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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水暖


  我拿着地址,找到了成都纯化街七十八号。
  一个老佣人来开门,一听我说了姓名,连忙说:“原来是陈三姨妈,先生太太老念着你,怎么现在才来。”说着就领着我往里面走。
  这里原是川军的一个师长廖海涛的房子,廖师长住重庆,这房子空着,就让给雷青成和杨敏言一家住着,曾三姐也在这里。我跟着老佣人进了二门,迎面就是一个好大的花园。正是春夏之交,园里花褪残红,绿叶成阴,几个孩子正围着那些桃树李树,在数藏在绿叶下面的青果子;回头一下子认出了我,全都扑了上来,陈三姨妈陈三姨妈地喊成了一片。曾三姐和敏言听见了喊声,连忙迎了出来,大人孩子一大群,拥着我进了屋。
  我们在客厅里的一大排沙发上坐定,早有老妈子捧上香茶,我喝了一口放下,这才开始打量这房子。这是一幢大宅子,门前宽敞的房檐下,一排合抱粗的红漆大柱子;房子四面的半圆拱窗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我推开一扇窗户,窗外又是一个花园,月季、牡丹衬着满园春色,开得妖妖娆娆;远处一个精精致致的八角亭里,一个老花工正在打扫残叶。我指着八角亭边上一座平房问:“那房子那么堂皇,是做什么的?”
  敏言一笑说:“是小舞厅,星期天有客人来,除了我们这样打牌的老古董,还有些爱摩登的,就在那里跳跳舞。”曾三姐一扁嘴说:“玉屏,你还没看见,后边还有一个洗澡的大池子呢,男男女女脱得二光二光的,大热天跳进那池子里去洗澡,真是不成样子。”
  敏言的几个儿女一听,笑得直不起腰来。都说我们三姨妈晓得啥子嘛,人家那是游泳池,再热的天气也不准我们去游泳,真是老封建。
  大家笑了一阵,才开始拉家常,说了些别后的情况,她们便问起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没办法咯,日本人占了上海,我呆不住了,就回来。先是在渠河上驾了两年的船,后来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太厉害,就跑到绵阳当了一阵子板车老板,运军粮。现在军粮也运完了,只好又回这里来,向我侄女儿的婆婆娘,讨口饭吃。”
  曾三姐一听,往我背上一拍巴掌说:“这个背时鬼,只晓得说这些怪话,只要老老实实呆在我这里,还少得了你的一口饭吃?人家青成,现在红得很,听说你们两派冤家现在又合起来对付日本人了,你还躲着我们干什么?”敏言笑着,一边喊:“陈妈!快给陈三姨妈把右边的那间大房间收拾出来,她不走了,要在这里长住!”
  于是我就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宅子里住了下来。不久,宁君在艺专里言行过于激进,被班上一个三青团的学生告发,连夜翻窗子逃了出来,学也上不成了;再后来,一青父子俩暴露了,也来到了成都。在组织的安排下,由当时成都市长陈离的秘书长刘弄潮①帮忙,在成都中山公园找到了一份管理员的工作。
  此时的成都,空气还宽松。市长陈离是一个倾向进步的川军军人,身边又有像刘弄潮这样的人士做参谋,抗日空气颇为活跃。不久,由我们党领导的进步戏剧团体中华戏剧社来蓉,竹栖出面担任了前台主任,将剧社安排在春熙路的“三益公”园子里,每日由秦怡、张逸生、金淑之等著名演员出演《天国春秋》、《孔雀胆》、《上海屋檐下》、《雷雨》、《日出》、《桃花扇》等进步戏剧,一时轰动了整个成都。宁君毕竟进过几天孩子剧团,一听说就成天扭着竹栖闹;竹栖哪有不管的道理,给中华戏剧社的社长应云卫一说,就让宁君进去当了个演员。
  时局稍稍安定了,我就和竹栖商量,给两个孩子把婚事办了。本来我们都是不大讲究的人,可是竹栖心疼宁君,觉得这孩子正值青春年华,爱俏,又在演艺界和大明星们一起抛头露面的,再说又是我和玉璧唯一的女儿,即使不请客送礼大操大办,也不能过于草率。于是就不知道在哪里去找了一笔钱,给她打了一串金项链,又买了几样首饰,让他们到当时很有点名气的小天竺皇后照像馆照了一张结婚照。下来竹栖还请德高望重的张表方先生在一幅红绸斗方上写了几句祝福勉励的话,裱好贴在喜堂里,婚礼办得也算有点新意。
  婚后不久,宁君就有了身孕。这时竹栖和一青又奉命去了离成都不远的彭县,宁君也跟了去。临走时,竹栖对我说:“诗姐,你身体不好,这几年又过于劳累,就在这里好好享几天福吧,千万不要东奔西走的,有事我自然会通知你。”我点点头说:“也好,我就暂时‘寄人篱下’,听你的调遣。”
  儿子在绵阳安安稳稳地读书,女儿又嫁了,我也算了却了一件心事,住在敏言家,每日里银耳燕窝地吃着。她们知道我向来不爱打牌,闲下来不是陪我在花园里画画,就陪着我去剧院看戏,这样养尊处优的日子没过多久,身体也就大大复元了。只是竹栖老是没消息,我心里日渐烦闷,一有空就坐在花园的八角亭里,东想西想的。曾三姐见我有心思,也到八角亭里来乘凉,说:“玉屏啊,我们都是居孀守寡的人,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话。你飘泊半生,也苦了半生,又不是像我们这样没见识的女人,该有个长久打算了,找个事做吧。”说这话没两天,青成过来找我,问:“屏姐,你想不想当官呀?”
  我说:“我这个人,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没那么好的命。”
  青成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不是没好命,就是太能干,没听说这女儿生成男儿命,一生一世不清静?现在国共都合作了,大家一起抗日,好多当年的共产党人都不那么认真,政府里也容得下那些脚踩两只船的,我给你找个事做做怎么样?你爱跑,就到省党部里去做个视察专员,高兴就下去走走,不高兴呢就在成都随便做点什么,每月里月薪五百元。还可以给你找一个独院儿,专门配一部私包车,车夫和厨子的费用都由公家承担。如果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我再去给你争取。”
  我说:“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这不是挥霍民脂民膏吗?怪不得你们国民党的官都要挨老百姓的骂。”
  青成说:“屏姐,当官的也不都是坏人,有了机会,就做好事,一时做不了好事,也不去做坏事,这也算是做人的一种方式吧?听说你当年,也曾去县训班考过县长,而且中了全省惟一的一名女县令?”
  我说:“那是有人和我打赌!进去一看那些题算得了什么,考上了也没当回事,自古以来官场黑暗,我避之还来不及,哪有自投罗网的道理。”
  青成说:“屏姐,你这话过激了。我也晓得国民党不得人心,可是常言道,时候不到啊。再说只要当了官,有时候做事会方便许多。要不然,我能救你和你们共产党里的那么多人出来吗?”
  我一听他说这话,脸一下子绷紧了。青成一见忙说:“屏姐,我失言了,我也没别的意思,自从你这次到我这里来,敏言两姊妹就时常给我说起你的事情。当年我们素昧平生,我都极力将你从杨森手里救了出来,只要是你说了话,我也没有不办的事情。现在我们朋友之上又加了亲戚,哪有不管你的道理?这次我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才争取到这个差事的,也是为你和儿女们长久着想。当然如若有朝一日你不想做了,再干别的也不是不可以。你不要意气用事,好好想想,想好了再给我回话怎么样?”
  那天晚上,我确实也好好想了一夜。可是想来想去眼前全是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和好多好多牺牲了的战友们,还有玉璧。是啊,此一时彼一时,如今国共两党是合作了,我们的许多党员也在川军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里有个位置,也为党做了不少的事情。可是,我和别人不同,我的那么多亲人和战友都死在他们手里,这口气我今生今世也咽不下去。我要是贪图自己的安适当了这个官,怎么向我的玉璧和华蓥山上那么多还眼巴巴盼着我的同志们交代?再说眼下我还是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党并没有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我将来又怎么向组织上交代?当然杨氏两姊妹和雷青成也确实是一番好心,只是梁园虽好,却非久留之地。前些时候宁君带信来说她要生了,我早就打主意要去看看,如今正好做个借口。
  过了两天,趁青成上班去了,我草草收拾了一下,就对曾三姐说:“宁君快要生了,两个人自己都还是孩子呢;那一青又是大而化之的,懂什么!我这个当妈的还是得去看看才好。”说着就出了门。这一去,我再也没进过杨家,多年的患难朋友和亲戚,就这样断了关系。事后我听说,青成对我的不辞而别很不高兴,说:这个屏姐,怎么全然不拿人家的好心当回事!我真是这头不讨共产党的好,那头又不讨国民党的好,看来好人是难当。
  全国解放前夕,我听说他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以后就一直没有了音信①。
  我到了彭县关口,宁君都已经生了女儿。竹栖给起了个名字,叫冰华。宁君一见我,就撒娇,哭着说:“一青一点也不管她,都要生了,还在茶馆里和人家谈工作,连接生婆都没来得及去找,自己就把孩子接下来了。结果孩子在忙乱中掉到了地下,他居然顺手拿了个装菜用的筲箕将孩子捡了起来,这孩子命贱,居然没有感染!这还不说,孩子生下来才三天,他丢下我们娘儿俩,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了重庆。还有这名字!妈妈你说,给孩子起个什么样的名字不好,林伯伯偏要起个这么苦的。‘冰华’,叫人家冰天雪地里,还华呀花的……”
  我抱起我的外孙女儿,看着她那甜甜的样子,只顾了逗着她咯咯地笑,边逗边说:“什么命贱哟,是命大!我们家里的孩子,都命大,像山石缝里的小草儿,霜打雪压也要长大,冰天雪地里也要开花,要开给那些坏家伙好好看一看,是吧?……宁君啊,你也是当妈妈的人了,以后是要多多自己担待哟,再不要又像我这个当妈的。一青嘛,是那个毛手毛脚的德性,要不然我怎么会不放心。夫妻之间,哪有不管你的,要不然他那么慌张地跑回做什么?”
  宁君一听,不高兴了,说:“妈妈,我就晓得你从来就不袒护我,只护着你的这个笨女婿!”
  竹栖听说我来了,连忙从什么地方赶了回来,我说:“你这个当爷爷的也是,怎么就不管管你那笨儿子,看我的女儿受委屈了是吧?”
  竹栖和一青都只是笑,我说:“你们爷俩啊,真是城隍庙里的那对鼓槌儿,一模一样!”
  当时一青在关口镇中心小学当教务主任,同在一起的,还有很多我们党的重要人物。一个叫胡春圃①,当时是我们党安排在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身边的秘书,第一次被敌人发现,被黄季陆保了出来。可是不久敌人又要抓他,只好转移到了彭县,做了当时成都启明电灯公司在关口的煤炭转运站的主任。另一个叫陈于彤②,竹栖从小的毛根朋友,一九二七年竹栖在云阳当团练局长时,他就在竹栖身边做中队长。一九三五年,陈于彤在上海入了党,此时是我们党南方局派往川西的特派员。因为和竹栖沾着亲,一青和宁君都管他俩夫妇叫表叔和表婶。
  同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几个党内的同志。不久,一青的叔伯妹妹梅侠③也来了。这是个很逗人喜欢的姑娘,圆脸,大176双枪老太婆
  ①
  ②
  ③林梅侠:解放后重庆博物馆工作。曾参与陈联诗口述记录。陈于彤:当时南方局派驻川西地区工作负责人,后任董必武同志秘书,中国法律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等职。一九八九逝世。胡春圃:四川渠县三汇镇人,年轻时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一九三五年入党后,即去中共中央“特科”接受极严格的情报工作训练,长期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进行策反。因活动频繁暴露,被特务头子戴笠下令逮捕,后转入统战工作。解放后,历任“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印度组组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部长;中央外宾接待室主任等及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统战部长等职。一九八三年三月病逝于成都。682
  眼睛,说起话来甜甜的,早年就拜给竹栖做了女儿,也管竹栖叫爸爸。竹栖说:“既然成了我的女儿,总不能一点也不管。这孩子是姑娘中最聪明的一个,把她放在家里,最多长大找个富足人家嫁出去,出来跟了我,说不定有了出息了呢。”
  一时间这个偏僻的小镇,成了我们地下党在川西的一个重要掩护点。
  我和竹栖说起青成要我去做官的事,竹栖说:“诗姐呀,你老说你的命苦,我就说你的命好,你看你一有了难处,不等开腔就有人来帮忙,不是要送小洋房就是要送你做大官,你怎么就是不领情啊?不过幸得好你回来了,你看我们这里正商量呢,于彤要找你谈话,有要紧的事情。”
  我一听,忙问:“什么时候?”
  竹栖说:“看你又高兴了吧?你这个人啊,真是享不来福哦。”隔天,我和陈于彤见了面。
  陈于彤,和竹栖年龄差不多,只是白白净净的,要斯文些,看上去一副教授模样。因为在外面的时候多,说起话来居然没有一点云阳的土腔。他依着竹栖,也叫我诗姐,寒暄几句之后,就说到正题。于彤说:“诗姐,对于你和廖玉璧同志的情况,组织上都了解,南方局建立之后,组织上曾好几次派人到华蓥山上去找你,老廖留下这么大的一支队伍,我们党怎么会不管。可是你总是不在,又不敢随便找别人。大约是皖南事变之后吧,周副主席和董必武同志派了熊阳①和另外两个同志沿着渠河、大巴山和陕北走了一趟,任务是利用我们的一切关系开辟一条秘密通道,为南方局应付突然事变作准备。可是后来熊阳同志回来说,他走到合川的山边就被一支绿林队伍拦住了,问起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要到华蓥山上去找廖玉璧。那些人一听,迟疑了半天才说:廖玉璧早就牺牲了,队伍也散了,先生您就别往前走了,现在这一路乱得很,我们不要您的东西,再帮补您点路费,您就请回吧。熊阳同志回来说起,我们心里都很难过,要知道这华蓥山离重庆这么近,是块很好的根据地,我们党花那么大的气力建起来的一支队伍要是真的就这样散了,多可惜。”
  我长叹一声。熊阳遇上的这些人,一定是刁大哥手下那些失散了的弟兄们。
  于彤又说:“后来听竹栖说起你的经历,才知道这些年你也一直在找党,带着那么多的同志一直在找党,真是不容易啊。安排你和竹栖一起到北川办农场和后来到绵阳运军粮,都是我们组织上决定的。至于一直没有正式与你接上组织关系,是因为我们党自从皖南事变之后,对于暴露了的党员,一般都不再接转党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希望你作为一个老同志,能够理解。”我点点头,声音有些发哽地说:“我知道,竹栖跟我说过。在重庆的时候,我多次在曾家岩和红岩村外面转,可是我没有进去。我一直都在等,我晓得党总有一天要来找我的,党不会不管我们这么多的人……”
  于彤也有些动感情,说:“诗姐,我们这不是就来找你了吗?不过我还是要批评你。李明这个人,作风上是有问题,可是他是代表一级组织来为你接关系。你当时不是向上面反映事情真相,而是意气用事,以致延误了这么长的时间,作为一个老同志,这是不应该的。”
  我长叹一声,点点头。
  于彤松了口气,笑着对我说:“不过诗姐你也过于谨慎了,你看看,当时如果大起胆子闯进了八路军办事处,说不定就和上级把关系接上了呢,也省了上上下下这么找来找去的!”
  于彤这次决定以组织上的名义和我谈话,主要是局势又起了新的变化。这时候蒋介石弃守衡阳、桂林等大片国土,致使日寇长驱直入,直逼贵州的独山,重庆城里人心惶惶,蒋介石只得打算退守西康。于彤对我说:“如果日寇攻入四川,我们得作游击战的准备。最近上面有指示,游击根据地全部选在地形复杂的川东北地区,其中华蓥山区是块老根据地了,你和玉璧同志在那里苦心经营了多年,党的威信高,群众基础好,所以被南方局确认为游击区的重点。再说,蒋介石打日本人不积极,对付我们倒一直是煞费苦心,我们也不得不防。上面管这叫做‘应付将来国内的重大事变’,诗姐,这话你懂吧?”
  我心里痛快极了,一拍膝头说:“懂,我怎么会不懂?这么多年来,我们心里憋气,就等着这一天呢。”于彤也笑了:“懂了就好,现在就请诗姐你先回去一步,争取以合法的地位立住脚跟打好基础。我们很快就要派大批的青年同志下来开展工作,你看这件事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说:“没有困难,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来,我从来都没叫过困难。何况我和山上的同志们这些年来憋得好难受,现在好不容易党组织交了任务下来,还能叫困难?”于彤一听就笑了,说:“诗姐呀,你这个人,真是名不虚传!现在你就别为组织关系着急了,回去好好等着,自然有人来找你的。”
  于是我就赶快着手准备,要回家乡。
  宁君和一青他们都不放心,说:“妈妈,你这么多年没回去了,当年那么多对头,不会放过你的。”
  我笑笑说:“是我不放过他们,还是他们不放过我,还要看看才知道呢。我先回去打前站吧,你们后面跟着,快点来。”
  就这样,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我终于接到南方局驻川西特派员陈于彤同志的指示,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华蓥山下,江山依旧,人事全非。徐清浦在我走后不久,就去了贵州他女儿那里,听说也真的去过遵义。可是这时日本人已经占了柳州,铁路线一时不通,他回不来,不久就得了重病,死在了那里。周辉同和陈文玉,一时都没了音信,有人说他们都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在长江里了,也有人说不知道到哪里做生意翻了船,或者是遭了抢……我回到家里,乡上的保甲长都换了,许多人都不认识我。一些老人一见我回来,都悄悄地来打听:“不是听说你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在华蓥山上吗?我们的队伍,怎么样了?”我说:“没有的事,这些年我不是在外面教书,就是做生意,现在人上了岁数了,落叶归根嘛,还是回来种田,吃口安稳饭。我一个女人家,不干那些打打闹闹的事情,早在万县就皈依了佛门,没事就上庙里去打禅,眼不见心不烦。”
  那些人听了,都半信半疑的。我想这空气不压压看来不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到一个叫“居士林”庙里去“打七”①。那庙里的正庆法师,是原来华蓥山上徐老和尚的徒弟,没想到会在这时见到我,连忙把我引到禅房里,说:“大姐,好多年没见了,你一向可好?”说着就眼浸浸的。
  那一年,敌人血洗华蓥山,也杀害了华蓥山上的几十个和尚。就在徐老和尚被绑在石柱子上当成枪靶子打的时候,正庆法师自己的几个徒弟,也都牺牲了。他因此好多年没敢回华蓥山的庙里去,就在这山脚下四处游方,每每有了空闲,就为自己的师父和徒弟们念经超度。他说;“大姐,你回来了就好,我们华蓥山死了这么多的人,我们华蓥山的佛门之内遭了那么大的劫难,这笔血债总要他们还的。大姐你放心,我这佛门之地还和当年一样,是你们的藏身之地。”
  于是我就跟着正庆法师去佛堂。还在门外就听见里边吵吵闹闹的,一个女人正惊诧诧的大声说:“唉呀,怎么能让她到这里来?当年她两口子在华蓥山上闹得天红,结果她倒是跑脱了,她男人被五花大绑地在南门外校场坝砍头示众,那血淋淋的人头在城门上挂了三天哪,你们大家都忘了吗?”正庆法师一脚跨了进去,正色道:“阿弥陀佛!是谁在菩萨面前说这些不洁净的话?我们佛门弟子,慈悲为怀,不要再在这里搬弄是非。”
  我接过正庆法师递过的蒲团,在前排打起盘脚坐下,闭上眼睛开始了平生第一次正儿八经的“修行”。人心静,则万籁俱静,窗外萧萧的风雨声,又将我带回那个难忘的年代。袅袅香烟中,晨钟暮鼓里,飘起了漫天花雨,法慧和徐老和尚,还有玉璧、夏林和陈仁勇,都在花雨中向我走来……哦,天地悠悠,英魂归宿何处?是我忘不了你们,还是你们忘不了我?
  正庆法师的声音,沉缓缓地传来:“陈玉屏,你看见什么了吗?”
  我闭着眼睛,也缓缓地回答:“是的,我看见了,一个好大好大的莲花宝座,光芒四射……”
  佛堂里满座哗然。正庆法师双手合十,朗声说道:“阿弥陀佛,心诚则灵,心诚则灵啊!吉人自有天佑,大家都要像陈玉屏这样一心向佛,积善积德,万万不可对别人起歪心。”
  于是,无论周围的人们怎么大惊小怪的,我从此就成了个正儿八经的佛婆婆。
  转眼就是五月,我才开始四处走动。这一天,我从街上回来,一个人跟上来,问我知不知道陈玉屏住哪里。我问他找陈玉屏做什么,他不说;我又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大竹后山来的。
  我一听,不问了,让他跟着我回了家,然后在堂屋里坐下,说:“你说吧,是谁叫你来的,来做什么?”他四处看看说:“陈玉屏,他在哪里呀?”
  我说:“你别找了,我就是。”
  他听了,一愣,半天才说:“你就是啊?我们大竹后山的老百姓们,都说陈玉屏是个男人,不但那一手枪法没说的,还会飞檐走壁。要是站在山口上吼一声,就会地动山摇的。”我一听笑了,说:“我又不是老虎!”
  他长叹一声,说:“我姓易,是当地人,和老冯认识,这次受他的托付,下来找你。这些年,老冯叫人来找了你好多次了,说这次要是找到了你,就无论如何请你到我们大竹后山去一趟,大家盼你,盼得很呢。”
  我说:“那好,我这就去一趟,你们上面,现在缺什么?”“缺钱,我们现在苦得很,吃的穿的都没有,也没有子弹。”我说:“枪啊子弹什么的都不忙,我给你想办法搞点钱,你等我几天。”
  田里的庄稼,还要两三个月才收获,可是我哪里等得到那么久,就去借,借四十担谷子。那些地主就打听我又要干什么,我说:“看来种田没啥收入,我又要筹一笔钱去驾船做生意,眼下正有一个朋友要来合伙,不能错过了机会。”于是那几个地主就说:“玉屏,你急着要钱,我们也不是不帮忙,只是这时节上要借谷,利钱要高些哦。秋后还谷时,四十担要还成六十担。”
  我咬咬牙说:“行。”
  卖了谷子,我就上了路。这大竹,地处华蓥山东面,和邻水县紧紧相连,全县地势山多沟深,素有“三山两槽”之称,也被我们称为后山。虽然山高林密好掩护,却自古就是个苦寒之地,我们的同志在这里近十年了,也实在是不容易。只是要去,就要从阳合场过。这阳合场,在华蓥山脚下,是我们的死对头王尧的老窝,眼下他还在这里当团总,要是被他发现了,就会平生出许多麻烦。我想了想,就带着老易,绕过大道,找到我们当年山上的一个小队长丁鹏武①,由老丁送我们。老丁一边走一边对我说:“大姐,你走了这么多年,不大晓得现在的情况。我们这一路直到老冯那边都是连起来的,好多保甲长都是自己人,和农民的关系也好得很呢。也还有些枪,就是缺子弹,一有什么动静,号召个上千人我看没问题。”
  我说:“你们别说大话,上千,那么容易?”
  老丁听了把眼睛一瞪说:“你还不信?这些年来,你以为我们当真就老老实实种地做庄稼了?他国民党欠了我们那么多的血债,就这么算了不成?我们的人,从来就没心静过。国民党拉我们的壮丁,我们就逃回来;保长把我们的人抓去卖壮丁,我们就敢找机会打他狗日的。我们要留得青山在,日后好报仇!不是在这里给你老大姐夸口,只要上面一有动静,我们这一路,嘿!就会打出个样子给老天爷看看!”老丁一直把我送到邻水县的新场,说要回去又不放心,就又从新场翻过重重叠叠的大山,一直送到了大竹后山,见到了冯老二。
  这也是一个山风萧萧的晚上,就像当年我从重庆回山的那个晚上一样。我来到同志们住的山洞里,又想起当年陈仁勇、向老大和范永安他们把我迎进竹林棚的情景。四面一看,当年熟识的面孔还多,只是老了,瘦得不成人样,身上的衣服还是那样襟襟吊吊的,一个个就像是多年没见过天的野人。许多人一见我,就哭。冯老二指着身后的一个山洞说:“大姐,说起来你别难过,老范范永安,就是在那个洞子里,被老虎拖了去的。当时我们刚刚摆脱了敌人的一次追击,大家都累了,老范安排了岗哨,自己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钻进那个洞子睡着了。不想后半夜,老虎回洞来,我们却谁也不知道。天亮了,我们找不到人,又不敢喊,后来才发现他的衣服鞋子连同……连同手啊脚的,都被老虎拖得满山散落着!我们大家都气得不得了,心想老范九灾十八难都过了,没想到竟会死在这个畜生手里,几个人拿着枪在山上找了好几天,硬是把那东西浑身上下打成了筛子,将心肝肚肺挖出来摆了一大堆,祭了范大哥。”
  我也哭,哭着说:“同志们,是我不好,我对不起大家。这多年我一直在外面,没有找到党组织,没有脸面回来见大家。可是我也一直没有忘记你们的。那一年我从万县回来,就叫辉同上来找你们,让大家先下山,到北碚陈兴奇那里暂避一时,也好有个安身之处,你们怎么就……”
  冯老二说:“大姐,你别怪大家,是我不同意的。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死在这荒山老林里,也要等到我们穷人翻身的那一天,我们就不信,共产党会不管我们!”我说:“要管的,真的要管的,现在不就找我们来了吗?上面说这些年,也好几次派人来找过我,只是我成天在外面跑,都错过了……”
  大家听了,禁不住一阵唏嘘,好一阵冯老二才问:“大姐,上面这回,说什么了?”
  我说:“现在苏联都出兵打日本鬼子了,眼看抗战就要胜利,国民党总算是又腾出了手,还是一心要打内战,想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好一家独霸天下。我们的党中央说,这回要打就要把他打痛,要在他们的大后方,就是我们云、贵、川地区的农村,打烂他们的坛坛罐罐,建立我们自己的根据地,必要的时候,公开打游击战。”
  冯老二一听,一下子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抓着石壁,仰天长嚎,喊着:“廖大哥,刘大哥,老范啊,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们的深仇大恨,该报了!”
  整个石洞里,一片嘤嘤的哭声。
  ……
  我从大竹回来的路上,又一路到广安、邻水甚至合川一带都去看了看,回到家里,已经快要秋收了。早谷子一收起来,催着要帐的就上了门。我说:“忙什么?这谷子还没晒得干呢。”说着就将刚刚打出的四十担谷子连夜装船,运到重庆码头上,抢着城里人想吃新米的市口,卖了个好价钱。回来除了还这六十担谷子的债务之外,还赚了三十担谷子的钱。
  几个想看我笑话的地主和商人气得一愣愣的,说这女人几年不见了,没想到生意上这样精通!
  没几天,日本投降了,全国上下都兴高采烈地热闹了一阵子。接着亚彬和一青、宁君带着小冰华回来了,还带来了竹栖的一封信。信上说眼下抗战虽然胜利了,我们的毛主席也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但是国民党要打内战已经是路人皆知。因为华蓥山区所处的有利地形和二十多年来奠定的群众基础,组织上决定将这一地区作为我们建立武装根据地的重点。孩子们奉了组织上的指示回来搞群众工作,还望多多指点。
  于是我们就开始动手,把河东七场的敌、我、友三方的情况都做了一个分析。此时,当年与我为仇的段贡武,已经做了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他的弟弟段成帆做了乡长。这是两个死硬分子,不能抱什么希望。可是另有一些人,在地方上很有势力,平时的言行举动,只以自己的利益为准。与其让这种人成为敌人的基层力量,不如我们去争取过来。于是我就让一青去找一个曾跟着玉璧到旺苍、苍溪等地开辟游击区的老党员李成,逢场天就到茶馆去串联那些地方实力派,很快就拉起一个叫“好人团”的灰色组织。到一九四八年华蓥山大起义之时,这个“好人团”的很多成员都保持了中立,有的还成了我们游击队的领导干部。一青还联络了一个叫刘怀钦的进步学生,动员他将自己的《新华日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毛主席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一大堆禁书拿出来在街上的“梅林茶馆”里办了一个“梅林书报社”,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和青年人。这时候,国民党内战已经打起来了,四川作为兵粮重地,拉丁派款闹得鸡飞狗跳的。我就和一些当年的老队员一起,到各乡各场搞农会。拿起锄头扁担甚至火药枪到地里守庄稼、抗壮丁,很快就在河东七场的农民中发展了一百多农会会员,抗丁抗粮搞得遍地开花,热闹非凡。渐渐地,我们党派下各地农村工作的同志多了起来,广安、岳池和华蓥山下一带,到处都搞得热火朝天。敌人慌了,就派了罗广文的队伍下来“清剿”。段贡武一见时机到了,就跑去报告,说我们场上有《新华日报》,我和一青都是共产党。正在这时,我收到了竹栖从重庆寄来的信,说是“旧日的朋友有要紧的事情找你,赶快来渝相见”。我一见,知道是党组织要找我了,心中大喜,连忙叫一青先走一步,我交代一下工作,随后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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