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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较量，说到底仍然是人才的较量。纵然是以计算机为物质基础而得以兴起、发展起来的计算空气动力学，也毫不例外。拥有先进的计算机，并不等于就有了计算空气动力学的高水平。 而未来，总是属于年轻人。 对我国计算空气动力学的未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持乐观态度，理由是经过十几年的培养，一批年轻的研究人才逐步成长成熟起来，他们思想活跃、视野开阔、知识全面，尤其在计算机和外语水平上比老一代研究人员更具优势。他们研究的起点高，对新知识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和如饥似渴的学习欲望。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显示出他们出类拔萃的研究水平，证明他们有能力承担起未来发展的重任。而另一种看法，则表示出忧虑，其理由在于这支年轻的队伍还不够成熟，数量太少。尤其是出类拔萃者太少，造成整体实力的不足。至少在目前，各专业领域的带头人以及大批高级研究人员由于年龄而不得不从一线退下来的情况下，还不能达到完全补位，挑起重任。其结论是，这支年轻的队伍尚需时间和实践的艰苦磨砺。 无论是乐观还是忧虑，未来的焦点无疑都是年轻的研究者们，重任必将由他们去承担。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中的几位。 沈清。 1985年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流体力学专业毕业； 1987年，获流体力学硕士； 1991年，获流体力学博士； 1992年，晋升为研究员。 沈清攻读硕士和博士时的导师，是我国著名流体力学专家、中科院院士张涵信。张涵信的导师是郭永怀。算起来，沈清应该是郭永怀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科学家的隔代弟子了。沈清的幸运，足以使许多人感到羡慕。而沈清所取得的成就更让人羡慕，也让他的导师感到欣慰和骄傲。 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叙述沈清在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困难的。但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许能对他的成功有所认识：1992年，他作为气动中心的唯一代表，同时也是全国唯一的计算空气动力学青年学者代表，参加了由中国科协举办的首届“青隼科技报告大会”。在1993年之前，中国空气动力研究发展中心共举办了四届“青年科技报告会”，沈清参加了三届，获得两届的一等奖和一届的二等奖。在集中了全国高科技界精英的“863”计划中，沈清作为最年轻的研究人员之一，参加了航天高技术中的重要课题的研究…… 许多人羡慕沈清的“一帆风顺”。说沈清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好时候，没吃过什么苦，没遇到大的困难和挫折，走过的路太顺利了。的确，从清华出来就读硕士、攻博士。刚到而立之年，就在人才堆里一跃而晋升为研究员，几年功夫走完了老一代人用大半生才走完的路，仅此一点也足以说明成长够快、够顺利了。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四川呆了近十年，事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沈清，却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真正困难的时期不是过去，而是现在。事业上每朝前走一步，他的这种感受就越强烈。突然一听这话，有些让人难以接受，但仔细琢磨，却不无道理。时代不同，困难所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了。 关于沈清，还有一个自然情况：那就是他一米七二的身体，体重却不足50公斤。十年前意气风发的沈清不见了。30岁，已经开始驼背，只有后半边脑袋还长头发。夏天，他不敢在户外穿背心，人瘦得不成样子，他怕吓着别人……由此可见，沈清也并不轻松，他所走过的路并不是人们只看到的那些表面的）顺利。他们这一代人有他们的苦，他们的困难。 沈清很喜欢听老同志们谈起过去，他甚至非常渴望老同志们所描述的过去那种艰苦岁月。痛痛快快吃苦，也痛痛快快于事业。那时候事业是那么崇高、那么神圣。能加入到这个神圣的队伍来，是多么的光荣啊！现在呢？同样是来牺牲、来奉献，但这种牺牲和奉献在人们的眼里不值钱了。 沈清是为事业自愿到山沟来的。他的原则是：人往高处走，哪儿利于事业的发展，哪儿就是高处。气动中心不仅设备条件好，而且集中了大批前辈优秀人才，搞空气动力学的人，再没比这更好的去处了。1985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时，沈清就是怀着这样朴实的想法选择了位于西南大山沟里的气动中心。那时，他根本没奢望得到谁的颂扬，神圣、崇高那些词好像不再属于这个时代了，说谁光荣，像在骂谁一样。他只希望人们从个人事业的角度去理解他。 但就是这种理解，他也没能完全得到。那时候时兴一个“傻”字，许多同学毫不隐瞒地把这个字送给他了。1985年，新一代大学生刚出来三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到处求贤若渴，何况又是清华这样首屈一指的名牌，到哪儿去不行？沈清却跑去钻山沟！虽然是自愿，虽然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但毕竟有些失落，有些不平衡。因此，当同志们讲起当年是何等自豪、光荣地加入这个行列时，沈清大有何不早生20年的感慨。 也许，这也是一种苦。一种不被理解而带来的内心的痛苦。 紧接着：出国热、经商热、跳槽热……沈清设生活在真空中，每一次热潮就不可避免地要冲他一家伙。潮起潮落，防不胜防。经历一次，内心不平衡一次。对付这种内心的不平衡，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什么道理不懂？最根本的还是靠自己战胜自己，咬咬牙挺过去。拼命埋头干活，拼命出成绩，用事业上的成功去弥补、去平衡。沈清有个观点：既然花费力气顶住了出国热、经商热……既然把事业看得那么重，要是出不了成绩，才是真亏了。那一头丢掉了，这一头就决不能丢！不然，下一次什么热再来，你就未必能顶住。看重成绩，多出成果没什么不好，至少比看重金钱高尚。有时候就得自己把自己往高尚里想。国家需要成果，我干出来了，为国家做了贡献，这就是崇高！是光荣！现在别人没功夫给你说这些了，我自己对自己说，给自己鼓劲、打气。挣不来钱，当之无愧地挣这几个字也值！ 沈清还感叹：过去老同志们是真苦，吃的差、住的差，没日没夜地干。可大伙乐观，一起吆喝着克服困难。那时的困难摆在明处，是看得见的刀山火海。越是艰险越向前，困难激发人的斗志，焕发人的精神。现在的困难是软刀子割人。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处不在，像有一只魔手总在搓你的肠子。过去事非分明，困难就是困难。现在不是。你当着困难去克服的东西，却是热潮、是主流，没准还是社会鼓励人们去追求的东西。因此，连克服困难也越来越不敢理直气壮了。困难磨练了我们的前辈们，使他们具有坚韧不拔的顽强品格，使他们乐观、豁达，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能“胜似闲庭信步”。困难的岁月是老同志们美好的回忆，是骄傲，是财富，是流传给后人的传统和精神。这种传统和精神使我们获益匪浅。我喜欢听他们讲述过去，常常沉浸在他们描述的那种气氛中不能自拔。他们怀念那个时代，我是渴望，真的渴望。我常想，若干年后，我们这一代人会怀念我们所经历的困难么？我们的困难也能自豪地讲述给后人，教育后人么？过去的时代真纯洁，连困难也是那么纯洁。我们今天也在克服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却不知道克服得对不对。我们的困难，将来没法讲述…… 沈清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可能不吃苦。每取得一点成就，都是用吃苦换来的，是拼出来的。有张涵信这样的著名科学家做导师，是沈清的幸运。但正因为有这样高水平的导师，就更得刻苦、更得努力。 沈清的前辈们，当年苦于没有计算机。为用上计算机，全国各地跑，一夜一夜地操作摇柄式的计算机，胳膊都摇肿了。现在，有了计算机，而且先进的程度和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但沈清他们首先吃到的就是计算机的苦头。沈清从1985年一来就开始钻机房，一钻就是十年。过去计算机小，运算速度慢，常常睡在机房里等结果。后来，计算机更新换代，机房是全封闭空调，一个星期开窗换一次新鲜空气、每天几十个人被关在机房里。上一天机下来，头晕，恶心，不想吃饭。早几年，沈清就感觉到身体有些顶不住了，、但还是一天天地又撑了好几年。上机的年轻人常在一块骂计算机是王八蛋，是吸血鬼，恨得咬牙切齿的样子。可一下机，又眼巴巴地盼上机。人多机少，为上机，沈清没少和人干仗。 十年下来，沈清70公斤的身体只剩下还不足50公斤了。没流过汗，没流过血，没掉一层皮，也不是一下就掉几斤肉，而是旷日持久、一点一滴慢慢消耗掉了他20公斤。“这种掉法是没法再长起来了”，沈清说。他有些担心，担心这副不足50公斤的身板怎么支撑他后半生更为艰难的攀登。 沈清他们这一代人和前面的老同志，在年龄上普遍相差约20岁左右。弥补这一损失，需要老同志们继续做出牺牲，但更主要的是靠年轻人尽快冲上去。沈清最怕听“青黄不接”这个词，一听就浑身发毛，就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总觉得像在搧自己的耳光一样。各级领导、专家们呼喊了这么多年，现在还在喊，说明自己这一代人还没能真正冲上去，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在新一代研究人员中，沈清是一名位使者，他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知道该怎么去做。 1992年初，沈清自费买了一台微机。早就想买，但一直没有用机的户头，也买不起。为买那台微机，他可以说蓄谋已久。他一直拍几毛钱一盒的劣质烟。他抽烟有个习惯动作，从不把烟盒从兜里掏出来，而是一根一根地从兜里朝外掏。他也很少接别人的烟，遇到有人给烟，他早早地就走开。吸别人的烟就得还人家，而自己的烟又太差。年轻轻的，博士毕业生，高级职称，却混成这样，他常骂自己：“真他妈的！”他家里什么家具也没有，妻子、孩子、还有自己的衣服一直塞在几个纸箱里。积攒到1992年，买微机时还是差1000多块钱。本想再攒一年，可再想却不敢等了。一年下来，微机的价钱没准一蹿就是好几千！还有，一年的时间也太让人心疼。计算机室，上机得排队，过去总和管理人员干仗，想想自己也没道理，人家有人家的难处，谁该上，谁不该上？谁的课题不重要？有成绩，当尖子更不能和人干仗了。有时候正睡着觉，突然脑子里蹿出点想法来，半夜里跑去让人开机房？ 一咬牙，沈清把结婚时买的彩电搬去卖了。平时夫妻俩都很少看电视，电视机几乎成了四岁的儿子的专利产品。除了动画片，儿子还喜欢看广告，能背下一大串广告词。父子俩的对话，也常常是从广告词开始的。一吃饭，儿子就喊：“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沈清说：“那是骗人的”。儿子又唱：“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沈清知道儿子又想喝太阳神，对儿子说：“那玩意儿是苦的。”儿子说：“你才骗人，妈妈偷偷给我买过，是甜的！”沈清又尴尬又生气，对儿子一挥手：“去去去！”想不到，儿子摸着爸爸半秃的光脑袋又蹦出一句：“爸爸，保持状态，年轻一点……” 那段时间，沈清常和儿子套近乎，常去开电视机，开了又不看。妻子一下就明白了。家里就那台彩电还值点钱。搬电视时妻子把儿子领走了。儿子回家一看彩电没了，沈清以为儿子会闹的，想不到四岁的儿子反过来安慰他：“爸爸，没关系，咱们看黑白的吧！” 后来沈清才知道，为了做通工作，妻子把儿子的屁股都揍红了。这之后，沈清再没听到过儿子唱“当太阳升起的时候”。 “干不出成绩，连孩子也对不起。”沈清说。也只有想到孩子时，沈清才情不自禁又颇为含蓄地唱了一回“高调”：“仅仅是为自己，我决不这么干！世上没有为自己的利益，去亏待孩子的父母”。 沈清又一次羡慕起他的前辈们。“前辈们有过放声高歌的时代，可以一边拼命干，一边高唱为祖国、为人民、为事业。事实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唱！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大境界。为自己没人那样拼命，因为命拼掉了，自我就消失了。可是现在我们不敢这样唱。明明是在为祖国、为人民、为事业拼命，但要是喊出来，别人会以为你是疯子！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说你是骗子。比起过去的言论不自由，现在有了新的不自由。过去人们失去的是讲小话的自由，现在失去的是讲大道理的自由。小话是心里话，大道理也是发自内心的。要说虚伪，现在的虚伪还不如过去的虚伪品位高！好像谁发的牢骚多，怪话多，谁就真诚。发牢骚成了掩盖自我的一种新的手段。有时候我真想大声地像老同志们过去那样喊几声，喊给自己听、喊给老婆孩子听。是心里话，喊出来痛快，是一种释放，憋在心里太难受。没准哪一天我真喊出来，我不指望别人去认同，去理解，我是为自己喊。我现在才体会到，拉纤的人为什么要喊号子了！我也在劳动，在用劲，我得哼哼，得喊号子，为自己加油，调整自己的节奏。我想，我真敢喊出来的时候，说明自己才真正成熟了，达到了一个现在还没法达到的境界。我相信，我和我们这一代人会有这一天。” 在现实生活中，沈清这一代人有时候不得不以一种平庸的姿态去掩饰自己崇高的思想和行为。他们已经真切地体验到了那种献身事业的光荣和自豪，并由此而激发出更加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但却不敢理直气壮地去张扬。正像沈清说的，他们还不够成熟。不够勇敢。他们为此而感到痛苦。这种痛苦也许正是他们走向成熟的标志。 沈清这一代人对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老一代人开拓了事业、奠定了基础。大片大片地填补了空白，做铺路石，做引路人，为他们这些后来人铺平了一条前进的道路。未来的路留给了他们。攻占前沿阵地、攀登世界高峰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们肩上。 他们已经开始攀登，但非常艰难。他们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比如资金、设备等等。攀登世界高峰，就要对世界最高水平、最新知识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了解。只有登高才能远眺。和国外同龄的研究者们相比，沈清曾有过这样的感慨：“他们是站在世界的顶峰看世界，而我们是站在山沟仰望世界。我们在拼，人家也没歇着。我们和他们不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跑道也不是一个档次的，我们的障碍显然要多得多。如果说攀登是一场竞争、较量，那么这是一场实力悬殊却又不能输掉的较量。” 按照沈清的理想设计，他应该在读完博士之后，就到国外去进行几年学习、深造，然后再回国搞研究。对于出国深造，他和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虽然洋博士比土博士吃香，虽然早几年出去，年轻、没有家庭拖累、是学习的最佳时机，但他还是想在国内完成博士学业。这样基础更扎实，既有足够的理论，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到国外才能真正从事高水平的研究。出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学回来！没有足够的知识作资本，你别想进入高水平的研究领域，好东西你也学不了。但他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他曾有过若干次机会，却都一一错过了。 先是获得了一次到爱尔兰参加国际应用数学与计算大会的资格。他提交会议的一篇与人合作的论文被收入大会的论文集，还要宣读论文。大会筹委会的通知发来了，他也和另一位同志同时被基地报上去。但爱尔兰太遥远了！国家外汇紧张，最后只批准了一个名额。那位老同志主动提出让沈清去。但沈清却不能接受这份好意。这个难得的学习交流的机会，显然对老同志更为宝贵。 再一次是1990年，德国宇航院的一位著名科学家到气动中心访问期间，主动提出邀请，让沈清到他们那里去做高级访问学者进行研究工作。像德国宇航院这样老资格的世界最著名的研究机构，对高级访问学者的邀请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要提供医疗、人身保险，要安排住房，要付给报酬很高的工资等等，人家不能不慎重。因此很多人申请，却得不到批准。在那位著名科学家来访问的短短几天里，沈清是他的翻译，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那位德国科学家对沈清的水平有了充分的了解。回国之后，科学家又再次来信重提此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沈情没能去成。 时隔一年之后，美国加州理工大学一位计算流体力学教授又来访问，沈清又当翻译。几天下来，教授先是用语言启发沈清提出去美国进修，后来干脆亲自提出来。但这一次，是沈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理由是，那场政治风波刚刚过去不久，他不能在这时候离开祖国。 由此可以看出，以沈清为代表的新一代优秀气动科学家们正在走向全面成熟。 有一件事，沈清至今没向气动中心他的那些同伴以及他的前辈们讲过。1992年4月，当他作为气动中心唯一的青年代表、作为中国计算空气动力学界的唯一代表，前往北京参加首界中国青年科技报告大会时，和位数众多的回国参加这一会议的留学生们相遇在一起。开几天会，除了宣读自己的论文之外，他几乎没和人说一句话。没人理他，没人知道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多么复杂，更没人知道他刚卖了彩电买了微机，为参加这次会议借钱买了身上的那套西装。沈清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高水平的，得到了他的导师张涵信先生的高度赞扬。沈清渴望和留学生中的同行们进行交流，但他和那些匆匆回国又将匆匆离开祖国的同行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他们在会上会下全被新闻记者包围了。那不像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焦点根本不在学术上，而在那些洋硕士、洋博士身上。电台、电视台、报纸……所有的新闻媒介都在爆炒着洋硕士、洋博士们，几乎到了媚俗的地步。其实，沈清也想讲几句，他已做好了准备。他想讲几句他的前辈们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想讲几句他和他的同伴们，他还想讲讲气动事业，讲他们挂着写有“气动”二字的校徽在绵阳大街上走过时，竟有那么多人以为他们是搞“气功”的。绵阳是气动中心的所在地，相处了几十年，老百姓竟不知空气动力为何物。他想把这些告诉给新闻界，请他们帮着呼吁，让更多的人了解气动事业。只有了解才有理解，只有理解才会得到支持，现在，气动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可是，没人给沈清讲这些的机会。他和其它领域的那些土博士们像一条条干鱼被晒在一边。他们像看客一样观赏着一个个洋硕士、洋博士在记者的簇拥下，穿梭往来，如鱼得水。 此情此景，沈清首先感到的是悲哀。但他不是为自己悲哀。他自己没什么好悲哀的，他自信他的学术水平绝不在那些洋博士们之下，至少在目前他还有足够的自信。倒是这么大个国家好像没有自信了，泱泱大国的青年科技报告大会，怎么开得像个欢迎会呢？那些人不是我们国家的孩子么？国家花钱送出去，学成回来是应该的，不需要什么理由，没有价钱好讲！有必要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去阿谀奉承么？倒好像回来了反而有点不太正常，有点出乎意料，是赏了个脸给国家。过分的热情也许连那些从国外回来的学子们也没料到，他们本来只是回来参加一个会，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不得了的。 沈清还感到委屈。他是我们国家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生，他的领导、他的导师和所有看着他成长起来的前辈们都为他感到自豪，感到骄傲。他们送他出来参加这个会时，还在告诫他要谦虚一些。他们了解他。正因为有充分的自信，他们才这样告诫。可是，他们太自作多情了，根本用不着沈清去谦虚，他们用心血浇灌出来的土博士原来根本没被别人看在眼里，像是专门让他从山沟里跑出来为洋博士们做陪衬的。 沈清以气动人的宽阔胸怀和特有的厚道给予了理解，他说：“那样宣传，可能有那样宣传的道理吧，我们在国内的人总是好说一些。”但他仍然有许多想不通的地方，他说：“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出去，是事业离不开，都跑出去，工作谁干？很多老同志也能出去，但忙任务，走不开，老的新的，我们都不好意思提出去的事。我们还想在国内多掌握一些知识，一旦出去，就有能力多学习一些东西回来。可是，事实成了出去的就光荣、就英雄，留在家吃苦的，硬撑着的是狗熊。要说理解、关怀，我们更需要，我们在山沟里，除了事业什么都没有。过多的有些发腻的热情给别人，最多是锦上添花，分一点给我们，就是雪中送炭。可是一点也舍不得给。我想，那些电台的、电视台的、大报小报的记者们，不采访不报道我们这些土博士，至少会跟我们点个头，问候一声，向我们几十年在山沟里默默无闻的老少气动人说一声辛苦了。但最终他们忙得也没顾上说……” 这件伤心的往事，沈清始终没敢告诉山沟里的气动人们。 1994年底，沈清终于被安排到美国去做高级访问学者。他说：“我不是去镀金，而是去淘金的。为我的国家淘金。我明白我们这代人的使命。老一代把未来的重担交给我们的同时，他们的精神品格、思想情操也传给了我们，唯有离开祖国的时候，我才体会到这些东西是多么宝贵。我坚信，我们这代人一定会不辱使命。面对世界，面对未来，我们新一代气动科学家有一个许诺，那就是：当仁不让！” 沈清终于在他出国之前喊出了心中的号子。但愿他和他们这一代人真正地成熟起来了。 贺国宏这位南京航空学院空气动力学系的高材生，是在外面的世界最热闹、最精彩的1988年主动到四川的山沟来的。和师兄沈清相比，他的选择更不被人们所理解。毕业时，基地去招生，一看是军队，再看是四川的大山沟，很多同学都躲了，走老师的后门，让千万别把档案拿给招生的人看。因为要人困难，基地想了不少办法，拍了不少山沟里郁郁葱葱的风景制成录像带，把最好的风洞、最先进的设备也拍进去了，不少科研成果是带密级的，但为了吸引人才，豁上了，也放给同学们看。可看完了，被吸引的人并不多…… 贺国宏报考了基地的研究生。有人说他：“都什么年代了，还读研究生？要读也在本校读，到其它学校读。”还有人劝他：“先别报研究生，去看看，不理想了再脱身，一读研究生，恐怕更走不了啦。” 贺国宏根本没打算走。读完硕士又接着攻博士。人各有志，不管别人说什么，贺国宏认为这就是他最理想的选择。国家不再硬性分配，大学毕业有了充分选择的自由和权利。“正因为如此，我更得慎重。”贺国宏说，“大学毕业就这一次，这是走向社会最关键的第一步，我得珍惜这个自由，用好这个权利。” 不仅自己来，贺国宏把同班毕业的女朋友唐文红也动员来了。两人静悄悄地离开学校，静悄悄地来到山沟。贺国宏读硕士、读博士，从事高超音速复杂流场的计算。唐文红担任《空气动力学》学报的编辑，一年出四期，每年处理稿件在百万字以上。学报的编制在情报站，每天在工作中要接触大量的专业书籍、资料，于是唐文红还是贺国宏的义务资料员。爱情伴随着事业成长，几年的共同拼搏，事业有成，爱情也成熟了，他们默默地组成家庭，牢牢地把根扎在了山沟里。 贺国宏和唐文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许多大学生就是和他们一样，默默地把根扎下了。 因为前面有许多老同志比在那里，也因为本身的思想活跃，爱说爱动，敢提意见，敢争论问题，为人处事不循规蹈矩；还因为同龄人中的少数人所具有的各式各样的毛病、缺点、甚至错误等等原因，贺国宏他们的成熟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其实，像贺国宏敢于发出“珍惜自由、用好权利”的呼喊，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勇敢地选择事业、选择到艰苦的地方来，已经表明了他相当的成熟。 其实，不少老同志也发自内心地感叹： “在目前情况下，年轻人能自愿到这个地方来很不容易；来了，能踏下心干工作、能长期呆下去更不容易；能以事业为己任，能抱着责任感、使命感、去拼去闯的就太难得了，反过来让我们也感动，也受教育。我们的孩子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就不愿在这儿呆。我们在这儿干了一辈子，到老了，有时候不也感到心里有些不平衡吗？” 这种理解，同样也很难得。 对现实的认识和透彻的分辨能力，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贺国宏的成熟。 贺国宏在山沟里已经干了七年，不仅没有后悔，反而更坚定了。当初他选择到基地来，因为基地的工作条件好，计算机条件好，资料条件好，因为有导师张涵信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这一切都有利于他的事业。他没看错，这些优越的条件都是其它地方所不能相比的。 “这里有最好的成长和成材的环境。除了设备、资料之外，这里最好的条件是‘人’，”贺国宏说。“这才是基地真正的财富、真正的优势、真正能吸引人、留住人的条件。我们这些年轻人难免偏激，你是党委也好、组织也好，是技术领导、行政领导、包括政工干部也好，我们首先是从实实在在的人的角度去认识你的。在基地几年，我的结论是作为组织和领导的这部分人，是真在培养我们，是真希望我们成材。基地党委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工程，叫‘培养跨世纪人才工程’。许多地方、各行各业都在这样提，但大多流于形式，一种时髦的口号罢了。但我们这里是在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抓这个工程。 “比如：我们年轻研究人员参与的一些重大课题，都是上级经过反复论证。从组织领导到研究经费都有强有力的保证。从确立一个课题本身我们能看出他们的良苦用心，他们要的不仅仅是出成果、出理论水平，更重要的是出人才。这三者统一才是他们确立课题的目标。这一点我们能看出来，体会很深。连我们所做的硕士、博士论文，导师重视不用说了，同样也引起组织、领导的重视。我的两次毕业论文，都是和重大型号任务结合起来的，这首先培养了我的责任感。因此，我的论文既是前沿的，有突破，又有实际意义。 “比如：我们的许多课题是和老同志一起搞。开始我们不太理解，以为是对我们不放心。说实话，我们愿意纯粹的一帮年轻人在一起干，其它不说，光是在一起敢争论、敢吵架，就格外放得开手脚，出活也快。但经过多次和老同志们合作，我逐步体会到这样安排的深刻含义。我们和老同志可以优势互补，共同的任务，共同的风险，共同的压力，当然成绩和贡献也是共同的。传帮带不是一句空话，只有在这许多的‘共同’中，老同志们的精神、品格、经验、知识、作风这些几十年培养的优良传统，才能够潜移默化地深入到我们的内心世界里。在这许多的‘共同’中，老同志也增加了对我们的了解和理解，从知识结构和思维观念上，对他们也不无好处。这样，有时候出成果可能会慢一点，但对我们的成长、成材有好处。出成果不能说明一切，一支队伍的成长才是关系到事业未来的关键所在。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看出了他们的良苦用心，也懂得了什么叫视野开阔，什么叫大局。有时候，很抽象很空洞的一些大道理，就要从这些具体的事情上去体会，去发现。 “再比如：过去搞型号任务研究不计报酬，我们的任务吃不完，听老同志们讲，型号单位的人把我们招待所的楼道都住满了。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现在搞型号任务要钱了，型号单位跑到国外去做，哪儿给回扣到哪儿去做。我们这儿条件不好，不能给别人提供游山玩水的机会，也没生猛海鲜可吃，收费是最低的，又没回扣，、来做试验，给课题的少了，任务吃不饱。但基地想了很多办法，在上级下达任务之外，到处去给我们揽来任务。因此，在其它同行的研究单位没事可干的情况下，我们的任务始终很饱满。有任务就有压力，就感到肩上的担子重。我们知道，不少揽来的任务，基地收不到利益，有的甚至赔钱。但通过这些任务，我们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基地这样做仍然是为了我们这些年轻人。 “还有，我们中的许多人迫切需要出国深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私心，要有私心早脱军装跑了，搞空气动力学的人出去人家绝对欢迎。说实话，我们现在有一种危机感，和发达国家的年轻同行们对话，越来越困难，我们的自信已经受到了威胁。但国家、基地现在有困难，不可能安排那么多人出去，得一步一步来。在这个问题上，基地想了很多办法，长期出国困难，安排人到欧美去做短期交流、学习，或参加一些高水平的学术会议，等等。这几年，平均每年出去八九个，这很不容易。还有基地定期举办的青年科技报告会、给成就突出的青年研究人员一定的物质奖励，包括晋职晋级以及解决其它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还有设立的部主任基金，专门用以鼓励年轻研究人员搞高水平的、前沿的课题研究，等等，这些事情，基地都做得实实在在。 “尤其可贵的是，现在实行了很多改革的措施。比如我们年轻的研究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一些课题；甚至可以跨领域寻找某一课题的合作人，比如我是从事‘高超’的，但如果有特别合适我的课题，我可以申请去做低速或跨超方面某一课题的研究，或者去做他们的合作人。 “我们之所以认为基地搞的这个‘培养跨世纪人才工程’搞得好，因为它很实在，很亲切，和我们每一个具体人都联系起来了，它是建立在培养我们每一个人的基础上的。 “我所说的‘人’好，更多地是指我们前面的那些老同志们。他们正直、厚道，有丰富的知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人生经验。在其它地方找不到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能和他们在一起是一种难得的幸运，是一种缘份。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是一面旗帜。短时间和他们交往，或许会有不习惯、不适应，认为他们太古板、太传统、太斤斤计较，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太深刻，太执著，久居深山一隅，却能思维常新，只不过他们的这种思维常新不是表现在世俗的层面上罢了，比如穿衣戴帽、时髦的语言等等。不然，他们何以会始终跟踪或立足于世界的前沿阵地上呢？！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学会了埋头苦干、学会了默默无闻。时间久了，我们那颗年轻的不够坚强容易受到干扰的心，变得平静了、不再浮躁。我们会坚强起来，成熟起来。 “我的导师是张涵信先生，但在这里我有许许多多的好老师。他们教给我学问，也教给我做人，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将使我受用终身。 “这就是好环境、好条件。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成材，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如果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还一事无成，那只能怪他自己，说明他不是吃‘气动’这碗饭的料儿，不配吃这份苦，干脆早点离开这里。” 贺国宏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是独特而深刻的，包括他对一些问题所抱的批评态度，也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比如他说：“现在一提起对年轻人的培养，往往是看提拔了多少，使用了多少。这是一个误区。因为我们是搞研究搞事业的，衡量培养人才的标准，应该是看到底培养出了多少具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接班不只是接替几个官位，更重要的是承担起整个科研事业的重任……” 再比如，针对如何改善工作、生活环境上，贺国宏认为许多事情并没有做到点子上，宣传得也有失片面。他说：“我们许多人到这儿来，不是图享福、不是图向地方看齐的，图的是事业有成。要说条件，现在和过去比是好了，但和外面的差距不是小而是更大了。尤其是文化生活，再怎么下功夫，也和外面没法比，连外面的县城、小镇也不如。有些事情可做而不可说，说是为年轻人，宣传多了，过分夸大作用，好像我们就是为这点物质文化生活而来的、留下的。有些钱花得没必要，不如当课题费给我们搞研究。” 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可以看出贺国宏他们的成熟，看出他们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已经把自己当作了主人，他们在思想，情感上已经融入了气动事业，融入脚下那块老一代气动人洒下了血汗的深厚的土地。 未来是年轻人的。 沈清、贺国宏等一大批年轻的优秀研究人才，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他们正在走向全面成熟。他们是国家的骄傲，是气动人和气动事业的骄傲。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地把未来寄托给他们。 这支年轻的队伍已经有了相当规模。有这样一个数字能够证明于此：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的研究生部，目前已经培养出70余名硕士和博士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从事着计算空气动力学研究。像沈清、贺国宏这样迅速成长起来的高级研究人才，其比例已经和仍然在位的老一代高级研究人员大体相当。他们活跃在计算空气动力学中从低速、跨音速到高超音速的各个领域，逐步形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骨干力量。 事实上，“青黄不接”的状况正在或已经成为历史。或许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还会听到“青黄不接”的呼喊，但愿沈清或贺国宏他们能够理解这呼喊的声音，以此鞭策自己，催己奋进。也但愿全社会都能对这代表了中国空气动力学界的呼吁和呐喊的声音，以理解和支持的姿态给予响应。 在这里，我们尤以崇敬的心情来写下张涵信和蔡金狮等著名科学家的名字。无论是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的发展历史，还是我国计算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历史上，都应该大书特书他们的卓越贡献。他们是整个基地的学科带头人。在自身研究的同时，他们把大部分精力花费在培养年轻一代身上。作为导师张涵信培养出了近二十名沈清、贺国宏这样的博士或硕士。蔡金狮也培养了十多名优秀的硕士和博士生。这是一种特殊成果。可以肯定，在不远的将来，他们的学生中，也会有人做导师，培养出更多的硕士、博士。从这种意义上讲，张涵信、蔡金狮他们今天的作为，将功在千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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