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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欣久 母亲小传： 李淑华，1921年11月25日生于北京良乡，1938年5月参加革命，曾在延安保育院担任教员，解放后在中宣部、《人民文学》、华北局宣传部、国家版本图书馆等单位工作，1976年5月14日因病去世。 人不管年龄多大，失去了母亲都有成了孤儿的感觉。因为母亲是最疼你，最爱你的人，她先把你放在身体最温暖、最柔软的部位孕育，又含辛茹苦地将你养育成人，世上再没有人能将你爱得这样无私。 人不管年龄有多大，失去了母亲都有成了孤儿的感觉。因为母亲是最疼你，最爱你的人，她先把你放在身体最温暖、最柔软的部位孕育，又含辛茹苦地将你养育成人，世上再没有人能将你爱得这样无私，这样长久。 思念母亲，不仅仅因了她的美丽、温柔与慈爱，还因了她那深深的遗憾，她最终未能看到她所期待的那花的原野。 母亲李叔华，死时54岁，尚属壮年的时候。她一生从事的主要工作就是文学编辑，生前她最喜欢的文学刊物名就是《花的原野》，那是内蒙古50年代办的一本期刊。然而这文学、那文学，母亲都认为没有“花的原野”这名字好听。因为她爱花，爱大自然，而文学刊物要像大地哺育百花那样，令各色文学的鲜花盛开才够味，所以她极珍爱“花的原野”这个名字。 母亲从事文学有其偶然性，她有一副姣好的模样和一副好嗓子。1938年初，父亲在西安与母亲初次相遇时，她正在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女主角，那个被欺凌的姑娘，母亲演得很投入，声音又脆亮，虽然还不曾相识，她却已印在父亲的脑海里了。但她那时才17岁，还是个高中生，生在北京良乡，家境还算殷实，我的外祖父李子民在老家有几亩地。当日寇把战火越烧越近时，外祖父变卖了家产，携一家人到西安做起了小买卖。母亲有兄弟姐妹五人。大姐患肺结核不满20岁就去世了；两个兄长都是国民党军官；她和她的二姐却深受共产党影响，“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她自动放弃了学业，参加国民党部在山西83师战地工作团，在山陕一带巡回演出，宣传抗日，抚慰伤员。 父亲严文井在抗战前是北京图书馆的职员，收入稳定，常有作品发表，当时在京城已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他本是个一心作学问不热心政治的人，因不甘心做亡国奴，决心奔赴延安。到达西安后，父亲也加入了83师战地工作团，一伙儿年轻人每天这里演演，那里唱唱，有使不完的劲儿。 母亲最终能走入父亲的心田不是因为她太强，而是因为太弱。在团里她的年龄最小，又因貌美，总有许多人争相呵护，显得依赖性较强。父亲在家是老大，成熟干练，热心快肠，又有些刚愎自用，他大母亲6岁，自然成了天真、单纯、不谙世故的母亲信赖的老大哥。当时国共两边对到达西安的热血青年争夺得很厉害，父亲因对国民党的腐败严重不满，力主母亲与他一道去延安，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对这个小妹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母亲管得越是严厉，母亲越是信服敬佩他。就这样他们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批准徒步去了延安。 1938年5月，父母到达延安，先进入抗大学习，又于8月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抗大毕业后，母亲因有音乐天赋被分配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父亲则担任了鲁艺文学系的教师。1938年底，父母结了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只是把两个铺盖卷合到了一处，惟一的贺礼是房东大嫂的一碗红枣。 母亲对感情的珍爱，度诚到了宗教般的程度。每天晨起，她必要从父亲的右侧经过，她相信这样能为她带来好运。当时的延安，常有敌机来轰炸，9架飞机排成3排呼啸而过。每当敌机低空掠过时，不知为什么父亲不肯趴好，把脸贴住地皮，反将头稍稍抬起，愣愣盯着飞机的肚皮。“不要看，快把眼睛闭着。你的眼睛反光，会暴露目标。”“驾驶员看不见我的眼睛。”“不，看得见的，你的眼睛太亮。”母亲用一只手遮住父亲的双眼，用一只胳膊护住父亲的脑袋。她毫不怀疑她能用自己那柔弱的胳膊拯救父亲的性命。上帝也不会这样真诚。 母亲对父亲的照顾无微不至，无怨无悔，但她最无奈的是从1947年到1949年，她共生了5个孩子。她是个不落人后的女性，可在战争的环境中既无法避孕也不提倡避孕。为无产阶级多养育后代是英雄的母亲。她多次想做绝育手术，但这个手术要得到卫生官员的批准。孩子多的拖累使她无法继续学习音乐，好在身边有个现成的文学教师，于是她改为学文学。可孩子毕竟太多太小，使她无法正常学习。在家专门照顾孩子她于心不甘，把孩子全放到托儿所，她又不放心，最终她决定自己到延安保育院去工作，将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一起带。于是她又到保育院干了3年担任那里的文学教员。 东北解放后需要大批的干部，父亲先抵达鹤岗担任东北日报副总编。1946年秋，母亲带着3个孩子，穿过封锁线来到东北与父亲相聚。我和妹妹都是在东北出生的。 1950年进京后，母亲又于次年生下一个孩子，孩子身体很弱，没多久就夭折了。母亲意识到她身体不能再养育健康的后代，坚决要求作绝育手术，她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傅连璋，拿到了特批，这桩心愿才算了结。 刚入京城，父母都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父亲是文艺处副处长，母亲是一般工作人员。1953年中国作协成立后，父母又都调入中国作协工作。至此，母亲成了一个文学编辑，曾担任过《文艺学习》作品组组长，《人民文学》编辑部副主任。母亲的工作挺繁重，她经常要下工厂、农村体验生活，还要常联系作家组稿，外出采访。父亲在他的童话《唐小西在下一次开船港》中，把母亲的形象写成了布娃娃。 “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当然她也是一个玩具，叫作布娃娃，她真是善良极了。她说起话来声音总是很小，她就怕自己嘴里出的气会吹动浮在空气里的点点尘埃，把它们吓着。她走起路来脚步总是很轻，她就怕踩伤地上一个小虫；就是石子和沙粒，她也不愿意把它们踩痛。她很勤快，很喜欢花儿，总是给这儿的树木浇水，可是花儿老不开。所以她总是希望找到一朵花儿，哪怕是一朵很小很小的花儿。她非常爱干净，隔不大一会儿就要洗一把脸，刷一次牙。不洗脸不刷牙的时候她就不断洗手。她的身体总是不大好，脸上总是苍白苍白的。这儿所有的玩具都担心她生病，谁见了她都劝她，注意啊！别累着了！” 作为童话，有比喻有夸张，但母亲的基本特质如善良、走路轻身体弱、爱干净、脸色苍白等全在里边了。父亲创作这篇童话时是1957年初，最初发表在1957年第7期的《收获》上。在父亲刚完成这篇童话时，“反右”斗争就打响了。他赶紧删去了童话中大段的花木凋零的段落，他原本是想借着童话倡导一个百花齐放的文艺作品的百花园，但当时的气候不允许，否则他也将成为一个右派，但他毕竟留下了一笔“她很勤快，很喜欢花儿，总是给这儿的树木浇水，可是花儿老不开。所以她总是希望找到一朵花儿，哪怕是一朵很小很小的花儿。”这也可以看作曾身为《人民文学》主编的父亲及作为《人民文学》编辑的母亲的共同的苦恼。 反“右”的时候，我上小学二年级，对当时的斗争根本搞不懂，也不知道何为“右派”。只是从《中国少年报》上看到有人要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那些猖狂攻击党的人有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储安平、林希翎等人。少年报上还说，共产党是左派，我们也是左派。 但不久反“右”斗争就扩展到了我的周围，许多熟识的人也成了右派。比如姐姐的好友艾清明的父亲艾青、和我们常在一起玩儿的陈延安的父亲陈企霞、秦睛的父亲秦兆阳、萧铁柱的父亲萧乾、同院的邻居罗烽白朗夫妇、舒群叔叔等。他们平时都是非常和善的人，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共产党的敌人？那时；我常跟姐姐到文清明家去，艾青伯伯便留我们吃饭，和我们聊天，那时我还小并不知道他是当代的大诗人。在一个孩子的眼里，他绝对是个没有架子，和蔼可亲的人。秦兆阳叔叔原来也住在我们的院子里，他喜欢在院子里散步，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后来，他搬走了，萧乾伯伯搬进了那两间房子。他是父亲的好友，他们喜欢在一起听音乐，除此之外萧乾伯伯还爱给我们讲故事，他让铁柱把我们全都叫到他家，一边腿上坐一个孩子，绘声绘色地讲起了阿拉丁与神灯。他们实在都不像坏蛋。如果说在这些熟识的人中有令我看不惯的，就当属罗烽、白朗夫妇了。其实他们对人也极和善，没有架子。白朗阿姨手很巧，有一阵常拿一枚钩针，坐在院里的台阶上钩桌布、窗帘什么的。我便傻里傻气地问她钩这些干嘛呀？她莞尔一笑：“等你结婚时送给你。”在我那个年龄段尚不懂什么是结婚，但隐隐约约觉得这不是个好词，所以对老太太的幽默挺反感。另外，他们家养了一只名叫“小豹”的小狗。小狗有一身光溜溜黄色的毛，一听见动静就叫，我对它真是怕得要死，一见它就跑，它偏偏见我一跑就追，心里真是恨它恨得要命。特别是那个年代，养宠物实属罕见，“小豹”吃香肠、肉松，喝牛奶也令我看不惯。最令人气愤的是“小豹”极不讲卫生，喜欢随地大小便，而我家的煤堆更成了它肆意方便的场所。那些浸着狗尿的煤在炉子里一燃烧就散出一股刺鼻的臊臭味。基于对“小豹”的厌恶，我对它的主人被打成右派心里多少有点幸灾乐祸。从此，他们很少再到院子里来，白朗阿姨也不再钩那些窗帘台布。偶尔一次，我见到罗烽坐在他家的台阶上晒太阳，便假装搓煤，在院子里进进出出，嘴里哼哼卿卿地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或者趁人不备，把“小豹”的粪便铲到它家的大门口。干完这些，我总是高兴得乐不可支。妈妈问我什么事这么高兴，当她弄清楚事情的原尾后，脸色一沉，用手指头点了一下我的脑门：“你太坏了！”“谁让他们家的狗把屎拉在咱家的煤堆上，让咱们老闻臭味，应该让他们家也好好闻闻。”“你真不懂事，以后不许这么干了，这叫乘人之危呀！”妈妈那严肃认真的神情终于止住了我的恶作剧。 没过多久，罗烽、白朗夫妇便被下放到东北劳动改造，“小豹”也送了人。临走时，他们过来与我们告别，记得白朗阿姨还哭了，他们一下子显得那么茫然、衰老，爸爸安慰了他们两句，要他们保重身体。我突然感到他们很可怜，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如今，两位老人都已经作古，我的仔悔与道歉，他们都听不到了，但我还是要记上一笔，为了那时的不懂事与恶作剧。我是长久之后有了一定阅历才懂得了“乘人之危”的含意，才懂得人都是有尊严的，不管他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你都没有权利去奚落他，践踏他。这是母亲教给我的。反“右”之后，社会上又掀起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高潮。机关、街道、学校都办起了食堂，我家也辞退了保姆，由我每天到机关食堂给家里打饭。记得学校里组织我们捡废铁、除四害、制超声波。我这个小学生真诚地相信，我们的生活一天一个样，我们的建设一天等于20年，15年定能赶上英国，再过20年，定能实现共产主义。大人比孩子更忙，记得在东总布胡同22号（原作协旧址）建起了一座小高炉，在炼第一炉钢时好不热闹，高炉旁围满了兴高采烈、士气高涨的人。炉火点燃之后，投入了许多敲碎的生铁片，我想，这里八成还有我捡来的废铁呢！大家争先恐后地抢着把钢钎，翻炒炉膛里的废铁。当妈妈终于把钢钎拿在手里时，只见那长长的钎子比她高出将近一人，她身单力薄，根本翻不动里面的铁片，结果一使劲儿，把一些铁片捅出了炉子，再一使劲儿又捅出些铁片，旁边的人说这下至少得损失十斤钢，妈妈赶紧把钢钎交到了一位叔叔手中。钢终于炼出来了，第二天，我见到的钢是被供奉在红缎子上的一大坨黑色的渣子。 到了1959年，我们那高涨的热情一下子瘪了。记得有一段学校提倡劳逸结合，不再上体育课，每天上午上完三节课就可以回家。机关、街道的食堂又停办了，家里继续请了保姆，每天却买不到菜，常常吃略带酸味的麻豆腐。我家的阿姨是安徽芜湖人，她不识字，与家里的通信都由我来帮助。记得那时，她每接到家里的信都要哭一次，因为每次家信告诉的都是坏消息，家里又死了人。保姆常向母亲告状，嫌哥哥吃得多，母亲总是无奈地笑笑，上初中的哥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那28斤的定量怎么够他吃呢？可保姆是没有定量的，需我们每个人从定量里挤出来供她。不久，保姆家里又传来消息，她的丈夫死了，保姆哭着回去了。连我这样小小的年纪的人都会发出诘问，不是大跃进时亩产千斤、万斤，粮食多得吃不了吗？怎么农村还会发生饿死人的事？这些问题去问父母，他们也解答不了，只是他们的精神是沉痛的，目光是疑惑的。他们总是叮咛我，出去别乱说话。 市场的货架上越来越空，人们的胃口也越来越像个黑洞，见什么都想吃，“小球藻”、“人造肉”应运而生。我们喝的小球藻是作协机关买菌种自己培养出来的。据说营养丰富，且免费供应。我拿了一口大锅，按家里的人口，打回一大锅汤，全家人每人尝了一口都放下了。那与苔藓一般颜色、充满腥臊气的汤喝了只能让人反胃。尽管当时我家的条件比一般百姓好些，父亲能得到高干供应，但那是极有限的一点东西，加上工作劳累，母亲也浮肿了。一天，她下班回家，在院里遇到作协的一位负责人。负责人关切地说了句，你的脸色不太好，休息一两天吧。母亲是个天真的人，以为既然作协领导都说了话她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息几天了。她的身体也确实不好，打我记事起，就老是看见厕所的纸篓里堆着满满的血棉花。她的月经似乎很少有停歇的时候，她的脸也很少有血色，总是苍白苍白。她是个责任感极强的人。工作上不甘落后，在家是贤妻良母。我那时又极不懂事，很少主动帮助母亲干家务。尽管她很憔悴，可在我眼里她仍是一棵不倒的树，可以享受她的绿荫的庇护。 母亲在休息的日子里，疏忽了一件事，就是请假。她是38式干部，组织观念一向很强，从未有过擅自作主的事。只是她为人做事一向天真，有时天真到不可理喻的地步。比如家里的购货本因磨损太甚，11月、12月的购物表格连同底封一起不翼而飞，母亲一点不知道这种事应该去找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申明，而是自己用钢笔照猫画虎自制了两个购物表。她自认为我没有沾公家便宜，把丢失的表补上理所应当。于是当我拿着她画的购货本去购物肯定就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这次，她以为平常自己干工作很辛苦，不去上班一是作协领导亲口发了话让我休息，二是如果有事找我再请假也不迟。再说凭着自己平常的表现，谁能误解她呢？平白无故的干嘛不去上班呀。然而，她想错了，她冒犯了编辑部主任对人管辖的尊严，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叫你好看。母亲一上班就坐了冷板凳，没有人给布置任务，也没有人找她开会，商量工作，可她还是个编辑部副主任呢。本来这种事说开了就好了，可这矛盾却越积越深，母亲又偏偏不是那种会来事儿的人，她的处境可想而知。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接连发出两次批示，严厉批评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使她不知所措，她只感到人为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怎么紧跟也辨不清文学的方向，于是终于告别了她工作十多年的《人民文学》，来到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工作。而此时的文学园地更是难以开出鲜花了。 母亲离开了心爱的工作岗位很是痛苦、矛盾，即使“文革”闹得最凶的时候，她也曾向我表示过，她最爱的还是文学编辑工作，只是天公不作美，天时、人和都不沾。 在华北局宣传部，母亲从事的是行政工作，虽与文艺沾点边，搞搞文艺汇演，搜集华北地区的文艺动态、信息什么的，但等于改了行。尽管她曾经写过许多散文，但却难以驾驭一篇行政报告的文字，而这些报告既要能吃得透上级精神又要用当时最时髦的语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词贯穿始末，这些都是母亲的弱项，使她又陷入了新的苦恼。令母亲惟一能聊以自慰的是，“文革”时她不在作协，避免了亲眼目睹父亲遭磨难的惨剧。 “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就遭到《人民日报》上一篇文章不点名的批判。这在当时相当于给父亲判了死罪。我有些不知所措，就跑到华北局去找母亲。母亲见我张慌失措的样子，把我拽到一边，叮嘱我吃完午饭就走，不许乱说话，不许提问题，有话回家再说。那会儿的我，到底是个孩子，一点不懂政治，其实我的那些疑问母亲又怎么解释得了呢？但母亲仍坚定地对我说“你爸爸没有历史问题，他也不反党。”“你怎么知道他没问题？”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没分开过，你爸爸他一直在为党工作，他怎么会反党呢？”“那报纸上说的是怎么回事？《人民日报》也撒谎吗？”母亲很难一下跟我说得清楚，便不再多说，临了只说了句，“不信你就看吧，事情早晚会搞清楚”。其实报上所说的也不过是说，父亲执行了周扬的文艺黑线，帽子很大，具体的内容却很空洞，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那时，家里每天都笼罩在沉郁的气氛里，父亲每天不是挨斗就是劳动，回到家里满身满脸的疲惫。母亲尽管是革命群众，心身压力也很大，她不是那种什么都看得很开的人，遇事爱紧张，爱揪心。平时，我们只要回家晚点，她就各处找，怕我们出了车祸，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她怎能高枕无忧呢？但她是难过着父亲的难过，忧伤着父亲的忧伤，她觉着老天实在不公平，大大地委屈了她的老头儿。她想尽办法给父亲做好吃的，陪他叹气听他发牢骚。她最怕的就是父亲自杀，而父亲这个人是很难劝的，劝得不好会惹他更加烦恼。母亲费尽心机，终于想出了一招儿。她在父亲的书柜上贴了一条醒目的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父亲读懂了母亲的潜台词，也尽量使自己振作，他又像当初结识母亲时那样，感到了一种责任，尽管他仍想不通，仍有许多烦恼，但为了母亲他也要把这苦难撑到底。母亲还以她的善良关爱着他人。一天，她回来得很晚，我和父亲都等得十分焦心。原来，她下班的时候，看见一个刚挨过斗的老干部坐在楼梯上哭。这时她想起了自己那可怜的丈夫。她怕那老干部会想不开自杀，便留下来安慰他，劝他想开点，直到那老干部起身回家她才离开，而母亲并不认识他，她只是将心比心，想到他的家里会有正在等待他的妻子、孩子，才这样做的。 父亲很有预见性，根据“反右”时的经验，他知道等待他们这些走资派的将是流放与劳改，到时他再也照顾不了妈妈及我和妹妹两个尚未参加工作的子女。以前我家因人口多，父母在花钱上相对手紧。但自从抄家侥幸给我们留下了存折后，母亲就不再吝惜钱，不断地给我和妹妹添置衣物，似在悄悄地做着某些准备。我也有着某种不祥的预感，1968年夏，当我在学校送走第一批去北大荒的同学时，已感到等待着我的也许是更差的命运，优越的社会背景已经没有了，今后只能靠自己，参军、进工厂绝轮不到我。所以当内蒙古武川县的干部到我校表示愿意接受新农民时，我就立刻报了名。 从1968年8月底开始，我家就开始散摊了。首先是哥哥，他于1965年被保送解放军艺术学院学舞台美术，“文革”中因保肖华站“错”了队，因而被分到兰州军区的骑兵连下放锻炼。8月30日，刚刚送走了哥哥，9月2日，母亲又第二次走进北京火车站送我去内蒙下乡。 当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与文艺界的“黑帮”集中关押在当时的文联大楼，而且不准请假，不准探视，所以我和哥哥走以前都未见到父亲。而我和哥哥的走给母亲带来的打击便可想而知了。 送哥哥走那天，母亲表现得很坚强，始终未掉一滴泪，甘肃再苦，哥哥毕竟是在军队，在母亲心目中部队是革命的大熔炉，衣食有保障，男孩子经受经受锻炼没什么坏处。可对我就没那么放心了，长到20岁，除了大串联时出去疯了一趟，再也没有离开过家门，此时的我刚满20岁，上大学的美梦早已破灭且不论将来的婚嫁、工作怎样都不可知，母亲能不担心吗？作为母亲不能把孩子留住已经很伤心了，还得做出一副坚决支持子女响应号召的样子，该又是何等地无奈与凄楚。 那天来送我的同学很多，母亲也没有单独的机会叮嘱我什么。要去火车站的时候，母亲执意要我和同学先走，她说她还要买点东西。等我上了车找到自己的座号后，母亲也到了。她从车窗里递给了我一叠信纸、信封，还有邮票和浆糊。我的心头一热，两行泪差点滚落下来，但我强忍着没哭。我感叹母亲的细心周到，今后她只能以这种方式与我保持联系了。 我和母亲都回避着，尽量不看对方，怕一下控制不住感情。母亲四处张望着，我尽量低头和同学说话。终于一不留神，我的目光与母亲的目光对接到了一起。我的嘴角刚刚往下一撇，母亲的眼泪便再也控制不住了，一个劲儿地往外涌。那双泪眼我今生今世难忘，那是母亲一颗被撕扯、被绞痛的心啊！ 我下乡不久，毛主席就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8年年底，妹妹则是被轰赶着去了陕西安塞县插队。1969年更不平静，在我和妹妹都下乡后，两个姐姐、父亲、母亲都先后随自己的单位去了各自的“五·七”干校，全家7口人被分散到全国七个穷乡僻壤，这才是对母亲最致命的一击，她最最难以忍受的就是亲人的别离。 母亲在“文革”中也是属于在单位中站错队的人，所以很不受军宣队的待见，每天干着很重的体力劳动。这时“白癜风”已侵袭到她的脸上，昔日姣好的面容被涂成了地图，她想口京看病，却总得不到批准。还是哥哥机灵，让我给妈妈写信并发电报，说我得了急症、重症，需妈妈照料，尽管生来没撒过谎，但为了妈妈我还是这样做了。编了一套天衣无缝的理由，终于使母亲得以回京养息。 1973年，在父亲获得平反调回北京工作后，母亲也终于回到北京，调到版本图书馆工作。 此时，母亲可以说又归队了，她以极大的热情帮助作者提意见、修改稿件，只是这些稿件极其苍白，全是些高大全式的空洞无物的作品，文学的百花园啊，长满了荆棘与杂草。 由于积劳成疾，1974年秋，妈妈终于病倒了。进医院的前一天晚上她还在看稿件，却突然大出血不止，直至昏迷。经大夫检查，母亲患的是子宫肉瘤，为恶性程度较高的癌瘤。 全家人都瞒着母亲，每天向她说着美丽的谎言。她也并不深究，她喜欢每天与亲人在一起的亲情。母亲在动完癌瘤手术后仅存活了一年。后来，癌细胞扩散到了她的全身，她的神志渐渐不那么清醒了，但她多次向父亲重复过一个愿望，等我病好后，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旅行，到南方，到那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我要去看花的原野。 这是母亲生命中最后的期盼。可是1976年的春天特别阴冷，1月8日周总理去世，4月5日人民自发的悼念活动又被打成“反革命”事件。母亲的病随着形势的恶化在恶化。悲痛的父亲写了一首《告别》悄悄地交给了守护在病榻前的我： 鲜花总要凋谢， 好人总有一别。 只要我们曾经相爱， 就没有辜负那如花的岁月。 安息，安息，安息！ 在永久的梦里， 鲜花开遍原野， 在欢乐芳香的梦里， 我们永远在一起， 再也不离别。 安息，安息，安息。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既为父亲也为母亲，既为他们的感情也为他们热爱着的那花的原野。 1976年5月14日，母亲终于耗尽了最后一点灯油，熄灭了生命的灯。白布单从头到脚遮住了她，从此我们便被隔成了两个世界。她终于没有看到鲜花盛开的那一天，而为了这个花的原野母亲整整期盼了一生，等待了一生。 如今我们要格外珍惜花的原野，为了母亲，为了所有热爱花的原野的母亲。 作者简历：严欣久，自由撰稿人。1948年2月29日生于哈尔滨。北京外语学校西班牙语毕业，1968年到内蒙古乌盟武川县插队，1971年到内蒙古微波站当工人，1980年调入内蒙古妇联，1988年回京。先后任职于：陶行知研究会会刊，《三月风》、《戏剧电影报》等单位，做过记者、编辑。1977年提前退休专事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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