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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晋祠组织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
  这是一次人们寄予重大希望的会议。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组织者与到会者只把自己的热情停留在声讨“四人帮”、批判“白卷英雄”等表面文章上,在会议讨论到最主要的议题时,仍然是举步维艰,蹒跚不前。
  此时教育界还笼罩着两片阴云:一是“七二一道路”这片阴云,二是“两个估计”的阴云难消。“两个估计”是说“文革”前的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毛主席亲自批示或点过头的,反对不得,推翻不了。
  似乎不能责怪教育部领导的胆怯保守,那时候,毛主席一句顶一万句的影响还很深,中央主要领导人还口口声声地宣称一切照过去的样子做,谁敢说一个不字,谁敢擅改毛主席定下的铁案?
  结果,最后会议仍然确定了一个老基调的招生方案,基本上维持前几年的招生规定。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有关入学考试还基本沿用过去的那套老法子。
  “文革”十年,对于每年以300万人的速度递增的中学生来说,大学的门对他们是永远紧闭着的。中学毕业的第一选择是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家里有病疾的父母,或是本身有严重身体缺陷,才有可能作为恩赐似的留在城里,找一份当工人或商业服务行业的活,学过的知识便在种种体力劳动中,一点点地消散无遗。
  可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不会只要体力劳动者,不要一点有知识会用脑筋的人才吧?不管怎么说,大学总还得办下去。于是,毛主席发出了指示,叫做“七二一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于是,就开始有了一代“工农兵大学生”。
  从70年代初始,北大、清华开始恢复试行招生,招生的对象是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几条原则。
  由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有所谓的“出身问题”,这种推荐式的招生法使得大批有志于深造的青年人被关在了大学的校门之外。他们连最起码的公平考试的机会也得不到。
  可是那些所谓得以推荐上去读大学的,许多人凭着种种关系,头脑空空地走进课堂,有的连四则运算都不通不懂,却要让大学的教授去教,等把四则运算教会,几年大学都快上完了。
  眼看着这一年的招生又将重蹈旧辙,千百万优秀的青年人还将被关在大学的校门外苦苦等待,已经盼望了十几年的“老三届”人的大学是否再也圆不了了?
  幸运的是,历史终于还是在这个夏天作出了新的选择。而为此作出扭转乾坤式的行动的,便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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