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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忙着收拾，四处奔走。先是去和清浦和辉同告别，说好了那边若是有了什么着落就和他们联系。接下来又是清理货物和财务上的往来，还决定把宁君和亚彬一起都带走。孩子们都长大了，得跟我学着干点事情，不能老让他们过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 走的那天，天气很好。我和亚彬坐汽车；宁君让一青搭在自行车后座上，一来是他们俩愿意，二来也是为了省两张车票。再说一青这孩子骑车的本事好，不会出事的。我们从岳池经南充、遂宁、三台，整整走了四天才到绵阳。见到竹栖，叙了一夜的旧，第二天就去见邓伯成。邓伯成向来很佩服玉璧，和竹栖也熟，对我的情况很清楚，见了面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笑笑，就商量怎么运送军米的事情。 当时正值成都“抢米风潮”之后，国民党滥发法币，成都也是物价飞涨，正月里的一担米才四十元，可是到了七月就涨到了九十多元。工商百业纷纷倒闭，失业的人多得很，有点什么活都抢得厉害。第一批由乐至到遂宁十二万担军米的运送就要开始，我们得很快找到大批的工人，否则就可能被人家抢了去。当时和官仓打交道的这种活路，必须由正儿八经的运输行出面来接，可是我不愿去投靠那些运输行，干那种既担风险又赚不了几个钱的事情。于是决定又像当年在重庆开服装店那样，由我们自己组织个运输行来干。 我将亚彬安排在绵阳读书，由竹栖和一青照顾；又匆匆到了成都，让宁君去考上了省立艺术专科学校。自己就打扮成一个老板娘，到文殊院外面的一个小茶馆里去吃茶。这里是成都板车行谈生意找活路的“窝子”，到处都是人，有的整天都泡在这里，还是找不到活干。不到两天，我的身边就集聚了一批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和一批成色不错的胶轮板车，随时听候调遣。 从接受任务算起，前后不到十天，我就把和工人们签订的协议拿回绵阳。竹栖和邓伯成都大吃一惊，老邓说：“我这两天正在着急，政界军界里的好多头面人物听说了我这里有这个美差，不是来条子就是来人，又是送礼又是送红包的，我和竹栖正担心呢。你要是再不来，我可就没办法拖延了，只得把这好差事拿去换酒钱咯！” 我们把运输行定名为“联昌”运输行，我来兼管全部业务，奔走于成都、绵阳和各地之间。当下就由绵阳的民食供应处开了一个介绍信，又由邓伯成给乐至粮食仓库的主任兰可甸去了一封私函。我拿着到了乐至，没遇一点麻烦就把一份运送十二万担军米的合同手续办好了。我立马赶回成都，一天之内就集合了八十辆板车，星夜赶到乐至。 正在库房装车，就有一个穿长衫子的人走过来，自称是乐至运输公会的张会长，愣眉眼地说：“你们是哪里来的？没听说各行有各行的规矩？你们没加入我们板车行公会，就要在这里找饭吃？” 我一听，心里就明白，这军米原来都是他们运的，因为出了不少纰漏，又因为竹栖他们做了工作，这碗饭才被我抢了过来。我说：“您先生没听说过吧？这是军粮，军粮和民运不同的。我们都在绵阳邓主任那里入了公会的，不信你问问兰主任。”说完就不再理他，招呼大家起程。 人人都说下力人苦，只有干上了板车这一行，才知道最苦的就是他们。当时的四川，是军粮和壮丁的大后方，这运送军米的事情一点都耽误不得。不管天晴下雨，工人们都要在路上走，一部车装一两千斤米，配上两三个人，还得一路小心。其中有一段路，太烂，我多次叫县里修，他们都不理，结果刚上路不久，我们就有两部车在那段烂路下陡坡时，侧边的边杠拉不住，车子七歪八扭地冲下来，压死了我们前面的两个拉中杠的工人。为这事我叫工人们把死人和车子都拉到乐至的县衙门前摆起，最后硬是叫县里出了一千块钱抚恤金才罢了。 不过最令人害怕的，还是拉壮丁。当时四川城乡各个保长手里都有送壮丁的任务，大多完不成。而我们的板车工人都是身强力壮的汉子，家里多有老小，常常走在路上就被拉了去，一去就没了音信。于是我就将他们编成组，二十部车一组，选出一个人来负责，不能有掉队的。接着我又去找乐至的县长赵永林，说：“赵县长，我们运送军米，可是抗日的大事，要是工人们被拉了壮丁，你可是要吃官司的。你得给我出个布告，不准沿途的保长们拉我的工人。” 一个板车行的女老板，哪有这样对县长说话的？赵永林半天没回过神来，第二天城门上就真的贴出了布告。 可布告归布告，没出几趟车，我的工人在乐至和遂宁交界地方，就被拉了好几个。我对领头的工人蒋林桂发脾气说：“不是叫你们大队人马在一起，不要单独行动吗？”蒋林桂说：“陈大姐，陈老板，我们这么多的人，总有个先后嘛。我们走在前面，他们专门拉后面的人，一来就是十多个高高大大的打手，腰里还别着硬火①。这次我专门让曹大哥断后，可是要不是他体质好挣脱着跑了，连他也被拉了，你说我们这军米还运不运了？” 我一听，就径直往外走。蒋林桂连忙拉住我说：“天都黑了，你到哪里去？” 我说：“天黑了正好，我到赵县长家里去，他要拉我的工人，我就要他在家里也不得安生。” 来开门的，是赵家的佣人，问我找谁。我刚说找赵县长，就听见里面有人在问是哪个。我一把推开佣人，就直闯进了房间。正在床上吞云吐雾的赵永林没想到会是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我也不客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说：“赵县长，你堂堂一个县长，说话总要算数嘛，大布告上明明说的不拉我的工人去当壮丁，怎么下来又偷偷摸摸地拉呀？”他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说：“谁拉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工人从乐至到遂宁，走那么长的路，怕是他们遂宁的人干的事吧？陈老板，我赵永林是那种不识大体的人吗？你看你一个板车行的女老板来说了一声，我就专门出了布告，这周围团转哪有这样便宜的事？人啊，还是要知足，不要动不动就到处支使别人，我好歹还是这里的一县之长嘛。王妈！二天来人要问清楚，不要随便哪个都放进来，办公事自有办公事的地方，有话叫他们都到办公室去说……” 没想到这一仗，我竟然输了，因为没有拿到证据，输在了这个老奸巨猾的赵永林手里。我气冲冲地回来，对蒋林桂说：“下次要是再来拉，你们先给我把人绑起来，然后给我来电话。” 果然不出所料，不到十天，我的人又被拉了。等我接到电话赶到，那个姓何的保长正被工人们五花大绑地绑在那里，等候发落。 我坐在乡公所的竹椅子上，问他知不知道县里出的布告。那家伙把脖子一昂，不答话。我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觉得奇怪，就说：“布告上说得清清楚楚，拉了板车工人以破坏抗战论处，你知不知道啊？” 他看了我一眼，还是不说话。我站起来往桌子上重重地一巴掌：“这何保长看样子是没把我们运军米的放在眼里，干脆把他丢在这板车上，拉到成都去游街，然后押到省政府去报案，以汉奸论罪，枪毙！一个小小的保长就敢这样无法无天的，我们还敢运送军粮支持抗战吗？”说着几个工人就七拉八扯地动了手。 这一下，那姓何的才怕了，一脸发青地直说：“我不敢了，不敢了，县里给我们下了这样大的数字，我们实在是到处都拉不到人，就只好来拉你们的……” 我说：“怕没有这样简单吧？你就不怕我们去告了县长，治你的罪？” 他又支支吾吾的，工人们一看，就知道有名堂，一哄而上又要动手。何保长连忙喊着：“我说我说，就是赵县长给我们出的主意，说这条公路上成天有成百的壮汉子在拉米，你们就不晓得打主意吗？你们拉你们的，我就当不知道便是了。”我说：“这就好。你呢，受人支使，我们也不难为你，你就挨个给这些受了惊的弟兄们磕一圈转转头，就算饶了你。不过要麻烦你跟我们回县城去走一趟。” 大家一看，都要跟我走。我抬头一看天要下雨，就转身对大家说：“这么百把人围着，窝了工还是大家吃亏，林桂，你带着大家赶路去，我们就留下十来个弟兄吧。老曹你来点将，其余的还是去干你们的活路，这种场面我见过，不怕的。” 大家又议论了一阵，说：也好，留下来的弟兄们，活路和工钱都摊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事情，就赶快叫人搭车送个信来，这里到遂宁，前后也不过那么点路程。 送走大家之后，我们刚刚上路，迎面来了当地的一群地痞恶棍，都拿着锄头扁担，为首的一个手里还挥着一支二十响，冲着我一阵地乱叫，叫我把他们的“何大哥”放出来。十多个工人弟兄没见过这场面，一时都不知怎么办了。我看来者不善，赶快叫老曹把那姓何的绑好，自己跑到镇上的乡公所里，一看那乡长正在着急，就说：“你别怕，借个东西给我，我保你一点事情都没有。” 乡长问我要借什么？ 我说：“枪，把你的这枪借给我。”说着一伸手，就把他腰上枪盒子里的那支枪抽了出来。接着一转身，看见他身边的一个乡丁腰里还有一支，一伸手又抽了下来。然后一趟子跑到场口上，端把椅子一坐，说：“谁放过来？过来我就不客气，这枪子儿不长眼睛，谁敢来试试，叫他老婆娃儿今晚上就披麻戴孝！” 那乡长一看我这阵仗，吓得不得了，跑到我面前又是磕头又是作揖地说：“陈先生，陈老板，都是江湖上的人，啥子事都是说得清楚的嘛。你老人家火气这么大，伤了身子也不好，你看是不是我来做个东，请诸位吃、吃顿饭……”我说：“乡长你是个聪明人，咋这点办法都想不起？你赶快给这些人说清楚，要是挡着我们，他们的‘何大哥’九死一生；要是放了我们呢，保他一点事情也没有。他们若是不信，你这位乡长大人就出面担保，出了事情我们大家负责。” 这样的保，乡长大人当然是不会担的。我就拿着枪，一直坐在那里等着。到后半夜，我心里突然一阵阵地难受，老曹说：“陈老板，你这是累的，又累又饿，今天可是连中午饭也没吃啊。你去歇一会，吃点东西，我们来看着吧。”我说：“不了，老曹，你们没见过这场面，有的事情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你去给我找点吃的来，来两个人在我身边守着就行。” 老曹在街上找了半天，结果只找到了一点糊饭锅巴，让我就着点冷开水吃了。 我靠着椅子迷糊了一会，天就麻麻亮了。我一看，那一群地痞都悄悄地散了，就和大家商量，要拉着那姓何的上路。不料有人直扯我的衣服，我一看，是那个乡长，嚅嚅地说：“陈老板，我的枪，把我的枪还我吧？” 我这才想起，说：“李乡长，你忙什么，还要请你和我们一起到县城走一趟，当个见证人。” 我们拉着何保长回到县城，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姓赵的，却见县里粮政科的许科长迎了出来。我说：“许科长，赵县长怎么不来呀？我们好不容易拉了个人证又找不到他的人影，是不是硬要我把这个人证拉着满城满街地找啊？也好，许科长，也委屈你一下，我们没汽车，可板车多的是，选两架最漂亮的，你和何保长一人坐一架，再找两个标标致致的小伙子来拉，要不然对不起您老人家亲自出面来迎接。”许科长忙说：“陈老板，您别……本来赵县长是要亲自来的，确实是公务在身，就全权委托给我了。” 我说：“是全权委托吗？” 他说：“当然。” 我说：“那好，你今天看着办吧，人证物证都在这里。赵县长的布告上说得清清楚楚的，若是拉了我们板车工人的壮丁，以破坏抗战的汉奸论处。这破坏抗战的罪，可是大罪哟。今天是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就走得脱，要是这里定不下来，我们就到成都去说。我陈联诗是个小人物，可是在各处也有几个朋友；赵县长呢也不是说不起话的人，我和这些拌脚板的板车工人陪你们这些当官的打这场官司，成都打不下来就上重庆，一直打到蒋委员长名下，问一下他老人家，前方抗战的将士还吃不吃粮食了……” 我身边的工人们一听就都闹起来，说：“要得，要得，把这官司打它个四季花儿开，越是闹热越好！” 那姓何的一听这话，吓得拉着许科长直是说：“我冤枉啊冤枉，要不是赵县长说了话，我哪里敢……” 许科长也慌了，说：“陈老板，你大人不记小人过，这事情的确是何保长的过错。” 我横了他一眼：“嗯？” 他连忙说：“不、不，是、是我们赵、赵县长爱吃点酒，酒后失言，这些底下的人就拿来当了真。我们马上想办法，想办法通知各保，要坚决保证板车工人的安全，若是再犯，一定……” 我说：“不说那么多了，这件事看在你许科长这么大的岁数上，就算了吧。叫何保长立个字据，写个保证，再找个保人来。一是保他今后不能再犯，二是证明我们今天一没打他二没骂他，不要二天又找话说。” 那姓何的一听就像死囚犯人遇了大赦，连忙四周乱窜，一下子就把那乡长拖了出来，说：“许科长，这是我们的李乡长，让他来给我作个保，今后若是再有这些事，我遭天打五雷轰！”许科长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珠子，就要打回转，我说：“许科长，你请留步，在下还有话要说。平时难得见你们这些当官的一面，你今天既然是赵县长的全权代表，有些话就一起都说了吧。你看我们运军米，一车米一里路算的是四角六分钱，可是到了我们工人手里就只剩下了三角二分，这乐至到遂宁这么远的路，跑一趟下来每个工人也不过一百多元，如今这么高的物价，这点钱连伙食钱都不够，哪里还有钱拿回去养家小。更何况你们一直都在拖欠我们的工资，叫我们吃什么？我早就跟县长说过，要给我们的工人长工资长工资，可是他老是东说南山西说海的，就是不给个答复。今天既然委了你先生做了这个全权代表，你就干脆做了这个主，给我们大家把工资长了怎么样？只要你这里开了腔，我马上就到绵阳民食供应处去说，事成之后，我们大家给你办大席，请你吃九斗碗好不好？” 大家听了，一阵地起哄。那许科长一见事情不好，连忙说：“好好，我这就回去跟县长说，给大家长工资！支援抗战嘛，肚子不吃饱怎么行……” 我们让那姓许的留下了字据，送他走了。字据上写着每车军米一个来回加价八十元，连同以往欠我们工人的工资，在十天之内付清。大家正高兴，我却被那姓李的乡长拉住，指着老曹说：“陈老板，我的、我的枪。” 我说：“李乡长，您受惊了。老曹，把枪还给他。” 大家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老曹和我肩并肩地拉着车，看看左右没人，神神秘秘地说：“陈老板，我看你，不平常啊！”我一笑说：“有什么不平常的？只不过这两年，比你们多走了几个地方，奇奇怪怪的事情多见了些而已。”他听了只是摇头：“不，不，我这人再没眼力，这点还看得出来的，看你从李乡长腰上抽枪的那麻利阵仗，啧啧，我们这些男人都要大吃一惊。今天也只有你，才把这些当官的降得住，我们大家靠了你这样的老板，硬是福气啊！”我看了他一眼，说：“老曹，你莫要高兴得早了。这么大的一件事，那赵永林不会甘休的。” 果然，第二天乐至的板车行业公会里就传出话来，说：“联昌行逼着县里涨运价，哪里是为了什么工人，陈老板在里面吃肥了。我们多少也在县里运了些官仓货，难道就他们涨得，我们就涨不得吗？”于是就都去扭着县里闹。许科长见了我，一副为难的样子说：“陈老板你看，都要涨价，我们县里哪里来的这么多钱？你看是不是放一放再说？” 又过了几天，运粮到简阳的工人又回来说，那边粮站卸货的时候，发现一些粮包里的米都发了水，起了霉，要我们赔钱。 这下子不得了了，一路谣言四起，说联昌行的女老板太心狠，又要县以涨工钱，又要往米里发水，要晓得六担发了水的米，就会多出整整一担米的重量，现在米价这么高，她不是吃肥了么？敢在抗战物资里来捞钱，这女人的胆子也太大了，这不是破坏抗战是什么？县里要是不喊她出来说清楚，我们就要告到省里去……几个工人代表听说了，着急得不得了；蒋林桂和老曹连工也不出了，成天守着我，生怕我出了意外。我说：“你们守着我也不是办法，关于涨运价的事情完全是说得清楚的，现在关键是要弄清楚谁支使人在米里发了水。林桂你带两个人，赶快再去给我把那条线索有个水落石出，然后把人给我押到这里来。” 他带着两个人前脚刚走，就来了几个兵，说县长要我走一趟。工人们一下子就围了上来。我说：“大家都别着急，该干什么还是去干什么，我去去就回来。”说着就叫老曹把帐簿子拿来，跟着我一起去了县府。 一进县府的大院，就看见到处都是人，行会的那个穿长衫子的张会长带着一大群工人围在那里，里面竟然还有我们的一些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像要打碗水把我一口吞了下去。我笑笑说：“张会长，你不是说你的工人都被我拉走了么？看样子你今天还要报这个仇哦？” 他气得一扭头，对院子里的人说：“大家不是都说她陈老板一向宽待工人吗？不是说她的运行里风气也好，团结也好，不打牌、不赌钱、不嫖女人吗？那都是哄你们的！我今天就请你们都来看看，她是怎么吃你们工人的血汗钱的，你们叫她把帐拿出来亮亮！” 我说：“帐嘛，好说，都明摆着的，老曹你给他们念念。”于是老曹和帐房先生就一五一十地念帐目，一直念了两个钟头，把我们这几个月的开支都全部公布了出来。还没有念完，下面就闹哄哄的，都说：这样说来，人家运行里真的只提了百分之五的费用，其余的全都发给工人了嘛。 我放下帐本说：“张会长，我的帐完了，是不是把你的拿出来我们也听一听呀？我们接这项差事之前，这军米你们也多少运了些，我们也算都吃了点官粮嘛！” 他的工人一听，就在下面说：“这怕是办不到哦，他的帐，都见得天么？我们好久都没拿到钱了，他的地方倒是买得不少，没听说他上个月才拿了五万多元，在简阳那边买了一大块好田土吗？给他的那房外室买的，要不然他那大婆子咋会闹得这么凶嘛……” 那张会长没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一跺脚说：“这个赵永林怎么……” 正说着，那姓赵的就出来了，一摆架子说：“陈老板，我昨天接到人家简阳那边的公文，说你们运的军米怎么都是搀了水的霉米，这样要不得哟。好，好！我们退一万步说，这不是你陈老板干的，我晓得你也是读过几天书的人，平时里口口声声一口一个抗战抗战的，这点大道理一定是晓得的；可是你得把你的工人们都教育好嘛。你说你们工资不够，我们就答应涨；你看看这里这么多的人，都对这事有意见。人家张会长是我们的老朋友、老交情，都没得到一点好处，偏偏就给你们涨，可是现在你不是叫我们作难吗？现在人家喊要处理，我看你恐怕要给个说法，要不然就像你说的，我们到成都、重庆去说……” 我说：“赵县长，我到这乐至没几天，可是怪事倒遇得不少。才不久你县太爷的大布告刚贴出来，就有人偏偏要顶风作案，拉我们运军米的工人去充壮丁。我来找到你，你却说是我没证据来胡闹；后来拿到了证据，你又不露面，只派了个全权代表许科长来处理。结果是你赵县长贪杯，说了些见不得人的酒话，下面的人拿着就当了真；现在许科长签的字据正要兑现，又闹出了个军米里搀水的事情来。我这回要是拿到了人证，你不要又东说西说的哟？” 正说着，蒋林桂就来了，他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拖着一架板车，那板车上五花大绑地绑着一个人。姓赵的一看，眼睛就直了，转身就想溜。蒋林桂见了，一把上前拉住说：“赵县长，请留步，这件事情，请你给我们大家说清楚！”那王保长一见赵永林，嚅嚅地缩成了一团。 林桂见他不肯对质，一下子跳到了板车上，一挥手大声说：“弟兄们，我来帮他们说：往军米里搀水的事情，就是赵县长支使王保长他们干的。这家伙找到赵县长哭穷，说是送军米又劳神又没油水，不想干了，赵县长却说你们就不晓得想办法啊？往军米里搀水嘛，那多出来的斤两，不就是钱吗？王保长说要是别的人拉还可以，陈老板联昌运行里的人精得很，怕不得行。赵县长就说，你就不晓得动脑筋啊？人家来拉米你们殷勤一点嘛，烟啊茶的递到手上，让你们自己的人上货，再不行呢就偷偷塞个红包儿，只要拉的人不开腔……那些米反正都要运到外地去的，霉呀烂的都在路上，哪个说得清楚？” 人群里哄地一声炸开了。我站到板车上，大声说：“看看这米，大家都来看看这米，农民兄弟都是交的上好的米，湿了一点他们都要大大地打折扣，可是他们就拿来发水，还硬说是我们的人干的，这不是丧尽天良吗？这么热的天，粮包运到简阳就沤得发烫，打开来一看，全都起了霉。大家想想，这才多远一点路？而我们前方的将士，还在千山万水的夔门之外，等到他们碗里的那一天，这些米还吃得吗？这些军米，都要运到重庆去装船，装大轮船，一个船舱里的米，何止千包万包，到那时候，这些霉米就会在仓里发烫，变质，霉烂蔓延……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现在抗战时期，中国人最恨的是什么人？是汉奸，是破坏抗战的汉奸！而他们往军米里搀水，一图中饱私囊，二图栽赃他人，不惜祸害前方将士，这与那些敌占区的汉奸，有什么区别？！……” 坝子里一下子就闹翻了天，我们的工人把车子停在县府的院子里，整整两天没有出工。 这时候，到处的军米都催得急，赵永林又叫那许科长来给我说好话，让我叫工人们快上路，一切事情都好说。我说：“我们当然要出工的，要不然吃什么，好在一切事情都弄清楚了。赵县长好歹是个父母官，也给我们道了歉了，我们哪能不知足？只是这县里欠我们工人的钱，可是你许科长老早就说好了的，不晓得啥子时候才兑得到现呢？” 他说：“陈老板，我这回拿性命担保，县长都派人到省里取款子去了，就这一两天的事情。你就赏我一个脸，莫叫我老在县长面前交不了差，我也还有一家人，要在他手下吃饭呀！” 我说：“那好，有这么一个县长，我看他手下的人也实在着难！今天就看在你许科长的面子上，我们的工人出工。” 于是工人们又拉着军米上了路。我刚刚把人发配完，许科长就来说，款子备齐了，叫我到简阳那边一个叫施家坝的乡上去拿。 我说：“乐至县发给我的款子，怎么叫我到简阳去取？我不去。” 许科长说：“现在县上的款子紧得很，这是简阳那边原来欠我们的一笔钱，你就直接去取了，该发给你们拉那一路工人的钱就直接在那里发了，免得我们又多跑一趟，费一道手续。” 我想了一下问道：“那施家坝离简阳县城好像还有一段路吧？这几个月，你们的工资都只发了一半，现在欠的款子大约有二十来万法币，我一个女人家怎么敢去拿？要不然你们给我派几个人护送。” 谁知那姓许的听了嘿嘿一笑说：“你是女的又有什么关系？没听见现在满世界都在说，像你这样的女人，不多哟。”说完竟然自己转身走了。 我站在那里，气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回头看看，实在是没有人了，只得喊上帐房先生说：“我们走，我就不信，现成的钱我都拿不回来。” 我到了施家坝，就叫帐房先生去乡政府送个信，请他们把钱送到茶馆里来。帐房先生去了不多一会儿，回来说：“陈老板，这里的乡长说的，没这个规矩，自古以来公事都在衙门里办，哪有到茶馆里办的。” 我摸出自己的一张名片说：“老先生，麻烦您再走一趟，就说我陈老板是袍哥出身，万县东门上水码头的陈三爷，从来都是在茶馆里办公事，请他乡长老人家委屈这一回。”这一次还没有一杆叶子烟的工夫，就急急地来了一群人，为首的见了我，没有料到把他召到茶馆来的这位陈三爷竟是一个女人。连忙一打拱说：“不知陈三爷大驾光临，快快请茶请坐。” 寒暄了几句，我知道这人姓肖，是这里的乡长也兼袍哥的五爷，专门接待外来的客人。我说：“这几年日本人逞凶，我从万县流落到此地，干上了车行的生意，也还多承各处弟兄们的关照。如今要我到这里来拿款子，我手边一个人也没有，肖五爷是否能帮个忙，找两个弟兄送我一送？” 那姓肖的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我身后确实是没人，眼珠子转了两转，沉吟了半晌，不开腔。 我一看，知道这其中有名堂。一般的袍哥公口上，只要手续齐全，哪有这点小事都不认帐的道理。我说：“看来肖五爷也有难处，君子不强人所难，我也不勉强了。”说着就拿过那只装钱的口袋，三两下解开绳子，抓住底下的两只角倒过来一抖，那法币就哗地倒了一桌子。我指着满桌子的钱，大声对茶馆里那些目瞪口呆的茶客说：“诸位都看好了，这里是钱，二十万元法币，是我们联昌车行几百个工人几个月来运送抗日军粮的血汗钱，拿回去要养家小谋生活的。今天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我们乐至县要我到这简阳县来拿钱。眼下时局不大好，一路上饥民遍地，匪盗丛生，我一个女人家，手无缚鸡之力，要和这位年过半百的帐房老先生一起把钱送到县城里，实在是有些为难。如果谁要是起了心，干脆现在就把这些钱拿走，不要等我们走到半路上又来背后打炮，害了我们妇老两条性命。” 偌大的一个茶馆里，顿时鸦雀无声。突然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人说：“王大爷来了。”说话间只见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者，手里端着支十八学士的白铜水烟袋，由人簇拥而来。一进茶馆就问：“哪位是万州来的陈三爷？” 我站着没动，说：“我就是。” 那老者一惊，忙说：“我得信迟了，有失远迎。不知陈三爷远道来此，有何见教？” 我说：“不敢打搅，若是方便，想请贵码头的弟兄们送我一程。” 那王大爷听了，手一挥说：“老五，派三个人、两支枪，把陈三爷送到简州城里！还有你老三，快去打乘滑竿。都是袍哥中的弟兄，哪有到了我这里还走不了路的道理？”那位肖五爷有点尴尬地走了。王大爷瞪了他的背影一眼，说：“陈三爷，您难得来一趟，请到寒舍坐坐，用了饭再上路。”我还了个礼，说：“实在是事务在身，不敢久留。王大爷要是有话，就请在此说明了，但凡我能办到的，一定尽力。”他将我拉到一边说：“三爷，您别见怪，我的人怠慢了您，我自有处罚。下个月，我还有点生意上的事情要到万县去办，还请您……” 我说：“王大爷，这点小事请尽管放心，我姓陈的虽是一介女流，规矩还是懂的，我这就给我们陈吉庆陈大哥修书一封。四海之内皆兄弟嘛，袍哥中像肖五爷这样的人，不多。” 以后我常常想起这件事，总怀疑是那位姓肖的和乐至的赵永林有什么勾结，要不是后来的这位王大爷有求于我，事情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赵永林好几件事情都败在了我的手里，知道我不是好惹的，可是又不服气，就放出风来，说这陈联诗是个女的，可是那么多工人都听她的，一定有问题。于是县城里一时又满城风雨，有人将我上次从乡长手里夺枪的细节编得活灵活现的，说我当时双手一扬，就叭叭两枪搁倒了两个，那些地痞才不敢上来的；看她平时那不睬祸事的样子，莫不是在哪里犯了案的女响马？还有的人说不像，哪有像她那样的响马，经常给工人讲抗日救亡什么的，又对工人那么好。工钱高不说，看她手下的那些工人，一不赌，二不嫖，三不偷鸡摸狗，四不打老婆，还敢齐着一条心来抗丁，我看哪，恐怕有点像共产党。 谣言越传越多，后来发展到有人晚上盯我的梢，还有人悄悄在工人中收集我的言行材料。我看事情不好，就去到绵阳找竹栖商量。竹栖想了半天，说：“反正这军粮运得也快差不多了，你就交给另外的人吧，尽快撤到成都去。” 就这样，我当了两年的船老板之后，又当了两年的板车老板，然后去了成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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