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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是比任何语言都有力的推荐信。 ——亚里士多德 美给人以强力，给人以益处，我珍视美的这些品质，这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美是人际关系的第一要素，它总是凸现在所有品质之前，引起我们的欲望，充盈于我们的判断，对我们行使着至大的权威，并给人留下奇异难忘的印象。 ——梅切尔·德·蒙田 遗憾的是，我无法不服从他，因为他像黎明般俊美。 ——加德林一世 许多人认为孩童时期是纯朴自然的，因为美还没有介入孩子的生活。然而，只要听听学校里孩子们之间互相嘲弄时都用些什么词儿——“矮冬瓜”，“豆芽菜”，“四眼狗”，“胖猪”等等，人们就不会再抱有这种错误的看法了。孩子天性就是爱美的。在摄影师理查德·亚维登最早拍摄的照片中，有他妹妹路易斯7岁时的一张小照。当时才9岁的亚维登对妹妹非常着迷，以至他把那张照片的底片用胶带粘在自己的肩膀上，让太阳将底片上的影像“印到”自己的皮肤上。路易斯长着一张鹅蛋脸，头发又黑又亮，眼睛很大，脖子颀长，这一切都使亚维登感到了一种震撼。他说：她“成了我衡量美的模子，她是我心目中最早的美人形象。”后来，他给多薇玛、苏苗·帕克尔、多林·蕾和卡门·戴尔·奥蕾费斯等名模都拍过不少照片，但它们都是“对路易斯的回忆”。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孩子对美就有特殊的感觉，但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何种方式形成自己对美的喜爱的呢？人们惯常认为是通过同化作用形成的。真实的情况可能是，首先是父母将某种审美趣味强加在孩子心上，随后是孩子的同伴们叛逆性地又将这种强加的趣味进行了修正，最后，在社会流行文化的综合作用下，这一切得以大功告成。1984年，罗宾·拉考夫和拉奎尔·舍尔发表了《论脸的意义》一书，书中他们提出：“美这种东西，不是靠本能一眼便能认出来的，审美鉴赏力必须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培养。” 但是心理学家朱蒂斯·朗格洛伊丝认为对美的感觉不需要人工训练，因为人生来就是爱美的，即使是婴儿，见到美也能识别出来。朗格洛伊德丝收集了数百张人像，将它们制成幻灯片，用来测试成人们对美的感受力。而当她将这些幻灯片放给从半岁到三岁的孩子们看时，她注意到，孩子们的目光在那些长得更加标致的脸上停留的时间确实要长久一些。符合孩子们标准的美人多种多样，而他们较多注意到的是那些长得最有吸引力的男人、女人、婴儿、非商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高加索人的脸庞。这不仅表明婴儿有识别美的能力，而且表明人的特征虽然多种多样，但某些面部特征却普遍受到人们的喜爱。 朗格洛伊丝认为婴儿们都爱看陌生人的漂亮脸庞，这个结论显然有点草率。若把与孩子生存息息相关的因素考虑进去，则会发现，婴儿对照料自己的人的反应是不受这些人是否长得漂亮的影响的。朗格洛伊丝还认为，漂亮母亲生的孩子有特殊的审美鉴赏力，这也不对。无论婴儿的母亲长得漂亮还是不漂亮，婴儿们总是对漂亮脸庞注视的时间要长些。 10年前，当朱蒂斯·朗格洛伊丝刚开始她的研究的时候，那种认为婴儿先天就具有觉察美的能力的观点还不怎么流行。婴儿一出生就能用与生俱来的审美眼光凝视世界，这一观点是绝对令人不能接受的。难道那些小不点儿一生下来就能注意到相貌的美丑了？但是朗格洛伊丝的结论是建立在日益增多的大量证据上的，这些证据表明婴儿与大人一样，具备一套普遍的感官偏好。他们喜欢看对称的东西而不喜欢看不对称的，爱触摸柔软的物体而不爱触摸粗糙物体。生下来的头4个月，他们就爱听谐和音，而不爱听不谐和音。当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和玛瑟尔·曾纳给婴儿们弹奏不谐和音时，他们便厌恶地皱起鼻子。凯根和曾纳觉得自己看到了婴儿最早表现出的偏好，即爱听那种简单易懂、甜美柔和的乐音。我们能够学会对非谐和音进行欣赏，但这是后天习得的趣味。 婴儿最注意的是人的脸庞。在从母腹坠落人间的头10分钟里，他们的目光只会追随人脸部的轮廓和线条；两天以后，他们就能把奶妈的脸与从未见过的陌生人的脸区别开来了；到了第三天，他们就已开始学习、模仿人面部的表情，如果你向新生儿伸出舌头，小家伙也会向你伸出舌头。每个新生儿都会毫不迟疑地趋向那些对他有着生物学意义的事物，而这方面最有意义的莫过于那些能保障孩子生存的人。 婴儿看人眼睛的时间与看人面孔的时间几乎一样长，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需要从那里了解情况。眼睛的顾盼开阖，眼部周围肌肉的运动，瞳孔的大小变化，目光是炯炯有神还是迟钝呆滞，都能传达出一种微妙的情绪。面部骨骼结构所造成的两眼间距的差异，构成了每个人可见的、永久的特征，就像手纹一样与众不同。电脑自动识别面相系统只从人的眼睛来分辨人，这比仅从鼻子或嘴巴来分辨人的效果要好得多。叫计算机将人的脸部部位与非脸部部位分别开来的时候，只要在眼睛上做些手脚，它就很容易出错。这就是为什么从14世纪的唐璜（DOn Juan）到20世纪的朗尼兰格都只用面罩遮住两眼周围就可以大胆行事的缘故，因为这样化妆确实效果很好。 如果婴儿看到有人注视他，他也会回视那个人，并常常笑逐颜开。如果小家伙来了兴致，他还会用注视看着别处的人的脸的三倍时间去看那张正在注视着自己的脸。人不像兔子和小鹿，作为被捕食动物，它们都有一种全景式环视视力；人与鹰隼、鬣豹及其他食肉动物是一样属性，双眼只紧紧地盯着可猎之物。这就是为什么婴儿一出生就有一种机能，知道辨别视线所来自的方向，这也是人类的眼睛为什么会逐渐进化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原因。与大多数动物的眼球巩膜会随着年龄渐长而变黑不同，人类的巩膜却可以终生保持白色。看人的眼白，可以准确地判断他的眼睛在朝哪里看、注意到了什么，以及他心里可能正在想着的问题。 狮子能看清一英里外的猎物，当猎物受到狮子追逐时，猎物无法看清狮子眼白的变化，所以就难以享受到上述的好处，这样猎物就只能自认倒霉了。但是人类为了生存的缘故而互相亲近、彼此依赖，对于人来说，不论你是用攫取的目光、还是用恳求的目光或是爱恋的目光去注视对方，注视的方向性都会产生一种有效的沟通。孩子儿时的偏爱是他成年后偏爱的“初始模型”。婴儿长大成人后，也喜欢对称和谐和手感光滑的事物；他们同样被人们脸上的一切所吸引，当目光与他人的目光相遇，就显得兴致勃勃；如果婴儿3个月大就爱瞪着眼睛凝视漂亮的面庞，那么在他们长大以后，通常也就会成为在美丽的面孔面前心猿意马、看到异性漂亮就会坠入情网的人。当初涉人世的婴儿就知道把目光更多地凝注在那些成人也认为颇富魅力的脸孔上时，本身就是对必须由文化才能教给我们怎样鉴赏美这一观念的驳斥。 在婴儿评鉴大人的时候，大人也在评鉴婴孩。50年前，个体生态学家康拉德·洛伦兹认为，婴儿的特征开启了人特殊的感情世界，令人一看到他们心中就溢满了柔情。婴儿一落地就惹人疼爱，他们皮肤细腻，头发柔顺，眼睛大，瞳孔也大，面颊鼓鼓的，鼻子小小的。他们的脑袋硕大，四肢却很短小，柔软灵活。没人照料婴儿是不能存活的，因此，他们应该不遭任何拒绝地来到人间。 人对婴儿体貌特征做出的反应是自动的，所以我们总是温柔地对待那些有着类似于婴孩特征的动物。人类的这种天然的怜惜弱小之心，被玩具厂家和动画制作者利用了去。出现于30年代的米老鼠，以其生命之初的快活敏捷赢得了我们的爱，以至于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Greene）将电影《好礼帽》中的角色弗雷德·亚斯戴尔称为“全人类的米老鼠”。但是随着50年的光阴荏苒，米老鼠渐渐长大了，他的眼睛和脑袋也越变越大，四肢却越变越粗、越变越短。现在的米老鼠形象模仿的是婴儿的基本几何形状。迪斯尼乐园的班比有一个夸张的、像婴儿般宽阔的前额，其他的一些小鹿的眼睛也基本上如此。 相貌生成的可爱是生物进化的偶然所为。人类婴儿最先发育的是脑神经系统，他们刚生下来时眼睛就有成人那么大，而四肢很细小，就像是对他们成年后四肢的袖珍模仿。虽然大眼睛小胳膊的样子还谈不上美，但是婴儿身体的基本构形对于我们却有着深在的意义，因而不由自主地引发人们对他们产生温柔的情感。就像小鸡身上有条纹。幼狮身上生斑点尾巴生环纹、小猩猩长着白色尾毛一样，人类幼儿的特征则表现为大脑袋、大眼睛、鼓脸颊和小鼻子。这一切都表现了他们的娇小无力。简·古达尔（JaneGoodall）发现，只要小猩猩的白色尾毛未脱，它们就不会受到攻击。这种白色尾毛就是小猩猩的生物标签，它警告大猩猩不得伤害它们。初来人世的第一年，人身上的这种表示弱小的可见标志也起着与小猩猩同样的功能，使孩子免于受到成人的攻击。 维多利亚女王是9个孩子的母亲，她曾经对人说：“丑陋的婴儿最令人厌恶了。”也许她只是表达了她那种维多利亚式的对肮脏不堪、行为不适的厌恶。而对于大多数人，婴儿是不丑陋的，就像人不觉得自己的宠物丑，或不觉得自己的新娘丑一样。婴儿都是可爱的，至少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是如此。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父母就觉得他们的孩子乖巧无比。正如安娜·昆丁兰（Anna QUindlen）所说的：“是谁创造了这个古老格言：上帝把婴儿造得如此可爱，以至没人忍心去杀死他们？这个格言在凌晨四点钟的时候特别能引起人的共鸣。” 然而，在婴儿刚出生的头几个月内，母亲们对待婴儿的态度与反应是有着微妙的差别的，其中有些是来自对婴儿相貌的反应。为了研究的需要，心理学家为出生数目的婴儿和母亲们的生活进行了录像，3个月后又录了一次；他们还找了一批人观赏婴儿的彩色照片，并要他们对这些婴儿的相貌做出评价。 结果他们发现，漂亮婴孩的母亲大部分的时候都把孩子抱在身上，总是注视孩子的眼睛，并对孩子念念有辞。如要这种孩子的母亲去注意别的人和事，则非要对她们采取强制的办法才行。而不怎么漂亮的婴儿呢，他们的母亲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照料孩子的生活上（如给孩子擦洗身子，拍孩子的背让他打嗝，经常查看孩子有病没病，调拨孩子的姿势等等），她们的注意力也更容易被人从孩子身上引开。这不是说她们疏忽冷淡，而是表明她们对孩子的情感还是有所保留的，不像前面那种孩子的母亲，完全地为孩子心醉神迷了。 研究者没有请母亲们来评价她们婴儿的长相，也许这样就太煽情了，但是他们确实问了许多有关婴儿和婴儿护理方面的问题。不怎么漂亮的孩子的母亲更容易诉说她们的紧张情绪，比如埋怨时间不够用呀、精力不济呀、财力有限呀等等。但是这些差别在婴儿出生3个月后基本上就消失了，虽然这时漂亮孩子的母亲对自己乖孩子仍然更怜爱、更愿意花时间逗他们玩儿。 人们发现，说哪个孩子最最可爱是很容易的（因而才有了婴儿选美竞赛和判定聪明宝宝的活动）。漂亮婴儿是一种有代表性的婴儿，就是说他们的相貌是适度地放大了的标准婴儿的相貌，所以他们处处惹人疼爱。被认为丑陋的婴儿就不能获得这样的优遇了，这使得他们显得老气，就好像是将他们未来成人后的面孔缩小了长在他现在的脸上一样。早产的孩子有如危病婴儿，他们都长着一张不真实的老成面孔。把他们的照片与足月出生的婴儿放在一起比较，人们会觉得这些孩子既难以伺候、又容易哭闹，因而不太愿意承担去照料他们的责任。事实上，不漂亮婴孩未来的结局也会更加不幸。在加利福尼亚和马萨诸塞州，人们研究了那些被置于法庭保护下的受虐待儿童，结果发现，不漂亮的儿童占到了不成比例的多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很好的抚养，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面部表情缺少别的小孩所特有的快乐，而是他们的脑袋与面部比例看上去较缺乏孩子气，因而显得不够可爱。这样的孩子更有可能遭受虐待，因为他们的脸孔不能像大多数孩童的面孔那样，唤起别人自然而然的护爱之情。这些孩子还可能被看得比他们实际有能力，由于相貌老成而让人们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有证据显示，父母对孩子施虐往往是因对孩子怀有一种不实际的期望造成的。最后，他们不同寻常的面相还可能意味着体质虚弱，长大成人的可能性不高，就像早产儿给人的感觉一样。 在动物界，母性动物也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那些表现得健康和具有强大生存能力的幼儿。美洲黑鸭是一种生着灰黑色羽毛的水鸭，它的雏鸭长着一身鲜艳的橙色羽毛，头顶则光光的，没有毛。当老鸭给它们喂食时，幼鸭的头顶就变得鲜红鲜红。所以当幼鸭肚子饿了，求母亲喂食给它们时，就会闪动它们红色的头顶和橙色的羽毛，向母鸭发出信号。如果将一只雏鸭的橙色羽毛剪短，那么这只雏鸭受到母亲注意的程度会相应减少，得到的食物也跟着减少。因为母鸭一般先衔食给那些闪着鲜艳色泽的雏鸭吃，而似乎不怎么理会那些它们认为不够健康、没能力展示自己羽毛的雏鸭。 心理学家珍妮特·曼对美国郊区的一对双胞胎做过研究，这对双胞胎初生时体重很轻，属于高危婴儿，其母亲的表现与黑鸭的表现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曼注意到，孩子生下8个月后，母亲对其中的一个表现出明显的偏爱，她花更多的时间去哄她、抱她，逗她玩儿，哼歌曲给她听。这里不牵涉到究竟哪个孩子对母亲渐渐呀呀说得更多，或笑得更多，或尾随着母亲的时候更多，所有的母亲都偏爱双胞胎中更健康的那一个。通常，母亲们对两个孩子给予的关心与食物大致是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情况例外，就是当那个双胞胎的家庭非常贫穷的时候，双胞胎中那个病弱些的就肯定会遭到严重的忽略。曼的结论是，在双胞胎中，母亲会自觉不自觉地对最可能生存下去的那一个孩子产生偏爱，这种偏爱产生自一种人类进化的生物机制，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正是这种机制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母亲们对人类再生产的满足。 这颇为费解，但却是真的。在人类进化的早期，父母亲面对的是有限的、易变的资源环境，因此危病婴儿成活的可能就要小得多。母亲对婴儿所表现的健康状况和成活能力的特征越敏感，她生殖的成功率就越高，因为她知道在不危及自身和其他孩子生存的情况下，应对这个病危儿投入多少。这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学问题，而是严酷的生存环境造成的实实在在的境况。今天的父母可能永不会再面对如此令人心碎的两难抉择，他们有财力和安全保障，可以将时间和精力倾注给一个面临生命威胁的孩子。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新生儿的母亲，我们就会发现，她们要这样做，仍须超越那个从古代大脑进化而来的生物机制。父母亲仍然趋向于更喜欢那些健康些的婴儿，对那个长着典型的大眼睛、小鼻子、胖嘟嘟的小脸颊的小家伙倾注更多的爱。在我们祖先所处的环境中，婴儿的外表是最好的显示健康与否的标志，它将表明这个孩子能不能活下去，值不值得父母为之付出毫无保留的爱。 父母在付出自己的爱心之前虽然谨慎，但如果婴儿能够养活，父母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他们会想尽办法把他们抚养长大。记住，在婴儿刚出生的几天里，他的长相如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从此以后（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父母亲就相信，从所有其他真正的品质上看，他们的孩子比别的孩子要漂亮得多。父母和家里人都非常注意观看孩子的小脸蛋，看他长得究竟像谁。几乎是在孩子刚一落地时，母亲就说孩子长得像父亲。 心理学家玛果·威尔逊和马丁·戴里（Martin Daly）曾发出数百张问卷对新生儿的父母及其亲属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人们普遍都说孩子长得像父亲，这一数目远远超过了说孩子长得像母亲的人。事实上，在许多家庭里，“每个人”都得说孩子长得像父亲。 对于这种发现，戴里和威尔逊的解释是这样的：母亲毫无疑义知道孩子是自己的，但是父亲常常有受到蒙蔽的危险。以前没有DNA亲子鉴别技术，父亲只能从两个方面来判断孩子是不是自己的：一个是对孩子母亲是否忠诚的认识，另一个就是孩子的长相这一生理依据了。面部特征是极具遗传性的，强调孩子长得像父亲，有助于消除父亲的疑虑，让他开始把感情、关心和爱尽数倾注在新生儿身上。母亲要证明的是宝宝健康可爱，父亲则须证明：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出自自己？看到小家伙脸上有自己的影子，便会强有力地激起父亲的舐犊之情。20世纪20年代，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mislaw Malinouski）深入南太平洋的特罗博里安群岛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特罗博里安人相信，母亲受孕是因为与神灵相遇的缘故，而不是因为男性的精液。然而，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更多地偏向孩子长得像父亲，而非像母亲或其他的家族成员。人们甚至认为，说孩子像母亲是不礼貌的行为。 戴里和威尔逊认为，世界各地的父亲都对孩子像不像自己这个问题很敏感，而世界各地的母亲则总是想方设法让父亲相信这孩子就是他的。这些行为可能是下意识里完成的，甚至在父亲对孩子是如何受孕的毫无知识的情况下，人们依旧这样做，譬如特罗博里安人就是这样。戴里和威尔逊告诫人们，在父亲希望孩子长得像自己的意识深处，也许藏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比如，在那种有一个孩子将要被挑选出来做替罪羊的家庭里，很可能被挑中的就是那个长得最不像父亲的孩子。在收养的情况中，如果养父母觉得孩子长得与他们相似，则收养的成功性会更大。戴里和威尔逊还提出见解说，孩子长得像谁这一点对养父的重要性远比对养母重要。当然，婴儿的长根总是令人爱怜不已的，一看到婴儿的照片，妇女和儿童的瞳孔都会不由自主地放大。没有人会对幼儿的美产生嫉恨，而大多数人也不怀疑婴儿之所以长得讨人喜欢，是为了适应人类进化的需要，即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婴儿的情况使我们懂得，人们对于肉体美的感应是不由自主、无法抗拒的，这种感应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如果我们至今仍保留着婴儿时期的迷人力量，那么生活就会变得容易多了。告别了襁褓，我们便也失去了可爱的长相所给予我们的保护。失去了表示弱小无助的小猩猩尾巴上的白绒毛，我们不得不以无助之身面对这个世界，长大成人后的美虽然带来的益处与庇护更多，但它只对少数人才是如此，而多数人是无缘的。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感觉主义普遍流行而又为偏见所左右的世界。人们乐于相信，外貌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每一个市场营销人员都懂得，商品包装和商品形象如果不比产品本身更重要的话，至少也与产品本身是等价的。我们不只把外貌看作是愉悦和羞恶之源，而且还看作信息产生的地方。人的心智不是生来就能解开表象与本质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从深层上说，很少人会相信表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是偶然的或任意规定的。小孩子觉得要分开表象与实质特别的难。心理学家先给孩子们看了一只松鼠，然后将这只松鼠的毛剃光并涂上颜色，使它看起来极像小院能，再让孩子们看，孩子们都说是送鼠。孩子们完全被外表迷惑了，以致忘掉了本来是松鼠，它只是被剃掉了毛并涂了颜色这个事实。 我们何以如此看重事物的外表呢？这是一个很好的牵涉到进化的问题。外表一直是人们明白事理的向导，有时是淮一的向导，让我们得以分辨事物的好坏。水果上的褐色斑点和它褶皱的表皮告诉我们，水果熟过头了；如果皮还是青的，就告诉我们水果尚未成熟。生物学家乔治·奥里安斯相信，人们普遍对风景地区感到兴趣，是因为它们对人意味着安全和保护。他与朱迪斯·贺华根（Judith H＿）合作，对画家、花匠、摄影师及其他人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让他们评论哪一种风景最美。结果发现，所有的人都被如下的风景所吸引：那种有大树、能望见地平线、有水、地势起伏不平、有一条条小径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摄影师杰伊·阿普顿认为，这样的环境能带给人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庇护，使人能处身于安全地带，俯瞰外面的大千世界。我们在他人身上究竟想得到什么呢？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的脸庞预示了人的个性和人格。托尔斯泰就曾经悲叹说：“人们认为美即是善，这是多么令人惊讶的谬见啊！”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善，至少是道德上的善，与美是毫无关系的。 肉体美是精神美可以眼见的证据，这一观点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那里。柏拉图相信，人间美只是理性美的映像。萨福在她的诗歌中写道：“美的就是善的。”这些见解，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中间颇为流行。马希里奥·费奇诺把美看成是“表现善的花朵。这朵花，就像是一种诱饵，只要受到它的诱惑，在它之中所潜伏着的善就会吸引住所有看见它的人。……我们是不会知道隐藏于事物天性中的善的，也不会去渴望它，除非我们被显现于外的美所引导。”波尔达赛厄·卡斯蒂柯里奥在1561年写道：“美是神圣的，……鲜有邪恶的灵魂寄寓在漂亮的身体里，因此，外貌美是内在善的真正表征，……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美善同一，在人体美方面尤其如此。我要说，我们肉体美的直接根据就是心灵美。”社会学家安东尼·西诺特（Anthony Synott）评论说：卡斯蒂柯里奥的观点代表了“生物学与神学、渎神与神圣、性欲与上帝的完美综合”。他们沉迷于肉体美，并将之称为是对心灵美的敬仰。 丑陋是邪恶、疯狂或危险的表征。畸形、丑陋和疾病被看成是神在暴怒时烙在人肉体上的耻辱的印迹。卡斯蒂柯里奥说：“大部分的丑同时也是恶。”16世纪的时候，弗兰西斯·培根（Frmcis Bacon）写道：“畸形人……——像《圣经》上说的——没有人自然而具的情感。” 最早试图从外貌中区分那种特殊的、能作为性格表征的面部特征的是亚里土多德。1586年，意大利博物学家。哲学家齐奥万尼·德拉·波尔塔（Giovanni Della POrta）写了一部名为《论人的面相》的书，意欲阐明人类肉体与心灵间的关系。由于人类性格的不透明性和多样丰富性，他觉得用心理活动相对简单的动物心理来类比人类的心理是可行的。他的设想建基于一种巫术信仰，即看上去相似的东西本质上也是相同的。每个动物都有一种确定的激情，依此类推，与动物长得相似的人也会有这种激情。驴子愚蠢，骡子顽固，兔子胆怯，公牛暗哑沉默，猪肮脏贪婪等等。德拉·波尔塔认为：如果一个人与某个动物相像，“就可让他明白，他的行为方式与那个动物也会相同”。换言之，如果你看起来像驴子，那么你就会像驴子那样去行事；如果你看上去像狐狸，你就具有狐狸的性情。 从柏拉图以来的许多著作中，有着挺拔轮廓的希腊头雕侧面像都被看成是人类最理想的面部形象。这种雕像留给后人的财产之一，就是它们没有任何像兔子、山羊、猿猴、青蛙或其他种种卑贱动物的地方。如果美意味着看起来不像兽类，那么阿波罗雕像就为人类树立了具有完美意义的标准。1496年在罗马梵蒂冈发现的古希腊雕像“贝尔福德的阿波罗”（the Apollo Belvedere，其创作日期可追溯至公元前320年）被历史学家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偶像”。（Belvetlele源于老梵蒂冈宫后的一座别墅名，16、17世纪的时候，罗马教皇的家族成员都在那里存放收集而来的古希腊、罗马的大理石雕像。） 对于18世纪的哲学家黑格尔来说，希腊雕像“绝不仅仅是外在的、偶然的形式，而是真正的美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因为它的存在，人们找到了面部构造的体现方式，通过这种构造，人的内在精神得到了完美的表现。”黑格尔作出这种判断是基于如下一种事实：希腊人有笔挺隆起的鼻梁，在头像的侧面轮廓中，这道鼻梁从人的思维中心（前额）一直而下，直到脸的中部，形成了一条连续的轮廓线，因此使得观看者的视觉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脸的上半部分，而不是集中在注重感官享受的下半部分。 18世纪荷兰画家和解剖学家佩特鲁·坎波尔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从侧面像上来测量人面部的角度。他测量的办法是从耳朵到嘴唇引出一条水平线，再从前额最突出点到下颌最突出点之间引出一条垂直线，两条线相交之处所形成的角度就是面部角度。坎波尔的面部角度测量法成为第一个被广泛使用的面部比例度量系统，它可用来鉴别不同人种之间的颅骨差别。但是坎波尔的发明目的是为了量化美的性质，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希腊古迹中的雕像代表了人类美的理想范式。他这样写道：“世上没有一个人不认为，阿波罗或维纳斯（VenuS）的头拥有超越一切的美，也没有一个人不认为这些头颅之美是世间最美的男女的头颅所无法比拟的。”坎波尔发现，古希腊雕像的面部角度是100度（从相对较直的侧面像上看），而大多数人的面部角度在70至90度之间。因为猴子、猎犬和其他动物的面部角度比一般人低，而希腊雕像的又比一般人略高，坎波尔于是认为他发现了美的角度。恰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构成了一张漂亮的脸庞呢？我的回答是，是各种特点的合理配置，也就是脸部的垂直线与水平线的构成为100度的角度。”在测量不同种族的人的颅骨时，他发现从猩猩、猴子到非洲黑人，再到东方人、欧洲人，最后到希腊雕像，其面部角度呈逐渐增大之势。他将欧洲人放在最靠近美的理想范式的位置，而将非洲人放在距这一范式最远的位置。一位瑞士牧师卡斯帕·拉瓦特公布了自己的一套面部角度测试数据，也是呈现一个逐步递升的顺序，只是这一次是从青蛙排列至罗马梵蒂冈的贝尔福德阿波罗像。在这一序列中，他也将欧洲人放到了最靠近美的理想范式的位置上。 经过这样一番类比和对照，欧洲人提出，欧洲的男人和女人是人类中最美的。既然他们在面部角度上接近希腊众神，那么，在性格和智力上也同样接近那些神祗。这种工作被赋予了一种种族主义的使命，目的是想用来证明其文化和种族上的优越性。然而，贝尔福德的阿波罗侧面像肯定不会比非洲美男子的侧面像更美；外貌不等于现实，类比不说明任何问题，种族主义论调是那种浮浅的荒谬学说的最明确例证。现在，科学家们承认，种族理论解释不了任何人类进化演变的问题。掩藏在人们皮肤下面的遗传上的差异，用划分种族的方法还解释不了其中的七分之一。同一种族内的遗传差异比两个不同种族间的遗传差异还大。容貌不同者可以是同胞姐妹，而容貌相同者，则可能在人格上边然相异。种族主义的确存在，而种族却不存在。 近来，我们知道了仅凭眼睛是难以“读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智力水平和心灵状态的。如果特丽萨修女一眼看上去就像个世界小姐，那么这个世界就真叫公平正义了，而相貌也是个不难读懂的东西了。但是迄今为止，尚无人提出证明说，哪些特征表明了一个人是圣人，而哪些特征预示了一个人是恶汉。有时候，将人的相貌特征与某个具体动物的相貌类比是很容易的事，如将人的眼睛比作狗眼睛，但这仅仅是视觉意义上的描绘，而非道德意义上的。对人格和人品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从这人对我们及他人的所作所为中总结出来的。可以这样说，形体美是“肤浅的”，而“漂亮仅仅不过是漂亮而已”。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并不总是这样看待人的。人们对相貌出众者通常抱着更为宽容的态度，而对于不漂亮者，则总是轻易地就做出不客气的评价。比如，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胖人非懒即贪。我们知道把美与善连在一起是错误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有时不一定会以理性判断为指导。 不管美是善的，抑或是不善的，美似乎总能将他人的善端彰显出来。在一项心理测试中，人们给75名大学男生看了一些女人的照片，这些女人有的非常漂亮，有的则十分一般。他们被要求从中选出一位女人，并甘心为她做如下事情：帮她搬家具、借钱给她、为她献血、为她捐肾、游出一英里的路程去救她、从失火的楼房里把她救出来，甚至为了掩护她而去扑恐怖分子的手榴弹。这些受测试的男生大多愿意为自己选中的美人去做一切有利于她的事情、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而惟一不太愿意做的就是借钱给她。 对心理学家虚拟的这些情境的回答，也许与他们实际上会做的相去甚远，但从后面的几次测试上看，人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愿意相信这些学生们说的是真的。在分阶段所做的几次实验中，心理学家测试了人们是否会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漂亮或不漂亮的人，如对他们诚实、为他们做出一些牺牲等等，结果发现，人们并不是将善行平均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例如，在一次实验中，让一个漂亮女人和一个丑女人分别走近电话亭，向打电话的人询问“我是不是把一角银币掉在那儿了？”（电话亭里确实有一枚银币）结果，有87％的人将银币还给了漂亮女人，而将银币还给了丑女人的比例只有64％。还有一次实验，是让两个女人分别站在路边一辆爆了车胎的小车旁，结果仍是漂亮女人先得到救助。 人们更爱帮助漂亮的人，纵然他并不喜欢这个人。在另外一次实验中，一个漂亮的女人和一个不漂亮的女人都对男人的工作提出批评或赞扬，然后问男人他们喜欢哪个的批评或赞扬，不喜欢哪个的。男人们的回答是：特别喜欢那个赞扬他们的漂亮女人；也特别讨厌那个批评他们的漂亮女人。但是要求他们自愿分出时间来陪伴两个女人时，他们都愿意把时间花给那个漂亮女人，即使内心里并不喜欢她。心理学家说，这是她的外貌吸引了男人。甚至在不是遇见了自己真正倾心的对象的情况下，只要那个女人很漂亮，男人也会被吸引。在一次实验中，人们将一些填写好的大学入学申请书扔在底特律机场，申请书上附有一张便条，上面写明表格是女儿托付给父亲的，结果让他给粗心地弄丢了。申请书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只是申请书上贴着的照片各不相同，有美有丑，结果那些被捡起来并投寄出去的大多是那些贴着漂亮女人照片的申请书。 有趣的是，人们很少请求漂亮的人帮忙。这对男人与漂亮女人相组合的情况尤其如此，而当涉及到男人与漂亮的男人相遇、女人与漂亮女人相遇的情况时，情形仍是如此（女人与漂亮男人之间的情况并不在此列）。但是，就像进化论心理学家勒达·柯兹迈慈和约翰·图比所指出的，人们总是留心难为他做了些什么。我们之所以努力取悦那些漂亮的人，而又不期望得到他们立即的回报或回报的表示，是因为我们这样做只是藉此强调美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与一个人诞生在贵族之家或者继承了一笔财富没有什么不同。正如作家吉姆·哈里逊所说的，美代表着“天生的不公平”。美所具有的高贵价值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它是一种充满了热烈情感的事物。难道民主社会没有取缔贵族阶层、并普及原本只有贵族才能出入的野外运动场吗？或许这一现实也使得我们容易产生如下的观念：即人人都可以通过寻常的民主手段——如努力工作和金钱——来得到美。如果美给予人一种高贵身份，那么，我们一定要让这种身份建基于后天努力和工作成就之上，而不是一种先天就具备的优越性。历史学家洛伊丝·班纳逐年记录了“20世纪早期那些选美专家就美所发表的民主主义说辞”，它们都坚决地肯定“每个女人都是美丽的”这一说法。洛伊丝·班纳认为这一类运动对于妇女来说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为妇女们树立了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理想。雅诗·兰黛的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她在宣传中告诫人们：“世间没有平常的妇女，只有粗心大意的妇女……妇女应该强烈地渴望美，然后在精心选来的商品的衬托下，让自己变得美起来。”一种悖论的情况是，20世纪选美专家的言论常常不智地将美与善联系到一起。现在，不满于自己镜中形象的妇女，觉得自己不仅没有扭力，而且还懒惰、无能，缺乏内在心灵的美，而心灵美才被人们认为能发出良好习惯和丰富内涵的光辉。 当我们走在街道上，我们事实上就在与别人暗暗协商：谁该占有多少空间？不管我们坐着还是站着，我们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小小领地，这是我们周围的一片得到保护的势力范围，未经许可，别人是不能侵入的，离得太近了，人就会觉得不舒服。大高个儿的领地大些，他们鹤立鸡群的个头令人自觉敬畏。如果让人走近一个陌生人，他到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会停下来，那么，这个停下的地方对于个子高大的人是2英尺（确切地说是22.7英寸），而对于个子矮小的人则不到1英尺（9.8英寸）。长相美丽的人，不管个子大小，别人都会留给他（她）们一个较大的个人空间，在他们的周身，笼罩着一种特权。 漂亮的人赢得争论的可能性更大，也更能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人们向他们敞开心扉，告诉他们自己内心的秘密，袒露有关个人的信息。人们基本上都想取悦长得好看的人，向他们做出息事宁人的表示，听任自己被说服，告诉他们各种消息和闲话，而在他们走过大街时，则主动为他们让开道路。 然而，人们这样做，也许是真的慑于他们的自信和决断，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相貌；也许他们是真的运用自己的智慧或人格勉力说服了他人。事实上，有魅力的人在社交场合确实显得比没有扭力的人更加轻松自然，信心十足，更少可能担心听见反对意见。他们更有可能认为，是自己在支配自己的生活，而不是命运和环境在支配。在做出决断上，他们是毫不犹豫的。在一项很有趣的研究中，一些人被邀请来参加与心理学家的个人谈话。会谈过程中，心理学家的一位同事进来打断了谈话，心理学家于是抱歉地去与同事说上一会儿话。如果被会见的人有耐心，那么这个插话的时间将长达10分钟。经过统计，漂亮的人平均等待的时间为3分20秒，然后就要求心理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来；而不怎么漂亮的人则平均等待了9分钟才这样做。在对自己的决断力做出评价上，两组人并无不同，只是漂亮的人觉得自己有资格享受更好的待遇。 我们知道，行为常常是“预言的自我实现”。如果说，美人们平时就得到了更多的遵从、赞成和惠爱，他们便自动地认为自己具有某种特权，那么，这是不会让人感到惊奇的。人若被当做美人对待，即使只有10分钟，他们的行为也会有些不同寻常。心理学家进行了一个实验：让女人与男人在电话里交谈10分钟，交谈中男人尽量试着去了解这个女人。交谈之前每个男人手里都拿着一张女人的快照，他们被告知就是在与这个女人说话，让他们在心中设想这个女人的美丑，事实上是所有的男人都在与同一个女人谈话。测试得出的结果很有趣，如果与她谈话的男人认为她漂亮，则这个女人就显得更有生气、更具信心。如果男人表现卖力，大胆勇敢，浪谑调清，或幽默滑稽，那么对面的女人也会表现得更大胆和性感。当她被假定为有趣力时，电话中听起来也显得更有魅力。高贵的身份是一件宝贵的商品，我们将它投给那些长得美丽的人。正如我们下面会看到的，人都相信美貌者拥有许多我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所处的地位或许能帮我们也获得这些东西。 我们期望，有魅力的人在所有事情上都干得很出色。我们猜想他们的婚姻更幸福，工作更顺心，心理更健康，情绪更稳定。几乎所有正面的品质，只要我们能想得到的，我们都认为这些长相俊美的人基本都能得到，他们做得更好，享受得也更多。 这些期望我们从小孩子的时候就有了。研究者向密苏里州400个班级的教师发放了一份五年级学生的登记卡，卡片上需要填写的内容包括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作息习惯和上课情况。登记卡基本相同，惟一不同的就是卡片上所贴的孩子们的照片——他们当然有的漂亮，有的一般。不管有关学生行为表现出的信息有多么丰富，长相却支配着老师对孩子们的评价。老师们都期望漂亮孩子更聪明、更爱社交、也更受同伴们欢迎。令人不安的是，漂亮学生的分数也确实比别的学生高些。当取消学生考试评分的主观因素、统一采用标准化试题考试后，漂亮学生的分数优势也随之消失了。 有趣的是，人们并不理会“笨蛋多美貌”的古老格言，认为不论男女，只要他们长得有魅力，他（她）们就比别人更聪明。对于男性人们尤其持此观点，对于女性也不例外，多次不同的试验都表现了这个规律。只要贴在表格上的人（有画家、随笔作家、学生等）越漂亮，则他或她的工作得到的评价就越肯定。这些研究表明，对一件确实做得不是很好的工作，长相能给予很多补偿，而且它们甚至使得人对确实做得好的工作予以额外的提升。社会心理学称此现象为晕轮效果，即受尊重的人的周围笼罩着一圈灵光。 即使事实告诉我们就是如此，我们也不情愿去设想：在优美的形象外表下面，也会存在有邪恶。最早对魅力效应进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克伦·狄昂请一些成人想象了这样两幅画面：一幅是一群7岁的孩子正用脚踩踏狗的尾巴，另一幅是一群孩子正用冰冷的雪球击打其他孩子的脑袋。当描述中有一个漂亮的孩子做这些事时，成人们一般表示不相信，并认为这孩子那天的情绪一定不好，或认为他不过是不良环境的牺牲品。大人们不认为这个孩子以前这样做过，也不相信他今后还会这样做。而那些参与其事的不漂亮的孩子，大人们则用猜度的眼光打量着他们，将他们看成是未来的少年犯。 漂亮者更有可能避开人们的怀疑，人们认为他们是不会入店行窃、考试作弊或以身试法的。他们更少可能被揭发（因为人们不怀疑他们），即使被告发了，也更少可能被起诉或处罚。执法人员、陪审员和法官不是依据当时的情境和当事人以前的行为做出裁决，而是先看一眼嫌疑人，然后想：她会做出这种事情吗？正像老师们拿着同样学生的操行记录、却会基于相貌做出有偏向的评价一样，法官和陪审团也是这样行事的。这种魅力效应在女性嫌疑犯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美貌偶尔也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但这仍然暴露出了我们对于漂亮的人所特有的期待。诈骗是骗取他人钱物的犯罪行为，典型的骗子常常能说会道——这种人常为男性，他会向你许诺可以立地发财的种种计划；至于女骗子，其可比于电影明星的美貌，肯定使得深为她所迷的人一般难以发觉她暗藏于其演技中的金钱目的。如若被控有罪，那么，这种貌美者的处境将比一般的人糟糕得多——他们本来是不该与这种事情有缘的，然而他们却滥用了美的权力，因而应该受到惩罚。在生活的任何领域，美都是一种优势，然而，更重要的是实现这种优势和实现的程度。大多数研究表明，美貌者的扭力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宁小而勿大。大多数研究者将看起来有魅力的人与没有魅力的人进行了比较，人们大多偏向于选择那些靠近平均值的人，即那些既不算丑也不算美的人。研究认为，相貌上低于平均水平者的劣势正与美人所拥有的优势一样大，而事实证明，对丑陋者的惩罚却可能比对美貌者的奖赏要大得多。 但是，在性欲问题上，相貌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过分。人们以为有滋力的人更受人欢迎，在社交场合十分自信，而且轻松自然。人们还以为他们性欲旺盛，反应敏捷，经验丰富，并且花样翻新。男人们预期漂亮的女人有更强烈的性冲动，喜欢做爱的形式丰富多彩。人们设想，漂亮的人，不论男女，都要比一般的人有更多的约会、更经常地坠入爱河和更早地开始性生活。 诚如我们所看到的，漂亮的人在社交上也确实自信而且自在，纵使这只是一种自我完成的预期。即使才4岁和10来岁的孩子也希望他们所交的朋友长得漂亮。一旦到了约会年龄，漂亮男孩和漂亮女孩都比较容易受到异性的欢迎，他们比其他同年龄段的人有更多的约会，更多调情的机会，也更容易引人注目。至于说到友谊，则是另一码事。漂亮女人尤其易与其他女人产生不和，她们不受别的女人的青睐，即使对方也是漂亮女人。 请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面，你正在与一个漂亮的陌生人在屋里谈话，突然又闯进来了一个更加漂亮的陌生人，这时，那个原本看上去漂亮的谈话者在你眼里可能就变得不漂亮了。心理学家称这种情况为“对比效应”。男人在这点上比女人似乎更易受到影响。看过一个绝代佳人的玉照，男人与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子约会的欲望就大大降低了。经常看色情画上的美艳胴体，会对某些男人的判断力造成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一项研究就是让一些男人看这些色情画上的美女人体，过后，这些男人觉得先前自己认为很有魅力的女人的身体也不再激动人心了，有些男人甚至声称不如先前那样爱自己的妻子了。虽然真的爱情不会因为瞥了一眼美女照片就产生动摇，但是男人们的反应显示，令人眩晕的美人形体可产生暂时性的强大力量。我们总有不断的机会根据生活中的相貌来调整我们的意识，人人都见过成千上万的人的脸孔，但大多数人都没有机会亲眼目睹哪怕数百人的裸体。假如人脑是一个小小的数据库，那么，各种媒体中那些着衣极少的半裸体像和裸体像会不成比例地占据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偏离可能的、甚至是一般人的观念。 这也许是为什么妇女通常不喜欢她们的男性伙伴沉溺于色情画的一个原因，而这也从最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漂亮女人与女性朋友保持良好关系的难度很大。我们总是力图建造一个可以为我控制的社交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我们本人显得相当不错，或者至少比在其他环境中显得漂亮。没有一个女人希望自己身边还有更加光艳照人的女人来使得自己黯然失色。 在县戛鱼的世界里，雄性鱼色彩鲜明，纹饰华丽，它们喜欢在其他斑纹没有它们漂亮的雄鱼身边游来游去。科学家给鱼做了一种装置，在这个装置里，一些雄鱼既可以游到它们喜欢去的任何地方，又被一块看不见的隔板与雌鱼隔开着。而其他的雄鱼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并以为离开雌鱼游到别处去的雄鱼是被雌鱼拒绝了。随后，把观察到这一切的雄鱼放入水中，让它们自由游荡。结果，它们会长时间地游在那只“被拒绝了的”雄鱼旁边，显然是想从与那只雄鱼的对比中寻求优越感。它们希望产生一种“对比效应”。 美在性生活中的神秘之处是什么呢？研究结果显示，漂亮男女在性上比其他人更有经验，他们的性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漂亮男女发生性关系的时间比一般人早，虽然对女人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一定就有更多的性伙伴。科学家兰迪·托恩希尔和斯蒂文·冈格斯塔所做的研究表明，漂亮男人更可能让女人达到性高潮，并且与女人同时达到性高潮。这很有趣，是吗？是的。但是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必须放下这个话题了，但我们会在第6章讨论身体的匀称性及其种种好处时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的。所有这些都不过显示，漂亮的人真的更能玩乐，至少在床上是这样的。 这并非说只有漂亮的人才精通性技巧，但他们的机会确实要更多些，他们能不费吹灰之力就惹得性伙伴们想入非非。下面是一个小小的试验，几个女人在短短10分钟的电话交谈中，突然变得十分妩媚而富有扭力，这不期然地证明了，性伙伴的话语能轻易地煽起对方更佳的表现。人们在与自己的性伙伴做爱时，心中想着的却是另外一个更加漂亮的陌生人，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之所以会如此，其真正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在研究漂亮者的一些典型特征时，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这些典型性同时存在于漂亮男女身上。美是一种优势，对男人如此，对女人也一样，虽然女人的优势更大些。有人告诉我们，女人的相貌是一种负担，而事实上，男人又何尝不是呢？但是两性之间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些差别的程度还不小。其中一个就是，在以貌取人方面男人对女人的挑剔远比女人对男人的挑剔来得严重。男人更容易认为漂亮女人在性方面要更加放得开，性欲旺盛，大胆自信，女人便不能如此肯定地对漂亮男人做出这样的判断。 男人们相信，一个性生活开放、性欲旺盛的女人，可能更容易接受别人的求爱。男人的这种坚信可能实际上是一种策略，因为这一信念可以让男人更加主动地去接近对方。男人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策略，比如，他们更容易把女人的友好表示当成性兴趣和女人试图勾引男人的表示。男人比女人更喜欢风流韵事，也常常渴望自己的性对象更加多样化。如果他们相信自己捕捉到了一个女人对他们感兴趣的信号（不管真的是否如此），他们都更有可能去接近她，即使这只是创造了与女人建立性联系的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只要他们相信，他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不放，并把它变得硕果累累。 不管男女老少，只要漂亮，人们就会对他们寄予厚望。诚如我们看到的，美在性和浪漫史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下面还要对此做更为详尽的考察与分析。在对美的种种特权做了如此细致的分类之后，再提出“美是否使人更幸福”这样的问题似乎没有必要，但是我还是要提出这个问题。 ------------------ 图书在线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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