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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北京城，正是气候宜人，景色秀丽的季节。天安门广场上正是一片人的海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正在等待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不久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登上城楼，下面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在领导人中还有一位颇引人注目，他就是自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因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等高校而受到点名批判的刘少奇。他虽被批判了，但职务还没有立即撤销，还是国家主席。也位于领导人之列的康生看到刘少奇站在一侧，不禁恶由中生。由他挑起的北大大字报矛头就是直指刘少奇的，可是刘少奇虽被批了，但还是没有倒，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气恼了。怎么办，如果刘少奇还继续在台上，他会放过自己吗？正当内心惟虑不安的时候，也在楼上参加检阅的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引起了他的注意，并由此而灵机一动。 康生悄然抽身走到休息室，拿出自来水笔，写下了一张条子：你们要尽快查查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然后将条子交给南开红卫兵代表，并鼓动地说：“你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一场害人的阴谋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红卫兵小将们有如获得圣旨，既感到高兴和自豪，又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狂热情绪迅速被点燃起来了。于是，他们立即召开会议，组成了一个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战斗队”。为了便于搜查档案资料，他们又连忙赶印康生的指示，发给战斗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拿着康生的“尚方宝剑”到处横冲直撞，到各单位去查阅、抄录档案，把保密制度抛到了九霄云外。 不久康生就亲自出马，向“抓叛徒战斗队”作了布置，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果不负康生所望，“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很快就呈了上来，而且还挖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叛徒集团”。可是康生感到失望的是他最需要的刘少奇“被捕叛变”的材料却一无所获。 所谓的“六十一人集团”是指1936年春被党中央从北平草岗子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六十一位同志。当时，日本将要大规模地侵略中国，平津形势危在旦夕，这时刘少奇向中央报告说，有一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过去表现好，据狱中传出的消息说，只要履行一个不反的“反共启事”捺手印就可以释放。抗日形势紧迫，急需大量的干部，而这些同志出来后可以做许多工作。刘少奇的报告是经过北方局讨论过的。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到报告后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 北方局接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开始营救活动。 华北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负责指挥。徐冰得到任务后立即找同狱中的同志有联系的孔祥祯。孔当时是伪满洲国一个大汉奸家的家庭教师。他通过因病保释出狱的魏文伯，找到了经常给狱里送书报的魏的侄子魏茂林帮忙，把写有北方局党组织的意图的信带进狱中。狱中支部书记薄一波接到信后，怕是敌人设的圈套，决定不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看到没有动静，又写第二封信，再次要求他们采取应付敌人的策略手段，履行出狱手续，尽快出来为党工作。并说：“这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不是常例。中央认为，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们见信后仍拒不执行，你们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为了使他们放心，信中还特意地强调；“对这次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 狱中支部经过认真讨论，为了证实这封信是真的，他们还通过另外途径，得到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中除了重申上述内容外，又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狱中支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执行中央指示。后来都顺利地出来了，许多同志还成了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七大”召开前夕，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又对他们审查了一遍，没有什么问题。 对这些事，康生也是清楚的。1943年他还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1944年还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称赞这六十一位同志说：“同志们！薄一波等同志从北平草岚子监狱被营救出来。这些同志在长达五年的监狱里，敌人用过硬的一手，这就是各种刑法，也用高官厚禄诱骗过，他们都没有动摇过，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后来，被中央营救出来的同志，在各战场上，也表现得很好。” 可是康生为了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不惜违背良心说瞎话。 在1966年9月16日，康生亲自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反共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 康生的报告下发给了全体党员，但执行起来很难。因为这六十一位同志出来是由中央决定的，而不是刘少奇个人决定的。这在党内许多人都清楚，现在康生硬说是刘一个人决定，不符合实际的。这明显违背事实的说，很难让信服。 康生也知道这一窘境，为了能使自己的论断成立，他使出了在延安整人时的招数，先让红卫兵小将去逼问张闻天。 张闻天一听问起那事，感到很奇怪，该怎么回答，他很是踌躇了一会。他知道当时正以批《清宫秘史》为由头，开展全国上下抓叛徒的运动，矛头直指刘少奇。如果此时推御责任，那么少奇同志“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良心和品格，使他认识到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呵。但此刻要说是中央研究批准的，那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也担待不起。张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案经过的康生写信，用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说此事回忆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请他查查文件。 可是张闻天万万想不到的是现在想要翻此旧案为己所用的正是康生。信当然没有回音。张闻天又写了两封信，也如泥沉大海。见红卫兵催得急，张闻天决定独自承担责任，答复红卫兵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并强调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张闻天以为对付过去了，但没想到1968年4、5月间的一天，两个自称是康生派来的身穿制服的军人在经济所审讯他时，严厉地训斥他说：你在这个问题上“把水搅浑了”，当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但张闻天严辞拒绝了他们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恼羞成怒的康生，过了几天就把张闻天隔离监禁起来了。 康生见不得手又转向安子文，以为这是个薄弱环节。他特地交待专案人员；“要善于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座上客和阶下囚，这是两张王牌，只要这个人患得患失、食生怕死，这两张王牌，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没想到的是，这安子文也是块硬骨头，他没好气地对专案人员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二十一年，也没别人说过刘少奇是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刘少奇是大叛徒。” 给果等待他的当然还是监禁。后来又审过几次，安子文还是坚持原来的态度，并严肃地说：“以后你们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我立不了这个功。” 康生连碰钉子后又转变策略，搞双保险。他以刘少奇在沈阳被捕过为由，要求另外再追查1927年“叛变”证据。为了找罪证，康生指使专案组把“六十一人集团案”的孟用潜，和1927年在刘少奇手下作地下工作的丁党群抓来审讯，两条线同时进行。专案组日夜围攻，轮番轰炸，从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折磨，经过一段时间的车轮战术，两人顶不住了，写下了违心的材料。可第二天清醒后，两人又写了声明，说那是假的，根本没有真凭实据。可是，康生既然收回去了，那管你什么真假，只要符合他的要求，那就够了，想再收回去，谈何容易。 康生在追查刘少奇“叛徒”材料的同时，对王光美也不放过。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江青早已妒嫉得七窍生烟，她这第一夫人都没有资格出国过，因此心里早已埋下了对王光美的仇恨。康生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于是去找江青商量。江青喜从中来。 “定叛徒不行，她没有进过监狱。”康生说。 江青说：“再想一想，反正得给她找个罪名。” 康生头脑一转，马上就说：“定特务。她在国统区，进过国民党的大学。完全可能是特务。” 江青醒悟似的说：“对、对，就定个特务，他们夫妻，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真是太好了，他们是逃脱不了了”。 康生然后派人四处去找材料，但还是一无所获。康生显得很丧气的样子。 江青蛮横地说：“没有材料也可以定罪名，康老你可以写个报告给中央。王光美就是美特、日特、国特、反革命。” 于是，康生炮制的罪名出笼了。 1967年8月5日，康生、江青组织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把这些罪名挂他们的勃子上。不仅如此，刘少奇还遭拳打脚踢，以至脸青皮肿，腰被打得直不起来，只能扶着墙慢慢地行走。可是，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康生一伙炮制的一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个决定不通任何正常的组织手续，事先没人来说过一声，也没有看到有关文字，更没有经过本人签字。刘少奇只有以愤怒的沉默来面对这一切不公乎了。是呵，此时谁又能让他说，听他说呢？ 会前，康生为了能使大会顺利地通过这个审查报告，也颇费了一番“功夫”。他知道内行的人对这个“报告”是能够看出其中的破绽的，为了预防有人反对，他想出了两招：一是进一步诬陷批判“知行情”的老干部；二是密切注视会上动态，一发现有人面露不服就施加高压。为此，7月21日，康生给江青写了一绝密信，开列一串“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名单，其中71％的人是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据此，有一批老同志被排斥不能参加会议。在开会时又把所谓“二月逆流”成员分散到各组，防止他们再度联手起来反对，并在各个小组会上对他们进行轮番围攻，逐个批判，会议的气氛很紧张。 在这种高压之下，会议按着康生们的要求通过了这份充满着谎言的“审查报告”。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含恨离开了人世。康生们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刘少奇会东山再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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