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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日出》问世


  惠中饭店,坐落在绿牌和黄牌电车道交叉的十字路口上,斜对面便是劝业场。这是一座相当豪华的饭店。
  繁华的电车道上簇拥着熙来攘往的人群,栉次鳞比的商店,人群中既有衣履华丽的阔太太、娇小姐,也有急步赶路的职员学生,最扎眼的是沿街乞讨要饭的,尽管巡捕看见就要驱逐追打,但他们仍然躲藏着,不肯离去。
  在惠中饭店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对面墙壁上是一片长方形的圆状窗子,窗外紧紧压贴着一所所楼房。虽然是白天,也显得屋里光线阴暗。除了清晨,太阳照进来,整天是不会有一线自然光亮的。曹禺间或到这里来,和“中旅”的朋友们谈戏聊天,偶尔也住在这里。这样,他就有机会得以观察麋集在这个大饭店的人群。这里,他曾看见像陈白露那样的交际花,在她的周围吸引着一群形形色色的人物,连饭店的老板对这样的交际花也是另眼看待的,靠着她们来招徕“大人物”。据说,有一个交际花,因为她的靠山破产无法还债而服毒自杀了。这样的事,也并不奇怪。
  有钱的大老爷在这里挥金如土,玩着交际花,花天酒地,金迷纸醉。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洋教授,银行经理,富孀,买办,军官,投机商……他们贪馋地向女人扑来。虽然,在这号称东方小巴黎的天津,还不能说像左拉在《娜娜》中所描写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那样,“整个社会都向女人扑上去”,但是,卖淫却也如同瘟疫一样,成为这畸形的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普遍现象。与此同时,到处都是衣不蔽体的穷苦百姓,在那里受苦受罪,挣扎在死亡线上。这一切,都使得曹禺冥眩不安。他说:
  我应该告罪的是我还年轻,我有着一般年轻人按捺不住的习性,问题临在头上,恨不得立刻搜索出一个答案;苦思不得的时候便冥眩不安。流着汗,急躁地捶击着自己,如同肚内错投了一副致命的药剂。这些年在这光怪陆离的社会流荡中,我看见多少梦魇一般的可怖的人事,这些印象我至死也不会忘却:它们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地突击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的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我整日觉得身旁有一个催命的鬼低低地在耳边催促我,折磨我,使我得不到片刻的宁贴。①他是那么充满着热情,又是那么精力旺盛,创作的冲动和欲望不时袭来。他正在酝酿着新的剧作。不过,他已经不满足于他的《雷雨》,他觉得它“太像戏”了,在技巧上也“用的过分”。他要写更新鲜的东西,更有气魄的作品。
  在惠中饭店看到的交际花,以及听到交际花服毒自杀的事件,给了他一个强烈的印象。不知是怎样一种偶合,他又想到艾霞之死,想到阮玲玉之死,还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王小姐。这些构成了陈白露最初的形象。
  1935年3月8日,在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事件,红极一时的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恶毒的谣言和卑鄙的诽谤中服毒自杀了。阮玲玉出身贫寒,父亲早死,母亲为阔人家当佣人。母女相依为命,在泪水中讨生活。她没有受过较高的文化教育,在艺术上也没有经过专门的培养。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被挑中当上电影演员。只因为剧中角色的悲残遭遇,同她的命运有所契合,使她成功地扮演了许多角色。往往剧中人的话也是她内心要说的话,成为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当她正在艺术上处于高峰的时候,她只有25岁。由于她那个不幸的婚姻,那个曾经欺骗了她、玩弄了她的张季珊,以及从背后支持张季珊而对进步电影怀恨在心的反动势力,掀起一阵又一阵造谣中伤、迫害诽谤阮玲玉的狂潮,使阮玲玉含恨而死。她的死引起社会上的极大震动。鲁迅曾为此写了《论人言可畏》,揭露反动谣诼,为阮玲玉鸣不平。当她的葬仪进行时,沿途数十万人为她送葬。曹禺说:我写陈白露自然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影子,但创作决不是生活的照抄。我看见过舞女,我看见过交际花,但写出来就和这些见过的东西有很大区别。但是艾霞的自杀,阮玲玉的自杀,这些事却往往触动着我,陈白露之死,就同这些有着关联。当时关于阮玲玉的报道那么多,她演的电影我看过,她的自杀激起有良心的中国人的不平,阮玲玉是触发写《日出》的一个因素。①王小姐,又是怎样一个人呢?见过她的人都说她长得很漂亮,没有多么高的文化,但举止却落落大方。当时,她和《益世报》的罗某某同居了,罗某某去南开大学讲课,王小姐也跟着他坐汽车去,她的风流艳事在文化界流传着,她的打扮、风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却不是交际花。曹禺说:这位王小姐的父亲和我父亲要好,是朋友。王小姐也到我家来过,这样认识的。的确她长得漂亮,也可以说迷人。当然,她不是陈白露,不是交际花。她是胡闹,她不卖钱的,我同她不十分熟悉。但是,她这个人一下子就把我写陈白露的形象点燃起来,就像我那位同学的嫂子,点燃了蘩漪的形象。方达生的影子是靳以,靳以就有那股憨劲儿,从来不懂世故。还有艾霞、阮玲玉自杀,都是触发写陈白露的因素,她们的自杀是令人思索的。就是这一切凝聚起来了,才有了陈白露的形象。
  各种各样的生活影子。但王小姐却把各种生活影子点燃起来。是这样一种点燃、生发、想象。梅特林克写《青鸟》有什么生活?靠什么生活?他是在生活中激扬了他的想象和感情。把一个典型说成是从某某人那里来的,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陈白露决不等于王小姐。①
  为什么又把陈白露起名叫“竹筠”呢?这里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曹禺曾说:
  我正酝酿《日出》,忽然接到一封信,这封信很长呵,有十几页。从文笔、字迹来看,都像是一个女孩子,署名“筠”。这封信表露她看到《雷雨》之后对一个作家的敬爱和感情,谈了《雷雨》的观后感,谈了她的感情经历。但是她不要我回信,还说,“你不要找我,我以后也不准备再写信给你”。后来,我就把“筠”这个名字用到陈白露身上。人生有很多事是很奇妙的啊!这个女孩子活着,大概也有七十多岁了。①
  在太原看到的妓女的惨状,总是萦绕在他的心中,这些,又和交际花的生活影子连成一片。但是,只是从外面看到,他对妓院的真实情状却是毫无所知的,他还从来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天津的三不管、侯家后、富贵胡同这些地方有妓院,只不过是听人说的。但他渴望探知其中的秘密,一定要把这社会痈疽暴露出来。这种心情使他变得勇敢起来。关于他搜集《日出》第三幕素材的经历,很像是一出生动而惊险的戏剧。
  他到妓院聚集的地方去调查,开始,心中还未免怯怯的。像他这样的教授到那种见不得人的地方,且不说让熟人看见会丢面子,就是他自己也觉得难为情。进到那狭窄的胡同里,夜晚,胡同里灯光暗淡,一股制鼻的气息迎面扑来。在昏暗的光线里,各种嘈杂的声音,要饭的,实报的,卖糖卖豆的。妓院的大门口上都贴着“南国生就美佳人,北国天然红胭脂”这样一些低级庸俗的对联,门前站着两三个妓女在那里挤眉弄眼地拉着嫖客。墙上贴着的乌光红油纸上,歪歪斜斜地写着“赶早×角,住客×元,大铺×角,随便×角”。
  走进院里,只见一排排鸽笼子似的小屋子,从这个门洞到那个门洞,川流不息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在灯光下,他看见从鸽笼里走出来的妓女,一个个脸色蜡黄惨白,没有一丝血色。只听伙计一喊“见客啦!见客!”这些女人便随着点叫,依次走上前去,让嫖客们挑选。在他看来,这些女人就像锁在这人间地狱里的可怜的动物。
  在那些寝食不安的日子,他混在里面,和妓女们面对面地交谈,终于使他有了一种惊人的发现。在这最黑暗的角落里,在那些污秽掩盖着的“可怜的动物”身上,发现了人间美好的心灵。他说:
  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这里有说不尽的凄惨的故事,只恨没有一支Baizac的笔来记载下来。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副好心肠,同时染有在那地狱下生活的各种坏习惯。她认为那些买卖的勾当是当然的,她老老实实地做她的营生,“一分线买一分货”,即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狗似地效忠于她的老鸨,和无意中流露出来对于那更无告者的温暖的关心。她没有希望,希望早死了。前途是一片惨淡,而为着家里那一群老小,她必须卖着自己的肉体麻木地挨下去。她叹息着:“人是贱骨头,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么?”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是这类可怜的动物最惨的悲剧。①这些妓女的遭遇,的确使得他心疼:“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呵,我心疼痛,我心在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他恨透了衣冠禽兽的世界是怎样残酷地摧残着人性,在扭曲着人的灵魂:“上帝就任凭你们存邪僻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些,他熟读过的《圣经》中的箴言,回荡在他的心胸之中。
  他一定要把他亲眼见到的写出来,他的勇气与日俱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要熟悉这黑暗角落的一切。为了学数来宝,在严寒的三九天,半夜里在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去等候两个吸食毒品的乞丐。这是事先约好,并且要给赏钱的。可能是赏钱给多了,他们猜疑他是个侦缉队之流,便没有来。他冒着刺骨的寒冷,瑟缩着到一个“鸡毛店”里去找他们,也许因为找的次数太多了,被一个罪犯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这个家伙大打出手,险些打瞎了他的一只眼睛。曹禺还不死心,有了经验,不再独自冒险。或是托人介绍,或是乔装打扮,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里,同那些像黑三一样的人物讲交情,曹禺这样回忆说:开始,我是跟着中国旅行剧团的人去三等妓院调查,什么样的人物都看过的。好多妓女的话都是当场记录下来的。人家也奇怪,我说我是报馆记者。慢慢搞熟了,什么话都讲给你。我记得这样搞现场调查,整整搞了一个暑假。当时,我还得教课,是够紧张的。也带着靳以去,靳以就像方达生那么一种书呆子气。砸窑子,招待不好,就砸了,是常有的事。翠喜那种妓女是自由身,可以回家,其实她也跑不了,得给当班的印子饯。小东西就不准乱跑。土药店,土药就是大烟,土药店又称戒烟所。像个澡堂似的,一排排的床,都不是什么有钱的人,乞丐也来。满屋子抽得乌烟瘴气,有女招待给烧烟泡。①
  他在调查时,被一位朋友看见了。于是便有谣言散布出去,弄得他无法解释。但他硬是把调查坚持下来,尽管遭受不少折磨、伤害,甚至是侮辱,但却使他获得了最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他写《日出》较之写《雷雨》,更是憋满了一腔愤懑之情,更强烈,更深沉。
  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剌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有时我也想,为哪一个呢?是哪一群人叫我这样呢?这些失眠的夜晚困兽似地在一间笼子大的屋里踱过来,踱过去,睁着一双布满了红丝的眼睛,绝望地愣着神,看看低压在头上黑的屋顶,窗外昏黑的天空,四周漆黑的世界,一切都似乎埋进了坟墓,没有一丝动静。我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内中有我最心爱的瓷马观音,是我在两岁时母亲给我买来的护神和玩物。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湿漉漉的,粘腻腻的,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划起洋火,我惊愕地看见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沟,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①这就是曹禺创作时的情景,这就是曹禺的创作个性。他那种执拗的恨在心头燃烧着,那种热烈而执着的爱也在燃烧着。而最后却是失望、悲哀和不尽的酸辛。情感的昏迷和创作的迷茫浑成一气。他不是在写作,而是在浸着血泪苦苦地思索、探求;但却探索不出一条智慧的路。尽管他熬过许多不平静的夜晚,读《道德经》,读佛经,读《圣经》,读那些被认为是洪水猛兽的书,也不能想出究竟来。他说:我渴望着一线阳光。我想太阳我多半不及见了,但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我还是年轻,不尽的令人发指的回忆围攻着我,我想不出一条智慧的路,顾虑得万分周全。冲到我的口上,是我在书房里摇头晃脑背通本《书经》的时代,最使一个小孩子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易丧,予及汝偕亡!”(见《商书·汤誓》)萦绕于心的,也是一种暴风雨来临之感。我恶毒地诅咒四周的不平,除了去掉这群腐烂的人们,我看不出眼前有多少光明。②这是他当时最真实的思想,最真实的情感,也是《日出》诞生的真正原因。他把一腔的愤懑都倾注在《日出》之中。他写《日出》与《雷雨》有所不同。巴金和靳以知道了他的计划,就催促着他交稿,就像写章回小说一样,写一幕刊登一幕,采取连载的形式。《雷雨》他前后酝酿五年,而《日出》却像个急就章。
  他原先计划,把《日出》写成契诃夫那种平淡中见深邃的风格。“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②他的确想学着契诃夫的剧本,以虔诚的拜师心情,做一个契诃夫的学徒。他那样写了,但他觉得失败了,他把这些底稿烧掉了。他心中在想着,这样写也可学得契诃夫的“半分神味”,但观众是否肯看,确是个问题。他觉得中国的观众,“他们要故事,要穿插,要紧张的场面”。①这是他多年来在演剧实践中对观众心理、观众的欣赏趣味和习惯,进行观察和体验所得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他写剧本,总是想着观众,把观众的需求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没有观众,也就没有戏剧。戏,总是演给人看的。他已经体会到一个剧作家的苦闷和兴味:“写戏的人最感觉苦闷又最容易逗起兴味的,就是一个戏由写作到演出中的各种各样的限制,而最可怕的限制便是普通观众的趣味。怎样一面会真实不歪曲,一面又能叫观众感到愉快,愿意下次再来买票看戏,常是一个从事戏剧的人最头痛的问题。”那时,中国话剧经得起上演的剧本并不多,话剧的观众更是寥寥无几。在他的戏剧创作中首先想到观众的需要和口味,注意培养观众对话剧的爱好,这是他创作成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但他要博得观众的欢心,同时却不以低级趣味投合群众,“怎样拥有广大的观众而揭示出来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这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应当说,《雷雨》和《日出》都做到了。在《雷雨》中已经显示着他的诗的兴奋,诗的激情,在《日出》中就有了更深入的发展。他把诗意的发现和现实的揭示有机地熔铸起来。他不仅仅是把那个“漆黑的世界”的图画描绘出来,就他对那个社会的揭露来看,它的污秽、混乱,使人感到那发散着腐尸的恶浊气息的社会,确是一座人间的地狱;但是,《日出》的迷人之处,却在“漆黑的世界”里又透出满天大红的天色;在冷酷中,蕴蓄着温热;在地狱里,有着金子的闪光;在腐尸臭气下,潜藏着牵动人心的诗意力量。《日出》的现实主义注入了新的血液,融入作家理想的温暖和浪漫的诗情。他曾谈过他写《日出》时的一种美学的愿望:我求的是一点希望,一线光明。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出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出来!我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于是我决定写《日出》。①这是他写作《日出》的一种更真挚更内在的动因和企图。有了这种创作心境,他的笔墨就不同了。诗意的潜流在主题、结构、背景和人物身上流淌着:“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他写了那些“丢弃了太阳的人们”,更写了渴望阳光的人们。虽然,它还不能明确指出太阳是什么,但他的确“写出了希望,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属于太阳的正是那些在夯声中前进着的小工,方达生正是在高亢而洪亮的夯歌声中,迎着太阳走去。这点,当然是激动人心的。
  诗意的灵魂,渗透在戏剧结构的血躯之中,处处是充满诗意的对比。激扬着愤慨的深刻揭露和喜剧的嘲讽,同犹如发现新大陆那样对美的心灵的揭示和美的毁灭的悲剧,是那样交织着激荡着。作家的崇高的人道主义,在他的剧里,汇成对旧世界强烈的控诉。听听翠喜的心声吧!
  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的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是啊!“都是人”,谁愿意堕入非人的生活境地?在这真实的心灵自白中,是对罪恶社会制度的控诉。对人的价值、人的精神遭到摧残和蹂躏的无比愤慨,使他为恢复人和发现人的价值而进行斗争。他以为,像翠喜这些“可怜的动物”,她们的心灵像金子一样,不能不使人想:究竟是什么毁灭着她们的美。
  再听听陈白露的痛苦的答辩吧!
  我没有故意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我同他们一样爱钱,想法子弄钱,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
  这是作了交际花的陈白露对他少年时代朋友方达生质问的答辩。这个辩词貌似倔强,又是何等软弱,又包含着多少屈辱和痛苦!在这里深刻地反映着陈白露内心世界的复杂矛盾,也反映着她的精神危机。一个曾经有着美妙青春,漂亮、能干而纯洁的少女,一旦堕入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里,是既不得自已又不能自拔。她明知太阳出来,但又清醒地看到太阳不属于她。她为强大的黑暗势力吞噬了,精神崩溃了,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在《日出》中,既没有色情的露骨描写,更没有投合市民的庸俗心理。他听到过,看到过像艾霞、阮玲玉的悲剧,以及像翠喜那样妓女的悲剧。他不是写陈白露、翠喜堕落的悲剧,而是写她们这样一些纯洁善良的女人是怎样走进悲剧深渊的,他穷追猛打的正是那个社会制度。作家的心像洁白的玉石,他的神圣而崇高的道德感情,使他对自己的人物永远是同情,是悲悯,是怜惜。有人说左拉在《娜娜》中把浪漫幻想和色情描写结合在一起;而曹禺要写的是诗意的真实,翠喜、陈白露都是严峻而残酷的真实的诗。陈白露,是继蘩漪之后,作家贡献给新文学的第二个杰出的典型形象,她是属于曹禺自己画廊中的人物。
  最费曹禺思索的是《日出》的结构。他决心舍弃《雷雨》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物上。用他的话说:“我想用片断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如若中间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结构’,那‘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即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谓‘结构的统一’也就藏在这一句话里。《日出》希望献给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们心里的,也应是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因为挑选的题材比较庞大,用几件故事做线索,一两个人物为中心也自然比较烦难。无数的沙砾积成一座山丘,每粒沙都有同等造山的功绩。在《日出》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当的轻重,合起来他们造成了印象的一致。”①这种所谓片断的方法,正是同《日出》的内容相适应的。结构的方法总是对象的适应性的产物,从来没有固定的格式。它的构架特点,即以陈白露的休息厅为活动地点,展开上层腐败混乱的社会相,同以翠喜所在的宝和下处为活动地点,展开下层的地狱般的生活对照起来,交织起来。他的第一、二、四幕,或可能受到根据美籍奥地利作家维姬·巴姆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饭店》的启发。曹禺说,他看过这部电影。《大饭店》写一家豪华饭店,住着来自四方的种种人物,实业家、红舞女、落魄的男爵、职员、速记员等,展开的是这些人物的生活片断。其实,高尔基的《在底层里》也是在一家旅馆里展开场面,没有贯穿的交织的故事情节。但是,曹禺的结构却来自它的艺术独创的构思,即他说的那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基本观念”。他加上一个第三幕,即宝和下处的妓女的生活片断,这就加强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力量,加深了对社会人生相的深刻概括。这是曹禺的艺术独创之处。正是在这里,显示着他那富于艺术胆识和打破陈规、超越自我的创新力。他说,他是在“试探一次新路”,这试探,并非只是结构上的,而是探索对现实生活作更深刻更广泛的概括。因之,他把自己的创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也许有人以为他在《日出》前面,安排了老子《道德经》和《圣经》中的语录,便认为他信奉老子哲学,那是不确实的。这是他的苦心。他已经经验了《雷雨》禁演的事实,他不愿一个“无辜”剧本,为一些“无辜”的人们来演而引起一些风波。他知道处处有枭鸟的眼睛窥探着,而《道德经》、《圣经》中的这些语录,便使审查官老爷抓不住把柄。他提醒读者注意那些语录排列的次序,为此,他是煞费苦心的。曹禺曾这样回忆说: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也是很糊涂的,我对老子可以说毫无研究。“损不足以奉有余”大体可概括主题思想,但不能全部概括,因为后面还引了一大堆《圣经》里的话。这些,合在一起可以说代替序的作用。那时我不想写序。那时,有一个想法,对那个社会非起来造反、非把它推倒了才算数,要推倒了重新来过。也不知道怎么来,但是要有人,这批人就是劳动人民,说不清楚是无产阶级。那时,我看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没有读下去。我这个人对理论的东西总感到难懂,看了一些也极不准确。但怎么才叫无产阶级,也不确切知道。劳动者好,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思想是有的。我那一串语录就是要表达那么一些意思。①
  他觉得这个意思还没有说清楚,便又补充说:《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天之道具犹张弓欤!高者仰之,下者举之。”这里说的“云之道”,我那时的理解,就是应该有的道理,是应该如此的道理。就好像张弓射物,举得高了就放低些,低了就举高些。“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这就提出个贫富之分,贫富之别了。“人之道则不然”了,那是相反的,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但是,我整个的想法还不在这里,我的想法是要毁掉它,当时不敢说出来写出来,就用了一大串《圣经》的话。开始就是要提醒人们警觉,你看那些人就是那么贪婪恶毒荒淫无耻。然后,就说那天也无光,地是空虚混沌,非要惩罚这个社会不可了。跟着,我说我就是光明,跟着我就能得救。再就说,“若有人不肯工作,就不可吃饭”,最后,便预示着光明,“我又看见一片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因为那时十分苦闷,可以说苦恼极了,有许多话不敢讲得那么清楚,但有些也是我的确讲不清楚的道理,就采取这样一种表达的方式了。①如果说,在《雷雨》中,他还对充满斗争的残酷和血腥的现实,有一种困惑,他以为那社会的真实相太大太复杂,“没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实相”,未免带有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那么,在《日出》中,他比较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哲学”,不再是不可捉摸的“宇宙里的斗争”,而是对人吃人的社会真实相的粗略的概括。他说:“目前的社会固然是黑暗,人心却未必今不若古,堕落到若何田地,症结还归在整个制度的窳败。”他还说,“若果读完了《日出》,有人肯愤然地疑问一下:为什么有许多人还要过这种‘鬼’似的生活呢?难道这世界必须这样维持下去么?甚么原因造成这不公平的禽兽世界?是不是这局面应该改造或者根本推翻呢?如果真地有人肯这样问两次,那已经是超过了一个作者的奢望了”。①这些,大体上代表着曹禺创作《日出》时的思想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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