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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没有文学，没有艺术。那时候，除了反反复复的“样板戏”和《地道战》之类，几乎没有电影。因此，我曾看了好几遍《列宁在一九一八》。有一个情节使我总是不能忘怀。列宁被刺后，高尔基去看他，他说：“我们的争论终于有了结果，我身上现在还留着知识分子的子弹！”高尔基满面羞惭地低下了头，我的心却“咯噔”一跳，我不知道这句台词是艺术的虚构呢，还是查实有据，但那时候放这样的电影非常合乎时宜，恰好可以让“四人帮”一伙断章取义，惜革命导师的话打击知识分子。当时，我们这儿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卖身求荣者外，头上都冠以一个表示气味儿的贬词。 十年又十年，一出苏联新戏在北京演出：《红茵蓝马》。由苏联的导演来执导，剧中的列宁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袖形象，我强烈的感受是：这一次又是恰恰合乎我们的时宜了。在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如今从上到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甚高，并且还有一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政策。两个“列宁”，划开了两个时代！ 现在有一种说法：“老大靠了边，老九上了天。”知识分子在那个荒唐年月曾经被排行“老九”，并加上一个令人作呕的“臭”字。其实这也不是“四人帮”的独创，早在元朝时就有“九儒十丐”之说，知识分子也是排行“老九”，仅比乞丐强一些，倒数第二。而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则是“士农工商”，又居于各业之首。数千年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沉浮史。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毛泽东主席曾经借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古语来比喻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应该说，这一论述是精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于统治阶级，或人朝事君，运筹帷幄；或遁迹山林，愤世嫉俗，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天生我材必有用”为统治阶级所“用”。孔子的四处游说，李斯的叱咤风云，魏征的冒死谏君，杜甫的悲天悯人……其源盖出于一辙：“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不依附于统治阶级，得不到统治价级的赏识、重用，便不能发挥“士”的作用，就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无着无落，自然也就无法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作为历史的延续，近代、现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摆脱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五·四”以来的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和建国以来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依附于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承担了举足轻重的双重作用，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也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 按照近代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他们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又是国家政治实体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以其超越自身的济世胸怀、宽阔视野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拥有一席毋庸置辩的决策参与权，是“社会的良心”。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士”的后代，身上打着祖先的烙印，流着祖先的血，在他们为祖国而献身的时候，仍然像诸葛孔明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是一份珍贵的遗产，是一本充满魅力的书，是人类文明史的奇观，他们是一条既硬且韧的“脊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都未曾使它折断。倒伏！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历代的统治者们在如何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更有惨痛的教训，中国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统治阶级，自应对此作出远胜于前人的、最透彻、最公允、最明智的回答。 谁也不能否认，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以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在政治舞台上所创造的最辉煌的业绩。身为知识分子，他们当然比谁都明白知识分子的重要，即使在以武力夺取政权的年代，毛泽东也清醒地向全党。全军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呼吁，他明确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并且严厉告诫：“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这一决策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早已为历史所证实。建国之后，1956年，在毛泽东提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中国的原子弹，氢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上天以及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空前发展正是这一政策的威力的生动体现。 遗憾的是，这一正确政策未能一贯地坚持下去，从50年代后期就偏离方向，越来越“左”，知识分子被视为政治上异己的阶层，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无一例外地拿知识分子开刀。许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到了“文化大革命”又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斯文扫地，知识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打击，甚至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酿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文化浩劫，严重地打击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文革”后幸存的知识分子如惊弓之鸟。然而，他们的报国之心却并未泯灭，他们头顶着“两个凡是”、“两个估计”的阴霆，翘首以望春天的到来。 1977年，邓小平复出，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提出“一定要在全党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8年，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胆拨乱反正，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轨道并且迈开了新的步伐，使知识分子从沉重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漫长的寒冬宣告结束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党和政府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报效祖国的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井特别提出“中年知识分子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这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职业的自豪感，他们怀着“士为知己者死”的强烈冲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洪流。 近十年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翻身”了，心情舒畅多了，但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还有重重阻力。对知识分子传统的偏见还有深厚的土壤，一些人并未从思想深处清除“左”的流毒，未能认识到知识分子在四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有着严重的抵触情绪与平均主义思想，知识分子在工作、生活条件和物质待遇上还存在许多困难，在经济上还没有“翻身”。经济体制改革中，农、工、商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走在了前面，与知识分子拉开了距离。在改革中出现的这一新课题，迫使人们要思考，要研究，要解决…… 从政策的制定到逐级落实，毕竟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花费大量的气力和资金，还要冲破许多有形无形的阻力：有“左”倾思潮的残余，有世俗的偏见，有“合法不合理”的官僚主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迟迟不能落实。何况，有些中央精神还没有形成文件和政策，人家也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领会”和“解释”，而不去化为实际行动。涉及面极广的职称、工资、住房等等问题，历来是“老、大、难”，难倒了许多人！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现在提拔了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人们却发现比“外行领导内行”的时候更麻烦。令他昔日的同类咋舌！画家方成有一幅题为《武大郎开店》的漫画，妙不可言，说的是身高不足三尺的武大郎荣任了领导，声言：“比我高的都不要！”那么，曾在景阳岗上打死猛虎的你家兄弟如何处置？此画虽“漫”，其理不谬，君不见，一些人才被埋没，一些学术著作被冷遇，一些发明创造被压制，一些新生力量被扼杀，正是由于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店主”作祟！当了权的知识分子自然比局外人更了解“圈子”里的事儿，一旦“李白”整起“杜甫”来，手段更巧妙、更毒辣、更能击中“要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谁知道！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现在的中年知识分子，已经在坎坷中走过了人生的一半，很快就要度过他们身体和事业的最佳时期而进入老年，有一些已经在中途倒下，等不得了。1982年，优秀中年知识分子蒋筑英、罗健夫之死曾激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近年来，又有一批像张广厚、钟家庆这样的杰出人才相继谢世。 据《健康报》记者调查，仅1978年截止6月上旬，中科院已有8人病逝，年龄均在33岁至65岁之间，其中有5名是高级研究人员。 据数学所3月份的健康检查结果，该所的66名中年知识分子中，有31人程度不同地患有各种疾病，其中有两名早期肿瘤患者。 据《科学报》报道，1986年，中科院北京地区有38名科技人员去世，其中23名正值中年。 北京航空学院仅在7个月中便有7名中年知识分子死去，平均每月一条命…… 据《光明日报》报道，中华医学会对北京11个单位调查，发现中年科技人员患慢性病的占总人数的81.4％。北京两年来中年知识分子死亡434人，高于同期职工死亡率。另据1983年的调查，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是老年人的两倍多，近年又有上升趋势。无情的病魔对准了中年知识分子，一个一个地吞噬，这不能不引起全社会的震惊和深深的忧虑！我为这一连串触目惊心的黑色数字而万分痛心！ 据悉，国家体委科研所李力研对我国11个省市20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进行了体检调查、对两万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的近期死因作了统计，发现：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10年。据五年来的统计，他们的死亡平均年龄是58.52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68岁。在两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分子中，死于中年（40至60岁）的占61.42％。40至50岁之间是他们事业的黄金期，也是他们的死亡高峰期，31.84％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这个年龄段。接下来的一个年龄段：50至60岁，是他们死亡的第二高峰期，死亡率为25.84％。由此可见，我国有一大半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死于40至60岁之间。他们死亡的另一个特点是：专业职务越低，死亡的平均年龄越小。教授级知识分子的死亡平均年龄基本上与全国水平一致；副教授的死亡年龄是59.25岁，低于教授；讲师的死亡平均年龄只有49.29岁，又低于副教授。一个完全颠倒的阶梯！如此下去不知该怎样“接班”？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一位因病住院的中年知识分子，猛然发现在医院的大门旁新设了一个出售寿衣的商店，而且醒目地写着大字招牌：“中老年寿衣，品种齐全！”我的心惊悸了！这一行业的生意兴隆无疑是一个恶兆，中年人的“寿衣”已是热门货了，那黑字招牌搅得我久久不能安宁！ 中年知识分子问题，已经是一个紧迫的、特殊的问题，应该采取特殊的措施来解决，正如五年前陈云同志就提出的：对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不能“按部就班”地解决。“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中华民族是个极富有同情心的民族，对这个动荡不安的地球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我们曾经先后为援助越南、柬埔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曾经为救护非洲灾民而募捐，为尚未到未的亚运会大张旗鼓地搞了许许多多的义演、义卖、义展，却不曾为我们的知识分子“募捐”过一分钱，以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大概也很少有人知道，像陈景润那样的著名数学家现在还得用纸、笔演算而没有国际先进设备——计算机，因为“我们数学所买不起”！我们曾经为抢救大熊猫、为修复长城发动了千家万户募捐，连娃娃们都省出了买冰棍儿的硬币，惟独没有为我们的知识分子掀起过这样全民族的热忱。大熊猫是国宝，知识分子更是国宝；长城是民族的骄傲，知识分子更是民族的骄傲。在科学与文化已成为社会进步杠杆的现代社会，知识分子是我们在科学文化的激烈竞争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笔巨大财富，是用血肉和智慧筑起的一道新的长城！ 我们有昂扬的尚武精神，历来对浴血奋战保卫疆土的将士充满了敬仰，从50年代胳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到80年代传遍全国的“理解万岁”，显示了人民和军队血肉相连、息息相通，这当然是慷慨悲壮的。但是，我们还有另一支军队，知识分子的队伍，他们也在“打仗”，为了祖国的繁荣、强盛而作战，“出不入兮往不返”，“首身离兮心不惩”，毫不吝惜自己的血肉之躯，他们也是“最可爱的人”，也应该“理解万岁”！ 中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中心纽带，他们关系着四化大业的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要靠他们，老一辈的事业在他们手中延续和发展，下一代在他们的带领下成熟和开拓，他们是一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久经考验的“良种”。 一批优秀的中年知识分子相继为国捐躯了，活着的同伴们还在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这些人已经非“抢救”不可了！ 近年来，青年知识分子出国成风，人才外流的势头有增无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年知识分子的境遇所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80年代的年轻人和上一辈不同，他们有对自身价值的强烈追求，不甘心再走中年人的老路，他们也较少社会和家庭负担，不像中年人那样“故土难离”，便不约而同，一走了之。十年浩劫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青黄不接”，我们又用了十年培养的人才却纷纷“留洋”，那么，我们的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将交给谁呢？交给那些弃学经商、“长途贩运”、“转手倒卖”的人吗？当今世界，“知识爆炸”；明日寰球，群雄竞起，若欲取胜，凭的是知识，是智慧！改革大业，千头万绪，最重要最根本的是改革人的素质，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质量！正如中共中央在十三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人才的早夭和流失严重地威胁着四化大业，一代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命运影响了两代人，我们不能以民族的前途作抵押！ 一位做了几十年统战工作的老同志对我说：“现在经常开‘三会’：老年人的祝寿会，青年人的欢送会，中年人的追悼会！” 这是感慨，还是自嘲？我们的民族富有幽默感，非常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可以写入《笑林》的素材，但这“三会”的顺口溜却令人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是啊，我们多么希望开更多的“祝寿会”，愿我们的老一辈科技权威、文坛泰斗、讲台宿将、艺术大师都青松不老，寿比南山；愿我们的中年知识分子青春常在、生机勃勃，也出现众多的寿星，将来，都为他们庆祝80大寿、90大寿，纪念他们从事某项事业的多少多少周年，那将是知识的大幸，人才的大幸，民族的大幸！ 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知识分子是筑成新长城的中流砥柱！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抢救中年知识分子迫在眉睫！ 谨以本篇向英年早逝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敬重的兄弟姐妹们致哀，为活着的他们的同代人祈福！ 我亲爱的读者：当我拿到这篇报告文学的校样时，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文中那位大直径和特大直径无缝钢管轧机的发明者高建民，最终没能逃脱死神的魔掌。3月25日，他以45岁的年龄与我们永别了。这又是一位在新长征路上为国捐躯的烈士，可惜没有人给他烈士的称号！ 作者追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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