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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等我和宁君带着冰华赶到重庆，迎接我的却是披麻带孝的一青，竹栖的遗体都已经装了棺。说是因为当时的工作太累，身体不大好，被一“名医”误用一斤附片加上一斤生姜配药，吃了之后七窍出血，仅仅几天之后，就死在重庆七星岗的市民医院。 那一天，正是一九四六年的六月二十三日。 真是晴天霹雳！ 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青还守着我。门外起了大风，接着大点大点的雨点打在玻璃窗上。我长叹一声说：“一青，你爸临走的时候，说什么没有？” 一青老半天没开腔，最后才点点头：“只说了一句话。”“他没什么了？” 一青说：“他问我说，你诗伯来了没有，我说没有。”我听了，心里一阵发颤，停了一下才问：“他还说什么了？” 一青听我这样一问，禁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才说：“我爸他听说你还没有来，长叹了一口气，说、说、说……” “说什么？你爸他说什么了？！” “我爸他长叹一声说：唉！解铃还需……还需系铃人啊……” 一青捂着脸，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诗伯，你怎么这么狠心啊？我爸自从住进医院，浑身就起了红点子，成天昏迷迷的。医生说他不但皮下出血，连脑血管也破了，活不了几天了。可是他总是在念着你，喊着你，他想要见你一面，他想要对你说几句话，他、他落不下这口气啊！”…… 雨下大了，一阵紧过一阵的风雨吹打着这小小的茅草房，我透过雨水迷离的玻璃窗，看长江边上的灯火，迷蒙的一片。我又记起我和竹栖坐在长江边上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月色很好，江上的清露雾一样飘飘洒洒，他从舱里拿来一件衣服，为我披在身上。 我突然觉得有些奇怪，竹栖怎么会这样就死了？当年尽管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玉璧的死，可是我心里却是非常明白，玉璧终归是要走这条路的。这好像是自从他回到家乡递给我那张照片之时，我就隐隐感觉到了；而当他在“三·三一”惨案中受伤回来，我在孤灯下看着他昏迷不醒的样子，自己也就有了这种准备。可对于竹栖，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这种预感？玉璧对于我，是一棵大树，一棵参天的大树，我是他这树上的一支枝丫，或者一片树叶；而竹栖，他却是我生命中的一盏灯，一盏温暖的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温暖着我，伴着我，同时也以对我的这份情感，温暖着他自己。 可是现在，他死了，这盏灯熄灭了，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么大的世界，又只剩下我自己。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还有好长，我得带着孩子们，继续往前走。 一青说得对，我是太狠心，命中注定要孤单地走下去。风雨越是大了，我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突然觉得很冷。竹栖的突然去世，使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新华日报》上很快就发了消息，八路军办事处送来了花圈，还拿来了一百块大洋。已经调到《新华日报》工作的陈于彤和几个人，前前后后地忙着筹办丧事。当年我离开之后，竹栖曾奉命到了重庆，做了许多事情，最后是在重庆民生公司做茶房工人的工作。由于他的厚道和勤勉，如今提着礼信前来祭奠他的工人们很多。而老朋友们除了来祭奠竹栖之外，更主要的是来看望和安慰我和孩子们的。人群中，我见到在成都认识的刘弄潮，他此时已是重庆市一中的校长；还见到了万县的那一批朋友们，其中最为难过的，当然是孟伉了。后来孟伉还专门为竹栖写了一首《哀林季子》的诗，诗中有：“阔肩短干林季子，只知事事不畏死。一事众手束无策，肩上君肩宁挂齿。前年卧病巴子国，力疾犹堪理烦剧。秋风一夜哭江头，可怜累死无人识……”，我读过之后，抚卷长叹，这世上知竹栖者，还有孟伉也！ 前来吊孝的人川流不息。梅侠戴着孝，和她的对象、一个叫陈作仪的年轻人也在守灵。这年轻人，高高的，瘦瘦的，话不多，可是挺精神，一有空就忙这忙那的，对梅侠也很关心。我悄悄问：“一青，你爸同意不？” 一青点点头说：“作仪也是云阳人，三八年就入党了，工作一直很不错的，爸爸很喜欢。” 我点点头说：“你爸，也算是把你们兄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我和孩子们扶着灵枢，将竹栖葬于重庆江北的一个公墓里。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照片①。 下葬的第二天晚上，陈于彤就来看我，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于彤给我介绍说这是饶时俊②同志。饶时俊一见我，就握住我的手说：“诗姐，这些年，您辛苦了。您的情况，竹栖常给我们说起。” 我一听他叫我诗姐，又说起竹栖，眼泪就禁不住涌了出来。 饶时俊当时是代表组织上来和我谈话的。我把随时都放在身上的玉璧的照片拿出来，说起玉璧牺牲后敌人对我们华蓥山的大屠杀；说起当年车耀先对我的嘱咐和我在万县的遭遇；还说起前不久我去大竹后山见到冯老二——我们这支队伍最后一批同志的情况……说得泣不成声。饶时俊拿着玉璧的照片，一边听着，一边也掉眼泪。就这样，我们一个哭着说，另一个哭着听，一直说了三个多钟头。 饶时俊看着玉璧的照片，喃喃地念着玉璧写在后面的那些文字：革命意志从此决定，人生意义从此认清……突然说：“老大姐，这照片你得撕掉，你看这后面写的这些字，要是被敌人搜出来，多危险。” 我一听愣了：要撕掉，这怎么行？想了半天，我突然拿起照片，用指甲从立缝中间拨开，然后顺着这缝子小小心心地，把照片前后撕成了两半。我把照片后面写的字藏好，说：“您看，这样行了吧？” 饶时俊点点头，说：“行啊，姜还是老的辣，老大姐您真有办法。” 从此之后，这张照片就成了现在的样子：前后两张①。 饶时俊说，组织上已经决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党龄由入党时算起；还说玉璧牺牲了，他的两个孩子就是烈士子女，组织上决定把宁君和亚彬，送到延安去，到烈属子弟学校去读书。 宁君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直喊着：“妈妈你快把弟弟叫来，要不然……”我看着老饶，说：“我呢？这么多年来，我可是做梦都想去延安。当时车耀先同志就给我留过话，说是如果从上海走不了，就从延安去苏联。还有我们在大竹后山的那一批同志呢？是不是也把他们拉到延安去？和中央的部队在一起，不然老是这样孤单单的。” 饶时俊一听，神秘地笑了笑，说：“老大姐呀，让宁君和亚彬先走吧，你和一青可是不能走的。这两天，国民党已经正式对我们的解放区发动了大举进攻，扬言三到六个月要消灭我军主力，看样子，这仗是要打大咯。重庆是国民党最后的老窝，重要得很，何况华蓥山离重庆又这么近，现在中央还要派人进四川搞武装斗争呢，像你这样的大能人，和大竹后山的这些同志，怎么走得？” 于是说好让宁君等着，最多不过九月初，就可以随八路军办事处的飞机，一起到延安。他笑着说：“老大姐，把两个孩子交给我，您不会不放心吧？一青呢，小夫小妻的，也只有暂别一时咯！没关系的，在我们延安，这样的夫妻多，一旦我们的大反攻开始，你们就会见面。那时候，宁君可不要骄傲哟！” 可是没多久，老饶就匆匆来说：“国民党现在公开打内战了，对我们的人迫害得很厉害。一些中央的领导同志要先期离开重庆，飞机挤得很，宁君他们就缓一步吧。我也得先走一步，最多不过十二月初就会回来。老大姐你等我回来之后，再重新安排工作。” 老饶临走时，让我画了一张华蓥山的地形图，还拟了一张牺牲了的同志们的名单，说是要带到中央去汇报；看我身体不大好，还给我开了一张药单子。 我说：“老饶，你还有这手艺？”旁边陈于彤说：“诗姐，你别大惊小怪的，人家老饶，是华西医大的高才生呢。”我看他虽然谈笑风生，可脸色却不大好，就说：“老饶，你也要保重啊，我们华蓥山的同志们，可是都盼着你的哦！”老饶笑笑说没关系，说着就和于彤一起走了。这一走，就没有了音信。直到腊月底，我们才听说他到延安之后，病就加重了，不久就病逝在延安。 我拿着老饶给我开的那张药单子，心里说：“老饶啊，你这人，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 老饶病逝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就派兵包围了《新华日报》，我们的同志被全部押上飞机回了延安；接着就是物价飞涨，重庆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在游行，搞得轰轰烈烈。一天，和我联系的袁尊一同志①给我带来一个叫木果的同志。这人三十来岁，湖南口音，头上戴了顶博士帽，清清瘦瘦一介书生模样，一双浓眉下深陷的眼睛，显得有些冷峻。不久我就知道，这位化名叫木果的同志，就是当时任命的重庆市委书记、后来的川东临委书记王璞②。 王璞同志告诉我，说他要到上川东一带去清理组织，要找我了解一下华蓥地区这些年的情况。我们在一起，谈了好几个下午，我说得多，王璞只是听，然后我们一起把情况作了个大致的分析。最后老王说：“现在罗广文在华蓥地区‘清剿’的队伍都撤了，一切准备工作都将很快展开。老大姐你这就回去等着，这个月二十号左右，有个姓刘的同志会来找你。” 按照王璞同志的安排，我即日起身回岳池。这时天气已经热了，衣服穿得少，路上敌人的卡子密得很，我拿着一些老王交给我的《挺进报》，想了半天才决定把它们绑在腿上。我打扮成一个农村妇女，赶一截船又走一截路，走一节路又赶一节船。那些《挺进报》绑在腿上，不敢走快了，天黑了才在合川界内一个叫大米溪的小镇上，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 刚睡下，就有人来打门。没等我起来，两人就闯了进来，枪一横就喊：“检查！什么人？” 我腿上有文件，没敢脱衣服。不等他们动手，就自己站起来说：“查什么？人人有六亲，个个有姐妹，要查，叫个女的来。” 一个兵听了，把枪一收说：“嘿，你这老太婆，嘴还硬呢！”接着就凶煞煞地问是哪个乡的人、到哪里去、你们的保长乡长是哪个……我心里在想，别看你的嗓门高，你走过几多地方？就胡乱编了一套。那几个兵见我对答如流，又是不惊不诧的，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瞪了我一眼，走了。立即就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喊：“给我绑起来！还有那个！把那个也给我绑了！带走……”接着就是一群人强拖硬拉地出去了。不一会儿，后面河边上有人在喊救命，再一会儿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这是被他们沉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有那些被他们怀疑的老百姓，都是这样被沉了河的。明天，这两个人，也会成为渠河里时常漂着的那些无名尸，亲人中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 看来住在这里太危险，说不定一会儿检查的士兵还要来。我想了想，就跑到楼上老板娘的房间里说：“老板娘啊，你这房前房后，是不是有鬼啊？怎么到处都在乒乒乓乓的？”老板娘长叹一声说：“先生娘，哪里是什么鬼呀，都是……唉，不说了，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各人自己把嘴管紧。你先生娘要是害怕，就在我这屋里歇吧，这里哪天晚上，不来个四拨五拨人检查呀！” 我在老板娘的屋里整整坐了一夜，也听见整个旅馆里乱七八糟地闹了一夜。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要走，还没出门，就被老板娘一把拉住说：“先生娘，走不得啊，现在街上到处都是岗哨，你一出去，他们就说你是走夜路的，问都不问就拉你到河边去……” 天亮了，我谢过老板娘上了路。没走多远，又是一处卡子；好容易骗过了，没多远又是。我仔细算了一下，就知道了这卡子是五里路要设一处，看来罗广文的大队伍虽然撤了，他们的关卡却更见紧了。我腿上绑着文件，走不快，太阳都要上顶了，在一个拐角上碰到昨天同住在一个旅馆里的两个客人，身边放着两挑空挑子坐在路边上哭。我走上去问：“你们怎么了？” 他们说：“我们的货，被他们抢了。” 我问：“他们是谁呀？” 一个说：“还能有谁？那些兵嘛。我们买的那些红糖和海味，本来就赚不了几个钱，他们硬说我们没上税，都没收了。再要说什么，就要说你是异党分子。” 另一个看看左右说：“先生娘，现在只要说你是异党分子，你就没得活路。你晓得昨晚上拉那两个年轻人沉河，是为了什么吗？因为他们都留了头发！他们说的，现在只有学生才留头发，学生都是异党分子，都是共产党！你看看，这一路上的男人，哪个不是把头都剃得光光的？这世道，还有什么活头？” 我听了，心里一沉，正要说什么，几个兵就过来了。一见我就说：“老太婆，你干什么的？” 我说：“过路的，回广安。” 一个兵歪着脖子看看我：“你是广安人？是从重庆回来？你到重庆去做什么？” 我没好气地说：“做什么？去看我的儿子。”一边说就一边要走。 那个兵上前一步把我拦住说：“老太婆，你忙什么？你看我们都不忙，问清楚再走嘛。” 我一看他们没完没了的，就干脆在路边的石梯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把手里的旅行袋一甩手丢过去说：“你们问吧，我不走了。” 其中的一个兵见我不惊不诧的，就怪眉怪眼地走上来说：“你这老太婆，啥子脾气这么大啊！你晓得现在是什么时候！问你几句都问不得了吗？我还要摸呢。”说着就伸手往我腰间摸了一把。 这一下可把我惹冒火了，一下子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有娘生无娘教的小畜生，你干什么？你敢来欺侮我？告诉你，我的儿子比你歪得多，还得任我打任我骂的，你算个什么东西？！” 旁边的几个兵听我这样一说，就晓得遇到了歪人，连忙上来劝架。我哪里肯罢休，在路边指着他的鼻子骂个不停，一个兵好容易把我拉到路边坐下，说：“老太婆，我们是公务在身，不得不问的，你老人家有话就好生说，你那儿子，到底是干啥子的？” 我说：“干啥子的？那个没出息的东西，还指望他能干成啥子大事？重庆宪兵队里混，一个中队长，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在重庆城里硬是歪得很……” 那几个兵听了，连忙说：“唉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嘛，一家人一家人。老人家，你走好，要不要我们送你一程？”我没好气地瞪了他几个一眼：“都给我滚开些！看到你们这些丧门星，我就一肚子的气。” 等我走回家里，两条大腿都被《挺进报》磨烂了，好几天都走不得路。好在也不敢走动，就在家里等着。果然五天之后，天刚擦黑，就有人问着上门来了。我连忙迎进屋里说：“刘大哥，你们来了。”一个大个子却笑着说：“不敢不敢，叫我老刘吧。” 又是一位老刘。我不禁仔细打量着这位叫刘石泉的人：三十出头，方脸，壮壮实实的身体，说起话来声若洪钟，乐呵呵一脸的和气。不知怎么的，我不由得又想起当年的刘铁和老刘政委。 和刘石泉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个五十来岁，胖胖的，脚有点跛，头发都有些花白了，手里拿着个罗盘，又穿了件长衫，像个地道的风水先生。刘石泉说：“老大姐呀，这位姓曾，叫曾霖①，从延安来的，老军事呢，身上还留着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好多弹片，是我们这次起义的军事指挥。”接着又介绍另一个。那人年轻轻的，个子不高，听老刘说，他是个教书的，可是长得黑黑的，完全像个农民。老刘给我介绍说，他叫张伦①，是合川金子沱支部的，才做好了金滩、丈八滩的船夫们的工作，现在转到这边来工作。 刘石泉说：“老大姐，我们又要干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下子您又有用武之地了。” 我说：“是啊，这些年，真是把我憋坏了。再不动，我怕是真的连枪都不晓得咋拿了。” 他们几个听我这样一说，竟哈哈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的，说：“你们笑啥呀？我说错什么了？” 刘石泉说：“老大姐，怎么，还想去拿枪打冲锋啊？”我一听，心里就老大不高兴，沉下脸来说：“怎么，你们不相信我？” 老刘不笑了，说：“老大姐，我们要是连你都不晓得，还敢到这里来工作吗？不是看不起你，也不是嫌你什么了，王璞同志和我们都商量了，那些枪枪炮炮的事情，让你的亚彬和年轻的同志们去做吧。你呀，几十年来在这一片跑，熟悉情况，又在华蓥山上打过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仗，既有经验又有教训，总得给我们指点指点吧？别看我们老曾是位像模像样的风水先生，其实这华蓥山的风呀水的，都在您的心里装着呢。您要是不指点出来，打起仗来要是出了问题惹了麻烦，您可得负责任咯。” 几个人一听，都哈哈大笑。我也笑了，心想这刘石泉的嘴，怎么也和那刘铁一样，总是叫你无话可说。接下来我们就研究情况。刘石泉告诉我说：“眼下整个上川东地区的组织都开始清理。我们华蓥山周围的党组织，分成了第七、第八两个工委，除了当年你们的地盘之外，连合川、武胜、广安的地方也划进来了。您这些年没在家乡，不知道家乡的组织又有了发展。罗渡溪乡的尚用中学您知道吧？里面的杨奚勤①、徐庶生②等好几位都是我们的同志，徐庶生还是七工委的党支部书记呢。” 我想了想说：“我多年都在外面，这些同志又年轻，是不大熟。” 刘石泉说：“不熟也没关系，你现在的关系直接在我的手里，不和他们发生联系。他们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做面上的工作。你呢，回来之后，好不容易稳定下来了，就不能再暴露。有空带我和老曾到处去走走，熟悉一下情况。” 于是我带着老刘和曾霖同志，装着看风水的，去走乡串寨。在天宝寨，我给他们讲第一次起义时据守在这里打的那一仗，我们的队伍埋伏在什么地方，罗泽洲怎么兵败如山倒；到走马岭，我说这个地方进可攻河东的一大片村寨，退可守华蓥山上山的道路，是个战略要地；然后我们从阳合场的地界上山。 我一边走一边说：“这阳合场，守着上山的要道，历来被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可是这里的乡长王尧，从第一次起义时就和我们作对，一直是我们的死对头，现在还在这里当乡长，守着这山下的六个保的六十多支枪。我们一旦打起来，这里还真是个问题。” 老刘问：“这里有没有我们的人？” 我说：“有啊，老丁，是一九三二年的党员，一九三五年就跟着我们一起在山上，干得很不错的，还是个小队长呢。前不久才送我到大竹后山去过一次，手里有很多群众，也和大竹我们的队伍有联系。我们眼下正商量，要把一个叫廖自成的纸厂老板，弄上去当保长。这个人也是我们的老关系了，我们好几个人在他的纸厂里当工人，这些年一直没出过问题。”老刘一听说：“那好，叫张伦到这里来，做做这一片的工作。” 我带着老刘和曾霖，走一路说一路，讲一路的故事。在二十四个牛掉尾，我扶着那些长满了青苔的大石头，讲当年是怎样用石炮炸敌人的；在当年我们挖的隧道前，讲我们的人是怎样换着衣服从哪里出来再从哪里进去，就像戏台子上的曹操八十三万大军下江南一样走马灯似的，哄得杨森的人晕头转向。老刘和曾霖听得哈哈大笑，直说不简单不简单。 晚上，我们就找个有山泉水的地方，拣些树枝燃起火来过夜，吃着自己带的炒苞谷花儿和麦粑。山风在树林里钻来钻去地怪叫着，夹着野物的吼声，露水从树叶上掉下来，滴在身上冰凉冰凉的。老刘把他的衣服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我连忙又把衣服披在曾霖的身上。老曾一见，忙说：“联诗大姐，你别管我们，你现在可不比当年了，万一累病了，我们可是担当不起。” 我说：“曾霖大哥，要论年龄，你比我还大几岁吧？何况腿上还有伤呢！你天远地远地从延安来，是我们的军事总指挥，你要是病了，我才担当不起呢。再说我在这山里，哪个洞子里没住过，哪片林子没走过？只是当年和我一起钻林子的人，都不在了。” 山风吼得更厉害了，不远处忽闪闪的，亮着两盏绿灯笼一样的眼睛。我知道，那说不定是只野豹子站在那里，怕这火光，不敢过来。 天亮了，林间漫起了大雾，我们捧起山泉水洗洗，又往山上走。这么多年，我没到山上来过了，山间的小路，怎么就全被齐腰深的茅草遮得严严实实的，拨也拨不开。我们攀着山崖边的小树和茅草，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说，到宝顶，都是后晌了。 初夏的太阳，照着重峦叠嶂的华蓥山，那满山苍苍的树木和林间的小路，还有那些在林木和小路间时隐时现的溪流，都舒展在灿烂的阳光下，不时闪烁出几处耀眼的光点。一群鸟儿，从我们的头顶上呼拉拉地飞过，又在山林里惊起更多的鸟儿，汇成了好大好大的一群……曾霖看着，喃喃地说：“这就是华蓥山，这就是我们的华蓥山。真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啊。”说着突然一回头：“联诗大姐，听说你是诗画全才，来一首诗怎么样？来一首写华蓥山的诗！” 我笑笑说：“写诗我倒不在行，不过这画，倒是早就说过要画的。那一年，玉璧就说过，要我画一张华蓥山的春光图，不画桃红李白，也不画小桥流水，就画我们的战士闹春耕，要不画秋收也行。华蓥山上的秋天，也美，漫山红叶如丹，太阳一照，全都金灿灿的！玉璧还说过，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这里建农场，建罐头厂，建学校，这张蓝图也由我来画。”刘石泉这时插进来说：“老大姐，你们真是不容易啊！那么多的人，那么大的阵势，搞了那么多年，好多经验教训我们都用得着，要不是怕你暴露了身份，真该让你和我们的同志们好好讲一讲。” 曾霖说：“要讲的，一定得讲，联诗大姐不方便，就让我来讲。我们这次起义，面临的问题还多，最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都没打过仗，只凭着一股子的热情，那怎么行。我和石泉好好商量一下，要办几期训练班，就叫游击队干部训练班怎么样？” 起义的准备工作在全川加紧进行，下川东的彭永梧、赵唯和刘孟依他们早已在奉节、云阳、巫溪等地陆续打响，震惊了蒋介石，派去重兵“围剿”。紧接着，闹得轰轰烈烈的大竹后山的一工委，又因过于暴露而相继举旗，同国民党的政府军队公开对垒。有的同志一看四处都打起来了，头脑就发热，把我们地下党的内部报纸《挺进报》寄到了敌人大大小小的头目甚至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手里，进行“攻心战”。朱绍良一看大怒，立即下了“限期破案”的手令。于是行辕二处的处长徐远举在全市布下大网，出动大大小小的特务，以各种身分搜捕我们的地下组织。接着，一批批同志被捕，其中的一些人相继叛变，牵连了更多的人。不久，连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也被捕叛变了，他们两人在敌人面前“争功”，不仅供出了我们上下川东和川康地区的大批同志和领导干部，还供出了云南省委书记郑百克同志。六月中旬，刘国定带着敌人直赴南京、上海破坏我们的中央机关，致使我们的八个同志被捕。一个因《挺进报》失事而导致的大逮捕，迅速在全川乃至全国展开，前后受到牵连的达一百三十多人。形势骤然紧张，刘石泉告诉我，上面要求我们加紧建党和群众工作，准备在年底之前，举行全川大起义。我听了这话，沉思良久，对老刘说：“我们现在起义，党中央那边有队伍来接应吗？” 老刘想了想说：“原来听说有一支叫川干队的队伍，要和‘二野’一起从陕南那边过来，后来又听说不来了。不过听王璞同志说，现在各处的形势都很好，他还说大竹那边都算解放区了，要派文学家、音乐家来工作呢。我们这边完全能够独立开辟第二战场，发动大规模的起义，为解放区减轻压力。”我还是不大放心，说：“老刘啊，我没搞过这样大规模的起义，可是我知道我们从前的那些起义失败，都是有教训的。现在尽管我们利用‘好人团’和各种关系，做了不少工作，也发动了很大的一批群众抗丁抗粮，可是现在看来主要的还是在依靠上层人物，而这些乡长、保长和大爷、二爷们，一旦打起来是靠不住的，我们的第一次和第二次起义，就吃了这种亏。此外，我们原来还有一批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骨干，他们身经百战而且都能够独立指挥，个个都是打仗的好手，倒下一个马上可以补上两个。可是现在，我们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是从城市里甚至学校里出来的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战斗经验，就凭不久前曾霖同志来办的那几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出来的人打仗，恐怕不保险。另外一旦战斗打响，敌人的队伍就要开过来，我们如果守不住，往什么地方撤退？还有人马一拉起来，那么多人要吃要穿，后勤这一大摊子有安排吗？我们和周围兄弟队伍的联络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呀。要是不安排好就要匆忙起义，现在的国民党部队，可不比当年的军阀队伍。万一打起来一哄而散，再出叛徒，我们的麻烦就多了。” 刘石泉听我这一说，好半天没开腔，最后点点头说：“老大姐，你说的确实有道理。看来我们的工作，还要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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