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02


  母亲是个极善良的人,刚生下哥哥盛中国时,由于缺乏育儿经验,整天将他捂得严严实实,生怕他吹风着了凉,结果是反而捂坏了他的身体,使他瘦弱多病。隔年生下我,母亲就多了一些经验,因此我长得比较壮实。
  母亲虽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学习多年,但她却不崇洋媚外,既没有养成吃洋面包的习惯,也没有给任何一个孩子起洋名字。她和父亲给我哥哥起名盛中国,给我起名盛中华是面对当时的国力羸弱、政治腐败,面对中国人民惨遭他国蹂躏,爱国之情、悲愤之心使他们寄希望于子女,希望我们长大后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又陆续有了弟弟妹妹,我们兄弟姐妹总共是十一个,八男三女。
  母亲的多产也许与遗传有关,因为听她说外婆生育了十八胎二十四个(其中有几对双胞胎),旧社会医疗条件差,尽管外婆有钱,早早住进医院待产,但孩子还是夭折了不少;再加上她自己不愿带孩子,把他们交给奶妈(她是律师,又开绣花作坊,还喜欢搓麻将),最后只存活了五个。
  十一个孩子都是由父母二人亲手抚养长大,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与磨难。母亲最不愿听的话就是将孩子托给别人去带。她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也是不人道的,除非万不得已。因为带孩子是要付出很大心血的,没有善良的心和母爱是带不好的。孩子可能会受苦,受了苦也不会讲。
  记得我家是通宵不关灯的,因为只有这样母亲才能随时观察到孩子们的动静而便于照料。
  凡是孩子有病,她从不马虎,总是及时送医院。天再冷,人再乏,她一想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就会咬紧牙关立即行动,绝不会“等到明天再说”,因为她亲眼看到有些家长因贪睡而耽误了孩子的病。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儿童医院,一个男人抱着刚死去的儿子喊道:“爸爸来晚了,爸爸来晚了……”由于母亲的尽心尽力,孩子们才几次逃过了危险。我的小妹有次发哮喘病,脸憋得发紫,母亲马上抱她去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来一会儿就没救了。母亲积累了不少育儿经验,比如孩子吵闹可能是有病,不吵不闹、昏睡可能是病得更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我家最难熬的岁月,样样靠配给,半夜排队买菜的事她总不让孩子们去,要我们保障睡眠好好学习。常常是天寒地冻她就披星戴月悄悄出了门———而且是空着肚子,穿着单薄,那冷、那苦,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有次我回家度寒假,吃饭时父亲给每人分了一小块红烧肉,母亲见我吃完了自己那块还意犹未尽的馋相,就将她那块放到了我碗里,我当然不要,推来让去之后这块肉最终还是被我吃下去了———我含着眼泪吃下了它。望着母亲憔悴的面容,我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赚许多钱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
  那次我在家度假,有道美味佳肴是刮吃粘在锅上的奶糕,这奶糕是牛奶、奶糕、水和糖搅拌在一起煮给未满周岁的小弟弟的食物,煮沸后锅壁上常会粘附着一些,我不在家时这只锅子是大家轮流刮,我难得回家,他们就优待我了,这只锅子中属于我专享。母亲从来不吃一口,她总是这样,吃得最差,穿得最差,但劳务最重的也是她。
  我有一个学钢琴的弟弟,听到唱“那个新疆好地方呀”!看了宣传新疆是好地方的电影,就坚持要求去新疆“支边”。由于他身体不好,父母担心他身体顶不住,劝他不要去,可他坚决要响应党的号召,到医院动了大手术后身体尚未复原,就拖着虚弱的病体去了新疆。可是到了目的地,见到的是一片荒原,根本不像电影中那样牛羊成群,葡萄满架。但他没有气馁,积极劳动,吃苦耐劳,还当了队长。没想到文革中被人陷害,五花大绑弄得不知去向,先听说在做苦役,后来又听说被塞到了地板下……这消息使母亲昏死过去了七天七夜,后来弟弟在全家不遗余力的营救下才解救出来(他差一点被判了五年监禁)。
  在动荡的年代,我和我哥哥的孩子都无人带养,万般无奈之下,还是母亲挺身而出挑起了这副重担。“备战备荒为人民”时她还要去挖防空洞,每天都撑着,像一头牛一样地劳作。
  母亲很明理,虽然在孩子们不听话时也会打上两巴掌,骂上几句,但是不多。她很少盯着我们的缺点数落不停,她是身教重于言教的,训教也是适可而止。她说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有缺点也要慢慢改,改不了只有到社会生活的大风大浪中去冲刷。所以我们和她在一起精神上总是轻松愉快、压力不大。
  她尊重孩子们的隐私,从来不乱翻我们的东西看看有什么奥妙之类。不像有些家长,认为孩子是自己生的,他们的一切都要由自己管,不顾及对方的尊严与人格。
  祖父有病,母亲从不讲嫌弃的话。他大小便失禁,也是母亲亲自擦洗,只见她被臭气熏得一边呕吐一边擦,我们虽也对祖父好但没能做到这一步,总是站在一旁看着。
  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不少人,有人还克扣老人的粮食。母亲从不这样做,相反,考虑到祖父有糖尿病,还尽可能让他多吃一点。她总是从自己身上省、省、省,为每一个身边的人服务着、奉献着。
  母亲毕竟不是铁打的,过度劳累、缺乏营养、夏烤冬冻,使她患有多种疾病。但她总是撑着———被一个伟大爱心支撑着。
  在她的影响下,我们这些孩子个个尊老爱幼心地善良,长大后互相之间从没因经济问题闹过纠葛。
  母亲的爱心绝不仅仅是对家人,凡是有人有困难找她,她总是尽力地帮助。一次我见她将半盆米倒给一个穿着破烂拖儿带女的逃荒妇女,而我家当时并不富裕,可以说是很拮据;当她知道我班有个外地同学生病又缺衣御寒时,她就煮了鸡蛋挂面、拿出我们的旧棉衣裤要我送去。
  母亲绝不是个只会生孩子、烧饭洗衣的人,她是非常聪明智慧的。如果不生这么多孩子,不这么倾注全力培育下一代,她肯定是一位成功的歌唱家或钢琴家。

  看到她年轻时在学校获得的一大摞奖牌,我才知道她不仅在文艺方面高人一等,还在体育方面胜人一筹。
  母亲的多才多艺给我们影响很大。她不仅会弹琴唱歌,还写得一手端庄的好字,她文章写得又快又通顺;她喜绘画作诗,父亲常常和她一起切磋技艺。父亲也写得一手好书法———风格飘逸、气宇轩昂。
  母亲的事业是在子女长大成人、一个个参加了工作、她又带大了一个孙子两个孙女以后才开始的。虽然事业的开展是太迟了一些,但还是发出了夕阳般的光辉。她在近六十岁时开始演唱,虽然她身体虚胖,腿也走路不便,但那天生的玉喉和那显示技巧的精彩高音定位,常常博得满堂喝彩。1984年“盛氏小提琴之家”在广州等地演出时,她的独唱节目是最轰动的节目之一。人们祝贺她育儿有方,同时也钦佩她的智慧与毅力。
  她在演唱的同时还潜心研究教学,所教的学生有的考进了专业团体担任独唱,有的成为业余文艺骨干。有些在职演员也慕名来向她请教,她从来不保守,总是诚恳接待。
  有次我回家省亲,走到家附近就听到厨房里传出声声怪叫,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进去一看,只见有几个青年男女正围着我母亲在练唱。他们走后我问母亲怎么唱得这么难听。她说这些都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人,尽管不具备当歌唱家的条件,但她还是想满足一下他们的愿望,训练总比不训练好。这些人里有泥水匠、护士、电工、知青……他们收入低,没钱交学费找正规教师学,知道占用了母亲不少时间,又不收学费,练完声他们就帮做家务,有的洗衣、有的扫地、有的切菜……人多力量大,一下子就干完了家务。母亲看了也很高兴。
  我问她为什么不在房里练声要钻到厨房,她说是父亲受不了这种叫喊声———他没法工作。为此母亲特地买了一架手风琴,把学习阵地转移到厨房(我家厨房与住房隔一小段路)。
  可是问题还是有,没过几天我看到一位邻居匆匆来找母亲说:“朱冰同志,求求你们不要再唱了,我们实在受不了啦!”他是代表附近居民来交涉的。我母亲听到这话先是一愣,接着她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经过协商,只在下午三点至五点唱,而且是隔天。此后,每每听到他们练声我就忍俊不禁,因为他们一时找不到发音共鸣点,音又唱不准,不好意思唱,可又必须发声,只好鼓足勇气乱吼。
  从六七岁起,我就开始学钢琴、小提琴,可那时我并未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终生职业。九岁以后,我常幻想着、思忖着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我多是在工程师、画家、文学家、医生几项职业中选择着。
  以后,当我作为一名保送生进入了音乐学院附中后,我才意识到———小提琴,这就是我的终生职业了。我已再无选择余地,所以幻想也就终止了。
  在我十三岁时,参加了北京的音乐周会演,演奏的是沙拉沙蒂的“流浪者之歌”(殷承宗伴奏)。这是一首高难度的小提琴作品,集各项复杂技巧于一炉,乐意回肠荡气……我的老师———父亲,在教学上大胆创新,因材施教,使我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不仅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还初步驾驭了各种技巧。我的音乐记忆力特别强,悟性高,手指灵活,脑子反应快,所以在专业上一直是学校的尖子。
  我的哥哥盛中国也是附中学生,比我高一班,他在上一年参加了北京音乐周的演出,是由“红领巾乐队”伴奏,演奏了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他也是父亲一手教出来的。在当时的音乐刊物《人民音乐》上先后登有我俩独奏的照片。
  不久,父亲调到南京工作(反右斗争时,他差点被打成右派,一怒之下,他要求调动工作。原定调到上海,不知怎么到了南京),此后我从天津转学到上海。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