上海也不太会找到！在这个四平方米的地上，堆满着轰动了纽约画界的青年油画家艾轩那些正在创作之中的油画精品！ “海夫纳是条狼，”艾轩对我说，“他用我们的画大把赚钱，只付给我们一点点可怜的数目。在北京时不知道，只想来美国总是好事，就什么都答应了。哪想到像杨白劳画押一样，现在得不停地为他画，为他挣，你说混帐不混帐？” 和艾轩挤在一个小屋的王沂东也讲：“开幕式上我得意忘形了一阵，想这么多美国名流都看上了我们的画，在美国可以风光风光了！没想到第二天就住到这个鬼地方来，真像个流浪汉，要什么没什么！”王沂东是出身山东的一个杰出的画家，《纽约时报》以显著位置介绍了他。他说着，打开冰箱，“听说你和艾轩是老朋友，我烧条豆腐鱼，献献手艺吧！” 艾轩叫着：“这几天，天天吃沂东烧的豆腐鱼，只可惜是冻豆腐冻鱼，没在国内那么好吃！” 我说：“艾轩，你还记得红卫兵大串联那会儿，你逼我们表演节目，才肯送给我们一点儿画？后来我朗诵了一首艾青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你听完后说，那是我父亲写的诗，他正隔离审查呢，然后我们几个小女孩万分感动地烧了一碗糖醋黄鱼请你吃？” 艾轩说：“记得记得！杨鲁华呢？周锋呢？熊晓群呢？那些上海的小红卫兵们都在哪里？” 我忙回答：“她们都还在上海，都成家了。”然后我说，“艾轩，你认识于廉吗？” “当然认识！他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才子呢！” “他在哪里？……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只听说他曾经在深圳和太太邵莉一起住了一阵，后来邵莉回了香港，不久后又去了法国留学，而于廉始终没法拿到签证，还留在国内，可能又回黑龙江去了吧！”又是黑龙江！我叹了口气，为什么线索一到黑龙江就断了呢？ 我又到了刘红年在纽约的“家”，同样是昆市住宅低廉的贫民区，同样是窄小、零乱，除了放张床外，只够放下几个画架。刘红年的油画《当我们年轻时》，描绘了北大荒的一铺大炕上知识青年的各种姿态。其中一个青年还自得其乐地往烧开的水中打了一只鸡蛋。这幅画曾震撼过一代知青的心灵。在全国美术展览上得了大奖。他也是“文革”串连中自称的“大哥哥”和我认识的。现在我们又串连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纽约来了。他的生活看上去很清苦，虽然由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得到的深刻造诣和才能，使他的画已被曼哈顿５７街的一家画廊所接纳，但出售率很低，远远不能和极少数运气好的中国画家相比。他节衣缩食，还要资助接济在北京病卧在医院的妻子和五岁的女儿，常常陷入“断炊”之忧虑中。我把他的情况和我的担保人讲了，我的担保人维廉·柯比先生很有钱，也很爱好艺术，他希望自己哪一天也能在佛罗里达州办一个中国油画画廊，于是他让我转告刘红年，以每一个月一千三百美元的固定工资，收购刘红年所画的任何油画。有了这笔固定收入，搬去刘红年心上的一大块石头。纽约画廊需要时，他为画廊画；而画廊没有“任务”时，他为佛州柯比先生画。由于柯比先生生性善良，又很惜才，对画的大小尺寸、题材内容从不挑剔，在没有人买的前提下一律先收进他的画。并且还用飞机把刘红年接到佛罗里达州兜风游览，他们俩渐渐成了忘年之交。 刘红年为我四处打听于廉的去向和下落。有一次他打电话告诉我：“周励，有消息了！有消息了！” “快，有什么消息！快讲！” “于廉到日本去了。” 于是，在我的脑海中，邵莉在法国，于廉去日本。他俩为什么不去一个国家呢？于廉在日本，在东京呢？还是大阪？地址在哪里？ 我继续寻找于廉。在寻找过程中，既有对一个老友的关怀和思念，也有对青春时期一段感情经历的深深怀念。看到电视上纽约市政府在中学里普遍发放避孕套的决定，在纽约地铁里，看到那些号召青少年用避孕套寻乐发泄的官方广告，这里是性的泛滥伴随着精神空虚、智力低下、物质欲、占有欲无穷无止的海洋。比起北大荒小屋里的缱绻的柔情和理性的抉择，那种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探求精神和对人生意义的追求，是那些滥用避孕套，在滚石乐中扭摆狂叫，用熏灰的手指一个接一个地传递着、贪婪无厌地抽吸着毒品，喷吐出一圈圈烟雾，和以能用针头往静脉里注射昂贵的上等可卡因为自豪的美国青年所根本无法理解，也根本无法比拟的。想想在６０年代，还有好莱坞明星简·方达头戴北越钢盔在河内公开阻止美军狂轰滥炸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而到了八九十年代，剩下的只有毒品、酗酒、醉生梦死和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了。１９８９年，当一部名为《性·谎言·录影带》的电影风靡美国的时候，有位年迈的评论家说：这部电影的名称，就足够概括美国当今失落的一代人。 什么是毒品？什么是同性恋？我不知道。在这些方面，我属美国的无知无识者。 于廉，你在哪里？ 我又找李丹心询问于廉的消息。我是在刘红年的画展上遇到李丹心的。我的担保人也特地从佛罗里达州赶到纽约参加刘红年的画展。可惜，几十幅油画只卖出四五幅。画廊取去５０％利润后，到刘红年手中的只有几千元。这样的画展每年只办一次，根本不够维持在纽约一年的生活开销及购买昂贵的画布、颜料等绘画材料。幸亏有柯比先生的“固定工资”，所以刘红年的心情好多了，否则也只有一个方法——架着小木凳到街上卖写生画了。 李丹心正处于情绪的极度低落和内心的苦闷之中。这个以《西藏组画》而享誉中国美术界的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现在竟连一张画也卖不出去！生活已经到了极度穷困的地步，他的妻子和女儿均在北京，对家人的思念和那种摆脱不了的孤独感、失落感，使他感到已经走到了生活的尽头。他对我说，他的神经快要崩溃了。 在油画展大厅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立即把他也介绍给我那正坐着轮椅、一张张欣赏刘红年油画的担保人柯比。柯比这个善良的美国老人，深表同情，请李丹心一起到咖啡厅好好聊聊。 “我觉得自己完蛋了，”在咖啡厅里，这位曾经由于国内报告文学《妙笔丹青》而一时风靡全国的青年油画家用手使劲地抓着脑袋，痛苦地说，“什么也画不出了！既卖不出！也画不出！……我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到餐馆端盘子也可以，总比死不死活不活地什么也干不成好！……我再也不想画了！有时候，我简直想一死了之！活着太困难了！” 我听了既吃惊，又难过，一句句地翻译给柯比先生听。李丹心在国内是较早出国的一批画家，很多人羡慕他的才能和运气。可谁又会想到，他在咖啡厅中这一番撕裂肺腑的痛苦呻吟？ 柯比先生说，“我到你家去看看吧！” 当天夜里，我推着担保人的轮椅（他的双腿已瘫痪），到了李丹心家。同样在昆市区一所价格低廉的小屋内，比刘红年和艾轩的地方稍稍大一些，一房一厅，但同样是很狭小，光线黑暗，床上、地上、墙角、桌下到处都堆着他画的那些卖不出去的油画。 “把这些全收拾起来吧！……你开个价钱，我全部买了。”担保人柯比先生说。 “我……”李丹心却惊讶地瞪大着眼睛，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不要放弃！小伙子！”柯比先生说，“我是为了让你不放弃油画，才买下这些画的。美国不像中国，在中国，也许油画是你的爱好，或你有天才可以任意发挥。在美国，任何一种爱好或者特长，都只是你的谋生手段而已。不要放弃，不要去餐馆打工，听我的话，也许这段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之后，你就会成功的。” 就这样，李丹心意外地得到了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他没有放弃，至今还在作画。（艾轩、王沂东、王怀庆都已回国，并在国内外画坛继续获得成功。） 有一天，李丹心告诉了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于廉和邵莉离婚了！”“为什么？他们为什么离婚？”我又惊讶又悲伤。难道世界上竟没有持久的、永恒的爱情吗？ “据说是邵莉在法国提出离婚的，长期以来他们一直两地生活，对她来讲，可能太吃力、也太寂寞了……听说于廉马上接受离婚，他还在日本。” “他在日本怎么样？你知道他的情况吗？” “不太清楚，”李丹心说，“有一个日本来的朋友告诉我，于廉曾举办过一次画展，但是没有成功。” 我继续寻找于廉。１９８９年我回国时路经日本东京，听说新宿有一家中国画馆，常举办中国大陆画家的画展。我匆匆地登上电气火车来到新宿。近年来，新宿以声色犬马闻名于世，其知名度已经超过东京的银座和纽约的百老汇。这里灯火辉煌，钟鼓齐鸣，喧哗纷乱的夜总会沉浸在一片醉生梦死的享乐之中。一幢幢摩天大楼中红灯摇曳，烈酒喷溢，来自世界各地的绅士贵人们，都在这里纵欲无度地挥霍着自己的金钱和生命，他们嬉戏着、豪饮着、狂叫着，做着人生长乐的幻梦。……我走过一家一家酒店、舞厅、卡拉OK，打听着哪儿是中国画馆。直到九点多，终于在一幢大厦底层的地库中，找到了那个挂着一块小木牌的中国画馆。我敲了半天门，才缓缓地从里面出来了一个日本老人。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见我身穿奶油色的风衣，脚蹬高跟皮鞋，手里提着一只紫色的鳄鱼皮名贵公文箱，头发长长地披在肩上，一副打扮入时的样子。他把我当成了日本女人，或是日本公关小姐，嘴里咕噜噜地讲了一大堆日文，我一句都听不懂。于是我试着用英文和他对话，这下一来他又把我当成了美国人，眼睛里一副既恭敬又慌张的神色，可他一句英文也听不懂。正在这时路过一个穿着西装的日本中年人，我立即用英文叫住了他，幸亏他会英语。我让他翻译着问老人：“你知道有个叫于廉的中国画家，到这儿来过吗？”我并且拿出笔记本，在一张纸上大大地写下于廉两个字。他看了后，想了半天，说： “大概三个月前吧，有两个中国来的画家，一个就是于廉，另一个大概是姓林吧，在这儿办过一次画展，但没有卖出去几张画。他们手头很拮据，画展还没到结束日期，就提前关门了，因为付不出展览厅租金。” “那么，现在他们在哪里呢？”我急促地问。 “不知道。听说是去了横滨，说是去读书，还要教人画画什么的……我是这儿看门的，很抱歉。” 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日本老人匆匆跑进去关起了门。我鞠躬谢了那位有绅士风度的日本中年人，他对我说可以到警视厅或者移民局去查地址，我微笑着谢绝了。 回到纽约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我简直不能相信，那是林斌——北大荒小屋中和于廉在一起的林斌打来的电话。 “我刚从日本来纽约一个多月。”林斌在电话中说：“于廉离婚后，情绪很不好，我和他一起办的画展也失败了。我的日本签证眼看到期，就借着美国一个美术团体的开会邀请，来纽约了。于廉的日本签证也到期了，日本那地方是呆不了人的，移民局警察整天成批成批地在街上抓黑户口。于廉也在设法来美国，原来讲比我晚一个星期就可以出来，现在又没有音讯了。不知是已经到纽约了呢？还是仍然在日本？” 如此说来，于廉很可能就在纽约？ “林斌，那你现在干什么呢？上学？还是工作？” “还干什么？街头卖画呗，还有啥办法？在别人国家，你不成功，就只能在精神上跪着。” 每一个戴过红卫兵袖章的人，不管你以什么心情去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你总会记得这个日子——８月１８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２５年前，我们狂热、幼稚，被每一个政治口号搞得热血沸腾，脑子里充满了为解放全人类献身的理想。２５年后的今天，我们却在美国，冷静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兄弟，仅仅为了谋生而在黑人歹徒的枪口下中弹死去，我们能说什么？ 欲哭无泪。即使有泪，中国人的泪又值几个钱？ 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８日凌晨两点，六个中国画家又像往常一样，为了躲避警察的突然袭击和“违法”惩罚，悄悄地在深夜来到纽约时代广场中心的４５街，为行人写生卖画。当上海画家林林被黑人歹徒枪杀之后，有个美国电视观众打电话给电视台说：“怎么能在半夜里去时代广场呢？那里是个地狱啊！”是啊，在美国，谁不知道那里是红灯区，充满贩毒、卖淫、犯罪，歹徒如走兽横行霸道？但那些中国画家为什么偏偏要去呢？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中国画家有自己的苦衷：白天相对安全，可白天有警察，白天要上学，白天不属于他们。傍晚也不行，警车在傍晚最多，只要那白红两色的灯照到你，轻则没收画椅画架，挨一顿骂；重则罚款。你要顶撞的话，警棍和皮鞭、拳头就会立即上来“助罚”。美国黑人歹徒不怕警察，只有中国人怕警察。歹徒即使杀了人，也不会被判死刑，有法律保护生命安全。多少抢劫、强暴、谋杀的歹徒在进了监狱之后，当天即按“美国法律”发一套整洁的被套被单和一个席梦思软床，午餐和晚餐中的肉类和营养按美国食品法严格执行。据《纽约时报》１９９１年７月报道：纽约监狱人满为患、财政危机，原因是每个犯人光吃不干，平均要花去纳税人每年六万美金，相当于一个博士生的年薪。监狱里有健身房、康乐球，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哈罗！查利！你又回来啦？欢迎！”或者是“再见，山姆！明年再见，照料好你自己，多吃早睡。”《纽约时报》还统计：平均每一百个黑人成年人中，有二十五人是坐过监狱的。也就是说，一百万人中有二十五万人曾是罪犯！（我也见过不少很有教养、卓有成就的美国黑人，以及贫穷善良的黑人群众。）加之还有不少的白人犯罪分子，这足以让生活在纽约的人毛骨悚立！难怪有人说，半夜在纽约街头走路，就像半夜在野生动物园一样，时刻提心吊胆会不会被野兽一口吃掉。美国犯罪分子既然有这么“人道”的法律保护，多抢几个，多杀几个又算得了什么？当上海画家林林刚刚把小木凳放下，和同来的几个画家准备招揽行人画画时，就有几个不三不四的黑人上来挑衅，粗声粗气地说：“嘿！画贩子！我们去叫警察啦！”林林他们并不搭理，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也知道，只有这时，深更半夜一两点，警车才很少光顾。而这点对他们来讲，似乎就是“最安全”的了。 你无法同时抵挡黑人歹徒和警察，于是在选择躲避对象时，林林他们选择了警察。否则，他们便无选择。 于是黑人歹徒们便更加狂妄无忌了。 半夜两点，当林林正为一对年轻行人画素描，黑人史基纳（James Skinner）和三个同伙不断地在林林的身后用吃剩的鸡骨头拽林林，甚至从地上拣起肮脏的鸡骨头放在林林的头上，引起周围一群黑人的哄笑。这伙人知道，中国画家怕警察，他们当然不敢去叫警察，于是便放肆寻乐子，欺侮这些一脸书生相的中国人。在上海长大的林林，１９８２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１９８５年来美国自费留学，并且取得纽约市视觉艺术学院美术硕士学位。他在纽约曾办过多次画展，《纽约时报》还专门载文评论过他那些风格独特、富有创见的现代绘画。但是，在美国，一个艺术家的才能并不等于财富。来美六年，他仍无法摆脱穷困，仍然住在纽约哈莱姆黑人区一所破旧的公寓里。所有的钱都用来做艺术创作了。而日甚一日的生活来源匮乏，只好驱使他走向街头，在这半夜三更孤注一掷。黑人史基纳的挑衅使他怒火万丈，可他只得在野兽面前，忍气吞声地强低着自己的头继续作画。但是，一个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的忍耐毕竟是极有限度的。当黑人小子史基纳第三次把脏秽的鸡骨头置放在他脖颈里的时候，他爆发了，愤怒地跳起来，指责这伙黑人，并将一杯冷水向史基纳泼去。于是，史基纳拔出一把金黄色的三八口径左轮小手枪，毫不犹豫地按下板机，轻轻一扣，便将他——一个带着他的美国梦，来美六年的中国画家射杀死了。 林林死了。他死在纽约街头的血泊中时，只有３４岁。画架、画椅、画布上，都是他如火般喷射出的鲜血！ 林林遇害后，杀人者史基纳被押送到法庭。史基纳不但毫无愧疚，相反却在法庭上大叫“无罪”，并且开口大骂林林用水泼湿了他的衣服。史基纳的辩护律师宣称被告的心智及精神状态有问题，需要进行心理检查。于是，在受害者家属无权发表一句评论和疑义的情况下，法庭宣布休庭，史基纳送心理医师作“人道的、全面的心理检查”（美国法律规定，有心理、精神状态不正常，杀人在疯狂状态下进行，便可判无罪），于是，在电视台沸沸扬扬了几天的中国画家惨死街头的人命案也就不了了之、无人问津了。 史基纳当然是在清醒状态下杀人的，发了疯的只是这个“杀人不偿命”的法律！ 林林死后，我度过许多梦魇频扰之夜。我更加紧寻找于廉，我要用我的一切能力来帮助他，来保护他！我问遍了纽约的画家，也走遍了中国画家们常去的百老汇、时代广场、苏荷区、格林威治村。我的心情是如此矛盾，我真希望立即看到于廉，同时，也深深地担心，哪一天会在街头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小姐，画一张画吧！……画得不好不要钱。”而那人，竟是我青春时期完美无瑕的精神偶像——于廉！ 于廉，你在哪里？ 我们总是在举手之间便轻易地割舍了历史，我们总是在永远失去之后，才想起珍惜往日曾挥霍和厌倦的一切，包括故乡，也包括自己的过去，时光之船载着我们向前漂流，却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原点。我离开于廉整整十年了，晨钟暮鼓中，我脑海里又隐隐浮现了在北大荒小屋里第一次见到他时所看到的那篇日记： “人品不高，用墨无法。 泯没天真者，不可以作画。 外慕纷华者，不可以作画。 与世迎合者，不可以作画。 志气堕下者，不可以作画。” 还有日记中歌德的一句注脚： “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 于廉，你仍然怀念北大荒的小屋吗？你还记得太阳岛上的歌声？ 祖国呵，我的祖国， 为什么要让你优秀的儿女，在异国流浪？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３０日 于纽约曼哈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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