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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的日子，是真正艰辛苦熬的寒窗数载。在哈佛的中国学生，更是丝毫不敢轻言松懈。人家美国的学生，还能在接二连三的节日里找到轻松的理由。但是，圣诞节是人家的，独立日是人家的，感恩节也是人家的。而逢了春节，中秋，一个人兴致索然的，甭提应该庆祝一下，不要因此而伤感怀乡，感染了平静的情绪就算是不错了。还不若干脆埋头书本，深潜书城，至少还能落个清静。 这几个星期忙于赶论文，更是几乎把日期都忘得一干二净。 “夏，这个周末去不去查尔斯河看龙舟比赛？”教授忽然问我。 “怎么？哈佛和那鲁的划船比赛改在夏天了？”每年一度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仿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划船比赛是在秋高气爽的九月份，已有数百年的传统。 “不。这是真正的你们中国的赛龙舟。明天是你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节日，纪念那位名叫屈原的伟大诗人……”教授显然惊诧于我的漠然和无知，故意把“龙”（dragon）字加重了声调。 “哦？！明天是端午节？！”想起来那一刻我一定面红耳赤。心中一个劲儿地琢磨是否会让人产生遗祖忘本的怀疑。我记不得是如何嗫嗫嚅嚅解释然后道谢然后逃离的。定下心来还是不停地责备自己几乎成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穷酸落魄秀才，一个人唏嘘检讨不已。 等到心气渐趋平和，倒给自己找出些许开脱的理由。想想即使是我们呆在国内的同胞们，都已逐渐淡忘了这些传统的节日。不用说是端午，就是春节，中秋，人们也已热情骤减，漠然以对。倒是听说西方的一些节日，情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纷纷攘攘，铺天盖地，大有取而代之的趋势，来自媒介的消息声称，这些西方节日已成为而今商界市场促销旺销的最火的日子。对比而言，中国传统节日却渐趋冷冷清清。细细琢磨之下，的确颇属事实。可靠的证据之一便是每年国内亲朋好友寄给我的圣诞贺卡和祝福总在我反应节日即临之前赶到——即使排除时差的因素。况且，入乡随俗，忘却了东方的节日至少不像忘了祖宗和文化那般无药可救。 才觉得自己的罪过可赦，微微心宽。记忆中的许多沉淀已久的分子却开始浮动，麻木许久的神经有些松弛。教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独自坐拥偌大的一个空间，不免惆怅落寞，若有所思，若有所失起来。记不得哪一位新大陆的诗人写下的一首诗，有这么两句： 那些童怀梦求的期望， 而今。 却成了记忆中， 历史般的咏叹。 只是，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竟渐渐消磨了期待的激情。历史淡漠了，文化萎缩了…… 我的童年，大概就是在对这无数佳节的期待中度过的。除夕过后是元宵是清明是端午是重阳是冬至是又一年的除夕，如此岁复一岁，年复一年，总有数不清的期盼。记忆中翘首以待的倒不仅仅是每一年节日里各不相同的食物，更加陶醉和沉迷的是节日中某种说不清道不明原因却很让人激动的氛围——即使是后来长大，再后来求学异乡他国，这种很难忘怀的感觉还是会偶尔滋生。有时候闭上双眼，许多尘封已久的印象就会晃动成一幅幅基调迥异的柔铅淡彩：除夕是温馨的，元宵是狂欢的，清明是悲哀的，七夕是凄凉的，中秋是喜悦的，重阳是健朗的，冬至是怅惘的……端午，端午是什么样的呢？ 说起来可笑，虽然生在江南，长在江南，我却从没有机会去江边看过赛龙船。 我的老家是在浙西金衢盆地的中部。钱塘江的支流衢江流到这儿分成了两支，中间冲刷出一块狭长十几里的孤岛，等到两支溪流再汇合时，它就唤作兰汀了。当年南宋偏安杭州时，李清照就曾滞留避居在这一带多年。小的时候读她的《武陵春》，吟到“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时，我总怀疑双溪就是迂折环岛的这两条溪流。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溪上总停泊着一条条破旧的小小的蚱蜢舟，在岁月的风吹雨打之后透露着沧桑。其实双溪也曾载过各色的龙舟。祖父就曾无数次给我描述过他年轻时候，在双溪上参加龙舟大赛的美丽往事，每次听后，我只好带着淡淡的忧伤，失魂落魄般地，对着愈来愈窄的溪流发呆发愁。 倒不是记忆里的端午节都是如此失落的。有好几个端午节，我也曾和祖父远涉到邻县看地方戏。我第一次听到屈原这个名字，知道端午节的由来就是缘于那时候看到的一出戏。戏的具体内容情节早就淡忘模糊了，只记得扮演屈原的演员袭一身白衣，边走边吟，待到唱道“宁溘死而流之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雍君之不识”。观众中有很多人跟着一起吟唱，轰动的效果和壮观的场面甚至远胜后来见过的大腕歌星的演唱会。但之所以记住了这句辞，却主要还是因为祖父无数次不厌其烦的解释。那时是我祖父刚刚平反摘帽的几年。于是乎，每次看戏，祖父总是唱得格外投入动情，甚至好几次泪光点点。回来的路上，他便和我不停他讲屈原的故事，并时不时加插吟咏一两句楚辞。 那时候我的年纪毕竟大小，还无法领会为什么一个投江的诗人会得到百姓如此深沉而持久的爱戴和感怀。祖父说得怅然，我则听得惘然。等到长大以后，连自己也开始感受祖父一辈的心境情结时，早已是身在故人已逝，知音难觅的异国他乡了。倒是从那时候起记下了祖父常常诵吟的那句楚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且一直伴我走过了我的冥顽髫龄和蹉跎年少。 后来，我走得离江南越来越远。河滩上万人攒动，河面上千舟竞渡，锣鼓喧天的场面在电视电影中倒见了不少，但却从未有机会亲历。等到漂洋过海地来到这片新大陆之后，想尝尝喷香可口的正宗粽子，甚至也几乎成了奢望。偶尔在唐人街的超级市场的冷库冰箱里，发现了印有“粽子”两字的食品，类似的粽叶，只是不同的形状。但更令人诧异的是待煮熟剥开之后，见到的却不是想像中的糯香四溢，肉味馋人，而是一截儿黄黄的香蕉泥。失望之余，不禁埋怨我们这些被称作“香蕉人”的异乡同胞们的粽子改良工程胆子过大了一点。忿恨归忿恨，静下来细细想想又颇觉同情、理解他们追求省时省事的现代食品改造创举：在这后现代的都市社会里，谁还有如此耐心坐下来淘洗一下糯米，调配一下肉馅，包裹一种倾注了很多感情浓缩了很多精神的食粮？而且中国己远，更何况怀念那么久远的屈原？ 想想自己，在祖父离去之后，端午的记忆链便断了。偶尔询问起老家的人，知道现在连看一出地方戏的机会都很少了。我不由自主地长叹一口气，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呆呆地独坐遐想那遥远的一个个热热闹闹的端午节的景象…… 但是，今天，在远离了江南千重山万重山的另一个大陆，我却见到了我童年曾经期待神往的场景。 查尔斯河两岸，是人的海洋，是车的海洋。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数十条龙舟正齐齐整整地停在启航线上。打听之下，方知其中的几条龙船队伍竟远道自加拿大而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一条魁北克地区的船队，所有队员包括鼓手，是清一色的巾帼英豪。“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字？”独步的屈原若知有异族的湘夫人们相随，该会如何涕泪交加，百感交集。想起他无数的后人也曾回应过他无奈的质问：“天涯何处无芳草，”、“大丈夫志在四方”。然而即便他们的豪言是那么干脆痛快、掷地有声，他们远行的步履却总还是那么蹒蹒跚跚。尤其对我这样似乎将天涯走断的游子来讲，总觉得这些豪言有些勉强。还是剑桥市长的致词一语中的，“希望来自东方的人们找到记忆中的时光，希望西方的朋友发现无穷的乐趣，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屈原的伟大，无论对谁而言……”枪响之后，七八条船如离弦的箭。锣鼓声，号子声，桨拨水声，助威声，人声鼎沸。忽想若借我一支张泽端的画笔，我该能描画出一幅“端午上河图”。只是汴河换作了查尔斯河，赶集的不再仅仅是黄皮肤的中国人。 一股久违而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我才发现河边草地上排开了长长的一溜卖粽子的摊子。或许是生意太好的缘故，要想一饱口福还得自己动手。不过这倒更吸引了游人，挤挤地围着小车摊，好奇地想学学包粽子。 我颇具职业水准的身手一下子就吸引了旁边一位青年，他好奇地向我讨教原因。我不无得意地告诉他我来自发明粽子的地方，赛龙舟的故乡。谁想他竟有些激动地睁大双眼，冒出一句：“你真的来自屈原的故乡？”（You are from Qu Yuan’S home town，Really？） 攀谈之下方知他来自意大利，叫杰瓦尼，在哈佛学习东西方文学对比专业。“你们的屈原和我们的但丁，是我最尊崇的两位诗人。真的。”他特认真地说，生怕我不信。意大利人尊崇但丁，我早深有体会。那年游览意大利佛罗伦萨，当地的人一说起但丁和有关他的故事，总是透着难以言表的兴奋。记得带领我们参观佛罗伦萨大教堂的一位老向导，对着多米尼哥·米开林若画的名为“但丁和他的作品”的壁画，越说越激动，竟高声吟起了但丁的诗来。只可惜我不能明白诗的内容，然而单是那韵味有致的语调，还有老人家极具感染力的表情，就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祖父吟诵楚辞时的一幕。 但丁和屈原，都生活在一个过渡性的时代。欧洲的中世纪末叶，也正是文艺复兴的前夜。但丁就像是那长夜的指明灯，照亮了罗马的天空。在从中古文明向近古文明过渡的道路上，但丁用他执著炼狱的勇气谱写了一曲曲神曲。和屈原一样，他在和罗马教皇的对抗中过着长期的流亡生涯。也正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写下了无数流芳百世的诗篇。尤其他那篇生命的啼唱——《神曲》，将生硬的地方方言变成优美的文学诗篇，使意大利的人民拥有了自己的美丽语言——就如屈原的《离骚》赋予了楚人自己永远的声音一样。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是最有生命力的，而且愈久愈强。我在意大利旅行的那段时光，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意大利人民对他的崇拜和至爱。 杰瓦尼和我谈起他的中国之行，告诉我他特地去了屈原的故乡。“中国真美。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在屈原江上淘金，还有人说屈原是因奸情暴露而被扔到江里的……这在意大利是不可能发生的。”午后的阳光有些毒烈，耳边传来嘈杂的声音有些刺耳。我感到脸发烫，心发慌。抬头望过去，河面上，一条条龙舟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我是相信他说的话的。意大利的人民对历史景观的维护的确很尽心，并不仅仅是对他们爱戴的但丁而言。忽然发现，但丁还是幸福的，尤其对比屈原而言。 前些年已听说了许多报道，声称汨罗江中发现了金砂，于是一股淘金的热潮将汨罗江江滩和河床弄得乱七八糟，江心耸起了无数沙丘，而竟有联想丰富者称之为“汨罗山”。看了这则报道我不禁暗暗苦笑无言。世事沧桑，我曾担心有一天，不知哪位智者忽然突发奇想，编写一出《屈原淘金记》，诬言屈原是因奢想淘金致富而不幸葬身江中云云……而不甚明了历史的国际友人们，以及不愿回首历史的后人们，谈笑戏说，看得津津有味，轻松怡然之余就忘记了历史，曲改了史实。 不想亦罢。还是让我们在视野模糊、脑袋发热之前，走人端午，走近屈原，走进历史，哪怕是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一步。 屈原所处的年代，是七国纷争、群雄并峙的时代，是中国从诸侯分据到渐趋统一的前夕。 七国中最强的是秦楚齐三国。西方的秦国，自秦孝公重甲商勒实施变法，同势日强。而民同十辽阔，又无外同骚扰，渐成第一大国。东方的齐国，齐咸王起用了邹忌为相，大力发展渔盐水利，又重用孙膑整顿军队。虽然燕国三十五年旷日持久的战争影响了它的强大，但国力依然鼎盛。而南方的楚国，楚悼王曾用由魏人楚的吴起为相，实行社会改革，国力一度在各国之上。后来楚悼王驾崩，殃及吴起也被杀害。楚国朝内尔虞我诈，国家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国力日衰。 屈原就是在这样一个楚国的背景下诞生的。而且他又是在寅年寅月寅日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出生，对于以虎为图腾的楚国人来说，屈原的降生是带着使命而来的。天才横溢，学识广博，理想高远，情操圣洁又感情丰富的屈原，也的确很快博得了楚怀王的信任。楚怀王十一年，苏秦约六国联合攻秦，怀王为纵约长时，授屈原左徒的职位。这是一个仅次于丞相的职位，负责参与大政，编制法典，可谓赫赫。屈原当时年仅二十六岁，他的雄才伟略和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才刚刚崩发。 但是，“枪打出头鸟。”年轻气盛又颇固执的屈原，雄心勃勃他说服怀王建立法制，并提倡“举贤授能”，任贤唯用，“实施美政”，有计划地培养人才。在外交上，则主张推行联齐抗秦的策略。新制度的出笼总会遭到许多旧势力的反对。况且屈原的改革又如此来势凶猛，影响了一大批官员的利益。于是一大批官吏站出来了，千方百计编造屈原的坏话，群起而攻之。 楚怀王开始迷惑和动摇了。当初他就对“法制”治国颇存怀疑。觉悟“法制”的社会终将削弱王权的独裁统治。而且“一个人的谎言是谣言，一百人的谎言就成了真理。”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一幕又重演了：楚怀王终于完全放弃了他的政治改革，约纵抗秦的构想也濒于流产，改革的主将屈原被贬为三闾大夫，赋闲在家。 郁郁寡欢之中，一部流传千古的《离骚》诞生了。 也许我们数千年来的无数文人墨客应该要感激楚怀王，感谢那群散布谣言、刻意中伤的官吏。要不是他们的一手策划导演，一部影响千古的宏伟巨作将从人们的视野消失，一首首亘古不朽的诗篇将成为盲唱。中国的诗歌史将会断裂，中国的文明史将会失去坐标，中国的文学发展史将会改道。 而写《离骚》时候的屈原，正站在人生最严峻的路口，身前是君上对他的误解和冷漠，身后是谗佞小人们的冷枪暗箭，心中是压抑和郁闷的愁结。“没有龌龊的灵魂，圣洁就不会那么引人注目。”说这话的古希腊哲人大概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历史的话剧有时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楚怀王和他身边的这群小人们，两千多年后，和诗人英雄一起，一同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正如英雄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也成全了那个朝代。 我有一位专攻中国史的朋友告诉我，他曾经颇专注且饶有兴趣地研究过这群人物：一个昏君加一大群佞臣是产生另一个英雄偶像的必要前提。说得证据确凿，听来惊心动魄。李白如是，岳飞如是，苏东坡如是，文天祥如是，戊戌六君于如是……进一步的总结是昏君的特征总是“轻信谗言，误用小人，出尔反尔”；而小人佞臣则种类多多：论手法，不外乎笔伐口诛，搬弄是非，尽一切可能引起当权者对英雄的反感。论起因，若官位更高的则是惟恐他人后来居上；若居低位者则大都抱着“混水摸鱼，逮着机会就上”的念头；最激烈的攻击则往往来自于平辈、平位之中，而个中原因又恐怕不是单用“妒贤嫉才”所能解释。上官大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屈原整改宪法的时候，上官大夫曾试图抢夺宪令的草稿，屈原没有给他，他就一直怀恨在心。于是，他对怀王说：“大王让屈原制订法令，没有人不知道，但每一条法令制订完成，颁布出来，屈原就自夸其功，认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做得出来。”他想尽量强调给怀王的一点是“屈原说我们不行也就罢了，他是说连大王你也比他不上呀。”这种话颇有些仿佛低智商的小孩向人告状，然而对楚怀王这么一个犹疑寡断的君主来说，这也就很能产生效果了。从尧舜称帝至战国时期，臣子篡夺王位的事件己屡有发生。上官大夫说这话时目的清楚可见，就是要置屈原于死地。幸好楚怀王没有那么残暴，只是削去了屈原的官职和实权，将他闲置起来。 但是，从此，屈原凶险困恶的人生之旅开始了。 如果说内讧还不足以将屈原除去，那么再加上外来的挑拨、唆使，终于，屈原被放逐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张仪是造成屈原悲苦一生的一个重要角色。正是张仪上下活动，收买了楚国的大小官吏，又轻易地哄骗了怀王，从而帮助秦国除去瓦解联合抗秦盟约的最后一道障碍——屈原。张仪的做法，在今天看起来，也许不能算得上高明。但仔细总结一下，却发现大有文章。首先，他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嘴，这是那个时代的名士辩才们走南闯北的资本。我在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听过几堂课，发现现代的律师们所学的无非是我们祖先的那些招式。一个好的，或者说精明能干的律师，不单单要善于陈举事实，滔滔不绝。摆事实讲道理只是一个很低浅的架子，想要障蔽人眼还需要营造出一个更高更空的构架来。这一点，我私下认为美国的律师最深谙此道，通其要领。这也许也是而今美国的政治高位大都由律师们盘踞了的缘故，包括现在克林顿夫妇和戈尔。张仪对秦王说，“楚国如果能与齐国绝交，秦国愿以商于之地献给楚国。如此一来，北方削弱齐国，西面与秦国联盟，又扩大了楚国疆土，可谓一举三得”话说得多么动听，然而“商于之地”是假的，“削弱齐国”倒是真的——可是唇亡齿寒的道理，楚国人大概是在秦灭齐国之后才彻底恍然大悟却悔之晚矣。楚怀王就这样开开心心地掉进了张仪的绣嘴里，先断绝了与齐国的联盟，并且置相给张仪。张仪之所以在战国名士辈出的年代脱颖而出，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一张绣嘴，更重要的却是精通“厚学”的高手。张仪之“厚”由几件事可以看出端倪。楚怀王上当之后，还天真地派将领跟随张仪前去咸阳收领“商于之地”。车队将要进城，张仪突然从车上滚下，从此称病，三月不出。楚怀王眼巴巴地等，终于等得有些耐不住了派人去问张仪。张仪便让人回话说：秦国认为楚国和齐国断交不彻底，有藕断丝连的嫌疑。利欲昏头的怀王为了表明诚意，又派勇上去齐国辱骂齐王，终于激怒齐国，决定绝楚而合秦。张仪这才出来为闹剧收场了。他对幼稚得真想准备收领商于之地的楚将说：“为什么不去收地？从某地至某地，方圆数百里你们有能力去收领就行了。”脸皮之厚，譬如李宗吾所言：超越“厚如城墙”而达“厚而无形”的最高境界。张仪的八面玲珑，还在于他“善贿”。他每去一次楚国，便想方设法贿赂重要人物。尤其靳尚，张仪知道他贪婪且圆滑，每次都重礼相送，可谓用心良苦。后来楚怀王对张仪恨之入骨，答应愿用汉中之地换张仪的人头。张仪成竹在胸，竟然愿意赴楚，且对秦王慷慨而言：“以一个张仪而换取汉中的广袤之地，我张仪死也体面。”其实他是有备而去。对靳尚的投资在这时候得到了回报。靳尚想所谓“投桃报李”，当年张仪给我多少好处，如今他身陷囹圄，我当然不能袖手旁观。贪污腐败的人最初总是有着一些看似善良和颇带人情味的考虑，打通关节要救的是人，遭受损失破坏的则是国家。靳尚对楚王的宠姬郑袖说：“如果我们不主动先放了张仪，秦国就会用上千美女来换取他，那样你就会有一大堆争风吃醋、竟爱争宠的敌人了。”这种事情中女人往往就是最后打通关节的要害。于是，在宠妾的一通柔言蜜语后，张仪完整无缺地逃出了楚国。 写这些故事的时候，才发现历史就是这么可笑。为了自己的一时怨气，楚怀上们可以割让国土；为了自己的一点私交，靳尚们可以阻挠国家的计划；为了保住自己的一点受宠的地位，郑袖们可以捐献国家的利益。几千年来，换了时间换了地点换了出场对象，但故事的情节却几乎雷同。国家在这些人的手里渐被蚕食，而这种势力难以觉察且徐缓徐进。正因如此，它的危害更为可怕，它的后果更加不可预见。楚国的渐渐衰败，亦便成了自然的趋势。 而此时的屈原，正无奈地看着自己的祖国渐渐衰弱，孤独地向遥远的南方、更南方踟躇而行。他的热情己渐渐熄灭，他的心已渐渐灰冷。 我无数次地听人议论起屈原为什么不得志于楚国而不跑到别的国家去的原因。按理说，屈原应当是很容易走的，而且以屈原的博识修养和受人敬重的人格，在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他应该是不至于抑郁不得志的。无数像他这样的名士们都纷纷游走四国，“此处不留我，自有用我处”，这在当时，极其普遍：像孔夫子，本是宋人却流居在鲁国，在鲁国不得志便周游各国；孔夫子的弟子孟轲，也是由齐国到梁国再到宋国，走遍了各个国家；再如荀子，也是由赵国到齐国再到楚国，最后终老于兰陵。那个时代就像现代社会一样，只要你有知识技术又有工作经验，还有文凭，走到哪里都是一个热香饽饽。朝秦暮楚是极其普遍的现象。屈原什么都不缺，他有满腹的经纶，又有治理大国的经历，头衔也曾赫赫，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甘愿抑郁不得志却一直留在楚国呢？ 首先以屈原的性格和人生追求，他是不屑于张仪的这种做法——从他极力主张诛杀张仪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对张仪是极端鄙夷的。而且，屈原对“厚黑”之道，可以说完全一窍不通，这点甚至后来在他的后人项羽那儿都可以找到佐证。项羽兵败乌江，完全有再翻身的机会，但他骨子里就有些秉承了他楚国先人的遗风，以至于在一片楚歌声中自刎而死。所以，与其说屈原沉溺在痛苦的深海里寄情辞赋，也不愿另仕他途，还不若说他宁可为了理想而燃烧自己。 历史上有评论他的“愚忠”和“迂腐”的不少文章，我不敢苟同，也不愿苟同。还是我那位研究中国史学的朋友，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理解得透彻。他说他自己在国内时坐办公室，目的无非也是为了找个清静的地方安心研究点东西。但总有那么一些人，看见你出书了，看见你升职了，先是背后议论指责，说三道四，渐渐地就发展成故意为难、刻意设障。清静当然不能指望，连做点事情还得提心吊胆。狠了心就跑到国外留学。先是欧洲，然后美洲，十几年下来，倒是不用再去纠缠不清复杂的人事关系，但心里总还是觉得缺少了什么。想来想去，最后感悟离开了中国土地，炎黄的子孙，很难再生出更多的激情和灵感。 他告诉我，他是从屈原那儿找到这一点共鸣和灵感的。想想中国几千年的文人们也真够辛苦的，总是在这种前进和后退、执守和放弃的抉择中分了精力，乱了方寸。“沧浪之水清兮，可以催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催吾足”。一代一代的中国文人在洗涤自己的灵魂同时，也在净洗着我们的社会。 屈原走着，向着南方踟躇地走着。他边走边歌，所有的苦难都换作一曲曲感人肺腑的楚歌。“悲之哉秋之为气兮，僚栗兮若在远行”。走得离楚国的都城郢部越远，他的心就越迷惘，终于他走到了湘水江畔，汨罗江蜿蜒地横亘在他的眼前。他的背后，是一片已经濒临破碎的故土家园，他的无数饱受苦难的人民正在吟诵着他的风骚楚辞，面前的江水仿若在他心头的涟漪荡漾，他纵身一跃，投入他心灵如水的一面明镜。 一部悲壮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学史，在屈原的跳江殉国之中拉开了序幕。二千多年后，它又将在另一位文化大师王国维的投湖祭朝之中徐徐落幕。 汨罗江，我倒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凭吊一下——或许不去更好，至少留着一点理想的色彩和想像的余地。颐和园的长廊我倒是不知踏过了多少遍。昆明湖水光潋滟，平静如镜。但每一次走在湖边，我都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历史有时候又是公正的。 屈原的一生，最后等到的虽然是楚国的破灭和秦国的胜利。但是他高洁的行为，他的二十五篇宏伟美丽的歌辞，永远地激励着他的后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终于由楚人的后代项籍、项羽得以实现。秦人只是暂时性地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拥有了屈原的楚人却在更高的精神层次上取得了永久的丰收。尤其屈原的楚辞，最终不朽成为中国文字、文学的代表，永恒成为炎黄子孙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落脚点。两千多年过去了，人们一如既往地纪念着屈原，惦记着他逝去的端午。有一位屈原的后裔，在远远地离了湘水楚地，云梦川泽之后，深情的目光投向那片山山水水： 有水的地方就有龙舟 有龙舟竟渡就有人击鼓 你恒在鼓声的前方引路 哀丽的水鬼啊你的漂魂 从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声 从上个端午到下个端午 湘水悠悠无数的水鬼 冤缠荇藻怎洗涤得清 千年的水鬼惟你成江神 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 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 汀芷浦兰流芳到现今 亦何须招魂招亡魂归去 你流浪的诗族诗裔 涉沉济湘，渡更远的海峡 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 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 你就在歌声里，风里，水里 余光中《漂给屈原》 如今我就成了那无数诗族诗裔中的一员，渡了更远更远的海峡。在一个又一个端午的斜阳余晖下，徘徊在异乡的汨罗江畔——查尔斯河上，竞赛龙舟的人们，仍然挥汗如雨，余兴不减，鼓声和“哟嘿”的号子声中，黄皮肤的，白皮肤的，黑皮肤的，都在歌咏，歌咏着一个不朽的灵魂，延续着一个永远的端午。 一九九九年端午节·剑桥·哈佛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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