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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 邓小平一锤定音 绝处逢生 老三届万马奔腾 邓小平批示恢复高考 重新打开真理之门，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与智慧。真理有时首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掌握着真理钥匙的人却要最先品尝孤独与冷寂。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他主动提出，由他负责科学与教育工作。邓小平复职后的第一个大举措，便是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作出了决定性的大转折。 其实，邓小平早就为中国的教育落后着急了。这是1977年5月的一天，那时还没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忍不住说出了久积心中的一番话。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此时，“四人帮”刚刚粉碎，左的那套还在流行，“两个凡是”仍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还处于“在野”状态的邓小平作为一个有卓识远见的老共产党员，向当时的党中央发出了紧急呼吁，让他们看到一个严重的事实，“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 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果断地提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但是，在1977年5月，还没有什么人能听得进这位还没有恢复党内职务的老党员的紧急呼吁。中央掌权的领导人还木然地强调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老方法老套路，走着过去一贯的“革命”之路。 1977年8月4日，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看了教育部的那个报告后，心里很不平静，便提议召开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参加并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座谈会上，有人讲到清华大学的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 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当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查全性（现为科学院院士、教授）强烈呼吁：从今年起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他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邓小平听了查教授的发言，赞同地点点头，鼓励他再讲下去。 查教授接着又用严厉的语气讲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重大弊端，说：“第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第二，从阶级路线上看，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十七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所以有了第三个弊端，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据我所知，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的不正之风就刹不住。第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们教和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在邓小平同志的鼓励下，另外还有一些著名教授与学者对现行招生方法作了严厉批评，数学家吴文骏、长春光机所王大珩、上海有机所汪酋等科学家都情绪激昂地讲出自己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他们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 邓小平问大家：“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 大家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 邓小平果断地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接着又问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你们教育部的那份报告送出没有？” 刘西尧回答说：“上午刚送出。” 邓小平作了一个坚决的手势，“那还来得及，把它追回来。” 会议开到这里，邓小平同志即向大家表态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顿时爆发出一片掌声。这是大家发自内心的心音，是许许多多向往知识与科学进步的学者教授，还有千千万万个被关在大学校门外十几年的莘莘学子的心音呵！ 8月13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身就让人们大为惊诧，从来都不曾一年召开两次招生工作会议的，确属前所未有的奇事。 另外，这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还开创了一个纪录，成了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议，会期长达44天。由于是在旅游旺季，代表们不得不从北京饭店移师友谊宾馆，从炎热的夏天，一直开到金秋十月。正因为这次会议拖成了长会，才导致了后来77级大学生仅比78级早半年入学。 这次44天的会议，真是一次意义特殊，充满思想撞击的会议。在这段时间，每一天都交织着是与非，进与退，得与失的较量。 就在这次招生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党代会上仍然肯定了“文革”的错误路线、政策与口号，因而也给这次招生会议造成了主客观上的思想混乱，使得这次招生会议几经反复，难以定论。 在招生会议上，大多数与会者都从心底里赞成邓小平的主张，但由于长期的左倾路线的统治，对人们造成了严重的思想障碍，有人虽说敢于说出一些真心话，仍有人在动摇与犹豫之中，讲一些不那么情愿说的违心话，使得会议不能形成统一的意见，不能造成一股冲破阻力的强大潮势。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人说出了几句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坛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就在这种僵持与徘徊之际，有人出来巧妙地推动那根沉重的顶门杠了。 此人便是《人民日报》记者穆扬。他在采访本次招生会议期间，看出迟迟定夺不下来的症结所在，便想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地了解到会议的真实情况。于是，他向教育部负责人反映，要求把会议期间的不同意见向上报。他得到同意后，即邀请了6位曾经出席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目睹“两个估计”出笼经过，而且现在又是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进行座谈。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人便是：陕西的文鉴白、河北的刘尤祥、浙江的陈惠滋、吉林的王野平、福建的张惠中与石化部的于文达。 这次由穆扬主持的座谈会很快就取得了共识：不推翻“两个估计”，这次招生会议不仅难以再深入下去，而且会寸步难行。正是由于有“两个估计”严重伤害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成了教育战线前进和发展的癌症。 这次座谈会一结束，穆扬便趁热打铁，连夜写内参稿，之后又征求了《人民日报》另一位记者的意见，由报社以《情况汇编·特刊》的形式上报中央。报上后他们便开始苦苦地等待。 穆扬的努力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他深知邓小平同志一定在关注着这次招生工作会议，急于了解这场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前途命运的讨论与争论的具体情况。内参送上以后，邓小平同志马上作出了反应。 他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6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邓小平同志看出这次招生会议迟迟不能作出正确结论的关键所在，便专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他严肃地指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线”，“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这天，邓小平尖锐地批评了教育部个别负责人的顾虑与裹足不前，说：“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里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 9月19日的这次谈话成了一次重要的分水岭，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一次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直接对招生的指导思想作了具体指示，提出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于是，历史的质变就在瞬间发生了。 一千万考生涌入考场 邓小平“九·一九”谈话字字千钧，一扫与会者心头的阴霾，彻底扭转了乾坤。当天夜里，与会的同志们像过节一样地欣喜若狂，许多人睡不着觉，有的连夜打电话，或是复写、转抄、写信，想尽一切办法，把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传回本地区与本部门。 招生会议终于按着正确的方向深入下去了。接着邓小平同志又亲自审定了得之不易的招生工作意见。他认为关于考生的政审一项太繁琐，就提笔作了修改，写成“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修改后的招生工作意见及时送到了中央，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讨论，最后通过了这个招生方案。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还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代表。 紧接着，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人数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恢复统一考试，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这一突破性的招生办法，实际上意味着被积压了十几年的几千万中学生，尤其是那些已近而立年岁的“老三届”中学生，终于得到了一个最后的机遇！这可是期盼了多年的梦想呵！ 这个重要文件一公布，顿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时间，教育部、各省市的招生办公室里，如雪片似的飞来了各种各样的询问信，无数个渴望考大学的年轻人与他们的父母亲人，走进有关部门的办公室，探询这次招生的细则。招生办的同志们成了社会上最忙碌也是最受关注的人物。他们从此没有一刻休息时间，热情地接待各方来访者，向他们讲述恢复高考的各种具体措施与实施办法。 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就在这个冬天，与接下去的夏天，77级与78级报考大学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绝后的1160万！这一千多万考生，光是考试用纸就得用许多吨呵！ 为了解决考卷用纸的困难，中共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考卷！这是一种特别意味的取代与转换，只有邓小平才有这样的智识与胆魄。凭借着这位伟人的一双巨手，这才拨动起一曲由一千多万考生的热情与理想卷起的春潮，从此改变了中国教育战线上的可悲局面，向伤痕累累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股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强劲春风。 作出了全面恢复高考，大量招收有用人才的同时，人们也看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那就是经历了十几年“文革”动乱的各大学，几乎是一副不堪收拾的可悲状况。 当时的大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中呢？以清华大学为例。清华大学这所原由美国人创办的专门培养“庚款生”赴美留学的学校，曾经是以具备最出色的理科教学而闻名于世的。清华的实验室里走出了像钱三强、周培源、茅以升那样的大科学家，以及数以万计的杰出工程师。可是经过十年浩劫后它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暖气管冻裂，地板不翼而飞，老鼠做窝，麻雀筑巢，老教授们或伤或病，或还在干着做清洁工之类的活儿。 邓小平站在清华大学废墟一般的校园里，目光沉重地望着陪同他的学校负责人，问他们修复实验室需要多少钱？ 校领导人轻声说，光是恢复仪器就得花费3000万至5000万人民币，邓小平低头想了想，即推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那么，全国就得花20个亿了。” 这还只是说的实验室仪器呢。全国那么多所大学，经过十年的浩劫，就像一个好端端被败家子破败得不堪入目的屋子，重新住人，建立家业，需要花费许多的财力物力呢。 有人被这种不堪重负的前景所吓住了。是的，还远远没有恢复元气的各高等院校，要在一两年内，一下子接受几十万上百万学生，而这上百万学生后面还有一个几乎如天文数字的积压了10年的约3000万享有上大学权利的考生，3000万！简直就是一股百年不遇的巨大洪峰，学校能承受得了吗？ 在建国以来的40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招生无疑是以77级和78级最为艰难，考生队伍最为庞大繁杂。一场空前激烈，甚至可说是相当残酷的优存劣汰的竞争，就在那一年中两度展开。 这两年的实际考生总数为1160万，而实际招生仅为67．4万，入学率仅为5．8％，即每百人中，只有5．8个人有幸成为大学生。这样的高比例无论是与建国前17年或与近几年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 以北京为例，“文革”前每百人的录取数为26人，而近年的大学招生数比例大大增加，1994年每百人已达88人。而1977年与1978年的百人录取率仅为4人与15人。这样的比例在全国还不算低的呢。 如“老三届”云集的黑龙江省，由于考生中有大量的知青，他们都是过去“老三届”的学生，考生报名大大超过了预定计划，于是黑龙江省不得不对考生进行一次省内的预考，淘汰一大批较低分数的考生，再参加全国统考。最后黑龙江省的考生录取率仅有1％！ 恢复高考，实实在在地说，它是粉碎“四人帮”后对全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件事。1000多万考生，还有与他们的前途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千千万万个家庭，考生们的父母，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妻子丈夫，或许还有他们的幼小的儿女，都在关注着这同一桩大事。 恢复高考，最引动人们心灵的，还有它那铁一般硬的录取原则：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在此前搞所谓的“推荐上学”，已在人们心里造成了不良印象，走后门成风，有关系才能上大学，有人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有权者则把推荐上大学当成了自己手中的特权。 1977年起，中国的考生们开始享受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当中国社会还存在着其他诸多弊端的时候，最能体现平等原则的便是高考的录取分数线。 一位当年曾担任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考务组组长的利峰女士，现在回想起来，还深有感慨，她说那时高考的热烈气氛是前所未有的。有人说那阵势就像是电影《列宁在1918》攻克冬宫的前夜似的。经历过那个难忘的年代，在她一生中，也可算是一种幸福。 那时北京招生办公室的班子是临时抽调起来的。利峰是“者招生”了，在“文革”前已经做过多年招生工作。那时全北京市每年也就两三万高中生考试，招收六七千名大学生而已。但是，77级这一回，好家伙，报名的当天就达十几万人。 身为考务组组长的利峰忙得一天一夜没合眼。他们赶紧再调集北京二十几个区县的几十个人，一刻不停地坐在一起打算盘。那时没电脑，完全是用人手登记造册。从招生报名的第一天起，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就再也没一天休息时间了，有时连家也回不去，就在办公室临时搭个钢丝床，倒下打个盹。 利峰回想起来，那时做招生工作，感到心里特别兴奋，无论是考生，还是招生办的人，都像是齐心合力在做一桩极其神圣的事，要把被“四人帮”损失的10年时光重新夺回来。考生们更是令人可敬可叹，许多人说的话，表现出来的那么一股劲，使人觉得参加高考就是人生的最高追求。 她尤其感慨于那些“老三届”的考生。看着这些在农村基层劳动了多年，他们的脸上已有了皱纹，手上打着老茧，北京话里甚至杂有了外乡的土音。但从他们的眼神里却仍能看出他们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向往。对于“老三届”的考生来说，参加高考，那是藏在心底里的多少年的梦想呵！ 全国各级领导部门对高考工作都十分重视，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直接抓招生工作，由于77级的考生多，录取名额少，他拍板决定赶紧扩建分校，在78级招生时扩大北京考生的录取名额。因此，北京考生的录取数从77级的0．9万人，到78级便一下扩招到2．5万，多了一倍多，录取率也从5．6％扩大到26．8％。 那时录取考生，确实做到了没人走后门，够分才能上学。利峰现在还为当时自上而下能合力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而自豪。她了解当时的一些被外人传说的有关领导干部子女参加高考的事。 曾任党中央总书记的一位领导同志的儿子因为分数不够，结果没有被大学录取。另外还有一位刚刚卸任的北京市市长的女儿，高考时只差几分，也被刷了下来。她也有志气，77年没考上，78年再接着考，考上了，进了一所医学院。据说当时招生部门有一位负责人还提起过一句，是不是照顾一下？但是那位领导以及他的秘书并没为此事向招生部门提起。 更让人高兴的是，一些在“文革”中横遭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刘少奇、贺龙、朱德等同志的后代，他们都像普通考生一样参加了高考，而且都是凭着自己的实力上大学的。他们都爱说这样一句话：“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如那时还没平反的刘少奇，有四个子女同一年考上了大学，一个女儿一下子考上了北大生物系。刘少奇的这个女儿很不简单，在动乱年代，她还是不顾一切地爱好学习，有时教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她还坚持坐在课堂里看书。这么一股与命运顽强拼搏的毅力，使她后来恢复高考时博得了荣耀。 利峰还说起，当时有的学校由于政治因素不肯录取够分学生。如一位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干部的两个子女，考得很好，但北京的一些大学对录取这样的考生有顾虑，招生办的人便出面去做工作，反对把父亲的问题加到无辜的下一代身上。 还有一些是右派的子女，因那时右派平反问题还没有解决，右派子女仍然是被另眼看待的。利峰记得，那回有个考生的母亲天天到招生办坐着，她的孩子高考成绩很好，却因父亲是右派而没有一所学校录取他。这位做母亲的伤心不已地说：“我们当右派受挫折，也都没儿子够分不录取这么难过广 招生办的同志主动为这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考生出面，向学校交涉，找有关领导反映情况，要求解决。他们找当时具体分管这一工作的白介夫副市长，要求市长出面做工作。白市长就紧急召集了市属学校的会议，要求各学校一定要落实这些无辜被剥夺上大学权利的考生入学事宜。 利峰还记得，那时为了让这些被打入另册的考生能被录取入学，他们在大兴县招待所的一个小平房里，和高校的同志一谈就是半夜，一个一个地说服他们，让他们接受这些所谓的“出身不好”的考生。那时，全国77级考生因政治原因未被录取的仍有相当一部分，这种情况到78年以后才好多了。 由于中央对高考高度重视，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份知识旧债尽可能地给予补偿。经过77年、78年、79年这3年的扩大招生，才勉强使得残酷的高考竞争暂时得到缓解，告一段落。这3年中，全国高校共招收了88万大学生。 这三届的大学生意义非同寻常，他们是绝处逢生的一批苦命儿，是人生道路上九死一生的幸运儿。他们中间的每个人，几乎都能说出一大段苦难故事。他们能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而到了考大学时，他们又再次经历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险途危径。这一场万马奔腾般的厮杀，各个年龄段的人，从十五六岁的应届生到三十几岁胡子拉碴拖儿带女的兵团战士，为了重新安排自己命运，进行了一场破釜沉舟般的背水之战。 于是，就在那3年里，又站立起一批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独特意义的人物。他们被称为“新三届”。他们是一群与众不同的知识群体。而组成这支独特群体的主力便是10年前的“老三届”。 从“老三届”到“新三届”，是一个历史的结束，同时又是一个崭新时代的起步。虽说70年代末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招生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是这一代人的故事，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老三届”的故事说不完，而“新三届”的故事也同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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