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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革命和生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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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的两面性
革命是又苦又甜的历史瞬间。希望短暂地闪烁着，旋即又在失望和新的弊端中窒息。这既适合于大革命，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俄国的革命，但是也适合于较小的政治变革。在革命之前，有经年累月的压迫、傲慢狂妄的权力。对人们需求的恶意藐视。僵化的、陈旧的政府制度沉湎于它的特权，而当它试图更新图变之时，再也没有人相信它了，因此它也不能实施其迟到的计划。人们对它已经忍无可忍了。冲突能量的聚集与日俱增，形成日益紧张的对峙。形势犹如一个火药桶。只需要一点儿 火星——一点儿希望的星星之火，诸如勉强的政治改革激起的希望之火星，或者一点儿动荡不安的星星之火，诸如在错误的时间的枪声激起的动荡不安之火星——随即就会轰隆爆炸，于是，陈旧的大厦就开始摇荡。骤然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支持住。昨日的叛逆罪变成为今日的适用的法，而旧的法则成为叛逆。对于进一步被激奋起来的人们来说，闻所未闻的前景向他们敞开着：将会建立人民的政权，一切坚硬的、牢固的东西将会变为流体。很多人情绪高涨，慷慨激昂。不仅是旧的政治制度的种种弊端，而且社会的种种窘迫，仿佛都自行消除了。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的生活啊！
只是恰恰这个时代，好景不长；蜜月不能持续长久。人们又走上正常的生活。人们终究不能无休止地、日复一日地示威游行，或者无休止地打内战。个人的生活状况反映着社会的条件。喧嚣混乱对于经济的发展并无补益，而政治的不稳定则唤起恐惧。希望防止泪流成河的善意的尝试受挫失败。起初，普遍的情绪开始动摇，然后它就发生转变。有时，一个外部的政权进行干涉，这样一来，虽然不能使革命完好无损，但是至少使乌托邦完好无损。有时，某一个雅各宾派从内部、从分崩离析的多数派手中接受统治。难道“人民政权”本身不是一种矛盾吗？于是，关于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种种漂亮的高论，就变成为一种替新的恐怖政权所作的辩解。这可能是一种“暂时的”专政，面临外部的威胁，是一种紧急状态，或者是在失范中的一种魅力统治（Charis-ma）；无论如何，它导致新的不自由。光阴荏苒，岁月不居，只有晚出生的人们后来才觉察到，尽管有这种种情况，还是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革命的第一天被宣布为公众的节日。然而，参加革命的一代已失去了他们的幻想；他们试图在麻木顺从、筑造个人的幸福安乐窝和偶尔的、徒劳的抗议之间苟且生活。
哪怕这种描述有一半是正确的，那么人们要问，究竟为什么有人还要革命。现在是否有很多人想要革命，这没有把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欢迎打断日常的生活常套，那是由于恐惧和忧郁的预感占据上风。如果说，狂风骤雨中断了长期的高温和干旱，那么，人们虽然喜欢下雨，但是，他们宁愿每天都有一点儿雨，而不喜欢狂风暴雨中的电闪雷鸣和冰雹。无疑，并非人人都相同。总是有一些喜欢浮想联翩的人，他们在社会的暂时动荡中，比在牢固安定的社会里，找到更多的乐趣。有时，无政府主义者甚至也自行组织起来。此外，对于很多人来说，令人不寒而栗的革命是一种被禁绝的刺激。是的，在某种方式上，革命甚至是希望的代名词，是生活的那种不可或缺的原则。谁知道，真正的革命有朝一日也许会到来！难道美国革命总的来说不是一项成就吗？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里，1989年的革命情况又如何呢？
现在，这类问题和考虑基本上是无所谓的。人们不会被询问他们是否想要革命。倘若没有别的出路，革命就会发生。实际上，革命就像风暴或者地震。诚然，革命是人为的，但是，人们总是在某些他们只能极其有限地加以控制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人类必然只给自己提出一些它也能解决的任务。”
写出这句话的人就是那位对革命作出了一种既超凡卓绝又是错误的解释的作者：卡尔·马克思。幸运的是他的错误令人感兴趣，值得作批评性的探讨。马克思的理论有两个部分：社会政治部分和社会经济部分。这两部分都是了解现代社会冲突的关键，虽然马克思衔接这两部分的方式和方法十分令人怀疑。这些变革理论因素与现代的两面性有关；这无异于公民的两面性，他既作为市民（burgher）或者资产阶级，也作为城邦公民（citoyen）或者国家公民。这两个概念将陪同我们，贯穿全书，因为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的先行者，另一个则是平等参与机会的先行者。德语词“burgerliche
Gesellschaft”把两者不可分解地混合在一起，因而产生混乱，这是很糟糕的，尽管它原先无非是古代的“soci－etas civilis”的翻译，古代这个词在益格鲁萨克逊语言中继续以“civil society”存在着。
因此，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它的第一部分与社会的阶级相关。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两个阶级相对立。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已准备好进行斗争；它作为一个现成的阶级——“自在的和自为的”阶级——是从前一个时代产生的。另一方面，被压迫的阶级在其能够接受挑战进行斗争之前，必然要首先经历一个不同的形成阶段。间或发生的暴力，加速着被压迫阶级的组织进程；潜在的利益变得日益明显；“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这种情况在多大的程度上发生，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冲突就在多大的程度上激化。有一段时间，冲突依旧处于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但是，随后成功的天平就开始倾斜。被压迫阶级进一步强大；统治阶级的个别分子甚至开始怀疑他们自己的地位，最后归附于对手的阵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特别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一切社会科学家在他们的理论里，对于如何确定他们的作用都感到为难；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于是，最终的战斗开始了，革命性的变革使前面那个时代结束。过去的统治阶级消失在历史的垃圾堆里，过去的被压迫阶级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站稳了阵脚。
然而，阶级冲突并非虚无飘渺；阶级斗争的士兵在某种意义上是傀儡，他们受到看不见的社会力量的驱动。这就是马克思理论的第二部分。统治阶级代表着对于一个时代来说典型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统治阶级对于让事物保持原封不动感兴趣，所谓“事物”，首先必须理解为创造富裕的现存的方法，赋予这些方法以稳定性的法律，以及处于这些法律之后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被压迫的阶级从新的“生产力”中吸取它们的力量。一切有前途的和促进变革的东西都属于生产力，即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游戏规则和新的游戏主持人。有一段时间，生产力在占统治地位的法律的和社会的关系中得到适当的表现；但是，潜力不再听任现实摆布的时刻很快就到来。这不是一个无害的、自动的进程。毋宁说，现实的财产关系和权力关系遏制着满足人们需求的潜力。本来，很多人可能感到会过得更好一些，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现实和潜力的协调一致程度减少多少，阶级冲突的强度就增加多少。革命不仅是表示抗议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的极端形式，而且许诺推行新的社会组织的方式。革命打开被旧制度压制了的机会的大门。
在科学方法的美学的范畴里，这是一种很漂亮的理论。人们可以称它是少数理论的一种，社会科学的古老的梦，在这些少数的理论里，正在变得梦想成真，这种社会科学在解释力量方面可与自然科学同日而语。然而，可惜，十分可惜，理论应该解释的各种事件违背它的要求，由它所预言的发展并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
一根小小的松散的线头就足以拆散这幅精美的织物。马克思的理论包括下述观点：革命的爆发总是在被压迫者的生活条件达到其最低点时发生。为此目的，马克思甚至玩弄文字游戏；（穷人）最“贫困”（Not）的时刻就是（改变）的“必要性”（Notwendigheit）最大的时刻。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毋宁说，遭遇最大贫困的人与其说是积极主动的，不如说是冷漠昏庸的，而毫无希望的压迫制造着对暴政的大沉默。当出现小小的变化时——也就是出现一种希望之火星、激情之火星时，并且大多数也是在权势者一方显示出软弱迹象的时候，在发出政治改革信号的时候，革命才爆发。
出现这种错误并非偶然。它与一种理论的基本弱点息息相关，这种理论永远不能挣脱假设“时代”或假设“制度”的巢臼。无疑，马克思知道，社会的关系在持续发生变化。他甚至描写了资本主义的统治者们，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如果没 有不断变革生产关系，它就不存在”。然而，这对他和他的门徒们来说，仅仅意味着实际的。功能的适应不可分割地属于资本主义的制度的一部分。只有这样，这个制度本身才能得到证实；它在革命的时刻才消失。在这一时刻来到之前，“早期资本主义”可能变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甚至是“后期资本主义”，或者也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甚至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它仍然总是资本主义。用一种变魔术的手法，这种理论就变为人所共知的真理，即变为定义。只要没有革命，资本主义就不会消失。“真正的”改变必然是革命性的改变，直至发生这种改变之前，根据定义，各种旧的概念还保持着它们的效用。
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提到了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假定出一些分析性概念。它们并没有用来以理论的探照灯去照亮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和种种要素；毋宁说，它们与现实相互混淆，本末倒置了。实际上，当然从来未曾有过诸如资本主义这类东西，而是总是仅有一些经济和社会，它们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可以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历史主义的贫困在于，它使它的追随者们变为瞎子，从而对现实世界缺少想像力。在理论上，历史主义导致没完没了地替各种本能使自己保持浮在水面上而不沉沦的解释寻找救生圈。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决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消失问题，他们为此绞尽脑汁，搞得头痛万分。实际上，历史主义导致僵化，把决裂和革命作为“现实变革”的据说是惟一的方法，同时，不仅是在一般人的生活现实里的经常性的变化，而且整个社会的较为悄悄发生的结构的变化，它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理论太漂亮了，不能应用；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与历史的经验很少有瓜葛。
这位作者从哪儿得出他的理论？部分当然是从他的祖师爷黑格尔那里获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在1848年之前的进步岁月里也好，在此之后的反动年代里也好，其阴影都笼罩着德国人的思维。黑格尔成为教条主义思维的心胸偏狭的典范，但是，那些企图把他从头到脚颠倒过来的人，也没有摆脱他的金箍咒。马克思至少也部分处于间接经验的影响下。他生于1818年，成长于动荡不安的时代。远处传来的法国革命的隆隆雷声尚未销声匿迹。当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时，他很快就发现了18世纪的另一个戏剧性的变革，即工业革命。人们几乎可以看出，这两个事件如何开始在他的头脑里叠加在一起。在巴黎，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在第三等级要求在等级议会有更为适当的代表背后，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可以搞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新的生产方法帮助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动力取得突破。面对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新的契约形式、商品和劳动交换的新的需求，面对一个新的举足轻重的阶层，封建纽带的束缚，当然也包括行会和社团规则的束缚，以及重商主义传统的束缚，都破裂了。于是不管人们是否想谈论革命，一种演变理论的两种要素都聚合在这里。
很久以来，“革命”这个词早就被用于戏剧性演变的两种十分迥异的形式。第一种叫做深入的变迁，即一个社会的核心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需要时间；另一种形式是迅速的演变，尤其是在数日或数周之内，通过显而易见的、经常是暴力的行动，领导岗位上的领导人物们的循环替换。第一种形式可以称为社会的革命，第二种形式可以称为政治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工业革命是社会性的，法国的革命则是政治性的。但是，二者并非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点发生。显然，工业革命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也带来政治的演变。其中包括新的生产形式的代表要求不再被排除在法律的制订和立法的过程之外，这一过程要确立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的准则。相应地，法国革命的某些题目也是社会和经济性质的。其中包括为公共开支筹措资金，筹措资金又提出国王的作用问题（关系到国王的财政预算）以及教会和贵族的作用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能排除戏剧性的变化。然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1688年政治革命之后很久才发生的，而法国的政治革命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解放强大的经济的力量。相反，它在长达数十年之久阻止了法国经济发展的现代进程。
市民，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是资产阶级？难道它不是在这两次革命背后的推动力吗？也就是说，难道没有一个阶级，同时代表新的生产力和要求政治的权力吗？让我们在这一点上首先撇开下述的事实不讲：18世纪自我觉醒的资产阶级很难描绘为一个像后来的无产阶级那样的被压迫阶级，因此，市民或者资产阶级的社会形象是值得注意的，而且也恰恰从现代的两面性角度来看值得注意。
为了充分利用技术和劳动分工的新的可能性，从前的企业家需要一种基本上有别于一切传统的依附的劳动关系的形式。他们需要在各方之间的合同基础之上的雇佣劳动，各方至少在形式上被视为是平等的。就此而言，新的劳动合同是以人人都拥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为前提的。同时，这些企业家及其附和者还要求自己能在阳光之下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得通俗些，要求社会的承认和政治的参与。他们既不再让人幽禁在他们的“城堡”里了，即不再让人幽禁在封建依附关系的汪洋大海的那个自由的岛屿上，而且对第三等级的地位再也不感到满意了。因此，从前的市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就积聚到一项要求上：他们要成为城邦的公民（citoyens），成为公民（citizens），即成为拥有这个地位所对应的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公民。
从一种与这种分析保持相当距离的角度来观察，那么，工业革命也好，法国革命也好，都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革命。18世纪的后果累累的变化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这种两面性也是公民——即资产阶级－城邦公民——的新的社会形象的两面性。这种分析的距离太大了，不能作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倘若人们更详细地了解在英国和法国发生的事件，那么，推动力量的两面性证明并非是一种惟一形象的两面性，而是两种形象的两面性。英国的有发明精神的企业家和法国的第三等级从而不是同一类社会群体。不能说是两面神，而是充其量只能说是孪生子女，而且是双卵双胞胎。
显然，对于马克思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未来的一次而且是惟一的一次革命，犹如过去的变革一样。在他的预言中，他的理论的错误变得最为明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斗士。这作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某些特定时期的（少数）几个国家的令人信服的描绘，人们可能会接受。组织起来的工人向权势者要求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贡献。马克思本来是不会应用这么简单的语言的，但是，这种论点对他的理论并不是完全陌生的。随着他提出下一步的论据，问题就开始出现了，按照他的论据，工会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政党以新的生产力的名义提出它们的要求。依我之见，这是毫无意义的空洞说词。它一直就是毫无意义、内容空洞的，尽管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弟子们做了无数的尝试，企图以“联合的生产者”、“公有财产”或者甚至还用“没有统治的交际”等概念来描绘这些新的生产力（逐渐绝望地寻找新的生产力本身就已经露出马脚）。社会中存在着一些政治的力量，而且也存在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些结构性变化。无疑，两者之间存在着关系。但是，这些关系的存在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们因时因地而变化，只有在极罕见的时刻，它们才会导致马克思所普遍要求的完全一致。某些人醉眼朦胧，因此他们感到同一个事物同时呈现两种影像；马克思患了与此相反的弱视症。他戴着黑格尔眼镜，这就使得他把两个不同的东西看做为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现实停滞不前，不能继续发展了。
2．应得权利和供给
比喻的语言总也是糟糕的，现在是不再用形象和暗喻来刻画现代的两种形态的时候了。最迟从18世纪以来，这两种形态决定着现代的道路。有一段故事对此可能会有所帮助：1986年3月我访问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政权正处于巅峰状态。作为访问者，人们可以很快发现，超级市场的货架上只有很少东西可供购买，供应的生活用品和服装给人留下的印象尤其说异常深刻，毋宁说是悲惨的。在同外贸部长阿莱杭德罗·马蒂内斯（AlejandroMartinez）谈话时，我谈到所看到的印象，这招惹了强硬的回答：“您似乎是在批评我们商店的货架上没有多少东西可买。这可能是对的，不过，请让我告诉您一些情况。在革命前，我们的超级市场货物十分充足。凡是在迈阿密有的一切东西，在马那瓜的货架上都能找到。但是大多数人买不起这些东西。人们把鼻子都贴扁在橱窗玻璃上，想看看那五光十色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是为他们准备的。我们把这种情况彻底地改变了。今天，凡是有的东西，在国内的人都有能力购买。随着某种运气和美国人的善意的许可，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供大家支配。”
很多人听到这个故事，都会捧腹大笑。荒谬绝伦令我们忍俊不禁，人们可以说，这是马蒂内斯谬论：革命使一个对少数人过分富足的世界，变成为一个对所有的人都匮乏的世界。当然，进一步观察，这个故事并不那么滑稽可笑。让我们首先看一看事实。1950年至1976年之间，尼加拉瓜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发展并非是直线形的；50年代后期以及1972年地震的时候，发展被中断。1976年之后，又开始出现下滑势头。1979年革命之时，下滑势头又把这个国家抛回到5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革命之后，到1981年出现了轻微的改善，不过，这一改善很快又让位给另一场滑坡。1985年，尼加拉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处于1951年的水平上。这种情况部分归因于革命，任何一次革命都如此，部分归因于战争和美国的压制。收入分配的数字不容易得到。然而似乎很显然，实际收人同样也下降了，哪怕并不像国民生产总值下降得那么快；1984年，实际收入大约比60年代的最高数值减少了三分之一。同时，城市的收入比农村的收入保持得好一些，在农村，较贫穷的人生活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国家作为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大地增长了。转移支付类收入有所增长。扫除文盲，防范瘟疫，对付失业，这些方面取得了若干成效。有一位经济学家按一种方式总结了这种结果，这种方式使我们又回复到马蒂内斯的谬论上：“从没有再分配的增长到没有增长的再分配。”
还有另一个理论上的原因，不能对马蒂内斯的谬论仅仅捧腹一笑了之。这位部长援引了一种重要的区分，这种区分与现代的两面性息息相关。这就是对人们可以获得物品的途径和存在着的、能满足他们的愿望的物品之间的区分。完全可能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东西可供使用，即在这样的意义上：确实有很多东西，而且甚至在人们期待能在有这类东西的地方即公众可以企及的商店里，确实应有尽有，然而很多人却不能通过合法的方式得到它们。这不仅适用于索莫查（Somoza）的尼加拉瓜，而且也适用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各国，在那里有一些特别的商店（“内部商店”——“Intershops”，“外汇商店”——“Berlioskas”），去这些商店购物，或者必须有特别批准，或者必须有硬通外币。同样也完全有可能，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止人们进入他们想得到的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但是，那里根本没有足够的产品和劳务来供应可能的购买者。在这类情况下，定量配给是一种人们喜欢采用的办法。每人每天获得2000卡路里热量的食品，加上每周60支香烟，因此，虽然在进入市场方面没有特别的限制，但是在供应方面却有严格的限制。（实际上非常可能，定量供应与少数人享有特权相互并存，与很多人的黑市相互并存，在黑市上，不抽烟者有权出售他们的配给香烟，换取别的商品。）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出现更为可怕的情况。任何人都允许到那些场所去，不过那里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人们排起长蛇阵，然而，在长蛇阵头那里，一无所有。火车站是敞开的，但是没有火车。柏林就是一个例子，在1945年4月底和5月初的日子里，纳粹已经从很多城区中消失，但是，俄国人尚未控制各城区，当时就出现上述情况。不过也有相反的现象。一个家庭几乎垄断着所有的一切，而且只分配给直接仆从，让他们能足以勉强糊口，维持生活。这种极端的情况也许不会实现，但是，索莫查家族、海地的杜瓦利埃一家、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一家，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这种极端的情况。
马蒂内斯谬论里所蕴藏的区分令人回想起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关于贫困和饥荒的著作中提出来的很有说服力的理论。在研究历史上的饥荒时，森发现了下述很清楚的证明：用缺乏食品来解释饥荒，虽然依旧可能接受，而且也许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饥荒地区的食品，包括在1943年的孟加拉邦，食品虽然不是十分富足，但是事实证明，在大规模死亡的严重时期，食品几乎没有比在此前和此后的几年里少。在狭义上的可支配件，即运输和分配，也不是问题；有些情况下，人们还从一些地区输出粮食，而那些地区的人却在饿死或因饥饿而引起的疾病而死亡。那么，问题在那里呢？在这里，森采用了他的概念应得权利（entitlement），我想把它译为Anrecht，并想把它用于目前分析的目的，进行阐发。对于申来说，应得权利描写出个人和物品之间的一种关系，通过这种关系，个人进入产品市场和控制产品就“被合法化”。应得权利给人们一种合法的对物品的要求。因此，并不是生活用品的可资利用，而是社会的群体占有进入产品市场的大量机会（申谈的是“大量的应得权利”要求），或者毋宁说，是这种机会的减少和最终消失，可以解释亚洲和非洲的大灾难。
阿玛蒂亚·森是一位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家，他喜欢把他的感觉用理性的论据加以包装，然而，他的理论很难更加戏剧化了。他也许不是想这样表述，但是他的理论却意味着：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不是物品十分匮乏，而是社会的藩篱的存在，能解释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死亡的原因。甚至在需求迫不及待之时，即在生存死亡攸关之际，人们也不会违反社会的准则，而是会屈服于情势，仿佛这是他们的命运。“权利处于生活物质的可支配性和对获得生活资料的应得权利之间。”这并非是令人十分放心的想法。森本人也曾担心，他这样说可能会使人们丧失提供粮食援助的勇气。因此，在后来的一篇论文里，他赞成采取实用主义的援助措施。（他本来应该指出，紧急援助虽然会在提供的短期间内打乱现存的应得权利结构，但是不会长期威胁这种结构，因为按其构想，紧急援助是暂时的，甚至是一次性的。）对于那些关心保持现存的应得权利的人来说，这种理论最不能令人放心。倘若人们不再是需要更多的生活资料，而是需要少一些特权，那么惟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剧烈的社会变革。这只不过是提醒一下一种理论的后果，这种理论初看起来则是技术性的。
诚然，森的关于应得权利的概念是技术性的。在其核心，“这个概念集中在人们用在一个社会里可资利用的法律手段去控制［物品］的能力”。这不纯粹是个人的能力，而是它本身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因此，森后来更喜欢用可获得性（acquirement；也许用马克斯·韦伯的“获得的机会”这个概念会更好些）。“个人的应得权利是指一大堆不同的、可供选择的商品，个人可以借助不同的、合法的、对某些个人总是敞开的获得方法去占有这些商品。”在这两个定义内，谈到“合法的”方法必须加以强调；应得权利其核心总是一些权利。因此，这种合法的要求可能是建立在特性（‘设施”）或活动（“交换行为”）的多数之上的。撇开继承的财产名目不讲，森列举了下述的应得权利：“建立在商业之上的应得权利”，“建立在生产之上的应得权利”，“建立在自己的劳动之上的应得权利”，“转移支付的应得权利”。它们构成森称之为“个人的一大堆的应得权利”。森继而问道：何时以及为什么会有诸如“应得权利失灵”这类事情？所谓应得权利失灵也就是通往控制商品的道路会受到限制或中断的时候和地方。他所举的例子使他首先找到诸如价格上涨和工资下降这类因素，不过，也发现了一些封锁通往控制商品的道路的较直接的形式。无论如何，他得出结论：“饥荒可以作为一种应得权利关系的失灵来分析，这将非常有意义。”
应得权利是较新的社会科学如社会理论常用的概念。有些人曾试图以此来把握私有财产的固有性质；另外许多人应用这个词的复数（Anrechte），用于现代的社会国家的善举。显然，这个概念容易引起价值判断。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应得权利理论”只要是在说明个人权利的最小目录，它所反映的就是“最小国家”的个人的方面。劳伦斯·米德（LawrenceMead）主张建立一个“应得权利彼岸”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更加强调各种义务。与此相反，正如森自己说的，他用这个概念是出于“描述”意图，而并非“规定”意图。在这一点上，我将附和他的见解。应得权利本身既非善，亦非恶；它们是得到社会界定的进入手段。人们也可以称它们为人场券。
森的界说的另一个方面是重要的；应得权利具有规范性质。犹如社会规范一样，它们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这种固定程度意味着，要取消它们就不能不付出代价。规范的概念比法的概念更为普遍些，实际上，应得权利的固定性也可能发生变化。在标度的一端，基本权利就是应得权利。其中包括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得到宪法保证的权利。公民权利在这里有其立足之处。其他的进入手段没有这么强硬，虽然如果存在这类手段，它们往往可以被视为相当可靠。市场进入就属于这个范畴。然而，市场进入绝不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切实际的目的来说，中国恰恰不是“一个10亿人的市场”（有时人们这样轻率地断言道），因为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超出基本需求的货物的经济交换、甚至是消费的世界，几乎是不可企及的。在固定性标度的另一端，实际工资创造着应得权利（顺便说一句，正如一般而言，金钱具有应得权利的性质一样）。不过，收入可能会有变化，而且是在两个方向上变化。森在观察贫困和饥荒时发现的应得权利的重要变化之一恰恰是收入的下降。这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某些国家里，实际工资（在凯恩斯的意义上）“刚性大一些”，也就是说，比在其他国家的抗下滑力强一些。人们也许可以说，在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实际工资的应得权利性质，就表现得还要更明显一些。
在这里，就必须强调一下应得权利的另一个方面。人场券能让大门打开，然而对于那些没有入场券的人来说，大门仍然紧闭着。在这个意义上，应得权利也为人划出界线，也设置藩篱。这就意昧着，原则上不能分等级来理解应得权利；半张入场券不是入场券。进人权利可以或多或少对很多人是敞开的，但是他们本身是有明确规定的。应得权利按阶段、而不是持续增长或萎缩。事实上，更正确地说，它们既不能“增长”，也不能“萎缩”，而是只能被创造或取消，被赋予或剥夺。
正是这一点把应得权利同马蒂内斯谬论的另一方面区别开来，即同那些人们对之拥有应得权利的东西区别开来。给这些“东西”取个名称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既把基本权利也把实际收入算进我们称之为应得权利的入场券里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很聪明，仅仅把它们限定在产品或“商品组合”上。他也许能够发现，只要福利供给能够从经济上理解，即可以计算，就不难把这种想法扩大到福利供给这一更广泛的概念上。但是，像这里所理解的应得权利，也能打开通往非经济“物品”的大门。例如，选举权就是一种应得权利，它也许具有某种意义，甚至也许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不管它是在一党专政的国家里所保障的（在这种国家里，人们不得不对事先确定的正式候选人的名单表示认可），还是在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里提供的。其他的一些例子还要复杂些。有受教育的应得权利。这是不是意味着，为了赋予这种应得权利以实质，就必须提供可选择的学校或各种培训班？无论如何，倘若所涉及的是要描述由各种应得权利所提供的整个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所有选择可能性，那么，像“产品”或者甚至“福利”这些概念显然是不够的。为了表示这些选择可能性，我将应用供给（Angebot）这个概念。
口语中的“Auswahl”（选择）既可能表示选择行动（“我进行选择”），也可能表示供选择的东西（“有大量的选择”）。供给仅仅是后一种意义上的选择。换言之，它是在既定的行动领域里，现有的选择可能性。这些可替代选择本身也是结构化的：是通过市场的丰富发明，通过人的各种愿望，通过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口味的东西，以及通过形形色色的偏好，来结构化的。我将间或零星讨论某些特定的供给的结构。供给无一例外被定义为可能持续上升和下降的东西。原则上讲，这个概念与其说应该从定性角度，不如说应该从定量角度去理解，与其说应当从法律或政治角度，不如说应该从经济角度去理解。供给至少在两个方面可能发生变化，即一方面在数量上，另一方面在多样性方面。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将探讨联系的方式。例如，报纸销售发行数从1000万份上升到1200万份，如果所指的纯粹是官方的、代表着同一方针的党报，或者是内容同样空洞的群众性报刊，那么这一事实并无多少意义；与此相反，如果独立报纸数量从10家上升为12家，即使这些报社总发行量不变，却也意味着增长。
词汇并非理论。在人们能够开始应用概念进行论述之前，概念也必须学会如何运作。这也适用于这里延用的这一对概念：应得权利和供给。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这对概念有充分的机会可以运作。在各章节里，应用这两个概念是理解多变的20世纪社会历史的关键。在此首先利用例子和理论上的指点来丰富这些概念自身（在本章的下面各书里），以及把它们置于一种与马克思和18世纪革命有关联的理论联系（在下章里）。无论如何，借助这些概念，就可以阐述现代社会冲突问题。
工业革命首先是一场供给革命。它最终导致国民财富的巨大增长。另一方面，法国革命是一种应得权利的革命。它最终确立了人权和公民权进步取得的一个新的阶段。在18世纪，而且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两种革命相互靠近了。从那时以来，毋宁说，它们又分道扬镳了。供给派和应得权利派——对应着经济增长政策和一种公民权利政策——处于相互斗争之中，而且今天亦仍然如此。这就是产生于前面所提出的各种考虑的思维模式。
3．政治与经济
区分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想法并不新鲜。指出类似的概念可能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在阿玛蒂亚·森写作他的饥荒研究之前几年，弗雷德·希尔斯（Fred Hirsch）就发表了一本书，题为《增长的社会极限》。书的中心论点是建立在“物质经济”或者“物质财富”和“地位经济”或者“地位财富”之间的区分之上的。前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的客体，后者从本质上讲仍然是短缺的。因此，不管在物质财富方面的平等取得多大的进展，它都不能消除地位的不平等。如果说（几乎）所有的人都有汽车，那么，富人们就会转而乘坐私人飞机；物质的财富在增长着，但是地位的不平等依然如故。希尔斯自己也联系到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的“民主政治的富裕”（它可能扩大到所有的人）和“寡头政治的富裕”（它仍旧在少数人的手中）两概念。在这些情况下也好，在其他类似情况下也好，问题的核心都是在于区分一方面是经济因素，另一方面是社会因素或政治因素。
在这里，政治和经济是按广义的、非技术性的意义来理解的。区别在于，政治的进程是建立在人的干预之上的，而经济的进程则是按自然生长过程进行的。政治发生在机构里，经济发生在市场上。这既不排除无计划的政治冲突，也不排除经济发展的有意识支持。实际上，这种区别的要害之处在于重新把政治和经济放到一起，即确定它们的关系。然而，这里涉及的是社会进程的两种形式，也是观察社会的两种角度。
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应当存在一种“财富的自然进步”。他认为，市场包含着扩展自身的力量，因此，最终一切不平等都会被铲除，“而且，一种普遍富裕正在贯穿种种不同的社会等级”。悖论是显而易见的；有“普遍富裕”，但是，也有“不同的社会等级”。人们应该认为，毋宁说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以至于按其等级，人人是平等的，然而他们有不同的收入。但是，供给的不平等作为应得权利的不平等是可容忍的。事实上，我们在斯密这里，可以发现经济分析的一个罕见弱点的早期形式。按照这个学科的本质，经济分析几乎只集中在供给上。经济学成为关于供给的科学。一切可能的东西都从供给、收入、生活水平和福利的增长去推导。谁也不会否认，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持续的经济奇迹已经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然而，经济学家们几乎是胆战心惊地认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应是恒久不变的，仿佛如果社会结构改变了，经济学的整套方法与思路就会崩溃坍塌。
而且，这种事情的发生完全不取决于经济学家们的政治偏好。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赞扬开路先锋者们，不过，他不言而喻地设想，其他人会落在他们的后面。他认为，这是可以容忍的，因为“今天的最穷困的人还把他的相对的富裕归功于过去的不平等”。在经济学家群体中的另一端，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t Heilbroner）却为那些有能力“阻止其他人取得作为构成富裕之基础产品”的人感到不安。但是，他认为，这一事实是一种自然规律，因为对他来说，富裕是“一种社会范畴，它不能同统治分开”。没有发生过公民权利使人们的地位与其经济状况脱离开来的事情。希尔斯的区分的弱点也表现在这里，他设想出一种“地位的财富”作为一种基本衡量，即认为应得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和不能改变的。
实际上，它们并非如此。人们不许把经济分析的弱点和现实的弱点相互混淆。资本主义——供给的增长——既没有解决也没有制造一切问题。亚当·斯密过分奢望“财富的自然增长”，他错了；卡尔·马克思期望，资本主义的矛盾将会导致戏剧性地解开供给和应得权利的戈尔迪之结，他也错了。一般而言，现代精神的这两种革命并不熔化为一条事件链，也没有一种理论能用来解释这两种革命。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有关新生力量和旧关系不可调和的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理论。如果涉及应得权利的改变，市场就不灵，而如果提高供给，则政府就失灵，然而，倘若让市场和国家对按其本质无法承担的事情承担责任，那就错了。
毋庸置疑，这适用于两者，即适用于市场和国家。不仅有一种经济的帝国主义，它把一切都寄希望于供给的扩大，而且也有一种政治的帝国主义，它企图把一切经济的问题作为应得权利的问题来界定。后者在那些联系马克思、相信应得权利革命会对富裕有作用的人当中传播着，也在那些把贫困理解为违反人权的人当中传播着。人们津津乐道，不仅有由于酷刑和随意逮捕而引起的违反基本权利行为，而且也有由于饥饿和无辜的穷困而引起的违反基本权利行为。阿玛蒂亚·森指出，这里存在着一种相互联系，但是他谈到一种要求富裕的权利，这就把相互联系的特性搞混乱了。没有任何一个法官能保障这种权利，各种权利总是要求有可能（对违反它们的行为）提出起诉。因此，这种相互联系要复杂一些，间接一些。
政治和经济的相互联系也是区分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最富有成果的方面。这首先适用于那些研究这种联系的学科。《经济与社会》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主要理论著作的标题；18世纪苏格兰的社会科学家自称是“政治经济学家”（尽管他们有一部分也拥有道德哲学教席）。卡尔·马克思无疑属于这个传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也许是他们在20世纪时的最重要的代表。最近，首先在美国产生一个“宪法经济学”学派，在这里，我们将多次提及这个学派。
有关这种相互联系有着许多重要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这样的问题：政治和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互为前提条件？政治自由要有什么样的经济上的前提条件？经济进步要有什么样的政治上的前提条件？凡是在寻找从专制制度或者极权制度向开放社会过渡的地方，这些问题处处都是一些焦点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还有80年代的西班牙，它们都是幸运的。它们在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里经历了民主的发展。不过，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在人们的头脑中容易变成为一种因果关系，然而，对于这种因果关系人们还存在着怀疑。最后，很多人相信，民主能使人们富裕起来。倘若经济情况转而恶化，他们又将对政治制度说些什么呢？
戈尔巴乔夫总统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曾经有他自己的看法。人们可以用他的语言表述道：公开性（glasnost）即政治自由还不能对改革（perestroika）即经济改造提供保证。尼加拉瓜的例子从另一个方面讲述着同一个故事。索莫查的尼加拉瓜有一段时间曾经是经济增长相当快的国家。至少是宏观经济数字向我们说明这种情况。然而，只有少数人能从这种增长中获益。参与获益的门槛不仅存在于政治进程中，而且也存在于经济领域里；这些门槛构筑成僵硬的进入障碍。增长没向下渗透，因为在尼加拉瓜的社会里，应得权利的界线简直就是不能渗透的。这同样适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原来认为，转移到第三世界的金钱虽然也许会让富人变得更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钱是会渗漏的，会造就一个中产阶层，这种旧信念纯粹是一种经济的计算，没有政治的和社会的价值计算。富人们的财富是没有局限的，而且对待穷人，他们的为富不仁、厚颜无耻也是没有局限的。甚至从世界银行的善意的项目中，一般也是有产者获益，部分是通过贿赂，部分则是因为项目只有他们是得益者，而无财产者的情况却依旧如故，没有改变。倘若没有打破传统的应得权利的结构并创造公民社会的要素，宏观经济的增长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无关宏旨的，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的统计会多么高兴。
然而，倘若这些结构被砸碎，也还绝不是就万事大吉了。政治变迁的过程有着它自身的问题，首先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危险：旧制度的统治者阶层被一个新的干部阶层所取代，即被一个占据最重要领导职位的上层（Nomenklatura）所取代。因此，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甚至都搞不清楚，政治改革是否会释放经济成就的推动力。经济的进步要求存在形形色色的推动和刺激，而它们都涉及到那种人们可以称之为人的动机的神秘力量。供给派经济学家们的甜面包和劳动纪律管教人员的鞭子，也不一定会带来奇迹。人们必然会想要得到更多东西，同时必须准备放弃一些当前直接的享受，以利于在遥远的未来可能获得更大的满足。这就是在通往经济富裕道路上两大障碍，要克服它们，单靠政治，其作用只能是微乎其微。人们想起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想到把人们从习惯于贫穷循环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想到发明精神和企业家的进取心。
这类见解也是一种对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这个有过很多探讨的主题的评论。在以下几章里，我们将常常遇到这个主题。在这里事关根据政治和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互为前提这一问题来阐述政治和经济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某些应得权利结构显然是经济供给增长的一种必要的前提，然而也仅如此而已，不得多求。相反，供给的扩大和增长有助于政治结构的确立，但是，政治结构的建立要求有自己的行动。还有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第二个问题，它更微妙一些，在分析高度发达的社会时，我们将会重新遇到它：应得权利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能为一个很高的供给所压倒？相反，应得权利能补偿供给的短缺吗？也就是说，尽管有种种差异，两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替换吗？在美国（正如还将详细论述的那样），用欧洲的楷模来衡量，美国公民的应得权利仍然是欠发育的，但是，“开放边界”的“无限的可能性”，给生存机会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另一方面，至少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的经济供给尚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在应得权利领域里的发展却是令人满意的。在理论上，这样提出问题是饶有兴味的，尤其是根据以下可能性：由于冲突，包括阶级斗争，有可能变为个人的流动，反过来，限制流动有可能导致群体的冲突。这导致人们提出其他的问题。例如，人们是否可以说，统治阶级总是对借助经济来避开问题感兴趣，而提出要求的阶级却偏爱采用政治的语言？
也就是说，政治和经济——即应得权利和供给——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些理论上和经验上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它总是两种不同的进程和前景的相互关系。诚然，人们乐意把二者结合起来。在同马蒂内斯部长谈话里，这个问题是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人们不能既让大家都能进入市场，又得到十分充裕的货物？然而，回答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当时他声明，货物供应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和美国取消封锁禁运的问题。有一些战略上的改变，它们仿佛能一下子增加应得权利和供给；然而，它们是历史上罕见的和伟大的时刻。一般规律则是另外的样子。一般规律存在于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冲突之中。
于是就有供给派，它相信，关键是经济的增长，关键是增加产品和劳务，提高产品和劳务的质量和多样性。这一派的成员喜欢把人类的任务看做是正数和加法游戏。对于他们来说，进步可能是毫无痛苦的。人们当然必须稍作努力；但是如果人们这样做，就会收获应得的报酬。无论如何，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是经济性质的，即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把短缺的界线向外推得更远，更远，以至于大家都能有更多的东西。应得权利派则另有看法。它坚持必须作出更加强硬的决定，有时必须玩零和游戏，玩这种游戏时，一方必须支付另一方的赢数。进步并非建立在共同努力向外推移短缺的界线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群体为争夺阳光之下的一席之地而斗争之上的。进步是用普遍找到进入市场以及利用积极的公众舆论和获得社会机会的通道的人数来衡量的。因此，主要的问题是政治性质的，即在这样的意义上：它们要求采取自觉的行动，以确立权利和对财富的再分配。
这两个派别处处都存在着，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政治派别里。在18世纪和1848年的各次革命之间，很多自由党人属于应得权利派。当伯克（Edmund
Burke）和托克维尔（A．C．Tocquevill）提醒他们注意革命的代价之时，并未使他们感到特别不安。“我们把旧制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切好东西都放弃了，然而从目前的状况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中，我们所得甚少。”这又是一个尼加拉瓜吗？无论如何，美国是再次经历过的，正如托克维尔19世纪30年代所看到的一样。当时，为争取更多应得权利的斗士们很快就投向供给派这边。自由党人得出结论，现在不用再为大家争取应得权利了，或者毋宁说，他们分裂了。有些人甚至看不到，人们必须通过政治的参与即通过普遍的选举权来补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不用说看到，半世纪之后有必要建设福利国家了。其他人继续为应得权利进行斗争，但是，他们的斗争热情日益减弱。一种新的应得权利派以社会主义的形式登上舞台。论争以很多形态继续进行，直至今天，尤其是社会民主党人和新自由党人之间的论争，或者凯恩斯派和弗里德曼的门徒之间的论争。
4．生存机会
波普尔说，历史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能够、甚至必须赋予它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可能在于应得权利派和供给派的纯粹的、持久的反反复复之中吗？不管冲突对参加者意味着什么，排除冲突就是自由吗？在边缘状情况下可以回答：是的。有规则调节的冲突就是自由，因为这种冲突意味着，谁也不能把他的立场提高为教条。有一些制度安排，它们许可说：“不！”，而且甚至还允许他们撤换执政者。从为所欲为和专制中摆脱而获得的自由不容低估。很多优秀分子在历史上为它而牺牲，在20世纪也恰恰如此。
然而，这种形式上的自由只不过是在发展人类的东西时所涉及事物的可能性的条件。对负面的和正面的自由作重要的区分是太过于简单了，倘若自由总是停留在对相同东西的永远重复上，以至于不管谁当政，最后都是无所谓的。马克斯·韦伯喜欢用一个概念，它能很好描绘为建立自由的、即开放的社会而在行为的纯粹形式的条件之外所必要的东西，这就是机会的概念。机会的涵义比行为的前提条件要广，但比实际的行为方式要窄。谈到历史意义，可能是过高估计，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冲突中涉及的是人类的生存机会（Lebenschancen）。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这就是自由政治的意图。
因此，不管是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也好，也不管是对于任何的自由理论也好，生存机会的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也并不简单。在1979年的拙著《生存机会》中，我第一次试图对这个概念作界定。“生存机会就是选择（Optionen）和根系联结（Ligaturen）的函数。”关于“根系联结”马上还要谈到。“选择就是在社会结构里既定的选择可能性，是可替代的行为选择。”这种界定可能太过普泛。现在可以讲得更明确一些：选择就是应得权利和供给的特定结合。
要是能够测度各种选择，那就太好了，而且把它们理解为应得权利和供给的产物的诱惑是很大的。然而思想实验表明，这行不通。让我们的假定，应得权利和供给的水平可以在一个1－10的标度上数量化。因此，10意味着最高的可能的应得权利以及最大的可能的供给。让我们进一步以略带随意地接着假定，把在索莫查的尼加拉瓜的应得权利水平可以描写为10当中的2，相反，供给水平却可以描写为10之中的6。那么人们可以说，桑蒂诺派的尼加拉瓜把这种情况给颠倒了过来，也就是说，此时应得权利在6上，而供给却在2上。如果人们把二者相乘，那么在二者当中富裕水平总体上似乎是一致的：
2×6＝6×2。也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赢得——或者什么东西都没有输掉？
这种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合情理的。然而这种社会算术的思想游戏却有其意义。其意义就在于，看到如果我们想推动增进人的福利的话，我们就既需要应得权利，又需要供给。人们需要进入市场、参与政治决策过程和获得文化的表达可能性，但是，这些领域也必须提供很多丰富多彩的选择机会。没有任何一种不拥有这两者的社会能够被严格地称作为文明社会。因此，选择作为生存机会的组成部分是应得权利和供给的函数，尽管这种函数比一个总数或一件产品要复杂一些。
在这篇随感里，所涉及的完全是一些在这种程度上作了界说的选择。人们可能会想出其他的概念来取代它们。有人会想起福利这个术语。它完全是表示经济和政治上的受益因素的结合。然而，它仍然会引起双重的误解。作为经济学的专业概念，它被假定是可以测度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假定恰恰是不正确的。作为日常口语中的单词正好相反，福利近乎于有关福利国家的政治概念。因此，选择是一个较少引起误解的概念。我们偶尔也会干脆谈到生存机会，如果所谈的是有关增加和扩大人的选择的目标的话。
因此，这是一种简略的说法。生存机会仅仅部分是选择；其另一部分与坐标有关系，在坐标之内选择才有意义．这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思想，即使它也能有指望得到理解，即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它似乎给好些人——首先是年轻人——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可能性，但在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一问题上，又没有在他们作出决定时给他们以帮助。在这种状态下，什么东西会有所补益？人们会想起很多概念。道德的准则会有所补益；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从“内心引导”来描绘的“内心的罗盘”会有所补益的；属于家庭、社区、传统的群体和教会，也会有所补益的。也许人们可以谈到一种能把握和指导人的深层文化。所有这类考虑都回溯到“联系”上，联系具有某种“约束力”：宗教（Religion）、义务（Obligation），拉丁文单词“束缚”（ligare）又回来了，因此我曾经建议用根系联结（Liga－turen）这个词。也就是说，根系联结是深层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会使人们找到通过选择世界的道路。
难道这不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吗？这一概念已随现代的革命消逝而去。实际上：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本书是由于受到观察这种不可抗拒的革命的启迪而写的，革命正在克服任何障碍，并且通过它自己所制造的废墟而不断前进。当国王们的政权由于得到贵族的支持而统治欧洲各国之时，社会尽管有种种弊端却仍然享受着各种幸福，这种幸福今天是难以理解和仿效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上神圣的敬畏，统统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然而，在我们放弃我们祖先的社会的状况之后，尤其是在我们把他们的各种机构、理念和习俗统统都抛弃之后，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取它们而代之呢？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结果，都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消除了，一切新成立的关系在僵化之前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宗教人士反对自由，自由之友攻击宗教；崇高和宽容的英才颂扬奴役，低微的、卑躬屈膝者进行独立的说教；诚实的和开明的市民成为一切进步的敌人，没有爱国主义或没有道德的男子扮演着文明和启蒙的使徒。”
因此，现代首先干着破坏的事业。但是，是谁如此生动地描写这种事业呢？我冒昧耍个小手腕——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种手腕肯定是不成功的——用两位18世纪的作者的言词拼凑一段文章，而且还删除一些累赘的句子。这当然是指《论美国的民主》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就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会把他们相互搞混、张冠李戴的。这位法国贵族曾短期出任共和国国务部长，他是一位勉强的现代人，他一方面为美国所吸引，但是，另一方面却为来自新世界的传染危险而忧心忡忡；这位德国的学究和革命团体偶尔的组织者是一位愤世嫉俗的现代人，他不太为他周围的现实欢欣鼓舞，而是对一个谁也未曾见到过的世界满怀希望。但是，在描绘现代时，这两人并非相去甚远。
对于他们来说，现代精神的核心是与从前时代的根系联结彻底决裂。包括田园牧歌式的过去及其神圣的敬畏。人们走出其咎由自取的不成熟，同时也走出在固定的社会等级的结构中的稳定的人际关系之安乐窝。“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都被消除了。”什么东西来取代它们呢？这类东西不多。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充其量是英雄的现实主义，是准备正视毫无依据的现实的人的英雄的现实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则是“现金交易”
（cash nexus），是纯粹的供给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受操纵的）刺激是惟一的一些指示方向的信号。其他人继续维护这个传统，甚至把它上升为理论。尼采（Nietzsche）是一个伟大的榜样（他说：“上帝死了。”）。存在主义的传统的一部分把任何行动都看做是一种acte gratuit，即一种通往虚无的、轻率的构思。于是在这个毫无根系联结的世界的尽头，虚假的神明离它就相去不远了。它们曾经把很多人引入歧途，有些人一直跟随它们到了琼斯敦。也许，琼斯牧师的916名美国信徒在圭亚那的谋杀性集体自杀，是一个没有根系联结的世界的象征和征兆。
然而，也有另外一种理解现代世界的传统，一种没有思乡怀旧和没有乌托邦、也没有愤世嫉俗的传统。例如，伊曼努埃尔·康德充满骄傲地自觉和看待新世界。“敢做聪明人吧！鼓起勇气来，利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座右铭。”康德早于托克维尔半个世纪就写下这些话（所引用的告诫写于法兰西革命的前几年）。马克斯·韦伯颂扬理性则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半个世纪多才写下的。如果传统的形式在粉碎，不仅科学和技术欣欣向荣，而且产生了“完全在政治的行政机构意义上的‘国家’，它拥有理性制订的‘宪法’，理性制订的法和一个以理性制订为章程的规则即‘法律’为取向的行政管理机构”，最后产生了现代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应得权利和供给；现代开拓了此前未曾感觉到的空前的生存机会……抑或这又仅仅是一些结合康德提出的不要丧失自己的勇气的要求的选择？
马克斯·韦伯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在宗教问题上“缺乏音乐天才”。也许这也适用于他所描写的社会。不过，大多数人都需要一点儿音乐，也许我们大家都需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专门属于现代的根系联结，也就是一些深层的联系，这些联系并不因为“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而丧失它们的力量。在这里，civil society即公民社会概念有其立足之处。应得权利和供给的世界，即政治和经济的世界，它们自身是不可能存在的；两者必须扎根于一个社会的世界。生存机会是一种双重的函数，即一方面是作为应得权利和供给的结合的选择的函数，另一方面是社会所提供的选择和根系联结的函数。自由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亦即立宪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的概念将伴随我们贯穿这整篇随想。在下面的一章里，将会对它作比较确切的界说；然后列举一些例子，对它作更详细的阐述；直到最后一章，主张建立世界公民社会来结束论证。在公民社会里，至关重要的是，用一些赋予人的共同生活以意义的结构来填补国家的组织和孤立的个人之间的真空。因此，公民社会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人的社会，而是在充分意义上的公民的社会。因此，它是一种文明结果，而不是自然结果。（英文的概念“civil
soeiety”和法文的概念“societe civile”，说明了这种相互关系。）当大卫·休谟（David Hume）强调平民的（“civil”）这个词时，他可能回顾一种开始于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平民政府论》的传统；同时，他也激励着亚当·费古松（AdamFerguson）去写作《平民社会史》。美国宪法制订者们清楚地知道（正如我们还将详细谈到那样），没有公民社会，民主和法治国家将顶不上多少用处。公民社会毫无例外地是现代的。它们在供给结构上并非必然是资本主义的，尽管它们按其本质为首创精神和增长的可能性敞开了大门。它们在应得权利结构上甚至还不一定必然是民主的，尽管它们以人人都拥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而且，它们一旦存在，就体现着业已成形的对专制的和极权的诱惑的反抗。已经实现了的生存机会要求有公民社会的根系联结。没有公民社会结构，自由就依旧是一根摇晃不定的风中芦苇。托克维尔鼓足他的全部勇气，去描写一个现代公民社会的可能性，他却未能成功地使这种公民社会具有十分吸引力，而马克思把对公民社会的兴起推到遥遥无期，因而使它不能实现。二者都没有能对我们有所补益。至于法与自由之间的结合要求些什么，伊曼努埃尔·康德了解得更好，他把它称之为公民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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