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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海郊区的安亭小站突然失去了往日平静，一下子变得躁动、喧闹起来了，一辆辆的汽车满载着工人直闯进站来。一时间车站里就聚集了好几千名工人，部分工人站、卧在铁轨上，阻止火车北上，造成铁路交通中断了31个小时。这些工人都是上海第一个激进的工人组成——“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成员。 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指示陈伯达处理此事。 陈伯达得到指示后，立即打电话告诉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的上海工人，指出：“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立即改正，立即回上海去，有问题自己解决。”为了便于解决问题，陈伯达决定派曾在上海工作过的张春桥回沪负责处理。 张春桥欣然领命，自从他调到中央文革小组后，就很少再具体过问上海的事情。这次重返上海对他来说，既可以重温一下旧日的感觉了，又可以与家人团聚，实在是一份一举两得的美差呀。 张春桥离京前，陶铸又再三叮嘱记住他不能承认“工总司”，张春桥满口应承。 11月11日晚，张春桥乘匕机到达上海。一下飞机，他不是先到市委、华东局，而是径直驱车前往安亭，先找王洪文、潘国平等几个造反派头头开小会，向他出示陈伯达的电文稿。第二天又召开大会，当众答应明天回上海解决问题。张春桥撇开华东局和上海市所做的这些事是完全违背中央精神和组织原则的，但这仅仅是开始。 11月13日，张春桥返回上海，参加市委常委会，对大会所作出的不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不承认“安亭事伴”是革命行动的决议，也表示同了意。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张春桥会后却又自行一套。下午他在上海文化广场与安事回来的工人座谈时，却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工人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安亭事件向主席报告了”。“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这是中央希望的。……上海的工人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应该创造好的经验”。“工人同志要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革命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认为要存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还在“工总司”提出“五项要求”上签字。 张春桥的话一传出，上海市委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市委第三书记陈丕显气愤地给陈伯达打电话，严厉地质问：“一个中央文革成员，究竟有没有权不同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商量，就在群众组织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五条上签字？还要不要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还算数不算数？” 上海市委不少人在会议上也当面批评了张春桥的两面派行为。张春桥脸不红心不跳地辩解道：“我组织手续并不完备，没有和华东局同志商量，也没有和市委同志商量，更没有和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因为来不及就下了决心。然后从文化广场回到我住处，才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了他。这样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认为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既然文革小组都同意了，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也只好勉强同意了。 但这件事情的“成功”，并没有使张春桥得到满足。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掌握、控制上海市委的大权。这一次行动既是他对自己的能力的检验，也是他夺权的第一步。他深深地知道按正常组织原则办事是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只有在乱中才能夺权。这一次承认“工总司”只不过是在为制造混乱创造条件罢了。 事情似乎也正按他的意愿发展，“工总司”自得到承认后，更加肆无忌惮，在合法化的外衣下，大搞揪斗、游行、炮轰、集会，冲击政府机关，上海开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看到这一情景，张春桥那奸瘦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心满意足地乘着飞机返回北京。 张春桥身是回到北京了，但心却时时向着上海，紧密地保持着和上海的联系。 1966年12月上海另一群众组织“赤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与“工总司”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本来“赤卫队”就是由于一些工人激于对“工总司”的胡所非为的义愤而成立的，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至少在思想上是这样。这次冲突起因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卫”）扣押《解放日报》引起的。“红革卫”认为《解放日报》贯彻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用他们编印的《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遭到拒绝后，就采取强硬的措施不让《解放日报》发行。“工总司”知悉后派出大批队员进驻报社，声援“红革卫”。“赤卫队”队员则到报社附近示威游行，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双方在报社门口对峙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这时，受江青指派到上海来的聂元样到“工总司”、“红革卫”中煽动说：“不要从《解放日报》社里轻易退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一听这从江青那里来的指示，造反派们更加狂妄了。他们把韩哲一、王一平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揪到报社进行批斗和人身迫害，胁迫他们同意《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发行。迫于形势，上海市委于12月5日在“工总司”的“四项要求”和“红革会”的“三项要求”上签字．“赤卫队”则被骂为“保皇派”败下阵来了。 “赤卫队”当然不肯善罢甘休，12月10日，他们劫持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使他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工总司”一看急了，他们第二天就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路线新反扑的大会”，会上强迫曹荻秋等人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承认“赤卫队”大方向错了． “赤卫队”12月23日也象“工总司”那样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曹荻秋签字承认“赤卫队”是群众组织，接受“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工总司”又如法炮制，胁迫曹荻秋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曹荻秋有如一个皮球被两个派别踢过来又踢过去，由于两方面都不能得罪，结果就不断地挨双方轮流踢，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人格尊严遭到粗暴的践踏。 “赤卫队”当然又不服了，12月28日一万余人开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地点静坐，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出面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对的。28日曹荻秋出来与“赤卫队”谈判。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他在静观默察，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出击。“铃……”身旁电话机响了起来，张春桥迅即抓起话筒。电话是马天永从上海打来的，告诉他，“赤卫队”在康平路抄了他的家。张春桥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连问：“你说什么？！”马天永复述了一遍后，他又问：“你是从哪得来的消息？”马天永说：“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张春桥挂上电话，略一沉思，脸上突然泛起了一丝笑意．他知道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明文规定：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赤卫队”抄了他的家，自然就是反革命了，那么“工总司”冲击“赤卫队”就是对反革命的回击，是合法的。张春桥决定借这一抄家事件来制造更大的动乱，让现在的市委彻底垮台，然后自己再回去收拾残局，既风光又体面。 想毕，张春桥马上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女儿，张春桥先是问抄家是怎么回事，他的女儿说：“‘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张春桥感到有点失望，眼看自己的希望就要落空了，但他又灵机—动，叫她女儿让妈妈接电话。这时张春桥已决定将错就错，以假弄真，他对老婆授以密意。从此风云突变，平地起惊雷。 第二天早上，张春桥的老婆马上改变昨天对“赤卫队”常委人员劳元一、戴定宪等人说过的“赤卫队”没有抄她的家的话，大声嚷嚷，说“赤卫队”抄了她的家。到了下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家”的号外，传遍整个市区，闹市处到处贴满了张家被砸的照片和张的妻子署名的《声明》。《声明》指责“赤卫队”违反公安部的法令，公然冲击我的家……，并呼吁上海的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随后康平路果然出事。“工总司”的队员乘着大卡车一队队地驶向康平路，潮水般地涌向市委。“工总司”如此慷慨听命于张春桥，完全是出于对张承认“工总司”的合法地位的报答。当时张春桥与王洪文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张春桥说：“是我张春桥在这次事件中签字支持了你们‘工总司’” 王洪文回应道：“我们‘工总司’一定知恩必报，一心一意拥护和支持您张春桥”。 “工总司”到达康平路后，在衡山饭店设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调集的人马有十几万人之多，把整个康平路围挤得个水泄不通。 张春桥又不失时机地给他的老婆打电话，说：“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还说：“对赤卫队要加强宣传攻势，瓦解他们，这样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了。” 这些话传到了“火线指挥部”，犹如点燃了火药桶。数以万计的造反派队员凌晨二点半开始向盘踞在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发动攻击，一时间“保卫张春桥”！“砸烂旧市委！”的口号响彻云霄，淹没了“赤卫队”“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双方短兵相接，棍棒碰击声，痛苦的惨叫声，撕裂的哭喊声，骤然响起。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赤卫队”投降，“工总司”占领了市委大院，砸了陈丕显、曹荻秋的家，“赤卫队”的负责人240多人被抓了起来，“工总司”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 消息传到北京张春桥那里，他一改往日严肃、寡言的情态，变得活跃、善言起来了，简直判若两人。我们从他1967年3月8日对山西太原市在京的代表说的话就可以窥见其神气的风貌：赤卫队进人康平路，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67年的元旦伴随着“工总司”的胜利而悄然来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发表文章说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全国人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看后高兴得就是用心花怒放也难以形容。因为这无异于为他实现最后目标——夺取上海市委大权提供合法的依据，他再也不必有什么顾虑了，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张春桥再也静不下心在北京呆着了。1月4日，他迫不及待地与姚文元飞赴上海，找到徐景贤等人，对他们说：“我们两个人参加你们一起”，“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然后又与徐景贤、王洪文具体策划怎样去夺权。 1月6日，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就以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市长、市委书记等几百名全市高级干部抓来批斗，宣布三项通令：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勒令陈丕显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彻底地垮了下来，停止了办公，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手里了。 张春桥掌握市委大权后，开始组建造反派的政权。他把这次夺权自比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把全市的政权机构叫新上海公社。后来他了解到毛主席将要组建北京人民公社，又把“新上海公社”改为“上海人民公社”。后来毛主席把张春桥找去，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还问：“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回来立即又把“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当然了，他的“公社主任”头衔也就变成“革委会主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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