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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篇 行政首脑之统辖陆军与海军，及其特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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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原载1788年3月25日，星期二，《纽约时报》
致纽约州人民：
合众国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并统辖为合众国服役而征调之各州民兵”。此项规定之适当甚为明显，且与各州宪法先例吻合，不需多作解释与强调。有些州宪法虽在其他职务方面设有与行政首脑并行的委员会机构，但军权则大部集中于一人。在政府职责中，指挥作战最具有需要一人集权的素质。指挥作战乃指挥集团之力量；而指挥与运用集团力量之权正是行政权威定义中的主要成分。
“总统得指令行政各部首长就其职责有关事项提出书面意见。”我以为草案中此项规定是多余的。因这里规定的权力乃是职务份内的事。
总统并有权对于“触犯合众国之犯罪颁布减缓与赦免令，惟弹劾案不在此列。”从人道与德政观念出发，此项特赦权应尽量少设限制与障碍。各国刑法均有很大的严峻性，如对不幸偶犯刑律案件，难求例外宽恕，则司法似将失于残酷。就常情而论，行政人员之责任愈少为人分担，其责任感势必相应增强。因此，特赦权委诸总统一人，他将最易倾听可能减轻法律制裁的各项申述，而最不易倾向对罪有应得分子进行的庇护。当其念及某一同类的命运全系于其一纸命令时，他自然会小心谨慎；而为避免软弱或纵容之讥，亦将使其具有另一种审慎心理。另一方面，通常人之信心来自群体，在执拗的情况下，群体可互相鼓励，对别人怀疑或讥讽其为违法、伪善之宽容亦不如是敏感。所以，政府宽恕之权委之予一人较之委之予多数人更为适宜。
关于赦免权委之于总统，据笔者所知，其争议仅只涉及有关叛国罪的问题。曾有人建议此权应取决于立法机关的一院或两院。笔者并不否认，在此类特殊案例上，有充足论据要求取得立法机关或其一院的同意。叛国是直接危及社会的罪行，法律一经判定，赦免似应由立法机关裁决。论据固当如此，实亦由于总统难免有绚情纵容之情事发生。但此议也遇有充足的反面论据。不应怀疑，谨慎、明智之个人更适于权衡应否赦免这一类的微妙问题。尤应注意叛国案时常涉及社会一大部人的激动言行，如最近马萨诸塞州发生的情况。此类案件发生时，常可期待有与引起此类犯罪相关之激情的代表出现。当对立双方力量不相上下时，被责为有罪者的友人或与之观点相同的人会对之暗地同情，争取另一些人之善心，利用其弱点，于是在需要严惩时，可能反而徇情赦免。在相反的情况下，或因此项动乱出自引起多数派愤懑的某种缘因，而在政策要求宽大为宜时，反而会采取决不宽赦的固执态度。但是，赦免权委之予总统的主要理由则在于：在起义或暴动情况下，常会出现一种关键性时刻，如及时赦免起义或暴乱者，或可转危为安，时机如一经放过，即可能无法挽回。召开立法会议或其一院的会议以取得批准，时常延误时机。一周、一日，乃至一小时之迟延，有时关系成败。如果认为，为了应付此类情况，可以随时相机授与总统以权宜处置之权，则回答为：第一，在一部规定限制权限的宪法中，这种权力能否合法授与是颇成问题的。第二，一般讲，事先采取寓有赦免可能的步骤并不策略。如果破格采取此类步骤很可能被视为怯懦或软弱的表现，反而造成一种鼓励犯罪之趋向。
普布利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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