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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俄共领袖和共产国际的官员对中国事态的逆转毫无准备。例如：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即上海反共政变前一周，斯大林还在说，没有必要试图去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共产党人需要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右派中有能干的军事领袖。整个三月，《真理报》都在鼓吹蒋介石不得不服从革命群众意志的老调。很难使人相信，斯大林等人事前没有得到中国局势的情报，他们就丝毫没有嗅出从中国飘送过来的大屠杀的气味来。也许事件的变化比他们预料的要快，同时也许由于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托洛茨基老早就预见过有大难临头。斯大林宁可怀疑任何消息，那怕是证实托洛茨基主张的私下流言。毫无疑问，斯大林用了很大力气要拉住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屠杀冒着生命危险三次支持革命军的上海工人了。这个消息像夺取了上海的消息一样迅速地传遍了世界。上海事件来得如此突然，不啻给莫斯科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一棒。共产国际和中山大学对政变事先都没有接到任何警报。四月十二日晚，我们举行了另一次集会，会上不是二十天以前的欢庆气氛，而是激怒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大厅。在我们每个青年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我们以极大的义愤通过这一项决议，致电武汉革命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电报说： “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帝园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反击。假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违背了党的原则和纪律，他们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屠杀上海的革命工人，从而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他们成了我们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有信心，得到我们工人群众和革命军队支持的国民党中执会和国民政府一定会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的斗争。我们确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 在电报通过以前，很多学生，包括国民党要人的儿子们在内，都发表了演说，他们走上讲坛严厉批判上海的“四·一二”政变。蒋经国是登台演讲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他那雄辩的演说赢得了全体学生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变的反映的文章中发表了这篇演说的情况，“……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这份声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全文如下：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他在中山大学学生集会上的演说和他所写的谴责他父亲的声明，可能是他年轻和受压处境下的产物。然而这一抛弃他父亲的行为却使他受到中山大学学生和俄国人民的尊敬。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而倒霉的是我们没有一个像蒋介石那样的父亲。“四·一二”政变后，我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不仅不再有俄国姑娘们向我们卖弄风情，而且我们到处都受到俄国人的轻蔑。俄国人不光指着我们喊“张作霖”，而且还给了我们一个新头衔：“蒋介石”。不久以前，他还被当作中国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家来赞美，而现在则被贬低到和张作霖一样的反革命军阀。我记得很清楚，莫斯科五一节筹备委员会原来准备在莫斯科五一游行队伍中，陈列一个大型的蒋介石模拟像，以向蒋介石表示敬意。中山大学为了庆祝五一节也给制了一个齐身的蒋介石的大画像。可是一接到“四·一二”政变的消息后，局势的突变使俄国人和中山大学学生真是像发了疯一样，立即把蒋介石的模拟像和画像全都烧毁。 经过这一切事态发展后，我认为中山大学学生很少有人感到中国革命的道路非依赖共产国际和苏联领袖们的英明领导不可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这种局面当然为对托洛茨基寄予同情的学生和教员改善了处境。他们可以提出托洛茨基的立场来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只有忠于国际派的强硬核心还敢于出来同他们辩论。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山大学获得了最初的冲劲，当时在推进托洛茨基事业的人当中，就有蒋经国。他经常在演讲台上露面，常常带着一堆书，从中引证来支持托洛茨基的立场。在这种会议上，每个演讲者只准讲五分钟。小蒋讲话好比机关枪，飞快地翻书，找到和宣读针对问题的适当引文，然后再讲，再找下一段引文。他是个出色的有条理的演讲者，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分配给他的时间。同时，他写了许多有力量的短文，张贴在学校的布告栏里。 我们将在后几章讨论中山大学托派的命运。在这里，我想先说一点。蒋经国并没有因为他公开拥护托洛茨基而受到惩罚，尽管有些比他讲得不那么露骨的人，尚且受到了粗暴的对待。相反，他反被从中山大学送去列宁格勒的一所军政学院学习。那时我们有些人猜想，苏联当局这样做是出于原谅他年轻，政治上偶尔疏忽。后来我才领会到，斯大林很可能是想把蒋经国抓到手里，当成将来同蒋介石可能谈判时的筹码。也可能是，斯大林仅仅是指望通过蒋经园来同孩子的父亲保持某种联系，以便一旦有事将来可以加以利用。在抗日战争中及战后一小段时间，实际上后一个考虑确实就是那么一回事，不过这不是本书在这里要谈的事了。 不管怎样，中山大学有许多在这一艰难的时期转而同情托洛茨基立场的学生，最后都成了托络茨基反对派的正式成员。但对于我们这一伙人来说，尽管我们的信心受到了痛苦的考验，我们还是忠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希望国际和俄国的领袖们确实从他们的错误中得到教益，在估量中国革命的要求和发展方面更加成熟老练。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天起，国民党的政策重新回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前的那种状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抉助农工三大政策突然中断执行。同样也从这一天开始，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清算陈独秀的软弱路线领导，奉行武装斗争的强硬路线。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后，共产党人在上海和其它大城市所遭受的一系列长达数年的失败，成为中共转变政策的决定因素，从以组织城市工人为主要任务转为在农村进行武装土地革命。他们形成了先占广大农村再逐个吃掉城市的军事战略。过了好久，正是这一战略，他们坚持应在全世界推行，以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摘自《莫斯和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文题是编者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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