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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兵打仗固然要靠武力，由此而获胜也着实可贺。但这还不算是最善于作战的，正象孙子所说的，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上策。在直奉、直皖纷争中，张作霖可算是深得其妙的。 当时的局面是龙争虎斗，各展神通，除了比武力之外，还比计谋。最为显眼的是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了，三个人表面上都有一层好的关系，彼此之间也不公开地针锋相对，但暗地却相互窥测，或旁敲侧击，或声东击西，或指桑骂槐，无所不用。由此三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些小纠葛，而最终都是张大帅占了上风。 1922年，直奉两系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直系想凭借自己的鼎盛势力，推翻徐世昌为总统的政府，以便建立以自己的势力为核心的权力中枢。因此直系对当时的梁士詒内阁恣意地加以指责和攻击，尤其是以吴佩孚最为突出。他抓住梁内阁的盐余借款大造攻击舆论，揭发电报连珠炮地发，报纸上发的“吴秀才”的文章也长篇累牍，叫骂不休。梁士詒是张作霖推荐组阁的。当时的北京政府由张作霖和曹锟操纵，张作霖还被称为北京政府的“顶头上司”呢。 面对吴佩孚咄咄逼人的挑战，张作霖本想用武力加以反击，但一想经三年前当吴佩孚猛攻龚心湛内阁的时候，也正是直系对皖系发出作战的先声的时候。这一次，吴佩孚这次猛攻梁士詒内阁，看来是故技重演了，不过这次针对就不再是皖系而是奉系了。所以张作霖又不得谨慎起来，唯恐上吴佩孚所设的圈套。再说，他自己的兵力相对直系而言，还比较弱小，靠自己单独作战，肯定会吃亏。因此张作霖决定采取不应战的态度，任由吴佩孚随意地骂去。他仅以个人名义劝梁士詒鼓起勇气不要灰心，并电请北京政府公布外交真相以明是非． 曹锟及其兄弟曹锐也觉吴佩孚做得太过分了，一再要求吴佩孚切勿孟浪从事，但吴骄气正盛，根本不加理会。他们为了息事宁人，亲自跑到沈阳向张作霖解释说，攻击内阁是吴佩孚的个人行为，与他们兄弟无关。张作霖为了利用曹氏兄弟，也友好地表示他恨的只是吴一人，并不涉及自己的亲戚弟兄。曹锟与张作霖早已结为女儿亲家。就此，双方的关系稍有缓和。 但到了二、三月之交，段祺瑞从北京逃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北伐，张作霖看到了存在可以联合其他力量的机会，因此态度日益变得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人关。吴佩锟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曹锐于是恐慌起来，三月八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乞情。张作霖对他仍象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顾而言他”。把个曹锐满肚子的话都没机会说出来，憋闷得发慌，急得找孙烈臣打探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曹锐终于悟到了原由，然后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干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张作霖看到曹氏兄弟对自己还是真诚的，于是才出来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条件：（1）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2）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3）梁士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曹锐连称一定把这些转告其兄及吴佩孚。 这时，北京查帐大员董康提出了一件大参案，查出盐余借款中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吴佩孚抓到了这个题目，又大做文章起来，称赞董康为“包公再世”，并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财政总长张弧撤职查办。张弧是张作霖为控制北京政府的财政而推荐入内阁的。这样一来，张作霖也觉得吴佩孚欺人太甚了，总想得寸进尺。这时，他忍无可忍气得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究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如果没有，他就要代替他们兄弟重重地教训吴佩孚一下。在张作霖的盛怒之下，曹锐胆战心惊地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乱说乱动。 曹锟于是电召吴佩孚到保定面商重大问题，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曹锟一听更是火气大发，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将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佩孚一听吓了一跳，这样不是把自己推到孤立无援的地步上去了吗？于是，才松了一下口气，讨好地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曹锟见张作霖口气挺冲，怕会出事，在得到吴佩孚的答复后，即代吴拟就电稿干三月十日发出，向张解释说，“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按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最后要求张作霖不要听信谣言，以免上挑拨者的当。 张作霖看后，甚为满意，也就不再追究了。 在这一件事的处理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吴佩孚在通电讨伐梁内阁时，四面八方地打电报请求各省军阀予以响应。河南督军赵倜既是吴佩孚的假兄弟和假亲戚，并在吴的肘腋之下，却又惧怕张作霖，因此对于发电报一事感到很为难，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吴佩孚见他犹犹豫豫，很久不发电报，就严词督促，他不得已才发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电报，但为了不得罪张作霖，他又打密电向张解释说，这个电报是被迫发出的。张作霖看后会心地笑了笑，他决定再利用曹氏兄弟整治这个愚顽的吴佩孚。于是，不作声色地将这个电报照转曹锟，并附按语说道：“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吧！” 曹锟可能是感到自己对吴说得太多了的缘故吧,这次他也不再说什么，原样地把张的电报照转给吴佩孚，只是附带地警告他不要惹事生非。吴佩孚看了电报，既惧又气，随即派人到开封对赵倜大兴问罪之师：“这算不算是卖友行为！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听不听由你，几时强迫过你来！”赵满面羞惭地说；“我上了别人的当。我久想辞职，而老弟却要挽留我。以后我在职一天，一切唯老弟的命令是从。”吴佩孚就写信叫他迅速筹解军饷三百万，暗示这是一个将功折罪的条件。但赵的手下认为代吴筹饷，可能会引起军队的解体，尤其是在军队有欠饷没有发的情况下。赵倜于是把心一横，决定与山东田中王、安徽张文生建立三省同盟条约，准备兵来将挡，与吴对抗到底。 张作霖没想到自己这一招不仅能挫了一下吴佩孚的锐气，而且还能在吴的眼皮底下催长起一个肉钉子。他为此高兴了好几天，但不久后冯玉祥的事却更使他觉得有趣。 那是1925年的事。自从1924年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与张作霖两人成了北京政府的幕后人物，两人常常为一些利益而相互磕磕碰碰，而被他们抬出来作总执政的段祺瑞则早已失去昔日威风凛凛的条件而完全沦为了他们的傀儡。5月，张作霖为了实现自己的扩张计划，认定必须首先占领北京，于是向段祺瑞政府提出让奉军加派两个师进驻北京。段害怕自己因此而成为一个十足的政治俘虏，对张的这一要求坚决反对。张作霖除了向段打一个电报说，奉军开进北京已取得冯督办的同意算作交待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奉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关来。从五月二十一日起，奉军在京奉、津浦各线扣车运兵，兵车络绎于途，人心大起恐慌。对于奉军入关，冯玉祥原先采取忍让的态度，并撤出北京的部分防区让予张作霖，但此时奉军的进逼之势，使他再也坐不住了。为了探明奉军入关后的情况，他派参谋长刘骥到天津侦察奉军的动态。 刘骥到了天津后，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基本上摸清了奉军的布防情况，并详细地记录了下来，然后把它投邮寄往张家口。冯玉祥的总部设在那里。不料这封密信被奉军的邮件检查员查了出来，并转交给了张作霖。张作霖看了这封详细、准确地描述奉军驻防的信，大吃一惊，心里咒骂冯玉祥不是人，表面上不反对，却暗中在谋划对付他。该怎样处理这事，张作霖苦想了一番，来硬的不行，这只会给对方提供动武的借口，并使自己处于众矢之的位置上。于是他还是用老办法，不作声张，只在信尾上注了几个字，仍然封好发出。冯玉祥收到后，不禁吓了一跳。为了掩饰自己，冯玉祥连忙向张作霖作出解释说，这完全是刘骥的个人行动，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并忍痛撤掉刘骥的参谋长职务，以表明自己的心迹。但在张作霖看来，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措，不打自招，真是欲掩而弥彰。但他觉得既然已达到了吓对手缩回去的目的了，所以也就不再深究。这样他与冯玉祥的关系又不至于被弄破，还能讨个好人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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