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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思万缕 苦行僧不灭教育梦 千刀万剐 后继者难断清华缘 重入清华校门是他自己选择的 陈小悦现已近半百年纪，当他在1977年考上清华大学汽车制造系，成为一名正式本科大学生时，已整整30岁。与许多到了他这把年纪才熬出头的求知青年来说，家庭出身问题，一直如大山一样横亘在他的面前，使得陈小悦每每在人生的重要关头严重受挫，差点丧失了求学的最后一点希望。 令陈小悦难以理解的是，直到1977年，当他参加高考，取得优异成绩后，仍然因自己的出身问题，再次被卡在入学的中途，幸亏时代毕竟不同了，才终于让他闯过了“政审关”，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 陈小悦的所谓出身问题，出在其父亲身上。他父亲是福建人，早年好学求知，考上了留学资格，1941年去美国留学深造，就读于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学位后，决心回国效力，为抗战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这位中国留美学成的博士回国时，正值抗战已是最后时刻，美国太平洋舰队急需一批有较高英语水平，熟悉中国沿海省份方言的中国人参加美国海军，以协同美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对日作战，陈博士是福建人，又新从美国学成回国，便是最合适的人选。既是为抗战出力，陈博士义不容辞，欣然从命，参加了美国海军，签了两年工作合同。 他服役不到半年，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了。而后这位陈博士就回到国内，在清华大学任教。此后倒也风平浪静地过了一些年头，只是到“文革”时期，他的这段参加美军的历史揭发出来，人们以为不得了，很可怕，清华大学内居然还埋藏着一颗美国人的炸弹！于是当成了批斗的重点，天天挨整，打倒在地，不得翻身。 连着陈小悦这做儿子的也倒了霉，作为一个有严重历史问题老子的“可教育好的子女”，不光不能参加革命运动，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资格都没有。那时号召知识青年去边疆，去北大荒建设兵团，陈小悦也曾积极报名，但是他却没获批准，原因是他这样有一个与美军有牵连的父亲的人，可不能放到重要的中苏边境去。那儿是中苏交界处，是反修的最前线，陈小悦何等人也？ 偏偏那时20岁的陈小悦革命积极性很高，不让去，他还不甘心，悄悄地混上了去东北建设兵团的火车。谁知，路途中居然还有检查人员上车一一核对身份手续，查到他头上，顿时心慌意乱，两眼发花。他身上既没有发放去建设兵团的介绍信，也没有其他证明清白的物证。危急之中，还好有两三个好心的同学帮忙，让他借助他人的一份证明混过了关。 可他到了东北，还是难以留存。这位一心革命的高中生，先是到雁窝岛的853农场。那是王震最早带领部队搞开发的地方，对陈小悦的吸引力最大。他本指望到了那儿，赖也赖着不走。他拼命地干活，表现十分积极，除了吃一口饭，有了睡觉之处，工资补贴都不拿一分钱，以示自己的扎根边疆的决心之大，却不想那个营部的干部们一眼识穿他这个“反革命小崽子”的伎俩，坚决不让他留下。 没法子，陈小悦只好去找团部的干部，好话说了一大堆，团长政委也是板了面孔不答应。只好再去师部磨牙。可是师部的态度也很坚决：你不能在这儿呆着，你的身份不对，一粒老鼠屎可别坏了一锅好米粥呵！ 无可奈何的陈小悦最后到了哈尔滨，找到建设兵团总部，哀求了半天，兵团的干部们心肠更硬，把陈小悦严厉地批评一通，赶他出门了。 陈小悦伤心沮丧地回到北京，只好再走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这一条道。他去了陕西延川县，在张清和大队落了脚。到了那里一打听，觉得很有意思，下放这地方的五个男知青，都有这样那样的家庭出身问题，倒是八个女生清一色的好出身。 这样的安排对陈小悦等男知青可没什么好处。那八个女知青因为出身好，便有一种自豪感，对陈小悦等男知青时不时地会表现出一点轻视的举动，由此本该相处有所照应的男女知青就“天然”地有了隔阂与矛盾，他们之间本该可能产生的异性相吸的恋情也就不大可能发生了。 好在身处最偏远的山沟沟里，当地农民对于出身问题还不很看重。陕西农村很贫困，少有植被，土质也差，住的是窑洞，连电也不通，晚上照明只能用油灯。那油灯的火苗特别小，如豆一般，让陈小悦想起中学课本里的一句“烛光如豆”的成语。 生活在这里，陈小悦的日子不好过，倒不是政治上的压力，而是干活太累，生活太苦，与他过去一二十年在清华园的生活完全不同。他明白了当地人为什么把干活叫做受苦，这里的活儿实在是太苦了。 在陕西农村，两千年流传下来便是同样的生产方式，种麦子。豆子和高粱，除了最简单的农具，剩下的便是凭人力劳作。单是挑担，陈小悦便觉难以承受。每年过了春节，各生产队便开始挑粪上山，挑的是牛羊粪与人粪，每筐由几十斤到百多斤不等。挑粪的活最初可让从没在肩上落过挑的陈小悦吃了大苦。 过了半年以后，他才渐渐能承担那副百十斤重的担子，一步一步地往100多米高的坡上走去，就相当于爬三四十层楼房。按规定，男知青一天要挑十担，才能记10个工分。这十个工分也就值一两毛钱。 还要挑麦子，挑谷子，也是很受苦的活。挑一担两百多斤重的谷子，走的是山路，摇摇晃晃地在山坡上走，从山上挑下山，小腿肚一阵阵地打颤。收麦子时最累人。天不亮就得起床，上坡收割麦子，要忙碌一天，中午的太阳很毒，连风也不吹来，水也没得喝，就这样干渴一整天。收了一天麦子，然后打捆，再把麦捆挑下山来，堆放好。 多年以后，陈小悦提起当年收麦子的苦累还心有余悸。一天活干下来，等到把麦于挑下山，放下担子，他急于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趴在小河边喝水。他能喝下一大盆水。干了一天活，全身骨头都酸疼不止，倒在床上，大脑的思维功能都没有了，一觉睡去，连梦也不会做一个，睁开眼便已是天亮，又得出工干活受苦。 到了农村，干活很累很苦，却有一个好处，陈小悦不常有那种低人一头的出身不好的卑微感。只要你认认真真地做人，不贪不懒，再加上你主动地与当地农民接近，不光是学他们如何干活，还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和他们的一些对人生对事物的看法，你就有可能成为受当地农民欢迎的人。 为此，陈小悦先还曾吃了一点小亏。譬如他所在的那个村子，有三大姓，张、李、刘三大家族，相持不下，各有利益与势力。知青们到来后，就发生了不平衡，那三大姓的头面人物都要拉知青站在他们那个姓的立场上。 陈小悦开始想采取中立态度，可是后来他发觉他很难保持中立，因为你得明确自己站在哪个姓的立场上，成为某一姓氏势力的组成部分，那样的话，才能得到必要的保护，否则你受到欺负时，没人出面为你说一句话，打抱不平。在那里说到欺负，太容易了，单是派活，尽给你重活累活，就够你受的，再在工分上评低一两分，一年下来亏就大了，要少分好多粮食。 这些事情，陈小悦是回避不了的。他渐渐的也学乖了，顺着那儿的农民习惯，该争工分争口粮的，也不怯步，时间长了，当地农民对他产生了好感，认为“这娃娃懂事”，觉得陈小悦是真正“接受了再教育”。 他住在一家农民家，看他干活肯出力，为人也不错，房东夫妇便对他有了好感，老俩口对他很关心照顾，还时不时地让自己的闺女给陈小悦送点红枣豆糕什么的吃食，给“小悦哥”尝个鲜。陈小悦先还没觉出，后来村里的那些当地男青年都开始用一种带敌意的目光看他了，陈小悦才恍然大悟，他的房东家有意要招他为他家的上门女婿了。 这下陈小悦才慌了。他不是讨厌东家女儿，那姑娘长得不难看，性格也温顺可爱，很得村里的男青年的欢心，要说配陈小悦这样出身不好的下放娃也算抬举他了呢。不过陈小悦心里自有主意，他铁定了心，不肯在这陕西的穷山沟里呆一辈子的，如果与房东家女儿好上了，结了婚，那不就一辈子泡在这里了吗？ 他不能想象自己能在这里呆一辈子不出山。所以，他不得不找了一个借口，搬出了那家，另找了个住处，虽说此后的生活没有过去那样有人照顾帮助，艰难多了，但他心里却踏实一些。 也怪，自他搬出那家有心招他为婿的人家后，村里的年轻人对他又热情起来，干部们也对他另眼看待，还把他推荐为知青的先进代表，参加了延安地区的代表大会。可陈小悦心里却有点愧对那对好心肠的房东夫妇，也不敢再面对那个温顺可爱真心喜欢他的姑娘。他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每每提及此事，便说自己心里总为此事惴惴不安。 因有机会参加延安地区的知青大会，他竟有了出头之机。也是运气，那次会上他偶尔遇上了一个领导，问起他的情况，他实说了自己的劳动与生活处境。那领导说你们这些人都不错，不要老在乡下熬着，人都熬瘦了熬老了，干脆到延安来吧，我让有关同志把这件事办一办。 那位领导一句话，果然把陈小悦等人的命运给变了。不多久，他就抽调上了延安无线电厂。那个办了不几年的厂子有了陈小悦一批有知识的年轻人，果然也有了能干活的好手。陈小悦在那个厂子里一干就是六年，当装配工、技工、电工等等。因他对技术方面有兴趣，也肯学，自愿地买了书来读，弄通了无线电知识，自己也保留原有的一些中学知识。 就在无线电厂工作期间，那几年每年都有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他们无线电厂有许多年轻人，像陈小悦这样有头脑有知识的却不多，然而，这种好事陈小悦却连想也不敢想。眼看着一个个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欢天喜地地去某某大学读书了，他只能轻轻地叹一声。 有一天，喜从天降，厂办的一位主任兴奋地告诉他，厂里领导刚开了碰头会，要把分配到本厂的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给陈小悦，以鼓励他这几年为厂里作出的成绩。 陈小悦当时高兴得一脸红光，嘴唇哆嗦着说不清一句话。许多人都来向他祝贺，说了好多鼓励与祝愿的话。那几天，陈小悦比新婚的男人还要高兴，走在路上也会跳起来。 没过几天，陈小悦就去参加了一场考试。他考得不错，自己认为完全可以过关的。同厂的年轻伙伴们都来向他道别了，还有的提出临走时一定要好好地吃一顿羊肉泡馍。 谁知，这竟是一场好梦，很快就让严酷的政审关给击破了。陈小悦的推荐表送到上面有关部门审查时，马上就给退回来了，说陈小悦这样出身的人，不适合作为工农兵大学生。 得知这个消息，陈小悦顿时五雷击顶，呆若木鸡。厂办主任把这个坏消息通知他，拍拍他的肩安慰几句，“没关系，不读书，不挂那个大学生牌牌也没事，有啥球美的！就在咱延安好好过日子，娶个婆姨，生个儿子，好着呢。” 因为父亲的问题，陈小悦再一次被校门拒之千里。他沮丧不已，有好长时间心境如灰，感觉自己的世界已无光明可言。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身边来了一个年轻姑娘。她关心他，时不时地用一双黑幽幽的眼睛看他。姑娘是同车间的一个心地善良的延安姑娘，她得知陈小悦的一些事后，便对他有了兴趣，主动接近他，跟他说话，向他讨教技术上的一些问题。最后他们就有了交往，有了感情。 就在这一年冬天，他们结婚了。心灰意冷的陈小悦总算有了一个可以倾吐心音的对象，有了一个暂泊情感的小港。他感激妻子的温柔体贴，对自己拥有的小家感到满足了。 这时候，他的再求学的梦已经淡去。他几乎不再想到这事，偶尔听说了某某人被推荐上大学的消息，也只淡淡一笑，如一缕风拂过，再不去想它。他开始致力于维持自己的小家庭，妻子怀孕了，他想法子弄些好吃的，给妻子增加营养，把厂里发下来的白棉纱手套集起来，让妻子打成小孩穿的棉线衣。孩子出生了，他更加忙碌了，要照顾妻子，还要给孩子洗尿片，喂牛奶。 日子似乎就这样一天天地过下去了。可就在他为妻儿忙碌不休的时刻，如平地一声惊雷，传来一个消息：中央决定恢复高考，自“文革”以来的中学生都有资格参加高考，凭考分录取上大学。 不知为什么，他得到恢复高考的这消息时，已有点晚了，离正式高考时间只剩下一个多月，只凭这点时间还来得及复习赴考吗？有这样的把握吗？据说，全延安地区想参加高考的人不下几万人，那么多从各大城市下乡的知青，还有当地回乡的知识青年，都想投身于高考，他陈小悦能成吗？ 妻子态度坚定地支持他高考。她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回娘家去，把小家留给陈小悦，对他说，你好好复习，别挂念我们母子俩。你静下心来读书，你能行的，我相信你的水平在延安地区也是拔尖的。 陈小悦在妻子的支持下，抓紧时间复习了一阵，就参加了高考。他考得不错，因基础扎实，过去的那些年里，虽经多次挫折，他对中学学过的那些知识基本上还没丢掉，捡起来也不算难。 但是，没想到他的出身问题再一次成了拦在他面前的老虎。他的成绩很突出，报考清华大学上了分数线。但是清华大学仍对他的家庭出身存有疑虑，尽管他父亲还在清华大学，但此时那位教授还没“解放”出来，一个与美国军队有牵连的人毕竟让人不那么放心。 好在政审关不再是鬼门关了，邓小平曾就此事专门作过批示，要求各学校尽可能放宽审查尺度，不要把一些有才华的考生关在校门外。清华大学的招生人员依据“重在个人表现”这一条，专程派人到延安来调查陈小悦在此地工作生活的情况，以便证明这个出身有问题的年轻人个人表现是出色的，可以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入学。 陈小悦在延安的这些年里，表现无可挑剔，让调查人员很感宽慰，于是，他们回去后，作出录取陈小悦的决定。拿到入学通知书时，陈小悦不禁泪如雨下。此时，各大学77级新生都已经开学几个月了。 重新走回清华大学的陈小悦如鱼得水，尽管他的年纪偏大，但在学习上他一点也不比年少的同学差，因有下放务农与做工的体验，他对读书有一种特殊的嗜爱，每天都扑在学习上。因为学习好，他的毕业提前了半年，加上入学少几个月，本科实际只读了三年。 接着陈小悦又读了两年硕士研究生，再考出国读博士。十几年没能读书，有机会读书了，他一口气读了10年书。他原是学汽车制造的，到国外后，发现现代工业管理是一门很新且很重要的学科，于是又转到了管理学。 陈小悦于1991年从国外学成回国，作为一代有学识有作为的年轻学者，他担任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兼会计系主任。这个学院的院长是国家副总理朱镕基。 陈小悦对清华大学有一种复杂而深厚的感情。他父亲在这所大学任教，自小他就在清华幼儿园玩，后来读的是清华附中。但因父亲被批斗，又因出身问题不得不远离北京远离清华，他对清华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怨意。尽管如此，恢复高考后，他填报的志愿仍然是清华大学，并以大学生的身份返回清华大学。出国求学后，他在国外转了专业，原也有机会转向别的地方，但回国时，他还是选择了清华园作为自己的落脚生根之地。 对陈小悦来说，上山下乡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而重入清华校门则是他自我选择与历史机遇的必然统一。他对清华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感情。这种感情中因掺入了一点怨懑而变得复杂。曾有一度，陈小悦受校外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的感染，想离开清华大学，去某外资企业做财务总监。他向校方提出自己的要求，没获批准，也就算了，还是留在了清华大学搞他的学术研究，向学生讲课。 初恋给了卢叔宁生活的光彩 因家庭出身问题导致个人前途迷茫无助的，在“文革”那个年代里可说是相当普遍。卢叔宁这位66届高中毕业生，自小就以读书为目的，却不得不在高中毕业时放弃了读书，走过长长的一段艰难历程。 卢叔宁的父亲老家在江苏金坛。江苏那地方人多地少，几十亩地就要划为地主成份。其父亲自小亦喜爱读书，考进了上海政法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工作，从来没有回老家经营过土地。但他家老人死得早，大哥也在解放前去世，在家中的地契上写了他的名字，这样解放后搞土改，就把他列为地主成份。 卢父是一个倾向于共产党的开明人士。抗日期间做技术工作，在解放前夕做过寻乌县的秘书。尽管做的是国民党的官，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很不满，也不肯参加国民党。那年国民党大溃败，让他去台湾，飞机票都买好了，可他认为共产党比国民党要好得多，县长拿了手枪逼他走，他不想走，躲了好几天。 没有去台湾的卢父一心指望在开明廉正的共产党手下做事。他在一个老朋友的介绍下，到纺织工业部工作，干得也还算不错。但在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干部必须承担经济困难，出身不好且有历史问题的卢父被作为指标之一，下放到老家去了。 对自己迷茫无定的前途大为不快的卢父被遣送回家，心情自然不好。而当地政府知其落魄原因，对他也很不客气，言词中多有指摘。这位心高命戾的知识分子心有不平，又见地方上的一些干部贪图便宜，常做出一些与共产党宣传的政策大不一样的事，就为民众说了一些话。他当面说了那种不客气的话还不罢休，又伏案愤笔，给北京的国家总理周恩来写信反映地方上的腐败现象。 卢父没想到他给国家总理的信最终还会回到地方政府的头头们手里。于是，惹恼了那些有权人，决定要给这捣乱分子一点苦头吃吃，把他作为漏划地主分子，戴上了帽子。卢父自1965年就开始挨整，到了“文革”更加吃苦，连续挨批挨斗，身受皮肉之苦不论，内心更是痛苦万分，他觉得自己这辈子热爱知识，有志于向人民奉献一切，却得到这样的回报，受不了这种屈辱，就自杀了。 卢叔宁小时候对父亲的坎坷命运体会不很深，父亲在北京工作，后来被遣返老家，他没离开北京，一直在京城读书，上的是北京师大一附中，是重点学校。卢叔宁是块读书的料，文理科都好，一门心思上大学，目标就是清华。 卢父是儒家思想很重的老知识分子，对子女管教极严，要求很高，他自己的命运乖戾，只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自己再苦再累，也要把五个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成为国家的可用之材。卢叔宁的哥哥考上了清华大学，所以卢叔宁也学哥哥的样，一心要考清华大学。 他那会儿的想法，好像除了清华、北大，别的学校不可能上。当时他有实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卢叔宁在师大三个附中的数学竞赛中得了二等奖，华罗庚发的奖状，并因此选拔进北京市数学小组，每周上一次课，在当时的中苏友好馆，授课的都是数学界的名人，本来是要参加全国数学竞赛的，因为“文革”开始，数学竞赛取消了。 卢叔宁是1966年高中毕业生，“文革”一开始，他的学业便中止了。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到还会失去读书机会。像许多年轻热情的学生一样，卢叔宁积极投身于这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 闹腾了一阵，卢叔宁便有点乏劲了。最初的那一股热情到1967年就渐渐淡去，因为看多了，想了一些问题，就对“文革”是否正确开始怀疑。 他最先与同班的一位名叫牛德龙的同学谈起自己对“文革”的看法，没想到引起对方的共鸣。两个年轻学生胆子也大，当即就要向广大群众公开自己的观点。 于是，就由卢叔宁起草了一份传单，主要针对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观点十分鲜明，语气相当尖锐。一是说个人崇拜不是马克思主义，搞个人崇拜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二是说指导革命的理论应以哲学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光宣传“老三篇”，有愚民之嫌；三是这么多的老干部被打倒了，批判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下是谁打的，无法让人理解。 这一份目标直指最高革命指挥部的传单写成了，他们还要去散发。两人先在家里，避开父母，用圆珠笔复写纸复写，家里来了人，就移到公园里，躲在无人处，避开游人干自己的革命行动。他们一共复写了几十份，准备散发。 但是，等他们想散发时，却看到北京城里各派的争斗越来越严重，稍有不慎，便有横遭灾祸的可怕下场。两人想到可怕的后果，一时不敢行动了。 不久，对“文革”已经厌倦的卢叔宁想离开闹哄哄的京城，就到了东北，找前几年已经到建设兵团的弟弟，想留在那儿。谁知他的要求被建设兵团的干部们拒绝了。他弟弟的档案上早记载有出身问题，有了一个出身不好的，还要再拉来一个，怎么行？卢叔宁无奈，只得返回。 再说那位牛德龙同学，自卢叔宁去东北后，便没有主心骨，家里摆放着一堆“反动传单”，万一让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迫于压力和可以理解的恐惧，把传单拿到天安门广场的厕所里销毁了，连底稿也没留下。 传单虽说没散发出去，这些“危险思想”却还留在脑子里，并且想进一步求索，又不敢在城里呆着，怕万一被人察觉不得了，卢叔宁就自愿报名去农村插队。 他当时只觉得农村偏远，可能是一个避风港，政治上控制松一点。有思想的人在大城市里很危险。他的想法也得到牛德龙的赞同，牛德龙按条件应当可以留京的，为安全起见，也与难兄卢叔宁相伴而行，一同下乡。 下乡那天的情景，卢叔宁过了许多年后还记得。当时在北京火车站上，他看到成堆成堆的下乡知青与他们的父母亲人哭成一片。他只有母亲一人来送行，看着母亲送行时悲苦的面容，也没有引出卢叔宁的一滴眼泪。那时的卢叔宁是怀着执着的追求离开北京的，虽然心里也不是那么踏实，感到有一丝不知其果的茫然。 到农村，对上大学这个问题想也不敢去想。国家到了这步田地，哪还容得下一个人的一张小书桌？国家与革命的前途系于己身，卢叔宁胸腔内还有一股热血，于是开始自学马列，探求革命真理。他读了大量政治方面的书籍，包括马列的大部译著，同时还读一些哲学、政治经济学书籍。后来他又自学了一年高等数学，自学英语。 最初，卢叔宁的思考与猜疑源于对中央某些投机家有看法，比如对林彪、江青的那种极左的做法与口号产生怀疑。读了一些马列的书后，对整个一场“文革”有看法了，感到“文革”不是个别作法的错误，而是指导思想上有问题，一定走不通。 这时他开始对一系列的与所受教育、与官方宣传背道而驰的现象加以思考，就产生了一种理论上的渴求。林彪提出只读毛着，不读马列，卢叔宁很反感，所以专门读了五本《列宁文集》，还读了帕然辩证法》、《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也读了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读了这些，感到中国的做法说是马列主义，其实最基本的唯物主义都没有。 他到山西沁县农村插队以后，看到农村的贫穷，才意识到，只有身居农村，与农民生活在一起，吃苦在一道，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不到农村，不知道什么叫中国。一个人，怎么样生产，就怎么样生活；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思想。农民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活，怎么可能产生先进的思想？ 除了马列的书，卢叔宁还读了一些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由这些名著来返观中国历史与现实，他感到欧洲中世纪的东西在中国也存在，而且似乎很严重，批判现实主义对中国现实确实很有现实意义的。 他对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留下很深印象，还作了笔记。另外，他还读了鲁迅的书。那时鲁迅的小说是不封杀的，可以随便读。卢叔宁几乎每年都要看一遍鲁迅。每读一遍，便有感触，认为鲁迅对当时社会的分析与抨击，在他身处的现实中也有巨大的作用。 就在这种连续不断的自学中，卢叔宁的头脑里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思想观念，然后通过记日记与写书信，记述自己的想法。在那几年中，他对当时的形势，“文革”产生的原因及今后的发展都作了详尽的论述。 最让他自豪与兴奋的是，林彪自我爆炸了。消息传来，卢叔宁即打开自己的日记，他在早两年就写下的对林彪唱高调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这说明他的读书与分析是正确的，他为自己事前就有预见，感到很得意。 卢叔宁好读书有思想在他下放的那一带渐渐有了名气，长胜。后果几个点的知青知道他的一些鲜明的思想观点，林彪自我爆炸时，他们还特别邀卢叔宁去畅谈一通，一直谈到了天亮还意犹未尽。 他当时还有一个不对人言的想法，认为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就必须得有能人。他把自己视为将来可以大有作为的人才，所以应该比别人多学多练。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他要求自己在大乱之时忍耐下来，要大量地学一点东西，以后到大治之年，便有机会发挥才能，可以为国家起一点作用。 因有了这些想法，卢叔宁除了自我勉励，也想让同代人振作起来，所以写了一首抒情长诗《我们生得并不晚——致同时代的青年》。这首诗当时在知青中不胫而走，流传较广。 此后，他自学外语期间，有所感悟，也想到国家必须要开放，这个想法促使他又写了一首叙事长诗《桥：清江河的传说》，借讲爱情故事，否定封闭思想。一个民族，不开放就没有前途。这些话当时不可能直说，卢叔宁便只能寄托于诗情之中，流传于同处封闭之境的知青之间。 就从林彪事件起，卢叔宁又开始写诗了。不过写诗的另一个缘起是他有了一次初恋，虽说这次初恋最后没成功，但也让他初次感受到人生的美丽光色。 他的初恋对象是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比他低五级，那时也还不到20。她是个很不错的姑娘，身材苗条，漂亮好学。她插队和卢叔宁同在一个县，但不在一个公社，不知她从何处听说卢叔宁自学外语成效甚速，就此对卢产生了好感，暗自有了倾慕之意。 也是有缘，不久她临时抽到县档案馆，卢叔宁正好也到县广播站作临时编辑兼播音员。姑娘便常常寻个由头到卢叔宁那儿去坐坐，来往多了，就连那个小院里的一条狗见了她也只摇尾巴不叫了。 那时姑娘的心是很纯情的，她听卢叔宁说，因每天早起播音不得安睡，就十分关切地送给卢叔宁一只当时很少见的袖珍闹钟。 在一个谜一样的夜晚，水波涟涟，明月高照，卢叔宁与这位姑娘在长堤上并肩走着。没有喃喃细语，没有情话绵绵，却永生难忘。当晚他便写出了第一首诗“也许为了现实的生活，我不该将爱情淹没；却让滴血的心，去随世俗的折磨。” 后来，姑娘结束了在档案馆的借用，重回下放的那个村子。已让爱恋燃着内心的卢叔宁在一段时间里，曾用火一样的语言给姑娘写信。他在一封封信中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期望寻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同伴。 但是，不知为什么姑娘却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退却了。她回信表示：“我佩服你的思想，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也清醒地知道，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距，我还没有勇气去和世俗的羁绊作斗争。” 这一场柏拉图式的爱情，终因现实的种种阻力而夭折，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卢叔宁的家庭出身。那位姑娘得知卢叔宁有那么一个有碍前途的家庭问题，在周围朋友和家人的劝导下，忍痛割舍了这一份情感。 结局不言而喻是悲剧性的，但卢叔宁对姑娘并未因爱的失落而生恨意。他仍然感谢她，因有了这一份爱恋，才使得他的思想有了表达对象，感情有了抒发的目标，他生平第一次写诗，就是因为有了这种纯真的爱而开始。他一直珍爱着这一片感情的羽毛。 当时一些知青认为不需要学习，有的怨声载道，有的哭。卢叔宁很为那些人的悲观而感痛惜，有时他会对他们说，埋怨没有用，哭也没有用，中国搞成这样了，天下大乱，国家没前途，个人哪来前途？要紧的是自救！ 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自学也是一种苦难。卢叔宁学得很苦，晚上一灯如豆，读到深夜，中午也不休息。当时生活清贫，营养匮乏，都在学习思考得到乐趣的补偿。一块儿插队的两个同班老友牛德龙，还有一个叫俞瑚的，时常感慨地说，卢叔宁你是一个清教徒、苦行僧。两位老同学一再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因读书而坏了身体。卢叔宁对老同学的劝说只听不从，依然读书不止。 然而，一年年过去，中国的政治局势还是那么糟糕，作为知青，卢叔宁的处境也不见得有太好的起色。他的自学成才在沁县有了点名气，抽调到县上做了临时的播音员与编辑，以后又有教书的机会。但这些却不是他最想得到的，他想要的是还中国一个晴朗的天，一个人人心情舒畅的好社会。 他开始苦闷了，眼看着原先一同下乡的知青一个个地返回北京或别的大城市，而他却不可能重返出生地。年近三十年卢叔宁不得不想到人生必过的那道关。他找了一个对象，结婚了，但婚后的生活却不幸福。 如果不是“四人帮”倒台，卢叔宁的生活有可能会更加恶化，他的后半辈子也有可能一蹶不振。幸亏苦熬了十年的中国人民有了再生的希望，有了重新获得新生的机会。卢叔宁为此而兴奋，感到国家的转机比自己预料的要好。 高考前的一两年，是卢叔宁生活最苦闷的时期，因为失败的婚姻，也因为身边的好友一个个地离去，他寂寞得好像在墓地中一样。这也使他的身体坏到了极点。高考前他根本不能复习看书，打了针上考场，考下来又直奔医院。 这样勉强考完了，才够上大学的分数线，未能考上高分去北京的名牌大学。尽管这样，他也觉得很可庆幸了。 卢叔宁考上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是大专生。可是沁县方面却不愿放他走。县一中校长亲自来找他，要求他留下任一中的数学教师，校长说，以前只知道你文章写得好，不知道你数学好，你就为了沁县的教育事业留下来吧。 当时县里还专为留卢叔宁的事开了常委会。决定让卢叔宁留下教数学，按大专待遇付工资。但是那个会上另一条件却让卢叔宁冷了半截。有个知青私下告诉他，留下来15年不能走，必须在沁县中学服务15年。 对这一条卢叔宁怎么也不能接受。所以，县里一位领导告诉他开会结果时，卢叔宁态度坚决地说，我得去上学，已经办了转户口的手续。那位领导无奈地说，那还有啥说的，你就走吧。 卢叔宁原是想考文科的，在“文革”这些年里，他在文科方面自修得比较多，考文科当然好一点。但当时所谓出身不好，他父亲“文革”中是因挨整而自杀的，那时还没有平反，当时考大学讲不讲出身也不摸底，文科是不是对出身卡得紧一点？数学看出身是不是松一点？想来想去，于是他就改报了数学系。 进了学校后，要看学生的实际水平，让所有的学生都作了一篇文章，中文系的一位名叫李蹊的老师看出卢叔宁的文章很好，就来动员他改学中文系，对他说，你30岁上大学，年龄大了，搞数学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如果好好研究文学，以后还可能有所成就。所以卢叔宁当了两个月数学系学生后，又转到中文系。 晋东南师范学校的教学质量有限，在卢叔宁看来，也就李蹊老师还可以。他是北师大毕业，研究鲁迅，研究古典文学都有成果，他性情耿直，有知识分子气，和卢叔宁志趣相投。 卢叔宁原先自学程度较高，进了学校，转成文科，学校教的那点东西在他看来根本不在话下，所以，他基本上不去上课，宁愿自己跑进图书馆看书，学校有意见，但班主任说不过他，拿他也没办法。 三年的学习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接下去就是分配。卢叔宁在分配时吃了一次大亏。 识才的李蹊老师力主让卢叔宁留校，他对卢叔宁说，你留下教书，搞科研，几年你就能超过我。校长王可仁也很看重卢叔宁。当时有人到王校长那里挑拨，阻止卢叔宁留校，数说卢的种种不是，王可仁却说，你说的不对，卢叔宁的人品最好。 卢叔宁对自己留校过于自信，所以也就不多说，更不去跑动，而其他同学则为了各自的目的四处活动，争取留校。 这期间卢叔宁回了一趟沁县家中，开始为留校任教备课了。一个同学突然告诉他：卢叔宁，你的留校名额没有了，你让人给要了！ 原来，有个地委头头的子弟要留校，把卢叔宁的名额顶了。学校领导也有苦衷，上级的压力很难顶住，不得不从。后来王校长又专门为卢叔宁争取留校名额，但没能成功，于是卢只得回到县一中教书。 有人劝卢叔宁把这件事写成文字，告到上面去，他想这种事在中国也是司空见惯，告也未必顶用，也就咽下这口气，算了。 卢叔宁没能留校，李蹊老师也很沮丧。他对卢叔宁说，我这辈子就教了你这一个有思想有才学的学生。你没留校，我比你还难受。我今后再不推荐任何学生留校了！ 直到现在，卢叔宁与李蹊老师仍然保持联系。他认为李蹊老师永远是他尊敬的老师、兄长和知己。 回到县里教书的卢叔宁，先是教高中语文，后教高中数学。插队的同学陆续都走了，没有知己可谈，也没有事业可言。他越呆越闷，不想让自己成为纯粹的教书匠，于是南下到了深圳，到了蛇口工业区的一所育才学校任教。 但深圳虽说是全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在教育上仍然不那么富有激情，这里的许多方面还那么不尽如人意，卢叔宁不久便失望了。 他觉得自己在深圳仍然还是一个教书匠，没人乐意跟你谈理想情操，这里的人特别务实，感兴趣的就是吃喝穿戴，还有炒股票。卢叔宁偶尔与人谈一点形而上学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就是多余的人。 到深圳后，卢叔宁又有点怀念在沁县中学教书的日子了。他在沁县中学教语文时间不长，但学生学习的劲儿可大了。他记得有个学生听说卢老师不再教语文，改教数学，一夜之间头发就白了；为这，他给卢叔宁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长信，读得卢叔宁潸然泪下，也使他感到了教师的骄傲和责任。 就在卢叔宁离开沁县到深圳后，有学生考上大学，去了美国，还给他写信，感激当年卢叔宁对他们智力与思想上的启蒙。 身在深圳的卢叔宁总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的学校到底给了学生多少知识与才能？一个好教师的标准是什么？ 他认为，一个好教师给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欧洲有个传统，学校属于教会，教学和政府脱钩，具有独立性，这样，教师才能以其人格的力量，陶冶学生，培养他们的独立人格。 卢叔宁尖锐地说，不要说地方院校，就是一些名牌大学，也是学生比老师思想活跃。像北大还有一些教师的思想走在时代的前沿，和学生互相呼应，形成思想气候。一些地方院校，教师的知识普遍陈旧，能给学生什么东西？ 作为一名教师，卢叔宁乐于一辈子以此为业，深感教育振兴对国家振兴的重要。他认为教育的振兴，又在于教师素质的高低。目前教师的状况，不论社会经济地位，还是精神状态，都很难与民族振兴的大业相适应。从高级教授，到普通教师，普遍缺乏陈寅恪那一代大师的人格力量，所以教书育人也就成了一句空泛的口号。展望21世纪，教育界的精神疲软也是一忧，光此一忧，作为一名教师的卢叔宁至今难以高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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