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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债务、民众和福利国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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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在这一章里，我要重述一个旧论点，这个论点在本世纪的规范公共财政学的复杂内容中是经常被忽略的。在这种叙述过程中，我希望能够加进一些与公共选择相关的方法。古典经济学家对公债的憎恶是建立在非常坚固的知识基础上的。一个民主政府要作出关于以公债为日常支出筹措资金的任何决策时，都面临着社会秩序的长斯稳定受到威胁的问题。如果以最夸张的形式表达这个观点，那么，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当福利国家开始发行第一个美元的公债时，它就把自己的安危押在公债上面了。
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府与非民主的或独裁的政府之间的区别，在以往关于公债财政的政治含义的讨论中并没有被足够地强调。在民主组织的政体中，节俭财政原则必须有更大的限制力量；而对于一个个人来说，或者根据推理，对于一个独裁的政府来说，类似原则就可能不必那么有限制性了，这种区别是按决策形式的性质来决定的。换言之，债务对民主政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其原因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在民主政体下，公民们比在个人决定的独裁的政府下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个人衡等式”问题。
从被我们不严格地称为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看来，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对于个人的私人债务创造有效的财政节俭原则，在用到政府的公债发行问题上时就不适用了。在这个范例中。政府与私人相比，更能够在实际上破坏节俭的戒律。我在一本早期著作。公债的公共原则。（1958年）中就指出，凯恩斯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在分析上是错误的。②我阐明过，从原则上说，公共债务与私人债务是相同的。尽管我在那本书中没有作如此明确的引伸与推理，但是，在那里，我的观点已经隐含了这样的结论，即财政节俭这个戒律不仅个人要遵循而且政府也需要遵循，不管后者是如何决策的。
在那本书以及后来的与此相关的其他书中，我还没有把建立在政府对财政节俭的任何一套规则是持遵循还是违背态度的预测上的各种决策结构的含义充分结合起来。由于决策结构的差别。相同的财政体制可以被预料到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在这一章里，我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公债在民主政体与某种经济环境下发行时的体制的特别分析，来发展上述观点。这里所指的经济与政治环境是指不用采取非常的财政手段的环境（即不存在战争、大萧条、自然灾害）。在本世纪的最近三分之一时间里，分析的焦点是在福利国家开支中的债务财政问题上。
这个论点在本质上是非常基本的。为了防止使论点直接联系当前政策所造成的过多的限制与过多的复杂性，我在第 2节将给出一个高度简化与抽象的模型。第3节，将在第2节所描述的简单模型中分析公债发行问题。在第4节，将考察民主决策结构对于逃避债务的两难问题有什么效应。关于拖延债务的前景将在第5节里讨论。在第6节，再引入上述全部分析的限制条件。在第7节，把前面的观点用来分析本世纪最近几十年中西方民主国家所面临的财政问题，从而结束本文。
二 简化的环境
在整个分析中，我将假定，经济是封闭的并且是静态的。人口是稳定的，不存在净资本形成，也没有新技术。既不存在需要耗费非常大量资源的外来威胁，也不存在需要政府进行大规模干预的国内自然灾难。
政府是按照多数决定原则实行代议制民主的。集体决策是按多数投票规则由立法机关作出的。这些决策是由执行一管理机构去执行的，这种执行一管理机构对于立法机关可能有支配权也可能没有支配权，在一种完全按上述要求建立的体制中，立法机构的代表成员是在几年一次的选举中按多数投票规则选出来的。
从历史上看，我认为，政府为了对最起码的或保卫国家的劳务（比如：对外与对内的防务，法律与秩序）和其他政府活动（公共物品与交通运输）提供资金，需要征收赋税，获得财政收入。这个假定是与货币创造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正统的论述中，我们通常认为国家有三种渠道可以为政府服务提供财源；税收、货币创造与公债。为了单独讨论公债问题，我们把税收与货币创造合成一项。我假定。经济中的所有人都明确认识到货币创造就是一种税收，这就可以把上述两项合并为一项。因此，人们对货币发行的反应就象对税收的反应一样。这里，不存在货币幻觉。政府的决策者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把货币发行视为一种税收。
在决定公共支出的类型的机构既定的前提下，立法机构中的持中立态度的投票人面临这种机构要作出选择，当他认为政府支出中增加 1美元带来的好处恰好等于税收上增加1美元造成的坏处时，在这种环境下就达到了政治上的均衡。在早期的“赋秘财政均衡”中，有代表性的政治家不愿为政府的更多的财政支出而征收税率很高的税。在往后的分析中我假定，选举者在所考察的时期内不会改变自己的口味与偏好。
三 采用公债
说到这里，我还是假设，政府没有用公债的形式为日常开支筹措资金（在过去的时代中，政府或许为了支付额外的财政负担而发行了公债或许没有，然而、在这种为了应付非常局面而采取的措施中，不论政府有没有采用公债手段，都与我的论点无关）。要求扩张政府的日常的经常性开支的压力，尤其是要求扩张“福利国家”名下的开支的压力，不断被人提出来。差不多持有各种政见的政治家都乐于对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作出肯定的反应。如果不是由于征高税必定会造成“坏”的后果，如果不是由于征高税是财政增加开支不可避免的伴随物，那么，政治家们肯定会作出上述肯定的反应了。
在这种背景下，我想要引入公债发行，它可以作为新的财政选择。学术界的一些富有理智的经济学家——请允许我们这样称呼他们，已经为这种公债发行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显然政治家们面临开支扩张的持续的压力，将乐于接受任何这类论点。他们想把公债发行看作是他们所面临的“可能性边界”的外移。这种新的财政选择的建议将为政治家们提供一种似乎是有益无害的工具。③
这里，我所关心的问题是，由政治过程决定、由税收提供财政收入的预算均衡被公债发行的财政预算所代替了。在这种分析中，我们把对公债的政治反应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问题设计成一个模型，看来是合适的。④我们在这里假定，当政府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份额不到5%时、个人在相应的政治选择环境中对公债发行所作出的反应可能会比对赋税或创造货币作出的反应较少持相反态度。超过这个限度（占GNP的5%）、与此相关的公民对公债发行的反应比对税收的反应具有更大的负效应。⑤
在这些关于政治反应的假定下，第一阶段中所出现的新的政治均衡在引入债务财政的可能性之后就将由以下三个要素决定其性质：（1）花在反复出现的劳务上的财政支出的比率上升；（2）一定数量的公债的创造（直到定义所限制的数额为止）;
(3)税率的降低与赋税财政岁入的减少。政府在第一阶段通过发行公债所提高的财政收入，有一部分要用于扩张了的支出比率，还有一部分要用于弥补由于赋税收入下降所造成的财政空缺。
我们假定政府在第一阶段所发行的公债为D。这笔资金是从经济中的私人部门抽出来的。它们如果不是以公债方式收集而来的话，本来或者要流入当前的消费，或者要流入当前的资本投资。换言之，政府的借款是真正意义上的借款。个人是在完全自愿的交易中购买政府的债券的。他们放弃了当前（第一阶段)对于资源的支配权，而换取对债券上的利息收益的支配权。政府与每一个债券购买者都订立了契约，它将偿还全部本金再加上规定的利息（在我们关于不存在货币幻觉的假定下，任何通货膨胀都是可预期的，它的效应会充分计入证券的名义利息率之中；或者；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假定，全部政府债券是充分指数化的）。
就这样，一切看来运转正常。政府已经利用了它所得到的财政手段与选民们既想要增加政府劳务开支又想要降低税率的要求，达到了自己的统治目的。这里，政府已经把预算均衡移向一个新的位置了。这些，全发生在第一阶段之中。
然而，让我们考虑一下在第二阶段会出现的情形。赋税（包括作为货币创造的通货膨胀结果）将只会由第一阶段中的承担赋税的劳务水平提供资金来源。为了保持在第一阶段中所达到的全部劳务水平，除了由赋税提供的政府岁入以外，还必须由公债D的数额来加以补充。政府将再一次诉诸于公债D去筹措财源。然而，第一阶段中所招致的债务在现在仍然是存在的，这种初期的债务在第二阶段至少必须被支付利息。政府必须向公债的持有者支付允诺的利息收益。那么，从哪里为这笔必须付出的利息费用寻找财源呢？如果政府在第一阶段发行的公债已经达到了所指明的政治转折点（在我们的例子中，该政治转折点为GNP的5％），那么，在第二阶段，政府要想不打破已经建立的政治均衡，是不可能提高自己的借款比率的。为了给第二阶段政府所面临的合成支出要求（G＋D＋rD）筹措资金，政府也许会提高税率；也许会削减开支，然而无论采取上述办法中的哪一种，都将破坏在第一阶段中已经实现的均衡。
由于均衡是必然要被取代的，因此，沿着可能的边际，将会出现调整。第二阶段均衡的性质将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1）比第一阶段的支出率更低的花在提供经常性服务上的支出的比率；（2）比第一阶段可达到的税率更高的税收；（3）在第二阶段所发行的与第一阶段发行的债额相等的新的债务额。如果在第一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发行的公债还未达到间断点的极限，那么，可以预料，政府会在第二阶段扩大债券发行，这个过程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下去，一直到间断点最后达到为止。
第二阶段实现的均衡与第一阶段实现的均衡之间的基本上相同的关系将说明，在任何阶段之间存在着一种关于初步结果的联系。由于必须支付的公债利息是会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增加的，因此，政府支出的均衡比率会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降低，而均衡税率会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提高。表19．l就给出了短暂的调整类型。
在某种场合，政府为提供服务所作出的开支应该比公债发行之前所通行的开支水平要低而与此同时，政府税率应该比发行公债以前的阶段的税率更高。如果政府没有“发明”公债这种手段来为日常开支提供财源，那么，政府对公民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均衡流量就会一直高得多，而税收的税率就会一直低得多。
而且政府可能会无限期拖欠短期债款，也可能把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完全转移给全体公民。只要政治均衡任一个阶段接一个阶段中被保持着，债务就将永远无法清偿。总债务就必然会增加，一直达到每个阶段的转折点为止，这意味着对未付清的债务的利息支付额也会相应增加。即使当政府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开支全部停止供应，上述结果也会继续发展下去；为对债务支付利息，赋税就会持续增加，这种支付本身就会随着新的公债发行继续增长下去，新债是为支付先前阶段所发行的债券的利息而不得不发行的。在极端的情况下，全部国民产值会用于支付债务利息。
当然，上述模型是一种极端情形。它假定，无论是政府还是借钱给政府的人都不根据结果调整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结果被累积起来，公民们对于债务创造会越来越强烈地作出负的反应，这部分是因为，公民们会担心政府将对部分所期待的出借者采取拖欠的态度，而这种拖欠的态度使未来的借债以更高的利率进行。这种结果达到一定程度后，在发行债券问题上就会不存在政治均衡。在这种场合，债务利息的支付要求当然也会停止增长。然而，如果社会要避免政府对债款的拖欠，公民们就必须接受更高的税率与更低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而如果这个社会始终遵循着“古典的名言”，放弃任何形式的债务财政的话，那么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的税率就会低得多，公共服务的供应水平也会高得多。
税率
R
对公共服务的开支（包括转移支付）
G
债务
D
利息支付
D
总开支
阶段 0
R 0
G 0
0
0
G 0
阶段 1
R 1 <
R 0
G 1 >G 0
D 1
0
G 1 =G 0 +D 1
阶段 2
R 2 >R 1
G 2 <G 1
D 2 =D 1
iD 1
G 2 +D 2 +
iD 1
阶段 3
R3>R2
G3<G2
D3=D2
iD 1 +iD 2
G 3 +D 3 +
iD 1 +iD 2
……
阶段 M
R 0 <M m >M m-1
G 0 <G m <G m-1
D m =D m-1
G m +D m +
我在以上所说的一切话，不过是重新表述了资本理论中的最基本原理。同一个原理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1美元的价值从当前的消费中取出来，用于资本形成，那就会一劳永逸地增加潜在的可支配的收入流量、这里，由于增加了公债这种情况，所以，上述原理告诉我们，发行1美元的债券用于当前的消费开支，将会永久性地摧毁潜在的可支配的收入流量。为了清偿债务负担，政府必须创立某种基金，而这笔饯本来可以用于生产值的资本的形成，也有可能这笔钱是从已经在挣得收入的资本中抽出来还债的。实际上，以债务财政方式来文库消费等于摧毁或“耗尽”资本。由于运用公债手段来为政府经常性的服务筹措资金，真正的“国民财富”必将被削减。
四 公众与债务
在第2节所讨论的一般形式中，非生产性的债务原理是独立地被运用到决策的任何一种结构之中的。这个原理，对于那些想要以借债来进行当前消费的人来说、是一个警告；而对于任何一个想要以公债形式为日常开支筹措资金的政府来 说也是一个警告。然而，对于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政府来 说，诉诸于这种类型的债务财政，其后果更为危险，这里的原 因在基本按私人范围组织起来的个人或小集团之中是不存在 的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才存在。其中的差别并不是来自债务关 系的逻辑上的内容，而是来自于形成决策的不同的世俗环境。
我们首先考虑个人的情形，这个人为了增大他当前消费的流量，就只好向别人借款。在开始，他会成功地增加这种服务流量，然而，在往后的时期中，他会面临还本付息的负债。由于一个人在该过程中要保持一种持续的恒等式，因此，这个人会现实地认识到他的债务所带来的永久性义务。一旦他走上了借债的道路，那么，他也许会认识到他借以摆脱债务两难困境的出路的逻辑。他将会认识到，正如他是以将来潜在的支出为代价换得现在增加服务享乐的利益一样，他可以通过现在的还债，而在将来能够享受收入增长的喜悦。
请注意，这里通过合理地，基于效用极大化的计算显示，他不需要偿还债务，即使那个人认识到由于他以前通过借债用于消费，他必须承担随后的成本。如果他的偏好并没有改变，那么，这个人可能宁肯承受长期负债的负担，而不会为还清欠债而去牺牲当前的消费。正如前面所强调的那样，债务一旦被创造出来，就相当于吃尽资本；类似地，偿还债务就相当于创造资本。这位担负着现存的债务义务的个人可能选择也可能不选择偿还债务的道路。
然而，如果个人的基本偏好会发生变化，那么情形就会呈现出以下结局：这个人将对当前消费与将来利益作出权衡抉择。这种相关的抉择是在个人目前的期望范围内作出的，他在整个过程中始终是清醒的。正是这种特别的环境特点，引起了目前承担债务的个人与民主国家政府的决策者之间在计算债务上的明显差别。对后者来说，抉择并不是发生在决策者的目前的期望范围内。因此，关于清偿拖欠的公共债务的任河决策都必然包含现阶段纳税者与（或）公共服务的受益者所作的牺牲，以这种牺牲来换取将来的纳税者与公共服务受益者所享受到的、为政府所许诺的利益。但是，将来的受益者并不是现在承担偿还债务的成本的人们。面临着这种现实，债务偿还在政治领袖们看来，可能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实现政治均衡的途径。
在这里。我们考察一个我们正在分析的定义明确的例子。在以往各个时期中，政府发行了债券，并且已把这笔由债券发行所筹集的资金用于日常的公共服务之中了（包括转移支付）。现在政府面临着一种未清偿的债务负担，这种债务的价值由债权人所持有的债券表示。现在，有人建议采取一种系统的偿债政策、要建立一种偿债基金或类似办法，以确保经过一段适当安排的时间后，全部拖欠的政府债务将得到清偿。然而，一个直接对立法过程中的中间投票人的偏好作出反应的政府，是不可能把上述建议付诸实施的。立法机构中的成员都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被选出来的，他们都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中实施决策权的，因此，不能确保在M
阶段中的立法成员或持有中间投票人立场的成员会与
M＋1阶段中处于新的立法过程的人持有相同的立场。按照民主过程的本身的性质，选举是定期进行的，每一个特定时期所作出的选择必然反映那个阶段上的立法机构成员的偏好，并且，每个时期作出的决策还间接反映了投票者之间所结成的联盟，这种联盟是他们为了支持现存的立法机构中的多数派而形成的。
为了充分理解立法决策者所面临的处境，我们假设有人想要实行偿还债务的计划。如果决策者支持这种方案，那么，现阶段的纳税者与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必将面临更为繁重的财政负担。因此，决策者会被迫削减当前的消费与私人投资流量，但是，不管当前阶段要承受的成本有多高，假定这个偿还债务的计划还是被付诸执行了。随着时光流逝，一个新的立法机构被建立起来了；而立法机构中的中间投票人的偏好变化了，这个新的立法机构支持重新扩展债务的政策，而由于前任实行的是节俭的还债政策，使得这新的立法机构扩大债务成为可能。当着还债的方案被第一阶段的立法机构采纳以后，对于这个厉行节俭的多数来说，并没有相应的收益或互换的利益来回报这些前任们。几乎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并不是如同个人生命周期问题那样，会导致个人对将来收益的贴现，而在立法机构中，决策过程明显地具有短期的特征。因此，财政节俭原则简直无法运用到民主政体中来。
关于债务的基本逻辑以及关于民主决策过程的基本分析告诉我们，如果道德的与（或）体制上的约束条件受到干预，那么，政府与社会就会产生公债，而公债一旦出现，就从来不会偿还。社会的收入将被降低，而如果社会一直禁止以公债方式取得财政收入的话，这种收入本未将会高得多。
五 债务、民众与拖欠
上述结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上的，该假定贯穿于本章开头至今的所有分析之中，这个假定就是，政府一旦招致债务，不会对这种债务实行拖欠政策。然而，完全相同的民主运转过程肯定会使拖欠发生，尤其是在缺乏强有力的道德约束的前提下。请考虑一个分析所设计的情形会发生的结果。政府为了增加当前的公共服务支出水平与减税而发行了公债。随着债务利息支付额的上升,
用于政府公共服务的支出的比率会逐步下降,
而税收会逐步上升。新的债券就将继续发行，直到临近政治反应的边界才为止,
在这以后，政府只有依靠削弱公共服务的开支水平与提高税收,
才能保持预算的平衡。而由于政治决策者的必然会出现的短期眼界，这种债务是不会被偿还的。
但是，拖欠会造成什么后果呢？通过拖欠债务 ,
政府可以消除利息支付的负担。债券持有者（外来的持有者与国内的特有者）的资本价值被没收了，但是，由将来税收负债所反映出来的资本价值（负值）却会增加。公共服务的流量可以被再一次增大,
税率也可以被降低,
作为取消了债务的利息支付的负担的结果，每一种边际都可作相应的调整。尽管政府仍想借债，但是、由于一旦政府拖欠旧债,
它就不能再借到新债。由于这个事实、政府预算在一种新的均衡点上达到了平衡，一种漫长的节俭财政的政体就由此而开始实行。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尤其是在政府机构发生变迁的民主政体中，潜在的借出者对以前被政府拖欠的债务的记忆会消失。政府会再次发现自己能够借到钱，用来扩张它的经常性开支，并且减税。上述结果就会统统再重演一遍。
六 一些限制
严格说来，上述分析中所追溯的循环性结果是取决于被抽象了的模型的性质的，而这个模型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近似的描述。当该模型的若干假定彼放弃时，分析就需要有一些限制。只要经济是在增长的，那么，债务规模与财政挥霍的时期都可以随之而当然地扩大。政府可以用公开的或隐蔽的方式继续扩大其发行的债券，这时债券的限制条件放宽了，政府不会达到债务的间断点或边界了。只有在这种边界上，反对进一步借债的力量才会迫使政府采取必要措施，缩减公务支出的比率或者必要地提高实际税率。一旦债务达到了上述权限，那么，进一步的实际经济增长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减轻为现存债务支付利息的负担。
我还假定过，经济中的所有人都把货币创造视为是一种税。在一个似乎接近现实世界的环境中，赤字中只有一部分是真正靠公债来解决的。有一部分赤字是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的，而这种做法不应被看作是相当于由公众支付的日常的赋税的。弥补财政赤字的过程还包括允许政府拖欠债务，这些债务是债权人在以前的时期中所买的债券。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债务的创造与拖欠过程是同时并存的。然而，模型把这两者分离了开来，这还是有益的。
我还假定，政府是一种民主政府，所谓民主政府，就是指，其财政决策是对于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选民们的压力而作出的，因此，财政决策也是有阶段上的区别的。在这种假定下，不存在关于债务发行的体制限制，也不存在对于“不负责的”财政的道德制约。因此，只要在客观上存在着这些制约，不允许政府以借债为非生产性的服务开支筹措资金，那么，前面分析中所得出的全部结果就可能得到制止。实际上，我在这里所作的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指出这类制约对于民主过程的必要性。
七 80年代的西方民主
尽管对于我那简单的高度抽象的分析委加一些必要的限定、然而，我应该指出，当我们观察80年代的财政政策时，几乎所有生活在西方民主体制中的公民都可以从这种分析中得到重要的教诲。在美国，我们看到，财政赤字的数额几乎与每年对债务支付的利息的数额一样大，预测一下未来，这些赤字必然使以后要支付的利息数额在总预算中的比重上升。用于公共服务的开支已经被缩减了，至少在扩张率的意义上被缩减了，而这种缩减将会继续下去。税率只是在名义上被降低了，从实际税率看，差不多全提高了。在70年代的严重的通货膨胀中，政府对相当大部分的公债实行了拖欠政策，于是，债券持有者日益意识到这种前景。不存在政府偿债的任何迹象，谁也不能对此作出预测。福利国家显然已经达到了本身的极点，并且濒临崩溃的边缘。如果政府在60年代与70年代不是实行那种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那么，公民们从政府那里所得到的公共服务本来要高得多。
在别的西方国家，情况并无多大差别。在英国、联邦德 国、法国与日本，政府借债的迫切性可与美国相比拟。当然要精确地预测“危机”的准确时间，预测拖欠全面发生、一切结果 都将重新出现的结局，是困难的。在这一方面，财政或预算政 策不可能与货币政策分离开来，对于财政政策的信任危机不 可避免地与对货币政策的信任危机联系在一起。在某种基本的建设意义上发生的货币改革不会延缓普遍的财政危机，倒反而会加速财政危机的到来。
然而，我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想成为一种悲观、忧郁情绪的传播者。如果民主国家中的公民与领导都认识到财政与货币政策上的放纵挥霍是一种诱惑．都采取措施来对本国政府在这两个领域的自由行为施加种种制约．那么，还有希望进行建设性的体制改革。然而，“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已是如此严重，以致于根本不存在“速效药”，即便采取最好的打算，即使在明天，所有的公民都将采取真正的符合规章的态度、上述结果也是积重难返。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在制度上对财政与货币领域的政府行为施加限制，以这作为漫长而又痛苦的改革过程的第一步，而通过这个时期，以往几十年中所犯下的错误才会被逐步纠正。
在民主决策过程中流行的认为财政赤字无关紧要的论点是一种危险的熟视无睹的态度。如果政治家们都认为赤字无关紧要，那么，他们就都会不靠赋税而支出⑥。从供给这方面来考虑，从长期看，债务财政所出现的赤字是比增税与削减支出更为严峻的一种局面。在后两种场合，此时此地我们还可以采取我们的药方；至于债务，那只是现在供我们吃的馅饼，而在以后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偿还。
注释：
①这一章的内容起初是以德文发表的，德文发表的文章标题为“Verschuldung，Demos,und
Wohlfahrtsstaat”, 载彼得·柯斯罗斯基（peter
Kreuzer）、菲利普·克罗泽（Philip Kreuzer）、莱因哈特·劳（Reinhard Low）编：“Chancen und Grenzen des Sozialstaats"（蒂宾根：莫尔一保罗·齐贝克出版社，1983年），第117—132页。我对同意在这里以英文原文形式发表该文表示感谢。
我要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杰弗里·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对我的初稿所提出的批评。
②詹姆斯·M，布坎南：《私人债务的公共原理》（Public Principles of Private Debt）（霍姆伍特：理查德
D·欧文出版社，1958年）
③请注意，我并不是主要关心公债幻觉的强度。只要这种公债幻觉存在并且对于政治决策过程发生潜在的效应，那么，我的观点就得以成立了。这个模型并不排斥下列的可能性，即有人会按照李嘉图关于债务与税收相等的定理来行动。只要社会上存在着这种人，那么，他们就会对政治家施加影响，使政治家难于动用债务财政这个工具。然而，只要社会存在着另一种人，这种人的行为是具有债务幻觉特征的，那么，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们的需要，就会倾向于把发行新的债券看作是一种可行的扩大自己适应选民能力的手段。
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提出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关于政治均衡的隐蔽模型，该模型与我们关于政治均衡的隐蔽模型具有相似之处。见C·贝克尔：《一种关于势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对政治影响的理论》（A
Theory of Competit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载《经济季刊》（Quartely Jonrnal of Economics）， XCVIII（1983年 8月），第 371－400页。
④如果不引入这个关于反应的相对规模的债务的模型,
那么，一旦我们放弃了充分资本化的假定之后，就不得不从赋税财政的分析完全转向债务财政的分析。
⑤从分析的角度看，这种两步反应方式在一般的讨论中要比连续反应变化的方式更易于被处理。
⑥关于这个绞尽脑汁但仍显得简单的核心论点，请参阅詹姆斯， M·布坎南与理查德·
E·瓦格纳（Richard E．
Wagner）合著的《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纽约：学术出版社，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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