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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武门》公映盛况空前，大破《唐山大兄》保持的纪录。《精武门》在新加坡上映造成交通阻塞。带有强烈反日情绪的《精武门》竟在日本大受欢迎。成了当之无愧的香港超级明星，走到那儿，影迷都如潮水把他围住。去餐馆就餐，等他签名的人排起了长队。买下精宅一幢，渴望过一种宁静的生活。气盛性傲，又把朋友多多得罪…… 《精武门》一片是在香港拍摄的。 《精武门》的背景是1908年的上海。 李小龙在片中扮演《精武门》首领、大侠霍元甲的高足陈真。故事以霍元甲之死拉开序幕，陈真赶回去参加师父的丧礼。在丧礼上，一名日本武士道的代表，送来一块写有“东亚病夫”的匾牌。陈真认为这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侮辱，他也相信日本人必须对他师父的死负责。 全片叙述陈真如何追查师父的死因，以及为师父报仇的整个过程。 影片突破了报私仇的狭隘观念，提到民族的高度。片中，陈真在上海外滩，砸破了中国人引以为耻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电影观众的掌声经久不息。 陈真走进日本俱乐部，痛打东洋人及东洋人的走卒。 陈真把《东亚病夫》的匾牌送还给日本人！ 陈真夜踢师父之仇人铃木宽的武馆，横扫日本众武士及俄国打手！ 陈真的行动，使观众扬眉吐气，酣畅之极。尤其是李小龙通过片中的陈真喊出“中国人不是病夫”时，观众也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大声高呼。 影片的结局是陈真被围困在日本武馆，日本武士向其开枪，陈真纵身凌空迎接子弹身亡。 这样的结局遭到众多影迷的抗议，他们为英雄之死扼腕叹息并无比愤慨。 李小龙一惯主张以功夫表现武道哲学，而不是凶残和暴力。他是这样解释陈真之死的：“歌颂暴力是不好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在这电影里我演的两个角色最后还是死掉了，他杀了很多人，也必须偿命。” 为拍《精武门》，李小龙一家迁到香港暂住。人们目睹到他那两个更像美国人的小孩。 《精武门》的拍摄，嘉禾基本兑现了李小龙最初提的一些条件。他在摄制中享有更多的权力；他还把他的截拳道弟子，同时又是他武道朋友的美国空手道冠军罗勃碧加邀来香港，饰演片中的俄国拳师。 影片是1972年3月16日公映，李小龙同罗勃碧加去看。李小龙回忆道：“罗勃碧加和我悄悄地坐在戏院的后排，观察《精武门》放映时观众的反应。” “起初，他们一声不响，静静的；后来，他们狂热地鼓起掌来，而且大声叫好，这说明他们真的被打动了。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他们就会高声咒骂，或者干脆离场而去。完场时，罗勃碧加激动地流下泪来，他握着我的手说：小龙，我真为你高兴！” 《精武门》的编剧仍由倪匡、罗维合作。倪匡拉出文学剧本，罗维再处理成电影脚本。李小龙对脚本大为不满，常指责临拍摄时连象样的大纲都没准备好。其实不全是这么回事，而是李小龙喜欢自以为是，认为罗维构想的一切根本不行。 李小龙和罗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邹文怀以大局出发，尽量为他们掩饰否认，但仍成为影坛公开的秘密。 《精武门》是一个体现李小龙个人风格的影片，导演所起的作用不大。若换了另一个导演，李小龙塑造的陈真仍是“这一个”。 《精武门》的武打场面比《唐山大兄》要精彩得多。李小龙首次在香港表演双节棍。当时的人们，只是常在武侠小说中知道有这么一种武器，却少有人亲眼目睹。片中李小龙精湛的棍术，令观众莫不眼界大开，叹为观止。 在片中，李小龙在激烈的搏击中，还会发出独特的吼叫声。据武术行家分析，发力吼叫在打斗中的实际作用是：一、可以威慑对手；二、使身体坚实，以致受到意外打击时也不会过度损伤；三、可以借此激发体内的“气”，和外在的力相结合——即容易使力量爆发出来。 “狮吼虎啸”是武侠小说家常形容武士叫喊的字眼。人们在观看比武搏斗和体育竞技时，也常能听到对手和选手气冲霄汉的高喊咆哮。 而银幕中的李小龙，发力之声与众不同，象猫叫，或象鸟类攻敌时的激啼。这种声音，是邹文怀提议，李小龙参与设计的。目的就是要与众不同，显出李小龙带鲜明个性的银幕形象。一开始，观众愕然且有些反感，但很快就习惯了，并且欣赏起来。因为在声音的背后，是力量的雷霆爆发，及排山倒海的攻势。 据李小龙的亲友及弟子回忆，李小龙在比武搏击中，从未发出过类似的鸟啼猫叫。在练功中，李小龙常是保持平静，偶尔也喊出一些明确具体的字眼。 《精武门》的公映盛况空前。最初两星期的票房收入已达400万港币，比《唐山大兄》的19天的总收入高出五十多万。香港报纸在显著位置用大标题报道这一新闻，有记者称：“这些影迷们简直就疯了！” 有位评论家分析为何造成轰动的原因，说影片迎合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在历史上倍受日本的欺辱，而李小龙则为中国的观众渲泄了压抑已久的怨愤。 接下来的事实，却使这一论点难圆其说，证实了李小龙的成功，仍是基于他高超的武功和演技。 在新加坡，门票时时告罄，影院常常挂出“满座”的告示。炒票的黄牛党大发其财，把15元的票炒到27元。首映场过后，反响犹如核爆炸，致使第二天，成千上万的影迷涌向电影院，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当局被迫宣布《精武门》停映一星期，待重新布署后，影片才重映。一部影片引起交通阻塞，这在新加坡历史上属唯一的一次。 在菲律宾，《精武门》在影院连续上映了6个月，打破当地所有影片的纪录，使得港产影片声誉陡增，掀起了香港电影热，发行商竞相购买港产电影的版权。结果，菲律宾颁布了限制进口影片的政策，以维护本国的民族电影。 在美国，首轮上映也引起轰动。所有的唐人街影院都上映李小龙的《精武门》，在白人居住区的影院，此片也颇受欢迎。《精武门》与《唐山大兄》合加一起，取得600万美元的巨额收入。这是港产影片首次在美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为今后港产影片输美打下良好的基础。 最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带有强烈的反日情绪的《精武门》，竟能在日本大行其道。日本影迷对李小龙的狂热程度，并不亚于与李小龙同根的中国影迷。据调查，在日本放映的几部李小龙影片中，最受欢迎的竟是《精武门》。该片的拍摄，邀请了几位日本空手道高手参加，但他们无一例外在片中成为李小龙拳脚下的败将。由此可见，李小龙影片的魅力，已不是政治和民族的因素所能禁锢。 李小龙在《精武门》中的表演，更显出他与其他港台武打影星的不同之处。 台湾作家罗龙治著文分析《精武门》： “李小龙一身布衣布鞋，土气十足，却一脚把番邦一个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恶狗拦路的招牌，踢得碎片纷飞。这一脚的威力，其他自诩为王牌的武侠明星能够踢得出来么？李小龙独自去找日本人一个武术馆的馆长，说要还他一份‘礼物’。说完就举起他手上一块大字招牌，上面写的赫然是‘东亚病夫’四个字。这四个字的耻辱，就象火焰般地在中国观众的心中燃起，接着李小龙就在长啸声中，把日本恶霸打得东倒西歪。这一声长啸，表现了埋藏多久的悲愤与耻辱，其他武侠明星能够吼得出来吗？” 一位笔名为“谭笑”的美国影迷在华文报纸上发表言论： “真正能代表中国影片特色的数功夫片，有如日本的推理片，美国的西部片。我是个功夫片迷，凡台港的功夫片必看不可，对武打明星崇拜得五体投地。自从看了李小龙的《精武门》，我发现原来的台港功夫片皆没意思，武打明星们皆幼稚可笑。一言以蔽之，台港功夫片是‘胡打’，武打明星则是‘假打’。只有李小龙的功夫片是‘认认真真’地打，‘实实在在’地打。” “功夫片，无功夫之人却可大演特演，演得名声大噪，红得发紫，如此长往，台港功夫片可以休矣！” “惟李小龙力扭乾坤，向台港影业吹进一股新风，独树一帜。可惜，李小龙只有一个，不会有第二个。” 这位“谭笑”先生褒一贬众，不知这些武打明星看后会作何感想——尤其是那些功夫上乘，在片中表演了真功夫的演员会作何评论。 他们皆保持缄默。 港台的报纸，自然不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把那些被自己炒红了的武打明星又大大地贬臭。他们几乎众口一致地铺张溢美之辞，对李小龙的表演赞不绝口，称他“货真价实”、“登峰造极”、“叹为观止”，等等。 李小龙在《精武门》打响后，接受了香港记者的采访，话题是从他电影的英雄主义开始的，李小龙说： “我从不演英雄，但观众希望我成为一个英雄。我也不会扮演相同的角色，尽管当我打斗的时候，都表现出象一头野兽的形态，但每个角色都是有所区别的。” “我也从不只依靠打架去完成我的电影角色，虽然东南亚的观众喜欢我这样做。我更注重自己的性格和形体的展示。我不是在演戏，只是在进行自我表现。所以，谁要是试图模仿我打斗时的叫喊和表情，那不过徒然使自己变得滑稽可笑罢了。” “演员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万能演员，演什么象什么，另一种则只能演固定类型的角色。我认为自己介乎两者之间。我有个性，因此我所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有点我自己的影子。” “我并不承认我在电影中的打斗暴力，我称之为武打。任何武打片都在某种程度上介乎真实与想象之间。如果我演得完全真实的话，观众就会说我是残暴而嗜血的人。我甚至可以把对手撕成碎片或者把他的内脏掏出来，但我不会表演得这么刺眼。对我的表演，我是有自信的，我做什么，观众就会信什么。” “这种魅力来自我的表演虚实之间。只要我的表演能令人信服，只要我有这种魅力，那么—切就可迎刃而解了。” “我没有制造国语武打片那种满身血浆的场面，这在我之前就有了。至少我不宣扬暴力，我有实证说明这一点。一个(《唐山大兄》与《精武门》的主角)杀了许多人的人总是要为此承担责任的。我一直试图证明的就是，只靠暴力生存的人会因暴力而死。” “但暴力在我们社会里触目皆是，我希望通过我的动作在某种程度上麻醉暴力，使观众称它为拳脚而非暴力。” “我认为我在东南亚是负有使命的。观众需要教育，而一个教育者就必须承担责任。我们和群众打交道，我们得寻求和他们接近的途径。我们只能一步步地教育他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便大功告成。这正是我现在所做的事，能否成功尚须拭目以待。” 这是李小龙回港拍片后，首次这么系统和中肯地面对公众谈他对电影的看法，他的看法与众不同，他也尽可避免香港影业的是与非。 但在许多非正式场合，李小龙会把香港功夫片及武打影星大肆贬低，言语轻慢且狂妄。李小龙是名人，他的话不可能不会传至他们的耳朵。 因此，在香港的演艺圈，除了他幼时的旧友和少数嘉禾的同事，李小龙几乎没有朋友。这一方面是李小龙对他们嗤之以鼻，另一方面，这些持有自尊的演员也不屑去结识目中无人的他。 李小龙渴望出名。在美国，默默无闻的他常会做出一些出风头的事，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现在他已经功成名就，尽管还未达到他的最高目标，却足以让他狂喜好一阵。 起初，他乐意接受记者的采访，对报刊上赞美他的文章爱不释手。他也乐意到街上走走，人们会潮水般地朝他涌来，将他团团围住，争睹他的真颜，或向他问好，或请他签名，或与他握手。这时，李小龙神情显得异常兴奋和愉悦。 但他很快就厌倦了，他发现他不再有自由，甚至连他妻子孩子的自由也给“剥夺”了。他再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在街上行走，干他所愿干的事。 他家的电话号码不知怎么给影迷知道了，一天到晚铃声不断，吵得不得安宁。这样的电话一般由莲达来接，影迷声音激动得颤抖，喋喋不休地谈他(她)对李小龙电影的感受，说如何崇拜李小龙，请莲达转达对李小龙的敬意。莲达的中文程度十分有限，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广东话。香港普及英文教育，大都会“洋泾滨”英语。这种半中半英的交谈令人别扭，莲达心软，总不忍心先挂电话。 李小龙接过电话，“吧喀”挂上。 莲达申请了新的电话号码，没多久，百屈不挠的影迷又纷纷把电话打到李小龙家里来。李小龙在电话中对影迷大发雷霆，依然挡不住电话潮。李小龙闹不清如何泄的秘，以后，他不轻易将电话号码告诉同事、亲戚和朋友。这使不少人产生误解，认为李小龙出名后越来越傲。 有一次，莲达去市场购买食品，被影迷认出，他们围住莲达观看，询问李小龙的情况。人越聚越多，莲达被困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是警察出面，才把莲达“解救”出来。 李小龙遇到这种情况就更多。他心情好，尚会停留片刻；心情不佳，他会置之不理，或扬起拳头示意影迷让路。 李小龙抱怨说：“我简直就象失去自由一样，在香港我无论走到哪里，影迷都会如潮水般地把我包围起来；武林中人也纷纷向我挑战。在漆黑的戏院里，女带位员会走到我面前，用电筒朝我脸上照一照，然后请我签名。在餐厅，我饮的汤总会冷下来，因为那里的每一个人从顾客到厨师都排队请我签名，或者仅仅来看我一眼。” 李小龙一直不喜欢消耗时间和精力的社交活动，现在更令他难堪，他觉得自己成了“供观赏的猫”。但是，有些他十分不愿去的社交活动他又不得不去。比如，关于他电影的某些事情；亲戚朋友家的婚丧嫁娶之类的大事。李小龙因受到骚扰，情绪糟极。他是个从不知如何掩饰自己的人，把恼怒摆在脸上，甚至拂袖而去。这使得主人很失面子，闹不清如何得罪了他，便认为李小龙太难侍候。 李小龙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现在，我才明白一些大明星会回避社交场合。起初，我对有关我的宣传并不介意。但不久，一遍又一遍地回答问题，摆好姿势作笑脸给人拍照，可真成为一件头痛的事。” 报刊还常出现关于李小龙的风流艳事，莲达每每回忆起来便苦笑不已。绯闻描述得有鼻子有眼，令人真假难辨。李小龙对此事一笑置之，他甚至在许多公开的场合直言不讳地表白他喜欢漂亮性感的姑娘。 1972年夏天，李小龙在九龙塘买下一幢拥有11个房间、名叫“栖鹤小筑”的洋房。李小龙夫妇及小孩、仆人、几只宠物居住在洋房里。直至李小龙去世，莲达才携小孩回美定居。 李小龙不象有的演员那样，成名富裕后享受一种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从没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他更重视精神的追求。他不喜欢摆阔炫耀财富，也不举行乱哄哄的所谓上流社会人士的聚会。 李小龙在事业上，有着强烈的自立自强意识，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获取成功，而不靠机遇或依赖他人的帮助。 李小龙在生活上却全然依赖莲达。他外出，连穿什么衣服都得莲达为他预备。莲达是个出色的家庭主妇，她会做可口的西式菜及糕点，她烹任的广东菜也像模像样。尽管家中有仆人，莲达仍常常自己动手，让丈夫吃得舒心愉快。 那种高蛋白的混合新鲜饮料，李小龙每天必饮不可。拍武打电影消耗极大，莲达常去拍摄现场为李小龙送这种饮料。 李小龙赴美时曾在餐馆里打工，因专司一项，他对烹任完全是外行。他特别不耐饥饿，常常半夜里饿醒来，于是他就把莲达弄醒，莲达第一反应是为他下厨房弄一碗面条。李小龙对莲达下的面条赞不绝口，仔细询问烹任方法。但事实上，他一吃过面条就忘得一干二净。 李小龙无论在美在港，都闹过这样的笑话，莲达一旦离开家，他就得饿肚子。他不知怎样做熟一碗面条，甚至连开水也不会烧——那些煤气电气灶具对他来说委实是太复杂太深奥了。他只能靠吃饼干糖片充饥，消化力极强的他常处在极度饥饿状态下。因此，李小龙出门在外，莲达在电话中总忘不了询问他的饮食情况。 家庭的摆设是中西合璧式的。李小龙收藏了不少中国工艺品、典籍和兵器。他喜欢把他的兵器展示给客人看，并当屋演示。 也许是拍片过于紧张和事务繁乱，他在家中追求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宁静。 他喜欢默默地看书，静静地沉思。 他喜欢跟友人谈中国的禅。他说的最多的一则禅学公案——“茶杯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空”。 李小龙用一种平缓的语气说：“有一次，一各学者拜访一位禅师，想请教禅宗的奥秘。当禅师与他讲解时，这名学者频频点头，说：‘对，是这样的，我也知道。’那位禅师停下讲解，为学者斟茶。杯子满了，禅师还不停地斟，茶溢了出来。学者叫道：‘不要斟了，茶已经满了。’禅师说：‘你如果不先把自己的茶杯倒空，又怎能品尝我的茶呢？’这名学者不由汗颜。” 李小龙说：“禅师的意思再简单不过，说那名学者：你不将自己固有的观念去掉，如何接受我的禅呢？其实那位禅师讲解的并非禅，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李小龙在求知方面如这位禅师所喻示的，排除自己旧的观念，而不断接受新的东西。通常，影迷只知他是个功夫大师，而不知他是个渊博的学问杂家。 《龙争虎斗》影片的美方制片人弗烈德·温布社尔回忆道：“有一天晚上，我与李小龙和加州参议员约翰邓尼在洛杉矶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了中国拳与西洋拳谁优谁劣的问题。李小龙这时透露他曾读过约翰邓尼父亲格连邓尼所写的两本书。席上的客人与我，谁也不知道有这些书。约翰邓尼随即充满惊异地对他说：你是世界上唯一知道我父亲写过那两本书的人。” “这就是李小龙。他能谈禅、伊斯兰教、基督教，诸如此类。他不信神，但精神上很有禅味。” 弗烈德·温布杜尔认为知识对一名演员的作用是无形和深远的，李小龙电影为什么这般独具魅力，是有深厚的哲学为底蕴。他说： “我从未看到任何人有李小龙那样巨大的精力和魄力，这正是他使观众在银幕上大吃一惊，以及即使在他于香港拍的比较粗糙的电影里，也会使人感到超人力量的原因。这种生命力是令人惊愕的。” 李小龙曾表示，他过40岁便要停止现在的一切，象古代禅师一样，全然过一种宁静淡泊的生活。 李小龙没活到40岁，谁也不敢肯定他能否做到这一点。 成为大明星的李小龙，整日处在新闻媒介和影迷的狂热包围之中，但他的内心，却很孤独。 他回港发展后，几乎没有新交一个知心朋友。他跟女友的关系可能热烈，但谈不上知心。 曲高和寡。追求层次愈高的人，知己愈少。对李小龙来说，他朋友少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他的性格。 他的性格愈来愈孤傲，愈来愈无常。他多次用轻蔑的口气指点香港的演艺界、功夫界。原本，志同道合之人很容易交上朋友，结果人们却都对他敬而远之。 他也在慢慢失去过去的朋友。他少年时的朋友莫不佩服他的成功，而不知掩饰自己的李小龙常常在他们面前抱怨香港人虚伪，这无形中与他们产生了心理隔阂。加之李小龙愈来愈盛气凌人，他少年时的朋友虽没有干出大事业，却仍保持独立的人格，谁也不愿去凑在他面前仰其鼻息。 李小龙与小麒麟的友谊堪称典范，相好如初，一直到他们都意外地死去(小麒麟死于车祸)。小麒麟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宽容和理解他的一切。 李小龙在好莱坞的朋友中，数施里芬与他交往最密。施里芬虽是李小龙的功夫学生，但在许多地方，都是李小龙的大哥或老师。在李小龙在好莱坞彷徨、挣扎的岁月里，施里芬对李小龙的帮助最大，是他的恩人。 施里芬常为李小龙在好莱坞受到不公平待遇而鸣不平，他竭力去改变这一切，他为他们三人合作的《无声笛》夭折而耿耿于怀。 李小龙在香港获得巨大的成功，耀眼的光芒同时也折射到好莱坞去了。施里芬认为聘请李小龙担任好莱坞电影主角的时机完全成熟。并且，李小龙一直认为他发展电影事业的理想地方是好莱坞，他离美时向施里芬透露：他还要杀回好莱坞主演电影的。 《无声笛》的剧本最终是被华纳公司枪毙的，施里芬找到20世纪福斯公司，尽力推荐。福斯公司很快就同意投资开拍。 施里芬立即飞往香港，准备跟李小龙一道分享愿望实现的喜悦。接下的事令施里芬错愕且伤心，李小龙不仅没同意，而且对久违的老友没什么好脸色。施里芬后来回忆拜访李小龙的情形，苦涩多多： “我以为自己是给他带来了好消息的。因我取得了20世纪福斯公司的同意，可按詹姆斯·高宾希望的方式拍《无声笛》，特意再找他合作。” “我以为我与小龙的关系还算密切，我只须向他提出要求，他是会同意的。但他的反应却令我吃惊，他说他认为我们不可能遂他的意。” “他说：‘我为什么要比詹姆斯·高宾矮一截？’这是‘印度之行’的旧事重提，可能是他的自尊心需要，对那次寻找拍摄《无声笛》的外景中所感受到的屈辱进行抗议。” “小龙其实想知道，我们缺了他行不行？我说行。他还想知道，我们到哪去找可以代替他的人——一个能同时扮演五个角色的演员。于是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去找五个演员。” “后来，詹姆斯·高宾与福斯公司的制片人一同飞去香港找他，想得到确定的答复，可是他拒绝了。” 李小龙一惯不善做人，在对待施里芬的态度上，李小龙太没有人情味了！ 施里芬是少数几个与李小龙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死的朋友。施里芬宽容大度，不计前隙，与李小龙终又有了一次成功的合作。这是后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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