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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书 牧羊女走出草原天地 九年梦 博士女引进廊桥遗梦 1996年晚春，一部叫作《廊桥遗梦》的美国大片让中国的千年古都着了魔，北京的电影市场抖掉了一冬一春的霉气，承受着难以承受的狂喜。人们揣着小手帕，或排起百人长队，或忍受贩子的双倍加价，到电影院里为佛朗西丝心碎。据调查，47.6％的观众终于泪眼婆娑。面对这噌噌上涨的梦幻票房，文化哨兵和市场观察家们都瞠目结舌了。 人们只顾泪水涟涟地探寻美国廊桥留下的梦，却不知从美国好莱坞发射这枚催泪弹的，是一位中国的女性，而且这位中国女性是怎样地走过一条长长的坎坷的人生，她的生命历程中也有过一条长长的“廊桥”，而且，至今仍在那条“廊桥”上蹒跚而行。 这位中国女性便是张立慧。她在少年时经历了“文革”动乱，后赴农场做工务农八年，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才从农场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考取本校研究生。毕业后，她去了中国影协工作。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第一个电影电视学博士。 但是，中国第一位电影博士却未能回国，做成她的教学梦想，反而成了美国华纳兄弟公司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这里面的故事，说起来就长了。 她说，你们别再推荐我了 张立慧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家庭背景，“文革”期间便遭了殃，父母被批斗，父亲遣送异地，母亲猝然而死，张立慧则下放到农场劳动，一干就是八年！考上大学后，为了追求父母走过的路而去美国，但是结局却大大出乎她的预料，几乎成了有国难回之人…… 她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50年代从美国回来的。抗美援朝期间，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当时的政府受麦卡锡主义影响有个特别的规定，不准中国的科技人员回国，只要有回国倾向，就有收审的可能。 她母亲听一些华人朋友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察经常到华人家里调查，看有没有回大陆的倾向，心里便有点担心，怕回不去。她的父亲是搞建筑结构的科技人员，在美国一个很大的公司里做部门主管工程师，拿的工资已经相当于一个大学教授的6倍。他的脑子较灵活，便想出办法来对付美国政府。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是去香港处理财产，办公室里的东西，家里的东西包括衣服，全都原封未动地留在那儿，为的是给人一个印象：别担心，我还要回来的。 这样，他们才走成。离开了美国，取道香港，回到中国。新中国人民政府热情地派人到香港迎接他们。 1986年，张立慧去美国留学，此时她父母离开美国已有三十几年。 张立慧之所以毅然扔下七个月的女儿去美国，是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想去看看父母生活了将近十年的那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他们当年上学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她还特别想进父母曾经就读的那所学校，结果那所学校不要她，因她的英文太差了。 10年以后，即1995年9月，张立慧从美国学成后回到中国，她又想了解父母去美国之前在干些什么。她的母亲已经在“文革”中去世了，那时她还很小，所以就更想知道关于他们，特别是已逝的母亲的一切。 她以寻根的劲头儿，终于找到父母的一位老朋友。他告诉她，她父亲生在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早年与萧军、萧红等一起搞文学，后来觉得搞文学没有饭吃，就弃文学工了。 去过美国留学的父亲回国后，别人都看不出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动乱年代，张立慧在农村时，父亲去看她，别人说她父亲是个车间主任，父亲解嘲地说，车间主任还不错呢，到上海去人家净拿他当老农民呢。 张立慧的母亲生于四川的一个很传统的大户人家，她的曾祖父被清朝政府派到那个地方做县令之类的官，于是举家迁去。后来，这个大家庭像巴金笔下的“家”似的破落了，她母亲的父母去世较早，所以她在这个大家庭中过着林黛玉式的寄人篱下的生活。 她母亲30年代就参加了革命，后来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踪，组织上派她去美国学习，但是派她去美国学习的那个人在中美合作所被杀，再没有人为她作证，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然而，张立慧的母亲直至1974年弥留人世之际，还忠心耿耿地想恢复组织关系。 有时张立慧会想，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区别，大约就在于他们的信仰更坚定更强烈吧。 她刚到美国，人家问她是什么时候的生日，她说：“2月14日。”人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情人节”，她问：“什么是情人节？”人家告诉她，“情人节”就是为你的爱人、朋友、兄弟姐妹、包括父母献上一份爱。有一次，她去租车，把驾照拿给一位小姐看，对方第一反应就是：“啊，你是情人节的小孩，你一定是很受欢迎的，嘿，情人节的小孩！”周围的人也都叹道：“呵，情人节的小孩。” 童年与少年时代，她这个情人节的小孩一帆风顺，年年都是“五好学生”。突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从天上被拽到地下，‘小情人”变成了“小仇人”。 有一次，建工部大院礼堂里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不是革命派就不能进去看。一群小孩们挤在门口，她那时个子高，挤在最前面，跟着大伙儿在那儿哄，说：“我也是革命派啊。” 看门的人说，你要是革命派你就进去吧，于是她得意洋洋地进去，看得特过瘾。谁想她刚一出来，一群所谓出身好的小孩一拥而上，围攻她说：“你根本不是革命派，你是狗崽子，撒谎！骗人！”顿时，她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这件事给她的刺激，一辈子也不会忘了。 从此，她再也不愿意跟同龄的孩子在一起玩。 “文革”中，张立慧的父母都受到了批判。母亲受批判，一半因她是一个心理学教授。在当时心理学被看成是封资修的东西。她的父亲则又有一段说不清的历史，比如说他在美国参加了李四光办的中国科学家协会。“文革”中，这个组织被说成是特务组织。而且她父亲这个人心直口快，从美国回来后的很多年还在用那边的全套管理方法，让他手下的人不能适应，“文革”中批判他时说他是“张霸天”。 张立慧却一心想参与革命运动，那时兴大串联，她总是喜欢出去串联，自由自在惯了，复课闹革命后，再进中学，觉得特不习惯。 有一次，她们班的班长看见墙上有一些阿拉伯数字，断定这些数字是一首黄色歌曲，便报告了班主任，班主任就此事大做文章。这件事使张立慧很反感。从此，她就擅自跑到别的班去上课，大概全校没一个像她这样不在自己班上课的。 一天，她又跑到别的班去上课，她们班主任来了，他当着同学们的面冲着她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很多同学都趴在窗台上和门口看热闹，她感觉到了一种羞辱，恨不得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最后她一扭头冲出了教室。 后来，一听说分配，她就傻了，她想，如果有一个人去插队，那就是她。她的那些同学们，呼啦啦，当兵的走一批，呼啦啦，到工厂的走一批，最差的，当售货员的也走了，就剩下她和另外几个同学傻呆着，觉得没希望了。 她感到自卑，在傻呆着的半年多的时间里，她真觉得这一辈子算是完了，人家都去电报大楼之类，她去哪儿呵？去农村吗？她并不是看不起农村，只是有了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总是傻呆着也不是事儿，她就去海军医院学了几个月的针灸，心想，学点本事，去农村也就去了。她果然被发配去了农村，一个农场。还不如插队，插队也许还有招工的指望，而农场，永无回城之日！ 她记得特清楚，那天，天灰蒙蒙的，挺冷。她把行李往车上一扔，爬上车，车开了。从此，一去八年。 她在那种艰难环境中，总想着靠自己的能力改变困境。有一回，农场要在知青中选一个到场部医院工作。她很想去，正好，有一个机会使她露一手：同屋的女知青突然在夜里胃疼得满地打滚，大家都吓得没了主意。她拿出一根针，一面说：“让我来试试。”一面照着同学胃部的穴位一针扎下去，嘿，真见效，她马上就不疼了，连她自己都没想到这么灵！她同样没想到的是，上面就是不分配她到场部医院，说她不配。 她后来有了一份工作，去农场的一个加工厂，说是加工厂，其实还不如说是个小作坊。加工厂一些车钳铣创的活儿，根本轮不上她摸，她被分到最脏的抛光车间。她不明白为什么那时她的命就那么不好，别人都是有个机会就调走了，她呢，永远就是磨砂轮。 张立慧有严重的过敏性鼻炎，鼻腔水肿，鼻骨变形，几乎不能用鼻子呼吸，医生告诉她说要避免粉尘，可是用砂轮抛光，到处都是粉尘，到哪里能避免粉尘。 后来，加工厂进了一台傻大黑粗的刨床，让她去了。学刨床后，她觉得老站在那儿进刀回刀，太累了，就想搞点儿技术革新，让它自动回刀，她也好偷点儿懒。于是，她认真地投入到技术革新之中去，最后还真搞成了。因为有了这份“特殊贡献”，她当上了车间副主任。 这个时期，她的父母同样遭了厄运。父亲去了甘肃省最苦的武威县，别人去干校，他连去干校的资格都没有。母亲因为身体不好，被留在城里，但还逼着她天天写检查，弄得整天不得安宁，突然一天病情加剧，死了。 张立慧回了一趟家，把母亲的骨灰放在一个深蓝色的小木头盒子里带回了农场，埋在农场的望儿山上。那天，她站立在母亲的坟头前，哀衷地想，我这一辈子就和母亲在这儿呆着了。 她不是完全厌恶在乡村的生活。有些人常抱怨他们在农场的经历，但张立慧则认为，这段受苦的经历对她来说真是受益非浅。 农民们的朴实，以前她没见过，以后也很少见，如果不是接触到了他们，她这个从知识分子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根本无从了解中国社会，无从了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后来，她到美国后，为了读书的学费与生活费用，给人家搂树叶、打工，备尝孤独、寂寞，如果没有插队的这段经历，说实话，她挺不下来。 那时，朴实的村民们对她真好，他们没有势利眼，只要觉得你好，他们就跟你交朋友，并且永远真心地待你好。张立慧在那儿，与不少农民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她得到了农民的真诚的关照，许多事以后想起来还让她感动得流出眼泪。 几年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到了1973年，开始推荐工农兵上大学。1973年、1974年、1975年这三年，农民们都信任她，年年都推荐她，但年年又都因为她的出身不好，还是选不上。 到了1976年，她说，你们不要推荐我了，推荐我是浪费名额，不如推荐一个家庭条件好的人，上去也能争一争，咱们这个加工厂也能出一两个大学生呢。于是，她也没有被推荐。 推荐上学没她的份，张立慧还是想读书。偶尔从农场回家，路经北京大学，看到工农兵大学生们在北大门前扫雪，她痴痴地站在那儿，心想哪怕让她跟他们一起在北大门前扫雪呢。 回到家，她把她的想法告诉父亲，父亲一句话也没说。 后来，她又与父亲说起此事，父亲说：“你的那些话让我揪心啊！我从美国回来了，我的女儿倒上不了大学！如果你因为我而上不了大学，我这一辈子会非常难过的。” 拍毕业作品她买不起胶片 终于熬到1977年，高考恢复了。 张立慧听说了这个令人惊喜的消息后，暗下决心，我一定要考！一定要考！ 是的，在她看来，如果不考大学，就永远别想上大学，如果不考，她就不会有调动工作的机会。 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天安门事件中，因为她做了一些事情，被农场的某个人把她告了。她脚上正好开刀，拖着病脚，一瘸一拐地走七八里路到公社去做检查。后来她才知道，海淀公安分局本来要提审她，是社员们使劲替她顶着的。一 出了这样的事，让她心里凉了半截。她怎么能再和整她的人呆在一起工作呢？惟一的出路，便只有考学！ 考完试后，自我感觉良好，以为准能录取，可是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被录取。她很伤心，倒是妹妹考得好，录取在清华大学。 那天，她送妹妹上清华大学，在清华门口碰到了曾经在她们农场开门办学的一位老师，他高兴地以为是她考上了清华，连声说道喜的话。 张立慧神色黯淡地说：“不是我，是我妹妹。”送妹妹回来的路上，她心里真不是滋味，想着：我怎么办呢？ 以为山穷水尽了，谁知又会柳暗花明呢？77级的学生入学了，她的心也凉了。忽然有一天，她的父亲接到电话，让她第二天到崇文门旅馆去见招生办的同志。父亲赶紧想办法通知了她。 张立慧立即就从农村赶了回来。招生办的老师说：“我们开始在分数不错的漏网生中招一批走读生，我们知道你没有报师大，但如果让你去师大上学，你愿意不愿意呢？” 难道，她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她终于上了大学！进了北京师范大学，读中文系。 假如不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假如不是曾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从小就喜爱数理化的她应该去学理工科。尽管学中文对她来说，是误入歧途，但是，她毕竟离开了“抗战八年”的农村，毕竟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后，她想，一定要考研究生，如果不考研究生，她过去的那个加工厂会叫她回去，只有考上研究生，才可能不去重温旧梦。 读研究生时，她学的是现代文学专业。毕业论文已经定好题，研究巴金。说实话，她开始觉得所学无用，论文是她咬着牙做下来的。这之后，她对文学研究几乎没有了兴趣，但是对电影的兴趣却越来越大。 拿到硕士学位后，凑巧，她有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有一次聊天时，她说起对电影很感兴趣，老人家说，那就到电影家协会来吧。她真高兴，哎，这倒挺好的呀。 当时，她这个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还挺吃香的，中国作协要她，现代文学馆也要她。她的导师们也反对她的选择，劝她说：“你在文学事业上耕耘了这么久，已经有了成果，研究生毕业了，还可以继续读博士么。”她对她的老师们说，你们就让我去试试吧。 去了中国电影家协会以后，张立慧便感到一种压力。因为她毕竟是圈外人士。电影界不像文学界，文学界的文化气息比较浓，人的文化修养比较高，即使是嫉妒人，也含蓄得不能再含蓄；电影界则不然，就像她的一位导师告诉她的：“你去了以后就知道了。电影圈里的人都很直。” 她是影协在“文革”之后来的第一个研究生，谁都知道来了一个研究生，谁都知道这个研究生要出国，人们对她的反应有高兴的，有不理解的，她呢，则是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不管怎样，影协使她知道了什么是电影，完成了从文学转向电影的第一步。 过了一阵，张立慧对自己的环境仍有些不适应，便对影协的领导说，我有机会到美国去学习电影，能不能让我现在就出去？ 当时规定，研究生毕业出国，必须在国内服务二至三年，而她到影协才只有几个月。影协有五个书记，他们大多数都很支持她，说，我们可以给你破例，因为电影界很需要送人出去学习，但没有钱。你什么时候走，我们给你开绿灯。 出国的事很快有了着落，1986年，她办妥了一切手续，去了美国。当时，她的女儿才七个月，她的丈夫盼她早日学成归来，给女儿起名“盼盼”。 张立慧原想读一个学位就回国的，可没想到，因为种种原因，她在美国一直呆了八九个年头。她在美国先后在三个学校读书。第一个学校是赫利奥克山学院，美国七个最好的女子学院之一。她一面修英文课和电影课，一面读中文。 经过一年的学习后，她又申请了几个学校，同时被录取了。她问美国朋友，她应该选择哪所学校？朋友说：“你如果下定决心学电影，劝你去华盛顿、去纽约、去洛杉矶。有的学校听起来名声很大，但那个小镇上只此一所大学，呆在小镇里，你对美国的文化不会有深刻了解。华盛顿的这个学校不是很有名，只能算是二流学校，但你不要慕名不务实。” 她觉得说得很有道理，就去了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学习电影电视专业。 有人把出国叫做“洋插队”，这话一点儿都不假。自从离开农村以后，她就没干过力气活儿，到了美国后，她又重新拿起了“锄头”。她给人家扫树叶，华盛顿的树叶还特多，一到秋天，树叶像下雨似的哗哗往下掉。不扫不行，这就是房租，如果不扫，你就休想住在这儿。 她又找了一份在一个艺术电影院放电影的活儿。在这里打工挺棒，放电影是一个大转盘似的机器，放起来以后她就可以坐在一边，看电影看书都行。放电影惟一的缺点就是噪音特别大，直到把她的听力弄坏了。 现在她的听力不太好的原因，一是在农村磨砂轮震的，一是在美国放电影震的。不管怎么说，她不想抱怨这项工作，因她不光挣了生活费，还顺便看了许多好电影，还学了一门技术，咱们国家可能还很少有人会摆弄大转盘放映机呢。 张立慧另外还有一份工作，到照相馆给人洗照片。这里每天有一个试验药水的胶卷，拿着照相机“啪啪啪”随便照，不花钱。后来，她照相、洗相都不错。 就这样，她一边学习，一边做这三份工。 张立慧的学习不错。她拍的一个黑白短片在学生电影节上获得了一等奖。说起来得奖的事，简直很可笑。因为她太穷了，人家富学生，拍起来一卷又一卷，拍片比例可以1：10，而她，拍片比例只能是1：1.5，几乎没有可剪的。 教授们都感到不可思议，说：“真不知你是怎样拍出来的！”这事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这个镜头要多长，那个镜头要多长，她都是算好了的，实际上，1：1就够了。 这个片子剪出来后还缺一个镜头，怎么办呢？她拍的这个片子表现的是一个人在临死前的恐怖心理。她想，一个人在临死前的思维不是持续性的，有逻辑性的，干脆，把所有的镜头打乱，变为十分混乱的跳接。 挑选片中音乐时，怎么也找不到合适的，一天、两天、三天一该交片子了，音乐还没着落。一次，她在找别的音乐时，听到一段寺庙音乐，够恐怖的！准确地说，是一种恐怖神秘的声音，而不是音乐，这段音乐正好拿来配她的片子。评委们看了她的片子，评了一等奖。她想，歪打正着，真是太幸运了！ 苦读三年，该回国了。但是1989年国内发生的一些事情，促使她又留在美国再上学读博士。 南加州大学有个电影学院，是美国排名最好的电影学院，进这样的学校学习，她根本没敢想过。当她第二天就要到别的学校读博士，行李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忽然，南加大电影学院给她打了一个电话，问：“你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念书？就是因为没有资助吗？我们给你资助。” 张立慧一下子惊呆了，她真不敢想能在这样好的学校读书，并且还能得到资助，拿到博士学位！ 到南加大电影学院的第一年，她老给大家垫底儿。博士班的课都是讨论式的，可她有时连老师的提问都听不懂，跟个大傻子似的。考试时连着得了两个“B”，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时，她的教授对她说：“立慧，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个B看得太重，我上学时还得过动得过D，现在想想，那些得A的人还不如我干得好呢。你要往长远看，不能因为B就沮丧。” 教授的这段话让她很受感动。她原本以为美国教授挺傲气，不会跟她这个中国学生说这种似乎只有中国人才会说的话的。 一回，学院的一位教授讲《资本论》，问张立慧：“你从中国来，学过没学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她说：“当然学过，在农村时，我还给农民们办过学习班，帮助他们学《哥达纲领批判》。” 但是，她到这个学校时，校方不承认她的学分，说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位教授很惊奇：“真的吗？这是违法的。” 真有意思，现在中国不再大讲特讲阶级差异了，而美国学校的电影课上却在讲怎样用电影的形式表现阶级斗争。 一次，一位教授问她能不能找到中国有关阶级斗争的片子，她就到中国电影公司驻洛杉矶代表处翻片目，一下子翻到了《野火春风斗古城》。教授把这个片子拿到课堂上去放，下课后，教授和同学们说：“真棒！” 一次，一位教授在课堂上提出一个讨论题目：为什么中国电影中的女性总是受压抑的角色？一个美国学生答：“这是因为中国的女性就是这样受压抑的。” 张立慧一听，感到特别气愤，立即站起来说：“你只是说了一面。还有一面，就是这些电影的导演都是男人，男人表现女性时，一般是从定型的角度说女性是弱者。”这是她在南加州电影学院讨论课上的第一次发言。 国内的三家单位都声明不要她这个博士 1994年年初，她知道年底一定会拿到博士学位，就开始着手联系回国后的工作。这么多年飘流在外苦读书，也该回家跟丈夫女儿团团圆圆地过日子了。 张立慧想回国教书。她自信以她在美国学到的东西，给自己国家的电影学院开设一、两门课是没有问题的。为了作教书的准备，她买了许多理论书，规划好了开设的课程和教学方法，甚至想，如果能够回国教书的话，她愿意做教学管理工作，改变电影教学的现状。 她想过是否应该通过国内的关系帮忙联系工作，但她觉得这么多年没与国内联系，猛一下求人不太好，于是就找到了中国领馆，公事公办。 中国领馆的同志听了她的自述，便说：“你是咱们国家的第一个电影学博士，回去找个教书的位置，还是不成问题的。” 有了这个话，她也就信心十足了。领馆给她推荐了北京中关村的一个留学人员服务中心，把她所有的材料转了过去。 通过领馆，她联系了三个单位，一个是某电影学校，一个是某大电视台，一个是某地方电视台。之所以选择电视台，是因为在美国她带着摄制组，在政府的资助下已经拍了两年的电视片。 很快，服务中心回信了，说：“我们不能给你推荐，因为你在国内已经有单位了。中国影协是你的单位，你离开影协，要征得影协的同意，而且要有接收单位。这样，我们可以协助你办有关手续。” 她一看就火了，马上写了一封回信：第一，我已经不是影协的人，我出国八年，影协已经把我除名，如果我还是影协的人，我根本不会找你们来。第二，如果我已经找到接收单位，还需要你们干什么？你们是为回国留学生服务的，应该改变官僚主义作风了！ 过了一个多月，她又分别收到某电影学院、某大电视台、某地方电视台的信。 某电影学院说：这方面的人才过剩。 某大电视台说：人员超编。 某地方电视台说：学历大高，无法安排工作。 张立慧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盼望得到的回音。她是个要强的女人，到了美国后，遇到了许多困难，只哭过两次。她想她的女儿盼盼，但是没有因为想孩子哭过；她感受过孤独、冷落、欺辱，也没有哭过。 在美国的第一次哭，是在国内发生动乱时。当时她正在给波兰大使放电影，放映室的外屋放着一台电视，忽听看电视的同学喊她：“快来看！”那时，她对国内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特着急，哭了。第二次哭，就是得知国内没单位要她！她哭什么呢？她是太伤心了！ 当年，她的父母回国时，祖国还派人去接他们，欢迎他们回国。今天，她去美国九年之后，步父母的后尘回来了，却是一口一个不要，不要！ 去美国之前，她对影协承诺，对丈夫承诺，对女儿承诺，她要学习电影，学完后一定回来工作。在美国这么多年，她有许多改变专业的机会，有许多次选择在美国找工作的机会，她都放弃了。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在美国定居，如果当初想在美国定居，就不会去坚持学电影专业。 她想，难道我就只能留在美国从事自己的专业，从此就只得和我的家人分开了吗？我回国没事业可干，还回去吗？还能干什么呢？ 在她十分失望失落之际，有一个偶然的机遇到她面前了。 张立慧在写博士论文期间，曾做了一些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的事情。为了把美国的资金和电影技术引到中国去，接触过一些美国大公司。一次偶尔听一位老师说，你应该找华纳兄弟公司谈谈，他们的总裁刚从中国回来。她就给华纳发了个传真，把她的项目计划送了过去。就在中国三个单位来信拒绝了她的同一个星期，华纳回信了，约她去谈谈。 华纳的总裁说：“你谈的技术项目我都不感兴趣，我想告诉你我在做什么。我们在向中国发行影片，通过发行影片有些钱后，还可以进行合拍。你不是想进行文化交流吗？我们需要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才来这里工作。” 后来，张立慧才知道，当时华纳公司正在招募人才，有许多人自荐和被推荐，但事实是，他们要了她。 张立慧问总裁：“我并没有申请到华纳公司，你为什么要我呀？”他说：“因为你有博士学位。” 一时间，她百感交集！她终于回国来了，但令她百般伤感的是，她回国来并没能如愿效力祖国，而是当了美国电影公司的代理人。她做的第一部美国电影便是在中国引起轰动的《廊桥遗梦》。 1995年8月，《廊桥遗梦》在美国上映时，张立慧正在澳大利亚。她在默尔本的一个所谓内部小礼堂里，看了这部影片。她觉得斯特里普这个演员的演技实在是太棒了，当时就特别想把这部片子引进中国。 当时，她曾问从中国来的朋友，中国有没有放映《廊桥遗梦》这种非动作的爱情艺术片的市场？朋友说，《廊桥遗梦》的小说在中国很流行。她在国外很多年，不了解国内的情况，听朋友这么一说，挺高兴，决定把这部片子引进中国。 正好，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专门负责审片的局长、中国电影公司的副总经理、中国电影公司的部门经理一行三人到了澳大利亚，她让他们三个人看了这部片子。他们有市场观念，说：“顺桥遗梦》的小说在中国流行的程度你都想象不出来，这个片子可以做一把。” 这一年，她回到了离别九年的祖国，见到了她的又当爹又当娘的丈夫大刘和已经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盼盼。 1995年，中国发行了一些动作片，据说中宣部的同志专门发表了少进一些动作片的讲话，《廊桥遗梦》是非动作片，又是两个大明星主演的，她想这正是时候，就赶紧把这部片子送了进来。 她引进这部片子是希望在两个方面对中国有所提示：一是这部片子反映的社会问题在她国改革开放之后已出现了；二是让中国的电影工作者看到票房好的影片不一定是动作片。 《廊桥遗梦》给全国大中城市的电影院带来了一派生机，第一天上映仅北京市17家影院票房总收入就高达54万元。 其实，干这份代表工作是一件很难的事，得靠毅力挺着。中国和美国的文化起点和文化背景不一样，中国有这样的规定，美国有那样的规定，她被夹在中间，要是依着她在中学时的那个性，早走人了！ 张立慧作为美国电影公司的代理人，感到干得很累，为了做一个合同，她可能会彻夜不眠。有时候，她的总裁明天就要飞过来，后天就要在人民大会堂签约，所以得在这个晚上把一切事情都落实停当，要把合同最后定稿，仅仅为了一个字，中国的理解就是和美国不一样。 有时，她觉得做这事大难，真不想干下去了。 说到遗憾，她有两件最遗憾的事情。 母亲的骨灰还在她当年落户的农场，但是已经找不到了。1995年回国后，她去了农场一趟，看到望儿山下的小坡已经被平了，改成公园的入口处。她找到当时修这片地的负责人，问：“你修这片地的时候，看没看见过一个深蓝色的木头盒子？”他说，没看到，迁走的都是坟。她只有愿母亲与留下她青春的山水做伴吧。 另一个遗憾就是，她至今还在做美国电影公司的首席代表。 她决意到广阔无垠的大草原去度过自己的一生 娜木罕，一个美丽的名字。在她还是小女孩时，这个名字确实与她的俊俏容貌十分相配。但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岁月磨难，娜木罕的脸是已经不再看得出美丽的旧容，如果是一个陌生的来客猝然与她相见，也许会在心里暗暗地想：她这张脸是怎么搞的？ 如果你问起她，她会爽快地告诉你，她的脸是在草原上放羊时，被风雪天冻坏的，让夏天的暴日晒焦的。那时，她几乎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绝境，对于现在的姑娘认为比生命还重要的面容，早已置之度外了。 娜木罕曾经是一个天真活泼的美丽少女，有过金色的童年，有过美好的理想，但是，这一切却因那个可诅咒的年代而不复存在。尽管现在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再是那个疯狂的国度，但在娜木罕心里笼罩了好多个年头的那片乌云，却久久难以消散，令她长期心情压抑，不能自禁。 为了躲避家庭祸水，她自愿下乡，到最偏远的牧区，当了六年牧羊女，然后有幸再考上大学，就读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在下乡期间，凡是认识她的人，都说这姑娘不知为什么特别忧郁，很少与别人说话，也从来不对他人讲述自己的事情。就是考上大学，她在同班的学生之间，也很少有对话，更不用说交流感情了。 旧事让她难以忘怀，她偶尔会犯一种怪病，突然间就觉得自己特别悲惨，非常地孤独，那几天，她什么话也不说，总是一个人上课，一个人独自吃饭，一个人躲在图书馆的角落里看书。后来，她的同学们知道她的这个毛病，说：“不用理她，过两天她自己会好的。” 大学毕竟是青春焕发的地方，娜木罕对自己的这种状态也担心起来，问了一位医生，那医生是她母亲的一个朋友，知道她的遭遇，便说：“娜木罕，你这样忧郁的原因是，你总不能从往事中解脱出来。你必须走出往事，注意调整自己，否则有可能发生精神上的问题。” 她听了医生的话，注意自我解脱，每当犯这毛病时，她就有意跟同学们在一起，哪里热闹往哪里去。她下决心把自己的故事说给同宿舍的同学听，引起她们的同情与关怀。这样经过大学的几年生活，她的忧郁症才渐渐治愈了。 但是，往事还是时不时地要重现出来，尤其是看电影时，看到“文革”的情景，看到那些受迫害的情节，她便难以自禁地想起往事，想到她的母亲。 说起她的过去，娜木罕会先讲起她的母亲之死。那是一个极令人心酸的故事。 娜木罕生于1954年，她的童年是幸福安宁的。父亲名叫特·达木林，是位蒙族作家，翻译家，五六十年代在文坛非常活跃。他在内蒙古电影厂当总编，还是内蒙古文联的副秘书长。母亲叫乌日娜，在内蒙艺术学校工作。 一切祸事都源于“文革”初期。对党怀有深厚感情的母亲，对当时的造反行动很不理解，就写了一张大字报，讲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取得的各种辉煌成就，还在大字报的标题上写着“头可断，血可流，党的领导不可丢”。 正是这一张大字报，引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大字报贴出不到半天，乌日娜就被造反派打成了文艺界的第一个“保皇派”，然后更有各种各样的帽子，漫天而至，随之而来的是被批斗、被关押。 此时，娜木罕还在上小学。学校与艺术学校只一墙之隔。那边大院里的大喇叭一喊开批斗会，她就感到无地自容，吓得直哆嗦，赶紧躲得远远的，或是直接就逃回家中，不敢再走出家门一步。 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父母过去的朋友们都不来了，亲戚也见了就躲，就是一些同学，看到她也像见了瘟神似的。娜木罕只能带着一个比她还小八岁的弟弟，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内蒙挖“内人党”，是“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她的父母也身陷其中，父亲被关了起来。她母亲的骨头很硬，别人被迫承认，说自己是“内人党”，交待出“同伙”后，还能过关，她却死也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也不肯交待“同伙”。于是就遭到了红卫兵的打骂，她的一条腿被打断了！ 娜木罕在审讯室外面，听到那些歹徒毒打母亲的声音，那种凶狠的喊叫，母亲痛苦的哭喊，使她的心里如刀割一般地疼痛。她从窗子往里面看，看见那些狠毒的家伙把断了一条腿的母亲拉起来，他们竟是用手扭着她的耳朵往上扯，结果竟把母亲的耳朵自上到下扯裂了，血流如注！ 娜木罕为关在小黑屋里的母亲送饭。她还不会做饭，又没钱买吃的，只有一点饭票，每天到食堂去领两个窝头，再熬点稀饭，放在饭盒里。她把这份饭送去给母亲吃，那儿的看守还不让她进去见母亲，只能把粥交给他们。 后来，那些家伙嫌臭，让娜木罕进去给她母亲倒便盆。她走进那个黑屋子，许多天来第一次见到母亲，看到母亲已瘦得不成样子，一条腿断了，衣服上全是血疙瘩。她扑到母亲身上，哭着问：“妈妈，你怎么啦？流了那么多血？” 母亲被那些人折磨得无法忍受，决意不活了。她写了一张纸条，塞到饭盒里，回家后，娜木罕把纸条交给刚从牢里放出来的父亲。纸条上写着：“我不能活了，因为我没有承认，他们早晚要把我打死。我准备自杀。你把孩子带好。” 父亲吓坏了，赶紧让娜木罕再给母亲送点东西去。他写了一张纸条：“你千万不能死，有消息说，九大要召开了，九大一召开，这些总是都能解决了。两个孩子还小，你一定要咬牙坚持。” 娜木罕借着送御寒衣之机把纸条送给了母亲。母亲读了父亲的纸条，才没有自杀。但是因为被折磨过度，她突然患了脑血栓，进了医院。她被看守着不让别人见，只允许娜木罕守在病床边。 那些天里娜木罕急疯了。母亲好多天不能动弹，也不会说话，见了亲人，只会流眼泪。有一天，看守们让父亲带着弟弟去看了母亲。亲一回。母亲看到才六岁多的小儿子，豆大的泪珠啪啪地往下掉，却说不出一句话。 后来，母亲的身体渐渐好转了，勉强能说几句话。有天黑夜里突然闯进了几个大汉，把母亲从病床上拖下来，往外带走。娜木罕连忙哭着喊着，不让他们把母亲带走，医生也说，病人还没完全好，不能把她带走，但是那些人根本就不理不睬，把还不能走路的母亲扔上一辆平板三轮车，在刺骨的寒风中拉回了母亲久住过的那个小黑屋。 就这样，母亲的身体完全被搞垮了。过了些日子，那些家伙看出母亲活不长了，把她放了出来。这天娜木罕听到外面有人喊：“娜木罕，你妈妈回来了！”她将信将疑地走出来一看，果真是母亲。只见母亲昂着头，拄着拐杖，一跛一跛地往家走来。 母亲回家后没几天，就去世了。她是被那些坏蛋折磨死的呵！ 因母亲的死，娜木罕对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产生了厌恨，对这个城市的人也产生了厌恶之意。她决意离开这个害死了亲爱的母亲的地方，离开这里的每一个人。高中毕业后，她就自愿下乡，去了大草原。 父亲曾劝过娜木罕，她弟弟还小，本来她可以留下来，在呼和浩特市分配一个工作的。但她执意要离开这个城市，她瞒着父亲，去内蒙知青办公室报了名。人家问她希望去哪儿？她说希望去偏远的牧区，做一个牧羊人。 她看着那张薄薄的纸眼泪就下来了 娜木罕就这样成了内蒙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王府公社牧业一队的一个牧羊女。后来她说：那就像是赴一个自己为自己准备的远离人群的约会。 到了牧区，那儿的大队书记问她，愿意干什么活？她说什么活都行。书记就说正好有一群羊没人放，你就去放羊吧。 这样，从没握过放羊鞭的娜木罕就成了400多只羊的主管，带着一群羊，走进了茫无人迹的草原，建立了一个只有她一人的畜牧点。 一旦成了牧羊女，她才知道这活不是那么容易干的。牧羊工作看似很轻松，却是十分操心的事。娜木罕孤零零一个人与一群羊在一起，方圆十几里没一个人。用泥巴垒起一个圆顶的类似蒙古包似的土屋，就是她的住房。 每天早晨，她就得早早起来，把死面饼子在大黑锅里叭叭地贴一圈，黑锅下面则是白水煮羊肉。烧的是牛粪马粪，等肉煮得差不多了，饼子也熟了。她天天就吃着这种伙食，一连吃了六年，这六年中她连一口蔬菜都没吃上！ 到这里，娜木罕才知道，这里的蒙古族妇女原来都不放牧，就是过去电影里看到的英雄小姐妹龙梅与玉荣，也只是偶然帮父亲照看一下羊群。这里的妇女一般都是挤挤牛羊奶，做做家务什么的。像她这样如男人一样独自看羊的极少。 放羊就得整天跟着羊群走。每天都是慢慢地走出几十里地。放羊时还得背个小筐，捡牛粪作燃火的原料。遇到有井，就得给羊饮水。那地方的饮水井可深啦，用一个帆布兜子，吊下一根长长的绳子，提半天才能提起一兜水。水倒在槽里，羊群你争我夺地喝水，每次起码得吊起百来次，才能把几百只羊饮够。等羊喝足了水，她已累得坐倒在地上，不能动弹。 生活在草原上是苦极了。娜木罕要到五里外去打水，赶一架小驴车或是拿两个小木桶搭在马背上，到井边打来水。两桶水仅够做点吃的，再就是洗洗脸什么的。下乡的六年里，她没有洗过一回澡，也没洗过几回衣服，白茬子皮袄变得油黑。 草原上的冬天常常降温到零下30几度，刮起的大风雪，有时就像下大雾似的，看不清远处的东西。当地牧民把这种大风雪叫做“白毛糊糊”。就是顶着这样的大雪，也还得赶着牛羊出去，因为羊吃不到草就会饿死。 这种风雪天赶着羊群出去放牧是最苦的。娜木罕只能一个人出外放牧。她很害怕，推着头羊在前面走。大雪把草埋住了，风打得头羊睁不开眼，娜木罕就给它戴上准备好的墨镜，用绳子把墨镜拴在头羊的脑袋上。羊群就是这样，头羊在前面走，其他的羊就会不顾一切地跟着走。 因为这样，娜木罕的脸上冻出一块块的冻疮，连着好多天也不痊愈。到了夏天，天再热，她也得外出放羊，大草原上无遮无掩，整天晒着毒日头，脸上又暴脱了皮。几年下来，她的一张脸就全给损坏了。过了几年后，娜木罕从草原回到家，她的父亲与弟弟根本就认不出她了！ 但是，正是这冷寂的大草原，渐渐治愈了她因母亲猝死而伤痛的心。她的心情才渐渐平息下来。大草原是那么地广阔无边，牧民是那么地淳朴，她觉得大城市还不如草原可爱自由。 她自愿放逐自我，情愿过这种苦行僧式的艰难生活。但她不是无生命无感情的人。在那种几十里才有人家的荒凉地区，她却是一个人生活，过的就像是荒岛上的孤独生活，有时连着几十天见不着一个人的面，说不上一句话。 白天，娜木罕一个人赶着羊，在草地上，在山坡上，她会使劲地唱起歌，使劲地喊叫着。反正四周没一个人，不会有人说她唱得好听或难听。她是为了宣泄心中的寂苦，才这样唱和喊的，只有这样，才能让心中的寂寞稍减一点。 在草原上没有路，只有牛车压出来的两道深深的车辙，弯弯曲曲地伸得很远。她有时呆呆地几个小时望着这车辙，如果看到那车辙的尽头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就会激动万分，心想那也许是一个人。她可以见到一个人，可以与他（她）说说话，听他讲点外面的事了。 娜木罕好久没见过人了，数着日子已经到了春节，她格外地想家，想见到人，什么人都行。那天，她坐在山坡上，托着下巴呆呆地看着车辙，突然，看到了一个小黑点，出现在车辙的尽端。 她的心里猝然涌起一股狂喜，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小黑点一点点地大起来，想着那人也许是因春节快到了，特意来探望她的！ 过了很久，那个黑点才近到眼前，是个骑在一匹马的男人，呵，怎么有点像父亲？她一下子觉得全身都被喜悦软化了，真是父亲！她大声喊叫一声，什么也顾不得了，连滚带爬地往山下来，哭得眼泪都来不及抹了。 原来，父亲这次是特地带着弟弟来看望娜木罕的。他们到了大队，大队干部说找个马车送他来，父亲等不及了，就骑了一匹马奔来了。父亲与弟弟到了挪木罕的放羊点，与她在一起放了三天羊，这样，一家三日在茫茫大草原上过了年。 吃尽了百般苦的娜木罕成了大草原上了不起的人物。她本是为了逃避尘世的喧嚣，才躲进了荒原。但她的吃苦耐劳精神却感动了当地的牧民。他们觉得这样的好姑娘，比牧区的姑娘还要能吃苦，很了不起。 牧民们一定要推选她作为内蒙的优秀青年，到北京去参加会议。娜木罕成了一名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四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回来后，她当上了大队副支部书记。但她不喜欢当干部，还愿意放她的羊。 就在这时候，知青已一批批地招工了。娜木罕对招工不感兴趣，她倒是对读大学十分神往。那时也有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她对公社领导说，能不能让她去读几年大学，如果需要她还可以再回来工作。但是，公社领导却说，不行，你不能走，你是我们的一面旗帜，需要你留在这里。 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了。娜木罕想读书，她又去找公社领导，软磨硬磨，说了好几回，那位领导才说：“好吧，给你一次机会，如果考不上，以后就别再提这件事了。”她高兴地说：“行，只要给我一次机会，我就满足了。考不上我不会再考的。” 娜木罕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放牧时就拿着从家里捎来的旧课本，一边跟着羊一边看书。羊吃稳了，她就坐下来看书。到了晚上，草原上没有电灯，她就把墨水瓶盖捅个眼儿，用铁皮包个小捻塞进去，做成了小煤油灯，坐在这个小灯下看书，一直看到半夜过。 她原先对理科十分喜欢的，但理科扔了那么多年，捡起来很难了，她就考了文科。这一考，就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 录取通知书下来。她看着那张薄薄的纸，眼泪落了下来。当地的牧民都为她考上大学而高兴。临到离开草原时，牧民们成群结队地来送她，送了一程又一程。还有她养的那条狗，围着她转了一圈又一圈，连她常年骑的那匹马都哭了。 当时她对牧民们说，只要分配时她能回来，她还会回到草原上来工作的。以后，上大学也好，参加工作也好，她仍对大草原怀有最美好的记忆与牵挂，那茫茫无际的广阔天地一直牵着她的魂，占据着她心底很大的一块空间。 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后，娜木罕留校工作，因她的档案中有一份光荣，于是领导上就把她分到组织部工作。她不喜欢做那里的工作，因为工作要与人周旋，打交道，要学会圆滑地处理一些复杂的工作。她觉得自己不是那份料，于是就再三向组织上申请，要求调动工作。 不久，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成立，她自愿做了一名编辑。她喜欢做这份工作，小时候，她就常看着当编辑的父亲趴在桌上改稿，不时还给她讲这篇稿子为什么要这样改。当了编辑的娜木罕承接父亲未竞的工作，感到这是十分自然与光荣的。 她的母亲早已去世，而父亲也在前几年去世。现在，她在北京，每年清明节时，她带着弟弟的嘱托去给父亲扫墓，而弟弟则在内蒙，带着她的托付为母亲扫墓。娜木罕如今对自己的清苦工作与平静生活感到很满足。她别无所求，只是当人们问起她的脸，问起她的往事时，她平静的心态才会泛起一层波澜。毕竟那是她一生最难忘的事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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