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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大雄并不了解前面发生武斗的具体情况，只听的奔逃回来的队伍人员描绘血淋淋的情景场面，明白自己的队伍是遭到了一场有预谋有准备的突然袭击，完全处在一种被动挨打的境况之下，心中叹息回锡前的计划会议上，所有的与会者都只谈如何利用返城游行之机大造舆论的锦囊妙计，却无一人谈到预防对方突然袭击的措施办法。他扳着脸对蔡国柱说：“我很失望，我们是抱着大联合的动机、凭着军管会绝对可以安全返锡的保证，和平返回家乡的。如果贵军确实想按毛主席“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指示精神，真心实意地促进革命大联合的话，一是要立即安排救护伤员，二是必须追究九·一九这一新的暴行，对策划者和凶手作出严肃处理！”说完，他朝曲湘川望了一眼，一下推开车门，钻出蔡国柱的吉普车以示抗议。曲湘川犹豫了一下，对蔡国柱说道：“希望你能理解老奚的心情。”说完也随之拉开车门下车。蔡国柱朝司机挥了挥手：“走，我们前面去看看。”小车就“呜”得朝大批人流仍在朝这边溃退的方向开走了。 奚大雄同革联指几个头头临时聚在一起一合计，觉得返回去硬拼肯定要吃亏。只好临时改变原定穿过市中心的游行计划，除派出一部分人去前面抢救伤员外，其余的溃退人员同后续队伍并在一起，走环城马路去原定的驻地。他的心情很纷乱。然而这种纷乱的心境，却并不完全是这一场突发的武斗所造成的。事实上，从走出火车站月台的第一刻，他的心就乱了！他日思夜想的凌漪，没有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尽管有公司里的同事告诉他，凌漪已经获释。可是，在迎接他的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中，他就是看不到那张嘴唇一动就会显现两个酒涡的鹅蛋脸来。他的心抽紧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他的心室！ 与奚大雄相比，武遥似乎要幸运得多。 脚尖刚一踮到锡城市的地皮，就有人前来通知：市军管会的蔡副主任在车站贵宾室欢迎和接见革联指总部的全体头头。武遥立即就踌躇；革联指的顾问，算不算是革联指的头头呢？当然算！以他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来说，他几乎可以算是革联指的总头头，头头们的头头。因此，当朱兆平和王小燕看出他在犹豫时，都坚持认为：他应该去贵宾室参加接见。“既然蔡国柱欢迎我们回来搞大联合，大联合后面就是三结合。你以前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三结合对象，现在是我们革联指推荐认定的三结合对象，不管他喜不喜欢看到你，你都必须在他面前亮相。这也是对军管会是否真心实意要搞大联合、三结合的一个测试。”武遥尊重大家的意见，随众人一起进了仍然保留着红地毯的贵宾室。想到这是自从他四月底“火线亮相”之后与蔡国柱的首次碰头，就不停揣测可能会出现的尴尬场面，设想应付的办法。果然，蔡国柱对武遥抱视而不见的态度。他同每个人握手，寒喧，满面春风地表示热情欢迎之盛意，眼睛就是不朝他身上瞟；更不要说握手与交谈。王小燕和朱兆平瞥见这情形，就把奚大雄拉到身边一咬耳朵，三人随即一起上前把蔡国柱围住，由奚大雄带头说道：“蔡主任，我们很感谢军管会在帮助革联指返回家乡和促进革命大联合方面所作的工作！感谢你专门来车站迎接我们。同时，我们也很感谢武遥同志对我们红总所作的支持和肯定。没有他的这种支持肯定，今天我就不会在这里跟蔡主任握手了。现在，他是我们革联指的顾问，也是十几万革联指战士信得过三结合候选对象。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希望看到革命军队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相互握一握手。”说完不由分说地把武遥推到蔡国柱的跟前。 “是啊，蔡主任讲了那么多要求促进大联合、三结合的话，我们期待着看到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场面。”王小燕随即帮腔。 朱兆平也开口说：“我们还要感谢解放军，武遥同志是你们首先挑中的。”一边说，一边用将蔡国柱军式的眼神，带着微笑看着蔡国柱。 蔡国柱有意不理武遥，既是为了给他难堪，更是为了表明：军管会并不认可他仍然具有三结合的资格。可是他却没有料到，这几个造反派头头竟会当场逼宫，略一思索，不慌不忙地拉住武遥的手摇了一摇，说道：“为了不使各位失望，这个手看来是非握不可的了。何况是老相识，冤家不打不聚头，是不是？想不到你们造反派，还挺看重形式主义；关键还是要看实质噢。蒋介石把毛主席请到重庆去握手，转身就发动内战，幸亏共产党对这类握手早就有经验，有准备。我希望今天同武副书记的握手，也不要成为同一种类型喔！” 武遥微微一笑，回敬道：“我感谢奚大雄同志为咱俩提供这种机会。可是我并不十分同意他的观点。大家今天能在这里相互握手，靠得是毛主席。没有他革命路线的指引，我武遥个人，既不能肯定谁，也无法否定谁。不要说我现在手中无权，就是大权在握，那种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肯定或否定，也一定是长不了的；迟早会被历史所推翻。蔡主任，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蔡国柱收敛住笑容正色回道：“我们让历史来作结论吧。”然后对奚大雄说道：“我跟育文庆、史苏星讲好了，你们一回锡，双方就各出两名代表在我那里碰一下头，议一议怎么搞大联合的事。” 革联指的头头们并没有想到蔡国柱会有这种“只争朝夕”的干劲，就回说要商量一下。在贵宾室外面的小花园里，凑集了曲湘川、雷竞天等其他几名核心成员，最后由武遥拍板，决定派奚大雄和曲湘川作为代表，与“九·一九”开展自赴京谈判结束以来的第一轮磋商。由于革联指的回城队伍遭到了“九·一九”的突然袭击，奚大雄中途愤然离开蔡国柱的吉普车。曲湘川心中认为：打归打，谈归谈，谈判桌也是一种战场。但是为了对外保持一致，也就只好随之离开蔡国柱。 武遥在上海期间，包括返锡前夕寄的一封，曾先后给杨玲写过好几封信，却没有收到一封回信。因此在出车站时，虽然也难免有东张西望之状，心中却并不抱大的希望。而后随着大队人马住进革联指的老本营苏南工学院，心里沉甸甸的，为了革联指人员一回锡就遭到迎头一闷棍的沉重打击，晚饭都觉得吃不下。突然间，却喜从天降，现任机关革纵头头之一的许洪元，吃过晚饭后去学院门口溜鞑时，恰好碰见了老首长的妻子杨玲，就把她俩带进了武遥的办公室兼卧室。 武遥喜出望外。自从“火线亮相”前夜与杨玲母女分手后，他俩仅见过一次面，还是在岳父家里。那一次武遥一是探望老人的身体，二是送托人从上海捎回的降血压药丸，三是想劝杨玲回家。然而在第三点上，他失败了。夫妻俩在“火线亮相”问题上的老矛盾未能完全和解，新的矛盾，却又在这次见面中产生了。他几乎不能相信，杨玲给他看的那份东西会是真的。更使他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是：不管那份材料是真是假，杨玲对材料中的观点和情绪，却抱有不加掩饰的共鸣。 这份杨玲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油印材料，名字叫《我这个外交部》；据说是外交部长陈毅在一个批判大会上所作的发言。这个在“皖南事变”之后同刘少奇一起主持新四军工作的“十大元帅”说：“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位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轮到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的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磨菇，明天来跟你磨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一九五二年犯过一次，一九四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路线、方向错误，以后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毫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分，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话，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如果外交人员都象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同志语录牌，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过，很伟大嘛！若有２０％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乾纲独断。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样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个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是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也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帐。＇打倒大军阀朱德＇？！人家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我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这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都放进去，才得十一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仔＇、＇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得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光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群，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好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去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部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住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是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了就下不了台，哼哼！“武遥看完这份材料，沉默了半晌，终于对杨玲说：“我不知道，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出自陈毅同志之口。你过去在报社，我过去搞意识形态，都把思想改造作为重点中的重点。按这篇讲话看，好象在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头脑中，这思想改造是专门对付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如果要他们也照办，就不干！这是一个真正马列主义者的态度吗？”武遥停了一会，见杨玲不吭声，又接着说：“文革以来，中央发了那么多报刊文章和文件，核心是怎么对待群众。这么大的一个运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过火行为是难免的。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从成立那一天起，直到文革运动开始前，就从来没有做过过火的事吗？为什么犯在老百姓的身上，就变得那么大逆不道了呢？” 杨玲还是不作答，却听到躺在内间床上的老岳丈气喘喘地说：“你总护着那些造反派。他们也许有……造反的理由，可是凭他们的素质和水平，让他们来掌权，这个国家只会……只会变得更糟！不懂科学，不尊重学问知识，就凭大搞阶级斗争，大搞个人迷信，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吗？就凭陈毅敢反个人迷信这一条，我就觉得他……是好样的，有骨气！”说完，就传出来了一连串的咳嗽声。杨玲急忙跑进房，给父亲捶背、倒水、喝药水，然后回出来，对他苦笑笑，说道：“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们还没有开始争论，老头子就已经加入进来了。他一激动，会整夜睡不着觉。” 武遥深情地拿住妻子的手，注视着她明亮的双眸，用近乎恳求的口气说：“那就让我们一起回去争吧，争个水落石出，再重新合成一条心，好不好？” 杨玲用另一只手在他的手背上抚摸了两下，然后挣脱了被他握着的那只手，柔声说道：“让我能把你过去留给我那些形象，继续存留住；让我再看上一段时间，可以仔细想一想。等咱俩能够重新统一的时机成熟时，我们再交锋吧。自从你亮相后，我爸的身体就一直不好，他现在比你更需要我。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可以让杨翼回去陪你几天。但是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也很忙，女儿呆在你身边对双方都不利。等你的大忙季节过了，我会带着她常回家看你。” 就在这次见面后不久，就开始了大武斗。为了安全与其它方面的考虑，武遥不得不住进了苏南工学院。而杨玲父亲的居所，却处在“九·一九”管辖区内。然后是撤离。武遥就再无机会同妻子女儿相会。 …………杨玲再一次发现：虽然同武遥已经做了将近十年夫妻，在他身上，却还是有一些她所预想不到的东西，跳出来使她感到新奇和惊讶。也许，正是那些充满官场习气的共产党干部身上所不具备的这种品性特点，使她当初迷醉，如今却要不断为此付出代价。她曾听陈驰华老师说过一句西方名言：天底下没有不付钱的午餐。这句话所包含的多重哲理，似乎此刻她才全部明晓－－－－－－你总要为你所求得的东西付出相应的代价。她曾经为自己的丈夫充满自豪。她已经为这种自豪付出了诸多代价，而且似乎是老付不完的分期付款。等他作过了这最后一次政治表态，是否就算全部付清了呢？她内心抱着一种本能的怀疑。然而，她又有什么选择呢？她知道：老武一旦打定主意，就是绑上一百条老牛也拖不回头。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充分发挥他主动提议的文章修改建议权。 在而后的一个星期里，杨玲认认真真地行使她的修改建议权，从反对派的角度，横挑鼻子竖挑眼，一本正经地帮助丈夫把文章尽量搞得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无懈可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其中有两天，杨玲去父亲那里把杨翼带到苏南工学院，以慰父女双方渴念之心。顺便也是向老父亲通个风，就武遥将要发表的时局看法，自作主张地借着武遥名义征求岳丈的意见，以示吸取上次“火线亮相”时的教训，对长辈礼貌周全地表达尊重之意。整个制作过程，也许是双方抱定了求同存异、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决心，夫妻俩极少争论。四、五万字的洋洋大作，常常是武遥写上一大个段落，杨玲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一通意见，武遥洗耳恭听，然后修改。然后再交杨玲“复审”。如果杨玲发觉自己的意见被采纳，自然欢天喜地。如果言不尽意，就代为斟酌字句。如果依然如故，或换汤不换药，杨玲知道丈夫不愿接受违心之论，也不勉强；从重建夫妻蜜月的目的出发，抱听之任之的态度。 以这种奇特方式炮制出来的文章，果然不同凡响。人们初一看，倒好象这并不是革联指的头号高参，为维护革联指的利益向对立派发的一颗炮弹；而是貌似公允，各打五十大板。全文先是引经据典地点明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性质和意义，强调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针对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蜕化变质的现状，不仅是要解决中国人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而且是要为世界上一切被剥削压迫人民和民族指明前进的方向。接着回顾锡城市文革历史，追溯产生两大派组织的思想、政治和社会根源，剖析人们的错误观念，旧的习惯势力，以及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怎样使锡城市的文革运动，逐步脱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所指明的正确轨道。武遥在文章中，首先检讨和批判了自己在担任旧市委领导时所执行的资反路线，强调这一资反路线的关键，是不能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不满和造反。党的绝大多数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认识不到我们社会中确实存在着需要加以纠正剔除的阴暗面，反而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唆使挑动下，把响应毛主席号召勇于起来揭露这些阴暗面的革命群众，视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在这样一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就采取了利用一部分基层党团员和群众骨干对党朴素阶级感情，组建“保”字号组织压制围剿革命群众的做法，从而使本来就已经紧张的党群关系，进一步走向对立恶化。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初步胜利的“一月革命风暴”之际，锡城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本来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认真听取群众的不满和意见，与鄙视仇视人民群众的资反路线划清界线，实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之上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令人遗憾的是，驻锡部队重复了旧市委镇压革命造反派的错误路线，从右的方面加入了锡城市的文革运动；并在取缔红总的基础上，组建了全市统一的群众性文革组织“九·一九”，为锡城市后来分裂为两大派群众组织奠定了基础。驻军领导在陪同两派代表进京谈判时，对于支左工作中所犯的这一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已经向一方造反派作了反省检查，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赞许。锡城市的文革运动下一步向何处去，需要解决好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在革联指一方面，是否因为解放军承认了所犯的错误，就觉得自己是一贯正确的当然左派，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实行大联合？二，在“九·一九”方面，虽然现在也打着造反派的旗号，却是否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思想深处坚持“造反无好人、好人不造反”的想法，等着跟造反派搞“秋后算帐”？ 从第一方面作分析回顾，红总等造反派在“一月革命”时期所表现的“唯我独革”的倾向，同保守派群众“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思想，其实是同一种小资产阶级狭隘观念的不同表现形态。这一时期造反派对革工联、大中兵广大成员所采取的激烈报复态度，以及其队伍本身所存在的思想组织不纯，极端自由化、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风行一时，个人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在一部分造反派头头身上有特出的表演等，都大大损害了造反派的形象，加深了许多基层干部和党团员群众对造反派的敌视心理。这种敌视心理，直接影响了支左解放军对造反派的看法。而在红总平反之后，红总红联指方面不仅没有吸取教训，却仍然“唯我独革”，不承认参加了“九·一九”的原革工联、大中兵人员，也有革命造反的权利，而把他们一概视为复辟倒退的黑势力。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工学院“从头越”兵团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长征兵团的革命功勋和左派地位时，缺乏宽阔革命胸襟的长征兵团，却一口拒绝了对方所提出的以长征兵团为主实行大联合的建议，采取了逼令“从头越”自行解散的错误态度。在狂热的极左思潮和偏执的保守观念的主导下，双方不能在同一个革命大目标下相互兼容和解，而把由于某些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分歧，视作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直到导致两派走向血腥大武斗。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革联指在当前推进革命大联合的过程中，是否已经表现出自己政治上应有的成熟，其主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真正承认“九·一九”是代表了应该加以团结依靠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之中的另一半，是否能摈弃“主力军、红联指就是压不倒”之类的斗争性口号，真诚地、满腔热情地推动促进革命大联合。那种因为发生了一些新的冲突，就怀疑革命大联合的方向，动摇实行革命大联合决心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 在“九·一九”方面，对按照在北京达成回锡协议安排的革联指仍然兵刃相见，大动干戈，说明把革联指仍然视为革命仇敌的思想观念，不仅根深蒂固，而且显然受到了某些方面的鼓励纵容。事件发生以后，幕后策划着和凶手不仅没有受到认真查处，反而大造舆论，倒打一耙地诬告革联指游行队伍冲击“九·一九”据点，毒化了锡城市革命大联合的空气，破坏了赴京谈判时所创造出来的良好气氛。如果说，革联指应该对锡城市的不利政治局面负更多历史责任的话，“九·一九”则必须对锡城市的政治现状，对大联合筹备会议的中断，负有主要责任。希望“九·一九”的核心领导在这一是向前进还是朝后退的紧要历史关头，表现出言行一致、不计前嫌、真正以革命大联合全局为重的品质。生性善良的锡城市人民，已经尝足了家庭分裂、亲人反目的苦楚，受够了两派大武斗的血火之灾和磨难，每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领袖人物，都必须对推选自己到领袖位置上的群众，负起革命的、历史性的和道义上的责任，不再以对付敌人的立场态度，继续沿用过去那种不择手段的做法，竭力诬蔑、攻击和削弱对方组织。 接着，武遥借谈论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个人体会的形式，笔锋一转，把矛头对准了市军管会的领导。他指出：毛主席在向全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指示后，特地向驻锡部队发出了“常胜之军、要立新功”的指示和希望，意义十分重大。首先，这就是明确告诫驻锡部队不要躺在过去的历史功劳薄上吃老本，不要在大联合的过程中，重犯支一派、打一派的错误。锡城市的革命造反派，一方面对驻锡部队所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以前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慷慨地给予原谅。另一方面，他们也抱着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态度，希望市军管会的某些领导，真正能够吸取教训，从心底里承认和尊重革联指一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确实做到“一碗水端平”。人民解放军驻锡部队在锡城市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掌握了本市主要的政治经济权力和资源，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锡城市文革运动进行得是好还是坏，革命大联合进展得顺利还是艰难，都跟市军管会所发挥的主导作用密不可分。全市一切真诚希望看到锡城市革命大联合成功的人们，真挚地希望驻军领导能够摈弃个人好恶，严查“九·二八”武斗事件的策划组织者和凶手，使近百名受伤者及其家属能够从市军管会领导的实际行动中，真切感受体会到：常胜之军确实在积极响应毛主席“要立新功”的号召，向破坏革命大联合的行径作坚决斗争。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武遥再次引经据典，强调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必须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针、明辨大是大非基础之上的大联合，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和稀泥”式的大联合；更不是颠倒黑白、要想借联合之机，让一派组织吃掉另一派组织的“吞并式”的大联合。 这就是武遥精心泡制的打算赠送给锡城市人民的“告别礼”。一谈到文化大革命，人们就会想到毛泽东在他要求联合的著名指示中所提到的“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其实，在老毛发表这一最新指示的时候，在中国各地，还存在着人数众多的第三派。这派人可以被称作中间派，骑墙派，或观潮派（注：两耳不闻文革事，一心只顾自家事的“逍遥派”不在其列）。单纯从字面上去理解，他们似乎是在两派龙争虎斗之际，或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或似墙上芦苇草，风吹两边倒。实质上，这类人内心都有自己一定的政治见解和倾向性。例如杨玲及其父亲，因受过政治冲击而对两派组织都敬而远之的董校长之流，对两派争斗和军人主政始终抱冷眼旁观态度的俞市长等一大批原地方领导干部，他们虽然没有自己的组织，不在正式场合公开发表文章或讲话，但是在其各自特定的范围中，在向两大派听众发表他们“各打五十大板”的观点方面，却很少犹豫。这些人因为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严肃搏斗曲解为宗派、权力之争，在私下场合今天批评这一派，明天指责那一派，两头得罪人，两头不讨俏，一向并不被两大派和市军管会所重视。后来经过大武斗，因厌恶或恐惧武斗血腥气而从两派组织中游离出来的人数越来越多；加上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一发表，这派人原先所持的中立观点，倒好象同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不谋而合，显示出具有先见之明的亮丽色彩，其政治影响力和思想追随者，急剧增长。武遥对时局的看法在《长征战报》上一发表，首先嬴得了这部分人的思想共鸣。其中竟有人以“促联派”的署名，在市中心贴出了支持武遥观点的大字报，遥相呼应地责问市军管会在“九·二八”流血事件上的暧昧立场。 史苏星、季家驹、刘海南等“九·一九”头头把武遥的文章一分析，觉得他那种貌似公允“各打五十大板”的言论，比一面倒地为革联指造舆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杀伤力。他对红总红联指以前“唯我独革”、不许别人革命造反所作的批评指责，实际上是一种不露痕迹的褒贬手段－－－－－－即通过呼吁他们正确对待前保守组织成员的方式，造成革联指具有正统革命左派地位的印象，而把“九·一九”贬低为应该加以团结宽容的对象。而对“九·一九”所作的指责，虽然比革联指近日来所作的连篇累牍的攻击缓和得多，却用第三者的口气，旁征博引，有根有据的分析推导，不仅把“九·二八”事件的罪责，不容置喙地加到了“九·一九”的头上，而且将此上升到是促进还是破坏革命大联合的高度，责令“九一九”改辙易张。文章对市军管会的批评，更是咄咄逼人。一方面把解放军支左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全归咎于军管会的领导错误；另一方面拉大旗，作虎皮，借毛主席“要立新功”的最新指示，企图迫使军管会就“九·二八”事件惩处“九·一九”，扭转革联指在大联合过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经过这么一分析，大家觉得下一步必须把武遥作为主要打击对象。武遥在文章中所使用的那些躲躲闪闪的语言，说穿了，不过是在古伎重演，目的是再次煽动人民群众对人民解放军的不满。在中央重申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支持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新形势下，这个旧市委的老当权派以退为进，贼心不改，既然要同革命人民继续较量，革命人民也就只能奉陪到底了！ ………………武遥和杨玲骑上自行车，一路朝反帝医院飞奔。经过几个主要街口时，发现又有一拨子、一拨子的人，在夜色中忙忙碌碌地张贴新的大标语。杨玲此刻可顾不上看标语，脑子里老是父亲的各种脸容，象过电影似地在眼前闪现。她不明白父亲前几天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脑溢血！而且凭她的医疗常识，知道这意味着父亲即使大难不死，也十有八九会变成痴呆，形同行尸走肉。想到自己从此就要永远失去一个慈祥老人的关切挚爱，离开他那不时照耀自己生活道路的智慧光芒，眼泪不由夺眶而出。当她赶到医院门口，从一辆到达不久的救护车中，看到心脏已经停住搏动的父亲时，她就失声痛哭起来。泪眼模糊中，透过挡住她去路的急诊室门玻璃窗，可以看到医护人员在为死者作最后的检查和纪录。她用手绢拭着眼泪转过身来，突然发觉情况异样。定神一想，才发觉身边只有父亲的邻居，却并没有丈夫的身影。她这时不仅心中异常悲苦，而且突然变得十分慌乱。急忙返身冲出医院大门，朝着来路上踮足张望。擦肩而过的行人用好奇的目光，瞥视她满脸泪痕而又焦急万分的模样。终于，在被梧桐树重重黑影遮掩下的人行道上，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走动身影。他推着自行车，走出了树荫，仿佛梦游似的，不慌不忙地踽动着脚下的步子，显现在黄惨惨的路灯灯光之下。 “老武！”杨玲哭叫着扑上去，扶住丈夫的肩头，泣不成声地哽咽道：“我爹他……他去了！”武遥好象被杨玲在沉思冥想中突然惊醒，蓦然抬头，用使人心惊的冷漠表情望着泪涌如泉的妻子，喃喃地低声问道：“这么会呢？”然后管自摇了摇头，仿佛要从头脑里抖掉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东西，又重复低声嘟哝了一句：“怎么会呢？” 杨玲发现父亲家热心的邻居也站在她身边，不由朝他含泪发问道：“我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中风的？” …………她双腿发软，天晕地转，一下子昏厥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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