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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为他运筹帷幄打天下。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及要员请了三次都请不动。是蒋介石决心影息政坛，归化为民，抑或是国民党方面的心还不比刘备的诚，所以还打动不了他。也许是，也许都不是，还是让他自己来说明吧。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在桂系的“逼宫”下，被迫宣布下野，并在上海发表了下野宣言。宣言称：“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国民之大业，荏黄不见发展。然武汉等同志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国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 蒋介石口头虽说“毫不踌躇”，但言辞间还是充满着沮丧、无奈和不甘心。此时的心情正如他在给宋美龄的信中所说：“今退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恢绝。……所谓功业宛如幻梦”。 蒋介石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乡奉化，住在溪口的雪窦寺。故乡的清山绿水，乡民们的纯朴热情，使他很快从失败的沮丧中摆脱了出来，那种不甘心，不屈服的劲头又涌起来了，连同那报复的强烈愿望。此刻，他身在奉化，而心已在南京。于是，他指示他的人不听从李宗仁、白崇禧的命令，令他们难堪。 在南京，拥护他的人，就迅速行动起来。胡汉民等“长衫佬”誓与蒋“共沉浮”，加剧政局的不稳。他的爪牙群起鼓噪，为他喊冤，要求速请蒋介石复职。李宗仁主持的南京政府几乎陷于瘫痪。连远在西北的冯玉祥也打来电报责备南京、武汉两政府逼蒋下台，他说：“北伐吃紧之时，乃党国要人不以国家民众为前提，精诚团结，一致对外，顾斤斤焉，而操同室之戈，徒使敌人张目，能不令人失望耶！”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五人联合回电冯玉祥，称：“一柱擎天，惟有此公焉！”。上海的买办势力一直支持蒋介石。他们是否肯为南京政府出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干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通过他们控制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孙科当了南京的财政部长，上海的买办不与他合他，政府财源受到了影响。白崇禧派张定璠当上海市长，虞洽卿控制的上海各商业团体联名请求民选市长，以示相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然效忠于他。 南京当局开始意识到蒋介石辞职带来的重大损失，这对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抗衡很不利。于是李烈钧等人遂改变态度，极力电请蒋介石复职。在蒋介石看来，这太早了。他于八月十六日致电南京婉拒了，他说：“中正自愧谫陋，无补时艰”，“清夜们心，益滋惶惑，伏恳请辞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之罪。”南京当局立即于十七日回电蒋介石，称赞他的电报“语重心长，哀而无怨”，劝他“不避劳怨，勉任艰巨，克速回宁”。蒋介石还是不动心。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经过几年的分裂对抗之后，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敌人，还是走向了统一。随着军事对抗的结束，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又产生了。最大的分歧就是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问题，为此汪派与桂系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双方都向资历深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友好，以拉其为己所用。因此，昔日门可罗雀的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在上海的寓所变得车水马龙，哄闹如市。结果汪精卫对西山派的奉迎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西山派还是站到了桂系的一边了。 9月6日汪精卫由武汉到达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宁、汉分裂双方都有责任，不应相互指责。还表示二届四中全会后，将亲到奉化请蒋介石复职，他自己将引咎辞职。9月9日，他到达上海，参加宁、沪、汉三方举行的谈话会。胡汉民因其曾到武汉追随过共产党，所以很看不起汪精卫，尽管汪精卫后来反共也不下子蒋介石。这次也拒绝了汪精卫的求见。汪精卫为了讨好胡汉民为代表的沪方，提议先在上海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并请蒋介石也来参加。蒋介石听说后，只是笑笑，他知道现在只是各派争斗正烈的时候，现在出去了，也会被纠缠得精疲力尽的。他要等到他们斗得疲惫不堪时，再出来收拾。于是蒋介石暂时告别中国，到日本去追宋美龄去了。 再说宁、沪、汉三方经过协商，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汪精卫及汪派大受排斥。于是汪精卫在李济深的邀请下，由张发奎派人接到了广东。李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巩固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和利用汪精卫的声望。以加强自己政治地位的需要，可是，不久，张发奎和汪派却联起手来，图谋将李济深和桂系逐出广东。李济深感到汪派在粤，总是祸根，想由桂系黄绍竑出面，把汪派及张发奎的第四军赶走。 正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打击报复检系，大搞联蒋反桂活动。他曾派宋子文到广东活动，与汪派密谋驱逐李济深及桂系出广东，把广东建成蒋、汪联合反对特委会的基地。宋子文还向汪派表示，只要汪派夺得广东大权，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即来广东，与汪合作，建立中央。当蒋从日本回来后，即电请汪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由于形势已变得对蒋有利，蒋来到广州去。改招汪到沪在宁、沪间煽动反对特委会，与广东的汪派相互配合。 汪精卫因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干是大胆地与张发奎密谋起具体的驱车倒桂计划。经过精心策划，确定张发奎在香港躲进幕后，汪精卫则以偕同李济深赴沪开会为名，把李济深引开，然后由军长黄淇翔出面举行兵变。十一月十六日，汪张按计划行事。 当11月18日，汪精卫携同李济深在上海登岸时，兵变已经发生，桂系在粤部队急忙向广西撤退，汪派掌握了广东的一切大权。李宗仁、白崇禧害怕粤兵进入广西，忙打电报给张发奎、黄琪翔，称：“桂军已全部返桂，请停止内战，等待中央解决”。李济深则通过拆斥顾孟余、陈公博与张发奎、黄琪翔串通一气，指桑骂槐地责骂汪精卫。这下南京的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反汪派一下子抓住这次事变攻击汪派，说汪精卫是共产党，这次事变就是他与共产党策动的武装起义。于是在上海、南京响起了反对汪精卫的一片呼声。 蒋介石看到这情景，心里直乐。这局面正是他所希望的。其实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计谋，他利用汪、张狠狠地打击了桂系，同时又使汪精卫处于众人指斥的地位。这样，国民党的大局桂系、汪派就没有资格去掌管了。于是，各派都向蒋介石求援，希望他尽早复职控制全局。蒋介石为他的复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广州事变后，汪精卫到处受到打击，蒋介石为了对付他复职的最大障碍特委会，决定再联合汪精卫。因此，他处处为汪偏袒。作为回报，汪精卫在反对南京特委会上很卖力。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十一月十七日的广州事变，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黄琪翔采取军事行动，是因为黄绍竑接受南京特委会的命令来到广州所引起的。把罪魁祸首转嫁到了特委会和桂系。 特委员的委员暴跳如雷。在12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汪派受到了西山派，桂系、李济深和反汪派的猛烈轰击。蒋介石暗自高兴，然后中间人身份出面禂停，力劝息争，称“为促成四中全会召开，应当捐弃成见”。争吵才渐趋平息。有趣的是在争吵中，双方都争着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十二月十日的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他说：“惟有请预备会议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了汪精卫抢了头功，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锡山、冯玉祥促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于是在这次预备会上自然而然地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这样，蒋介石复职的障碍—一特委会扫除了。 这下蒋介石可满意了吧，出乎意料，他并没有马上表示同意复职。在他看来，现在西山会议派，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是与他争权的对手，如果不把他们搞掉，就匆忙出山，必会陷入下野前的矛盾重重的窘况。于是蒋介石开始着手除掉对手的活动。 西山会议派，自持元老身份，很看不起蒋介石。为了挫掉他们的傲气，蒋介石与陈果夫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陈果夫在蒋的授意下，布置喽啰到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人，开枪者逃之夭夭。陈果夫的走卒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各地发动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又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西山派，并推它上被告席。西山派忙于应付所受到的控告，气焰顿消。蒋介石利用这件事，剥夺了西山派的一切发言权。 1927年12月11日，我党在张太雷、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这下子，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人又利用这件事，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蒋介石看到了这是驱逐汪精卫的绝好机会。 上次，蒋介石用得着汪精卫，为他解了围，这一次已用不着他了。于是，蒋介石决定用两派的手段来对待他。汪精卫为反驳诬称他为共产党，拼命进行了反击，但终究抵挡不住，被迫躲进医院，称病谢客。蒋介石看到汪已陷入重围，就故意出来解围，并致电黄绍竑、陈铭枢、陈济棠等人担保说张发奎不是共产党，还指示张发奎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协力反共。汪精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致电李福林，服从蒋令协力讨共。于是，在蒋、汪的导演下，各军阀奋力向广州反扑，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恶浪。 但这并不减轻汪的压力，吴稚晖等人反诬汪反共是“苦肉计”。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十二月十四日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十六日又令邓泽如、古应芬查办汪精卫等人。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遭拒绝后，白又亲自布置。这时，蒋介石看到驱汪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时离开上海。汪精卫无奈只好出走欧洲。 对于胡汉民，蒋介石对付得也很巧妙。十二月三十一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这时有意拖延，袒护汪派。这激怒与汪派势不两立的胡汉民。他们认为蒋反复无常，偏袒与共匪有来往的人，无法与他合作，表示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国民党中与蒋介石一样有可能问鼎国民党领袖的人就这样都被赶走了，蒋介石自然而然地成了唯一的候选人。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又通过整理党务案削弱其他各派的权力，把国民党的大权都操在自己的手里了。蒋介石的复职也在这次全会上完成了法定程序。至此，蒋介石才稍安下心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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